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對我國的影響

1. 我國計劃經濟體制的形成及其作用

計劃經濟是一個范圍很大的體系,涉及社會各個方面.我國的經濟改革一直以來就是專在拋棄計劃的體制屬,這個過程新並沒有結束.
經濟改革最早是1978年從農村開始的,改農村公社的高度統一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在農村改革取得成功後,開始了城市工業的改革.國企改革後來成為經濟改革的中心,一直延續到現在.
計劃經濟體制除了經濟方面外,還有社保、醫療、教育等一些社會方面。我國的改革到現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三大產業發展迅速，市場機制逐步完善並良好發展。目前面臨較大的問題正是社保、醫療這些公共部門方面。如看病難、社會保障落後等，這些部門的問題已經形成經濟增長的瓶頸，亟待解決。
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是所有者缺位、激勵約束機制失靈，價格對經濟沒有指示性，由此導致勞動者積極性底、市場資源得不到合理配置，最終結果是經濟得不到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我國經濟改革其實是改變這種體制，引入市場競爭，實現資源合理配置，充分調動勞動者積極性，最終增強經濟實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所以我國對計劃經濟的改革並沒有結束。

2.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為什麼要實行計劃經濟

1、運用這種新的經濟體制有助於在短期內醫治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經濟惡性波動，以順利地渡過經濟困難時期。建國伊始，面對國民黨政府留下的財政枯竭、通貨膨脹的局面，由於國家加強了集中管理，不出一年時間，就基本制止了通貨膨脹，經濟初步獲得穩定。

2、在經濟發展水平低，建設資金嚴重短缺，國力有限的條件下，運用這種行政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保證把有限的資源集中到重點建設上，奠定了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的物質基礎。

3、計劃經濟體制的基本形成，還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上形成一種錯覺，以為搞計劃經濟就是搞社會主義。

(2)計劃經濟對我國的影響擴展閱讀：

計劃經濟的弊端

1、計劃經濟體制把企業置於行政部門附屬物的地位，企業既不能自主經營，又不能自負盈虧。企業的生產數量、生產品種、價格以及企業的生產要素供給與生產成果的銷售都處於政府計劃部門和有關行政主管機構的控制之下。

企業如果想自行決定生產和經營，稍稍擺脫一下計劃的安排，稍稍違背一下行政主管機構的意願，就會受到制裁，直到把企業領導人撤職或給予其他處分。

2、計劃經濟體制是由若干個次一級的體制組成的。例如，計劃的企業體制、計劃的財稅體制、計劃的金融體制、計劃的價格體制、計劃的勞動用工體制與人事體制等等。

它們彼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個次一級的體制依存於另一個次一級的體制，而另一個次一級的體制又依存於第三個次一級的體制，盤根錯節，難解難分，此存則彼存，此損則彼損。

3、計劃經濟體制有一種被認為是正確無誤、不容懷疑的計劃經濟理論體系作為支柱，這種經濟理論為計劃經濟體制進行辯護，把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說成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唯一選擇，把任何背離計劃經濟體制的經濟行為都說成是修正主義的。

3. 我國的經濟體系為什麼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

首先，我國一開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存在以下版幾方面的弊端：（權1）無法應對大量新技術的涌現，新技術的特性之一就是不能准確預知，在其產生乃至成熟之前，很難將其納入經濟計劃，需要等到下一輪計劃制定時才能考慮其應用，故而會導致伴隨著大量新技術的涌現，計劃時刻進行調整，而時刻調整的計劃是無法執行的。（2）不能滿足社會成員的多樣性需求。計劃經濟體制對於整體劃一的需求容易滿足，可是卻無法滿足變化的需求，但是社會成員的需求卻是個性化的、多樣化的。（3）消除了競爭和大多數人的工作動力。市場經濟（又稱為自由市場經濟或自由企業經濟）是一種經濟體系，在這種體系下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及銷售完全由自由市場的自由價格機制所引導，而不是像計劃經濟一般由國家所引導。在市場經濟里並沒有一個中央協調的體制來指引其運作，但是在理論上，市場將會透過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和需求產生復雜的相互作用，進而達成自我組織的效果，故而我國的經濟體系要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

