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

❶ 中金：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有多大

人力資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其他資源，並且一直在提高。不僅如此，人力資源使用得當，還能夠節約自然資源，甚至還可以成為增強自然資源再生能力、開發新自然資源的條件。我國作為一個人力資源數量多（即人口多）但質量低（即勞動力素質低）的發展中國家，增加和優化人力資源供給，是實現趕超性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一條根本性途徑。所以，在可持續發展立法中，應當特別重視以人力資源的開發、配置、保護和管理為主題的人力資源立法。其中包括計劃生育法、教育法、衛生法、科學技術法、文化法、體育法、勞動法、社會保障法等內容。人力資源會計是會計學的一個嶄新的分支，是鑒別和計量人力資源數據的一種會計程序和方法，其目標是將人力資源誣陷變化的信息提供給企業和有關人士使用。自從1964年，美國密西根大學的郝曼森首次提出人力資源會計這個概念之後，通過一大批會計學者堅持不懈的研究，到今天，人力資源會計逐漸建立起一套較完善理論體系，特別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的到來，更為人力資源會計的推廣創造了歷史性的契機。一、我國建立人力資源會計的必要性世界高新技術革命的浪潮，已經把世界經濟的競爭從物質資源競爭推向人力資源的競爭，對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和管理將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制約因素。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源信息，必然離不開人力資源會計。在人口眾多，而人口素質相對較差的我國，推行人力資源會計更具有必要性。1、是科學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推動著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在世界經濟發展到知識經濟時代，在我國知識經濟初見端倪的今天，一個企業是否具有競爭力，是否具有發展前景，決定因素已不僅僅局限在其經營規模的大小，財產物質的多少，而是取決於其是否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源，是否持續地對人力資源投資。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人力資源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也越大，人才成為經濟資源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企業財富的真正象徵和源泉。因此，將人力資源作為企業的資產，運用會計的方法對其加以確認、計量和報告，以滿足企業管理者和企業外部有關人士對企業信息的需求成為時代的必然要求。2、國家宏觀調控的需要。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使人力資源有的經濟特徵，要求確認人力資源的成本和價值。對人力資源開發的經濟效益進行研究分析，通過人力資源會計報告，國家可以掌握各企業人力資源開發維護現狀，從而採取相應的宏觀調控手段，促進人力資源的供求平衡，確定人力資源開發方向，引導人力資源合理流動，在宏觀上優化人力資源的配製。3、是企業提高效益的需要。市場經濟下，誰爭取到合理的高素質人才，誰就會在市場經濟中立於不敗之地。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為了獲得更好的人才，加大了人力資源投資，包括提高物質待遇、改善人際關系、提供良好的工作條件，提供在職培訓等。而投資的效益如何，這是企業管理當局所關心的問題，相應地就要求會計上對人力資源的收益與成本進行核算，考察其經濟效益。隨著我國經濟體制和用人制度的不斷完善，這種對人力資源進行核算的動力將會逐漸加大。4、財務會計核算原則的要求。事實上，單從會計核算原則考慮，現行會計對人力資源的處理也有諸多不妥。一方面，將人力資源投資計入當期費用，違背了權責發生制的原則。企業在人力資源投資上的投資支出，其收益期往往超過一個會計期間以上，屬於資本性支出，應先予以資本化，然後在分期攤銷，而現行會計卻是將其全部作為當期費用入帳。另一方面，將人力資源支出費用化，必然使各期盈虧報告不實，導致決策失誤。同時，當企業大量裁員時，尚未攤銷的人力資源投資支出應作為人力資源流動的損失，計入當期費用，但現行會計並不能反映出這種損失，不利於經營者進行正確決策。所以，從遵循會計原則的角度而言，實行人力資源會計也很有必要。二、人力資源會計的確認與計量問題（一）人力資源會計的確認談到人力資源會計，我們必須先明確一個前提條件，即人力資源能否作為會計資產。這一點歷來是會計學者爭論的焦點。因為這一問題是關第到人力資源會計能否存在的關鍵，所以，筆者認為有加以論述的必要。所謂資產，根據美國財務會計准則委員會（FASB）下的定論，必須具有以下三個要素：（1）必須是一項經濟資源，未來可提供收益；（2）為企業所擁有或控制；（3）可以用貨幣計量其價值。下面我就從這三個方面來分析人力資源是否可以作為資產。首先，人力資源以人為載體，通過生產活動可以體現其價值，人力資源可為企業創造經濟價值，提供未來收益。有些學者認為人力資源對企業所提供的未來利益難以像固定資產那樣加以合理的預計與確定，所以人力資源不是資產。我認為，提供的未來利益的確定性並非是一項經濟資源被確定為資產的必要條件，事實上無形資產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就無法事先准確的確定，但我們仍將其視作資產，那對人力資源為何就不能同等對待呢？其次，人力資源能夠用貨幣進行計量。人力資源作為一種經濟資源，就需要企業進行取得、開發與使用，而取得與開發需發生相應的成本支出，使用要形成資源耗費，這種成本支出與資源耗費都是能以貨幣計量的。最後，人力資源也是企業可以實際控制的。持反對意見的學者認為：人力資源是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其所有權歸勞動者所有，而企業無法擁有對勞動者的所有權，從而也就無法擁有和控制人力資源。人力資源的所有權屬於勞動者個人，勞動者具有流動性，但是，一旦勞動者被聘用為企業員工，企業即取得了對職工受聘期間的勞動能力資源的使用權，企業也並不需要擁有對勞動者人身的所有權。