經濟發展加快社會階層流動

① 科舉制度真的促進了社會階層的流動嗎

科舉制度真的促進了社會階層的流動。

科舉制度具有相當的開放性和一定程度的競爭性，造成封建社會的人才流動」。有一些平民通過科舉考試可以上升為統治者；另一些官宦子弟卻因科舉失利而淪為平民。科舉制度推動了不同等級成員之間的流動，為歷代統治者甄拔了一批又一批的臣僚百官，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科舉制度是封建時代所可能採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選拔形式，它擴展了封建國家引進人才的社會層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層社會的人士進入統治階級。特別是唐宋時期，科舉制度正當發展成熟之初，顯示出生氣勃勃的進步性，形成了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一個黃金時代。

從總體上來說，史學界對於唐代的科舉制度基本上持肯定的態度，認為它為唐統治者招攬了人才，為社會下層民眾提供了新的上升通道，動搖了門閥制度，擴大了統治基礎，推動了文化的發展。

(1)經濟發展加快社會階層流動擴展閱讀：

科舉制度消極影響：

科舉制度導致官場腐敗。科舉制度隨著歷史車輪的推進，出現了科舉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親師的教育又造成了師門關系的盛行。這樣造成了嚴重的師門裙帶關系現象。

這些師門關系在官場中互相拉幫結派，並且官官相護。清朝乾隆年間的大貪官和珅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借著乾隆皇帝對他的寵愛而一手遮天，收受賄賂，富可敵國。而且就多次利用科舉考試的題目為餌收取考生賄賂的錢財。這就不利於國家建設一個公正、公平、公開的社會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場的黑暗和社會的混亂。

② 結合現實，談談當代中國的社會流動

中國社會流動的可能趨勢有三種： 第一，在國家經濟社會持續發展中，逐步形成公正合理開放的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其結構形態將從現在的「洋蔥頭形」———即底層很大但中間階層發育不起來，演變為理想狀態，即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第二，受到制度、政策改革不及時、配套的制約，和社會發展滯後於經濟增長的影響，成為病態的社會階層結構，其結構形態可能繼續保持現在的「洋蔥頭形」。第三，由於制度、政策改革出現重大失誤，經濟社會發展嚴重不協調，公正、合理、開放的現代性社會階層結構停止發育成長，從現在的「洋蔥頭形」退化為「蠟燭台形」———最底層越發龐大，自底部往上就一路孱弱始終無法壯大，中間階層不大，頭也不大———的畸形社會形態，一種瘦弱無力的社會骨架，根本無法支撐現代化發展。那麼，如何促進社會流動合理化，使社會階層結構逐步成長為一顆美麗飽滿的「橄欖」，而不是退化為畸形的「蠟燭台」？陸學藝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三項政策建議：第一，消除戶籍、就業、人事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礙，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縮小農民階層。第二，通過政策和制度建設，鼓勵社會成員奮發努力，發揮後致性社會流動機制的作用。加快培育社會中間階層的成長，促進社會階層結構形態向橄欖形轉化。第三，實行社會流動和社會評價中的績效原則，建立公平的競爭機制，並實施有力的監督機制來保障社會公平的實現。

