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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對我國的政治經濟影響

發布時間:2021-03-02 08:49:36

㈠ 載人航天.對我國的政治.經濟.科技都有什麼重要意義

(1)它加強了來國防力量源,打破了美蘇的核壟斷,擺脫了落後挨打的被動地位。(2)2003年,載人航天飛船的發射使我國成為第三個掌握載人航天技術的國家,成為高新技術及相關領域發展的強大動力,將為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

㈡ 1949年之前美國對華政策及其對中國政治的影響(包括政治、文化、經濟等等)

抗戰時期,因為都是同盟國,美國對華主要是提供軍事和物資方面的援助
內戰時期內,美國對華政策是容扶蔣反共,給蔣介石政府提供大量軍事支援
由於當時中國長期處與戰亂時期,所以經濟和文化上沒有什麼太大影響.
但同時美國也對中國的主權大肆掠奪,《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例》就是國民政府與美方簽定的不平等條約,造成中國的主權被大量破壞,美國貨充斥市場,排擠國貨,使中國民族資本陷入絕境,工廠紛紛倒閉,銀行關門,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工人失業等
但美國同時也幫助中國勘測了三峽,並向中國提供建設技術

㈢ 指南針用於航海始於何時 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什麼影響

指南針是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尋找鐵礦的實踐中,發現了磁石的指極性,最初的指南針就是用天然磁石製成的,古人把它稱之為「司南」。

東漢王充《論衡》中描述了司南的形體及其機制:「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意思是說,司南勺在地盤上自由旋轉,當它靜止時,勺柄就會指向南方。那時,人們已經掌握了人工磁化技術,使司南得到了很大發展。指南針就是在這個時期發明出來的。

北宋時期的軍事著作《武經總要》中記載了指南針的製作方法,並詳細介紹了磁化過程。隨後,人們又掌握了另一種更好的簡便有效的人工磁化方法,即用天然磁石磨擦鋼針使之磁化,在北宋科學家沈括的《夢溪筆談》中就有這樣的記載。這種磁化法是磁性指向儀器發展史上的一項重要發明,一直為後世所沿用。

指南針在用於航海中才真正發揮出了它的巨大威力,同時,也正是偉大的航海事業推動了指南針的發展。

北宋《萍洲可談》是最早記載航海中使用指南針的文獻,書中說:「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南宋《諸藩志》里寫道:「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惟謹,毫釐之差,生死系焉。」可見當時指南針在航海中的重要地位。

南宋時期,人們根據指南針的原理又研製出了羅盤,使羅盤上的指針永遠指向某一特定的方向,後來廣泛用於航海中。吳自牧《夢梁錄》里這樣記錄:「風雨冥晦時,惟憑針盤而行,及火長掌之,毫釐不取差誤,蓋一舟人命所系也。」這是中國航海中使用羅盤的最早的記載。

南宋以後,中國航海中運用一種磁針浮於水面的水羅盤。明朝初年,鄭和下西洋的時候就運用了水羅盤。

指南針在後來的航海事業中建立了偉大功勛,開辟了人類交往以及征服自然的新境界。在人類社會文明史上佔有著重要的地位。它的發明和運用,大大推動了航海業的發展,促成新大陸的發現,促進了商業貿易的擴大和人類文化的交流,對世界經濟文化的發展帶來了重大的影響。

㈣ 從我國明朝的社會資料中尋找新航路對明朝的影響

中國明代大航海家鄭和,是世界上大航海時代的偉大先行者,他所領導的七下西洋的宏偉的航海事業,不僅是人類航海史上空前的創舉,也是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歷史事件。鄭和航海又不同於西方航海家的探險活動,在航海的性質、目的和任務上,有著自己的特點,所取得的成就,與西方航海家也大不相同。鄭和下西洋主要為貫徹執行明初對外的方針政策,致力於發展中國與亞非國家間在政治、經濟與文化諸方面的友好關系,在這些方面取得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成就,與西方早期殖民者在亞、非、美洲瘋狂進行掠奪和廝殺的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鄭和航海事業未能像西方航海那樣,一代接一代繼續下去,而是在鄭和逝世之後便突然終止,表現出難以為繼之局限性。鄭和下西洋的影響卻又是及其深遠的,其為人類進步事業所提供的有益的東西,是值得我們繼承並應予以發揚光大的。

