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為什麼宋代商品經濟發達
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50多個國家通商。南宋時期對南方的開發，促成江南地區成為經濟文化中心。 主要是因為 宋朝是中國古代唯一長期不實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開創以來，即治坑礦、組織茶鹽開發。因而大量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的農民投入商業手工業中，民間經濟受到刺激，突飛猛進。創造了空前的財富與繁榮。在宋朝立國之初，宋太祖趙框胤就號召人們"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詔"令兩制議政豐之術以聞"，令官員們研究理財求富之道。宋神宗則認為"尤先理財"，發過"政事之先，理財為急"的詔令。這些政策導向使商業大潮興旺，商貿高速發展，錢庄業迅猛發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最早的紙幣和銀行。銀行可以貸款、異地付款。北宋時期就大量開採金、銀、銅、鐵、煤等礦藏，全國各地也出現了世界歷史上最早的製造工廠和加工工廠。如造船廠、火器廠、造紙廠、印刷工廠、織布廠、各地的官窯等。廠里的工人按期領工資。南宋時的軍器所工匠竟達七八千人。造會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餘人。綾錦院織工達到四百餘人。除公辦的工廠外，一些私辦的工廠也相繼大量的出現與繁榮。因為經濟的空前繁榮，宋錢幣鑄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時全國年鑄幣506萬貫。（唐朝最盛的開元盛世年鑄幣32萬貫）。 而且宋代的貨幣形式與種類太過豐富。銅錢、銀錠是宋朝的本位貨幣。宋朝銅幣和鐵幣並用，有些宋幣含有合金成分。此外還有些銀質錢幣。宋代的錢幣無論是種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是中國古代歷史上造詣最多最好的錢幣。宋幣上銘刻的文字書法優美多為名家及皇帝手筆，篆隸真行草俱全，還古篆體、瘦金體。種種精美的貨幣使人愛不釋手，宋錢幣的藝術總類藝術性工藝最高。宋錢是當時周邊各國最喜歡最堅挺的貨幣。宋錢成為南海諸國的鎮國庫之寶。雖然遼國、金國等國也仿製宋幣造錢，但在金國流通最多最廣的是宋錢。直到現在出土存世的宋錢還是最多的。在今天東到日本、西至歐洲、非洲的廣大地區都有出土。足見宋的繁榮與強盛。為免攜帶大批銅錢來往之煩勞，在公元998年（咸平元年）前後在四川地區民間出現最早的紙幣"交子"。這是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但這種紙幣只相當於擔保的代幣券。宋朝政府先後印刷發行的紙幣種類有交子、錢引、關子、會子等幾種類型形式。公元1023年（天聖元年）宋政府開設了世界上第一個負責紙幣發行的官方機構"益州交子務"，這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央人民銀行。公元1024年宋政府開始印刷發行"交子"，此種"交子"銅板彩印，上面印有鳥獸、花紋、圖案或故事等，異常精美。此種票據有如公債，分界發行。交子最初是以兩年為一界，發行新交子的同時廢止並回收舊交子，自公元1072年（熙寧五年）起，雖仍然是每兩年發行一界，但是每界交子的流通期增加到四年。交子的面值為自一貫文至十貫文的固定面值，以鐵錢為本，備有發行准備金，已經基本具備了近代本位貨幣的特徵要素。其施用愈來愈廣泛。票據的使用為商業繁榮提供了便利條件。北宋崇寧四年，在江北、華北地區發行了稱為"錢引"的新式樣的紙幣，但是只印了一界就因為流通不暢不能順利使用而停印。公元1107年（大觀元年）四川交子改稱錢引，交子務也改稱錢引務，開始大量印刷紙鈔發行，由於數量發行過大，引起了錢引的嚴重貶值。公元1110年（大觀三年）限制發行量為天聖時的125萬貫左右，對流通地區也限在鐵錢行用的四川、陝西、河東地區，後又採取了受兌、停用舊錢引，增加准備金等多種方法，使錢引的價值得到恢復。南宋時期宋政府在杭州設立"行在會子務"專門管理印製"會子"。先後印造了一千文、兩千文、三千文及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六種面值的會子。會子以三年為"界"，到期作廢，逐舊造新換舊。從公元1171年到公元1240年，共發行了十八界會子。後來政府規定第十七、十八界會子可以永久流通。這是真正意義上由政府發行的紙制的純粹錢幣。紙幣逐漸代替了銅錢做為主要交換媒介。商業的高速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宋王朝還調整了歷代立法中重刑輕民的傳統做法，義利並重相當重視經濟立法。法規內容涉及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專門設置了專賣法，如鹽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成為中國古代經濟立法最為活躍的時期，其立法活動頻繁，法規內容涉及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法規的制訂、實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像力。宋的經濟法令，注意到了國家與經濟活動者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順應商品經濟的規律。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豐厚的社會財力使得政府既不必求苛稅於民又能保證政府收入。這就緩和了社會矛盾，進入治理國家的良性循環。宋朝的經濟，尤其是第二，第三產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公元1077年，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佔30%，工商稅4911萬貫佔70%。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宋朝已經走出農業文明了，宋時中國的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商業社會那邁進了。宋朝的手工業中還出現了銅板印刷的廣告。比西方資本主義印刷的廣告要早三百多年。大學者蘇東坡曾給一做油食老婦人做過一首廣告詩，使之生意大振。沈括的貨幣流通速度論達到了現代貨幣理論水平。此外宋朝已出現類似現代報紙的"小報"了。世界的中國的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誕生於大宋強盛的商業浪潮中。
