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Ⅰ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什麼

創造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環境。

真正想發展總部經濟的地方特別是打算把外部企版業總權部吸引進來的地方，要有一個好的、開放的心態，在創造和維護公平競爭環境上下功夫。

這樣對當地的龍頭企業是有好處的，因為一個總部集群所形成的種種環境、關系、特點和優點都會對當地企業有好處。

(1)公共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擴展閱讀

地方政府對產業集群的發展表現出非常高的熱情，採取不少措施推動產業集群的發展。

但從廣東、浙江等地產業集群發展的歷史看，基本上是在市場推動下成長起來的，政府主導也有，但是還是比較少的。

比如像北京，總部經濟事實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原因在於北京政府的公共關系、信息的交流、國際、國內人員的交流、教育、研發等方面具有其它地方不具有的或少有的優勢，大大小小的國內外企業的辦事機構在北京雲集的狀態就可以說明這一點。

Ⅱ 簡述公共政策執行在政策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政策方案一旦經合法化過程並公布之後，便進入政策執行階段。政策執行是在政策制定完成之後，將政策所規定的內容變為現實的過程，是為實現政策目標而重新調整行為模式的動態過程。 政策執行是政策過程的中介環節，是將政策目標（理想）轉化為政策現實的唯一途徑，是檢驗政策正確與否的唯一標准。政策執行的有效與否事關政策的成敗。因此，政策執行是整個政策過程的又一個重要階段。政策執行在政策活動及其生命過程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與作用。

