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產業化及其對中國經濟的深遠影響

① 教育產業化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

最新負面案例報道：成都豬食解釋了什麼叫教育產業化，

https://weibo.com/1006550592/HkPNRhF18

@陳大祥201607：請不要潑市場的臟專水。市屬場是資本主義市場，是以民主和私有為基礎的，是以契約和誠信為基礎的，是以法治和平等為基礎的。除此，皆為假市場，是既得利益者掠奪的遮羞布！社會主義公有制只能是計劃經濟！

@街道小廠奔前方

② 教育產業化的危害

教育產業化」對我國的教育發展乃至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的危害不可低估。教育產業化的直接後果主要有：
一是明顯減緩了政府對教育投入的增加，嚴重製約了教育的健康發展。1993年我國政府頒布實施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了到上世紀末國家財政性教育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這一工作目標，這個4%並不是一個高的標准，只不過是世界上發展中國家當時的平均水平。1986年我國的這一比重就已達到了3.43%。然而遺憾的是，多年來這一比重卻一直徘徊在世界最低水平線上。就在提出4%的目標之後，這一比重不升反降，1995年降到了最低點的2.41%，此後雖然緩慢回升，1999年達到2.79%，2002年達到3.32%，2003年卻微降為3.28%；對2004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調整後，該年的這一比重又回到了1999年2.79%的水平。這一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根本原因之一就在於教育產業化的惡劣影響。
二是出現了種種教育亂象，部分抵消了教育改革發展的成果：一些人高舉「教育產業化」的旗幟堂而皇之地將教育變成商品來謀取高額利潤；一些地方官員在教育產業化的旗號下不僅將其權力范圍內的高中、技校這種非義務教育階段的國有教育資源出讓給民營資本，甚至把優質的初中、小學以「改制」的名義賣掉
三是導致教育的社會形象和公信力受到損害。在受到教育產業化思潮影響嚴重的一些地方、一些學校，教育價值失衡，教育行為失措，學校功能變異，學術精神淪喪。這是對教育的根本性傷害。

③ 什麼是教育產業化

教育的產業性是教育的物質屬性的客觀特徵。
是指教育作為一種產業，可以提版高勞動生產率，權對經濟發展具有長遠推動作用；通過教育投入，可拉動教育經濟增長，促進教育事業發展的功能和特性。
在經濟學上，產業特徵的基本要素包括市場需求、產業資本、產業產品、產品質量、成本核算、社會經濟效益、價值規律等。

④ 如何理解教育產業化~！

教育產業的理念大致出現在1980年代中期，理論界關於教育產業化的爭論長達十多年，反對者主要從教育的公益性出發，在價值層面質疑產業化、市場化的主張；支持者強調教育所具有的產業性質，認為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教育產業的發展是無可爭辯的基本現實。最近，教育部負責人嚴詞否定「教育產業化」的提法；由於現實教育中的種種亂相，飽受其苦的家長和社會輿論幾乎一邊倒，強烈聲討「教育產業化」。顯然，教育產業化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都是混亂而面目不清的，有必要作一番疏理。

一、「教育產業化」的理論之爭

教育產業化的理論並不「邪惡」。在計劃體制下，長期以來我們只強調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進而認為教育只能由政府投資舉辦，形成國家壟斷、包辦教育的困窘局面。教育經濟學、人力資本理論的引入，使我們認識教育既具有公共性，也具有私人性，非義務教育階段的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等提供的是一種准公共產品，其公共性部分由政府購買，私人性部分作為個人的自我投資，由受益者個人購買。學校與學生的關系，也具有提供教育服務的交易性質。對國家而言，教育不僅是一種公益事業，還是具有很高經濟回報率的戰略產業，教育的發展需要打破封閉，引入市場競爭的機制，建立經費多樣化的渠道。

1980年代發達國家以及最近日本被稱為「高等教育市場化」的改革，即通過引入市場機制改變政府幹預過多的治理模式，增強高校適應市場需求的能力，提高教育的效率和效益。其主要內容包括：減少國家－政府對高等教育經費的投資比例，增加非國家的(包括市場、個人和家庭)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強化高等教育與私營經濟部門和工商界的聯系；加強私立－民辦高等教育機構扮演的角色等。

在許多國際組織的統計分類中，教育均被列為「服務產業」、「第三產業」。在1992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發的《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中，教育被明確列為第三產業，而且是「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全局性、先導性影響的基礎產業」。《決定》提出要以產業化為方向，建立充滿活力的自我發展機制，對包括教育產業在內的第三產業，堅持誰投資、誰所有、誰受益的原則。它被主張教育產業化的意見引為最重要的論據。我國教育主管部門的基本態度，是承認教育具有產業屬性，尤其是非義務教育階段的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留學教育等。但從維護教育公益性的角度出發，反對提「教育產業化」，認為所謂「化」，就是徹頭徹尾、徹里徹外之意。

在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教育具有某種產業性質，教育需要引入部分市場機制以增強活力、提高效率，個人分擔一部分教育成本等概念應當說已經被社會普遍接受。無論支持還是反對「教育產業化」，在這些方面是具有共識的，爭論主要在教育產業「化」與不「化」的認識上。我認為這種詞語之爭其實並沒有更大的理論意義，反而削弱了我們對這一進程的實際關注。

雖然我們的官方政策沒有提「教育產業化」，但事實上「產業化」的問題之嚴重，是那些市場化程度更高的國家所沒有的。一種理論的現實命運，並不是由討論或表態決定的，而取決現實的社會需求、價值導向和利益博弈。

二、「教育產業化」的現實表現在事實的層面上，究竟哪些行為、內容屬「教育產業化」，同樣眾說紛紜。大家在使用這一詞語時的所指其實是各不相同的。

狹義的理解，它主要指在學校舉辦企業、科技類和服務類的校辦產業。中小學的校企在1980年代紅過一陣後，大多衰落不振。在1990年代全民經商的氣氛中，高校掀起大辦校企的熱潮，一時公司林立，教師下海，蔚為大觀。至2000年底，全國近400所高校共有科技企業近2100家。至2001年底，全國高校已有控股或參股的上市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深圳兩地上市的公司29家，總市值約占深、滬兩市市值總額的3％左右。

這一成就背後的事實是北大方正、清華同方那樣的企業屈指可數，大多數校辦企業都是不賺錢的，高校深感風險巨大，無利可圖。由於企業運作不規范，校企不分、產權不明晰，造成校企「小的虧了，大的跑了」的騎虎難下之勢。尤其是企業文化與校園文化的沖突，商業化價值對大學精神的侵蝕和對教育行為的扭曲十分明顯，影響高校正常的教學、科研秩序。2001年8月起，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進行校企改制試點，明晰學校與企業的關系，並最終使校、企完全分離。宣告了這一政策的終結。