(一) 鄭和下西洋的成就

鄭和使團並不是為航海而遠走異域,航海只是解決中國與亞非國家間往來交通的問題;在鄭和下西洋近三十年時間里,主要是在亞非國家中從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各項活動。概括地講,鄭和下西洋在歷史上的成就,政治上主要建立了亞非國家國際間的和平局勢,提高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威望;經濟上發展了亞非諸國間的國際貿易,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發展;文化方面主要在向亞非各國敷宣了中國的教化,以及增進了中國人民對亞非國家的認識和了解。另外,鄭和下西洋的活動在亞、非洲之間開辟和建立了廣泛而穩定的海上國際交通網。鄭和下西洋的另一出色成就,是為中國地理學樹起了一塊新的里程碑。

1、圓滿地完成了明王朝所賦予的使命

鄭和肩負的使命,是承擔了明朝與西洋諸國通好的外交使命。外交與內政密不可分,外交是國內政治的延續。明初的政治,是建立在經過17年全國規模的內亂之後,由明太祖朱元璋定下來的。這就是,在國內推行予民「休養生息」、全力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在國外實行和平外交、確保國際環境的安定,以利於國內治國方針的實現。

經四年「靖難之役」的劇烈戰爭而奪得帝位的朱棣,面對社會生產遭到的破壞,內外臣民離心的局面,仍持其父的內外政策,力爭迅速安定社會,鞏固自己。鄭和的奉命出使,就是在明王朝最高統治者的指導思想下,為與西洋各國建立友好關系,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而進行活動的。

2、亞非國際間和平局面的建立

鄭和在下西洋的過程中,為解決東南亞各國之間的矛盾,為建立亞非國家區域間的和平局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獲得了很大的成功,隨著海外諸國間種種復雜矛盾的逐步解決,「海道由是而清寧,番人賴之以安業」。

在鄭和下西洋以前,東南亞及南亞各國,尤其是南洋群島一帶眾多小國,隨著彼此勢力的消長,以及因為宗教信仰的不同,相互間常起沖突,不時發生糾紛。鄭和來到南洋以後,以強大的武裝力量,告誡那些「喜戰好鬥」的島國:「循禮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不服,則耀武以懾之」,於是「凡所號令,罔敢不服從。」那些「風俗勁悍,專尚豪強」,素好「侵掠鄰境」的國家,不得不偃兵息武了。與此同時,鄭和又從崇揚佛教或傳播伊斯蘭教著手,力圖使有關地區和國家的人民有著統一的宗教信仰。這樣,對於平衡各國之間的關系,緩解因為宗教信仰等問題而導致的國與國之間的緊張局勢,都會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外,鄭和還通過敷宣教化,扶助弱小民族,抑止強暴,促成了各國間和平局勢的建立。

在永樂、宣德兩朝,經過鄭和使團全體成員不懈的努力,亞非海外遠國紛紛來中國訪問,以種種方式,表達了仰慕中華的誠意,印象所及,對提高明成祖和明宣宗的威望,對鞏固明王朝的皇權統治,促進國內政局的穩定,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3、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推動作用

鄭和下西洋對當時國內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為出使西洋而大規模建造海船的過程,直接促進了中國古代造船業的發展,使明朝的造船業達到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也創造了世界造船史上的奇跡。鄭和下西洋以大量的中國絲織品和瓷器,換取海外各國的土特產品,在客觀上為擴大這些手工業品的生產開辟了道路。鄭和下西洋擴大了這些國家對中國手工業品的更大需求,從而開拓了中國手工業品的國際市場,刺激了國內手工業生產的發展,促進了中外物品的交流。