所以，人力資源是可以為企業所擁有和控制的。綜上所述，企業在人力資源的載體--人身上的投資是企業付出的可以用貨幣計量的投資，是可以取得預期收益的權力，是企業能夠控制和利用的，因而可以定義為資產。（二）人力資源會計的計量將人力資源資本化，就涉及到人力資產的計價問題，而對人力資產的計價主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對人力資產應按照其獲得、維持、開發過程中的全部實際耗費人力資源投資支出作為人力資產的價值入帳，因為這些支出是實實在在的，籍此入帳，既客觀又方便，這種方法稱為成本法；另一種方法認為，對人力資產應按其實際價值入帳，而不應按其耗費支出入帳，因為企業獲得、維持、開發人力資源的過程中的支出往往與人力資產的實際價值不符，對人力資產應按其實際價值入帳，該方法稱為價值法。上述兩種觀點經過多年發展，成了人力資源會計的兩大分支--人力資源成本會計和人力資源價值會計。下面對這兩大分支分別加以介紹。1、人力資源成本會計人力資源成本會計的特點是通過單獨計量人力資源招聘、選拔、安置、培訓等成本，將有關人力資源取得和開發的成本進行資本化形成人力資產，然後按受益期轉作費用。對於人力資源成本的計量主要採用三種方法，下面分別作出介紹。（1）歷史成本法此法是以人力資源的取得、開發、安置、遣散等實際成本支出為依據，並將其資本化的計價方法，歷史成本法操作簡便，數據確鑿，具有客觀性和可驗證性。但人力資源的實際經濟價值與歷史成本有較大的差異，人力資源的增值或攤銷並不直接與人力資源的實際生產能力相關聯，擁有相同生產能力的職工所分攤的招聘、培訓等歷史成本可能並不相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力資源計價的可比性和真實性，此法運用於一般企業。（2）重置成本法此法是在當前的物價條件下，對重置目前正在使用的人員所需成本進行計量的計價方法。它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由於現有雇員離去導致的離職成本；另一個是取得、開發其替代者的成本。該方法提供的信息更具有決策上的相關性，但由於對什麼是相同的人力資源，重置成本到底有多大等問題的確定標准主觀性過強，從而限制了其應用范圍。（3）機會成本法此法是以企業員工離職使企業蒙受的經濟損失為依據進行計量的計價方法。這種計價方法接近於人力資源的實際經濟價值，但與傳統會計模式相距較遠，導致核算工作量繁重。適用於雇員素質較高，流動性較大且機會成本易於獲得的企業，如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2、人力資源價值會計人力資源價值會計主要不是以投入價值而是以產出價值作為人力資源價值的計量基礎。這使得對人力資源價值的計量不可能絕對准確，而只能採用推算的方法。目前常見的計量方法有經濟價值法、商譽評價法、工資報酬折現法、拍賣價格法等。但不論哪種方法，不是主觀判斷及估計性較大，就是晦澀難懂，費時費力。例如，以未來工資貼現法確定人力資源價值，工資只是人力資源的補償價值，與人力資源價值在數量上並非相等，且預期工資支出與效率比率完全憑主觀判斷而已。另外，人力資源價值還受到許多因素，如工作條件的好壞、職工工作態度的影響，所以除了貨幣計量外，還需大量應用非貨幣計量的方法，方能較為確切地計量。上面分別介紹了人力資源成本會計和人力資源價值會計的基本內容，那麼他們在會計實務中的相應關繫到底是怎樣的呢？我個人認為，通常情況下，對人力資源的資本化應採用人力資源成本會計的方法。這是因為，一方面，成本法數據的獲得較為方便，獲取的數據較為客觀，能防止經營人員利用處理方法的主觀性篡改數據，粉飾報表；另一方面，會計遵循穩健主義原則，人力資源價值會計所含主觀因素較多，結果也因人而異。而且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公平競爭所形成的人力資源價格能較大程度的貼近人力資源的價值，再者，人力資源會計需融入現行會計體系，根據目前會計制度，無形資產的計量是按實際取得成本計量的，人力資源屬於無形資產，也應按實際成本來反映。但人力資源價值會計也並非一無用處，它能夠避免成本會計低估人力資源價值的弊端，同時也能促使企業管理當局更注重於人力資源的開發和投資。因此人力資源價值會計在財務評價、企業經營決策中的用途，較之人力資源成本會計更為廣泛。三、建立我國人力資源會計制度的設想（一）人力資源會計核算原則1、重要性原則。人力資源是企業的重要經濟資源，應重點加以體現，尤其是那些不可替代人力資源的信息、數額巨大的培訓項目等。2、配比性原則。當人力資源數額較大，涉及多個會計期間時，應遵循配比原則對其價值進行合理攤銷。3、歷史成本原則。將招聘、培訓和開發人才等一切人力資源方面的支出均作為人力資產和成本，其數據是根據原始發生時的金額歸集的。4、相關性原則。作為企業主要職能部門之一的人事管理部門，它對於職工的管理不僅是看其工資發生額的大小，而且重要的是如何合理配置人力資源，所以要求人力資源會計提供的信息應體現相關性原則。5、效益成本原則。人力資源會計在很多方面發揮了較大的作用，但在核算時還應考慮對那些核算成本較高，對決策意義不大的核算項目可不予揭示。6、劃分資本性支出與收益性支出原則。將遞延資產中的職工培訓費、費用中的職工教育經費、數額較大的培訓費、招聘廣告費、稀有人才離職損失費予以資本化，將工資福利費等各期發生額均衡的支出計入費用，作為收益性支出。（二）人力資源會計核算需設置的帳戶1、"人力資產"帳戶，總括反映人力資產的增減變動情況。其借方反映人力資產的增加，貸方反映人力資產的減少，余額一般在借方，反映現有人力資產的歷史成本和重置成本，本帳戶按職工類別設置明細帳戶。2、"人力資產累計攤銷"帳戶，其貸方反映按一定的攤銷率計算的人力資產攤銷額，借方反映因退休、離職等原因退出企業的職工之累計攤銷額，余額表示現有人力資產的累計攤銷額，本帳戶應按照對應的人力資產明細帳設立相應的明細帳戶。3、"人力資產取得成本"帳戶和"人力資產開發成本"帳戶，這兩個帳戶是成本計算性質的過渡帳戶，用以分類匯集企業在人力資產上的投資，借方反映投資支出的實際數額，貸方反映轉入"人力資產"帳戶的金額，期末余額在借方，表明對尚處於取得和培訓階段的職工投資。4、"人力資本"帳戶，該帳戶用來反映當從有關方面無償調入職工時，作為"人力資產"的對應帳戶反映投資來源，當職工離開企業時要同時轉出。該帳戶屬於所有者權益類帳戶，當人力資源評估增值時記入其貸方，評估減值時記入其借方。該帳戶期末余額在貸方，表示企業現有人力資源中由其它方面的擁有的份額。如果認為"人力資本"帳戶不好理解，也可以用"資本公積"帳戶來代替，在"資本公積"下設明細帳戶"人力資源"，用來核算無償受贈高科技人才而增加的人力資產價值，人力資產評估增值等內容。（三）人力資源會計的報告對人力資源會計報告，我認為應當分兩部分：對內報告與對外報告。下面分述之。