4. 實行改革開放對我國發展的重大影響

改革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極大改善人民生活、是內我國走向富強容的必由之路。
經過改革開放，同三十年前相比，確實已經有了很大的差別。從全黨和全國的工作重點看，早已由階級斗爭為綱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看，已經由過去的「一大二公三純」、公有制一統天下，改變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從經濟體制看，已經由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從社會狀態看，已經由封閉和墨守陳規的社會轉變為對外開放、融入世界和全面進行改革、越來越活躍的社會；從出發點看，過去建設社會主義，強調為國家、為人類作貢獻，現在強調改善人民生活，以民為本。

在這場深刻的社會變革中，我們還面臨著很多困難和問題， 也會出現前進中的曲折、發展中的挑戰。改革， 不可能一帆風順，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我們各級領導幹部都能真的把自己當著人民的「兒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自覺踐行科學發展觀，努力構建和諧社會，中國將變得更加強大、更加繁榮！

5.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社會主復義市場經濟是一個政治制概念.
因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反對市場經濟的.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產物.而共產黨的使命就是消滅資本主義.鄧小平要改革要實行市場經濟.但直接說搞市場經濟黨內的頑固派接受不了.所以就說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講跟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沒有任何區別.都是通過市場來調整資源配置.有中國特色則是一塊遮羞布.因為中國有很多不成熟.不公正.不科學的制度和政策.就統統劃入中國特色的名義之下.
中國電信之類的國有企業並非中國市場經濟跟國外市場經濟的區別.資本主義社會也有國有企業.比如目前美國正在花7000億美元救市.很多銀行接受政府援助後就會變成國有企業.
總得來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落後的.不成熟的市場經濟.

6. 計劃經濟的利與弊

1、計劃經濟的利：

首先，運用這種新的經濟體制有助於在短期內醫治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經濟惡性波動，以順利地渡過經濟困難時期。建國伊始，面對國民黨政府留下的財政枯竭、通貨膨脹的局面，由於國家加強了集中管理，不出一年時間，就基本制止了通貨膨脹，經濟初步獲得穩定。

中財委在1949年關於穩定物價斗爭的總結中曾指出：在市場物價問題上的較量，不但需要統一的指揮，而且要有保證實施這種統一指揮意圖的能力。就是說，要能做到集中使用力量，靈活調度物資，全面指導物價。

薄一波後來在總結這一條歷史經驗時說：「40年來，我們看過來看過去，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又還不富裕的大國里，要長期保持金融物價的基本穩定，經濟的基本穩定，維護中央的權威，保證政治與經濟必要的集中統一是不可缺少的，中央有力量，各個地區都會得到益處」。

其次，在經濟發展水平低，建設資金嚴重短缺，國力有限的條件下，運用這種行政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保證把有限的資源集中到重點建設上，奠定了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的物質基礎。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結束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正是由於國家利用手中的行政力量對重點建設進行集中統一的管理，才建成了以蘇聯幫助我國建設的156項工程為中心的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和一些骨幹企業，

使我國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基礎工業體系和國際工業體系的骨架，積累了經驗，培養了幹部，為國家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從而為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2、計劃經濟的弊：

第一，計劃經濟體制把企業置於行政部門附屬物的地位，企業既不能自主經營，又不能自負盈虧。

企業的生產數量、生產品種、價格以及企業的生產要素供給與生產成果的銷售都處於政府計劃部門和有關行政主管機構的控制之下，企業如果想自行決定生產和經營，稍稍擺脫一下計劃的安排，稍稍違背一下行政主管機構的意願，就會受到制裁，直到把企業領導人撤職或給予其他處分。

行政權力支撐著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的運轉。因此，一個企業想背離計劃經濟的軌道，是十分困難的。同樣的道理，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居民個人實際上也處於行政部門附屬物的地位。

