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國最頂尖的經濟學家有哪些
歷史上中國在西方經濟學領域最有名的經濟學家是馬寅初。1914年馬寅初在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博士論文《紐約市的財政》在美國引起轟動，並被選為經濟學新生的必讀教材。在1919年回國後，在北大任教。他是當時中國第一個接受正統經濟學教育並有所成就的人。回國後，馬寅初發表了許多經濟學方面的演說和文章，尤其對中國的貨幣體制改革進行了研究。1928年，在大量研究中國金融體系現狀後，他認為當時要採取金本位已經不可能，而且西方國家也有許多已經放棄了金本位，而虛金本位又由於沒有具備絕對實力的中央銀行而為時尚早。所以，馬寅初，作為民國議員，提出了「廢兩改元」的議案。馬寅初的「廢兩改元」實際上是走向虛金本位的第一步。最終在1933年，在孔祥熙任財政部長時實施了「廢兩改元」，對同一中國貨幣，抵制外國貨幣(「鷹洋」)，發展中國經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緊接著1934年美國的《白銀條例》對中國金融市場造成巨大沖擊，隨後在1935年發行了中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紙幣，法幣。如果馬寅初的議案能夠早些通過，並在統一貨幣後，平穩過渡到以白銀為本位的法定貨幣體系，後來的中國經濟就不會那麼被動。看看馬寅初全集中的文章就可以看到當初馬老的經濟學水平是與世界經濟學發展水平接近的。中國後來的經濟學界，在78年以前的計劃經濟中沒有獨立性，98年以前都處於對計劃經濟的批判和市場經濟的探索，後來到現在的學者們大都從美國回來，受美國影響很大，但有獨立見解的幾乎沒有。
『貳』 請介紹幾個比較著名的經濟學家
一)經濟學
一、古典體系
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1750－187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於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後人對於什麼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麼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裡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後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那麼，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呢？在斯密52歲完成的5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並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120年後的馬歇爾那裡轉換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範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1817年以後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1981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M·Blaug）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1823年李嘉圖死後的10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於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後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1956）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後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餘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麼，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後一批「剩餘」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作為剩餘理論的繼承人，馬克思無疑從李嘉圖那裡學到了後者的分析範式。然而，馬克思創造性地發展了「剩餘價值理論」，這是他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超越。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馬克思」條目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稱，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是他對（古典）經濟學最具革命性的貢獻，他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長期運動規律毫無疑問成了他最傑出的成就，19世紀沒有第2位作者能象馬克思那樣始終清醒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怎樣運行、發展和改變世界。的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預言家和社會學家，他的經濟學始終在充實他的社會學框架。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欣賞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1942）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所作的這樣的高度評價：「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傑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主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麼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於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採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最突出的證明就是他的剩餘價值理論，這是理論方面的里程碑」。
不過，提起「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式的經濟學，我們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紀年輕的劍橋大學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貢獻。在劍橋，他是和數學家兼經濟學家的年輕的拉姆齊（F·Ramsey）和馮·諾伊曼（J·Von Neumann）一樣僅靠3篇論著而成為名聲大噪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天才。特別是，他於1960年出版的僅99頁的小冊子《用商品生產商品》可謂開創了一個把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結合為一體的「古典結構」。這種結構復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剩餘產品」的分析範式，以至於人們今天乾脆把古典經濟學稱為「斯拉法體系」。
二、劍橋遺風
「斯拉法體系」也許可以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但斯拉法的出現則勾起我對美麗劍橋的回憶。150年來，這里曾活躍著馬歇爾、庇古、凱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羅賓遜夫人、哈羅德等一代代傑出的經濟學家，這使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
1929年5月，經濟學家庇古在一次演講中說到，我們最近先後失去了劍橋的馬歇爾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們倆毫無疑問是近30年來英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確，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馬歇爾和埃奇沃斯的條目都多達20頁以上。馬歇爾作為所謂「劍橋學派」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原理》（1890）和《工業與貿易》（1919）完成了經濟學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換，成為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基礎之作。在馬歇爾之前，歐洲的經濟學特別由於法國的瓦爾拉（M·Walras）、古諾（A·Cournot），德國的屠能（J·Thunen）和英國的傑文思（W·Jevons）等經濟學家在轉換穆勒的結構和研究範式方面肯定對花去馬歇爾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經濟學原理》影響不淺，但馬歇爾仍然代表一個時代的開端。馬歇爾的「原理」建立了一個較為成熟的經濟學的「靜態學」分析範式（這就是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50周年的紀念文章中說，從根本上說，與其說馬歇爾創造了還不如說他熟練地掌握了一種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個具體的真理，而是一個去發現真理的「 機械」。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馬歇爾也應該是現代計量經濟學的引路人。盡管我們都注意到，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並沒有使用大量的數學和統計學，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後來指出的那樣，他的「原理」是以數學為基礎的，他把數學這個偉大的工具隱藏起來了。
馬歇爾對經濟學的另一大貢獻可能就體現在他手下造就出來的一大批弟子了。從真正的意義上來說，這是馬歇爾最重要的貢獻。庇古自然是馬歇爾最得意門徒和「劍橋學派」的繼承人，他還是現代福利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事實上，馬歇爾的經濟學是由庇古在劍橋為學生講授並大力傳播的。凱恩斯是馬歇爾和庇古的學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個，但毫無疑問，凱恩斯是當代最具影響的馬歇爾的弟子。
凱恩斯對經濟學的貢獻起源於他長期形成的貨幣思想的一系列發展。他在13年的時間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發展三個階段的重要著作：《貨幣改革論》（1923）、《貨幣論》（1930）和《通論》（1936）。《通論》是一部把貨幣理論過渡到「宏觀經濟學」的革命性的著作。對於《通論》在經濟學說史上的意義的評價，我想再也沒有帕廷金的下面這段話更合適的了：「在《通論》中，我們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凱恩斯。這里（正如凱恩斯許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樣）是這樣一個先知的鼓舞人心的聲音，他發現了一個新的真理，並且確信只有這個真理能挽救一個深深陷入各種危機與痛苦之中的世界。這是直接為了勸說全世界的經濟學家皈依新的教規和向錯誤的先知們作斗爭而發出的一種清晰而又雄辯的聲音，因為後者們剛愎自用地堅持早已被凱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話中的種種錯誤的教誨。這就是凱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學成就，而且也因為其成為每個經濟學家所繼承的一部分文獻遺產而聞名於世的情況。還有誰不知道『在長期，我們都死了』（《貨幣改革論》，第56頁）這句話？還有誰不知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這個世界的就只是這些思想。許多實踐家自以為絕不受任何知識的影響，卻往往當上了一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執政的狂人，自稱聽到了上帝的指示，實際上卻是從若干年前一些學術界劣等作者那兒拾取了一些怪誕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漸侵蝕力來，既得利益的勢力被過分誇大了。』」②