1、對外報告。人力資產在財務報表中如何列示，目前有兩種觀點：其一認為應將人力資產列於遞延資產之後；其二認為應將人力資產列於長期投資和固定資產之間。我比較傾向於第二種觀點。因為人力資產的列示，應使管理者注意到人力資源的價值問題，為提高人力資源而設計並執行最佳的管理決策。人力資產由於對人力資源進行投資而形成，持續期往往大於一年，而且一般會短於某些固定資產的經濟壽命，考慮到其流動性，應列示於長期投資和固定資產之間。將人力資產攤銷列在人力資產項目之後，體現出人力資產凈值，將人力資本項目列在實收資本之後，以完整反映企業所有者權益。另一方面，應在附註中，從動態和靜態兩個方面詳細揭示人力資源的狀況。從動態方面，應揭示報告期內追加的人力資源投資總額、投資方向、占本期總投資的比重等數據，從靜態方面，應報告人力資源占企業總資產的比率，企業員工的學歷構成、職稱等情況，以展現企業人力資源的全貌。2、對內報告。內部報告的內容應分兩部分，一部分是非貨幣信息，主要是企業現在的人力資源組成，分配及利用情況，特別對於一些高成本引入的重要人才，應重點揭示。另一部分是貨幣信息，主要是企業各責任中心人力資源的現值，人力資源投入產出比，對於一些高成本引入的重要人才，應單獨分析成本與其創造的效益，以確定其投資收益率。（四）人力資源財務比率1、人力資產比率。其公式為人力資產與企業全部資產的比值。該指標用來反映企業管理者對人力投資的重視程度以及企業的發展潛力。2、人力資產利潤率。其公式為企業利潤總額與人力資產的比率。該指標用來反映企業佔用一元的人力資產所創造的利潤額。不能簡單地認為該項財務指標值越大越好，因為這可能預示著企業沒有後勁。3、人力資產增長率。其公式為期末人力資產額與期初人力資產額之差與期初人力資產額的比值。該指標大小可以用來評價企業在提高人力資源素質方面所作的貢獻。四．關於人力資源會計在企業管理中的運用在理論界的許多人士苦心研究人力資源會計的同時，在實務界，人力資源會計在我國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發展，使其在企業管理中的應用不盡人意。人力資源會計在目前究竟能為企業管理者，特別是人事主管提供什麼幫助呢？筆者試就此類問題談談淺見。（一）關於員式流動從管理角度講，適度的人員流動可以促進職工之間的競爭，增強企業活力。但流動率過高對企業也有消極的影響。在目前的人事管理方式和會計核算模式下，高流動率僅反映員工對企業的低滿意度和職工的低士氣，而不能使人事主管們看到頻繁的人員流動的經濟性質和結果，加上目前勞動力總量供給大於需求，企業較易得到替代者，所以很從企業員工的高流動率並沒有引起過多關注。人力資源會計可以從兩個方面為企業管理者提供幫助：（1）人員流動的經濟損失披露；（2）說明該索取多大數額的賠償才能避免或減少人員變動所帶來的損失。例：某公司為獲得一名合適的財務主管，以生了以下成本：取得成本20萬元，培訓成本萬元，其初始價值100萬元，預計任期5年，年薪10萬元。假定所有支出均按直線法在任期內攤銷，則其在任期內各年的資本價值如下：基年125萬元、第一年130萬元、第二年140萬元、第三年150萬元、第四年160萬元、第五年170萬元。基年價值指培訓完成後開始為企業服務時的價值，各年資本價值＝基年價值＋年薪累計－取得和培訓成本攤銷。由此可見，如果這名經理在任期一年後辭職，他將給公司人力資產帶來130萬元的損失。如果他主動辭職，不但需賠償尚未攤完的20萬元，還需承擔由此造成的空職成本，即由於離職任務沒有完成而造成的間接成本，其數值視具體情況而定。（二）關於工資企業應開多高的價招募人才，才能吸引到優秀人才，又不至於使人力資源成本過高呢？在一個正常的、成熟的人才市場上，各類人才的薪金即人力資源的使用價格由市場決定。人力資源的價值是由生產、發展、維護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須的生活資料價值所決定的。在當前階段，對人力資源的價值計量主要採用貨幣性計量方式，其中最有代表意義的是以工資為基礎的"未來工資報酬折現模型"，即人力資源價值為其最初為企業提供服務起至退休或死亡止工資總和的折現價值。但這種模型至少有三個局限：（1）它是事後的計算結果；（2）它忽視了職工除因死亡或退休外退出企業和改變角色的可能性；（3）未考慮企業收益的差別是由於人力資源的差異造成的。其最大的局限是它顛倒了人力資源價值與工資的關系，認為工資的折現價值決定人力資源的價值，這正如由商品的價格決定其價值一樣令人費解。況且工資受諸多非經濟、非市場因素的干擾，高低懸殊，波動很大，這樣就使價值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所以筆者認為，應將人力資源價值歷史計量模型由產出法改為投入法，並理順價值和工資的關系，建立起由價值決定工資的新機制。即一個人的經濟價值由形成其目前的身體狀態的知識技能水平所投入的各種生活資料價格、健康保健投資、教育培訓投資及所放棄的收入等決定。其工資的收入，特別是基本的工資收入應由構成人力資產價值的不同項目分別採用不同的時限折算之後的總和來決定。以上述財務經理為例，假定其初始價值為100萬元，其中生活資料、健康保健的投資60萬元，專業培訓的投資40萬元。由於前者在今後較長的時間都將發揮積極的作用，所以可以採取較長的回收期（如30年），則每年應收回2萬元，對於後者，由於專業知識須不斷更新，所以有一個周期問題。假定財務知識的更新周期為10年，則每年應收回4萬元，這樣其基本年薪為6萬元。（三）、關於人力資源部門的性質和地位在傳統觀念中，人力資源部門只花錢卻不創造利潤，因此其地位極其低下，甚至可有可無。其實這是極其錯誤的。人力資源部門的工作績效盡管多是無形的，如使員工士氣提高、認同公司經營理念、企業文化，它通過比同行業其他員工更高的勞動生產率體現出來，間接地為企業創造出巨大的利潤。我們經常可以發現這樣的例子，兩個經營品種相同、規模相同、員工構成類似的企業，其經營業績可能有天壤之別；同一個職工在某一企業碌碌無為，或者在創造負效用，而在另一個企業可能成為效率最高的明星。其中奧秘就在於人不是機器設備，而是活的資源，其工作效益受組織管理方式的影響極大，一個良好的機制可能使他創造出百倍以上的工作績效，一個良好機制的核心是有效的激勵機制。這取決於管理者對員工的了解，薪酬的設計和考核體系的建立，這正是人力資源部門的工作內容。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從經營技術、經營資本發展到目前的經營各種資源，如信息資源、人力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力資源部門不僅應成為一個利潤中心，而且必將成為一個肩負更大責任的投資中心。其考核指標可以是：人力資產比率、人力資產利潤率、人力資產增長率等。另外還可以採用對職工心理、身體素質、技術水平、對企業滿意度等非財務指標進行定性分析，以綜合評價人力資源部門的工作績效。