個人作為勞動者，在什麼工作崗位上就業和擔任什麼工作，都由勞動人事機構按計劃安排好，流動難以如願，抵制這種安排等於自己斷送了繼續工作的機會。  

個人作為消費者，也要由計劃部門安排，具體表現為生活必需品是憑票證供應的、住房是由單位提供的、甚至子女的升學就業也無一不同行政主管機構的安排有關。

假定居民個人想離開計劃經濟所安排的居住地點或工作單位，他在生活上將遇到很大的困難。這樣，從居民個人的角度來看，同樣可以認為計劃經濟的運轉得到了行政權力的支撐。  

第二，計劃經濟體制是由若干個次一級的體制組成的。例如，計劃的企業體制、計劃的財稅體制、計劃的金融體制、計劃的價格體制、計劃的勞動用工體制與人事體制等等。

它們彼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個次一級的體制依存於另一個次一級的體制，而另一個次一級的體制又依存於第三個次一級的體制，盤根錯節，難解難分，此存則彼存，此損則彼損。於是，要想沖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對任何單個的企業或單個的居民個人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而且，就算某個企業或某個居民個人在某種情況下能夠違背計劃經濟體制的規定而使自己的經濟活動有所發展，那也只能被當作偶然的、非常規的事情，而不可能成為經常性的、別人可以效法的行為。

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企業或單個居民都只好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安排採取默認和順從的態度，企業和個人都感覺到自己的力量同強大的計劃經濟體制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無法掙脫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  

第三，計劃經濟體制有一種被認為是正確無誤、不容懷疑的計劃經濟理論體系作為支柱，這種經濟理論為計劃經濟體制進行辯護，把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說成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唯一選擇，把任何背離計劃經濟體制的經濟行為都說成是修正主義的。

這就是說，通過計劃經濟理論的解釋，選擇計劃經濟體制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即使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出現了這種或那種問題，但一來這是歷史所註定的選擇，無法更改；

二來如果要離開計劃經濟的軌道，那就是滑到了資本主義的邪路上去了，對社會、對企業、對個人的後果都是十分嚴重的，因為這等於背叛。計劃經濟體制既有行政權力作為支撐，又有計劃經濟理論體系為之進行辯護和論證，要想沖破計劃經濟體制的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不僅如此，由於長時期內計劃經濟理論在意識形態方面占據著統治地位，被確定為正統的經濟理論，任何對計劃經濟提出懷疑，甚至想作出修正的觀點都被打成異端。

由於人們從學校里、從書籍報刊上、從電影電視中所讀到的和看到的都是宣傳計劃經濟的東西，於是人們也就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對各種想擺脫計劃經濟束縛的行為加以譴責、加以抵制。

某個企業或某個居民個人如果在擺脫計劃經濟體制方面有些舉動，就會陷於非常孤立的境地，周圍的人鄙視他、嘲笑他、斥責他，使他不得不屈從於輿論的壓力、周圍的人的壓力。

盡管這些壓力往往是無形的，以致於到後來，連最初懷疑過計劃經濟體制的人也會進而懷疑自己可能真的錯了：立場錯了，觀點錯了，於是本來正確而且很有創新意義的改革嘗試，就這樣被扼殺了、消失了。

(6)計劃經濟對我國的影響擴展閱讀：

計劃經濟的特點：

第一，在集中統一的原則下，強調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的結合。

1949年冬到1950年春，中國政府在提出並實行統一財政經濟工作的方針時，強調了高度的集中統一。這是在當時急需穩定物價，克服財政困難等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客觀要求。

到1950年6月財政經濟狀況初步好轉後，中央肯定了華北局關於「除重工業和規模宏大的輕工業應歸中央直接經營外，其餘國營工業應委託省經營較為有利」的建議。

1951年4月陳雲明確提出，「要分一點權給地方」。並具體提出工業方面中央和地方分管；貿易方面在中央規定的總價格水平上，地方可適當調整；稅收方面，有幾種稅收地方可作調整。

不久，中央即正式決定把「高度集中」的方針轉變為「統一領導，分級負責」的方針，首先實行了中央、大區和省市財政三級管理的體制。此後中央多次強調「必須在集中統一的原則下，發揚地方與群眾的積極性。」