可是，凱恩斯的《通論》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一個被稱為「劍橋園地」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氛圍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後，凱恩斯擔任了英國著名的《經濟學雜志》的主編，並傾心於《貨幣論》的寫作。就是在這個時候，凱恩斯誠心地把曾向馬歇爾發難的義大利青年經濟學家斯拉法請到了劍橋。事實上，已經50歲的凱恩斯和一批25歲左右的劍橋同事和青年新秀組成了劍橋學術俱樂部的重要成員。在這個俱樂部里，除斯拉法之外，還包括拉姆齊這位年輕卓越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還有凱恩斯的得意門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學同學羅賓遜夫人（J·Robinson）、以及後來大名鼎鼎的哈羅德（R ·Harrod）和曾榮膺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齊，他傑出的才華和英年早逝（26歲）給這位劍橋的數學家的後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齊與著名的數學家和博弈論專家馮·諾伊曼同生於1903年，每個人都只寫了一生中最有價值的3篇論文。拉姆齊的這3篇論文分別是討論主觀概率與效用的「真理與概率」（1926）、討論最優稅收的「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1927）和討論單一部門最優增長的「儲蓄的數學理論」（1928）。他的後兩篇論文均發表在由凱恩斯任主編的《經濟學雜志》上。「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實際上開創並奠定了現代稅收理論的基礎，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齊的這一論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視，這主要歸功於鮑莫爾（W·Baumol）教授等一批學者在70年代對規模經濟顯著行業的定價問題的集中研究。鮑莫爾還以「拉姆齊定價」為條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介紹了拉姆齊的這一重要貢獻。另外，在拉姆齊的這篇論文發表70年以後，從牛津剛轉入劍橋任教的米爾利斯（J·Mirrlees）教授因為發展了這一最優稅收理論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拉姆齊的第3篇討論儲蓄的論文被凱恩斯在為拉姆齊撰寫的逝世訃告中稱為「對數理經濟學所作過的最卓越的貢獻之一」。
在「劍橋園地」，還有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她1922年入劍橋念經濟學，當時馬歇爾還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給學生講授馬歇爾的經濟學。可以說她是馬歇爾、庇古和凱恩斯的學生。但同時也還是斯拉法、卡爾多（N·Kaldor）和卡萊斯基（M·Kalecki）的摯友，他們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開始在劍橋工作，研究經濟學。她是「劍橋園地」的積極參與者。這個「園地」的定期討論會在30年代實際上正在孕育著凱恩斯的《通論》的初稿。羅賓遜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使年輕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經濟學的最前沿。隨後她致力於對凱恩斯《通論》的闡釋和辯護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與卡萊斯基的相遇改變了她後來對經濟研究的重點，也改變了她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態度。她發現卡萊斯基已早於凱恩斯得出了後者的結論，而且卡萊斯基使用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語言。馬克思的整體社會觀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論馬克思經濟學》，並於1956年出版了她開創性的、同時也可能使她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資本積累》。
人們今天為她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惋惜。曾經有人說，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大錯失良機的遺憾，而且都與羅賓遜夫人有關。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經濟學家；二是它沒有授予羅賓遜夫人。然而，無論如何，作為「劍橋學派」的重要一員，她的個性正好驗證了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哲學家的一句話：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個持異見的學者。
三、古典主義的新世界
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我們會始終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科學力量。是它的存在誘導並推動了一代代經濟學家恆久不懈的努力。沒有這種追求科學的精神，就沒有我們今天的經濟學面貌。80年代初，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將我帶入經濟學的。當然，那時我們念的《經濟學》是高鴻業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譯過來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薩繆爾森在為他的《經濟學》1948年第1版的紀念本所寫的前言中風趣地說：「看到中世紀的三個正在勞動的人，喬瑟問他們在干什麼。第一個人說：『我在掙錢，錢還不少』。第二個人說：『我在把石頭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狀』。第三個人則聲稱：『我在建一座教堂』。當我撰寫《經濟學》的第一版時，我實際上在同時做這三件事，盡管我當時並不知道」。的確，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的成功是數百年來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的成功！作為在美國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人（1970），薩繆爾森對經濟學的貢獻代表了過去的50年一代經濟學家在將馬歇爾經濟學體系的分析語言和圖式轉變成數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薩繆爾森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充滿信心和熱情。他25歲完成的博士論文於1947年出版，題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成為現代經濟學分析的經典。1966－1986年連續出版的5卷本《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集》（收入388篇論文）堪稱現代經濟學範式之非凡作品。
薩繆爾森成長的30年代，正是英國的「凱恩斯革命」和壟斷競爭理論的創新時期。薩繆爾森因之從芝加哥大學轉入了「合適的地方」——哈佛大學。在哈佛的5年學習以及後來在MIT的終身教職使薩繆爾森最終在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和美國的正統經濟學之間找到了一種「綜合」。然而，在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時，弗里德曼、施蒂格勒這兩位後來先後於1976年和1982年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年輕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後期，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維恩那（J·Viner）為首的反對英國30年代的凱恩斯《通論》和壟斷競爭理論創新的「風格」。就是說，他們始終希望堅持凱恩斯之前的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據說是芝加哥大學的凡勃倫在1900年最先發明這個詞來描述馬歇爾的「劍橋學派」的），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和價格原理，後經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經濟學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別「芝加哥學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們對培養經濟學博士的苛刻要求。這種要求博士的候選人必須通過關於價格理論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試。掌握應用價格理論的能力是每個念經濟學的學生必須樹立的明確目標。芝加哥學派的這個所謂的「教義帝國主義」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不過，盡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經濟系，奈特捍衛新古典經濟學的方式還是與維恩那保持著迥然不同的風格。奈特比較反對經濟學中的數理分析，而維恩那卻更欣賞經驗（計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學生，特別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雖然更忠實於奈特，但他們卻是十足的經驗實證主義者，對在經濟研究中採用計量經濟方法十分推崇和偏愛。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後，芝加哥大學請來了年輕的奧斯卡·蘭格（O·Lange）來主講凱恩斯的經濟學（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校方試圖讓芝加哥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也有一些聲音）。但蘭格是一位傑出數理經濟學家，與芝加哥的亨利舒爾茨教授成為芝加哥的數理經濟學家。另一位舒爾茨這時候也調入了芝大並擔任了校長。他就是西奧多·舒爾茨，農業和發展經濟學家，他於1979年因為創造性地發展了「人力資本和教育」的經濟學分析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實證經濟學的這一作風使芝加哥的確維持了30年代形成的傳統的連續性。但屬於「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研究在方法上並不始終囿於統計和技術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論文集》中對一套實證主義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確實，後來曾引起薩繆而森的挑戰）。他認為，重要的不是假設的可靠性，而是理論的可檢驗性決定著對理論的選擇。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數經濟學家並不完全堅持這一「原則」，對他們來說，邏輯的一致性是理論的更重要的原則。