Ⅲ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發生了什麼變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當代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已使經濟與政治的關系變得更為錯綜復雜、密不可分。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中華民族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社會變革，它的每一次成功，每一項進展，都為政治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同時也迫切地要求政治的支持和推動，從而也就為政治體制的改革提出了直接而具體的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力量，不僅構成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革命力量，而且還在深層次上改變著中國在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強烈要求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改變原有的管理調控行為和體制模式。市場經濟所造成的我國社會結構、階級關系的新變化，也要求政治體制從內容到形式發生新的變化。而隨著社會的進步、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不斷發展，中國人的文明文化素質、生存質量、生活方式也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人的活動空間和思維視野大大拓展，進一步提高了人的政治參與意識及能力，因而也必然對政治體制的存在產生新的認識和評價，改革原有的政治體制已成為發自人民群眾內心的呼喚和自覺的要求與實踐。但是，政治體制改革所涉及的問題重大而又復雜，稍有不慎就可能釀成大錯，因此在認識上和實踐上必須慎之又慎。從我國當前的實際出發，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要重視解決如下一些重大的認識問題和實踐問題。
(一)關於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現狀的評判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是要回答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是否滯後的問題。無可否認，由於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逐步趨於完善，也由於我國在政治體制改革進程中確實存在一些認識上的盲區和實踐中的失誤，在人民群眾中確實有一部分人存在著一些不滿情緒，他們比較多地看到了我國現實政治體制的弊端，認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步子邁得不大，相對於經濟體制改革是滯後了。對於這種認識，我們既不能不加思考情緒化地加以贊同，也不能蠻橫地斷然否定，而必須有一個全面的分析，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說法。
從哲學理論的層面來看，政治上層建築是由生產力和經濟基礎決定的，生產力決定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的發展變化在時序上總是相對滯後於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變化，這是一種歷史法則，世界各國莫不如此。在社會有機體結構中，生產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生產關系、經濟基礎雖然相對保守，但卻直接承受著生產力變化的影響，而上層建築則最為保守，其發展變化的艱難，則是人所共知的。上層建築中的政治體製作為一種權力格局，和生產關系中的利益格局是直接對應的，它一旦形成便作為既得的利益、既得的權力構成一種客觀的現實，支配和規范著人的行為和觀念，並慢慢沿襲為一種習慣和傳統。
同時，政治體制又是人的主體性創造，積淀著以往和當時人的智慧、經驗，打上了民族的、歷史的深重烙印，滲透著當時意識形態的價值導向。因此，政治上層建築的任何變革，都意味著權力、利益的重新分配和社會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意味著價值觀念的變革和思想觀念的解放，必然面臨著重重阻力，需要時間，需要等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政治體制的改革滯後於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變化，在理念上應該是比較清楚的。
從政治體制本身的構成來看，政治體制的構成可分為兩大部分，即基本政治制度和具體的政治體制、運行機制。我國基本的政治制度就國體而言是人民民主專政，就政體而言是人民代表大會。這一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社會歷史進程的客觀要求，也是中國人民長期選擇的結果。如果從時序上講，它的建立在事實上早於經濟基礎。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建立與以往私有制社會的建立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由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的核心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不可能在私有制的母胎里成熟，只有首先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起社會主義政治上層建築，然後再憑借這種新的上層建築自覺地建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社會主義社會建立過程中這種與一般社會形態更替不同的順序上的變化，並沒有違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客觀規律。這是因為新建立起來的政治上層建築並不是人為的構思，在本質上是反映了和體現著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而社會經濟基礎也是依據生產力的發展由政治上層建築自覺構成的。因此，這種政治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適應不僅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更能發揮其維護、促進經濟基礎的功能，體現出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優越性。時至今日，我國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經濟基礎雖然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國的政治體制當然也要與此相適應，在內容和形式上均應有所變化、更新。但是，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仍然是基本相適應的這一根本性關系並沒有發生變化。因此，我國政治體制改革並不是改革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只能是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依據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發生的新變化實行的自我革命、自我超越，是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自我完善。
至於具體的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是圍繞和服從基本政治體制的總原則、總目標，在政治實踐中逐步建立起來的，具有可操作性。它的建立、完善則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並且應該隨著具體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建國以來，為了落實和完成基本政治制度的功能，我們相應地建立了一系列具體的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這些具體的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在保護和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發展，鞏固和捍衛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方面確實起過重大的作用。即使是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進程中，它們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序上繼續發揮作用。因此，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對原有的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的全盤否定和簡單處置。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由於社會主義社會本身還在實踐中，對於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在政治實踐中的作用，我們在認識上是不充分、不到位的，缺乏建設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的明確目標和具體規劃，因而時至今日我國的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在功能上還是不完備的，在結構上也不夠嚴謹。同時，由於受到封建主義、戰爭年代形成的一套思維定勢、價值觀念的嚴重影響，再加之在一個較長時間內盲目地囿於蘇聯模式的經驗，並在指導思想上發生"左"的偏差，因而產生了權力過度集中，個人崇拜、家長作風、長官意志、推崇人治、以權謀私等嚴重弊端。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使我國的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與基本政治制度相脫節，而且在一些方面相矛盾，從而嚴重影響基本政治制度優越性的發揮，有損於社會主義的威信和形象，並且日益引起人民的嚴重不滿，成為阻礙中國社會進步和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嚴重障礙。因此，如果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承認中國的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確實是滯後的。因此，按照社會主義本質的內在要求，跟蹤中國社會歷史進程的內在節奏，消除原有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的弊端，使之更為有效地服務於基本政治制度的鞏固和發展，乃是我國當前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