1954年3月，中央又決定：「地方國營企業超額利潤可以作為地方工業投資」。根據幾年來的實踐經驗，黨對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作了初步總結。毛澤東指出：「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

我們不能象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在研究和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1956年國務院專門召開了全國體制會議，檢查了中央集權過多的現象，具體劃分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職權。

明確規定了地方有一定范圍的計劃、財政、企業、事業、物資、人事的管理權。凡關繫到國民經濟帶全局性、關鍵性的企事業由中央管理，其他企事業盡可能交地方管理；對企事業的管理，實行中央為主地方為輔或地方為主中央為輔的雙重領導的管理方法；

中央管理的主要計劃和財務指標，由國務院統一下達，改變過去由各部門分頭下達的辦法；某些主要計劃和人員的編制名額等，給地方留一定的調整幅度和機動權。

黨的「八大」也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決定。這樣就形成了我國計劃經濟體制的基本特點之一--在集中統一原則下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相結合。

第二，以計劃管理為主，同時重視市場管理。

建國之初，中國政府曾著力對經濟實行完全的計劃管理。然而，客觀上始終存在著商品市場。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並沒有完全取代價值規律，也就不可能用產品經濟完全取代商品經濟。

我黨在建立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的同時，在實際工作中一直沒有放鬆市場管理，而是努力運用價值規律，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如在幾次穩定市場物價的斗爭中，一方面採取通過國營貿易公司和供銷合作社控制物資和市場價格，由銀行控制貨幣、貸款等行政措施，嚴厲地打擊投機倒把行為。

同時，為保證財政收入和穩定市場，又採取了調整工農業產品稅收政策和公、私營的稅收政策以及發行公債等經濟手段。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社會上出現了糧、棉、油及某些副食品嚴重短缺的現象。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黨又多次採取了依據供求關系調整價格的措施。

如1950年10月提高糧棉比價；1951年8月進行全國物價調整，調高棉紗、棉布價格；1953年10月實行糧、棉統購統銷政策後，1954年再次提高棉糧比價；1956年又調低重工業產品調撥價格等等。

此外，為了活躍農村市場，在農村集鎮上設立了由國家管理的糧食市場，允許農民對完成統購統銷後的多餘產品進行自由買賣，對一般農產品更不加限制。

為了活躍城市市場，以私營工商業公私合營後，仍提倡在商品品種、質量上的競爭，允許夫妻店、手工業者、攤販等長期存在。

1956年4月，中央指出：「小商店的形式，是我國商業中一種特別發達的形式。」並正式決定凡經營日用雜貨、食品雜貨、油鹽醬醋、紙煙等行業的商店，不合並集中；

飲食業小商店大部分不合並組織；「要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商店或小商店在經營上的優良特點」，蔬菜一類的商品應提倡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見面，在價格上允許有一定的靈活性。

第三，在計劃管理上實行多種計劃類型。

建國頭七年的計劃管理，我黨根據實踐經驗，曾劃分了直接計劃、間接計劃和估算性計劃等類型。1953年8月，中央在關於編制計劃的指示中指出：「對於不同的經濟成份有不同的計劃。國營經濟，實行直接計劃，其它經濟成份，實行間接計劃。」

「對中央各部所屬的國營經濟，要求作比較完整的全面的計劃；對地方國營經濟，只要求計劃幾項主要指標」。1955年又進一步提出：「對於直接計劃、間接計劃和估算性計劃，應加以區別，不能一律看待」。

這實際上已有劃分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的思想。據統計，上海1956年按間接計劃完成的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70%左右，這個比例還是相當大的。

第四，比較注重宏觀調控，綜合平衡。

這主要表現為在綜合平衡上比較重視積累與消費，國家、集體與個人，重工業、輕工業與農業，沿海建設與內地建設，漢族與少數民族，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等等。對這些關系的處理，也與蘇聯的模式有較大的不同。

在積累和消費的比例方面，「一五」計劃期間，年平均積累率為24.1%。1956年11月，陳雲在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時指出：「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必須兼顧，必須平衡」。