發展教育產業也指發展民辦教育、發育教育培訓、留學教育等教育市場。的確，民辦教育本來應當是教育產業化最重要、最主要的力量。盡管近十年來民辦教育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但仍然非常弱小。2002年，民辦小學在校生僅佔全國小學在校生總數的1.83％；民辦普通中學在校生佔0.9％，職業中學在校生佔1.25％。具有頒發學歷文憑資格的民辦高校在校生32萬人，僅占高校本專科生在校生總數的2.2％；即便將各類民辦高教機構的學生都算上(包括大量高考落榜補習者)，也只佔9.6％。無論與1950年時的規模、水平還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相比，幾乎都不具有可比性。民辦教育缺乏與公辦學校平等競爭的政策環境，產權不明晰和難以保障等等，成為制約民辦教育發展的重要問題。

廣義的理解，教育產業化泛指利用市場手段擴大教育資源、利用市場機制「經營」教育的各種舉措。其中最突出的，是多種渠道籌集教育經費和繳費上大學。中國農村的「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就是主要通過集資辦學，所謂的「人民教育人民辦」，農民自己為自己埋單而支撐的。

近年來隨著農村稅費改革和學校實行「一費制」，許多地方義務教育陷入難以為繼、前所未有的困境。1997年全國高校實現「公費生」和「自費生」並軌收費，高校學費標准從1998年的1000餘元快速攀升，目前多為4000－5000元以上，加上其他各種費用和生活費，大學生實際支出的費用要高得多，大約相當於一個城市職工一年的收入或兩個農村勞動力一年的收入。由此，導致大學出現約占學生總數20％左右的「貧困生」階層，每年都有家長因繳不起學費而自殺的悲劇發生。雖然國家有「獎、貸、勤、減、補」等五種方式幫助貧困生，但作為主體的國家助學貸款因種種原因難以大面積推進。

不難認識，近年來教育產業的發展是有其正面價值的，如教育培養能力擴大、效率得以提高，教育經費的來源更為多樣化，教育服務、教育消費概念已經形成，教育市場和教育的選擇性開始出現，學校與政府、社會和學生之間的新關系開始建立等等。

但這一進程的弊病和代價同樣巨大。教育資源短缺形成的巨大市場與陳舊落後的體制相接，出現了種種「尋租」活動，致使教育行為扭曲，教育腐敗叢生。各種價值模糊、產權曖昧的「改制學校」，如「民辦公助」、「國有民辦」的學校，實行「一校兩制」的「校中校」、「二級學院」等等，利用國有資源和名校品牌大賺其錢。社會腐敗風氣對學校、教育的侵蝕，連年發生的高考舞弊案、學術剽竊案、「注水文憑」、逐漸制度化的權學交易和錢學交易、人為製造的「擇校熱」和巨額的「擇校費」，以及嚴重的教育亂收費等等，導致學校的功能、面貌變異，教育的社會形象和公信力受到嚴重影響。社會輿論對「教育產業化」的強烈批判和否定，正是基於這種最寬泛的認識，即把學校圍繞經營、創收等產生的種種怪事亂相都歸於「教育產業化」名下。由於教育產業、高等教育市場化在理論上畢竟具有特定內涵，因此我更傾向於將上述弊端歸因於「單一財政視角」的改革所導致的後果，這是我們當前特別需要認識和辨析的。

三、對「單一財政視角」教育改革的反思

在教育經費嚴重不足的背景下，多年來教育界推行的是一種被稱為「財政視角」的改革，或者說是一種「經濟主義路線」的改革，其主要動機為彌補教育經費短缺，興奮點圍繞著創收、經營、轉制、上市、產權、市場化等問題，以增長和效率為主要追求，而缺乏對教育公平、教育品質的關注，經濟話語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教育話語。因此，現實生活中出現這樣強烈的反差：一方面，教育的數量增長、規模擴大，人們受教育的機會顯著增多；與此同時，教育越來越昂貴，越來越「豪華」，享受「優質教育」越來越成為金錢和權力的較量。一方面，各級教育的發展達到歷史上的最好水平；與此同時，出現教育價值失衡、教育行為失范，以及教育品質的惡化，公眾對教育的評價降至20年來的最低點。

「單一財政視角」的教育改革的局限性和後果已經彰顯。為此，我們需要深入反思，重新認識教育發展和改革的基本規律、基本價值，認識在市場環境中政府的教育職能和行為定位。

1.教育的健康發展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教育理想，維護教育公平的基本價值。

由於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學校與社會、教育與經濟的關系越來越密切，警惕和防止市場價值對教育功能、教育價值的異化，保持教育的人文性、公正性、純潔性已經成為對現行教育的一個基本挑戰。不能不看到，一些學校被迫的創收壓力正在變成主動牟利的動力，並形成某種利益集團(最近北航招生丑聞即是一例———編者注)。在以經濟利益為主要追求的教育活動中，有的地方將重點學校作為地方財政的財源；許多地方通過政府幹預，用借貸等方式創辦完全脫離中國國情的昂貴的「重點學校」、「示範學校」(建一所高中動輒花費幾千萬元、一億元、兩億元甚至更多)，用高收費的方法將債務轉嫁給學生家長。類似地，如果私立教育以營利為目的是不合理的，那麼用政府經費舉辦、擁有優質資源的公立學校，大規模公開牟利的行為難道是可以允許的嗎？

我們需要重溫漸被淡忘的教育宗旨和教育方針，認識現代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道德基礎，認識義務教育和公立學校的本質功能，需要重申作為人類文明成果、世界各國共同遵循的教育價值，尤其是社會公正、教育公平的價值，從而避免教育改革蹈入目中無人、惟利是圖的價值真空。

2.明確政府的教育功能定位。

政府最主要的教育責任，是依法履行實施義務教育的義務；最重要的教育功能，是建立和維護市場環境中的教育秩序，以及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和其他措施保證教育公平。多年來教育經費不足的現實是迫使學校自謀生路、教育走「產業化」道路的根本原因。解決教育經費危機的根本之舉是政府承擔自己的教育義務。鄧小平曾說過，「我們要千方百計，在別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於犧牲一點速度，把教育問題解決好」。這是至今仍未真正實現的小平同志的遺願之一。切實保障教育經費投入，甚至不惜降低一些經濟增長速度，把義務教育、農村教育搞好，是當前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