4、亞非國際貿易的發展

亞非各國,尤其是南洋國家,物產豐富,具有發展國際貿易的有利條件。自漢唐以迄宋元,中國與亞非諸國間的航海貿易已很發達,南洋諸島諸國更是中外商旅的薈萃之地。到了明代,鄭和下西洋暢通了中國與亞非各國之間的海上絲綢之路,大規模並且是有計劃地發展中國與亞非各國間的貿易,更把中國與亞非國家間的國際貿易事業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從鄭和使團成員馬歡、費信、鞏珍等人的著作中,我們知道,鄭和使團對亞非各國的生產經濟、物質資源和人民生活狀況等,都有詳細的調查,這就為他們制定和實施中國與亞非各國的貿易與經濟計劃,提供了可靠的依據。為發展與亞非國家間的航海貿易,鄭和使團既能做到知己知彼,又制定了切實可行的貿易與經濟計劃,這是鄭和下西洋能在發展亞非國際貿易方面取得較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鄭和使團與亞非各國進行貿易,既符合各國人民迫切要求與中國發展貿易的願望,又能與之公平交易,保持信譽,深受各國人民的歡迎,寶船一到,傾國轟動,紛紛前往交易。此種盛況,前後持續達二、三十年。在鄭和下西洋時,不僅明朝政府從發展中,獲得很大的經濟利益,就是普通百姓,也多因此致富。

5、文教的傳播與中國人民海外知識的增長

在十五世紀初期,中國是世界上文明程度較高,文化高度發達的國家。鄭和在亞非各國進行訪問時,本著「王者無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一視同仁」的精神,努力宣傳文教,向亞非國家敷宣中國的教化,以提高文化的程度,改變其落後的習俗。

出自對中華風物的仰慕之情,除了各國使臣之外,滿剌加、渤泥、蘇祿、古麻剌朗等國國王還攜帶妻子,親自率領眾多的親戚僚臣來華訪問,其中渤泥和滿剌加國前後幾代國王皆來中國訪問。他們在中國,所到之處,都受到明朝政府和中國官員的禮遇。明朝政府對這些僻居荒徼,尚處於部落或奴隸制社會階段的海外國家酋長或使臣,不僅不歧視怠慢,而且還為他們的來訪,專門定有番王朝貢禮、番國遣使朝貢禮、番國進賀表箋禮等等,按照一定的規格,對他們進行儀式頗為隆重的接待。在經過對中國的訪問後,為中華文教的魅力所吸引,「其各國王益修職貢,視前有加。」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鄭和下西洋傳播了中國先進的文化教育,為改變海外國家落後的「夷習」,促進其社會的安定,作出了貢獻,符合社會進步的方向,是應該給予肯定的。 鄭和使團在海洋上活動了近三十年,既使亞非各國人民增進了對中國的了解,又使中國人民在認識亞非國家方面大大開闊了眼界,豐富了中國人民對於海外的地理知識。鄭和下西洋在增進中國人民對亞非諸國的認識與了解方面,所作出的傑出貢獻,在鄭和使團重要成員馬歡所著《瀛涯勝覽》、費信所著《星槎勝覽》以及鞏珍所著《西洋番國志》中,都得到充分的反映。這三部書中,以簡潔的文字,對鄭和下西洋所訪問的主要國家的位置、沿革、港灣都會、形勝名跡、山川地理形勢、氣候歷法、生產經濟與物質資源、商業貿易、政教刑法、人民生活狀況、風俗習慣與語言文字,都作了翔實而生動的記述。這三本書不僅為後世研究十五世紀初亞非諸國基本狀況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也為我們研究鄭和使團在各國的經歷提供了寶貴的原始資料,是鄭和下西洋為我們留下的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 鄭和船隊中的航海人員,在途徑亞非諸國時,不斷地觀察天象,測量星辰高度,既能利用星辰定向,度量遠近,又大大開闊了眼界,突破了僅限於本國范圍內觀察的界限,增長了科學知識。鄭和下西洋使人們觀察天象的范圍空前的擴大了,增長了人們的天文知識,糾正了在天文方面一些傳統的錯誤見解,有助於人們解放思想,不為傳統觀念所囿,努力去探索新知。在《星槎勝覽》、《瀛涯勝覽》、《西洋番國志》等書以及《鄭和航海圖》中,共出現了亞非各地地名約五百個,其中中國地名約二百個,外國地名約三百個,外國地名中有許多是首次在中國出現的。 總之,鄭和下西洋活動為中國地理學作出了重要貢獻。它不僅提供了相對精確的亞非地圖,而且首次把當時中國人還知之甚少的許多國家和地區詳細、准確、生動、完整地介紹給了中國人,這種貢獻不能低估。