③ 指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階層流動得特點

1．農民階級的分化拉開了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序幕
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的低成本勞動力，同時政府更加註意保障農民權益，農民可以更加自主的分配生產和擴大流動范圍，進城務工經商成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首選渠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研究數據表明，2010 年中國全國農民工總數已超過2.4 億，其中新生代農民工佔有60%。龐大的農民階級迅速分化成了農村基層管理者、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和農民工階層等若干個階層；第一產業從業人數明顯減少，但原有的城鄉和貧富差距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不同階層和行業收入分配差距日益顯現。
2．城市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
改革開放後，現代企業制度的確立及產業結構的升級，加速了工人從公有制企業向非公有制企業流動的進程，工人階級散射狀分化明顯，工人由此分化成各種所有制企業員工包括：私營企業職工、公有制企業職工、外資企業工人和農民工等階層。但是，不同地區和行業工人的收入差距很不均衡；工人階層隊伍數量發展壯大，質量明顯提高。由於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發展以及科教興國戰略的支持，知識分子隊伍不斷壯大，工人的技能素質不斷提高，專業技術人員不斷增加，我國的工人階級也開始由以體力勞動為主向以腦力勞動為主轉變，出現了各種科學技術人才和企業管理技術人員等社會階層。
3．知識分子階層的變化
知識分子數量迅速增加，整體素質明顯提高。知識分子擁有較高的知識水平，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起著重要的支柱作用。自1977 年恢復高考以來，國家一直把科教興國、人才強國當作重要的國家發展戰略，每年培養了大批具有大中專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識分子；然而多數知識人才收入水平偏低，社會急需的專業型人才匱乏。由於高校擴招等原因，導致大學生群體每年以成倍數量遞增，已經嚴重超過市場就業崗位的需求，然而多數大學生缺乏吃苦耐勞的精神，致使大學生群體就業困難成為了國家的棘手難題。而另一方面中國的專業技術人才卻嚴重短缺。因此，國家需要不斷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以不斷適應市場人才資源配置要求，建立健全人才的培養和開發科學機制。

④ 如何打破利益固化，實現社會階層的上下流動

1、改革基抄本經濟制度、提高全襲要素生產率、包括國資國企改革(理順國企與出資人關系以及國企內部關系，提高國企運行效率)、財稅體制改革(理順中央和地方政府關系，減輕企業稅收負擔)、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簡政放權、強化市場)和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從貿易開放到投資開放，從製造業開放到服務業開放，探索負面清單管理)四大關鍵領域。

2、改革人口和戶籍制度,改善勞動力供給,包括放開「單獨兩孩」,逐級放寬戶籍限制等。

3、改革金融體系,改善資本供給,包括理順價格(利率和匯率市場化)、健全市場(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新國九條)和深化開放(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等。

4、改革土地制度和城鄉管理體制，改善土地供給，重點是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推進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

5、必須適應時代的變化和國家現代化的總進程，從各個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保持國家治理體系的有效運轉，在著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上下功夫。既要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要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

⑤ 如何打破利益固化，實現社會階層的上下流動

2014年9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長篇通訊《社會底層人群向上流動面臨困難》，提出一個疑問：窮會成為窮的原因，富會成為富的原因嗎？文章感嘆，貧富差距加大的趨勢日趨嚴重，「階層固化」所導致的嚴峻社會現實已經擺在我們面前，再不可漠視。如今這篇文章再次被媒體引用，11月3日的《廣州日報》繼續對階層固化現象表示憂慮。

當前，高房價、就業難、貧富差距加大等社會問題日益突出，社會階層的分化也正在加劇。一些底層民眾經濟上貧困，「先天不足」使他們拼不過資本、拼不過權力、拼不過「關系」、拼不過聲望，他們勤勞卻不富有，他們有理想卻沒機會，他們渴望認同卻屢屢碰壁。從戶籍制度到財富分配機制，從行業潛規則，到升學就業買房，到處都有看不見的「天花板」橫亘在他們面前，底層人群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小，上升的通道幾乎被堵塞，他們被固化在社會底層。

然而，位於上層的利益既得者在權力和財產權上占據著壟斷地位，他們千方百計地讓自己的後代承襲著權力和財富。「官者」可以利用自身資源優勢讓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多的就業機會，「富者」可以通過財富的傳遞，讓自己的孩子過上富足的生活。當前，社會的分層已經是客觀的現實。

分層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階層的固化。如果隨著社會的發展，每個人都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和希望，那麼整個社會就會充滿活力、充滿希望。而現在，底層民眾的希望幾乎破滅，路是越走越窄，這對於整個社會來說，無疑是相當危險的。

如果社會階層繼續固化就會帶來兩大惡果，一是整個社會流動陷入僵化，長久下去這個社會將失去生機和活力甚至出現斷裂。二是對立情緒日益激化，如果矛盾不能及時有效的化解，社會關系隨時可能擦出火花。