現代國家教育政策的基本價值、政府的主要功能是促進和保障教育公平，這幾乎是沒有例外的。教育不能「劫貧濟富」，沒有一個政府是以扶持強者、製造和拉大差距作為教育政策的。用傾斜政策人為製造和擴大學校差距製造「重點學校」，以及移植泡沫式房地產開發思路，將製造豪華、昂貴的「優質教育」作為政績工程和既得利益，是一種典型的反教育行為。需要真正貫徹基礎教育均衡化的方針，而不是只當作一句時髦的口號。

3.提高教育效率的根本之舉是改革宏觀教育資源的配置方式。

旨在提高教育效率、擴大教育資源的「教育產業化」，由於在高端和宏觀上教育資源沒有放開、政府壟斷沒有打破的情況下，將危機下放到終端，讓學校、教師在微觀上去「搞活」，因而必然是畸形的和不健康的。提高教育效率的根本途徑是打破對教育資源的壟斷，吸引社會資金向教育的流動，把教育辦成全社會共同參與的事業，建立民辦教育與公辦教育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促使民辦教育的良性發展。

此外，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壟斷、包辦高等教育。正如不少學者建議的，在教育經費有限的情況下，一個可行的選擇是政府集中力量辦好一批優秀高校，讓一部分高校轉制，將節余的政府教育經費用於支持義務教育。

4.提高教育效率、改善教育品質需要推進教育管理體制改革。

政府包攬過多，教育管理、教育決策中行政化、長官意志主導的弊病嚴重，它與扭曲的教育市場的結合，極易成為教育腐敗的溫床。因而，有必要使教育改革走出單純的財政視角，進入更為實質性的管理體制、辦學體制改革。在現行制度環境下，促進管理體制改革，減少冗員冗政，建立信息公開、社會參與的民主管理，不僅可以有效地降低教育成本和提高效益；也是在市場環境下改善教育品質、促進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徑。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學教授)

⑤ 教育產業化問題

中國的國恥

中華民族在近現代腐朽衰落的國恥不是1840年的鴉片戰爭，而是1894年~1895年的甲午戰爭的慘敗。因為當時世界格局是西方已充分完成了資本主義的產業革命，並逐步進入蒸汽機時代，以蒸汽機為動力的西方現代兵艦日新月異，已充分具備了跨海遠征的能力。同時，又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使西方要進行全球貿易，擴展海外市場，西方的這種全球貿易的經濟擴張政策和東方封建國家的閉鎖國的保守政策是格格不入，根本對立的，這樣，東西方必然以經濟貿易為焦點，導火索進行全面持久的廣泛沖突，於是，西方人便可乘坐現代化大型蒸汽兵艦，運載西方現代化、裝備齊全的現代資本主義軍隊，從海上武力入侵東方封建國家，這是世界近代史的格局，東西方武裝沖突是必然的，是一個早晚的，必然要發生的事，並必然以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入侵東方封建國家，使東方封建國家逐步喪失國家主權，逐步淪為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殖民地，這種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入侵東方封建國家，使東方封建國家逐步淪為列強殖民地的世界近代史的格局就決定了東方民族的最佳發展模式：東方民族.東方各國為了避免亡國，避免淪為列強的殖民地，就一定要在中國尊王攘夷儒家信仰指導下，進行資本主義變革，走上資本主義富國強兵之路，從而和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取得對等之勢！這種資本主義變革方式就是「師夷之所長以治夷」。「師夷之所長以治夷」就是要在東方各國傳統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上通過尊王攘夷完成東方民族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劃時代的民族主義精神心理革命，並以尊王攘夷的方法，將尊王攘夷作為資本主義的戰略分析、科學和戰術組織管理科學全面學習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技術、管理方法，從而在中央集權政治體制上通過尊王攘夷嫁接現代資本主義的富強之花，走上尊王攘夷的資本主義富國強兵之路，實現東方各民族的民族繁榮！在東方各民族的爭取資本主義民族革命成功、爭取走上資本主義富國強兵之路的民族繁榮中，尊王攘夷就是這一龐大資本主義運動的起點、源動力，並且它和中央集權的體制共同構成了民族繁榮的資本主義民族革命的第一社會生產力！日本就是通過尊王攘夷實現民族繁榮的資本主義民族革命的成功的範例。

這就充分論述了中華民族近現代腐朽衰落的國恥不是1840年的鴉片戰爭，而是在1894年~1895年中的甲午戰爭的慘敗，因為當時的世界近代史格局，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入侵東方各封建國家是必然的，是總體大趨勢，因此，1840年，英國入侵中國不是中華民族近現代恥辱，反而是中華民族為了避免亡國，避免淪為列強殖民地的資本主義民族革命的源動力，民族革命的歷史契機，因為，中華民族雖然在鴉片戰爭中失敗，但是賠款並不多，中國完全可以承受，不傷毫毛，中國尚有廣闊的迴旋餘地，豐富的資源，眾多的廉價勞動力，而且中國人在鴉片戰爭的失敗中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正是中華民族在鴉片戰爭中失敗了才使中國人具備了從鴉片戰爭的失敗為民族革命的歷史契機進行劃時代的資本主義民族革命的真正的「師夷之所長以治夷」的民族主義精神心理條件了。

日本就是在這種條件下，以「師夷之所長以治夷」的方法進行資本主義民族革命，走上資本主義的富國強兵之路的。日本受西方列強入侵始於1853年的佩里叩關，佩里以武力威脅為後盾叩關日本長期閉關鎖國的大門，至1858年，日本先後與美、荷、俄、英、法等五國簽訂不平等條約，列強在日本取得自由貿易權、關稅稅率協議權、領事裁判權等一系列殖民特權，而日本則在通商、關稅、司法等方面喪失了獨立自主權，處於歐美列強壓迫之下和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之下，瀕臨淪為半殖民地的危險邊緣和面臨亡國的危險，日本從此進入危機四伏、前途未卜的動盪時代，日本只有兩條路，要麼不進行資本主義民族革命，被西方列強滅亡同，淪為列強的半殖民地，甚至亡國，淪為列強的殖民地；要麼奮勇進行資本主義民族革命，走一條具有日本特色的資本主義富國強兵之路，和列強取得平起平坐的位置，實現「師夷之所長以治夷」，毫無疑問，在從中國傳入的尊王攘夷儒家思想指導下的日本人堅定不移地選擇了後者：進行資本主義的民族革命，經過艱難的探索，他們首先打倒了封建反動幕府，結束了長達260年的日本幕潘領主割據渙散體制，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穩定國體，然後才在中央集權的統一穩定國體上以尊王攘夷為源動力和為資本主義戰略分析方法，戰術組織管理 方法全面學習西方，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系統深入的資本主義改革，終於通過學習西方生產方式的表象學到了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技術，經營運作，日本人用尊王攘夷的方法完成了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民族革命，各行各業均順利進入資本主義，通過尊王攘夷在日本中央集權的國體上嫁接了資本主義的富強之花，走上了尊王攘夷的資本主義史！實現了「師夷之所長以治夷」，日本國在近現代都是強國。

