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經濟發展情況

⑴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和影響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在農業生產上

隨著鐵農具和牛耕的推行，開墾荒地增多。奴隸主將新開墾出來的田地變成私產並出租，這些奴隸主轉化為封建地主，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產生，封建地主私有土地制度確立。

2、在社會制度上

社會制度開始由奴隸制經濟開始向封建經濟的飛躍，極大地釋放了生產力。

3、在商業上

春秋戰國時期，商業很發達，各地土特產品互相交流。在中原市場上可以買到南方的象牙，北方的馬，東方的魚鹽和西方的皮革。城市商業中心的概念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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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期，做為中國最後一個青銅器時代，由於鐵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青銅器逐漸退出歷史舞台，鐵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同時也標志著社會生產力的顯著提高。

中國的封建經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尤其北方成就更為突出。生產力的飛躍引起了生產關系的革命。春秋戰國時期，井田制（公田）逐漸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並最終通過各國變法確立了下來。

一個重大的發展是種種計量方法的採用，諸如保持人口和稅賦的簿冊、莊稼收成的統計，等等。

春秋戰國時期，舊制度、舊統治秩序被破壞，新制度、新統治秩序在確立，新的階級力量在壯大。隱藏在這一過程中並構成這一社會變革的根源則是以鐵器為特徵的生產力的革命。生產力的發展最終導致各國的變革運動和封建制度的確立，也導致思想文化的繁榮。

由於社會經濟、政治的變化，帶來了各諸侯國禮制觀念的更新。與統治階級密切相關的禮玉、飾玉也隨之發生變化，飾玉種類增多。

春秋戰國時代的玉器種類主要有：璧、琮、管、珠、佩、琀、串飾、勒、瑗、環、玦、圭、璋、柄形器、戈、帶鉤、鏡架、匕等，多數為禮器，少部分為生活用具。

⑵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因

特點
①經濟發展呈現出飛躍性特點：生產力由青銅器向鐵器的飛躍；
②經濟專形屬態由奴隸制經濟向封建經濟的飛躍。
③經濟全方位發展，因此這是我國古代第一個經濟繁榮時期。
影響
①農業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
②促進了私田的大量開墾
③加速了舊貴族的分化沒落
④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加快商品經濟的發展

⑶ 戰國時期經濟發展的情況

戰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封建制生產關系的逐漸生長

「戰國」一詞，在當時就已有了，但還沒有作為特定的專用名詞。例如，《成國策·秦策四》載頓弱說：「山東戰國有六」。《楚策二》載昭常對楚襄王說：「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趙策三》載趙奢說：「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燕策一》載蘇代又說：「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到了漢代初年，「戰國」這個詞義還沒有變化。《史記·平準書》：「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便是其證。歷史上把秦統一前的「七雄」稱為「戰國時代」，應該是從西漢末年劉向編定《戰國策》一書後開始的。

戰國時期是我國古代歷史大變革的時期。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體系的崩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由於中國幅員廣大，各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直到戰國中期山東半島的鄒國仍有前社會的殘霞余輝。公元前七六世紀之交，舊社會開始加速潰散解體，新的社會也在這時發出曙光，到了秦的統一，中國才大體上告一段落。

這個轉變就各諸侯國來說，雖然變革的時間有先有後，變革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但其變革，都與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有看直接關系。

鐵器的廣泛使用和農業的發展戰國時代，由於冶鐵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鐵礦的開發，鐵制工具已經在當時的各種生產領域中普遍使用。據《管子》所記，當時必須有鐵制工具，「然後成為農」，「然後成為車」，「然後成為女」（《輕重乙篇》），「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海王》）。戰國中期，孟子曾以社會分工為必然而反對主張「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的許行，並問其弟予陳相說：「許予以釜甑爨，以鐵耕乎？」（《膝文公上》）可知當時中原地區「鐵耕」已經非常普遍，許行不用「鐵耕」已成了出乎常情的事。從有關文獻記載和近年考古發掘出土的工具來看，鐵制農具有耒、耜、犁、銚、耨、■、鋤等；鐵制手工業工具有刀、斧、鑿、鋸、錐、錘等；鐵制兵器有仗、矛、劍、甲胄等；在人們的裝飾品中，如帶鉤也有用鐵製造的。鐵器的普遍使用，有助於新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新的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新的生產關系的成長，推動著生產關系的變革。正如馬克思所指出：「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於生產什麼，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藉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②鐵制農具的推廣有利於大量荒地的開墾，便於深耕、發土、平田、除草和收割，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耕作技術的進步戰國時代，耕牛的使用雖然還不很普遍，但也已開始推廣。在牛拉鐵犁的發明與使用以前，翻地要靠人力，即所謂「耦耕」。使用牛耕比耦耕提高效率很多，不過當時所用的犁鏵比後世的要笨鈍窄小得多。從山西渾源出土的牛尊③來看，春秋後期晉國的牛都已穿有鼻環，說明牛已被牽引從事生產勞動。戰國時稱牛鼻環為「三棬」，《呂氏春秋·重已》雲：「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姿所以之，順也。」春秋晚期晉國的范氏、中行氏失敗後，逃到齊國，其子孫變為農民「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國語·晉福》），即把養在宗廟祭祀用的犧牲放到田畝里耕作，說明當時的牛耕情狀。戰國時代，牛耕的進一步普遍和技術的進步，從河南輝縣固圍村和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出土的鐵犁鏵皆為V形，前端尖銳，後端寬闊，銳端有直棱，能加強刺土力，便可證明。

