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如何看待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和產業發展
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我們不妨把它叫做「新常態」。正確認識「新常態」的特徵，對於新階段的經濟政策設計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一、改革開放之初快速發展的條件隨著快速發展取得的成就已經不復存在「新常態」的顯著特點是已經跨過了粗放經營、快速發展的階段，進入了一個不創新、不深化改革就難以持續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我國經濟之所以30年保持兩位數的快速發展，是因為存在著快速發展的條件。這些條件是：第一，10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經濟面臨著崩潰的邊緣，即「窮」，「窮」的另一方面就是產業空間很大，從事什麼產業都是新的，都可以發展經濟。加之基數小，很容易快速發展。第二，長期的封閉使我們不能完全了解外邊的世界，特別是不能清楚地了解上世紀70年代世界上其他國家快速的經濟發展，亞洲四小龍就是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改革開放打開了國門，知道了我們是後發展中國家，可以發揮後發優勢，承接新一輪世界產業轉移，跟在人家後邊亦步亦趨地做就是最經濟的經濟發展方式。第三，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誕生了信息產業和網路經濟。這樣的態勢使世界經濟發展有了新的興奮點，並因此使產業結構上升到了更高層次。由於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可以使我們大批量地承接外來產業轉移，實行大進大出的經濟發展戰略。第四，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資源、環境壓力不大，勞動力「紅利」相當充分。第五，改革開放從制度層面解放了生產力，激發了人們創業的熱情。基於上述發展之初的條件，我們形成了明顯粗放的速度型的經濟發展方式。這一發展方式的特點是：一是粗放經營，鋪攤子，上項目，靠投資；二是拼資源，拼環境，拼勞動力便宜，走低價格路線；三是招商引資，模仿，處於產業鏈的低端；四是過度依靠外需；五是靠行政力量推動，特別是地方政府之間的GDP競賽；六是GDP崇拜，速度第一，而不是速度、質量、效益的統一。在這六個特徵中，核心是GDP崇拜和行政力量推動。這樣的發展模式雖然使我國經濟總量上升到了世界第二，但付出的明顯代價和潛在代價都是難以估量的。此外，必須指出，低價格路線是低層次的競爭路線，是與更窮的國家競爭而不是與更富的國家競爭。二、中國經濟步入了「新常態」現在，中國經濟的規模已經做大，我們面臨著做強的新的歷史任務，既有的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即人們所講的「新常態」。「新常態」的顯著特點是經濟增長速度的自然放緩。這是基於以下的分析：第一，真正的經濟增長是由創新推動的。經濟學家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指出，大約從1783年到1842年是第一次產業革命時期，這是第一個長波；第二個長波是從1842年到1897年，是所謂的蒸汽機和鋼鐵時代；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是電氣、化學和汽車對經濟發展起重要作用的時代。西蒙·庫茲涅茨在其《長期運動》中也做了類似分析。他們的分析揭示了經濟何以發展，即一個革命性發明和發現被用於工業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成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就成為新階段經濟增長的引擎。然而就當前情況來看，世界經濟還沒有出現可以擔當引擎的新的經濟增長興奮點。第二，經濟增長速度是有一定規律的，即「自然增長率」。「自然增長率」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在一定的技術水平、產業結構和制度環境下，不受緊縮政策或擴張政策等外來因素的干擾，本身固有的、自然而然的增長率。這樣的增長率和既定的條件是協調的，是既定條件下的一種均衡。「自然增長率」是階段性的，是歷史的。據此，隨著快速發展的條件成為過去時，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增長速率，一個中速的增長速度。第三，「新常態」面臨的任務是為已經起飛的經濟持續加油，使整個經濟在做強的過程中展翅高飛。「新常態」下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舉措是貨真價實的創新，是扎實有效的結構調整。三、面對「新常態」的應有形態和政策設計既然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即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就應當以科學而冷靜的態度直面現實：第一，要從昔日的GDP崇拜和速度型情結中掙脫出來，以平常心態對待一個並不算快速的、自然而然但確實有效的增長速度。要重塑經濟增長的心理底線，認清經濟發展的規律。要清楚地把握當前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創新，是調結構，是追求經濟增長的結構效應，即通過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提升帶動經濟發展，而不是水平結構，即平面復制原來的產業結構。更不能迎合錯誤的速度情結而盲目刺激。必須明確，我們任何時候都必須重視就業，但這種就業應當是貨真價實的就業，而不應當是偽就業。第二，在「新常態」下應當抓緊完成旨在建設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任務。經濟發展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微觀層面的事，是經濟規律自發作用使然。要正確處理宏觀調控和制度建設的關系。從世界經濟史的角度看，相當多的宏觀調控是顧此失彼、按了葫蘆上來瓢，我們切不可過高估計了宏觀調控的作用，更不能讓宏觀調控耽誤了我們的改革。第三，通過合適的制度安排，激發大眾的創新。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德蒙·費爾普斯在其《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中認為，發達國家的經濟繁榮，是普遍大眾創新的結果。他說，「繁榮的歷史進程從19世紀20年代的英國到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是廣泛實現自主創新的結果。」他強調，「國家層面的繁榮源自公眾對創新過程的普遍參與。它涉及新工藝和新產品的構思、開發與普及，是深入草根階層的自主創新。」對於中國經濟而言，一個產業空間很大，跟到人家後邊模仿著做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不創新就不能發展、就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程度。我們必須通過制度安排，例如平等進入、公平競爭；保護知識產權；淡化官本位；鼓勵適當的冒險；包容各種創新伊始的「異端」；杜絕各種尋租的機會，把企業家精神引導到真正的創新而不是官商勾結的尋租。轉載僅供參考，版權屬於原作者。祝你愉快，滿意請採納哦