中國政治體制一開始就貫穿著鮮明的科學理性原則，明確宣布要在"黨的領導下，有計劃、有領導，積極而又穩妥地進行"，採取的是一種漸進性的改革方式。這也許正是有些人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不到位、顯得滯後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實踐已經證明，無論是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採取這種漸進性的改革方法，是穩當的，是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中國國情的。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上，大凡所有的制度變化，都體現了漸進性特徵。任何一種新的制度的建設，都存在一個孕育、萌芽、成熟、變化和再度創新的過程，不會如同打碎一個舊制度那樣，可以通過急風暴雨式的革命短時期內便可奏效。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在前無古人，沒有現成經驗和模式可以借鑒的情況下展開的。也就是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體，在改革之初，缺乏充足的知識籌備，對改革發展中各種可能出現的變數及其曲折過程，缺乏充分的信息和明晰的判斷，因而無法提出一個一攬子解決方案，一步到位，快速推進。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在黨和國家的統籌安排、精心組織下，堅持從實際出發，從解決業已成熟的問題著手，由點到面逐步展開，逐步闖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改革新路，取得了為世人矚目的績效。
(二)關於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特色問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在一般意義上，自然是應該遵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鐵的法則，始終處理好民主與專政、民主與法制、民主與集中和民主與紀律的關系，始終保持與經濟、社會的同步發展，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服從於人的全面發展這個根本目的，盡可能地避免主觀任意和人為的干擾，有效地防止各種可能出現的"左"的或右的傾向。但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又是在當代中國大地上發生的一場宏偉的、深刻的政治革命，無論是其內容和形式，還是其發展的進程與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特色和特徵。當代中國還是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既是我們思考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邏輯起點，又是我們實踐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起點。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始終紮根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礎，來不得半點的虛浮和急躁。同時，當代中國又是過去中國的發展，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作為過去，不僅影響著現在，而且還作為現在的一部分，繼續影響著中國的社會歷史進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自然應該尊重這種歷史與文化，不得有絲毫的僭越和褻瀆。更重要的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在中國社會轉型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一個嶄新的背景中來進行的，既要服從市場經濟的法則和規定，又要遵循社會主義制度的原則和框架，在其建構中必須體現市場經濟和四項基本原則的完善統一。
市場經濟是當代中國全新的、最具朝氣的社會經濟、文化現象，它給整個中國社會注入了青春與活力，極大地調動和激活了中國人實踐地改造自然與社會的主體力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激活了中國的經濟，促進了資金、人才、技術、設備的合理配置與使用，有效地發掘、拓展了中國的自然資源、社會資源、文化資源，促進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即從物質層面為政治體制的改革提供了動力和保障，而且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作為一種新的革命力量，促進了整個社會"制度"層面的變革，創造了新的觀念、新的知識與文化、新的社會精神生活方式，從而拓展了社會生活日益多向度的空間，培育了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主體，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條件、新的生長點和新的力量。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必須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為基礎，服務和滿足市場經濟建設的內在要求，服從和適應於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國家立國之本、執政之基。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確保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正確方向。在政治體制改革中，黨是堅強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通過改革和改善黨的領導來增強黨的政治領導，是中國特殊國情賦予體制改革一項重要內容。人民民主專政作為基本的政治制度，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而不能動搖的基礎，只有堅持和完善這個基本政治制度，對於具體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的改革才能得以健康展開。社會主義道路是政治體制改革健康發展的方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則是指導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基礎。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不能忘記或偏離四項基本原則，都要反映和概括四項基本原則的內在規定，也即遵循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規律。
這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全面考慮和滿足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雙重要求，實現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政治上層建築的最佳結合。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大困難就在這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和輝煌也應該是在這里。誠然，要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實現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內在要求的整合，是一項極富有開拓性的政治實踐，沒有現成的經驗，需要反復探索。但是，從理論層面來分析，我們還是可以提出一些可供參考的思路。