耕作技術的進步，主要出現了「深耕易耨」（《孟子·梁惠王上》）。易是快速的意思，「易耨」或稱為「疾耨」。《管子·度地》說：「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耨」。「疾耨」也或稱為「熟耘」。《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說：耨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表明深耕已經普遍推行。《呂氏春秋·任地》說：「上田棄畝，下用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這里所說的「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就是說深耕一定要達到表土下層水墒部分，才能有利於農作物生長；「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他們已認識到通過深耕可以收到消滅雜草和蟲害的效果。《呂氏春秋·辯土》又說：「故畝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然後咸生。」這里所說的「下得陰」是指農作物從地下吸收水分和肥分；所謂「上得陽」，是指農作物從天上得到陽光。深耕不僅能提高田畝產量，而且還可減輕蟲旱之害，所以受到人們的特別重視。

水利灌溉的發達鐵制工具的使用，使戰國時期的各國都能興修較大規模的水利工程。為了和黃河的泛濫作斗爭，黃河下游的各國都修築有比較長的堤防。當時齊和趙、魏是以黃河為界的，趙、魏兩國的地勢較高，黃河泛濫時齊國受害較重，因而齊國首先沿黃河修築了一條離河二十五里的長堤防。自從齊國修了長堤，「河水東抵齊堤，則西泛趙、魏」，於是趙、魏也沿黃河修了一條離黃河二十五里的長堤。當時一些大國修築堤防主要是為了本國利益，即所謂「蓋堤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為利」。這種工程雖然給齊、趙、魏帶來了一些好處，例如河水「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均見《漢書·溝洫志》引賈讓奏言上），然而，由於當時各國分裂，不能統一治理，也就自然發生了「以鄰國為壑」（《孟子·告子下》）的弊害。在與水害作斗爭的過程中，當時也積累了一些經驗，或者說：「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呂氏春秋·慎小》）；或者說：「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韓非子·喻老》）。魏國有個白圭（名丹）自己還誇言「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告子下》）。

為了灌溉而開鑿的運河，在戰國時代也增多了。魏國在魏文侯時，鄴（今河北磁縣東南）縣令西門豹曾興「引漳水溉鄴」（《史記·河渠書》）的水利工程，開了十二條渠，利用灌溉沖洗，使得含有過多鹽鹼成分的「惡田」變成了能種稻粱的良田，所以「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瀉鹵兮生稻粱」（《漢書·溝洫志》）。魏國有個湖泊叫「圃田」（今河南中牟西），公元前360年，魏國在黃河、圃田間開鑿一條運河，使黃河水流入圃田，又從大梁北郊開鑿運河引圃田水來灌溉（《水經·渠水注》引《竹書紀年》），就是鴻溝最早的一段。鴻溝把濟、汝、淮、泗和長江之間溝通了起來。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是秦昭王時蜀郡守李冰父子總結成都平原人民與岷江水害斗爭的經驗而築成的都江堰。岷江沿途高山深谷，水流湍急，每年夏秋，水量驟增，灌縣以下常泛濫成災。相傳在李冰主持下，在今灌縣西邊的岷江中鑿開了與虎頭山相連的離堆，在離堆上游修築了分水堤和湃水壩，將岷江分為內江（即郫江）和外江（即檢江），分散了岷江的水流，既免除了泛濫的水災，又便利了航運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為「水旱從人，不知飢饉」（《華陽國志》卷三）的天府之國。