❷ 中國政府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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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發生了什麼變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當代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已使經濟與政治的關系變得更為錯綜復雜、密不可分。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中華民族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社會變革，它的每一次成功，每一項進展，都為政治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同時也迫切地要求政治的支持和推動，從而也就為政治體制的改革提出了直接而具體的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力量，不僅構成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革命力量，而且還在深層次上改變著中國在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強烈要求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改變原有的管理調控行為和體制模式。市場經濟所造成的我國社會結構、階級關系的新變化，也要求政治體制從內容到形式發生新的變化。而隨著社會的進步、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不斷發展，中國人的文明文化素質、生存質量、生活方式也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人的活動空間和思維視野大大拓展，進一步提高了人的政治參與意識及能力，因而也必然對政治體制的存在產生新的認識和評價，改革原有的政治體制已成為發自人民群眾內心的呼喚和自覺的要求與實踐。但是，政治體制改革所涉及的問題重大而又復雜，稍有不慎就可能釀成大錯，因此在認識上和實踐上必須慎之又慎。從我國當前的實際出發，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要重視解決如下一些重大的認識問題和實踐問題。
(一)關於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現狀的評判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是要回答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是否滯後的問題。無可否認，由於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逐步趨於完善，也由於我國在政治體制改革進程中確實存在一些認識上的盲區和實踐中的失誤，在人民群眾中確實有一部分人存在著一些不滿情緒，他們比較多地看到了我國現實政治體制的弊端，認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步子邁得不大，相對於經濟體制改革是滯後了。對於這種認識，我們既不能不加思考情緒化地加以贊同，也不能蠻橫地斷然否定，而必須有一個全面的分析，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說法。
從哲學理論的層面來看，政治上層建築是由生產力和經濟基礎決定的，生產力決定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的發展變化在時序上總是相對滯後於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變化，這是一種歷史法則，世界各國莫不如此。在社會有機體結構中，生產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生產關系、經濟基礎雖然相對保守，但卻直接承受著生產力變化的影響，而上層建築則最為保守，其發展變化的艱難，則是人所共知的。上層建築中的政治體製作為一種權力格局，和生產關系中的利益格局是直接對應的，它一旦形成便作為既得的利益、既得的權力構成一種客觀的現實，支配和規范著人的行為和觀念，並慢慢沿襲為一種習慣和傳統。
同時，政治體制又是人的主體性創造，積淀著以往和當時人的智慧、經驗，打上了民族的、歷史的深重烙印，滲透著當時意識形態的價值導向。因此，政治上層建築的任何變革，都意味著權力、利益的重新分配和社會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意味著價值觀念的變革和思想觀念的解放，必然面臨著重重阻力，需要時間，需要等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政治體制的改革滯後於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變化，在理念上應該是比較清楚的。
從政治體制本身的構成來看，政治體制的構成可分為兩大部分，即基本政治制度和具體的政治體制、運行機制。我國基本的政治制度就國體而言是人民民主專政，就政體而言是人民代表大會。這一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社會歷史進程的客觀要求，也是中國人民長期選擇的結果。如果從時序上講，它的建立在事實上早於經濟基礎。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建立與以往私有制社會的建立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由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的核心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不可能在私有制的母胎里成熟，只有首先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起社會主義政治上層建築，然後再憑借這種新的上層建築自覺地建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社會主義社會建立過程中這種與一般社會形態更替不同的順序上的變化，並沒有違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客觀規律。這是因為新建立起來的政治上層建築並不是人為的構思，在本質上是反映了和體現著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而社會經濟基礎也是依據生產力的發展由政治上層建築自覺構成的。因此，這種政治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適應不僅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更能發揮其維護、促進經濟基礎的功能，體現出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優越性。時至今日，我國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經濟基礎雖然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國的政治體制當然也要與此相適應，在內容和形式上均應有所變化、更新。但是，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仍然是基本相適應的這一根本性關系並沒有發生變化。因此，我國政治體制改革並不是改革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只能是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依據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發生的新變化實行的自我革命、自我超越，是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自我完善。
至於具體的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是圍繞和服從基本政治體制的總原則、總目標，在政治實踐中逐步建立起來的，具有可操作性。它的建立、完善則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並且應該隨著具體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建國以來，為了落實和完成基本政治制度的功能，我們相應地建立了一系列具體的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這些具體的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在保護和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發展，鞏固和捍衛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方面確實起過重大的作用。即使是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進程中，它們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序上繼續發揮作用。因此，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對原有的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的全盤否定和簡單處置。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由於社會主義社會本身還在實踐中，對於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在政治實踐中的作用，我們在認識上是不充分、不到位的，缺乏建設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的明確目標和具體規劃，因而時至今日我國的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在功能上還是不完備的，在結構上也不夠嚴謹。同時，由於受到封建主義、戰爭年代形成的一套思維定勢、價值觀念的嚴重影響，再加之在一個較長時間內盲目地囿於蘇聯模式的經驗，並在指導思想上發生"左"的偏差，因而產生了權力過度集中，個人崇拜、家長作風、長官意志、推崇人治、以權謀私等嚴重弊端。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使我國的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與基本政治制度相脫節，而且在一些方面相矛盾，從而嚴重影響基本政治制度優越性的發揮，有損於社會主義的威信和形象，並且日益引起人民的嚴重不滿，成為阻礙中國社會進步和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嚴重障礙。因此，如果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承認中國的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確實是滯後的。因此，按照社會主義本質的內在要求，跟蹤中國社會歷史進程的內在節奏，消除原有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的弊端，使之更為有效地服務於基本政治制度的鞏固和發展，乃是我國當前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