因此，從1853年開始的西方列強對日本的入侵不是日本的國恥，而是日本民族以尊王攘夷為民族主義源動力進行劃時代的資本主義民族革命的歷史契機， 同理，1840年，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全敗也不是中國近現代的國恥，因為當時中國和英國根本不在一個水平線上，當時英國已是近代工業資本主義強國，且首屈一指，而當時中國是在滿清壓迫下的落後封建農業國，國力很弱，當時英軍是擁有近代槍炮的裝備齊全的資本主義軍隊，當時的中國軍隊是封建腐朽、鎮壓漢人反抗、思想頹廢、一觸即潰，手持大刀長矛的反革命綠營軍隊，這樣，盡管英軍遠渡重洋入侵中國，但是，兩個國家的整體形勢、綜合國力、軍隊裝備訓練、作戰方式決定了英軍必然勝利，中國必然戰敗，1840年的鴉片戰爭必然是這樣的結果，由於中英雙方不平等的特點，因此，它不僅不是中國近現代的國恥，反而是中國人不甘淪為亡國奴，以尊王攘夷為源動力，在中央集權的政體上進行劃時代的資本主義民族革命，嫁接資本主義的富強之花，走上資本主義富國強兵之路的歷史契機，1840年的鴉片戰爭和1853年佩里叩開日本閉關鎖國的大門入侵日本的性質是完全一樣的！中國和日本近現代的問題焦點不是受到西方列強入侵，而在於受到入侵後驚醒，以尊王攘夷為源動力在中央集權國體上進行劃時代的資本主義民族革命，擺脫封建思想，封建生產關系的束縛，走上資本主義的富國強兵之路，這是中、日兩國近代史的全部內容，因此，1840年的鴉片戰爭不是中國的國恥，1853年的佩里叩關不是日本的國恥，而是兩國人民以尊王攘夷為源動力奮勇進行資本主義民族革命的歷史契機！

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大、最根本的國恥，因為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同時受到西方列強近代兵艦運輸、近代資本主義陸軍的海上入侵後，同時在中央集權君主體制上進行資本主義改革後的一次絕對平等、對等的，舉全國之力，爭當亞洲王的大規模較量，是兩國資本主義改革成敗與否的資本主義年終大考，是兩國人民以新生的資本主義生命為賭注的國運大賭博，戰爭的成敗將直接有關繫到兩個民族兩國人民的近現代命運，將直接決定兩國近、現代史，決定亞洲近現代史，影響世界近現代史，影響世界格局，因此不同凡響，影響深遠，意義重大。

在這場兩國同時經歷資本主義改革的爭當亞洲王的平等較量中，在滿清壓迫下的中華民族五戰五敗，無一勝績，日本五戰五勝，取得全勝之勢，戰爭的結果是日本當上了亞洲王，在東方堀起，讓世人刮目相看，它標志著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各項資本主義改革是成功的，日本民族從此以後才真正有了資本主義史，走上了資本主義的富國強兵之路！日本在近現代都是強、富國！

甲午戰爭對中國而言，具備了比日本更為重要的承上啟下的歷史意義：承上是甲午戰爭的慘敗標志著在滿清控制下的中國在甲午戰爭之前進行的資本主義「洋務運動」，各行各業的資本主義改革都是失敗的，中國喪失了一次絕好的資本主義圖強發展的歷史機會，沒有走上資本主義的富國強兵之路，啟下是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必然註定中國進一步腐朽、動盪、混亂、國貧民弱，中國人必然沒有民族主義精神心理能力，沒有資本主義改革的穩定政治條件，沒有資本主義建設的資本金來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這就註定了甲午戰爭失敗後的中國根本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的富國強兵之路，註定了中華民族在近現代必然沒有資本主義史！且處於腐朽、動盪、社會組織瓦解之中，中國在近現代都是窮國弱國，因此，中華民族在近現代的民族衰落，災難深重，苦難深重，一連串的社會動盪、腐朽罪惡都始於甲午戰爭，中國人在甲午戰爭戰敗後才真正一舉奠定了中國人「東亞病夫」渾號和「亡國的劣種人」的政治地位，開始了中華民族在近現代的腐朽史、衰落史、頹廢史！

由於中日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在同時受到西方列強入侵後，同時進行資本主義改革後，一次絕對平等、公平的爭當亞洲王和爭取資本主義民族革命成功，在中央集權政體上進行資本主義改革的成敗與否的資本主義年終大考核的戰爭性質，特點；由於它具備的承上啟下的劃時代的意義：承上在於它的戰敗標志著中國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上進行資本主義改革失敗了，中國未能在適合中國的中央集權體制上完成資本主義變革，未能走上資本主義富國強兵之路，喪失了一次絕佳的資本主義變革的歷史契機，從而在戰爭中慘敗。啟下是，中國人經此深重打擊後，已失去了資本主義變革的條件，必然陷入動盪、戰亂、割據之中，必然沒有資本主義史，一舉奠定了中國在近現代都是窮國、弱國和中國人在近現代「東亞病夫」的恥辱地位，中華民族從此後才一蹶不振，真正開始了民族衰落的苦難頹廢史，而日本卻在和中國同樣、完全相同的條件上，卻取得了和中國截然相反的結果，日本資本主義改革是成功的，在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上通過尊王攘夷嫁接了資本主義富強之花，走上了資本主義富國強兵之路，日本民族有了自己圖強發展、繁榮昌盛、自強不息、蒸蒸日上的資本主義史，日本在近現代都是富國強國。

因此，中華民族在近現代腐朽衰落始於甲午戰爭 ，而不是鴉片戰爭，在甲午戰爭中慘敗就是中華民族在近現代最根本最大的國恥！是近現代中國貧窮、腐朽、落後、動盪、蕭條和近現代中國人痛苦、消沉、頹廢、人心渙散、一般散沙的根本原因！