毛澤東強調對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的利益也要予以兼顧，指出：「把什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餘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

1955年8月，中央規定國營企業超計劃利潤中的40%可留給企業主管部門使用。當時職工和幹部的個人利益主要是通過「按勞付酬」原則領得的工資來實現的。1951年春我黨就確定了統一全國工資制度的步驟。

1953年調整了普通工人、技術工人和技術幹部工資倒掛的現象，推行和改善計件工資制和計時獎勵工資制度。1955年國家幹部的包干制改為貨幣工資制度。1956年召開的全國工資會議，又對工資制度實行了進一步的改革。

在建國頭七年裡，還逐步建立起失業救濟、勞保、公費醫療、大學免費入學等社會福利制度。盡管在對個人收入的分配上實際上存在平均主義的傾向，但使人民群眾從實際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中，體會到新社會的好處。

7. 計劃經濟對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什麼影響

計劃經濟一般是不自信的君主打下天下後的一種對本國經濟實施計劃供給，達到自己控制為目的。

8. 計劃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

首先，我想說明，計劃經濟不可能全球化。並且，計劃經濟也不可能有大的發內展前景容。因為計劃經濟類似於貿易或地方保護主義，各種保護主義只會影響國家或區域的經濟發展，對國家或區域的經濟未來有一定的遏製作用。然而，中國經濟如果依然推行計劃化，那麼改革開放的步伐會減慢，並且，經濟發展的成果也會倒流。

9. 你怎樣看待計劃經濟體制

計劃經濟體制，是指以國家指令性計劃來配置資源的經濟形式.計劃經濟被當作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徵,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基本原理.這種觀點的邏輯推理是:社會化大生產把國民經濟各部門連結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因而客觀上要求它們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

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是原蘇聯形成的模式。1936年召開的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蘇聯新憲法。新憲法規定，聯是工農社會主義國家，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它的政治基礎是各級勞動者代表蘇維埃。新憲法的頒布，標志著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蘇聯的確立，也標志著斯大林時期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體制的形成。

建國初期我國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原因主要有四方面:一是蘇聯模式的影響;二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傳統理解;三是同舊制度決裂的思想反映;四是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經濟封鎖。因此，我國也學習了蘇聯的模式。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國民經濟的逐漸恢復，社會主義改造拉開了帷幕。1956年底，社會主義改造提前順利完成，至此，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我國最終確立。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這種體制一直統領著中國全部經濟社會生活，並且一直未被突破過。可見，建國初期計劃經濟體制的確立對我國的影響深遠，意義重大。建國初期計劃經濟體制的確立具有歷史必然性。理論上，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傳統理解；實踐上，是對蘇聯的學習與仿效。客觀上，是由於建國初期中國國內一窮二白的國情以及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封鎖和禁運；主觀上，是對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的選擇。諸多因素共同作用，使計劃經濟體製成為建國初期的必然選擇。