中國政治體制一開始就貫穿著鮮明的科學理性原則，明確宣布要在"黨的領導下，有計劃、有領導，積極而又穩妥地進行"，採取的是一種漸進性的改革方式。這也許正是有些人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不到位、顯得滯後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實踐已經證明，無論是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採取這種漸進性的改革方法，是穩當的，是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中國國情的。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上，大凡所有的制度變化，都體現了漸進性特徵。任何一種新的制度的建設，都存在一個孕育、萌芽、成熟、變化和再度創新的過程，不會如同打碎一個舊制度那樣，可以通過急風暴雨式的革命短時期內便可奏效。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在前無古人，沒有現成經驗和模式可以借鑒的情況下展開的。也就是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體，在改革之初，缺乏充足的知識籌備，對改革發展中各種可能出現的變數及其曲折過程，缺乏充分的信息和明晰的判斷，因而無法提出一個一攬子解決方案，一步到位，快速推進。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在黨和國家的統籌安排、精心組織下，堅持從實際出發，從解決業已成熟的問題著手，由點到面逐步展開，逐步闖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改革新路，取得了為世人矚目的績效。
(二)關於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特色問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在一般意義上，自然是應該遵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鐵的法則，始終處理好民主與專政、民主與法制、民主與集中和民主與紀律的關系，始終保持與經濟、社會的同步發展，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服從於人的全面發展這個根本目的，盡可能地避免主觀任意和人為的干擾，有效地防止各種可能出現的"左"的或右的傾向。但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又是在當代中國大地上發生的一場宏偉的、深刻的政治革命，無論是其內容和形式，還是其發展的進程與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特色和特徵。當代中國還是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既是我們思考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邏輯起點，又是我們實踐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起點。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始終紮根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礎，來不得半點的虛浮和急躁。同時，當代中國又是過去中國的發展，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作為過去，不僅影響著現在，而且還作為現在的一部分，繼續影響著中國的社會歷史進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自然應該尊重這種歷史與文化，不得有絲毫的僭越和褻瀆。更重要的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在中國社會轉型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一個嶄新的背景中來進行的，既要服從市場經濟的法則和規定，又要遵循社會主義制度的原則和框架，在其建構中必須體現市場經濟和四項基本原則的完善統一。
市場經濟是當代中國全新的、最具朝氣的社會經濟、文化現象，它給整個中國社會注入了青春與活力，極大地調動和激活了中國人實踐地改造自然與社會的主體力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激活了中國的經濟，促進了資金、人才、技術、設備的合理配置與使用，有效地發掘、拓展了中國的自然資源、社會資源、文化資源，促進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即從物質層面為政治體制的改革提供了動力和保障，而且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作為一種新的革命力量，促進了整個社會"制度"層面的變革，創造了新的觀念、新的知識與文化、新的社會精神生活方式，從而拓展了社會生活日益多向度的空間，培育了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主體，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條件、新的生長點和新的力量。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必須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為基礎，服務和滿足市場經濟建設的內在要求，服從和適應於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國家立國之本、執政之基。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確保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正確方向。在政治體制改革中，黨是堅強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通過改革和改善黨的領導來增強黨的政治領導，是中國特殊國情賦予體制改革一項重要內容。人民民主專政作為基本的政治制度，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而不能動搖的基礎，只有堅持和完善這個基本政治制度，對於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的改革才能得以健康展開。社會主義道路是政治體制改革健康發展的方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則是指導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基礎。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不能忘記或偏離四項基本原則，都要反映和概括四項基本原則的內在規定，也即遵循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規律。
這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全面考慮和滿足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雙重要求，實現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政治上層建築的最佳結合。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大困難就在這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和輝煌也應該是在這里。誠然，要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實現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內在要求的整合，是一項極富有開拓性的政治實踐，沒有現成的經驗，需要反復探索。但是，從理論層面來分析，我們還是可以提出一些可供參考的思路。
第一，中國政治體制必須為主體的自由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同時又建立相應的機制，規范、引導、整合主體的自由發展，真正確立主體之間相互尊重、相互肯定的平等關系。而這正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徵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理想目標。自由是人之本質所在，也是社會生存與發展的生命力表現。但是，自由又不是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不是主觀的臆想，而是和社會歷史的進程緊密關聯、相互生成的。社會歷史的發展不斷地為人的自由提供物質條件，構成人的自由發展的前提和限定，而人的自由的發展又不斷為社會歷史發展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構成社會歷史進化的標尺。但是，人的自由發展又必須通過社會整合才能避免盲目和混亂，從自發、零散、相互沖撞而走向自覺、有序、相互補充成為社會的現實力量。社會對自由的整合，一是藉助於社會本身的法則即所謂"看不見的手"的作用，這是一種客觀的、自發的、帶有外在強制性的調節；二是藉助於制度建構的作用，以對社會及人的發展階段、程序、實際狀況的合理認識與把握為依據而實現的自覺調控，在本質上這是對人的自由的保護、調動和激發。因此，這種調控本身也是人的自由的表現和確證。市場經濟在深層次上的不可磨滅的但至今還未能為人們所高度認同和理解的一個偉大歷史功績，是在全社會普遍地促進了人自身的發展和文明建設，使中國超越了自然經濟和群體社會基礎上形成的長期束縛人的自由意志的人身依附關系和觀念，培育和激發了人的主體意識，導致了中華民族思想的大解放，觀念的大革新。中華民族從來也未能像現在這樣雄姿煥發，充滿活力地去面向和創造新的生活。但是，市場經濟同時也調動了一些人隱埋於內心中的惡的慾念，對自由的錯誤庸俗化理解和打著"自由"旗號製造犯罪、恐怖、邪惡的現象屢見不鮮，物慾主義、享樂主義、消費主義，對權力、金錢、美色和技術的盲目崇拜，滋生著種種腐敗，製造著人的新一輪的異化，對社會的發展構成了深層次的威脅和危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從人的文明進化的當代視野，去反思由市場經濟造成的人的自由發展的兩極化進程，從保證人的自由全面、健康發展的高度去設計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從而在中國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建構中實現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自覺。