更重要的是，甲午戰爭的慘敗是對中華民族民族自信心的根本打擊，中國人經此沉重打擊後，一蹶不振，更加封建、昏庸、腐朽、消沉、渙散、落後了，更沒有堅定的民族自信心，火熱的民族主義人生激情正視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的發展規律了，於是中國人更庸庸碌碌、渾渾噩噩、居心叵測、唯利是圖、醉生夢死、花天酒地、不學無術、溜須拍馬、阿諛鏟媚、抽大煙了，中國人也就必然失去了進行資本主義民族革命的民族主義精神心理能力，不能正視當時方興未艾、蓬勃發展的資本主義時代，沒有民族主義精神心理能力去統一組織起來，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中國近現代沒有資本主義史！這是中國人在甲午戰爭中慘敗對中國近現代最大的精神心理失敗，註定了中國近現代必然的資本主義改革失敗，必然的沒有資本主義史！必然導致了辛亥革命失敗——在中國人摧毀滿清政權後，必然失去了中央集權的統一政體，中國必然陷入軍閥割據的戰亂中，中國人民的血汗錢也必然都被反動軍閥、政客貪污或用於彼此爭權奪利、爭風吃醋的反革命軍閥混戰中，在戰火中付之一矩。於是，中國在辛亥革命後仍沒有進行資本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寶貴的資本金，沒有資本主義工業經濟，也沒有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戰略認識和組織管理方法的精神心理能力，必然註定辛亥革命失敗後的中國沒有資本主義史！中國在辛亥革命失敗後必然陷入軍閥割據的戰亂之中！中國人在近現代逃荒要飯、背井離鄉、顛沛流離，流離的所，造成中國近現代一連串的磨難、恥辱，從根本上註定中華民族是災難深重、苦難深重的民族，中國人民是災難深重、苦難深重的人民，這是甲午戰爭失敗對中近現代的巨大影響力。

中國軍隊在甲午戰爭中的一觸即潰，望風而逃、畏敵怯戰、貪生怕死的戰場失敗，中華民族甲午戰爭之前的資本主義改革失敗，甲午戰爭之後的中國近現代軍閥割據、戰亂、社會動亂，貧窮落後、腐朽衰落都是中國失敗的表象，表象背後的失敗只有一個，這是中國人民族主義精神心理失敗，是中國人民族主義信仰，對中國歷史認識，忠於祖國、忠於民族的氣節失敗，這是滿清統治者長期錯誤實行民族壓迫政策，長期錯誤施行「文字獄」，將中國民族主義斬伐一干二凈，中國人思想醜陋頹廢 喪失進取心的思想危機，這是中國社會第一社會生產力的危機，是資本主義革命的第一生產力的危機，在這種第一社會生產力危機的條件下，中國人必然失去民族主義凝聚力、向心力，沒有明辯是非的能力，昏庸腐朽、庸庸碌碌、渾渾噩噩、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嫉賢妒能，相互拆台、誣陷，落井下石，於是，中國人在近代必然不適應方興未艾的資本主義變革時代，無法正確認識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運作方法，也無法有效地學習世界近代資本主義；盡管中國人在主觀願望上是好的，也想學習西方近代資本主義，試圖和日本一樣在適合中國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上嫁接近代資本主義的富強之花，走上資本主義的富國強兵之路，也就是在此良好資本主義改革的良好願望下，中國人進行了資本主義改革的「洋務運動」，但是，由於中國「文字獄」所造成尊王攘夷的信仰危機，產生的中國社會風氣的腐朽、人心渙散、道德淪喪、世態炎涼、世風日下、相互誣隱、中國人的組織水平、管理能力仍停留在封建的家庭小作坊式的水平，嚴重落後於時代，從而造成了中國人在近代雖然進行了資本主義的「洋務運動」試圖進行全方位的資本主義改革，也引進了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生產工藝技術，但是由於近代中國人由思想信仰失敗產生的組織管理失敗，從而使近代中國人無法在「洋務運動」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真正消化吸收，近代資本主義的先進工藝技術、運作方法，從而使近代中國人無法在學習西方的資本主義「洋務運動」中通過以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生產的方法真正學習到資本主義生產技術、生產工藝、生產管理、企業動作的精髓，也必然註定了近代中國人無法在學習西方的資本主義「洋務運動」中無法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生產工藝，而且由於管理的失敗，使中國人連最起碼的低級仿製也達不到標准，生產技術、工藝水平嚴重落後於時代，只能生產出質次價高、沒有競爭力的劣質品，再加上滿清並不是以中華民族繁榮昌盛的深沉民族主義精神心理虔誠地學習西方，而是為了維護滿清政權不被西方列強滅亡而被迫地應戰、被迫的學習，從而造成了中國人不能象日本人那樣以深沉的民族主義精神心理、深刻的民族主義憂患危機意識，用尊王攘夷的戰略眼光學習西方，進行資本主義變革，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洋務運動」在一開始就是渙散化、分散化的，是由各省分別引進，而不是用尊王攘夷的戰略眼光，戰略分析方法，用中央集權的方法統規劃組織，全盤思考，這樣，中國近代「洋務運動」的特點是小而全，多而濫，重復建設，一片混亂，陷入經濟動亂之中，以致於無法發展，嚴重落後於當時方興未艾的資本主義時代，紛紛倒閉、萎縮，中國近現代沒有一家真正能和世界大財團相抗衡的世界級工業企業，中國近現代沒有資本主義史，沒有走上資本主義的富國強兵之路！而且中國資本主義「洋務運動」中的大規模經濟動亂也昭示著中國人在摧毀滿清政權後必然陷入大規模軍閥割據動亂，戰亂之中！這就是中華民族的近現代史！動亂、戰亂、割據、腐朽、貧窮、愚昧、頹廢、世態炎涼、世風日下，沒有資本主義史，失去中央集權的安定統一的政治局面就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全部內容，中國的近現代史不是民族革命的奮發史、圖強史、團結史，而是近現代中國的腐朽史、頹廢史、消沉史、分裂史，沒有資本主義的近現代中國人的痛苦史！