其次的大水利工程是秦國的鄭國渠。在秦始皇並兼六國前，韓國為了使秦國疲於水利工程的修築，無力東侵，派水工鄭國進說秦國，開鑿涇水，從仲山（今陝西徑陽西北）開鑿一條運河，引涇水向西到瓠口（即焦獲澤），再從瓠口開鑿運河經今三原、富平、蒲域等縣進入洛水（即北洛水）。在修築過程中，秦王發現了韓國的陰謀要殺掉鄭國，但聽了鄭國說到此渠修成，對秦國有萬代益處後，就讓他繼續完成這一工程，稱為鄭國渠。鄭國渠全長三百多里，灌溉面積可達四萬多頃，約合今天的一百二十多萬畝，使關中地區成為「無荒年」的「沃野」之地，畝產粟可達一鍾（六斛四斗），為秦之統一六國提供了有利的物質基礎。

春秋以前，一般採用「抱瓮而出灌」（《莊子·天地》）即抱著汲水瓶灌溉的原始方法。到了春秋後期，在一些農業生產比較發達的侯國內，才開始出現了「桔槔」灌溉的方法。桔槔也稱為「橋」，它是用兩根直木組成，一根豎立河邊或井邊，一根用繩掛在豎立的直木的頂端。橫木上一端系重物，一端系長繩掛上水桶。它是利用杠桿原理來汲水的，汲水時，把長繩一拉，讓水桶浸入井水中汲水，把繩子一放，由於一端系有重物，水桶就上升。這就是《莊子·天運》中所說的「引之則俯，舍之則仰」。據說，這種「桔槔」是「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速）如泆湯」（《莊子·天地》），一天可灌田百畦，節省了不少勞動力。

施肥等技術的進步和農業產量的提高施肥是改良土壤、保持地力和提高產量的一項重要措施。孟子在論定當時「貢法」的弊害時曾說：「農民在荒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滕文公上》），說明那時已經普遍施肥。《荀子·富國》說：「掩地表畝，刺草殖穀，多糞肥田，是農夫眾庶之事也。」這是說，戰國時期從政府到農民都很注意積肥、造肥和施肥，並且認為施肥是農民應該作的。這時的農民，從生產實踐中已經認識到了野草、樹葉在上中腐爛便可作為肥料，所以《荀子·致士》說：「樹落則糞本」。《禮記·月令》又說：季夏之月「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剃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在播種方法上，我國古代農民在農業生產實踐中也逐漸摸索出了一些經驗。保證農作物通風、吸收陽光、促進農作物茁壯生長的先進耕作方法，到了戰國時代，已為當時農民普遍重視。《呂氏春秋·辯土》說：「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速長；弱不相害，故速大，衡（橫）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這就是說，農作物的行距適當，互相就不會受影響，這樣就長得快，長得好；行距相當，便於通風，使農作物舒展生長，得到良好的收成。

對於除草，也為當時農民所注意。關於除草，春秋以前記載不詳，《國語，齊語》中有：「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野」的記載。這是說，此時的農民早晚都在田間用農具除草保苗。

當時農民也認識到病蟲害的嚴重性。《商君書·農戰》說：「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螟是吃苗心的害蟲，螣是吃葉子的害蟲，蚼蠋是一種象蠶的害蟲。《呂氏春秋·不屈》說：「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說明當時在注意消滅蟲害，撲殺害蟲方面已經大大向前進了一步。

隨著鐵制工具的普遍使用，牛耕的推行，灌溉事業的發展，肥料的使用，農業生產量也有了提高。據魏文侯相李悝的估計，戰國初年魏國農民的一般產量，一畝地普通可以產粟一石半，上熟可以四倍，中熟可以三倍，下熟可以一倍；小飢可收一石，中飢可收七斗，大飢只能收三斗。戰國時一畝約為今天的三分之一畝，當時的一石約當今之五分之一石，即二斗。李悝曾主張「盡地力之教」（《漢書·食貨志上》），認為勤謹耕作的每畝可多生產三斗，不勤奮的每畝要減產三斗，其間就有六斗之差。由於農業產量的提高，當時一百畝的收獲「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萬章下》）。