計劃經濟體制具有以下重要特徵：
（1）公有制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在我國的公有制經濟中，按照公有程度不同，城市工業經濟所有制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農村則主要以土地國家所有和農村集體所有制為主，但必須嚴格執行國家下達的指令性的農產品統購計劃和相應的生產計劃，並不具有完整的集體產權。農村土地在國家所有的基礎上，由集體管理，農民對土地僅有使用權。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1956年我國國民收入中，公有制經濟的比重曾經高達90％以上。
（2）國家對經濟活動採取直接指令性行政管理。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個主要標志是國家或中央政府成為經濟運行中的核心主體，而企業由於只執行既定的生產計劃成為政府的附屬物。國家主要通過一定階段的經濟發展計劃實施對經濟運行的調控和管理。通過組建專門的經濟計劃部門制定發展計劃，並對企業通過指標、計劃參數、實際評價等實行全面的控制。
（3）經濟決策權高度集中。國家不僅要負責宏觀方面的資源配置，甚至對微觀的企業和個人的收入和支出都做出計劃，以實現資源在微觀主體間的配置。導致在國家和政府之外並不存在實際的微觀經濟主體。
（4）社會資源的計劃配置。在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下，市場通過價格機制對資源的配置作用被壓低到最小的范圍。在經濟運行的各個層面都充斥著政府的計劃和指令。資源流向的指令剛性導致配置效率的下降，使得大量的資源都被按照政府意願配置，資源的利用結構極不合理。
（5）交易活動的非價格特徵。市場經濟的核心特徵在於通過價格機制來實現交易，而計劃體制下的交易活動則被行政指令所替代，交易對象被消除了商品本性。
（6）分配方式上採取按勞分配。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方式應當以按勞分配為主。這種分配方式的核心在於，根據單個勞動者的貢獻大小決定其分配數額，按照多勞多得，少勞少得，有勞動能力卻不勞動者不得的原則，在社會主義公民之間進行分配。多數按勞分配實際都是一種平均主義的分配方法。這導致苦樂不均，勞動者積極性下降，搭便車行為普遍化。
（7）經濟結構呈現明顯的城鄉分化和二元結構。由於計劃經濟體制出於戰略考慮採取趕超型發展戰略，對城市工業和重工業發展投入較大，但由於多數前社會主義國家建國初期積累不足，經濟總量較小，並且屬於典型的傳統農業國家，因此都採取「 抽農補工」的做法，試圖優先發展重工業。這種違背結構均衡的發展戰略，導致計劃經濟下的經濟結構呈現明顯的「核心——邊緣」結構。政府投資和資源配置等優先保證城市和重工業發展，造成城市對農村的擠壓，以及工業對農業的抑止。
（8）對外封閉型經濟。社會主義政權的誕生由於處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高漲階段，兩大社會制度的沖突從計劃經濟體制產生之前就明顯存在。盡管新政權都表示希望與包括西方在內的國家進行正常的貿易往來，並提出過「自力更生為主，外援為輔 」的指導方針，但由於國際冷戰格局的形成，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本質上都是封閉型的。

應該說，計劃經濟體制促進建國初期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和短期內高速發展；使我國初步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否定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的作用，限制商品貨幣關系，用行政命令管理經濟。發展到後來，越來越僵化，以致被推向極端，阻礙和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計劃經濟體制存在一些弊端：
1、 片面強調計劃和集中管理；
2、體制運行逐漸呈現低效率、高成本；
3、促成無限政府；
4、阻礙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建設；
5、忽視社會成員個體合理的利益需求與價值意識。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黨進一步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等經濟體制的改革方案，使人們逐步擺脫了只有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基本特徵的觀念，並最終根據鄧小平關於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本質區別的論斷，在黨的十四大上作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策。從那時至今14年的實踐表明，由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全符合我國當前和今後相當長歷史時期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認識上的一個重大的突破性進展和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嶄新的創造性發展。從1979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經濟體制改革在農村家庭承包制的推廣、鄉鎮企業的興起和經濟特區的建立這三個方面取得了成績。正是這些沖擊的結果，導致了計劃經濟體制逐步失去陣地，最終不得不趨於解體。