⑥ 近代教育對中國發展的影響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由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政治、經濟、思想各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的傳統教育也相應地發生了一系列演變。逐步形成了具有明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色彩的中國近代教育體系，與新興資產階級的出現和與反帝反封的愛國民主運動蓬勃興起相適應，也出現了資產階級民主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具有近代民主思想的進步的思想家，主張變法革新，改革政治，提出了以「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為中心的向西方學習的口號。這一思想不僅對以後的變法維新運動影響很大，而且為西方近代體育引進中國奠定了思想基矗。
1．洋務運動的「新教育」與西方近代教育的輸入
19世紀60年代，清朝統治階級中一些掌握軍政實權，以鎮壓人民起家的大官僚、大軍閥如：奕訁斤、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看到中國的古老的弓箭、刀矛是敵不過西方的輪船大炮的。為了實行對內鎮壓人民革命、對外禦侮圖強，積極主張向西方學習，推行所謂「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在教育方面，他們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興辦「西學」，以培養科技人材。他們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在各地開辦了造船、兵器等工廠；開辦了外語、船政、機器、軍事等學堂；並派遣留學生到歐美各國學習。這稱之為「新教育」。它是中國設立近代式學校的開始。在「新教育」中，洋務派為了鎮壓起義和反抗斗爭，先後在天津、上海、廣州、武昌等地聘請外國軍官，廢棄傳統的騎射、「弓、刀、石、技勇」，改練洋槍、洋炮、洋操，訓練新式的陸海軍。這樣，做為體育運動的體操首先在編練新軍的過程中出現了。但此時的體操主要是英國的兵操，包括列隊、刺殺、戰陣與戰術等。在「新教育」中，洋務派為了軍事的需要，還開辦了一些軍事學堂。如北洋水師學堂、天津武備學堂、廣東陸師學堂、廣東水師學堂、福建船政學堂等等。這些軍事學堂聘有外國教官，依照外國軍事學校辦理。軍事學堂除開設一些近代軍事學科外，並設有體育課程，稱為體操課。如在北洋水師學堂，「學生入學，授以英國語言，翻譯文法……推步、測量、駕駛諸學。慮其或失文弱，授之槍，俾習步伐；樹之桅，俾習升降」，「以升降嫻其技藝，即以練其筋力」。由此看來，洋務派的軍隊和學堂教育是近代西方體育輸入我國的開端，在一定意義上講，洋務運動對近代體育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積極作用。
2．維新運動的教育思想與近代體育思想的形成
1894年中日戰爭，中國慘敗以後，帝國主義各國企圖瓜分中國。在這種形勢下，一些具有資本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想仿效日本的「明治維新」，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進行改良，變法維新，被稱為維新運動或維新主義。在維新運動期間，先後頒布了一些有關教育方面的上諭。如：（1）籌辦京師大學堂。（2）令各省督、撫、將、將盛州、縣的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地方自行捐辦的義學、社學等，也一律兼習中西學。（3）所有中小學應讀之書，仍由官書局編譯、頒布遵行。（4）設立農業、茶務、蠶桑、醫學學堂。（5）派人出國游學。可以看出，維新派主張用西方資產階級的「新學」來改良封建主義的「舊學」，提倡從「西學」入手，組織學會，興辦學校，開發民智。雖然維新運動僅一百天就失敗了，但維新主義的教育思想對以後的學校教育產生了極為深遠的積極影響。他們從進步的近代教育的角度提出了發展體育的主張，闡述了體育思想，促使了中國近代體育思想的形成。在維新派中，嚴復是中國最早的較系統地介紹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思想的先驅人物。他創辦了北京通藝學堂、上海復旦公學等學校，從事教育工作二十年。他翻譯了斯賓塞的《德育、智育、體育》一書，譯名為《勸學論》。他是首先在我國傳播西方資本主義德、智、體三育並重教育的維新主義者。嚴復認為改良中國的社會，自強圖存，保種保國，主要應從三個方面著手，「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就是要使國家三強：「血氣體力之強、聰明智慮之強、德行仁義之強」。他提出的自強保種的三大要政中的「鼓民力」，就是要使人民具有強健的身體，有「血氣體力之強」。他認為要具有強健的身體，一方面要通過體育和其它勞動「練體力」，一方面要講衛生。康有為在他的維新主義思想中，非常重視教育。他認為「今日中國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講學也」，「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於教育」。康有為的教育思想、體育思想，主要表明在他的《大同書》中。他認為大同社會的學校教育應分為《嬰兒院》、《小學院》、《中學院》、《大學院》四級。各級教育都要培養德、智、體、美各方面的發展，並提出了各級學校的目的任務、課程和教育措施。他重視體育，在《大同書》中，較系統全面地提出各級學校的體育和衛生的理論與應有的措施。如：在嬰兒院，注意飲食、嬉遊安息，壯兒體；在小學院，「體操嘗游步場無不廣大適宜，秋干、跳木、沿竿無不具備」；在中學院「體操嘗游步園、操舟諸莫不畢備」；在大學院，「大學亦重體操，以行血氣而強筋罕。這表明，康有為是從德、智、體三育並重的教育思想基礎上來表述其體育思想的，《大同書》不僅提出了我國最早的一個全面、系統而富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教育制度，也反映了康有為較為系統的學校體育思想。梁啟超師承康有為，非常強調學校教育的重要意義，甚至認為要使國家富強，「條理萬端，皆歸本於學校」。他認為：「德育、智育、體育三者，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主張學校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德、智、體」發展的「新民」。他還認為「尚武」是新國民的特性之一，因此他非常重視尚武精神和學校體育。他在《論尚武》一書中，從國家、民族的存亡論述尚武的重要意義說：「尚武者國民之元氣，國家所恃之以立，而文明所賴以維持者也。……立國者苟無尚武之國民，鐵血之主義，則雖有文明，雖有智識，雖有民眾，雖有廣土，必無以自立於競爭劇烈之舞台」。梁啟超的體育思想，是其教育救國、教育圖強愛國思想的組成部分。總之，資產階級維新派是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體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們以「救亡圖存」為目的，從教育的觀點來論述和倡導體育，這樣就初步形成了中國近代體育思想。這一思想對促進近代體育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學校體育的興起，尚武風氣的開拓，都起了極大的作用。
張伯苓是以其傳奇人生丈量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者。50餘年裡先後創建了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子中學、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以畢生心血構建了南開完整的教育體系。