B. 什麼是中國經濟新常態，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趨勢性變化有哪些
中國經濟新常態就是經濟結構的對稱態，在經濟結構對稱態基礎上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可持續穩增長。經濟新常態是調結構穩增長的經濟，而不是總量經濟；著眼於經濟結構的對稱態及在對稱態基礎上的可持續發展，而不僅僅是GDP、人均GDP增長與經濟規模最大化。經濟新常態就是用增長促發展，用發展促增長。經濟新常態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長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長，而是把GDP增長放在發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長成為再生型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模式的組成部分。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趨勢性變化：
1、從消費需求看，過去我國消費具有明顯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徵，2014年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證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必須採取正確的消費政策，釋放消費潛力，使消費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
2、從投資需求看，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後，傳統產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須善於把握投資方向，消除投資障礙，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3、從出口和國際收支看，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國際市場空間擴張很快，出口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動能，全球總需求不振，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也發生了轉化，同時我國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必須加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使出口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支撐作用。
4、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看，過去供給不足是長期困擾我們的一個主要矛盾，2014年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企業兼並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徵。
5、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2014年以後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餘勞動力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
6、從市場競爭特點看，過去主要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2014以後正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必須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形成統一透明、有序規范的市場環境。
7、從資源環境約束看，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2014以後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8、從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看，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徵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必須標本兼治、對症下葯，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機制。
9、從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製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必須全面把握總供求關系新變化，科學進行宏觀調控。
C. 怎樣正確認識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
從消費需求看，過去我國消費具有明顯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徵，現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證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必須採取正確的消費政策，釋放消費潛力，使消費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