㈡ 歷史問題，宋朝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
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50多個國家通商。南宋時期對南方的開發，促成江南地區成為經濟文化中心。
農業
宋代大興水利，大面積開荒，又注重農具改進，農業發展迅速。許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現，例如梯田（在山區出現）、淤田（利用河水沖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邊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鋪泥成地）等。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積。至道二年（996年），全國耕地為三百一十二萬五千兩百餘頃。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萬七千五百餘頃。各種新的農具在宋朝出現，例如新式水車龍骨翻車和筒車。代替牛耕的踏犁，用於插秧的鞅馬。新工具的出現也讓農作物產量大幅成長。一般農田每年可畝收一石，江浙地區一年可達到二至三石。北宋時宋真宗從占城引進耐旱、早熟的稻種，分給江淮兩浙，就是後來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黃秈米[1]。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農業發展迅速。一些北方農作物粟、麥、黍、豆來到南方。棉花盛行種植於閩、廣地區。茶葉遍及今蘇、浙、皖、閩、贛、鄂、湘、川等地。種桑養蠶和麻的地區也在增加。南宋時太湖地區稻米產量居全國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蘇州）為代表，有「蘇湖熟，天下足」（指蘇州和湖州）或「蘇常熟，天下足」（指蘇州和常州）之稱。甘蔗種植遍布蘇、浙、閩、廣、等省[2]，糖已經成廣泛使用的食品，出現世界上第一部關於制塘術的專著：王灼著《糖霜譜》[3]。
手工業
宋朝哥窯——米色釉貫耳瓶北宋的主要礦產包括金、銀、銅、鐵、鉛、錫、煤等。北宋時期金屬礦藏達到兩百七十餘處，較唐朝增加一百餘處。仁宗時期，每年得金一萬五千多兩、銀廿一萬九千多兩、銅五百多萬斤、鐵七百廿四萬斤，鉛九萬多斤、錫卅三萬斤。
宋朝的絲、麻、毛紡織業都非常發達。西北地方流行毛織業，四川、山西、廣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織業非常發達。到了南宋時期，廣東雷州半島地區和廣西南部成為棉紡織業的中心。兩浙和川蜀地區絲織業最發達。宋朝政府還在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設立織錦院，也就是官辦的絲織作坊。而相關的印染業也因此發達起來。
宋朝官窯、民窯遍布全國。時有河北曲陽定窯、河南汝州汝窯、禹縣鈞窯、開封官窯、浙江龍泉哥第窯、江西景德鎮景德窯、福建建陽建窯等七大名瓷窯，和分布在各地的許多大小瓷窯，所產宋瓷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銷海外，如日本、高麗、南洋、印度、中西亞等地區。
宋朝時期，主要的造紙材料包括絲、竹、藤、麻、麥桿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紙產地。四川的布頭箋、冷金箋、麻紙、竹紙，安徽的凝霜、澄心紙、粟紙，浙江的藤紙等都聞名於世。甚至還有紙被、紙衣、紙甲等。紙張的大量生產與活字印刷術為印刷業的繁榮提供了基礎。宋朝的印刷業分三大系統，官刻系統的國子監所刻的書被稱為監本，而民間書坊所刻的書被稱為坊本，士紳家庭自己刻印的書籍屬於私刻系統。東京、臨安、眉山、建陽、廣都等都是當時的印刷業中心。當時坊刻書中以浙江最好，稱浙本，四川次之，稱蜀本。福建的刻書以量取勝，稱建本，其中尤以建陽麻沙鎮最多，世稱麻沙本。社會上流行刻書的風氣。其中以臨安國子監所刻的書品質最好。宋朝的刻書以紙墨精良、版式疏朗、字體圓潤、做工考究、傳世稀少、價值連城而聞名於後世。
宋朝造船技術水平是當時世界之冠。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兩艘萬料（約600噸）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個隔水倉，一兩個隔水倉漏水，船也不會沉。隔水倉技術，經馬可·波羅介紹，傳入歐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廠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陝西等地區。虔州、吉州、溫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時期，全國每年造船達到三千三百餘艘。到了南宋，由於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貿易日益發達，造船業發展更快。臨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寧府，今南京）、平江府（蘇州）、揚州、湖州、泉州、廣州、潭州、衡州等成為新的造船中心。廣州製造的大型海舶木蘭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舵長數仗，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南宋時代還出現了車船、飛虎戰船等新式戰艦。