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
4月5日清明節，是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先生的冥誕。我以拙著《張伯苓年譜長編》寄託「心祭」。那一個個方塊字，似乎都化成了與這位教育先哲進行心靈溝通的輕聲細語。
張伯苓先生是以其傳奇人生丈量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者。他從清朝末年走上三尺講台，創辦新式教育，篳路藍縷，開拓前行，歷經北洋軍閥和民國時代，直至新中國成立。50餘年裡先後創建了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子中學、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以畢生心血構建了南開完整的教育體系。張伯苓辦學伊始，即以凌厲的銳氣、開放的文化心態、「東西稱盛」的教育目標和宗奉不渝的獨特辦學理念，為把南開做成「私立民有」的學校不懈求索。南開以辦學立意高峻、校風優良、名師薈萃、人才輩出著稱。從南開走出了周恩來、吳大猷、陳省身、曹禺、葉篤正、劉東生、張忠謀（台灣台積電董事長）等一大批政治家、科學家、藝術家和實業家。梁啟超曾說：「南開為我教育界之一元氣」。孫中山也稱贊：「南開是世界有名的好學校」。胡適稱張伯苓為：「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美國教育界評價張伯苓：「50年來，以堅定的信仰和毫不動搖的意志獻身教育，振興中華，是全國自信的象徵」。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先後授予張伯苓名譽博士學位。
改革開放後，國家在南開大學隆重紀念張伯苓誕辰110周年，重新肯定他的一生，是進步的、愛國的一生。他辦教育是有成績的。
矢志不移的教育信念
張伯苓是在舊時代辦教育，在復雜動盪的社會條件下，國力萎靡，民不聊生，教育所面臨的生機與命運，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特別是張伯苓要辦私立教育，沒有政府投入和納稅人供給，獨立支撐一座學府，經費就是頭等難題。1934年，張伯苓寫給南京教育部的報告中曾經慨嘆以私立學校有限之財力，「十五年來，屢感竭蹶」。張伯苓的好朋友司徒雷登說過，我作為燕京大學校長，在美國有一批潛在的贊助者，而張伯苓沒有這些條件。我深深知道，張伯苓在中國創辦一所私立大學的困難。張伯苓也說，南開在最困難的時候，八里台（即南開大學所在地）籠罩在愁雲慘霧之中，甚至每棵小樹都好像在向我哭。其實，要克服辦學困難，不是沒有「取巧」的辦法。比如擴大招生名額，增收學費，或者賣文憑，開「後門」，南開立馬會有轉機。但是教育家的良心，使他堅決不做有損學校聲譽的事情。張伯苓就是這么一個人，樂觀、進取、知難而進。每遇挫折總說：「不要緊，跌倒了，爬起來，再跌倒，再爬起」。北洋政府請他做教育總長，張學良請他當天津市長，他都婉辭不幹，依然矢志不渝地帶領南開前進。
1937年，日本大舉侵略中國，南開被炸毀，校園被日軍盤踞，師生四散。面對如此慘局，張伯苓在悲痛中奮然表示，只要舉國抗戰，南開被毀算什麼？打完了仗，再辦一個南開。當時《中央日報》發表社論：「62歲的老人，34年苦心經營的學府，一朝毀滅，而所表現的態度，乃『重為南開樹立一新生命』，這就是南開精神。」這一張大報，破天荒為一位教育家立碑立言。
堅定的教育信念，是張伯苓實現他的奮斗目標和偉大事業的精神動力。而堅定的教育信念，又來自對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執著期盼和巋然不動的定力。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他就說過，我日夜所努力所希望者，欲二三十年內在世界史中，有一章是「新中國之覺悟之崛起」。張伯苓的全部教育奮斗史即立足於此。
把教育的情愛播撒校園
學校是張伯苓的第二生命，學生是他的精神寄託。他從外地歸來，或從國外歸來，不先回家看妻兒，而是先到學校看師生。平常在校，他不是一頭扎在辦公室里，而是常到學生寢室、教室走走，或者找學生談話。每周的「修身」集會，照例都給學生講話，從國家大事到人格養成，從南開校史到校訓校風，娓娓道來，入心入腦。周末也常常與學生在一起，或觀摩學生排演話劇，或站在學生堆兒里觀看球賽。新生入學，他能很快記住學生的姓名。南開中學滿千人之前，張伯苓幾乎都能叫出學生的名字，熟知每人的情況。對於具有特長或者經濟困難的學生，他會格外給予關注。他把關愛、體貼貫穿於學生的學習生活之中。一抹微笑、一句規勸、一份理解，不只傳遞著溫情和鼓勵，也蘊含了學生在課堂未必學得到的人生秘訣。當然，他對學生的愛，更多還是體現在為學生營造全面發展的文化氛圍上。南開以學生社團多、課外活動豐富多彩而聞名。正如周恩來所說，南開的教育是自由活潑的。當時的南開教育不是現在的「應試文化」，而是通過多種形式和渠道調動學生學習的興趣，鼓勵學生參與社會活動，培養學生適應各方面的能力。
夏丏尊在《愛的教育》中曾說，教育就是情，就是愛，教育沒有了情愛，就成了無水的池。張伯苓對學生的愛就是一泓永不枯竭的池水。
始終把教師放在重要地位
張伯苓是教師出身的職業校長，深知教師特別是優秀教師對一所學校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在南開大學初期就明確提出「大學最要者即良教師」。他是教師的朋友，尊重教師，善待教師，讓教師當家作主，參與學校管理。後來張伯苓進一步提出，大學是學者為學問而聚集之所，吸引學生的最大力量是好教授。為此，要求南開各院系都要有相當的學術帶頭人，「才必上選，數必充實」，由他們組成教授團隊的核心。同時強調選聘和引進人才要堅持「學行並茂，資質與學力兼長」的標准，而不能「論學不論人，重天才而忽略功夫」。張伯苓的教師觀影響了幾代南開的師資隊伍建設，形成了南開重視選拔培養優秀青年學者的良好風尚。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晚年在台灣發表紀念張伯苓的文章，其中特別談到南開「藉伯樂識才之能，聘得年輕學者，予以教研環境，使其繼續成長，卒有大成」的經驗，認為南開在這方面確有極高的成就。所謂「予以教研環境」，無非是尊重人才成長規律，營造寬松、自由的學術氛圍而已。太多的功利色彩不利於青年學者健康成長，當今創新人才呼之難出，毛病恐怕就出在人才導向和教育價值觀上。
強調「三不」辦學主張
獨立的大學精神，最重要的體現是辦學特色。張伯苓注重從自有的資源出發，突出特色和精品，堅持把適應和引導社會需要放在首位，構建有特色的學科和創新人才平台。他不盲目攀比，不貪大求全，堅守辦學的底線，控制發展規模，量力招生，絕不圖財擴招，不開「學店」，不賣文憑。他公開申明辦學「三不」主張：一曰不偏——堅持正確辦學方向；二曰不私——清廉為本，以誠立校，不以辦學為致富之門，不以辦學為狩官之階；三曰不假——不虛假招搖，不欺學生，不欺社會。「三不」主張既是校長的人格，也是學校的「校格」。南開憑此「安身立命」，也賴此賡續不衰。
張伯苓的辦學精神和辦學成就，在拙著《張伯苓年譜長編》中都有翔實的記述。為了盡可能將一個全面、立體的張伯苓展現給讀者，筆者多年埋首於故紙堆中，無論朝夕，孜孜矻矻，廣事搜求。不僅獲得了大量書刊資料，而且發掘了大量檔案秘籍，僅未刊的張伯苓函札即多達3000餘件；不僅追尋張伯苓的國內足跡，又遠赴哥倫比亞大學訪查張伯苓留美軼事，還從校友中得到不少有價值的口述史素材。在此豐厚基礎上，爬梳剔羅，辨析考證，去偽存真，力求真實客觀，准確可靠。「年譜長編」在體例上也作了一些嘗試，加入歷史真象的細節探究與剖析，還原譜主所處時代的歷史語境，融史料與史識為一體，以期凸顯年譜兼具資料性與學術性的功能。
「年譜長編」或可成為真正認識張伯苓的資源，成為學習借鑒張伯苓辦學精神的寶庫。面對時下「娛樂化解讀」歷史人物的流風，耐心讀一點年譜之類的書，也許是一味不錯的清醒劑。