50年代以後，芝加哥在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方面有了更輝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學派」的條目對此作了介紹。本條目的撰稿人里德寫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後期，芝加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擴展到了傳統的教義之外。H·G·劉易斯（H·G·Lewis）應用價格理論解決『供需結合』問題（劉易斯，1959）和加里·貝克爾（G·Becker）關於種族歧視的論述（貝克爾，1957）是早期的兩個例子」。貝克爾由於在將價格理論成功地應用於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會問題的分析而獲得了1992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根據里德的概括，教義擴展的另一個領域是公司財務學。也許財務學與經濟學是相互獨立的學科，但在芝加哥那裡，把兩者革命性地聯系起來的是價格理論。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關於股票價格和股息的創造性論文引發了後來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的誕生。接下來的創新是「理性預期」。這本不是芝加哥的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但在以米勒為首的芝加哥商學院和以盧卡斯（R·Lucas）所領導的經濟系裡得到了「發揚光大」。事實上，公司財務學的發展引出的「有效市場」思想與理性預期的思想一脈相承。米勒和盧卡斯分別於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芝加哥學派的最後一個創新是「法和經濟學」。「法和經濟學」的早期思想來源於對公共政策的經濟分析的嘗試。1939年芝大聘請西蒙斯來執教，西蒙斯開設了「經濟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課程。現在看起來，這是芝大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從西蒙斯倡導的政策分析中後來逐步發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貨幣主義」和對法律的經濟學分析。對於後者，我們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學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不過，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科斯（R·Coase）為法律經濟學開創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新制度經濟學。他1960年發表在《法和經濟學雜志》上的著名的論文「社會成本的問題」被施蒂格勒稱之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雖然人們對科斯的學說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進行著，但我始終欣賞這樣一句話：在科斯那裡，真實世界總是趨於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對「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對芝加哥學派的最好定義。
(二)管理學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加里·哈默爾（Gary Hamel）核心競爭力
核心競爭力是組織內的集體學習能力，尤其是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整合多種技術的能力。
對於企業來說，「核心競爭力」這一管理思想的重要性在於：因為核心競爭力具有稀缺難以模仿這些的資源特徵，對核心競爭力的重視和研究，實際上是將企業競爭優勢的生成問題轉化為維系競爭優勢的問題，進而賦予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這也就是為什麼認清、維護和加強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是「性命攸關」的。
過去，多元化經營的大公司可以簡單地指示下屬的各業務單元進入某個特定的終端產品市場，並要求這些業務單元能成為世界領先者。但是，隨著市場邊界迅速變化，目標市場往往變得飄忽不定，大公司如再沿用這一簡單做法，則難以創造新市場，也難以快速進入新興市場或在成熟市場戲劇性地改變客戶選擇的模式。
競爭優勢的真正根源是管理層整合整個公司的技術及生產技能而形成的公司能力，這些能力使得各項經營業務能夠迅速捕獲不斷變化的機會。多元化大公司好比一顆大樹，樹乾和主要枝杈是核心產品，較小的枝杈是些業務單元，樹葉、花朵和果實是終端產品，而提供滋潤、營養和穩定的根系則是核心競爭力。比如，索尼公司的縮微（Miniaturization）能力，就是核心競爭力。
我們可以把核心競爭力視為組織內的集體學習能力，尤其是關於如何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整合多種技術的能力。核心競爭力不僅涉及技術體系的協調一致，還與工作的組織、價值觀的傳遞有關。核心競爭力還是溝通、參與，以及對跨組織邊界工作的深刻認同。需要指出的是，培育核心競爭力並不意味著比競爭對手更多的研發投資，也不意味著垂直整合。
核心競爭力的獨特之處在於，越是使用，越是分享，它就越得到增強。核心競爭力不僅是把已有的業務抱成一團的粘結劑，而且還是新業務開發的引擎。象佳能公司一系列不同產品背後是幾個共享的核心競爭力。各種各樣的業務從表面看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往深處的核心競爭力看，不同的業務恰恰是脈絡分明的。比如，正是佳能在光學、成像技術和微處理器控制方面的核心競爭力使它得以在復印機、激光列印機、相機和掃描儀這些看起來不同的市場上占據重要地位。
代表性文章：《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羅伯特·海斯（Robert H. Hayes）威廉·阿伯內西（William J. Abernathy）：關注企業長遠發展
過去20年間，因美國的經濟層越來越依賴一些幾近教條的管理原則。這些管理教條倚重冷冰冰的分析和華而不實的方法，輕視基於經驗的洞察力，因而無法把握戰略決策的微妙性和復雜性。結果，追求短期經濟回報的最大化成為許多公司壓倒一切的准則。
當今世界，大多數行業的成功都要求企業重視長遠發展，從而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然而，美國管理者卻沉迷於那些看似實用的「管理教條」：鼓勵管理者重分析，輕洞察；鼓勵管理者追求短期的成本削減，放棄長遠的企業發展。事實上，恰恰是這些被管理者視為福音的管理教條在美國經濟日落西山的大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這些風靡全美的管理教條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財務控制管理。隨著企業的組織結構日益分散化，企業傾向於把利潤中心作為衡量管理者成敗的基本標准。這必然導致企業更依賴於投資回報率這樣的短期財務指標，並以此來評估管理者的業績。在這樣的環境下，沒有人敢於嘗試創新，因為沒有人可以承受失敗帶來的後果。
企業組合管理。企業組合管理是「投資組合管理」概念在企業中的運用，即多元化經營。但是，假如運用這一理論的管理團隊缺乏實際經驗，只關注財務和控制，那就會把管理者推向一個極端：在安排資源時畏首畏尾，不敢承擔責任，不願冒風險。
市場驅動管理。1960年以來，美國公司把一個它們原本忽視的原則用得過於到家了：經營以客戶為導向。問題在於，運用市場驅動企業發展的戰略也有其局限性，因為客戶往往只看得到現有的產品，企業僅僅關注當前的客戶滿意度有可能會錯過未來的卓越產品。
事實上，企業得以生存和經久不衰的命門歷來如此：投資、創新、領先、創造從未有過的價值。只有如此，而不僅僅是充當控制者、市場分析家、企業組合管理者，才能造就市場先驅。
代表性文章：《管理教條：經濟下滑之罪魁》
亞伯拉罕·扎萊茲尼克（Abraham Zaleznik）:管理者 ≠ 領導者
管理者和領導者是非常不同的兩類人。在動機、成長歷程以及如何思考和行動方面，兩者都截然不同。
什麼是培養領導者的最佳方法？各個社會各有其答案，而商界的答案是培養管理者就是培養領導者。但是這種機制雖然能夠保證控製得法、各方權力平衡和管理者勝任其職，卻不能保證組織富有想像力、創造性或者在道德上不偏離正軌。而且，管理者傾向於集體領導
『叄』 世界最祖名的經濟學家有哪些他們都有什麼貢獻
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1750－187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於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後人對於什麼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麼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裡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後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那麼，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呢？在斯密52歲完成的5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並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120年後的馬歇爾那裡轉換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範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1817年以後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1981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M·Blaug）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1823年李嘉圖死後的10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於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後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1956）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後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餘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麼，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後一批「剩餘」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作為剩餘理論的繼承人，馬克思無疑從李嘉圖那裡學到了後者的分析範式。然而，馬克思創造性地發展了「剩餘價值理論」，這是他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超越。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馬克思」條目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稱，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是他對（古典）經濟學最具革命性的貢獻，他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長期運動規律毫無疑問成了他最傑出的成就，19世紀沒有第2位作者能象馬克思那樣始終清醒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怎樣運行、發展和改變世界。的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預言家和社會學家，他的經濟學始終在充實他的社會學框架。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欣賞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1942）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所作的這樣的高度評價：「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傑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主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麼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於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採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最突出的證明就是他的剩餘價值理論，這是理論方面的里程碑」。