金融商業
宋朝商業繁盛，通行的貨幣有銅錢、白銀。太宗時期，每年鑄幣八十萬貫。到神宗熙寧六年，已達六百餘萬貫。由於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銅錢、白銀外流，造成硬通貨短缺。真宗時期，成都十六家富戶主持印造一種紙幣，代替鐵錢在四川使用，是為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仁宗後改歸官辦，並定期限額發行。徽宗時期，改交子名為錢引，並擴大流通領域。南宋於1160年(高宗紹興三十年)改為官辦「會子」，會子主要有東南會子（也叫行在會子），湖北會子和兩淮會子。但是為防止銅錢北流，宋朝政府規定在與金交界處仍然只能使用鐵錢。與交子不同，會子是以銅錢為本位的，面值有一貫（一千文）、兩貫和三貫三種，後增印兩百文、三百文與五百文小面額鈔票。幹道五年定為三年一界，每界發行一千萬貫，以舊換新。
會子危機
會子第一界會子的發行額僅三百萬貫。到幹道四年僅七年的時間，發行額增加到七百萬貫。之後固定在一千萬貫。盡管會子的加印與隆興北伐有關，但是由於作為本位的金屬貨幣沒有相應追加，幣值增長指數已經達到300%以上。到理宗淳佑六年，會子發行額增加六十五倍。會子雖與銅錢可自由兌換，但由於會子不斷貶值，兩者匯率也急遽走低。寧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會子同時流通後，會子之多猶如決堤之水，物價飛漲猶如脫韁野馬，出現了會子擠兌銅錢的現象。嘉定二年，會子換界。政府規定新舊會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兌換，同時嚴禁不按比例兌換會子，否則抄家，並鼓勵打小報告互相揭發。這無異於宣布會子已經信用破產。但是這依然沒能阻止拒收會子的風潮，會子也進一步貶值。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社會無論中下層都損失慘重。迫不得已，政府發還抄沒的家產，並籌措一千四百萬貫來回收舊會子。嘉定五年後危機才漸漸平息。從此之後，會子換界已無法正常進行。政府一旦發生財政危機，就會以濫印鈔票飲鴆止渴。理宗親政後，由於十六及十七界會子數量巨大，險些再度造成通貨膨脹。端平入洛之後，會子與銅錢的匯率從端平初年暴跌廿五個百分點。十八界會子發行量更加大。米價漲到每斗三貫四百文，是孝宗年間的十一倍。淳佑七年，理宗頒詔，十七、十八界會子永遠使用。希望藉此來抑制物價上漲。但是兩百文的十八界會子卻連一雙草鞋都買不到，會子已與廢紙無異。景定五年，賈似道規定十七界會子須在一月之內全部換成十八界會子，並將會子改為「金銀見錢關子」，宣布關子與會子的兌換比例為一比三。結果通貨膨脹更惡性發作。
海外貿易
由於西夏阻隔了西北的絲綢之路，加上經濟中心的南移，從宋朝開始，東南沿海的港口成為新的貿易中心。唐朝時期全國僅廣州一地設有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宋朝先後在廣州、臨安府（杭州）、慶元府（明州，今寧波）、泉州、密州板橋鎮、嘉興府（秀州）華亭縣（今松江）、鎮江府、平江府（蘇州）、溫州、江陰軍（今江陰）、嘉興府（秀州）澉浦鎮（今海鹽）和嘉興府（秀州）上海鎮（今上海市區）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4]其中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宋朝海外貿易分官府經營和私商經營兩種方式，其中民營外貿又佔大宗。元豐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廣州市舶條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貿易法。而各個外貿港口還在城市立設立「蕃市」，專賣外國商品；「蕃坊」供外國人居住；「蕃學」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還專門制定了蕃商犯罪決罰條。現在廣州和泉州城內仍然有許多藩客墓，成為當時海外貿易繁榮的佐證。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里、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蘭皮等歐亞地區五十八個國家[5]。宋朝出口貨物包括絲綢、瓷器、糖、紡織品、茶葉、五金。進口貨物包括象牙、珊瑚、瑪瑙、珍珠、乳香、沒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幾百種商品。[6]宋朝從大量進口貨物通過市舶司獲得的稅收，從北宋皇佑（1049年—1054年）的53萬貫，治平（ 1064年—1067年）63萬貫， 到了南宋紹興（ 1131年—1162年）已達200萬貫，約佔全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對宋代的繁榮起重要作用。
南宋時期，宋朝在與金和大理的交界處設立榷場來互通有無。宋朝出口葯材、茶葉、棉花、犀角、象牙等，進口北珠、人參、毛皮、馬匹等貨物。民間也有大量的走私貿易。由於宋朝銅錢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東南亞和西亞，而當時的朝鮮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貨，改用宋錢。
㈢ 中國宋代商品經濟發展
1、北宋大城市的商業活動突破了市與坊的界限，營業時間也不再受限制。
2、農回村集市出現了答固定的市鎮
3、行會組織進一步發展，行會保護和壟斷本行業的商業利益
4、由於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北宋時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貨幣交子，紙幣的推廣反映了商業的高度發展。
5、市內出現了娛樂貿易場所瓦子。
㈣ 唐宋商品經濟的發展及歷史影響