《禮記·月令》記載盂春之月「食麥」，孟秋之月「登谷」。孟子既說■麥（大麥）到「日至」（夏至）時成熟（《告子上》）；又說七八月（夏正五六月）間乾旱，苗（粟苗）就會枯槁（《梁惠王上》），這樣大麥收割後，粟苗又生長著，可知當時齊國已經推行著兩熟制。《呂氏春秋·任地》還說：「今茲（年）美禾，來茲美麥」，這是說，今年豐收了禾，接著種麥，來年又收了麥。《荀子·富國》更說：「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古量器名），一歲而再獲之。」可見，戰國時期已經推行了一年兩熟制，這就必然大大提高單位面積的年產量。當然土壤較差或邊遠地區，也還保留著落後的輪作制，所以，《呂氏春秋·樂成》雲：「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

農業經濟的總結戰國時期，農業生產發展到一個新水平的重要標志，是當時已出現了對於農業生產經驗總結的著作。

據《漢書·藝文志》所錄，戰國諸子中的農家，有專門講究農家之學的專門著作《神農》二十篇和《野老》十七篇。據顏師古注，《神農》是戰國時諸子「道耕農事，托之神農」；《野老》是「六國時，在齊、楚間」人的著作。這兩部書，可能在班固之時還能看到，後來亡佚。現在所能見到的農家著作，只有《呂氏春秋》中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上農》中提出了重農的理論，闡明了農業與政治的關系，此篇中的重農理論和戰國時法家的重農政策是一致的。《任地》一開始就假借後稷名義，提出了十個問題，包括使用土地、整地作畦、滅草保墒、中耕除草等方面問題。《辯土》對《任地》中提出的問題作了具體的回答，主要講使用土地，以人力改變土質問題。《審時》是重點講各種作物與時間季節的關系，即「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減產）」。這四篇可能來源於一部假託後稷的農書。

《呂氏春秋》之外，在先秦典籍中還可以看到一些與農業生產有密切關系，專講水、肥、土壤的一些零散著述，《尚書·禹貢》、《管子，地員》、《周禮·草人》等曾列舉不同的土壤，說明戰國時代人們已開始對土壤進行研究。《禹貢》中列舉當時全國九大地區的土質、肥力和田賦的情況，分別劃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級。比如冀州（主要包括今之河北和山西、內蒙、遼寧、河南的部分地區）「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肥力是第五等），「厥賦為上上錯」（田賦是第一等間或第二等）。冀州據《周禮·職方》說，其地宜種黍、稷。又如兗州（主要在今山東、河南、河北交界一帶），土帶黑色並且鬆散（「厥土黑憤」），肥力屬於第六等（「厥田惟中下」），田賦是第九級（「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本來按土肥應多收賦稅，可能因為這一帶地處黃河下游，常有水患，地廣人稀，可能要十三年後才能使土地復原，而和其他州一樣收取田賦即所謂「十三載乃同」。

戰國時代，不僅十分重視栽培技術，也已經重視選擇優良品種。據《史記·貨殖列傳》載，白圭曾以「長斗石，取上種」和「欲長錢，取下谷」相提並論。「長斗石」是說增長糧食的產量，「取上種」是說必須選取上等品種。這說明，至少到了戰國中期，人們已經認識到優良品種對提高糧食產量起著重要作用。

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和鐵制工具用於手工業，大大推動了手工業的發展。當時的主要手工業有冶金、木工、漆工、陶工、皮革、煮鹽和紡織，等等。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社會分工的日益細密，又促進了戰國的商業交換關系的發達，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說，當時農民不從事手工業，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業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為了適應商業交換的需要，各國都鑄造了大量的金屬錢幣。在整個戰國時代，由於各國之間的不統一，所以各國貨幣的形制、重量、單位也各不相同。這時所鑄造的貨幣，計有四種不同的形式。所有這些，將在本卷丙編《手工業、商業和貨幣》項中詳細論述。

都市與交通的發展 商品經濟的發展，商賈的往來販賣，促使了都市的繁榮和交通的發達。

殷商和西周時期的城市，看不到整齊規劃的城市布局，實質上不過是一個有圍牆的農村而已。這種城市的建立都不是根據工商業發展的需要或依據人民自己的利益和意圖，把一個人口薈萃的非城市地點改建為城市的。所有的城市，多是根據統治階級的統治需要在某些殖民點上建立起來，並且遠在工商業還沒有充分發展以前建立起來的。春秋時期，列國並存，當時的諸侯、大夫的城築都邑之風，屢見文獻記載；各地現存的春秋城址，為數也頗不少。當時的城市反映出逐漸由政治、軍事的功能轉變為具有經濟功能。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商業的發展往往成了交換的中心城市，使商周城市的初級形態發生了變化，其經濟功能有了顯著的增強。據《鹽鐵論·通有》說，當時如「燕之涿（今河北涿縣）、薊（今北京市），趙之邯鄲（今河北邯鄲市），魏之溫（今河南溫縣西）、軹（今河南濟源南），韓之榮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今河南禹縣），三川之二周④，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其實還不止這些，例如宋的定陶，趙的離石，魏的安邑、大梁，齊的莒、薛，楚的郢、壽春等都是當時工商業發達、人口眾多的都市。