其實，無論那個階層的人都是現代市場經濟的主體，他在接受市場資源配置時，就應該要體現現代市場的平等、公平、競爭和開放性的特點。顯然，社會階層固化與市場經濟是格格不入的，這樣下去會阻礙市場經濟的發展。在一個民主開放的健康社會里，每個人都不應該命中註定要在祖輩的身份和影子中繼承其角色，定位終生。

「階層固化」的社會是一潭死水，當底層民眾失去改變命運的希望，當富裕被壟斷，貧困被世襲， 社會情緒的對立與仇視就難以調和，社會的穩定便難以維持。因此，打破階層固化，捍衛公平正義勢在必行，也是當務之急。

⑥ 如何通過教育促進社會階層流動

有關寒門子弟可能遠離一線大學、教育不公或許阻礙窮二代向上流動的討論，近期再次引發了學界對「中國社會是否存在『階層固化』」的關注。知識是否還能改變命運？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篩選機制在多大程度上同社會的公正公平相關？ 「階層固化」折射改革尚不徹底 馬西恆 近年來，「階層固化」趨向成為引發中國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階層固化意味著社會成員在不同階層之間的地位流動受阻，個人的後天努力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底層群體向上流動的通道被堵塞，也就是說，不同社會階層的成員構成趨於穩定，社會不平等結構被原樣復制。從學理上說，階層固化在中國社會是否存在，其普遍性如何，還需要扎實的實證研究來證明。社會的階層結構一旦固化，公平正義勢必遭受損害，社會的發展活力與秩序和諧將面臨挑戰。因此，我們不能不追問，是什麼因素促成了公眾對階層固化的感受？筆者認為，在表層，這與全球金融危機、房價畸高等因素增加了中低階層的生存壓力有關，也與一些「官二代」、「富二代」的不當行為導致社會階層沖突增加有關，而在深層，這更與當前發展階段的新形勢與不徹底的體制改革發生激烈碰撞緊密相關。階層固化至少是一些體制性因素導致的客觀存在。 首先，市場引致的財富分化進入代際傳承期，相應的調節措施卻尚未建立。經濟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帶來了一個競爭時代，市場競爭優化了資源配置，激發了發展活力，促進了工業化、城市化的大規模推進。這個過程既促進了資源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也帶來龐大的階層流動機會增量，從而打破了原來的階層邊界，使不同的社會群體共同受益。但與此同時，這個過程也是一個收入分配快速分化的過程。改革開放30多年，人們基於經濟收入形成了新的階層位次，中國社會的收入差距已位居全球前列，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已遠遠超出0.45。也恰恰是這30年，中國社會已基本完成創業階段的財富積累，由收入分化帶來的經濟分層開始進入代際傳承的新階段。新一代的階層流動需要起點公平，但我們用以調節收入分配的所得稅制度尚不完善，可為底層群體發展提供助力的資源基礎極為薄弱。由此，上一代形成的收入差距逐漸轉化為新一代社會起步的不同起點，相對於貧困家庭的子弟，先富人群的子女先天擁有財富上的優勢，並逐漸轉化為教育、職業等社會優勢，底層群體的向上流動受到擠壓。 其次，社會體制中的身份彈性趨近極限，農民工繼續發展面臨「天花板」。計劃經濟時期的社會體制依據家庭背景界定政治身份和戶籍身份，進而決定個人階層地位，由此形成了農民、工人、幹部等相對固化的階層結構。改革開放之後，勞動人事制度改革和城鄉之間的資源流動打破了原有的階層邊界，促進了不同階層成員的自主流動。在城市，工人和幹部之間的身份差別明顯淡化。在農村，大批農民得以進廠、進城。相對於原來靜態、剛性的身份制，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規模不斷擴大，工人、農民改變自身地位的機會大大增加，2億多農民通過進城務工經商成為「農民工」，其生活水平和經濟地位得到很大改善。但是應該看到，體制內的工人與幹部身份並未完全打破，戶籍制度和依據戶籍人口分配社會福利的傳統體制仍然維持，農民的地位改變其實只是農民內部分化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2億農民工難以真正融入城市，沒有戶籍的流動人口也難以在流入地獲得公共服務。這表明，原來的身份制只是因市場經濟發育而增加了彈性，而真正的藩籬仍然存在。隨著二代農民工的生成，農民在城市難以紮根的事實被明確感知，社會體制彈性空間的極限也就浮現出來。 第三，多元社會的資源配置缺乏公平博弈，中低階層難免遭遇「社會排斥」。經過30多年的改革發展，相對於改革初期的生存需求，社會成員的發展性需求開始得到釋放。市場經濟和社會體制的彈性帶來分配方式、就業方式、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多樣化，一個利益主體多元的社會格局已經形成，而多元主體的繼續發展都需要教育、醫療、就業與保障等公共服務的支持，需要公共資源真正實現對不同區域、不同人群的公平覆蓋，這又無疑呼喚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公共參與和公平博弈。但是這樣的機制和平台卻遲遲未能建立，導致一部分人群在事關自身利益的資源配置中面臨「權利缺位」。農民對鄉村教育資源配置有何具體需求、對醫療服務的均等化如何期待，流動人口對住房問題的解決有何意見，似乎缺乏關注。如此，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就難以真正得到落實。於是，公共資源配置就向優勢階層、優勢地區傾斜，中低階層遭遇的「社會排斥」就不斷出現，對其實現向上流動至關重要的教育公平、就業公平就一再成為問題。 第四，公共權力運行的約束機制依然匱乏，某些優勢階層通過尋租市場形成結盟。我們說改革是社會利益格局的大調整，其背後的實質是社會權利分配的大調整，相對應的就是對公共權力的改革和重新建構。