唐朝商品經濟：
1、交通發達（交通要道上有接待客商的私家店肆，備有供客商騎用的「驛驢」；以運河、長江為主的水運也很方便；從長安、登州、揚州、廣州等地出發的對外交通也很發達）；
2、貨幣統一（由五銖錢到開遠通寶）；
3、市場發達（場所固定——市；官員管理——物價和稅收等；邸店櫃坊——邸店兼營旅店、貨棧和交易場，櫃坊專營貨幣的存放和借貸；店鋪限定——營業面積；時間限定——市的買賣時間；夜市草市——繁華大城市裡有夜市，偏遠的農村有定期舉行的草市）；
4、商人眾多（大商人、中等商人、小商小販、胡商、外商）。
宋朝商品經濟：
1、解除了商業活動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
2、政府允許工商業者「以資買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結合的趨勢。
3、商稅收入在政府財政收入結構中比重劇增。
4、市鎮的集市發展，城市商業區域擴大到城外。
5、城市的消閑文化發展，如瓦肆的出現和宋詞的發展。王安石變法的理財措施中有「市易法」，由政府設立市易務，有利於穩定物價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國家的收入。
㈤ 簡述宋朝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
解除了商業活動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
政府允許工商業者「以資買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結合的趨勢。
商稅收入在政府財政收入結構中比重劇增。
市鎮的集市發展，城市商業區域擴大到城外。
城市的消閑文化發展，如瓦肆的出現和宋詞的發展。王安石變法的理財措施中有「市易法」，由政府設立市易務，有利於穩定物價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國家的收入。
㈥ 求宋代商品經濟的研究現狀
摘 要：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呈現出三個重要表現特徵：坊市合一、坊郭戶籍的建立和同業行會的形成。商品意識在城市社會中迅速滋長和蔓延，並向社會文化生活領域滲透。文學藝術也開始了商品化的進程，許多文藝作品成為文化消費品，由此導致了社會的價值觀和審美觀的變化。
關鍵詞：宋代；商品經濟；文化藝術；商品化；價值觀；審美觀
一、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表現特徵
從總體情況來看，宋代處於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其主導性的經濟模式仍然是自然經濟，而處於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經濟卻獲得長足的發展，呈現空前興旺的態勢，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特徵。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區域的政治中心，長期實行「坊市制」，將坊與市分隔開來。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區和行政管理單位，市是交易場所。市場管理極為嚴格，周圍有高牆環繞，營業時間以市場大門的關閉為准。一般日落市門就關閉，交易時間受到限制，極不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由於唐末五代戰亂，「坊市制」被破壞，宋初雖有所恢復，但無法重現舊貌。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東京開封的商業活動開始出現「侵街」的觀象①。太平興國五年（980年），臨街擺攤，坊中開鋪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打破了舊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時間和區域的限制。朝廷對這種現象雖然干預過，但屢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兩次試圖恢復坊市制，都終歸失敗。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認可這一事實，乾脆將坊牆和市牆統統推倒，宣告舊的坊市制徹底崩潰。商店與作坊臨街而立，坊與市合為一體，標志著近代城市的雛型已出現。當時的東京開封已是「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所謂花陣酒池，香山葯海。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以萬數。」② 可想見其商業繁榮的情形。由於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雛型的出現，進一步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當時的東京開封已廢除了傳統的「宵禁」法令，商品貿易已沒有時間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現。據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記載：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種，在潘樓街，「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物、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③ 東京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必然波及全國各地。當時，南方城鎮的草市也如雨後春筍紛紛涌現。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年）全國有鎮市近2000個，而南方諸路就有1300多個。這些新興的商業鎮市已改變了舊的州郡規格和性質，由區域的單一政治中心變為政治、經濟雙重中心。這類本設於城鎮之外的草市，隨著「坊市合一」的歷史進程也逐漸融於都市之中。許多市民為交易方便，便遷居於草市之中，使草市成為新的商業城市。