從投資需求看，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後，傳統產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須善於把握投資方向，消除投資障礙，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從出口和國際收支看，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國際市場空間擴張很快，出口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動能，現在全球總需求不振，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也發生了轉化，同時我國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必須加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使出口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支撐作用。
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看，過去供給不足是長期困擾我們的一個主要矛盾，現在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企業兼並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徵。
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餘勞動力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
從市場競爭特點看，過去主要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現在正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必須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形成統一透明、有序規范的市場環境。
從資源環境約束看，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從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看，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徵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必須標本兼治、對症下葯，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機制。
從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製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必須全面把握總供求關系新變化，科學進行宏觀調控。
總結：
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D. 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面臨六大問題、挑戰：
第一個是投資問題。中國經濟發展無論如何繞不過投資。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主要取決於投資。但投資又帶來了產能過剩、增長水分等很多問題，所以出現了「投資-增長-過剩」的悖論，在新常態下需要進一步解決好這個悖論。解決這一問題，需要用改革的方式，對投資進行一些新的處理。
第二個挑戰是債務率上升和杠桿率飆升。這次全球經濟危機是因為發達經濟體杠桿率上升、債務上升導致的債務危機。在危機發生時，我國的杠桿率和負債率都不算高，但這幾年都飆升了。我國的實體經濟總負債杠桿率的佔比目前還不高，但是企業的負債非常高，實際上與國際比較都是這樣。
第三個挑戰是城鎮化問題。原來城鎮化是開發計劃，買地、賣地、招商，現在需要從城鄉一體化的角度重新看城鎮化，要從土地市場一體化的角度看城鎮化。城市化是為了提高效率，城鎮化的社會含義意味著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四個挑戰是房地產市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從體制上削弱了房地產價格上漲的經濟社會基礎。另外，城鎮化戰略的轉型，終止了住房市場發展的傳統動力。未來城鎮化將不再主要體現為開發區化的城市規模擴張，所謂10-20年的剛性需求是否還存在，需要認真研究。我們可以看到，當城鄉土地一體化時，房價上不去了。再加上房地產市場供應量絕對大於需求量，居民的購房意願急劇下降。
第五個挑戰是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地方政府債務可能長期化，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總體可控，理由有三點：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佔GDP的比重仍控制在40%以內，處於國際通行的60%債務率控制標准范圍內，但是如果不加以處置，長此以往就會成為大問題；二是中國整體的資產負債表仍然健康，我們可在不對經濟健康造成較大損失和對經濟增長速度造成較大不利沖擊的條件下處理地方政府債務，單一制的政體，使得我們也有此能力；三是中國可供選擇的去杠桿空間仍然很大，包括政府資產的轉賣、債轉股，長、短期債務重組轉換，拉長負債久期，降低期限錯配風險等。以上使得地方政府債務總體可控，其實也是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方案。
第六個挑戰是金融問題。量寬、價高是金融的主要問題。量寬是中國的流動性過剩，但利率很高，這是現在最主要的問題。這一問題經常發生並且長期持續，導致我國金融結構中存在種種障礙。理論上說，這一現象阻礙了貨幣向信用的轉移，貨幣向信用轉移過程中，每轉移一步就加一下價，最後到實體經濟手中便貴了。
E. 企業應怎樣適應中國經濟"新常態
「新常態」下企業要抓住四大機會
面對「新常態」這樣的大背景，企業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逐漸強身健體，同時要抓住機會，有所作為，少講「逆勢而上」，多說「順勢而為」，關鍵是要抓住四大機會。
一是抓住新一代信息技術帶來的技術機會，盡快用現代信息化技術和高新技術，改造企業，加快轉型升級、增速換擋步伐，始終使企業走在「新常態」的潮頭。
二是抓住發展混合所有制企業帶來的改革機會。混合所有制經濟是一種富有生命力的企業結構，「新常態」為企業加快混合所有制結構的建構提供了難得的機會，通過混合所有制的建設，改變企業僵化、缺乏活力的經營體制，將使企業在組織結構上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更加充滿生機和活力。