不過，提起「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式的經濟學，我們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紀年輕的劍橋大學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貢獻。在劍橋，他是和數學家兼經濟學家的年輕的拉姆齊（F·Ramsey）和馮·諾伊曼（J·Von Neumann）一樣僅靠3篇論著而成為名聲大噪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天才。特別是，他於1960年出版的僅99頁的小冊子《用商品生產商品》可謂開創了一個把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結合為一體的「古典結構」。這種結構復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剩餘產品」的分析範式，以至於人們今天乾脆把古典經濟學稱為「斯拉法體系」。
二、劍橋遺風
「斯拉法體系」也許可以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但斯拉法的出現則勾起我對美麗劍橋的回憶。150年來，這里曾活躍著馬歇爾、庇古、凱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羅賓遜夫人、哈羅德等一代代傑出的經濟學家，這使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
1929年5月，經濟學家庇古在一次演講中說到，我們最近先後失去了劍橋的馬歇爾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們倆毫無疑問是近30年來英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確，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馬歇爾和埃奇沃斯的條目都多達20頁以上。馬歇爾作為所謂「劍橋學派」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原理》（1890）和《工業與貿易》（1919）完成了經濟學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換，成為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基礎之作。在馬歇爾之前，歐洲的經濟學特別由於法國的瓦爾拉（M·Walras）、古諾（A·Cournot），德國的屠能（J·Thunen）和英國的傑文思（W·Jevons）等經濟學家在轉換穆勒的結構和研究範式方面肯定對花去馬歇爾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經濟學原理》影響不淺，但馬歇爾仍然代表一個時代的開端。馬歇爾的「原理」建立了一個較為成熟的經濟學的「靜態學」分析範式（這就是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50周年的紀念文章中說，從根本上說，與其說馬歇爾創造了還不如說他熟練地掌握了一種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個具體的真理，而是一個去發現真理的「 機械」。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馬歇爾也應該是現代計量經濟學的引路人。盡管我們都注意到，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並沒有使用大量的數學和統計學，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後來指出的那樣，他的「原理」是以數學為基礎的，他把數學這個偉大的工具隱藏起來了。
馬歇爾對經濟學的另一大貢獻可能就體現在他手下造就出來的一大批弟子了。從真正的意義上來說，這是馬歇爾最重要的貢獻。庇古自然是馬歇爾最得意門徒和「劍橋學派」的繼承人，他還是現代福利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事實上，馬歇爾的經濟學是由庇古在劍橋為學生講授並大力傳播的。凱恩斯是馬歇爾和庇古的學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個，但毫無疑問，凱恩斯是當代最具影響的馬歇爾的弟子。
凱恩斯對經濟學的貢獻起源於他長期形成的貨幣思想的一系列發展。他在13年的時間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發展三個階段的重要著作：《貨幣改革論》（1923）、《貨幣論》（1930）和《通論》（1936）。《通論》是一部把貨幣理論過渡到「宏觀經濟學」的革命性的著作。對於《通論》在經濟學說史上的意義的評價，我想再也沒有帕廷金的下面這段話更合適的了：「在《通論》中，我們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凱恩斯。這里（正如凱恩斯許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樣）是這樣一個先知的鼓舞人心的聲音，他發現了一個新的真理，並且確信只有這個真理能挽救一個深深陷入各種危機與痛苦之中的世界。這是直接為了勸說全世界的經濟學家皈依新的教規和向錯誤的先知們作斗爭而發出的一種清晰而又雄辯的聲音，因為後者們剛愎自用地堅持早已被凱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話中的種種錯誤的教誨。這就是凱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學成就，而且也因為其成為每個經濟學家所繼承的一部分文獻遺產而聞名於世的情況。還有誰不知道『在長期，我們都死了』（《貨幣改革論》，第56頁）這句話？還有誰不知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這個世界的就只是這些思想。許多實踐家自以為絕不受任何知識的影響，卻往往當上了一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執政的狂人，自稱聽到了上帝的指示，實際上卻是從若干年前一些學術界劣等作者那兒拾取了一些怪誕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漸侵蝕力來，既得利益的勢力被過分誇大了。』」②
可是，凱恩斯的《通論》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一個被稱為「劍橋園地」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氛圍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後，凱恩斯擔任了英國著名的《經濟學雜志》的主編，並傾心於《貨幣論》的寫作。就是在這個時候，凱恩斯誠心地把曾向馬歇爾發難的義大利青年經濟學家斯拉法請到了劍橋。事實上，已經50歲的凱恩斯和一批25歲左右的劍橋同事和青年新秀組成了劍橋學術俱樂部的重要成員。在這個俱樂部里，除斯拉法之外，還包括拉姆齊這位年輕卓越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還有凱恩斯的得意門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學同學羅賓遜夫人（J·Robinson）、以及後來大名鼎鼎的哈羅德（R ·Harrod）和曾榮膺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齊，他傑出的才華和英年早逝（26歲）給這位劍橋的數學家的後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齊與著名的數學家和博弈論專家馮·諾伊曼同生於1903年，每個人都只寫了一生中最有價值的3篇論文。拉姆齊的這3篇論文分別是討論主觀概率與效用的「真理與概率」（1926）、討論最優稅收的「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1927）和討論單一部門最優增長的「儲蓄的數學理論」（1928）。他的後兩篇論文均發表在由凱恩斯任主編的《經濟學雜志》上。「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實際上開創並奠定了現代稅收理論的基礎，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齊的這一論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視，這主要歸功於鮑莫爾（W·Baumol）教授等一批學者在70年代對規模經濟顯著行業的定價問題的集中研究。鮑莫爾還以「拉姆齊定價」為條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介紹了拉姆齊的這一重要貢獻。另外，在拉姆齊的這篇論文發表70年以後，從牛津剛轉入劍橋任教的米爾利斯（J·Mirrlees）教授因為發展了這一最優稅收理論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拉姆齊的第3篇討論儲蓄的論文被凱恩斯在為拉姆齊撰寫的逝世訃告中稱為「對數理經濟學所作過的最卓越的貢獻之一」。
在「劍橋園地」，還有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她1922年入劍橋念經濟學，當時馬歇爾還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給學生講授馬歇爾的經濟學。可以說她是馬歇爾、庇古和凱恩斯的學生。但同時也還是斯拉法、卡爾多（N·Kaldor）和卡萊斯基（M·Kalecki）的摯友，他們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開始在劍橋工作，研究經濟學。她是「劍橋園地」的積極參與者。這個「園地」的定期討論會在30年代實際上正在孕育著凱恩斯的《通論》的初稿。羅賓遜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使年輕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經濟學的最前沿。隨後她致力於對凱恩斯《通論》的闡釋和辯護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與卡萊斯基的相遇改變了她後來對經濟研究的重點，也改變了她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態度。她發現卡萊斯基已早於凱恩斯得出了後者的結論，而且卡萊斯基使用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語言。馬克思的整體社會觀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論馬克思經濟學》，並於1956年出版了她開創性的、同時也可能使她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資本積累》。
人們今天為她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惋惜。曾經有人說，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大錯失良機的遺憾，而且都與羅賓遜夫人有關。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經濟學家；二是它沒有授予羅賓遜夫人。然而，無論如何，作為「劍橋學派」的重要一員，她的個性正好驗證了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哲學家的一句話：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個持異見的學者。