第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既要保護吸納社會內在的積極社會因素，激發社會活力，又要極力避免社會發展中可能出現的騷動、混亂，減少社會發展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妥善地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在發展中保障社會活力的持續發展和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社會活力是在一定自然、歷史條件下，特定的社會形態或社會發展某一階段由自身內部矛盾運動所造成的發展、演化能力。社會活力本質上是人的主體能動性的社會實現，是特定社會是否具有存在合理性和發展前途的重要尺度。市場經濟打破了僵化的經濟體制的束縛，培育和發揮了競爭性激勵機制的作用，釋放和增強了經濟社會的活力，並且推動了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社會公共生活的全面改革與發展。創新與發展成為當代中國的主題。但是，社會發展從來不可能是單向的，社會每往前邁出一步，都可能引發出新的、更為復雜的矛盾，出現人們無法預測的新的制約因素，產生新的危機，這就有可能使社會喪失活力而趨於停滯。這就要求社會下功夫探尋、選擇和建構新的激勵與整合機制，不斷保護、培育、增強社會活力。市場經濟使當代中國獲得了從未有過的活力，但也導致了由於社會結構、制度變革過程中難免出現的無序和動盪，導致了社會價值觀念的缺失和人的精神生活的貧乏，而政治層面分立原則的淡化、消解，社會權力體系的異化和既得利益者對特權的維護與謀求，則進一步推波助瀾，使種種反社會、反政府的負面消極因素獲得了發展空間。由此，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歷史使命，就是通過自身權力體系和機構職能的改革，凸顯社會主義的價值規范和公正原則，加大反腐敗力度，增強自身整合與調控能力，在堅持改革、發展，為社會不斷注入活力的同時，又為活力的增強提供支持和保證，即提供一個穩定的社會制度環境，保證改革發展的有序性、漸進性、協調性和度的選擇的合理性。
第三，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既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動搖，又要妥善處理政府的對內、對外關系，合理界定政府的權力，促使政府由集權的萬能的人治型體制向民主的有限權力的法治型體制轉換。中國政治體制的內在局限，在本質上根源於中國自然經濟的局限。自然經濟條件下，人與人直接聯系，以小生產為主的生產方式，不僅造成了人的經濟交往和社會交往的狹隘性和封閉性，而且導致了個人缺乏自主性。在這種基礎上，社會生產和經濟運行缺乏獨立性，只能絕對地服從於統治階級的意志和權力，個人也只能把自己的命運託付於統治者乞求他們陽光雨露的哺育。這正是中國高度集權的計劃體制的建立和公民主權意識的缺乏的內在依據。而市場經濟則以普遍的商品交往為依據，經濟上的自主發展不僅要求擺脫政治權力支配，而且要求政府權力退出社會公共生活的領域和擴大個人自主活動的空間，使人民上升為社會和政治的主人。因此，適應市場經濟和新的具有自身內在結構和運行機制的經濟體制的建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面臨著三個方面的任務。其一是從根本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使經濟活動不再屈從於權力和政治體制的硬性約束，使個人培育起參政議政的現代公民意識，這既是經濟生活的解放，也是政治生活和人自身的解放。其二，是以經濟發展和人的主體地位確立為前提，改變政治體制的運作方式，實現法治建設和民主建設的同步發展，使政治體制和民主生活日趨民主化、法治化。其三，是促使社會公共制度建設和政治權力體制的分離，實現社會公共生活從政府支配走向自我管理的轉變，確保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不斷增強社會的生機與活力。
(三)關於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問題。政治體製作為社會政治權力與機構的運行機制，總是和社會的發展和社會系統內的其它要素發生密切的關系。因此，如何使政治體制改革保持和社會其它各要素的協調發展，成為推進社會向前發展的積極力量，應該是政治體制改革追求的外部目標。政治體製作為一個有自己內在結構和運作方式的相對獨立的體系，要實現對社會歷程的積極推進作用，必須始終保持和社會系統及其規律的密切關聯，排除各種外在於社會發展的認識誤區和人為偏見，不斷實現內部的自我調整，以保持自身的活力，提高自身工作的效率。
從政治體制改革的外部目標來審視，政治體制改革是否成功主要是要滿足社會三個方面的要求。即第一，創造良好的政治環境，保證整個社會的穩定。社會的穩定就是指國家和社會安定團結。黨和國家與人民建立起相互信任的關系，風雨同舟，肝膽相照，社會各界關系協調和諧，民族關系親密無間。國家經濟建設穩步發展，社會各階層利益得到合法保障，人民共同富俗、安居樂業。黨政機關清廉、公正，社會腐敗遭到有力懲處，犯罪活動及時受到嚴懲，社會治安環境日趨改善，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得到保障。社會穩定既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又是它的結果，直接關涉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敗。第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生產力的發展是一個國家、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基礎，綜合國力體現著一個國家、民族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總體水平，是一個國家民族是否興旺發達，是否有能力居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標志。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任務，就是要建立一個善於處理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利益矛盾，善於駕馭各種復雜的、突發的社會事件的強有力的政府，始終著眼於政府的團結和國家的穩定，從而為生產力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掃清路障，開辟道路。第三，提高人民的社會生活質量，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人民的社會生活既包括物質生活、經濟生活，也包括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會公共生活，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說到底就是要從經濟、政治、文化、公共生活的各個方面提升人的生活質量。政治體制改革所要貫徹的價值目標，就是要堅定不移地實踐"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全方位地確立為社會服務的信念和運作體系，始終自覺地充當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和保護神。
從政治體制改革的內部目標來審視，政治體制改革是否成功，主要是看改革後的政治是否滿足四個方面的條件：
第一，政府能否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導向，勤政廉政，以人民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主人，一切權力應該屬於人民，人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在內的全部社會生活。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級政府，是人民通過自己選舉的代表推選出來的。政府作為人民委託的公共權力機構，是代理人民具體行使權力的主體，向人民負責又同時接受人民的監督。政府必須加強國家公務人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職業道德建設，使他們廉潔奉公、樂於奉獻、忠於職守、勤奮工作。政府既不神秘，也不神聖，它沒有任何可以凌駕於社會和人民之上的特殊權利。政府及其各級官吏，在本質上都是人民的公僕，人民的服務員，政府的行為在本質上都是服務性行為。政府行為的績效主要集中體現在它為公民提供服務的水平、效率和效果上。因此，只有正確認識政府行為的服務性質以及服務的主要內容和范圍，才能找准重塑政府形象的價值尺度。
第二，政府是否具有能力，也即能否提供高效化的政治服務，確立自身的政治權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傳統計劃經濟的取代，對規范的經濟行為、政策行為和正常的經濟秩序、政治秩序、社會秩序的要求，都需求助於政府工作的效率和政府本身的權威。政府工作必須講求效率，力求以比較少的時間和政治投入，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政治效益和社會效益。而要做到這一點，又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政府機構設置合理。政府應該採取切實有效措施，精簡機構，裁減冗員，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文牘主義，辦事講究實效，嚴格按照程序，做到既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又周密細致，務實求真。二是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地位與形象。政府只有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導向，反腐倡廉，不斷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增強自身行政行為的效率和組織、管理社會的效率，才能確立起自身作為公共權力機構的權威，使得政令通行、令行禁止，反過來又能促使政府工作的高效化。
第三，政府能否做到堅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始終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在這里，公平主要是指政府確認公民在法律和政治事務面前一律平等的主體地位，不承認有任何特權的存在，平等地對待任何一個公民和團體。公正則是指政府在處理政治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的過程中，堅持一碗水端平，不講親疏關系，不帶利益與情感偏見，一視同仁，實事求是。而公開則是要求政府打破自我封閉，增加政務活動的透明度。政府工作只要不涉及到重大機密，就應該通過各種途徑曉諭民眾。重大問題要讓人民及時了解，參與討論。公共政策的制訂要產生於人民大眾廣泛、充分而自由的討論與醞釀之中。政府要通過制度創新、權力規范、權力運作公開等一系列的改革，加強與人民的溝通與對話，多渠道地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與制約，有效、有力地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權益，公正地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防止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利益大調整所可能導致的兩極分化和社會動盪，從而確保社會公平的真正實現。
第四，政府能否堅持科學理性原則，堅持以法治國，堅持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現代化社會比之以前的社會更需要理性。政府在不斷地克服自身認識、實踐能力局限，排除狹隘經驗和自我利益的遮蔽從自發行政走向自覺行政，為人民群眾提供更高質量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過程中，必須藉助於科學理性。依法行政將政府行為納入法治軌道，是現代政府的顯著特徵，也是政府行為理性化的重要表現。政府行為不僅要依靠擁有的合法權力和道德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依靠體制的力量、法制的保證。政府只有堅持依法行政，才能有效地遏制權力腐敗，保障人民合法權益，高效率地開展各項政務工作。政府行為理性化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使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不再是一種道德要求和正義沖動，而是政府行為過程中的一種制度和可操作的運作機制，從而確保政府的重大決策能夠集中群眾的智慧，接受實踐的檢驗。