⑦ 與美國教育相比，中國的教育在促進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方面，是更公平還是不公平

各有各的問題：美國教育公平主要受到資金欠缺影響，中國則受到教育資源配置失當的影響。

------------
教育與社會階層流動的關系
【摘 要】以美國和中國為考察對象，對教育與社會階層流動的關系進行現象學分析，探討教育與社會階層流動關系的解釋取向，並分析影響二者關系的具體因素，以促進社會階層的公平流動。

【關鍵詞】教育 社會階層流動 關系

社會分層研究是現代西方社會學界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此研究源於社會學家對社會差異現象的關注。如果將社會分層看成是一種靜態結構的社會現象，那麼與之對應的動態結構則必然要歸屬於社會階層流動。正因為社會階層流動，才不斷地形成不同的社會層級。然而，自工業社會建立時起，教育系統便參與到勞動領域中人員的篩選、培訓中，與成人的職業、經濟、地位、社會流動密切相關，從中可以看到教育與社會階層的流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一、教育與社會階層流動關系的現象學分析——以美國和中國為考察對象
社會階層的垂直流動率是衡量現代社會開放性的主要指標，社會流動率越高，社會開放性程度也就越高。美國和中國，作為世界政治、經濟、文化大國，在國際舞台上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共同分享著社會開放帶來的良果。但是作為分屬不同社會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和文化體制都有著特殊性的國度，其社會開放、社會階層流動以及教育在其中發揮的作用都有著各自的特殊性。因此，在本文中以美國和中國作為考察對象來對教育影響社會階層流動做現象學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美國
社會流動是個體在社會中兩個不同階層間轉移的現象。美國素來被稱為「機會之地」。人們在不依賴家庭背景的情況下，也可以在遵守社會規則的前提下，通過努力在經濟及社會地位上提升自己，實現向上的社會階層流動。在美國，不同的職業經濟收入迥異，以經濟收入為單一標准，可分為五大社會階層：上等階層，以在政治上活躍為主要特點；中上階層，以普遍高學歷為主要特點；中下階層，以作為社會主體、流動率最高為主要特點；工人階層，以工資低、工作條件差、安全性低為主要特點；低等階層，以無家可歸、靠福利生活為主要特點。
美國自「二戰」以來，就一直在教育上力圖通過政府幹預的方式保護弱勢群體，為其克服先賦不足、實現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創造條件，重點體現在《退伍軍人權利法案》和兒童教育發展「先行計劃」的頒布和實施上。在《退伍軍人權利法案》中提到為退伍軍人進入大學深造提供學費補貼，保證並促進教育公平，這一法案實施取得了非常積極的社會效果，主要表現在高等教育的機會向社會各階層、各年齡段敞開，大量少數族裔及貧窮白人的退伍軍人受益於這一法案，在高等教育或專業技術培訓的機會下成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高級專業人才，如工程師、教授等。他們不僅為美國的戰後經濟作出了重大貢獻，也成功地實現了向上的社會階層流動。而受益於「先行計劃」的兒童，在學前班的智力測驗中表現突出，在初等學校的算術、閱讀的測驗中取得更好的成績，從高中畢業後，表現出更強的自尊心和職業抱負，這些無疑促進了美國低層階級向上層社會的流動。
但是，近年來，為美國社會流動機制保駕護航的教育體系出了問題，使得社會流動受到破壞。由於國內條件的變化，主要以政府撥款為主的「先行計劃」受通貨膨脹等因素的影響，出現了一定的資金缺口，無力再有針對性地為低層次家庭孩子服務。同時，曾作為社會正義推動力的大學，其公平性卻在市場經濟面前遭到了侵蝕。高昂的學費使得低層次家庭對於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願望只能化為泡影。更多的處於社會底層的孩子盡早地結束了學業，擔負起賺錢養家的責任。然而，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個人職業與其所受教育密不可分，受教育程度對個人職業以及社會階層將起到直接的決定作用。
（二）中國