6、建立亞非交通網

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穩定東南亞局勢,發展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友好關系,打通南洋通道。經過幾次下西洋後,這一目的圓滿完成了,鄭和下西洋的活動在亞、非洲之間開辟和建立了廣泛而穩定的海上國際交通網。

首先,鄭和船隊打通了由中國橫渡印度洋、到達波斯灣、阿拉伯海、紅海以及東南非洲的航路。公元1413年冬,鄭和船隊開始了第四次遠航,在到達古里(今印度西海岸的科澤科德)之後,首次由古里直航忽魯謨斯(今伊朗波斯灣口阿巴斯港南)。這樣就接通了中國通往波斯灣的航線。同時,一部分船隻由錫蘭分航駛往溜山(今馬爾地夫群島),然後由溜山西行,橫渡印度洋直達非洲東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馬里摩加迪沙)、不剌哇(今索馬里境內)、麻林(今肯亞境馬林迪)。這次航行使鄭和下西洋的航線首次延伸到了非洲東岸。第五次遠航中,船隊自古里橫渡阿拉伯直接駛向位於阿拉伯半島的祖法兒、阿丹和剌撒(今北葉門薩那)。這樣,鄭和船隊就建立了溜山至非洲東岸、古里至阿拉伯半島、紅海兩條航線。

鄭和船隊還在中國至印度古里、錫蘭山(今斯里蘭卡)、溜山等地之間建立了經常的交通聯系。鄭和在第一次下西洋,就到達了錫蘭山,然後由古里返航。以後幾次航行基本上都到了這里。溜山則是在第四次下西洋時到達的。隨後下西洋的船隊一直把溜山作為橫渡印度洋去東非的出發地。

在廣大的包括南洋群島在內的東南亞地區,鄭和下西洋時更在這一帶建立了密集的交通網。例如在占城、爪哇、舊港、蘇門答臘、南渤里、暹羅、滿剌加、阿魯、彭亨、急蘭丹、真臘、新村、杜板等地之間,在這些地區與中國之間都建立了航線。而且,繪制了與這些航線有關的《鄭和航海圖》,把各航線的航程方向、道途遠近、羅盤針路、天文地理航海知識、以及各航道港口的山川地勢、淺灘暗礁記載無遺,從而成為沿途航行的重要航海手冊。

㈤ 試論我國政治、經濟、軍事情況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影響的概述

政治是保證中央人民政府的唯一合法性,是保證黨的執政地位不動搖,經濟上是要建立獨立的社會經濟體系,即在中央宏觀調控下溶入世界市場經濟,軍事上以防務為主,後發制人的戰略,國家安全是內政,國防外交的綜合體現,是個宏觀策略