三、古典主義的新世界
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我們會始終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科學力量。是它的存在誘導並推動了一代代經濟學家恆久不懈的努力。沒有這種追求科學的精神，就沒有我們今天的經濟學面貌。80年代初，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將我帶入經濟學的。當然，那時我們念的《經濟學》是高鴻業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譯過來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薩繆爾森在為他的《經濟學》1948年第1版的紀念本所寫的前言中風趣地說：「看到中世紀的三個正在勞動的人，喬瑟問他們在干什麼。第一個人說：『我在掙錢，錢還不少』。第二個人說：『我在把石頭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狀』。第三個人則聲稱：『我在建一座教堂』。當我撰寫《經濟學》的第一版時，我實際上在同時做這三件事，盡管我當時並不知道」。的確，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的成功是數百年來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的成功！作為在美國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人（1970），薩繆爾森對經濟學的貢獻代表了過去的50年一代經濟學家在將馬歇爾經濟學體系的分析語言和圖式轉變成數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薩繆爾森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充滿信心和熱情。他25歲完成的博士論文於1947年出版，題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成為現代經濟學分析的經典。1966－1986年連續出版的5卷本《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集》（收入388篇論文）堪稱現代經濟學範式之非凡作品。
薩繆爾森成長的30年代，正是英國的「凱恩斯革命」和壟斷競爭理論的創新時期。薩繆爾森因之從芝加哥大學轉入了「合適的地方」——哈佛大學。在哈佛的5年學習以及後來在MIT的終身教職使薩繆爾森最終在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和美國的正統經濟學之間找到了一種「綜合」。然而，在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時，弗里德曼、施蒂格勒這兩位後來先後於1976年和1982年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年輕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後期，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維恩那（J·Viner）為首的反對英國30年代的凱恩斯《通論》和壟斷競爭理論創新的「風格」。就是說，他們始終希望堅持凱恩斯之前的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據說是芝加哥大學的凡勃倫在1900年最先發明這個詞來描述馬歇爾的「劍橋學派」的），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和價格原理，後經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經濟學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別「芝加哥學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們對培養經濟學博士的苛刻要求。這種要求博士的候選人必須通過關於價格理論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試。掌握應用價格理論的能力是每個念經濟學的學生必須樹立的明確目標。芝加哥學派的這個所謂的「教義帝國主義」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不過，盡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經濟系，奈特捍衛新古典經濟學的方式還是與維恩那保持著迥然不同的風格。奈特比較反對經濟學中的數理分析，而維恩那卻更欣賞經驗（計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學生，特別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雖然更忠實於奈特，但他們卻是十足的經驗實證主義者，對在經濟研究中採用計量經濟方法十分推崇和偏愛。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後，芝加哥大學請來了年輕的奧斯卡·蘭格（O·Lange）來主講凱恩斯的經濟學（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校方試圖讓芝加哥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也有一些聲音）。但蘭格是一位傑出數理經濟學家，與芝加哥的亨利舒爾茨教授成為芝加哥的數理經濟學家。另一位舒爾茨這時候也調入了芝大並擔任了校長。他就是西奧多·舒爾茨，農業和發展經濟學家，他於1979年因為創造性地發展了「人力資本和教育」的經濟學分析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實證經濟學的這一作風使芝加哥的確維持了30年代形成的傳統的連續性。但屬於「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研究在方法上並不始終囿於統計和技術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論文集》中對一套實證主義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確實，後來曾引起薩繆而森的挑戰）。他認為，重要的不是假設的可靠性，而是理論的可檢驗性決定著對理論的選擇。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數經濟學家並不完全堅持這一「原則」，對他們來說，邏輯的一致性是理論的更重要的原則。
50年代以後，芝加哥在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方面有了更輝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學派」的條目對此作了介紹。本條目的撰稿人里德寫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後期，芝加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擴展到了傳統的教義之外。H·G·劉易斯（H·G·Lewis）應用價格理論解決『供需結合』問題（劉易斯，1959）和加里·貝克爾（G·Becker）關於種族歧視的論述（貝克爾，1957）是早期的兩個例子」。貝克爾由於在將價格理論成功地應用於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會問題的分析而獲得了1992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根據里德的概括，教義擴展的另一個領域是公司財務學。也許財務學與經濟學是相互獨立的學科，但在芝加哥那裡，把兩者革命性地聯系起來的是價格理論。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關於股票價格和股息的創造性論文引發了後來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的誕生。接下來的創新是「理性預期」。這本不是芝加哥的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但在以米勒為首的芝加哥商學院和以盧卡斯（R·Lucas）所領導的經濟系裡得到了「發揚光大」。事實上，公司財務學的發展引出的「有效市場」思想與理性預期的思想一脈相承。米勒和盧卡斯分別於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芝加哥學派的最後一個創新是「法和經濟學」。「法和經濟學」的早期思想來源於對公共政策的經濟分析的嘗試。1939年芝大聘請西蒙斯來執教，西蒙斯開設了「經濟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課程。現在看起來，這是芝大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從西蒙斯倡導的政策分析中後來逐步發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貨幣主義」和對法律的經濟學分析。對於後者，我們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學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不過，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科斯（R·Coase）為法律經濟學開創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新制度經濟學。他1960年發表在《法和經濟學雜志》上的著名的論文「社會成本的問題」被施蒂格勒稱之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雖然人們對科斯的學說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進行著，但我始終欣賞這樣一句話：在科斯那裡，真實世界總是趨於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對「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對芝加哥學派的最好定義。
(二)管理學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加里·哈默爾（Gary Hamel）核心競爭力
核心競爭力是組織內的集體學習能力，尤其是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整合多種技術的能力。
對於企業來說，「核心競爭力」這一管理思想的重要性在於：因為核心競爭力具有稀缺難以模仿這些的資源特徵，對核心競爭力的重視和研究，實際上是將企業競爭優勢的生成問題轉化為維系競爭優勢的問題，進而賦予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這也就是為什麼認清、維護和加強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是「性命攸關」的。
過去，多元化經營的大公司可以簡單地指示下屬的各業務單元進入某個特定的終端產品市場，並要求這些業務單元能成為世界領先者。但是，隨著市場邊界迅速變化，目標市場往往變得飄忽不定，大公司如再沿用這一簡單做法，則難以創造新市場，也難以快速進入新興市場或在成熟市場戲劇性地改變客戶選擇的模式。
競爭優勢的真正根源是管理層整合整個公司的技術及生產技能而形成的公司能力，這些能力使得各項經營業務能夠迅速捕獲不斷變化的機會。多元化大公司好比一顆大樹，樹乾和主要枝杈是核心產品，較小的枝杈是些業務單元，樹葉、花朵和果實是終端產品，而提供滋潤、營養和穩定的根系則是核心競爭力。比如，索尼公司的縮微（Miniaturization）能力，就是核心競爭力。
我們可以把核心競爭力視為組織內的集體學習能力，尤其是關於如何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整合多種技術的能力。核心競爭力不僅涉及技術體系的協調一致，還與工作的組織、價值觀的傳遞有關。核心競爭力還是溝通、參與，以及對跨組織邊界工作的深刻認同。需要指出的是，培育核心競爭力並不意味著比競爭對手更多的研發投資，也不意味著垂直整合。
核心競爭力的獨特之處在於，越是使用，越是分享，它就越得到增強。核心競爭力不僅是把已有的業務抱成一團的粘結劑，而且還是新業務開發的引擎。象佳能公司一系列不同產品背後是幾個共享的核心競爭力。各種各樣的業務從表面看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往深處的核心競爭力看，不同的業務恰恰是脈絡分明的。比如，正是佳能在光學、成像技術和微處理器控制方面的核心競爭力使它得以在復印機、激光列印機、相機和掃描儀這些看起來不同的市場上占據重要地位。