《戰國策·趙策三》載趙奢說，古時「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而現在「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墨子·非攻中》），已經普遍出現。「萬家之縣」、「萬家之邑」（《戰國策·趙策一》、《韓非子·十過》）、「萬戶之都」（《趙策四》）也已到處存在。這種城邑規模的擴大，人口的增加，都和當時工商業的發達有一定關系。

在列國的國都中，以齊國的臨淄規模最大。據當時人講，那時城中共有七萬戶，若以每戶五口計，也有三十五萬人之多。當時街道上非常繁榮，行人擁擠塞路。《戰國策·齊策一》說：「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從地下發掘情況看，臨淄故城，是由大小兩座相互銜接的城組成：大城南北約四公里半，東西約四公里；小城在其西南角，周圍約五公里，宮殿在小城西北部的夯土台基上。市區在大城的西部和小城的北部，符合《考工記》「面朝後市」的記述。在小城的南部有冶鐵、煉銅、鑄幣、制骨等各種手工業作坊多處①。據說，那時的大都市裡有「縣（懸）幟甚高」的「酤酒者」（《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有「賣駿馬者」（《戰國策·燕策二》），有賣兔的所謂「積兔滿市」（《呂氏春秋·慎勢》）；還有賣卜者，齊國公孫閈曾「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戰國策·齊策一》），便是其證。在市區四周有「市門」，設有「市吏」（《韓非子·內儲說上》）來管理。

《詩經·小雅·大東》中的「周道」、「周行」，在《詩經》中數見不鮮，它是君子、貴人車駕往來的大道。《國語·周語中》說：這種國道，「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而《左傳》襄公九年，晉國的鄆人還曾「斬行栗」，則以栗樹為表道樹。到了戰國時期，與商業都市發展的同時，為聯系各個城市的交通網道，也相應地發展起來。這時中原地區的陸路交通有了很大發展，在魏、趙、齊等國之間有著許多交錯的大道，當時稱為「午道」（《戰國策·趙策二》）。從成皋沿黃河到函谷關，有一條交通大道，當時人通稱「成皋之路」（《戰國策·秦策三》）。在秦國，從漢中越過七盤嶺進入蜀地，有一條通道叫做石牛道，也叫金牛道。在楚國，從南陽東出伏牛山隘口，有一條通向中原的大道，叫做「夏路」（《戰國縱橫家書二十四》）。

古時官吏旅行，可能有所謂候館逆旅。如《周禮·地官·遺人》職所謂「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但此設備，並非一般行人可以享受。所以，《左傳》文公五年陽處父聘於衛，返通寧，寧嬴從之。據說這位寧嬴是逆旅大夫，即專司官吏過境事務的官員。陽處父代表晉國聘問友邦，方能得到逆旅的招待。到了戰國時代，隨著商業的發達和都市的發展，大約以營利為目的的逆旅開始出現。例如《莊子·山木篇》雲：「陽子之（至）宋，宿於逆旅。」這個逆旅，當是旅店。至於商鞅立法，客舍不能不先驗明客人身分，可知當時的逆旅行業已在官府人員監查之下，與後代的旅店，並無二致了。

驛傳之制，當有臨時與常設兩種。常設的驛傳，據《周禮·秋官·行夫》職說，邦國傳速，使者必定持以旌節調度任務。《韓非子·難勢》雲：「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五十里而一置」，大約是一日之程，這種常設的驛站，當即以此為度。乘驛旅行，雖是官吏負族的特權，但是有了驛傳之設，能使當時的交通路線固定了。

水路交通的史料，遠比陸路為少。南方諸國荊楚吳越，多江海湖泊，水路用舟自然早已有了。當時南方和北方之間的水路交通也有發展。在今太湖、鄱陽湖、洞庭湖的周圍，水道縱橫，四通八達。岷江、長江、漢水以及湘水、資水、沅水、豐水的交通，也很暢通。同時由於邗溝和鴻溝等南北向的運河開鑿，南北水上交通更有了大的發展。