10. 如何認識計劃經濟體制的作用和影響

計劃經濟（Command economy），或計劃經濟體制，又稱指令型經濟，是一種經濟體系，而這種體系下，國家在生產、資源分配以及產品消費各方面，都是由政府或財團事先進行計劃。由於幾乎所有計劃經濟體制都依賴政府的指令性計劃，因此計劃經濟也被稱為「指令性經濟」。其餘的三種經濟體系是市場經濟體系、傳統經濟體系和混合經濟體系。
作用，在集中統一的原則下，強調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的結合。以計劃管理為主，同時重視市場管理。在計劃管理上實行多種計劃類型。比較注重宏觀調控，綜合平衡。
當前，盡管我國的經濟體制已經實現了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軌，但計劃經濟時期社會福利制度的影響卻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客觀評價計劃經濟時期的社會福利制度，探析其積極貢獻和消極影響，對於深化中國社會福利改革，構建中國特色社會福利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一）科學確立評價的前提和依據
1.評價的前提:計劃經濟體制有其歷史的貢獻
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肯定，並不意味著對計劃經濟的徹底否定。正如有學者指出:「任何留戀計劃經濟體制的想法都缺乏理論與事實根據，任何試圖恢復計劃經濟體制的做法都違背絕大多數人民的意志。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建國初期選擇計劃經濟體制就錯了，幾十年來對計劃經濟的探索就毫無意義了;更不意味著計劃經濟只有束縛經濟活力的弊病而沒有改變國家落後面貌的巨大作用，只有憑主觀意志辦事的失敗教訓而沒有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的成功經驗。」 [5] 對原有計劃經濟體制的評價，不應該簡單地「肯定」和「否定」，而應該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從正反兩方面客觀地分析當時的經濟體制，才能對當時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問題作出客觀的歷史的評價，其中也包含當時的社會福利制度。實踐證明，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使百姓的民生問題得以初步解決，也確立了當時社會福利發展的前提，使人民追求福祉的需要獲得了體制與制度上的根本保障。
2.評價的依據:當時的社會福利制度與經濟體制相適應
西方經濟學家對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社會福利作出這樣的描述:「（1）所有工人的工資都是相同的，很低的;（2）工資當中充滿了慷慨的各種津貼，例如，養老保險、食物補貼、住房甚至取暖費，並且通常由企業來提供;（3）工作有保障，實際上職業是終生的。」 [6] 這種描述既充分顯示了當時的社會福利制度已成為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說明，當時的社會福利制度是與計劃經濟體制適應的，是在當時「經濟秩序下產生的具有系統性必然性的產物」。 [6] 因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的生產與消費等資源完全由國家統一來配置，勞動者的就業和福利保障也是由國家統包統管。一方面，這種由國家來統一行使資源配置職能的「計劃性」體制，使國家得以作為福利的責任主體，通過政府和企業的共同作用，讓勞動者的福利得以保證;另一方面，這種比較普遍的、對勞動者的福利給予了充分關注和重視的福利體制，對新中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比較健全的福利制度與政策也成為人民擁戴、依賴當時的經濟體制的重要成因。因此，當時的福利體制是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並對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起到了穩定器、平衡器的作用。當時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是相對於當時經濟體制的最優選擇。（二）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社會福利制度具有不可磨滅的積極貢獻
最近二十多年來，理論界對計劃經濟時期的社會福利制度與政策有不少批評意見，但筆者認為，從全局來看，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社會福利制度和政策具有不可磨滅的積極貢獻。
1.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相對穩定和制度化的國家社會福利體系
中國是一個有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很早就有對社會福利問題的關注。近代以來，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綱領中，「民生主義」成為社會福利思想的重要體現和追求。新中國成立後，建立起自己的社會福利制度。盡管當時的社會福利制度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烙印，但它畢竟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起體系比較健全、結構比較合理、符合當時我國實際的、趨於制度化的社會福利制度和體系。通過城鎮職工的單位福利保障、以集體經濟為基礎的農村福利保障和惠及特殊社會群體的福利救濟政策，在社會主義中國基本實現了覆蓋范圍比較廣泛的社會福利制度安排。這種福利體制的建立和制度安排，對當時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2.對社會穩定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建國初期，我國城市的失業人口、遊民、需要救助的孤老殘幼人員以及遭受災荒侵襲的農民，在我國人口總數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不解決好這些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需求，新生的國家政權難以鞏固，而社會福利制度對社會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據統計，1949年，全國受災面積約1.4億畝，受災人數約4555萬人。 [7] 此後幾年，水災不斷，受災農民的生活極其困難，基本的吃糧問題得不到保證。城市中的失業人員也在增多。1950～1951年，武漢、廣州、長沙、西安、天津等14個城市緊急救濟人口達100多萬人。1952年，全國152個城市常年得到定期救濟的人口達120多萬，得到冬令救濟的約150多萬人，有的城市享受社會救濟的人口已達20%～40%。 [8] 這只是建國初期社會福利救濟的一個側面。正是由於城鄉建立了社會福利制度，使災民、困難群眾、弱勢群體的吃飯、養老、醫療等問題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徹底改變了舊中國貧富兩極分化和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悲慘局面。因此，盡管計劃經濟時期的社會福利制度還存在水平不高、運行機制不健全等弊端，但我們必須看到，這樣的福利制度較好地解決了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幫助城鄉最脆弱的社會成員擺脫了生存危機，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3.為構建未來社會福利制度體系提供了積極經驗
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社會福利是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一項寶貴遺產，值得認真總結。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除了對遭遇困境的弱勢群體進行特殊救濟之外，還普遍關注更多的民眾，這是當時社會福利制度的優勢。企業職工享受到了比較全面的生活、住房、勞動保險、教育、醫療等福利項目和保障。這些福利面向企業所有員工而不是特殊群體，它對企業全體職工生存、發展權利的關注和保障，不僅符合現代社會福利思想和制度的理念，而且對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福利制度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啟示作用。
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社會福利帶有明顯的「普惠制」色彩，這種福利制度致力於對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關注與保障。以此為出發點來建構未來我國社會福利制度，也符合「發展型社會福利」 ① 的取向。
（三）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社會福利制度具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
在肯定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社會福利制度積極作用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這一時期的社會福利制度還存在很大的歷史局限性。
1.「國家—單位」福利模式存在嚴重的梯次差異
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社會福利制度是「國家—單位」的運行模式。這種由國家擔負福利保障制度的主體責任、由所在單位具體實施管理的社會福利制度，具有很大的封閉性，也增強了人們對單位的依賴性。由於人們的各種福利待遇主要由所在單位來完成，企業效益的不同、農村集體收益的不同造成了不同企業、不同社隊成員福利待遇的不平等。特別是城鄉之間的嚴重差別，形成了二元結構的福利體制。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的福利保障存在著嚴重的梯次差異。
2.社會福利制度的「社會化」特性幾乎沒有顯現出來
計劃經濟時期，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幹部與職工、不同所有制職工之間因待遇的差別而嚴重阻礙了人員交流。福利享受者首先是「單位人」而不是「社會人」。它們之間彼此沒有交叉，嚴重影響了勞動力在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部門之間和區域范圍內的正常流動，阻礙了生產的社會化，也阻礙了勞動力市場的形成。此外，計劃經濟時期的社會福利，單純強調社會福利的公益性，忽視了效率;單純強調國家對社會福利的責任主體作用，造成政府和企業完全把社會福利包下來，使社會動員嚴重不足，行業組織、民間組織等中介組織缺失，社會福利的「社會性」沒有顯現出來。
3.社會福利與政府和企業緊密依附，造成了政府和企業的沉重負擔
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社會福利與國家、企業緊緊相連，國家成為唯一的福利提供者。對社會福利資源的壟斷，突出表現在民政部門對社會福利的「直屬、直辦、直管」。政府幾乎包辦了社會福利的全部經濟和服務供給責任，福利機構的維持和發展完全依賴政府撥款，體制和機制都比較單一。
福利支出是計劃經濟時期企業發展的沉重包袱，而企業的職工福利則是決定職工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這一點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初期。1982年，職工家庭92%的支出用在日常生活消費品和必需品上，其中僅僅食品一項就佔了58%。家庭開支中5.2%用於住房、水電、交通、醫療。而在美國的家庭開支中，這些項目佔去45%，日本佔去21%。家庭開支比例反映了國家對國營企業職工的高額補貼。到20世紀80年代早期，上述補貼額超過了工資總額。換句話說，國營企業工人生活費用中的1/3強來自於直接分配或得到補貼。 [4]（pp.65，68） 4.社會福利恩賜色彩濃厚，忽視了對公民權利的關注
計劃經濟時期的兒童福利院、老年人福利院等福利機構，體現了黨和政府對特殊人群的關心，被視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收養人員感謝黨和政府的關懷，感恩思想濃厚，而「福利本色」則比較淡化。社會福利本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性幫助的權利」。國家為保障公民的這些基本權利，必須發展社會福利事業。否則，將社會福利同人的權利割裂開來，極易造成社會福利政策定位不準，從而影響社會福利事業持續發展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