❹ 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是什麼

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格局國際分工的低端從事資源類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 的生產。

國際分工格局事關一個國家的發展空間和發展定位，其演進趨勢自然會引起人們的密切關注，已有不少文獻對國際分工的深化及變動做出了分析。事實上，當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分工體系正經歷著深刻的變革：1.傳統的垂直型分工正向混合型分工轉變，呈現出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與產品內分工並存的多層次的嶄新格局產業間分工。國際分工在不同產業間進行，主要特徵是發展中國家從事資源類初級產品的生產，發達國家從事製成品的生產；或者是發展中國家從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如玩具、鞋帽等，屬於製造業的低端產品；發達國家從事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如機械、電子等，屬於製造業的高端產品。在這種分工格局中，產業邊界是清晰的，形成以垂直分工為特徵的國際分工合作體系。
產業內分工。國際分工依據同一產業內部產業鏈條的不同環節來進行，具體而言，產業鏈條可以分為三大環節：一是技術環節，包括研究與開發、創意設計、生產及加工技術的提高和技術培訓等分環節；二是生產環節，包括後勤采購、母板生產、系統生產、終端加工、測試、質量控制、包裝和庫存管理等分環節；三是營銷環節，包括分銷物流、批發及零售、廣告、品牌管理及售後服務等分環節。經歷了多年的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發達國家逐漸著力於研發和品牌營銷，控制核心技術和經營技巧，而把加工製造環節轉移出去，生產結構呈現出典型的「啞鈴」型；而發展中國家則在全球價值鏈條中，尋求自己的發展空間，明確自己的發展定位，承接著這種產業環節轉移，著力於加工製造環節。如耐克公司是一個典型的微觀案例。耐克公司掌握產品設計、關鍵技術，授權越南、中國等國外生產廠商按其產品規格、技術標准生產產品，自己則在全球建立營銷網路，進行產品的廣告宣傳與銷售及提供售後服務。

❺ 政府在發展對外經貿中的歷史作用

建國50年來，對對外經濟貿易重要性的認識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改革開放之前，對外經濟貿易被認為是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補充手段，其作用主要體現為互通有無、調劑餘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經濟貿易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顯著提高，作用不斷增強，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高度重視對外經濟貿易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一、對外經濟貿易的迅速發展，提高了我國的綜合國力。

衡量一國的綜合國力，需要從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水平等多方面進行綜合判定。從經濟角度分析，主要看該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NP)、主要產品的產量、同世界經濟的交換量和國際收支能力等方面的指標。而這些指標的變化，與該國的對外經濟貿易狀況都有著直接的關系。比如一國對外經濟貿易的規模大小和質量高低，不僅直接關系著該國同世界經濟的交換量和國際收支能力，而且直接影響著GNP的規模和主要產品的產量。

因此，發展對外經濟貿易與提高綜合國力密切相關。建國以來，我國對外經濟貿易的規模成倍擴大，與世界經濟的交換量也成倍增加，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綜合國力的提高。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對外經濟貿易在提高我國綜合國力上發揮著尤其明顯的作用。

20多年來，我國國民經濟的年均增長速度是9.8%，而同期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5%。到1998年，我國進出口總額達到3239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3.6%。吸引外資作為對外經濟貿易的重要內容，20多年來，有效地彌補了我國建設資金的不足，引進了先進的技術、設備與管理經驗，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對綜合國力的提高也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對外經濟貿易的迅速發展，加快了我國開放型經濟的形成。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國民經濟長期處於封閉、半封閉狀態。隨著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我國對外經濟貿易迅速發展，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大，使得我國國民經濟擺脫了封閉、半封閉狀態，逐步轉向開放型經濟。

目前，我國的對外開放地域從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擴大到沿邊、沿江地區和省會城市等內陸地區；開放領域從一般加工工業向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和高新技術產業擴展，向金融、保險、外貿、旅遊、通信、商業零售、法律咨詢和會計等服務行業延伸。