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地域文化源遠流長，因而，在談及中國教育對社會階層流動的影響時，必定免不了和古老中國的文化發生聯系。自古以來，就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等一系列古人對教育與社會階層定位的定論。又有「學而優則仕」、「官本位」等教育與職業傾向以及職業與社會層級地位的定論。不難看出，它們都與「學」即教育發生著聯系。所以在中國，受教育程度對社會階層流動產生著重要的影響。
在當代中國，隨著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發展引起的社會經濟運行方式的變化，社會分層體系以及社會成員的地位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在教育促進當代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的層面，首先，作為個體獲得技術資源及文化資源的主要手段，與其他手段相比，教育有更強的公平性。其次，獲得教育資源的途徑是接受中高等層次的教育，與獲取經濟、組織資源相比更加容易。再次，文化、經濟資源之間越來越大的相關性使得教育能夠成為個體獲得更多經濟資源較為有效的手段。然而，反觀教育對社會階層流動的不良影響的層面，教育不公平則成為階層流動受阻的重要因素，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教育起點機會不均等。根據恩格爾定律，家庭收入與支出除滿足基本生活需求之外的成本正相關，即與家庭收入與教育支出呈正相關，那麼很容易發現，家庭收入的高低與受教育者將進入何等質量體系的教育是一致的。第二，受教育過程機會不均等。受市場經濟的影響，各方面社會資源，包括教育資源，在配置層面上，必然會發生向發達地區和優質學校的偏移，而那些偏遠地區以及欠發達地區在享受教育資源配置時會發生一定的失衡。這就使欠發達地區的受教育個體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由於資源分配的問題，與發達地區相比會有某種天然的差距。第三，發展的機會不均等。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畢業後大都選擇就業，而學校的課程設置往往是適應升學的，這在無形中為中上階層創造了機會而阻礙了下層階層的發展。同時，低收入家庭很難滿足子女特殊天賦的發展，阻礙了其通過特殊天賦提升自己的途徑。
二、教育與社會階層流動的關系的解釋取向
在談及教育與社會階層流動的關系，並將其與市場化進程相聯系時，我們會看到，自致性因素對於社會階層結構的建構作用逐步加強，而教育則被稱為是自致性因素的最好度量。但是，教育能促進社會階層的良性流動，也能為其帶來不良的後果。二者之間的具體關系可從兩個方面來考慮。 自社會學經典時期起，教育與社會階層流動之間的關系便有了理論上的爭論，主要代表人物是塗爾乾和韋伯，塗爾干認為教育重整社會階層，起到了社會化的作用，是功能理論的主要觀點；韋伯則認為教育復制社會階層，起到了社會選擇的作用，代表了沖突理論。
功能理論認為，工業化社會中，社會分層對教育的需求取決於不同職業地位對不同技術的要求，教育滿足了不同職業地位對技術的要求，同時也促進了人的社會化，在社會化過程中，社會等級的公平競爭理念被內化。此外，教育作為社會大系統的一個部分，對社會整體發生著一定的作用。人們通過獲得不同的教育層次，從而進入不同的社會層級。所以功能理論強調教育促進社會階層的重整和流動。
沖突理論認為，教育在社會分層中的重要體現，在於不同的身份團體以其內部文化作為甄選標准獲得職位壟斷，該文化選擇過程以教育為手段。以新馬克思主義者為代表的沖突論者認為，教育促進階級價值的傳遞，使得現有的社會階層結構合法化、持續化。因而，該理論對教育與社會階層流動之間關系的解釋主要傾向於：教育作為產生階級不平等的機構而存在，不但不利於社會階層的流動，反而還是社會階層的強化和復制者。
三、影響教育與社會階層流動之間關系的具體因素
通過以上探討，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以美國為代表共享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西方國家，還是以中國為代表的在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之下的國家；無論是從功能理論出發還是從沖突理論出發，教育與社會階層流動之間存在互相影響的關系都是毋庸置疑的。究竟是什麼具體性因素在不斷地影響著教育與社會階層流動之間的關系？對此，可從如下兩個方面進行剖析。