坊郭戶籍的出現是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另一重要特徵。宋代以前，城市與鄉村在戶籍上沒有多少差別，也沒有「坊郭戶」這一專用名稱。北宋時期，城市商品經濟快速發展，市民階層空前壯大。據周寶珠先生考證，北宋崇寧時（1102—1106年）東京開封約有十三萬多戶（不含屬縣），總人口當在一百五十萬左右。④ 而吳濤認為當時東京主客戶合計應是二十六萬余戶。⑤ 可見當時東京開封城市居民的數量之龐大，它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劇增，戶籍管理遇到新的問題。宋太宗幾次下詔整理戶籍，都未解決戶籍混亂的問題。因為當時無不動產的人口（客戶）太多，不容易注冊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員外郎苗稹與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從戶部尚書馮拯之請也。」⑥ 宋真宗依准戶部尚書馮拯之奏請，委派苗稹為欽差，與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陽進行坊郭戶列籍定等的試點，然後推廣於全國。當時全國大約共有坊郭戶九十八萬戶，人口約五百萬之眾。⑦ 這些坊郭戶被單獨列籍，按財產多少分為十等。坊郭戶就是今天所謂的城鎮戶口，它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它的出現，不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經濟呈現出繁榮之勢，而且標志著市民階層的正式形成，在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切發展了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與鄉村分裂為基礎。」⑧ 坊郭戶籍的建立，將城市與鄉村分離開來了，進一步地促進了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商品交換的分工。同業行會組織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經濟發展的又一重要特徵。行會又稱「行團」，簡稱為「行」或「團」。每一個行會都有「行首」或「團首」，一般推舉行會中經濟實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會160多個，南宋行業分工更細，行會更多。有的改稱為「市」、「作分」。後不斷合並，其組織越來越大，在商務活動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行會可以根據市場行情變化來重新規定統一的價格；能夠保護本地區商業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搶占本地市場；能夠調節行會成員與官府的關系，在應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賦稅的問題上，盡可能地保護本行團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國經濟史學家湯普遜所說：「行會控制資本並管理勞動；它們支配生產分配；它們規定價格與工資。但在它們的組織里，也有著一種社會的影響。行會的目的部分是社會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 行會是城市商人和手工業者因共同的職業和利益而組合成的一種社會群體。它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又在商品經濟發展中產生影響、發揮作用。
二、商品意識滲透到文化生活之中
由於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意識在宋代城市社會中滋長和蔓延，並無孔不入地向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滲透。又由於都市制度的變化——坊市合一、宵禁廢弛，作為城市社會主體的市民階層表現出旺盛的生活熱情和慾望，創造出帶有明顯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正如日本學者加藤繁在《中國經濟史考證》中所說：「當時（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種種限制已經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經頗為自由、放縱，過著享樂的日子。不用說這種變化，是由於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業的繁盛，它的財富的增大，居民的種種慾望強烈起來的緣故。」⑩ 正是市民階層的「頗為自由、放縱」的生活和種種強烈的慾望，導致了新的都市風情、文化娛樂的產生，導致了市民意識的形成。宋人極重傳統節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等。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些傳統民俗文化已被商品意識所「侵蝕」。商人們利用傳統節日，銷售節日用品和紀念品。如端午節，東京開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節前一日，賣桃、柳、葵花、蒲葉、佛道艾。次日家家鋪陳於門首。」紒紜矠 由此可見，商品經濟已滲透到了傳統民俗節日中。許多本來是自產自給的民俗物品都已轉變為商品，在相當的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