當時的水陸運輸物資的數量是很大的。壽縣楚墓出土的《鄂君啟節》銘雲：「屯三舟為一舿（舸），五十舿」，這是說水上運輸，集三舟合為一舸，以「五十舸」即一百五十舟為限。又雲：「女（如）馬，女牛，女憊（特），屯二十台（以）堂（當）一車；女（如）■（擔）徒，屯二十■台堂一車；台（以）毀於五十乘之中。」這是規定陸上運輸以五十車為限。如用馬牛等牲畜來馱載貨物，則集十匹以當一車；如用肩挑即「擔徒」來挑擔，則二十擔以當一車。所謂「以毀於五十乘之中」，就是必須把牲畜馱載的、用人肩挑的折算好，從規定的五十乘中扣除。這樣在運輸的通行證上明文規定陸路以五十輛車為限，水路以一百五十隻船為限，說明戰國中期以後商人水陸運輸物質的規模已經很大了。

⑷ 簡述春秋戰國時期經濟發展狀況。

春秋戰國時期來處於戰亂時期自,人口銳減,因此這一時期經濟發展主要表現與生產關系和勞動工具的發展革新,
春秋戰國時期,我過開始由奴隸制度向封建制度過渡,原有的一些開明奴隸主開始把土地小量的租種給奴隸私人耕種,並且允許其保留一定的生產所得,極大提高了生產者的勞動積極性,形成了新的社會生產關系,既地主與農民間的僱傭關系,同時出現了土地的私有制度!
而生產力的發展在這一時期主要體現為戰國時期鐵器的出現和作為生產工具,極大的提高了生產者在從事耕種時的生產能力!!

⑸ 關於戰國時期經濟發展的原因和狀況

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和鐵制工具的使用器的廣泛使用和農業的發展戰國時代，由於冶鐵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鐵礦的開發，鐵制工具已經在當時的各種生產領域中普遍使用。據《管子》所記，當時必須有鐵制工具，「然後成為農」，「然後成為車」，「然後成為女」（《輕重乙篇》），「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海王》）。戰國中期，孟子曾以社會分工為必然而反對主張「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的許行，並問其弟予陳相說：「許予以釜甑爨，以鐵耕乎？」（《膝文公上》）可知當時中原地區「鐵耕」已經非常普遍，許行不用「鐵耕」已成了出乎常情的事。從有關文獻記載和近年考古發掘出土的工具來看，鐵制農具有耒、耜、犁、銚、耨、■、鋤等；鐵制手工業工具有刀、斧、鑿、鋸、錐、錘等；鐵制兵器有仗、矛、劍、甲胄等；在人們的裝飾品中，如帶鉤也有用鐵製造的。鐵器的普遍使用，有助於新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新的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新的生產關系的成長，推動著生產關系的變革。正如馬克思所指出：「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於生產什麼，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藉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②鐵制農具的推廣有利於大量荒地的開墾，便於深耕、發土、平田、除草和收割，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⑹ 春秋戰國時代經濟

四 春秋戰國時期的經濟
一、 農業生產發展
1． 工具與水利
⑴．工具鐵器牛耕的出現與推廣 ⑵．耕作制度：壟作法
⑶．水利：重視農業灌溉（戰國時期都江堰）
2． 土地私有制確立
⑴．背景/條件：生產力發展 井田制破壞 周室衰微，貴族把土地視為私產
管仲齊國改革，採取「相地而衰征」 ⑵．過程： 魯國 初稅畝
商鞅變法，以法律形式確定土地私有 ⑶．影響：適應生產力發展，促進小農經濟形成。 補：土地私有制定義：土地私人所有，可以買賣。 3． 小農經濟
⑴．時間： 春秋戰國
生產力提高 ⑵．條件：
土地私有制確立
以一家一戶為單位 男耕女織
⑶．特點：
自然經濟，自給自足（本質） 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生產的基本模式
農民有較高生產積極性，利於精耕細作農業的發展
⑷．影響： 脆弱，不利於農業持續發展 總體水平低
貴族剝削
⑸．脆弱原因： 災荒瘟疫 土地兼並
補：自然經濟：包括小農經濟，手工業等。 滿足自家需要；
小農經濟的性質為自然經濟。
二、 手工業
1． 民營手工業：繼續發展 2． 民間手工業：
⑴．產生：春秋戰國 ⑵．形式：家庭手工業
民營手工業
⑶．特點：用於家庭或民間消費 不受官府壟斷
三、 商業：商業突破官府控制，繁榮發展
補：市依附於城，商品市場出現在城裡