（一）家庭社會階層對教育與社會階層流動關系的影響
教育具有特殊性，不同社會階層的家庭對其子女的受教育機會一直存在著影響。表現在：
1.家庭經濟情況會影響受教育機會。多項研究表明，經濟資本對學業的影響隨著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增強。尤其是高等教育開始實行收費制以來，家庭的經濟水平更明顯地影響了其子女的受教育機會。因此，教育機會的增加也同樣是不平等的，家庭經濟的不平等也會導致其子女接受教育的不平等，從而受教育者對所需教育層次得不到滿足，進而影響受教育者社會階層的流動。
2.受家庭教育觀念的影響，處於不同社會階層的家庭對教育的價值持有不同的態度。研究發現，文化水平高的父母，因其教育價值觀念而對子女有較高的價值期望。一般說來，高社會階層的家庭，其父母一般有較高的受教育程度，能夠對其子女接受教育的邊際收益率即回收率有較為客觀的認識。而低社會階層家庭的父母往往受教育程度較低，在其子女接受教育時，往往要考慮其消費成本及機會成本，且往往容易對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景估計不甚樂觀。
3.教育不僅能給國家帶來巨大收益，更能為個人及其家庭帶來利益。作為子女的撫養人與監護人，父母總會想對子女包括教育在內的生活的各個方面作最好的安排，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競爭已經不僅僅是個體能力的競爭，往往也是不同家庭的競爭。
（二）社會文化屏障對教育與社會階層流動關系的影響
社會文化屏障是指社會中身份、地位不同的群體，在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以及文化追求上有所不同，文化同質的群體成員在互動過程中會漸漸形成自我文化保護意識，在這種意識的驅使下排斥其他階層的人進入，起到保護該階級現有成員利益的作用。社會文化屏障可以通過外顯或隱藏兩種方式保護該階層而排斥其他階層。在分析社會文化屏障時，一般會涉及精英階層和非精英大眾階層。精英階層可以向大眾階層發號施令，一般他們會共享群體意識、凝聚力和共謀這三大核心要素。這三大核心要素即為文化屏障的表徵，正是該原因阻斷了其他階層向這個階層的流動。在談到教育層面，即使是受教育個體接受到能夠進入精英階層的教育層次，即已經獲得足夠的文化資本，也還必須達到很多其他方面的要求，才有可能真正進入該階層。
如果說把經濟資本是區分貧富的象徵，那麼文化資本則可以看做區別不同階級的指標。而且，文化資本不僅給一代人帶來影響，更為重要的是它具有再生產性和繼承性，因而不同階級往往通過不同的文化資本來體現其差距。由於整個精英階層共享著同樣的一套文化，他們也就迫切地需要保持該文化的穩定性。但是對於個體來說，教育仍舊能夠起到逾越文化屏障的功能。總體上看，國家對於教育的規劃與調控還是能夠促進大眾階層的社會流動的，而這樣必然會對「總體性精英階層」造成威脅，在這一階層無法對教育進行改變時，便會通過他們的資源對勞動力市場加以控制，把高薪職位變成一種稀缺資源，由此加強對精英團體文化穩定的保護和鞏固。這會消減教育在社會階層流動上的影響，而不利於社會階層的正常流動。
四、教育促進社會階層公平流動的機制構建
以上通過對教育與社會階層流動在中美兩國實際表現的分析，加之對二者關系的解釋取向和相關影響因素的探討，我們對教育與社會階層流動之間的具體互動關系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但就教育該如何促進社會階層公平流動的面向上來看，還得回歸教育的本質。我們一般認為教育是人的社會化和社會個性化的活動。由此，以人的社會化和社會個性化為出發點進行有關教育促進社會階層公平流動的機制建構則大有裨益。
（一）建構合理的社會化機制，促進社會階層公平流動