過去一向表現為清凈、庄嚴、神聖的寺廟道觀也不能倖免於商品經濟強有力的沖擊。廟會，又稱「廟市」，是我國商品交易的集市形式之一。一般設在寺廟內或其附近，在佛教節日或規定的日期舉行。廟會興起於中唐以後，在宋代十分盛行。北宋東京開封的相國寺是當時一個十分著名的佛教聖地，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它的神聖靈光變得黯然無彩，成為商品交易活躍的場所。相國寺前門是汴河的一個碼頭，商賈、貨物上下頻繁；寺內場地空闊，遊人眾多，是商品交易的極佳場所。因此，它漸漸成了一個市集中心。相國寺的和尚在商品經濟熏陶下，在利益的驅動下，無法穩坐禪床、念好經卷，也直接參與商業活動。有的竟然違背佛教戒律，開辦了一個燒豬院，經營豬肉生意。和尚惠明成了名聞京城、專門烹調肉類菜餚的廚師。紒紝矠 商品經濟使妙相庄嚴的佛祖、菩薩難堪，寺廟與市場簡直同轍接軌，成了逐利趨財之場。
由於市民階層的壯大，以滿足市民生活和審美需要而出現的文化娛樂也興盛起來，而這些文化娛樂活動帶有明顯的消費性和商品化的色彩。宋代市民娛樂的場所主要是瓦舍。吳自牧說：「瓦舍者，謂其來時瓦舍，去時瓦解之義，易聚易散也是。」紒紞矠 對這一解釋有不少學者不以為然。戲劇學家周貽白認為瓦舍「實則指為曠物，或原有瓦舍而被夷為平地。」紒紟矠 謝涌濠認為瓦舍「是簡易瓦房的意思，其含義即指百戲雜陳、百行雲集的娛樂兼商貿市場。」紒紡矠 其實，吳自牧是從「瓦舍」的性質而言的。「瓦」本義是指房頂如覆瓦形狀的建築物，是專供文化使用的場所，其作用是遮日曬、蔽風雨，故稱「瓦子」或「瓦舍」。後來，商人利用這種娛樂場所做生意，使之成為娛樂與商貿合一的場所，故稱之為「瓦肆」或「瓦市」。從這個名稱上就可見宋代市民文化娛樂的商品化性質。瓦舍中的娛樂活動豐富多彩，可謂百戲雜陳，伎藝繁多。市民們可在瓦舍中盡情地觀賞和娛樂。不過，這種觀賞和娛樂屬於文化消費，是要付費的。從瓦市藝人來說，他們的表演是一種消費服務，他們靠賣藝來謀求生計。如北宋著名的瓦市藝人張山人所說：「某乃於都下三十餘年，但生而為十七字詩，鬻錢以糊口」。紒紣矠 又如《金鰻記》載歌妓慶奴「出去諸處酒店內賣唱，趁百十文把來使用。」由於伎藝表演已成為商業性的文化服務行業，其收入與服務質量密切相關。因此，瓦肆藝人十分注重自己的表演技巧，努力加強自己所演節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蘇軾的《東坡志林》卷一記載：「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可見當時說書的技巧之高、感染力之大。瓦肆伎藝是市民文藝，它所表現的是市民階層的生活願望和審美趣味。在商品經濟的影響下，這些願望和趣味肯定有悖於傳統的倫理道德和價值標准。瓦舍的伎藝表演又是有償服務，其表演的內容也肯定是純感性的、純娛樂的，它不可能也沒有義務去為政治教化服務。因此，它成了市民和一些士子盡情享樂、放縱情慾的地方。許多年輕人因經常出入其中，深受新興市民意識的熏拂，導致道德觀和價值觀的變化。可見這種充滿商品化色彩的瓦肆伎藝——市民文藝對傳統意識的沖擊作用。 無論是宋代的民俗、宗教，還是都市文化娛樂，都充斥著濃烈的商品意識。這種現象的出現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市民階層創造的一種新的都市文明。
三、文學藝術呈現出商品化趨勢
宋代以前的文學藝術，尤其是士大夫文人創作的文學藝術，一般都是高雅的、非功利性的精神產品。而由於宋代商品經濟滲透到社會文化生活之中，產生於社會文化生活這塊土壤上的文學藝術也不可避免地呈現出商品化的趨勢。所謂「商品化趨勢」，包含兩個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有些文學藝術作品開始直接參與到商品交換之中；二是指文學藝術的創作開始遵循商品生產的法則，並反映隨著商品經濟發展而產生的新的都市風情和都市意識。
宋代重要的文學體裁有文、詩和詞。詩與文是傳統體裁，由於受到根深蒂固的「言志」、「明道」的傳統文學觀念的影響，商品化的趨勢不太明顯。不過，詩歌已被市井藝人所利用，變成了他們掙錢謀生的工具。北宋中期，東京開封有一位以「說諢話」而著名的藝人——張山人。諢話即十七字詩。其詩詼諧滑稽，意含諷刺，觀眾在開懷大笑中獲得啟示，領略褒貶之意。十七字詩類似現代民間文藝節目——「三句半」。張山人創制這種詩體「鬻錢以糊口」。宋代民間伎藝中有「合生」。所謂「合生」，就是藝人根據他人臨時出的題目，當場作詩，以博求酬勞的一種伎藝。要想博得酬勞，就必須具有娛樂性，所作的詩歌就必須貼題、幽默、讓觀眾產生審美愉悅。從以上所述可以發現，作為正統文學的詩歌已成了市井藝人的衣食之資，詩歌創作的技能也當成商品來出售。
詞是宋代的代表性文學，是一種音樂文學。它從唐代「聲詩」發展而來，興起於中晚唐，流行於五代，繁榮於兩宋。詞本是尊前宴邊娛賓遣興的工具，由士大夫文人在宴會中即興創作，由歌妓當場演唱。北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形成，詞從士大夫的尊前開始走向市井，成為士大夫文人與市井細民共同享受的娛樂性伎藝——小唱。小唱又稱「淺斟低唱」，是宋代十分流行的一種表演藝術，無論是歌樓、酒館，還是瓦舍、私宅，都能見到它。謝桃坊先生認為：「小唱是由簡單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詞。宋詞中的絕大多數作品便是供小唱藝人演唱用的。」紒紤矠 此說甚是。由於詞大多數是供小唱藝人演唱的，必然具有市民文學的藝術風格。首先，它是為有償的娛樂服務而創作的，是一種文化消費品，是一種具有商品性質的精神產品。這就決定了它從語言到題材、從形式到內容都必須迎合消費者的審美趣味和欣賞水平。因此，詞表現出極為明顯的藝術特徵：通俗性、娛樂性。其次，詞是一種商品化的精神產品，它就必須遵循商品生產的規則。詞人的創作不是專為抒發主體的「修齊治平」之志和喜怒哀樂之情，而是去表現它的精神產品（作品）的消費者（讀者或受眾）的願望和情緒。因為詞人創作的目的不是自我欣賞，而是要讓更多的讀者樂意欣賞。宋詞的題材多為情愛離別、傷春嘆老、歌酒游樂，就是為了揭示廣大市民的生活願望和人生情緒。因為追求個性解放、性愛自由，追求精神與物質的雙重享受，是市民意識的深層底蘊。第三，詞既然是商品化的精神產品，那麼，流通（傳播）便是它實現文學價值的重要環節。只有流通（傳播）渠道暢通，它才能佔有更廣闊的文學市場，才能獲得更好的社會效果。歌妓是詞的傳播媒介。詞由她們「推銷」給消費者，並通過她們去實現詞的文學價值。宋詞的繁榮，歌妓與有功焉。南宋後期，詞的藝術精神發生蛻變，向「詩化」（追隨辛棄疾的「辛派」詞人多抒發進取或超然之志）、「雅化」（推崇姜夔的「風雅派」詞人主張雅正）方向發展，廣大市民不樂意聽，也聽不懂，歌妓出於「票房價值」考慮也不願唱，而改唱「纏令」或其它俗曲，導致了詞的流通環節斷裂和文學市場萎縮。詞因此而走向衰落。