⑦ 教育產業化是什麼意思

1.教育的產業性是教育的物質屬性的客觀特徵。是指教育作為一種產業，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對經濟發展具有長遠推動作用；通過教育投入，可拉動教育經濟增長，促進教育事業發展的功能和特性。在經濟學上，產業特徵的基本要素包括市場需求、產業資本、產業產品、產品質量、成本核算、社會經濟效益、價值規律等。
2.在我國正確地選擇了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進程中，一種泛市場化的思潮也隨之而起，有時甚至相當流行，許多人包括不少官員也為之蠱惑而為之大開其道。所謂泛市場化，就是把市場關系引入到不應當引入的領域。在泛市場化論者眼中，「公共」二字黯然失色了，他們借「改革」的名義，恨不得將人們所能想像的所有領域都變成商品貨幣關系，因而也就具有很強的迷惑性。教育產業化亦即教育市場化就是其中一種流布甚廣的理論誤導。
3.所謂教育產業化，就是鼓吹要像興辦工商業一樣興辦國民教育，要像辦企業一樣辦學校。企業講投資講回報講利潤講分紅，學校也應講投資講回報講利潤講分紅；企業搞股份制，學校也可以搞股份制；國有企業搞改制，公辦學校也可以搞改制。總之凡是企業可以搞的事情，學校也大體這樣去做。在他們眼裡，教育與經濟、學校和企業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所以，他們無意或有意地迴避教育的固有屬性，製造教育產業化的種種輿論，在教育領域掀起一場「沙塵暴」，迷亂人們的眼睛，影響了教育的健康發展。
然而，教育畢竟不是經濟，它所具有的特殊屬性，並不是想迴避就迴避得了的。在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今天，是消除教育產業化理論影響的時候了，我們應當就此正本清源，以利於我國教育事業在新世紀取得更大的成就。

⑧ 教育產業化是什麼意思

1
教育產業化是哪位領導人提出的？
何宗海提出的
2
產生背景？
它是指國家根據教育的生產屬性而推行的一種政策及其結果。這種政策就是「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教育內在規律相適應、不同類型教育相互溝通相互銜接的教育體制」。這種政策正在逐步推行，其結果將逐步顯示出來。可見，教育產業和教育產業化既密切聯系又相互區別：教育產業是由教育本身的屬性所決定，是一種客觀存在；而教育產業化則是在教育生產性的根基上實行的一種政策及其結果，政策完全是由人制定的，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產物。事實表明、發揮好這個能動性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由於種種原因，我國長期對教育是一種產業缺乏正確認識、而對它實行非產業化政策，使教育長期非產業運行，而成為「教育發展的主要障礙」。
3
危害？
中國的領導人肩負發展經濟的重要責任，因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嘛，即使不是片面的也不敢出來修改的，把經濟的增長誤為就是gdp的增長，98年的時候，國內經濟一片蕭條，有經濟學家提出建議，發展內需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好方式，不僅如此，還極力打擊中國的外貿出口，又有銀行的證據說中國居民有那麼多的存款未動，要想辦法把這些錢給弄出來，就拋出了個教育產業化來逃避國家對教育的義務，為追求jdp來手淫的人提供了一些條件，中國的教育收費突增，如果單靠種地的收入一年根本就不到一萬塊錢，而那些普通的工人一年也就1萬多的工資，怎麼來交這么多的學費，一個是靠往年的積蓄，一個是借錢，舉全家之力來供應一個沒有多少用處的大學生是普遍的現象。
教育產業化是在一些經濟學家的建議下搞的，武力整治亂世，墨水顛覆太平。經濟學本身就是為資本主義來牟利的，為了鞏固弱肉強吃的自然法則服務的，絕對不是為大多數人來服務的，因為自然的法則才是弱肉強食，國家社會是為了對抗這個法則而建立的。
它的後果不言自明，這是小兒科的問題，為什麼越是高處的人思維能力越是低下，這個問題是很有意思的，可以聯想到皇帝的新裝，說實話要冒生命的危險。小孩子以為是國家的指導政策的錯誤，濫用經濟學家來治理國家，靠內需來發展經濟就好象一個人讓它消耗自己的脂肪來提高工作效率，這樣下去，只能是內耗而亡，教育的高收費讓窮人的孩子讀不了書，連那個沒有多少實際意義但是還有些社會意義的文憑都拿不到，進不了上層社會，沒有權力，金錢或是知識，永遠淪為社會的最底層，用一輩子辛辛苦苦的勞動來支撐少數人享樂的生活，這個政策利於少數有錢人，有權人，不利於平民。
這個政策的影響是讓中國人繼續的沒有教育，這是外國人和統治者都願意看到的，繼續的缺少素質，繼續得為動亂做准備，繼續的在積累著民怨，繼續在背離我們民族復興的美夢。
我覺得這樣挺好，不知道你怎麼認為的

⑨ 教育產業化是哪位領導人提出的

教育產業化是朱鎔基任國務院總理提出的，時間是1999年6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後。

教育產業化是指教育作為一種產業，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對經濟發展具有長遠推動作用；通過教育投入，可拉動教育經濟增長，促進教育事業發展的功能和特性。在經濟學上，產業特徵的基本要素包括市場需求、產業資本、產業產品、產品質量、成本核算、社會經濟效益、價值規律等。為貫徹落實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堅持教育優先發展」的要求，首先就要大力促進教育公平，旗幟鮮明地堅持教育的公益性，履行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務的職責。



(9)教育產業化及其對中國經濟的深遠影響擴展閱讀：


關於教育產業化的問題，我國學術界一直存在質疑與爭議，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教育到底是公共產品，還是私人產品，或者是准公共產品？其與市場化是否兼容?市場化或產業化的程度以多少為宜？教育「是不是產業」、「是什麼樣的產業」、「能不能產業化」、「如何產業化」等。也有學者指出，中國「教育產業化」的問題在於，徑直把「產業」與商業等同。把國家應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舉措變形為受教育機會的商品化。

目前人們常常把教育產業化作為擴大內需的催化劑。教育產業化固然可以帶動國內需求的擴大，但由於居民出於 對教育產業化帶來的未來教育「升值」的心理壓力以及「望子成龍」的心態，必然將現在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存入銀行，以應付 未來的支出。無疑這會阻礙居民的即期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