教育活動的實施對象是人，故而教育的社會化機制，即為教育對人的社會化過程，在此點上則又重點表現於教育內化機制的建構。所謂教育的內化機制，主要是指人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能對其所處環境下正確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以及社會理念有一定的認識，並通過一系列的理解過程對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方式產生相應影響。從社會實際出發，就教育內化的具體范圍而言，這又主要表現於區域性社會價值觀念、學校辦學理念、師生關系取向以及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交際狀態等。因而，檢視教育的社會化機制是否合理，便可以此為藍本。從具體的操作性層面上來說，建構以倫理道德基本規范為基礎的地域性社會價值理念以及正確的辦學觀、師生關系觀、學生交際觀則顯得尤為重要。 一種以崇尚人倫道德為核心的價值理念必然會在本源上對「金錢至上主義」、「功利主義」等惡性觀念進行排斥。將此觀念放置於教育的始末，則對教育管理部門與學校間以及學校與學校間都會產生影響。具體表現在，教育管理部門會以公平教育理念作為教育政策制定的出發點，以提升公民素質、發展公民潛能為教育目的，保障社會中每一個體都能平等共享教育成果；在市場化的當下，學校與學校間將會自覺摒棄惡性競爭，不僅會主動放棄對優質生源的爭奪而且還會杜絕刻意對不同智力條件學生進行分層這一現實的發生，而是將所有學生都囊括於內，積極主動地為他們營造一個平等、自由、博愛的優良學習環境。此外，通過積極建構以人為本的辦學觀、健康的師生觀和學生交際觀，師生之間的關系將能擺脫庸俗雜念的桎梏，教師當會平等地對待每一名學生，而不會因天資稟賦差異或政經社會差異對不同的學生進行差異性對待。這對於學生的人格塑造、學識儲備等有著深遠的影響。同時，學生與學生間交往亦不會因出身家庭背景和政經社會差異而產生隔閡，在交往中積極主動打破社會文化屏障，不同群體間產生正負極磁性吸引，從而呈現良好交際狀態，這對他們社會人脈關系網路的塑建也會產生重要影響。
由此可以看出，合理社會化機制的構建，不止會在宏觀層面上對教育政策產生重大影響，還會對中觀意義上的校園學習環境的營造發揮著重要作用，亦會在微觀人際交往中折射出內隱性功能。而此種公平性教育政策、以為人本的辦學理念、積極健康的群體交往對於社會階層朝著公平價值取向上的流動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建構合理的個性化機制，促進社會階層公平流動
如果說教育的社會化功能主要通過其內化機制引導社會階層朝向公平取向上流動，那麼教育的社會個性化功能則主要表現在教育的選擇機制上。這是因為個體通過教育過程的層層篩選，將會被分配至不同辦學定位的學校進行深造，而這其中個性化的辦學理念和專業發展在人的個性化形成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面對教育的選擇機制，於社會階層的流動而言，可謂挑戰和機遇並存。所謂挑戰，則是由於教育選擇機制的不合理，而形成針對於某一個或某幾個特殊的利益階層而設的態勢，進而導致社會階層固化；所謂機遇，則說明教育的選擇機制能面向所有社會群體進行公平抉擇，可成為某一社會個體由低社會階層向高社會階層邁進的合法性渠道。面對此情況，積極尋求合理化的教育選擇機制，防止階層固化，對於社會階層公平流動有著重要意義。
從具體選擇機制的構建來看，積極建構合理的升學、就業機制對於發展教育選擇機制的內涵尤為重要。在升學機制的面向上，教育管理部門應徹底摒棄「一考定終身」的異態升學理念，努力尋求以測試學生綜合能力為導向的升學機制，進而保證對人才的合理分流以及個性化培養。同時，還應加快落實異地考試制度的建設，以避免因學生政經稟賦的差異而對教育的公平選擇造成不良影響；在就業機制的面向上，勞動管理部門應積極建立應對「學歷歧視」現象的懲罰機制，以敦促各用人單位在選用人才時破除有關「985」、「211」和一般大學學生的分類界限，保證學生能在同一起跑線上與他人競爭。此外，教育管理部門應加強對各學校辦學定位的干預，同時各學校自身對其辦學定位的走向應有自覺性認識，從而盡早走出「普通學校不普通，職業學校不職業」的困境，以保證教育上的「人盡其才、物盡其用」，也為學生能日後邁向更高社會層級充盈更豐富的學識儲備和打下更堅實的能力基礎。
【參考文獻】
[1]劉艷.論教育對二戰後美國社會階層流動的影響[J].學術論壇，2007（1）
[2]呂新強.教育與當代中國社會階層變動[J].教育導刊，2005（12）
[3]馬爾科姆·沃特斯.現代社會學理論[M].香港：華夏出版社，2000
[4]喬娜森·特納.社會學理論的結構[M].香港：華夏出版社，2006
[5]楊志順.教育與社會階層結構的互動關系分析[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7）
【作者簡介】易 鵬（1989- ），男，湖南澧縣人，廣西大學教育學院2011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⑧ 商鞅變法有利於社會階層的雙向流動嗎