四、 經濟政策
1． 抑制土地兼並：
地主依靠政治經濟特權，大量兼並農民的土地。
歷朝政府採取措施抑制兼並，維護小農經濟，鞏固統治。 2． 重農抑商：
商業與農業爭奪勞動力影響農業生產，危及政權。 內容：農業生產糧食、布帛，是本業； 脫離農業生產的工商業，為末業； 鼓勵農業生產，限制工商業發展； 鹽鐵專賣，限制商人經營范圍

⑺ 戰國時期的經濟巨變體現在哪些方面

春秋戰國抄時期是古代社會歷史巨變襲時期，這一時期的變革集中體現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

政治：
①各國先後變法：強化君權，建立君主專制；用法律的形式確立起封建土地所有制；獎勵農耕。
②各學派從各自立場和政治主張出發形成「百家爭鳴」局面。

經濟：鐵器和牛耕普遍使用使生產力有了重大發展；水利工程建設與農業發展的關系越來越密切；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中原市場形成和地域性經濟中心城市的興起成為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

軍事：
從春秋時期的爭霸戰爭發展到戰國時期的兼並戰爭，戰爭的規模越來越大，戰爭越來越殘酷，水平越來越高，出現了軍事專著。

總體趨勢：統一的進程加快。

⑻ 戰國時期的經濟特點

井田制瓦解，鐵犁牛耕出現

⑼ 春秋戰國時期促進經濟發展的三項成就

阿彌陀佛，施主。
1．正確認識春秋戰國歷史發展的三種趨勢 （1）由分裂走向統一。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大國兼並小國，諸侯數目逐漸減少；戰國時，較大的諸侯國只剩下齊楚等七國，七國繼續進行兼並戰爭，給人民帶來了災難，人民渴望統一。秦國經商鞅變法逐漸富強，秦王贏政經過大規模兼並戰爭，於公元前221年統一全國。 （2）由奴隸制瓦解到封建制確立。春秋時期，由於鐵器、牛耕的使用，私田增多，魯國首先採取按畝收稅的方法，承認土地私有。一些貴族將土地出租，收取地租．轉化為地主，奴隸轉化為農民，井田制瓦解，意味著奴隸制的瓦解。戰國時期，在新興地主階級推動下，各諸侯國經過100多年的變法，廢除了舊制度，封建制度最終確立。 （3）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王朝同周邊地區各少數民族的關系都有了發展，在前代的基礎上，在頻繁的戰爭和頻繁的經濟文化交往中，民族融合進一步加快，經濟文化聯系加強。這些為後來秦朝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打下了基礎，成為我國民族融合的重要歷史時期。 2．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的大變革後的成果 （1）經濟方面：由於鐵器、牛耕推廣，生產力迅速提高，井田制瓦解，出現了封建制的生產方式，形成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出現了獨立經營的手工業者和商人。 （2）政治方面：周王室衰微，「征伐自諸侯」，世卿世祿制被軍功製取代;以分封制、宗法制為主要內容的奴隸社會政治制度為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取代。 （3）思想文化方面：出現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舊的思想觀念受到沖擊，對人的重視在社會上普及開來，學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講學開始，個人著書立說成為風氣．適應各種政治派別的需要，出現了各種學派，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 （4）民族關系方面：「華夷」觀念削弱，華夏族與周邊的少數民族在征伐和生產中逐漸開始了融合。 （5）軍事方面：諸侯國在爭霸稱雄的戰爭中，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推行改革，富國強兵，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封建因素的成長，促進了新舊體制的更替過程；大國在爭霸戰爭中相互兼並，實現了區域性的局部統一，加快了全國統一的步伐。

⑽ 戰國時期商業發展的情況怎樣」」

一,迅速發展的農業生產
由於當時出現了新生產關系,所以當時的生產力的發展有其新特點. 鐵制農具已廣泛應用於農業生產,鐵農具的推廣和使用,有利於大量荒地的開墾和耕作效率的提高.
牛耕在戰國時期更加普遍.鐵農具和蓄力的結合,為深耕細作提供了條件.
各國為了發展經濟,都十分重視興修水利.許多國家設有專職官員管理水利事業
二,手工業和商業
(一)戰國時期手工業按經營方式可分為四類:
1.與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手工業.隨著井田制的瓦解,小農經濟成為封建生產方式的基礎,小農經濟的特點是男耕女織,其產品主要是滿足家庭的需要,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2.個體手工業.指民間具有一定專門技能的工匠,依靠自己的'技藝'從事的小商品生產,他們分布於各個行業中,如木工,皮革工,鞋工,陶工,漆工等,其產品多是自產自銷.