㈥ 舉例說明少數民族為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做出了哪些貢獻

一、思想方面
少數民族思想家不盲目迷信, 敢於反對舊的封建禮教, 提倡新的思想文化。
二、史學方面
在二十四史中, 宋、遼、金三部史書是在元朝蒙古族人脫脫等人的主持下編纂的, 是蒙占族史學家和許多維吾爾族、漢族史學家共同完成的, 這三部史書史料豐富, 為研究這三個朝代的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這三部史書各具特色,《宋史》篇幅之大, 居二十四史之冠, 該書列傳部分曾為二干多人立傳,從而為我們研究宋朝歷史提供了大量人物傳記資料...《遼史》史料價值珍貴, 是唯一一部較系統、較完整地記載遼政權歷史的史書, 。
三、文學方面
由於少數民族豐富多彩的社會經濟生活, 為其文學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首先, 在小說創作方面。如眾所周知的《紅樓夢》是清朝偉大的文學家、滿族人曹雪芹所著
四,音樂
少數民族的音樂歌舞是祖國文化的一枝奇葩。少數民族能歌善舞, 傈僳族人民酷愛唱歌, 常說; 「 鹽不能不吃, 歌不能不唱。」少數民族還創造了大量千姿百態、極富民族特色的傳統舞蹈。蒙古族的安代舞, 維吾爾族的刀朗舞, 藏族的熱巴, 壯族的綉舞, 土家族的擺手舞, 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阿西跳月等等, 豐富了我們民族的藝術生活。
五少數民族的貢獻主要在於石窟藝術上。
聞名於世的甘肅敦煌莫高窟, 原來在斷崖上開鑿了1000 多個洞窟, 現存492窟, 所以又叫千佛洞。除了石窟藝術, 在繪畫方面值得提出的還有西域畫家對中原畫的影響。
六、科技方面
古中國的科學技術長時期處於世界前列, 在這些舉不勝舉的科技成就中, 也不乏少數民族的點點星光。特別是少數民族在建築實踐中取得了光輝成就, 為我國建築發展增添了不少色彩, 尤其是歷朝少數民族統治者命人修建的佛塔、佛殿和石橋更是我國古代建築群中一顆璀璨明珠。
最後, 值得特書一筆的是, 少數民族在中外科學文化的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歷史上, 中國同南亞、中亞和歐洲的三條主要通道即「 絲綢之路」 、「 蜀身毒(今印度)道」 、「 吐蕃泥波羅道」 , 其在國內通過的重要地段, 都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區。
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留下重重一筆的還有我國明朝的航海家、回族人鄭和。他率領船隊七次遠航,歷時十八年, 途經三十多個國家, 最遠到達非洲東岸、紅海和伊斯蘭教聖地麥加, 創造出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鄭和下西洋比歐洲人哥倫布和達· 迎馬的遠航早半個世紀, 規模與船艦之大, 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和第一流的。鄭和每到一處, 都以中國的瓷器、銅鐵器和金銀等物換取當地特產, 把中國文明傳到了東南亞、西亞和非洲, 加強了與亞非各國的友好來往, 擴大了中國的影響。至今, 南洋各地還保留了不少有關鄭和的遺址。

㈦ 分稅制對我國政治經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新中國建立後至1980年,我國基本上實行的是中央財政統收統支體制,少數年份是稅收收入地方全額上交,多數年份是地方少有留成或分成,用錢由上級統一撥付。這種做法,在建國之初,體現為集中財力,解決國家的困難,但越來越嚴重地壓抑了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

進入改革開放年代後,開始實行分灶吃飯,即一部分稅收歸中央,一部分稅收歸地方,並明確了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范圍。收大於支的地方,按一定比例上交中央,支大於收的地方,在一些稅種中給一定比例給地方或由中央財政補貼。所謂分灶吃飯的意思就是:地方不再主要統一從中央財政分錢,有了相當大一部分自收自支的權利。

這樣的結果是,地方有了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地方經濟發展很快,同時,為了有利於地方財政收入,各種地方保護主義興起,而且中央財政迅速吃緊,中央財政收入在全部財政收入中只佔到了兩三成。出現了中央向地方借錢用的狀況,甚至發展到財政部向地方借錢很困難的地步。當時,財政收入高的是廣東和江蘇等省,當時有說法,財政部借不了,由國家領導人直接開口借,有的地方領導人說,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

於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就醞釀分稅制,到1994年,我國開始實行分稅制。將稅收劃為中央稅、地方稅和共享稅三種。由此還在省以下地區,出現了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劃分職責,各征其稅。

在全部稅收中,共享稅在稅收總額中所佔比例最大,主要由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等構成。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比例,大體是增值稅75%:25%,企業所得稅的分成比例大體是60%:40%。印象中,這以後,中央財政收入多時所佔比例高時曾達全部收入的60%。到2011年,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大體各佔一半,地方比中央約高1個百分點。在全部財政收入中,由稅收產生的財政收入要佔到90%以上,其餘為非稅收入。但在全部財政支出中,地方達9.2萬億,佔89%,中央財政收入大部分通過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的方式,給了地方。