代表性文章：《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羅伯特·海斯（Robert H. Hayes）威廉·阿伯內西（William J. Abernathy）：關注企業長遠發展
過去20年間，因美國的經濟層越來越依賴一些幾近教條的管理原則。這些管理教條倚重冷冰冰的分析和華而不實的方法，輕視基於經驗的洞察力，因而無法把握戰略決策的微妙性和復雜性。結果，追求短期經濟回報的最大化成為許多公司壓倒一切的准則。
當今世界，大多數行業的成功都要求企業重視長遠發展，從而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然而，美國管理者卻沉迷於那些看似實用的「管理教條」：鼓勵管理者重分析，輕洞察；鼓勵管理者追求短期的成本削減，放棄長遠的企業發展。事實上，恰恰是這些被管理者視為福音的管理教條在美國經濟日落西山的大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這些風靡全美的管理教條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財務控制管理。隨著企業的組織結構日益分散化，企業傾向於把利潤中心作為衡量管理者成敗的基本標准。這必然導致企業更依賴於投資回報率這樣的短期財務指標，並以此來評估管理者的業績。在這樣的環境下，沒有人敢於嘗試創新，因為沒有人可以承受失敗帶來的後果。
企業組合管理。企業組合管理是「投資組合管理」概念在企業中的運用，即多元化經營。但是，假如運用這一理論的管理團隊缺乏實際經驗，只關注財務和控制，那就會把管理者推向一個極端：在安排資源時畏首畏尾，不敢承擔責任，不願冒風險。
市場驅動管理。1960年以來，美國公司把一個它們原本忽視的原則用得過於到家了：經營以客戶為導向。問題在於，運用市場驅動企業發展的戰略也有其局限性，因為客戶往往只看得到現有的產品，企業僅僅關注當前的客戶滿意度有可能會錯過未來的卓越產品。
事實上，企業得以生存和經久不衰的命門歷來如此：投資、創新、領先、創造從未有過的價值。只有如此，而不僅僅是充當控制者、市場分析家、企業組合管理者，才能造就市場先驅。
代表性文章：《管理教條：經濟下滑之罪魁》
亞伯拉罕·扎萊茲尼克（Abraham Zaleznik）:管理者 ≠ 領導者
管理者和領導者是非常不同的兩類人。在動機、成長歷程以及如何思考和行動方面，兩者都截然不同。
什麼是培養領導者的最佳方法？各個社會各有其答案，而商界的答案是培養管理者就是培養領導者。但是這種機制雖然能夠保證控製得法、各方權力平衡和管理者勝任其職，卻不能保證組織富有想像力、創造性或者在道德上不偏離正軌。而且，管理者傾向於集體領導
『肆』 現在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是誰
2003年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 郎咸平教授簡介
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博士，長江商學院（首席）教授，2003年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沃頓商學院，密西根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紐約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最高學術級別的（首席）教授，搜狐首席經濟顧問，世界銀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財經事務局公司治理顧問，被中小投資者贊譽的「郎監管」，1990年金融學論文引用率排名全世界第一，暢銷書《公司治理》的作者。 在大眾心目中，郎咸平是位觀點鮮明而且具有世界級學術成就、在中國博得極高知名度的大師級學者。他在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於1986年以創世界紀錄的兩年半時間連拿金融學碩士和博士學位。郎教授曾經執教於多家知名的商學院，其中包括沃頓商學院、密歇根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紐約大學、芝加哥大學等，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最高學術級別的（首席）教授和長江商學院金融學講座教授。郎教授曾擔任世界銀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財經事務局公司治理顧問。
郎教授曾於1998-2001在世界銀行擔任公司治理顧問，致力於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護小股民權益的課題。在東亞地區，此項研究尚屬首次。其論文在美國最富盛名的《2000年金融經濟學期刊》、《2002年美國金融學會期刊》發表，被專業學者、研究人員及《經濟學家》、《華爾街日報》等知名媒體廣泛引用，並且被收存在美國國會圖書館。
郎咸平作為世界級的公司治理和金融專家，主要致力於公司監管、項目融資、直接投資、企業重組、兼並與收購、破產等方面的研究，成就斐然。根據統計：郎咸平的破產論文和另一篇有關公司兼並論文同時被列入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28篇公司財金方面論文。有四篇論文被《金融經濟學期刊》評為「明星論文」。 郎咸平作為金融學家在經濟（管理）學界極富盛名。被列入2002、2003年世界經濟學家名人錄中。而且大多數世界通用的金融管理教科書均引用郎咸平的論文。
郎咸平教授2001年下半年，在國內股市極力推廣「辯方舉證」 以及「集體訴訟」 措施以保護小股民的正當權益。他的觀點受到媒體， 學術界以及政府的高度重視， 因此被媒體尊稱為 「郎監管」。眾多的知名媒體報道了郎咸平對各項法律、政治和經濟的觀點。根據《深圳特區報》的統計，郎咸平的觀點以網頁數而言列全國財經人物之前矛。
2003年6月提出制度化解決民企原罪的問題，並被遠在海外的仰融委託，出任「獨立第三方」，為制度化解決日益突出的民營企業與主管部門矛盾的問題進行積極探索。
2003年9月，當關於人民幣匯率的問題討論進入白熱化的階段，郎咸平在廣州某論壇一語「人民幣應該再貶值2％以打擊進入中國市場的游資」，再次驚動天下人。
2003年以來，他把主要精力轉向企業戰略研究，為企業高管人士進行「公司治理與企業戰略」剖析，被稱為「中國民營企業教父」。
2004年郎教授提出「中國企業如要做大做強，只會造成悲劇！」的論點，又在中國企業界掀起了軒然大波。2004年八、九月間郎咸平教授用最為傳統的財務分析方法，痛陳國企改革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弊病，質疑某些企業侵吞國資，並提出目前一些地方上推行的「國退民進」式的國企產權改革已步入誤區。引起巨大的影響，被稱之為「郎旋風」。
『伍』 當今中國十大經濟學家
厲以寧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學界泰斗。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學系，1955年畢業後留校工作、任教至今。現為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博士生導師，中國民生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企業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七，八，九屆全國人大常委、七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八，九屆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林毅夫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原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聯合創始人 、名譽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八、九、十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現任全國政協常委 、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2005年獲選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
張維迎
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同時兼任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20多年來，他以一個獨立學者的立場，積極參與到中國改革實踐的洪流中。他是國內最早提出並系統論證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學者。2000年，他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傑出青年基金」。2002年，他當選為「CCTV2002年中國經濟年度人物」。2006年3月他發表了《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的長文，將有關改革的爭論推向了一個高潮。
郎咸平
經濟學家，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畢業於美國賓西法利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獲博士學位。被中國國內媒體稱為「郎監管」，素有「郎旋風」、「最敢說真話的經濟學家」之稱。公司治理和金融專家，主要致力於公司監管、項目融資、直接投資、企業重組、兼並與收購、破產等方面的研究。
陳志武
1986年去美國留學，放棄了攻讀7年的計算機專業,轉而學習經濟，並於1990年獲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博士學位，1990-1995年任美國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助理教授，1995-1997年任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助理教授，1997-1999年任俄亥俄州立大學金融學副教授
1999年轉任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現任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於2010年11月18日，被中國交通銀行委任為非執行獨立董事。
吳敬璉
是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當代中國傑出經濟學家、著名市場經濟學者、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務院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歷屆總理的座上賓，中國企業發展研究中心顧問。
李季
中國主流經濟學專家，原天津市教委主任，中國著名經濟師，畢業於清華大學金融專業，碩士研究生， 中國著名投資高級經濟分析師， 中央台著名股評專家， 中央電大市場營銷學教授，是諸多企業家的經濟戰略顧問，長期專注經濟發展戰略及商務合作研究，多次參加全國高層經濟論壇，對未來經濟趨勢的剖析極具影響力，其獨到的見解、精闢的分析讓眾多國內外企業家在多變的環境中找到了路標。
錢穎一
中國經濟學家，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出生於北京，祖籍浙江，1981年清華大學數學專業本科畢業。畢業後留學美國，先後獲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碩士學位、耶魯大學運籌學/管理科學碩士學位、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後任教於斯坦福大學、馬里蘭大學、伯克利加州大學。2006年10月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陸』 世界經濟學家排名