三是抓住城鎮化作為國家發展長期戰略蘊藏的政策機會。新型城鎮化是拉動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新引擎，引發中國社會一系列變革，巨量的投資、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中產階級群體的蘊育，為企業發展帶來千載難逢的機會。
四是抓住市場起著決定性作用的機會。中國的改革盡管已經30多年了，但由於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階段，現代企業制度對中國的企業來說總體上尚很陌生，很多企業尚不會運用市場經濟規則和現代企業制度來配置資源，發展自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為走在市場高端同時有能力創造市場的企業提供了機會。
「新常態」下企業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
進入經濟「新常態」，轉變發展方式，中國大多數企業面臨一道坎。順利跨越，前程似錦；超越不了自己，生死難料。
在經濟「新常態」下，企業要更加積極主動地布局，強調內外平衡，把握發展主動權。在價值觀上，企業要堅持正確的義利觀，有所為有所不為，既算經濟賬，更要算政治賬、社會責任賬，既注重當前，更注重長遠；在經營觀上，以多元共贏替代零和博弈的思維模式，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兼顧競爭對手的合理關切，在謀求企業發展中促進共同發展；在對外開放戰略上，由出口為主轉向進出口並重，從貨物貿易為主轉向更加註重服務貿易，由「引進來」為主轉向「引進來」與「走出去」並重；在社會責任承擔上，致力於維護和發展開放型經濟，更積極主動地參與企業治理機制完善和規則制定，從原來的被動接受者變為積極參與者。
具體選擇自己的發展方式時，還可參考以下策略。
智謀為先，審時度勢。「新常態」改變了企業的經營環境，企業謀發展、做決策，不能憑感覺，而是要關注大勢，特別是面對未來的差異化調控，企業應更講究經營戰略與戰術。哪些地方該支持，哪些地方不支持，政府會有所側重，企業必須審時度勢，借勢發展。
精專為上，強化主業。擴張的時代過去了，企業也要收縮戰線，不要再繼續簡單擴張，要向著精、專方向發展；要立足主業，立足產品，做好品牌。要盡快縮短技術差距。要懂得整合資源，嫁接改造，縮短新技術的研發時間。企業可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整合資源，通過收購兼並國內或國際企業，在其技術基礎上實現獨立創新，也是一種可以考慮的捷徑。
資本為王，縱橫聯合。「新常態」下的企業應考慮如何使有效資產盡快進入資本市場，全力以赴推動以上市公司為平台的、縱向的、橫向的、跨國產業的整合，以增強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在資本充裕的基礎上，儲備戰略資源，要深刻理解商業模式的變革，做強實體經濟。
創新為本，科技引領。「新常態」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將信息、技術融入實體經濟之中，抓住移動互聯網帶來的機會，以信息經濟、智慧經濟引領企業轉型發展，引導企業與互聯網接軌，在全球鋪設營銷網路，大力發展跨境電商。企業決策者要懂得，過去造就富翁的行業是房地產業，現在造就富翁的是互聯網行業，未來造就富翁的將是金融業。
F. 中國經濟新常態中的新機遇與新挑戰
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也讓中國的經濟改革面臨新的挑戰。概括來說，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經濟增量依然可觀，但穩定經濟增長任務繁重。
從經濟總量看，我國目前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從發展速度看，30多年來，中國經濟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兩位數的增長速度高速發展，創造了經濟增長的「中國奇跡」。
經濟新常態下，依靠依然可觀的實際增長，能夠有效保障國家財政實力不斷增強，而財力的增加能夠對促進經濟發展、加強經濟和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切實改善民生、有效應對各種風險和自然災害的沖擊提供有力的資金保障。從我國的發展實際看，依靠依然可觀的實際增長，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兩個百年」奮斗目標是能夠實現的，也將為中國經濟帶來更多「大國紅利」。
但客觀講，經濟新常態下，經濟下行的挑戰亦十分明顯，需要我們保持戰略定力，採取各種措施綜合施策，使經濟增長運行在合理區間。
二是經濟增長動力更為多元，但核心動力源正在培育中。
我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空間大。從城鎮化角度看，我國正在經歷世界上速度最快、規模最大的城鎮化過程，城鎮化伴隨的大規模人口遷移，將推動消費持續增長，這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大推動力。2013年我國的名義城鎮化率僅為53.73%，戶籍城鎮化率則低得多，僅為36%左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從工業化角度看，我國工業化的任務遠沒有完成，除東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業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區工業化的發展還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機遇。
但也應當看到，我國的科技體制改革、創新能力提升等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面臨的創新挑戰和技術瓶頸依然存在，離依靠「技術紅利」創造經濟增長核心動力源還有較遠的距離。
三是發展前景更加穩定，但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還有很大空間。
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4年的統計公報顯示，這一比例攀升至48.2%，這是非常好的經濟結構優化跡象。在支撐我國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內需結構中投資佔比相對較高，但2010年消費率和投資率達到各佔50%之後，消費率出現較快增長趨勢，在經濟結構中佔比再次超過投資率，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的關鍵性作用逐步得到體現。