分稅制以後採用的數據,為國家公布的財政數據,頗有爭議的各種隱性稅負,不在其中。

以上是我國分稅制的來歷和大體現狀,意在說明一下,我國為什麼要搞分稅制。下面說一點簡單看法:

一、我國的分稅制不是徹底的,比分灶吃飯進了一大步,但也有人說只是分灶吃飯的完善和升級。原因是稅收的立法權歸中央,地方沒有立法權。按照事權與財權匹配的關系,地方在沒有錢時,感到財權不足以支撐事權時,要麼向中央開口,要麼會產生各種費的徵收,乃至抬高地價等等,來增加收入,其中不少未納入預算。比如土地出讓金,除一部分要上解中央外,大部歸地方,據說要納入預算,不知現在如何了。這也是房價下不去的來由之一。

二、在中央的轉移支付中,有兩部分錢,一部分叫一般性轉移支付,一部分叫專項轉移支付。這兩塊錢比較活,尤其是後一項。所謂跑部進錢,後一項尤甚。大量的錢的分配權,被部委控制,長期以來也被詬病為導致腐敗的原因之一。不要小看這個錢,這個錢往往是帶項目的,還有銀行貸款匹配。大的項目,要經過發改委,能否獲得,和相關的國家部委關系極大。每年財力分配時,部委對這個錢爭得也厲害。今年的情況是,按新的預演算法修正草案,實行以一般性轉移支付為主的辦法。預算總量3.9萬億,其中一般性轉移支付2.2萬億,專項轉移1.7萬億,一般性轉移支付,超過了專項轉移支出。

三、實行分稅制後,凡對地方不利的部分,也都引起了不滿,但只能執行。一些農村地區財政入不敷出,農業稅是地方稅種,農村還實施三提五統(村提留鄉統籌,由農民出),在不少財政拮據的地方,除這兩項稅費外,還發生了許多攤派現象。在一些煙區(烤煙稅煙區地方稅大稅),還出現了「少交煙一百斤,罰款100元」的大標語。一方面,國家政權在地方的存在,出現支付危機,另一方面,農民負擔加重,甚至逼死人命,出現了許多抗繳的群體性事件。直至2004年,國家財力增強,全國免除農民稅費,才得以解決。同時由於地方仍要抓收入,所上項目大量增加,主要矛盾,又變成了徵用農民土地拆遷房屋的矛盾了。

四、公共財政的建立,仍存在諸多問題。例如,我國西高東低,所有的河流來自西部,流往東部。西部是東部的生態屏障,西部人士長期呼籲,東部應給予西部生態補償,雖然國家在退耕還林,天然林保護等方面也有投入,但西部地區認為仍然遠遠不夠。

五、在這種情況下,GDP不僅是政績,而且是稅收的重要來源。最能直接迅速產生GDP和稅收的是投資,項目越多,意味著財政撥款多,銀行貸款多,然後便是建安等各種稅收多。至於這些項目,最終能產生什麼效益,或者是遠期可能有效益,地方往往就顧不了這么多,先上了再說。這樣產生的稅收,往往是銀行貸款搬家。這也就是我國不少產業趨同化以至過剩,還在拚命上馬的深刻原因之一。

又說多了,得打住了。總之,這個問題很復雜,不易說清。一個國家如果償失了財力控制,這個國家會分崩離析,一個國家的各行區域,如果沒有積極性,國家將無以聚集財力。長期以來,我國就存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問題,其中財稅體制,是重中之重。如果有知友耐心看完我的答題,應該能感覺到這個問題的復雜性。這個問題的進一步改革,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比如,僅一般轉移支付的力度加大,就涉及到相當一部分國家部委權力的縮減,由此也可看到政治體制改革中國家某些管理形式可能將要發生的改變。分稅制是市場經濟國家通行的一種辦法。下一步,具體還會怎麼搞,怎麼完善,現在真不好說。在現行體制下,如果一下子放開,讓地方有稅收立法權,難以想見,各地企業和公眾,會遭遇什麼樣的稅負結果。