卡爾·馬克思，全名卡爾·海因里希·馬克思（德語：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年3月14日），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第一國際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締造者，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導師，無產階級的精神領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開創者。馬克思是德國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學家、經濟學家、革命理論家和社會學家。主要著作有《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創立的廣為人知的哲學思想為歷史唯物主義，其最大的願望是對於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馬克思創立了偉大的經濟理論。就他個人而言，他的極其偉大的著作是《資本論》，馬克思確立他的闡述原則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認為，這是「政治經濟學原理」的東西，這是「精髓」，後來人可以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去研究。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他和恩格斯共同創立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被認為是指引全世界勞動人民為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偉大理想而進行斗爭的理論武器和行動指南。
亞當斯密
亞當·斯密（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經濟學的主要創立者。出生在蘇格蘭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Kirkcaldy）。1723～1740年間，亞當·斯密在家鄉蘇格蘭求學，在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Glasgow）時期，亞當·斯密完成拉丁語、希臘語、數學和倫理學等課程；1740～1746年間，赴牛津學院（The Oxford Academy）求學，但在牛津並未獲得良好的教育，唯一收獲是大量閱讀許多格拉斯哥大學缺乏的書籍。1750年後，亞當·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不僅擔任過邏輯學和道德哲學教授，還兼負責學校行政事務，一直到1764年離開為止；這時期，亞當·斯密於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論》獲得學術界極高評價。而後於1768年開始著手著述《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1773年，《國富論》已基本完成，但亞當·斯密多花三年時間潤色此書，1776年3月此書出版後引起大眾廣泛的討論，影響所及除了英國本地，連歐洲大陸和美洲也為之瘋狂，因此世人尊稱亞當·斯密為「現代經濟學之父」和「自由企業的守護神」。
大衛李嘉圖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李嘉圖早期是交易所的證券經紀人，後受亞當斯密《國富論》一書的影響，激發了他對經濟學研究的興趣，其研究的領域主要包括貨幣和價格，對稅收問題也有一定的研究。李嘉圖的主要經濟學代表作是1817年完成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書中闡述了他的稅收理論。1819年他曾被選為上院議員，極力主張議會改革，支持自由貿易。李嘉圖繼承並發展了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他認為限制政府的活動范圍、減輕稅收負擔是增長經濟的最好辦法。
弗里德曼
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國當代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芝加哥經濟學派代表人物之一，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以研究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經濟史、統計學、及主張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而聞名。1976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揚他在消費分析、貨幣供應理論及歷史、和穩定政策復雜性等范疇的貢獻。有趣的是，弗里德曼是另一位芝加哥經濟學派代表人物、法律經濟學奠基人亞倫·戴雷科特的妹夫。其著作《資本主義與自由》於1962年出版，提倡將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讓自由市場運作，以此維持政治和社會自由。他的政治哲學強調自由市場經濟的優點，並反對政府的干預。他的理論成了自由意志主義的主要經濟根據之一，並且對1980年代開始美國的里根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的經濟政策都有極大影響。
凱恩斯
『柒』 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10位經濟學家是誰
凱恩斯 、阿瑟·塞西爾·庇古、保羅·安東尼·薩繆爾森、米爾頓·費里德曼、瓦西里·里昂惕夫、阿爾溫·托夫勒、馮·諾依曼、西奧多·威廉舒爾茨、約瑟夫·熊彼特、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捌』 求最著名的十個經濟學家
管理學家
彼得·德魯克 -- 現代管理學之父
伊戈爾·安索夫 -- 戰略管理之父
邁克爾·波特 -- 競爭戰略之父，20世紀對全球經濟影響力最大的3位人物之一
馬文·鮑爾 -- 現代管理咨詢之父,麥肯錫咨詢公司的創建人,現代歐美企業經營哲學的領導者,CEO的精神導師
查爾斯·漢迪 -- 藝術管理大師，工作場所變革的開拓者
加里·哈默爾 -- 世界一流的戰略大師，當今商界戰略管理的領路人
彼得·聖吉 -- 學習型組織之父，當代最傑出的新管理大師之一
勞倫斯·彼得 -- 美國著名的管理學家，現代層級組織學的奠基人，教育哲學博士
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 -- 偉大的企業史學家、戰略管理領域的奠基者之一
艾德佳·沙因 -- 企業文化與組織心理學領域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羅伯特·卡普蘭 -- 平衡記分卡的創始人，美國平衡記分卡協會主席
大衛·諾頓 -- 平衡計分卡的創始人,平衡計分卡協會的創始人，主席兼CEO
阿里·德赫斯 -- 「學習型組織」概念的首創者之一，長壽公司模式創造者
布魯斯·亨德森 -- 波士頓咨詢公司創始人,波士頓矩陣、經驗曲線、三四規則理論的提出者
普拉哈拉德 -- 核心競爭力理論的創始人之一，國際上公認的公司戰略和跨國公司管理領域的專家
威廉·愛德華茲·戴明 -- 質量管理之父
大前研一 -- 日本戰略之父
大野耐一 -- 著名的豐田生產方式的創始人，「日本復活之父」、「生產管理的教父」
肯尼斯·布蘭查德 -- 管理寓言的鼻祖,情景領導理論的創始人之一
保羅·赫塞 -- 全球著名領導力大師,情境領導模型的始人, 美國領導力研究中心（CLS）創始人、主席
羅伯特·布萊克 -- 管理方格理論的創始人
簡·莫頓 -- 管理方格理論的創始人
道格拉斯·麥格雷戈 -- 人性假設理論創始人，管理理論的奠基人之一
戴維·尤里奇 -- 人力資源管理的開拓者
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 -- 科學管理之父
威廉·大內 -- Z理論創始人,最早提出企業文化概念的人
弗蘭克·吉爾布雷斯 -- 動作研究之父
莉蓮·吉爾布雷思 -- 美國第一個獲得心理學博士的婦女，「管理學的第一夫人」
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 -- 雙因素理論的創始人
弗雷德·盧桑斯 -- 權變管理理論體系的建立者
弗雷德·菲德勒 -- 權變管理創始人
瓊·伍德沃德 -- 英國女管理學家,權變理論學派代表人物，公司生產過程類型的技術型模式開創者
愛德華·勞勒 -- 人力資源領域最具影響力人物,期望激勵理論提出者
萊曼·波特 -- 美國心理學家、行為學家、人力資源管理專家,期望激勵理論提出者
維克托·弗魯姆 -- 期望理論的奠基人, 國際管理學界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家之一
瑪麗·帕克·芙麗特 -- 管理理論之母，管理預言家
馬克斯·韋伯 -- 組織理論之父
亨利·明茨伯格 -- 經理角色學派創始人
亨利·法約爾 -- 現代經營管理之父
約瑟夫·朱蘭 -- 世界著名的質量管理專家，舉世公認的現代質量管理的領軍人物，質量領域的「首席建築師」
亨利·勞倫斯·甘特 -- 甘特圖的發明者，人際關系理論的先驅者之一，科學管理的先驅者之一
查爾斯·巴貝奇 -- 科學管理的先驅者
莫里斯·庫克 -- 科學管理的早期研究工作者之一，泰羅的親密合作者
卡爾·巴思 -- 泰勒的嫡系追隨者，科學管理的先驅者
雨果·閔斯特伯格 -- 工業心理學之父
哈羅德·孔茨 -- 管理過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現代管理理論的創始人之一
海因茨·韋里克 --SWOT矩陣的創始人，美國舊金山大學國際管理和行為科學教授
威廉·紐曼 -- 著名的戰略管理研究大師, 美國管理學會前主席,管理過程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哈林頓·埃默森 -- 「科學管理」理論的奠基人之一，傳播效率主義的先驅者
吉姆·柯林斯 -- 著名的管理專家及暢銷書作家，影響中國管理十五人之一
詹姆斯·錢皮 -- 流程再造的大師
丹尼爾·戈爾曼 -- 情商之父
雷格·瑞文斯 -- 行動學習法之父,全球第一位藝術管理大師
吉爾特·霍夫斯塔德 -- 文化大師
庫爾特·勒溫-- 場論的創始人，社會心理學的先驅，傳播學研究中守門理論的創立者
哈羅德·凱利--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歸因理論的發展者
克里斯·祖克 -- 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十大管理大師之一，哈佛商學院技術與經營管理和綜合管理的雙料教授
克瑞斯·阿吉里斯 -- 組織心理學與行為科學的先驅
克萊頓·克里斯坦森 -- 創新管理大師，1995年度麥肯錫獎得主
肯尼思·安德魯斯 -- SWOT分析法的創始人
羅莎貝斯·莫斯·坎特 -- 授權和變革管理的先驅
羅伯特·歐文 -- 現代人事管理之父，人本管理的先驅
拉姆·查蘭 -- 排名世界第一的管理咨詢大師
林德爾·厄威克 -- 古典管理理論的集大成者
梅雷迪思·貝爾賓 -- 團隊角色理論之父
羅伯特·奎恩 -- 競爭價值理論模型的提出者
羅伯特·坦南鮑姆 -- 美國著名企業管理學家，領導行為連續體理論的提出者
沃倫·施密特 -- 領導行為連續體理論的提出者
邁克爾·哈默 -- 企業再造之父，20世紀90年代四位最傑出的管理思想家之一
梅雷迪思·貝爾賓 -- 團隊角色理論之父
諾爾·迪奇 -- 世界知名的領導力變革專家，世界最有才華的十個管理大師之一
歐內斯特·戴爾 -- 經驗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喬治·埃爾頓·梅奧 -- 行為科學學派的創始人
弗里茨·朱利斯·羅特利斯伯格 -- 人際關系理論的創始人之一,早期人際關系理論的歸納總結者
切斯特·巴納德 -- 社會系統學派的創始人，現代管理理論之父
倫西斯·利克特 -- 支持關系理論的創始人
羅伯特·沃特曼 -- 美國管理學家，《追尋卓越》作者之一
弗雷德·菲德勒 -- 權變管理創始人,美國當代著名心理學和管理專家
盧瑟·古利克 -- 美國著名的管理學家
斯蒂芬·羅賓斯 -- 組織行為學的權威，世界上管理學與組織行為學領域最暢銷教材的作者
斯蒂芬·科維 -- 《時代》周刊25位最有影響力的美國人之一，最有影響力的高效率思想大師
湯姆·彼得斯 -- 享譽世界的經營管理大師，商界教皇，管理領袖中的領袖，後現代企業之父
沃倫·本尼斯 -- 組織發展理論創始人，領導學大師們的院長
約翰·科特 -- 領導變革之父
野中郁次郎 -- 知識創造理論之父，知識管理的拓荒者
約翰·阿戴爾 -- 世界上第一個領導力專業的教授，世界管理思想和實踐作出最多貢獻的40位人物之一
詹姆斯·赫斯克特 -- 哈佛商學院UPS基金企業物流教授，《公司文化與經營業績》合著者之一
斯塔西·亞當斯 -- 美國管理心理學家、行為科學家,公平理論的創始人
戴維·麥克利蘭 -- 激勵理論的巨匠
斯金納 -- 新行為主義學習理論的創始人
阿爾伯特·班杜拉 -- 新行為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社會學習理論的創始人，認知理論之父
亞伯拉罕·馬斯洛 -- 需求層次理論創始人，人本主義心理學的主要創建者之一
克雷頓·奧爾德弗 -- ERG需要理論的創始人
阿曼德·費根堡姆 -- 全面質量控制之父
比爾·史密斯 -- 六西格瑪之父
菲利浦·克勞士比 -- 零缺陷之父、世界質量先生、偉大的管理思想家