3.私營手工業.指'豪民'經營的規模較大的手工業.如魯國猗頓經營的煮鹽業,趙國卓氏和魏國孔氏經營的冶鐵業等,其勞動者主要是依附農民,僱工和奴隸,私營手工業要向國家交納賦稅,個別大手工業主積累了大量財富,富比王室.
4.官營手工業,一般規模較大,由官府設立專門官吏掌管,其生產者由奴隸,罪犯和僱工,其產品主要是兵器,禮器及生活奢侈品,主要用來滿足統治者的需要.
(二)戰國時期的手工業
1,冶鐵業是當時主要手工業部門,當時各國都有冶鐵中心.如齊國的臨淄,楚國的宛(南陽),趙國的邯鄲,韓國的新鄭(河南西平)等,並且出現了銅錫合金和淬火技術,這在當時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戰國時的青銅器又有了更高的發展,《周禮 考工記》記載有各種工具採用不同的銅和錫的比例,說明當時青銅技術的高超.
2,戰國紡織業也很發達,黃河流域和長江中下游地區都生產絲織物.齊國的紡織業最為著名,號稱'冠帶衣履天下'(《史記 貨殖列傳》);蜀錦很出名;長沙出土的竹簡上已有'羅','阿縞'等名稱.
3,煮鹽業也是當時重要的手工業部門,齊,燕以產海鹽著名,有'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管子 地數》)的說法.巴蜀地區則盛產井鹽.
(三)戰國時期的商業也很發達,主要表現在商人的活躍,城市的繁榮和貨幣的流通等方面.

1.商人們販運於列國之間,擴大了商品交換的范圍,各地的特產如北方的馬匹,南方的魚,東方的鹽,西方的皮革在中原市場上都能買到.大商人更加活躍,如魏國大商人白圭,'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方法,(《史記 貨殖列傳》)大搞投機交易,賺取了大量財富.河東鹽商猗頓和邯鄲冶鐵商郭縱,富甲天下,交結諸侯,干預政治.陽翟大賈呂不韋,通過販賤賣貴,家至千金,參與政治,官至丞相.
2.城市的繁榮是商業發展的重要表現,戰國時期出現了許多工商業發達的大城市,如齊之臨淄,周之洛陽,魏之大梁(今河南開封),韓之陽翟(今河南禹縣),楚之郢都(今湖北江陵),趙國邯鄲,燕國薊,秦之咸陽等.這一時期的城市無論是建築規模還是人口數量都得到迅速發展,'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戰國策 趙策三》)的大城市已很普遍.齊都臨淄有居民七萬余戶,'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史記 蘇秦列傳》宋國的陶邑居'天下之中,諸侯四通'(《史記 貨殖列傳》),是著名的商品集散地.
3. 隨著商業的發展和城市的繁榮,金屬貨幣的流通更加廣泛了.當時金屬貨幣有銅幣和金幣兩大類,銅幣主要有四種:燕,齊兩國使用刀幣,周,秦一帶使用圓錢,三晉使用布幣,楚國使用'蟻鼻錢',金幣一般以斤(十六兩),鎰(二十兩)為計量單位,還有'餅金'和'郢爰'.(餅金為餅狀金塊,郢爰為方形金塊)金屬貨幣進入商品流通領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表現.
三,科學技術的成就
1,《後稷農書》在戰國時已完成,只是今已失傳,但在《呂氏春秋》中還保存有《上農》,《任地》,《辨土》,《卑時》四篇.

2,《考工記》是我國第一部手工業專著,記載有我國古代器物製作方法和合金比例,但真本也已失傳.
3,《內經》我國第一部醫學著作,這時已能分科治療,有內科,外科,婦科,兒科等專門技術;名醫扁鵲,又名秦越人,以'望,聞,問,切'來進行治療;當時已掌握了針灸技術.
4,《甘石星經》由齊國人甘德和魏國人石申合著.甘德著《天文星術》,後石申著《天文》,後人講這兩部著作合在一起稱《甘石星經》.其中記載了恆星等.

5,《禹貢》戰國最早的地理著作,分別記載各個地方的地形和物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