㈧ 航海事業對我國的經濟有什麼影響

航海事業主要包括運輸航海、漁業航海、軍事航海、科考航海等幾個版方面。
如果是從經濟方權面來講,航海運輸業是組成全球物流通訊的一個重要部分,而且也是相對運輸成本最低的部分,但同時也是效率相對較低的部分,提高航海業中物流運輸的效率,無疑對我國對外貿易往來、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有促進作用。
另一方面,漁業航海是構成航海事業的一大部分,同時也是構成餐飲行業的一大部分。餐飲行業本身有屬於旅遊產業的一大組成部分。目前我國經濟的發展帶動力量之一就是位於第三產業服務業之中的旅遊業,發展漁業航海對最終帶動旅遊產業的發展有積極的作用。

㈨ 試論我國政治,經濟,軍事情況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影響

政治,經濟,軍事力量都是國家力量的體現,只有國家力量強大,才能保護國家的安全,維護國家利益。假如我國捲入戰爭,政治上:國家對內安撫民心,調兵遣將,對外利用外交尋求國際幫助;經濟:後勤供給,包括糧食、軍費、衣物、武器等;軍事上:軍隊,武器等。所以,三者很重要,都要發展

㈩ 北宋時期指南針用於航海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產生了什麼影響

指南針用於航海
指南針是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早在春秋時代,《韓非子·有度篇》中,有「立司南以端朝夕」的記載,說明當時對於磁性能指南以定方向已有所了解。以後在戰國時的《山海經》中,有「泑澤(今新疆羅布泊)中多磁石」的記錄,而在《呂氏春秋·精通篇》更明確認識到「磁石召鐵,或引之也」。

按照東漢王充在《論衡·是應篇》的描述,「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說明當時已出現利用磁性來指示方向的器具。指南針應用於航海則自宋始,成書於宋嘉祐八年(1063年)沈括的《夢溪筆談》,謂「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東,不全南也」。在此記載的三十六年以前,指南車業已造成。宋史輿服志:「仁宗天聖五年(1027年)工部郎中燕肅,始進指南車」,這是天然磁石已進步為人工磁化的證據。至制為羅盤應用於航海的記載,則見於朱彧的《萍洲可談》。書中稱:「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晦陰觀指南針」。彧書成於宣和元年(1119年),但所記述則本於其父朱服知廣州時之所見所聞。根據考證,朱服服官廣州時期,應在建中靖國元年至崇寧二年(1101—1103年),故指南針應用於航海,在我國最遲應在1103年之前。再根據《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的記述,在宣和五年(1123年)羅盤用於航海更無可疑。西方稱羅盤(即今之羅經)為「水手之友」的記載,出現於1180年(淳熙七年),約後於中國六十年,更明確的記載則始自十三世紀初。因之一般公認羅盤用於航海,是由阿拉伯人得自中國,然後再傳播到歐洲。根據多種史書的可靠記載,世界上最早利用指南針進行海上導航的是11-12世紀之交的北宋海船。朱彧在宣和元年(1119年)所撰之《萍洲可談》首記此事。書中言及:"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朱彧之父朱服在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至崇寧二年(1103年)任廣州知州,朱彧所記為隨父在廣州時的見聞,故中國人使用航海指南針的時間不會遲於1103年。開始使用的是漂浮式指南針,不久就使用縷懸式指南針不久在徐競所撰之《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明確記載了船隊駛入大洋後使用指南針導向的情形:"(五月二十八日庚辰)是夜,洋中不可住,惟視星斗前進,若晦冥,則用指南針,以揆南北",這是世界航海史上使用羅盤針的首次航行記錄。按該書作者自敘,"謹列夫神舟所經島洲苫嶼而為之圖",說明原書圖文並茂,可惜其後圖佚文存,不得窺其航海圖之全貌,但該書仍被譽為12世紀中國的航海寶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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