詞人的勞務費是由歌妓來支付的。詞是精神產品，無法具體核定其價值。歌妓只有根據演出的創收情況來酌情支付。北宋著名詞人柳永的作品深受市民的喜愛，一般的歌妓雖用重金支付「潤筆」，也難以得到他的新作。如南宋羅燁的《醉翁談錄》丙集卷二記載：「耆卿居京華，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商換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惜其為人出入、所寓不常。」因為一首名人的佳作不僅能讓一位歌妓獲得可觀的收益，而且能讓她一曲唱紅，一舉成名。對於好的作品，歌妓是願意支付昂貴的報酬的。繪畫藝術在宋代十分興盛，北宋皇帝大多喜愛繪畫藝術。宋太宗特置翰林圖畫院，將各地的著名畫師羅致於京師。宋徽宗在國子監設置畫學，專門培養繪畫人才。因此，北宋的繪畫藝術呈現空前繁榮的局面。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繪畫藝術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商品化的趨勢。繪畫作品一反過去那種高雅的姿態，成為街肆買賣的商品。如相國寺廟會日，「殿後資聖門前，皆書籍、玩好、圖畫及諸路罷任官員土物、香葯之類。」紒紥矠 又如前面提到的潘家樓的「鬼市」上也有「衣物、圖畫、葯環、領抹之類」的物品出售。北宋著名畫家燕文貴初入東京開封時，曾在天門道上出售自己的山水、人物畫。另一位著名畫家許道寧也曾在東京開封端門外將自己所作的畫隨葯賣出。紒紦矠
由於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都市風情煥然一新，為繪畫藝術提出了豐富的題材，「市肆畫」也應運而生，成為一種新的題材類型。北宋時擅長於「市肆畫」的著名畫家有燕文貴、張擇端、高元亨等。燕文貴有《七夕夜市圖》，高元亨有「有瓊林苑、角抵、夜市等圖傳於世」紓紛矠，張擇端有《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不僅是宋代「市肆畫」中首屈一指的傑作，也是中國乃至世界繪畫史上不可多得的優秀作品。「市肆畫」本身雖不一定是商品，但它興起於商品經濟的社會土壤上，是商品經濟文化哺育出來的一種新的美術品種。它的出現，說明了繪畫藝術在商品經濟的滲透下開始發生變化。
四、文化藝術商品化的意義和影響
從以上所述可知，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宋代的文化生活和文學藝術開始步入商品化的進程。文化藝術的商品化，對當時或後世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和影響。人們（尤其是讀書人）的價值觀和審美觀因此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中國古人在思想意識中形成了一種十分頑固的價值觀念：「學而優則仕」，「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政治價值成為至上的人生價值。其它的人生價值取向（如經濟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等）都不為社會所看重。因此，莘莘學子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不得不寒窗苦讀、懸梁刺股，甚至不惜皓首窮經。到了宋代，隨著商品意識的興起和文化藝術的商品化，傳統的官本位意識開始發生動搖。因為在文學藝術商品化的社會中，知識能夠真正被尊重，文人的創作才華能夠被賞識，作品能夠獲得直接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文人的藝術價值能夠在創作中獲得實現並為社會所承認。因此，有不少士子在科舉場上失敗之後，不再醉心於功名了，而是投身到文學藝術創作中來，通過創作之路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藝術價值）。前面曾提到過的北宋著名詞人柳永就是一位在藝術中實現了人生價值的士子。他年少時就才華橫溢，但在科舉考場上卻不順利，曾在殿試時被宋仁宗黜落。從此，他放縱於市井二、三十年，為歌妓度曲作詞。他的詞深受社會各階層的喜愛，獲得了「天下詠之」的社會效果。他也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專業詞人。宋代出現的「書會」，就是那些不能或不願走上仕途的士子，因生活的需要而組合的文人群體。這個群體是以創作為職業，以創作來獲取生計。宋元時有九山書會、古杭書會、武林書會、玉京書會等。書會先生都是職業的作家。南宋瓦舍中的伎藝腳本大多都是出自他們之手。流傳至今的宋元話本和戲劇也有不少是他們的傑作。他們為當時和後世提供了大量的精神產品，以滿足人們審美娛樂的需要。除了「書會」之外，宋代還出了文人與藝人組成的「社會」，如表演雜劇的緋綠社、表演清樂的清音社、小說藝人的雄辨社、影戲藝人的繪草社、表演吟唱的律華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藝人都是專門化的職業作家和表演藝術家。職業作家和藝術家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開始走向成熟。