由於地理條件、發展基礎、歷史文化等因素，我國區域經濟結構中，東中西部發展差距較大，隨著「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區域發展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區域結構亦在逐步得到優化，將為中國經濟帶來更多「發展紅利」。
但同時應看到，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還面臨著諸多挑戰，產業結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顯得較為落後，需求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還有很大的調整空間，這些因素在制約著中國經濟質量的整體提高。
四是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但轉變政府職能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經濟新常態下，政府職能轉變的核心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新一屆政府將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當頭炮」，目的就是要從體制機制上給各類市場主體松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2013年以來，國家先後取消和下放了共700餘項行政審批等事項，涉及到將工商登記前置審批事項改為後置審批等一系列具體舉措。2014年前3個季度全國新登記注冊市場主體920萬戶，新增企業數量較2013年增長60%以上。
這些舉措既對減輕企業負擔、激發市場活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將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機遇之一。同時我們也要承認，當前地方一些職能部門過度干預企業經營管理，吃拿卡要、「紅頂中介」、尋租腐敗等現象依然存在，建立法治政府，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這也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挑戰之一。
G.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有哪些特點
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有如下九個特點：
1、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
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製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
2、消費需求
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
3、投資需求
傳統產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
4、出口和國際收支
全球總需求不振，同時我國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
5、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
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新特徵。
6、生產要素
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餘人口減少，要素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
7、市場競爭
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
8、資源環境約束
環境承載能力已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9、經濟風險
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徵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
H. 新常態下對企業會帶來哪些發展機遇，威脅和挑戰
經濟「新常態」的基礎是企業「新常態」
作為市場經濟的細胞，企業的「新常態」是中國經濟 「新常態」的基礎。那麼企業的「新常態」又新在何處？或者說企業「新常態」的特徵有哪些？
首先，企業「暴利」時代已經結束，「微利」時代已經到來。1998年至2008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年均增速高達35.6%，而到2013年，這一增速降至12.2%，今年1至5月僅為5.8%。
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增速換擋期，高速增長時代的結束，傳統的依靠勞動力成本和資源投入獲得「暴利」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企業主要依靠信息、知識和技術這些新要素，依靠創新獲得比較優勢和核心競爭力來獲取利潤。在全球化競爭的壓力下，企業需要對人力資源進行長期積累和投入，利潤的獲取將更加艱難，那種期待一夜暴富的企業將逐漸被淘汰，而積小利為競爭力的企業將成為常青樹、不倒翁。
其次，以現代信息技術、高新技術武裝起來的物聯網企業將成為企業發展的新趨勢。以現代科技、信息技術為基礎的物聯網，已經初步形成覆蓋物聯網感知製造業、通信業和服務業的完整產業鏈，改變著企業的生產、儲存、營銷全過程，產生新的業態，發展出新的盈利模式，引領著企業的發展趨勢，並且帶來新的創造力和競爭力。
再次，中小企業成為「新常態」的主力軍。我國中小企業數量已經占企業總數的99%以上，創造了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為3億以上的城鎮就業人員提供工資性收入。隨著國家反壟斷的規范化，國家將加大對國有企業、跨國企業壟斷的監管力度，依靠行政和技術進行壟斷的機會逐漸弱化，相反，國家在財稅政策、結構調整、技術創新、創業興業、服務體系建設等方面將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中小企業將成為我國企業中數量最大、最具內在活力和動力的企業群體，在經濟增長、技術創新、增加稅收、吸納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將發揮主導作用。很顯然，中小企業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變革和技術創新的核心力量，成為「新常態」的重要特徵。