石川馨 -- QCC之父、日本式質量管理的集大成者
田口玄一 -- 享譽全球的質量大師，田口方法的創始人
埃爾伍德·斯潘塞·伯法 -- 管理科學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高登·唐諾森 -- 世界最具影響力十大管理大師之一
保羅·赫希 -- 全球排名第一的凱洛格商學院管理學大師
沃特·阿曼德·休哈特 -- 統計質量控制 (SQC) 之父
斯坦利·西肖爾 -- 現代管理學的大師之一，組織有效性評價標準的提出者
弗里蒙特·卡斯特 -- 著名的管理學家,系統管理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克里斯托弗·A·巴特利特 -- 國際企業領域里的泰斗
蘇曼特拉·戈沙爾 -- 國際知名的管理學權威之一，對歐洲管理思想體系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
曾仕強 -- 中國式管理之父
丹尼爾·雷恩 -- 管理思想演變研究方面的權威
陳明哲 -- 美國管理學會戰略分會主席
『玖』 除了亞當斯密還有哪些著名的經濟學家
在這本書於1776年出版後亞當·斯密是經濟學的主要創立者。其所著《國富論》一書是最具影響力的著作，這本書對於經濟學領域的創立有極大貢獻，使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西方世界，這本書甚至可以說是經濟學所發行過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國富論》一書主張自由市場，成為針對重商主義最經典的反駁
『拾』 中國權威的經濟學家有哪些
張五常教授1935年生於香港，年到洛杉磯加州大學經濟系跟從現代產權經濟學創始人阿爾奇安學習，1963年―1967年攻讀博士學位，1967年到芝加哥大學跟從科斯做博士後研究，1969年為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1982年起擔任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教授。張五常教授的理論主張往往在學術界引起廣泛爭議。主要著作有《佃農理論》（英文1969）、《社會成本的神話》（英文1978）、《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英文1982）、《賣橘者言》（1984）等等。一方面，張五常教授在理論上下過苦功，「由淺入深、由深轉復雜，再由復雜轉深、再轉淺，來來回回好幾次」，已把價格理論咀嚼透爛。另一方面，張五常注重案例研究，大量時間用於現實問題的實踐調查，多年礪煉，使他的學術素養和對現實問題的把握渾然一體。 錢穎一(Yingyi Qian) 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 經濟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 錢穎一教授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發表4篇論文，僅僅2006年，錢教授就有3篇學術文章發表，說明錢教授始終站在學術研究的前沿。錢穎一教授在清華大學數學專業本科畢業(1981年)，先後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碩士(1982年)、耶魯大學運籌和管理科學碩士(1984年)、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1990年)。現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第一副院長, 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曾任教於美國斯坦福大學和馬里蘭大學。主要研究和教學領域：組織和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對於中國未來所面臨的經濟改革中出現的重多機遇與挑戰，錢教授反對單一漸近式說法, 堅持漸進與激進並行的觀點。 郎咸平（HP Lang, Larry） 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 經濟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 郎咸平在國內的知名度極高，堪稱林毅夫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 經濟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 林毅夫教授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第一位從西方學成歸國的經濟學博士，是中國大陸第一位運用規范的現代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也是國際經濟學界公認的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學者之一。林教授是197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W?舒爾茨教授的關門弟子。是改革開放以後第一位在權威的經濟學雜志《美國經濟評論》和《政治經濟學雜志》發表論文的中國大陸經濟學家，也是到目前為止在國外經濟學期刊中發表論文最多的一位。他一直主張市場取向的改革，認為只有實行市場經濟，理順市場價格體系，形成比較充分的市場競爭環境和信息指標體系，才能為國有企業改革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鄒恆甫（Zou Heng fu） 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 經濟影響力★★社會影響力★(?) 鄒恆甫教授說過喜歡做兩件事：一是教書，和學生在一起；第二就是很痛快地讀書，主要是歷史和哲學。1962年，鄒恆甫出生於湖南。1977年進武漢大學。1983年到哈佛經濟學系攻讀博士，堪稱中國新一代經濟學人中的元老。1992年，鄒恆甫博士一手創辦了武漢大學高級經濟研究中心，開辦了國際數理金融和數理經濟系兩個班，開始了中國經濟學教育改革試驗。這兩個班採用英文原版教材，教學與國際慣例接軌。中心向全球一流大學經濟系輸出很多中國經濟學博士生，鄒教授的行動贏得了經濟學同行之間的佩服和尊重。鄒恆甫對於教育所做的貢獻，首先不愧於他作為一個學者的本職。他創辦了我國第一本經濟學英文期刊《經濟學與金融年刊》，該刊成為國際經濟學主流刊物之一。他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了近六十篇學術論文。他是華人中最著名的宏觀經濟學家之一。他基本上不為社會所知，所以，他的社會影響力為一星，真可謂最低調的經濟學大師。 吳敬璉（Wu Jing Lian） 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 經濟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 吳敬璉教授給人感覺是一位公正、睿智、博學、為民請命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他的主要歡迎人群平均分布在男女老少之中。讓人「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他是一個睿智和良知兼備的中國學者，他也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高貴品格。但也有人把近幾年中國股市的不景氣部分歸罪於他。由於歷史等多種原因，吳敬璉教授並沒有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但是他仍然是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對中國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和經濟與社會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他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適時轉變到整體改革戰略，規劃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路徑，論證發展民營經濟、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必要性。 張維迎(Zhang Wei Ying) 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 經濟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張維迎教授可能是挨罵最多的經濟學家，什麼「資本家的乏走狗」，什麼「屁股決定腦袋」，一時間學術爭論和人身攻擊的界限被徹底地模糊了，但是那些罵張維迎教授的人，至少有90%沒有完整地讀過張維迎的一篇文章。從1984年至今的20多年裡，張教授張從事產權和企業理論的研究是一貫的，長期的。張教授還應該算作是將「博弈論」（Game Theory）引入中國的開山之人，做了大量有關博弈論「傳道授業」的工作。隨著海龜進入中國學術界，他的學術影響力越來越小。 李稻葵(Li, David D) 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 經濟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 除了經濟學業內人士, 知道李稻葵教授的人很少。「一個經濟學者在公眾空間，要以一種理性的形象出現，要用理性的話語討論問題，這是一個嚴肅經濟學者的風范。」李教授發表評論的同時也定義了自己。李教授198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管理信息系統專業，獲學士學位，1992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經濟學)學位。先後擔任安娜堡密西根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國家研究員、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現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陳志武（Chen Zhi Wu） 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 經濟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 陳志武教授是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耶魯大學金融學博士，華爾街對沖基金公司的首席投資經理，金融學和金融資產定價領域最具有創造力和最活躍的學者之一，獲得過美國默頓.米勒（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研究獎、芝加哥期權交易所研究獎等多項重大獎勵。陳教授是金融經濟學、財務學理論、證券定價、新興資本市場方面的專家。最近幾年，陳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轉型過程中的市場發展和制度機制建立的問題。「什麼制度機制對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必要的」？「金融創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這些都是陳博士研究關注的問題。 田國強（Tian Guo Qiang） 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 經濟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 田國強教授無論是在國際經濟學界還是在中國經濟學界均名聲遠揚。然而，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後早期赴美留學的孜孜學子，田國強的求學道路異常坎坷。田教授1980年畢業於原華中理工大學數學系，1982年獲得該校數學碩士學位， 1987年獲得美國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獲得全美斯隆博士論文獎。他提出了一個在「非規范性」的經濟環境中，即有限經濟自由和不完全市場體系環境下的企業產權理論。該理論認為，只有經濟制度環境得到適當的改變，社會才能有效地變換產權的所有制安排形式。田教授為德州A&M大學經濟系終身教授、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清華大學特聘教授。fr=al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