商鞅變法來有利於社會階自層的雙向流動。
商鞅變法獎勵軍功，建立二十等爵制，使得：有軍功的農民可以得到官爵成為中小地主；按軍功定尊卑，廢除世卿世祿制度。
二十級軍功爵位制度既是順應歷史潮流，也是當時奴隸制度向封建制度轉變下社會發展的產物，順應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全新的封建制度保證了秦國最終戰勝了其它對手。
二十級軍功爵位制度是封建制度下，俸祿製取代世祿制的產物，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將官員等級評定建立在其客觀貢獻的基礎上，在當時具有不可比擬的先進性和民族性，極大鼓舞了人民的進取精神。
不過在秦代統一天下之後，以軍功選拔官員的方法，其積極意義已遠不如統一前了。強化武夫當政的制度，對於要完成統一天下的任務是十分有必要的。但在統一之後，社會基本安定，就需要有善於治理國家、發展經濟的人才了。這時還是照過去的辦法，只重視武力，從軍人中選官，按軍功定級，使大量能怔慣戰的軍人擔任各級官吏，只會激化社會矛盾。
二十級軍功爵位制度凝聚了祖先的智慧。不論在秦和漢時期，它都激勵著人們去建功立業。祖先的尚武精神是我們值得繼承的一大筆精神財富。

⑨ 影響中國社會階級流動的因素（社會學問題）

可以看一篇論文，專門講這個問題。作者姜力，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版社會科學版）。題權目就叫《轉型期影響我國社會階層流動因素分析》。下面是摘要。

「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頻繁劇烈的社會階層流動對社會發展和未來的政策取向具有重要的影響.導致社會階層流動的主要原因是來自於體制轉軌進程中的制度政策變革、社會生產力發展進程中的經濟社會結構演進,其中,所有制改革、分配製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及身份制度改革是重要因素.而個人成長過程中的先賦性與後致性因素對社會階層流動也具有重要影響.這些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就是階層流動機制呈現出市場機制與再分配機制並行、開放性與封閉性並存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