同時，我國多次對進口關稅稅率進行大幅度下調，進口關稅平均水平已從1992年的43.2%降至目前的17%。到2000年，我國的進口關稅平均水平將進一步下降到15%左右。到2005年，我國將把工業品平均關稅水平再降至10%。開放型經濟的初步形成，為21世紀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三、對外經濟貿易的迅速發展，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現代市場經濟理論認為，對外經濟貿易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助推器」的作用。有的經濟學家還提出了對外經濟貿易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引擎」的觀點。我國經濟的發展歷程，生動地證明了這一理論。

據國家統計局分析，1997年我國僅外貿出口對國民經濟增長的拉動就約為2個百分點。對外經濟貿易的擴大，不僅帶動了國內生產，使國內眾多產品通過出口在國際市場實現了價值，獲得了比較利益，而且引進了國內經濟建設需要的資金、技術、原材料和管理經驗，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增加了國家稅收和外匯收入，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從而在外沿河內涵兩個方面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四、對外經濟貿易的迅速發展，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結構的調整與優化，增強了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能力。

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已進入由規模擴張為主向質量效益為主轉變的時期。調整和優化國民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產品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等，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最迫切的任務。面對科技、經濟的全球化趨勢，我國國民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不僅要立足於本國經濟實際，而且要依託國際經濟和國際市場，使調整和優化的方向符合國際分工發展的客觀要求，以保持經濟結構在國際上的相對先進性。

我國對外經濟貿易作為連接國內經濟和國際經濟的橋梁與紐帶，對國民經濟結構調整發揮了積極、能動的導向作用。對外經濟貿易的迅速發展，及時獲取國際商品市場發展變化的最新信息，為我國商品結構的調整起導向作用，進而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同時，還通過進口和引進國外先進適用的技術和設備，為國內產品升級換代和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保證，增強我國產品和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促進國民經濟的市場化和經濟結構的合理化。
五、對外經濟貿易的迅速發展，推動了我國在國際經濟交換中價值最大化的實現，提高了國民經濟的效益。

隨著我國對外經濟貿易從側重商品的互通有無和調劑餘缺逐步向參與國際分工、發揮比較優勢、優化資源配置的方向轉變，從側重商品使用價值的交換向實現商品價值最大化的方向轉變，我國已經開始把確保經濟效益作為發展對外經濟貿易的一項基本前提，從而使得我國在國際經濟交換中不僅能實現或在一定程度上超過國內市場的平均價值，而且還可以實現或在一定程度上超過國際市場的平均價值，達到了提高國民經濟效益的目的。
六、對外經濟貿易的迅速發展，有利於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從建國起，中國人民即致力於與世界各國(地區)人民發展平等互利的經貿關系，經貿關系的發展促進了我國與許多國家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建立良好的雙邊關系。冷戰結束後，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是以經濟關系為主展開的，和平共處、共同發展成為國家關系的重要特徵。

我國對外經濟貿易的迅速發展，不僅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而且增進了同世界各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流與合作，這本身就是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貢獻。同時，我國對外經濟貿易的迅速發展，密切了同世界各國的經濟關系，逐漸在經濟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的局面，從而有利於創造國際和平環境，為我國現代化建設贏得進一步發展的良好機遇。

❻ 試述市場經濟中政府的經濟作用

市場經濟中政府的經濟作用有以下方面：

1、政府收入分配內職能：指政府通過各種政策工具容，參與一定時期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與再分配，實現收入在全社會各部門、各地區、各單位，以及各社會成員之間進行合理分割，縮小收入差距，體現社會公平。

2、政府經濟穩定與發展職能。指通過干預、調節國民經濟運行，達到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等目標，實現經濟發展的目的。

3、政府資源配置職能。指通過政府經濟活動，引導人力、物力、財力等社會資源流動，形成一定的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等經濟結構，優化資源配置結構，提高資源使用效率。

(6)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擴展閱讀：

市場價格，價格決定了資源分配，供需影響價格，市場參與者決定了供需，參與者是大多數人，因此自由市場由多數人做決策；市場有形之手，即政府或壟斷企業，是少數人做決策。市場經濟就是左右手互博，此消彼長，缺一不可。

誰擁有話語權和定價權，誰就掌控了市場有形之手。市場無形之手製造了公平的不平等，壟斷企業製造了不公平的不平等，政府要製造公平的平等。

❼ 請簡述政府在一國的經濟發展中可能產生怎樣的作用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當代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已使經濟與政治的關系變得更為回錯綜復雜、密答不可分。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中華民族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社會變革，它的每一次成功，每一項進展，都為政治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

❽ 中國政府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調宏觀調控和微觀自主相結合，其中微觀自主就是發揮市場在回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答而宏觀調控則是政府在在宏觀上對經濟的調控。所以我國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集中體現為政府的宏觀調控。政府的宏觀調控在國家的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由於市場經濟存在盲目性與自發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會誤導經濟的發展。這在西方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窺視一二，1929年-1933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市場的誤導而引發的，在當時就表現為生產過剩。由於沒有合理的市場導向從而導致市場競爭無序和混亂，這時市場在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就弱化了，所以政府的宏觀調控就成為市場的新向導。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次經濟危機中羅斯福政府在宏觀經濟上的決定性作用。同樣，在柯林頓時期美國進入了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而這一時期柯林頓政府的經濟政策就是「調宏觀調控和微觀自主」，強調了政府在市場中的引導作用。雖然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存在差異，但在本質上同樣都強調了政府的導向作用，在我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08年以來由政府主導的「擴大國內市場需求"。

❾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什麼

創造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環境。

真正想發展總部經濟的地方特別是打算把外部企版業總權部吸引進來的地方，要有一個好的、開放的心態，在創造和維護公平競爭環境上下功夫。

這樣對當地的龍頭企業是有好處的，因為一個總部集群所形成的種種環境、關系、特點和優點都會對當地企業有好處。

(9)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擴展閱讀

地方政府對產業集群的發展表現出非常高的熱情，採取不少措施推動產業集群的發展。

但從廣東、浙江等地產業集群發展的歷史看，基本上是在市場推動下成長起來的，政府主導也有，但是還是比較少的。

比如像北京，總部經濟事實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原因在於北京政府的公共關系、信息的交流、國際、國內人員的交流、教育、研發等方面具有其它地方不具有的或少有的優勢，大大小小的國內外企業的辦事機構在北京雲集的狀態就可以說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