文學藝術商品化就是文學藝術走向世俗、走向大眾。在自然經濟處於絕對支配地位的社會中，文學藝術基本上是上層社會審美娛樂和傳情達意的工具，而在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娛樂功能被政治和道德所削弱，出現了「教化說」、「言志說」、「明道說」、「比德說」等。宋代的文學藝術開始通過商品化的形式走向平民大眾，成為士庶雅俗、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共享的娛樂品（當然，這里只就詞、話本小說、市肆畫及瓦舍伎藝而言）。由於受到以下層民眾為主體的消費對象娛樂需要的制約，文學藝術必然要去反映更有普遍意義的社會生活，去揭示人人心中共有的人生情緒，以贏得社會各階層的喜愛。宋代以後，都市通俗文藝（市民文藝）不斷興盛，詞、話本、諸宮調、戲劇、章回小說、彈詞、評書、時調俗曲等文藝樣式相繼或相競出現，構成了中國古代文學的最後繁榮。 這些文學藝術以家庭生活、男女情愛、人物傳奇、歷史故事、魔鬼神怪為重要的創作題材，故能擁有廣闊的文藝市場。由此可見，文學藝術商品化，導致了整個社會的審美觀和文藝觀的變化。隨著文化娛樂的發達，下層民眾的審美能力不斷提高，娛樂需要不斷擴大。篇幅短小的文藝作品（如詞、散曲等）已不能滿足下層民眾的審美要求，鴻篇鉅制的戲劇、小說、評書等文藝作品應運而生。從此，詩文主宰文壇的歷史宣告結束，戲劇、小說成為主導的文學藝術樣式。這一結果雖然是文學發展的必然，但文學藝術商品化加快了這一結果的出現。
總而言之，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了文學藝術商品化，而文學藝術商品化又對社會文化生活、思想觀念產生了巨大影響。這是一種良好的、具有積極意義的多重因果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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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宋代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零四。
②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
③《東京夢華錄》卷二。
④《宋代東京開封府》，《河南師大學報增刊》，1984年，第29頁。
⑤吳濤：《北宋都城東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頁。
⑥《宋會要輯稿·食貨 六九》。
⑦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戶》，《宋遼金史論叢》第一輯。
⑧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4頁。
⑨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商務印書社館，1963年版，第438頁。
⑩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一卷，台灣華世出版社1981年9月版。
紒紜矠《東京夢華錄》卷八。
紒紝矠宋代張舜民：《畫墁錄》。
紒紞矠《夢粱錄》卷十九。
紒紟矠周貽白：《中國戲劇發展史綱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2頁。
紒紡矠謝涌濠：《藝術研究論叢》，同濟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頁。
紒紣矠宋代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卷十。
紒紤矠謝桃坊：《中國市民文學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頁。
紒紥矠《東京夢華錄》卷三。
紒紦矠宋代劉道醇：《聖朝名畫評》卷一。
紓紛矠宋代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三。轉
㈦ 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宋代新興
答案A
宋元時期，商品經濟發展在文化領域的反映主要表現在：宋詞的繁榮和話本的新興。
㈧ 宋代商品經濟發展有哪些表現
1、北宋大城市的抄商業活動突破了市與襲坊的界限,營業時間也不再受限制.
2、農村集市出現了固定的市鎮
3、行會組織進一步發展,行會保護和壟斷本行業的商業利益
4、由於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北宋時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貨幣交子,紙幣的推廣反映了商業的高度發展.
5、市內出現了娛樂貿易場所瓦子.
㈨ 宋代商業革命的背景
①經濟上，宋代抄對南方襲大規模的開發，促成經濟中心南移，官方法定的貨幣交子流通使用；
②文學上，宋詞得到快速發展，市民生活得到改善；
③社會上，城鎮商品經濟發達，瓦捨得到快速發展；
④人口上，靖康之恥後，中國再次出現中原人口大量南徙的現象；
⑤對外，西夏阻隔了西北的絲綢之路，加上經濟中心的南移，從宋朝開始，東南沿海的港口成為新的貿易中心；
⑥科技上，在整個社會經濟、文化推動下，科學技術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兩宋的科技成就不僅成為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上的一個高峰，也在當時的世界范圍內處於領先地位，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中國四大發明，在宋代得到改進並應用。
⑦市民階級開始興起，為商業革命奠定基礎。
㈩ 宋代商品經濟發展主要表現有哪些
1、北宋大城市的商業活動突破了市與坊的界限，營業時間也不再受限制。
2、農村集市出現了固定的市鎮
3、行會組織進一步發展，行會保護和壟斷本行業的商業利益
4、由於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北宋時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貨幣交子，紙幣的推廣反映了商業的高度發展。
5、市內出現了娛樂貿易場所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