最後，企業的國際化成為一種常態。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中國企業的生產要素跨區域流動與配置加速，中國企業通過引資、引技、引智的方式，將新產品、新技術、新模式帶向國際市場，在世界各地建立原材料基地、加工製造基地、研發設計基地和營銷渠道，尤其是資源、能源、高新技術和先進製造業企業，國際化、跨國經營不可阻擋。
「新常態」下企業要抓住四大機會
面對「新常態」這樣的大背景，企業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逐漸強身健體，同時要抓住機會，有所作為，少講「逆勢而上」，多說「順勢而為」，關鍵是要抓住四大機會。
一是抓住新一代信息技術帶來的技術機會，盡快用現代信息化技術和高新技術，改造企業，加快轉型升級、增速換擋步伐，始終使企業走在「新常態」的潮頭。
二是抓住發展混合所有制企業帶來的改革機會。混合所有制經濟是一種富有生命力的企業結構，「新常態」為企業加快混合所有制結構的建構提供了難得的機會，通過混合所有制的建設，改變企業僵化、缺乏活力的經營體制，將使企業在組織結構上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更加充滿生機和活力。
三是抓住城鎮化作為國家發展長期戰略蘊藏的政策機會。新型城鎮化是拉動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新引擎，引發中國社會一系列變革，巨量的投資、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中產階級群體的蘊育，為企業發展帶來千載難逢的機會。
四是抓住市場起著決定性作用的機會。中國的改革盡管已經30多年了，但由於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階段，現代企業制度對中國的企業來說總體上尚很陌生，很多企業尚不會運用市場經濟規則和現代企業制度來配置資源，發展自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為走在市場高端同時有能力創造市場的企業提供了機會。
「新常態」下企業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
進入經濟「新常態」，轉變發展方式，中國大多數企業面臨一道坎。順利跨越，前程似錦；超越不了自己，生死難料。
在經濟「新常態」下，企業要更加積極主動地布局，強調內外平衡，把握發展主動權。在價值觀上，企業要堅持正確的義利觀，有所為有所不為，既算經濟賬，更要算政治賬、社會責任賬，既注重當前，更注重長遠；在經營觀上，以多元共贏替代零和博弈的思維模式，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兼顧競爭對手的合理關切，在謀求企業發展中促進共同發展；在對外開放戰略上，由出口為主轉向進出口並重，從貨物貿易為主轉向更加註重服務貿易，由「引進來」為主轉向「引進來」與「走出去」並重；在社會責任承擔上，致力於維護和發展開放型經濟，更積極主動地參與企業治理機制完善和規則制定，從原來的被動接受者變為積極參與者。
具體選擇自己的發展方式時，還可參考以下策略。
智謀為先，審時度勢。「新常態」改變了企業的經營環境，企業謀發展、做決策，不能憑感覺，而是要關注大勢，特別是面對未來的差異化調控，企業應更講究經營戰略與戰術。哪些地方該支持，哪些地方不支持，政府會有所側重，企業必須審時度勢，借勢發展。
精專為上，強化主業。擴張的時代過去了，企業也要收縮戰線，不要再繼續簡單擴張，要向著精、專方向發展；要立足主業，立足產品，做好品牌。要盡快縮短技術差距。要懂得整合資源，嫁接改造，縮短新技術的研發時間。企業可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整合資源，通過收購兼並國內或國際企業，在其技術基礎上實現獨立創新，也是一種可以考慮的捷徑。
資本為王，縱橫聯合。「新常態」下的企業應考慮如何使有效資產盡快進入資本市場，全力以赴推動以上市公司為平台的、縱向的、橫向的、跨國產業的整合，以增強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在資本充裕的基礎上，儲備戰略資源，要深刻理解商業模式的變革，做強實體經濟。
創新為本，科技引領。「新常態」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將信息、技術融入實體經濟之中，抓住移動互聯網帶來的機會，以信息經濟、智慧經濟引領企業轉型發展，引導企業與互聯網接軌，在全球鋪設營銷網路，大力發展跨境電商。企業決策者要懂得，過去造就富翁的行業是房地產業，現在造就富翁的是互聯網行業，未來造就富翁的將是金融業。
企業、政府、社會三向聯動
「新常態」下的企業要大有作為，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在企業眼睛向內、做強自身的基礎上，政府的支持和鼓勵，為企業創造有利於發展的良好環境，是企業實現超越的保障。
政府、企業、銀行要三方共同努力，良性互動，加強溝通，提升信心，鼓舞士氣，才能幫助企業通過考驗。
政府要幫助企業解決融資成本過高的問題。現階段，融資成本侵蝕著企業的平均利潤，一個主要原因在於銀行基準利率過高。銀行掌控著國家經濟命脈，屬於非常規企業，國家以常規企業的考核機制對銀行進行管理，這種考核機制的不合理，使得銀行運用霸王條款，將實體經濟微薄的利潤轉變為銀行的利潤。這種狀況不改變，會使得實體經濟企業在「新常態」下難有作為。
要松綁貸款擔保條件，釋放企業積極性。在當前互保危機頻發的情況下，銀行對於貸款擔保條件的設置越來越嚴苛，不僅要求企業間互保，有些地方甚至新增了「夫妻雙方或重要股東簽字」的貸款條款，把企業的有限責任擴大為無限責任，極大地影響了企業家的積極性。因此，政府有責任強化企業與企業間、企業與銀行間的信任關系。
要盡快出台適合「新常態」的財政政策和稅收政策。高稅收已經成為企業的沉重負擔，使得作為轉型升級主體的企業失去了轉型升級的動力。中小微企業日子更加難過，而各地稅收又不能少，於是只好轉嫁到當地的大企業身上，甚至出現預交稅現象。
政府必須意識到，「新常態」下，傳統的調控手段不好用了。過去，一旦經濟增速慢下來，宏觀調控的一種常用手段是寬松貨幣政策，用以擴大貸款、刺激投資。現在，我國的存量貨幣規模相當可觀，2013年末廣義貨幣(M2)余額達110.65萬億元，國內生產總值56.88萬億元，M2與GDP之比為1.95，而美國的這個數字是0.65，僅為中國的1/3.M2與GDP的比值越高，說明經濟運轉的效率越低——投入了大量的貨幣，卻產出很少的GDP.
總之，「新常態」下中國企業要順利度過增速換擋期，進入平穩發展期，必須發揮企業、政府、社會三個車輪的作用，三向聯動，相互推動，才能實現中國企業的「新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