第一，中國政治體制必須為主體的自由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同時又建立相應的機制，規范、引導、整合主體的自由發展，真正確立主體之間相互尊重、相互肯定的平等關系。而這正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徵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理想目標。自由是人之本質所在，也是社會生存與發展的生命力表現。但是，自由又不是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不是主觀的臆想，而是和社會歷史的進程緊密關聯、相互生成的。社會歷史的發展不斷地為人的自由提供物質條件，構成人的自由發展的前提和限定，而人的自由的發展又不斷為社會歷史發展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構成社會歷史進化的標尺。但是，人的自由發展又必須通過社會整合才能避免盲目和混亂，從自發、零散、相互沖撞而走向自覺、有序、相互補充成為社會的現實力量。社會對自由的整合，一是藉助於社會本身的法則即所謂"看不見的手"的作用，這是一種客觀的、自發的、帶有外在強制性的調節；二是藉助於制度建構的作用，以對社會及人的發展階段、程序、實際狀況的合理認識與把握為依據而實現的自覺調控，在本質上這是對人的自由的保護、調動和激發。因此，這種調控本身也是人的自由的表現和確證。市場經濟在深層次上的不可磨滅的但至今還未能為人們所高度認同和理解的一個偉大歷史功績，是在全社會普遍地促進了人自身的發展和文明建設，使中國超越了自然經濟和群體社會基礎上形成的長期束縛人的自由意志的人身依附關系和觀念，培育和激發了人的主體意識，導致了中華民族思想的大解放，觀念的大革新。中華民族從來也未能像現在這樣雄姿煥發，充滿活力地去面向和創造新的生活。但是，市場經濟同時也調動了一些人隱埋於內心中的惡的慾念，對自由的錯誤庸俗化理解和打著"自由"旗號製造犯罪、恐怖、邪惡的現象屢見不鮮，物慾主義、享樂主義、消費主義，對權力、金錢、美色和技術的盲目崇拜，滋生著種種腐敗，製造著人的新一輪的異化，對社會的發展構成了深層次的威脅和危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從人的文明進化的當代視野，去反思由市場經濟造成的人的自由發展的兩極化進程，從保證人的自由全面、健康發展的高度去設計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從而在中國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建構中實現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自覺。
第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既要保護吸納社會內在的積極社會因素，激發社會活力，又要極力避免社會發展中可能出現的騷動、混亂，減少社會發展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妥善地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在發展中保障社會活力的持續發展和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社會活力是在一定自然、歷史條件下，特定的社會形態或社會發展某一階段由自身內部矛盾運動所造成的發展、演化能力。社會活力本質上是人的主體能動性的社會實現，是特定社會是否具有存在合理性和發展前途的重要尺度。市場經濟打破了僵化的經濟體制的束縛，培育和發揮了競爭性激勵機制的作用，釋放和增強了經濟社會的活力，並且推動了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社會公共生活的全面改革與發展。創新與發展成為當代中國的主題。但是，社會發展從來不可能是單向的，社會每往前邁出一步，都可能引發出新的、更為復雜的矛盾，出現人們無法預測的新的制約因素，產生新的危機，這就有可能使社會喪失活力而趨於停滯。這就要求社會下功夫探尋、選擇和建構新的激勵與整合機制，不斷保護、培育、增強社會活力。市場經濟使當代中國獲得了從未有過的活力，但也導致了由於社會結構、制度變革過程中難免出現的無序和動盪，導致了社會價值觀念的缺失和人的精神生活的貧乏，而政治層面分立原則的淡化、消解，社會權力體系的異化和既得利益者對特權的維護與謀求，則進一步推波助瀾，使種種反社會、反政府的負面消極因素獲得了發展空間。由此，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歷史使命，就是通過自身權力體系和機構職能的改革，凸顯社會主義的價值規范和公正原則，加大反腐敗力度，增強自身整合與調控能力，在堅持改革、發展，為社會不斷注入活力的同時，又為活力的增強提供支持和保證，即提供一個穩定的社會制度環境，保證改革發展的有序性、漸進性、協調性和度的選擇的合理性。
第三，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既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動搖，又要妥善處理政府的對內、對外關系，合理界定政府的權力，促使政府由集權的萬能的人治型體制向民主的有限權力的法治型體制轉換。中國政治體制的內在局限，在本質上根源於中國自然經濟的局限。自然經濟條件下，人與人直接聯系，以小生產為主的生產方式，不僅造成了人的經濟交往和社會交往的狹隘性和封閉性，而且導致了個人缺乏自主性。在這種基礎上，社會生產和經濟運行缺乏獨立性，只能絕對地服從於統治階級的意志和權力，個人也只能把自己的命運託付於統治者乞求他們陽光雨露的哺育。這正是中國高度集權的計劃體制的建立和公民主權意識的缺乏的內在依據。而市場經濟則以普遍的商品交往為依據，經濟上的自主發展不僅要求擺脫政治權力支配，而且要求政府權力退出社會公共生活的領域和擴大個人自主活動的空間，使人民上升為社會和政治的主人。因此，適應市場經濟和新的具有自身內在結構和運行機制的經濟體制的建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面臨著三個方面的任務。其一是從根本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使經濟活動不再屈從於權力和政治體制的硬性約束，使個人培育起參政議政的現代公民意識，這既是經濟生活的解放，也是政治生活和人自身的解放。其二，是以經濟發展和人的主體地位確立為前提，改變政治體制的運作方式，實現法治建設和民主建設的同步發展，使政治體制和民主生活日趨民主化、法治化。其三，是促使社會公共制度建設和政治權力體制的分離，實現社會公共生活從政府支配走向自我管理的轉變，確保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不斷增強社會的生機與活力。
(三)關於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問題。政治體製作為社會政治權力與機構的運行機制，總是和社會的發展和社會系統內的其它要素發生密切的關系。因此，如何使政治體制改革保持和社會其它各要素的協調發展，成為推進社會向前發展的積極力量，應該是政治體制改革追求的外部目標。政治體製作為一個有自己內在結構和運作方式的相對獨立的體系，要實現對社會歷程的積極推進作用，必須始終保持和社會系統及其規律的密切關聯，排除各種外在於社會發展的認識誤區和人為偏見，不斷實現內部的自我調整，以保持自身的活力，提高自身工作的效率。
從政治體制改革的外部目標來審視，政治體制改革是否成功主要是要滿足社會三個方面的要求。即第一，創造良好的政治環境，保證整個社會的穩定。社會的穩定就是指國家和社會安定團結。黨和國家與人民建立起相互信任的關系，風雨同舟，肝膽相照，社會各界關系協調和諧，民族關系親密無間。國家經濟建設穩步發展，社會各階層利益得到合法保障，人民共同富俗、安居樂業。黨政機關清廉、公正，社會腐敗遭到有力懲處，犯罪活動及時受到嚴懲，社會治安環境日趨改善，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得到保障。社會穩定既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又是它的結果，直接關涉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敗。第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生產力的發展是一個國家、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基礎，綜合國力體現著一個國家、民族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總體水平，是一個國家民族是否興旺發達，是否有能力居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標志。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任務，就是要建立一個善於處理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利益矛盾，善於駕馭各種復雜的、突發的社會事件的強有力的政府，始終著眼於政府的團結和國家的穩定，從而為生產力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掃清路障，開辟道路。第三，提高人民的社會生活質量，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人民的社會生活既包括物質生活、經濟生活，也包括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會公共生活，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說到底就是要從經濟、政治、文化、公共生活的各個方面提升人的生活質量。政治體制改革所要貫徹的價值目標，就是要堅定不移地實踐"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全方位地確立為社會服務的信念和運作體系，始終自覺地充當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和保護神。
從政治體制改革的內部目標來審視，政治體制改革是否成功，主要是看改革後的政治是否滿足四個方面的條件：
第一，政府能否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導向，勤政廉政，以人民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主人，一切權力應該屬於人民，人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在內的全部社會生活。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級政府，是人民通過自己選舉的代表推選出來的。政府作為人民委託的公共權力機構，是代理人民具體行使權力的主體，向人民負責又同時接受人民的監督。政府必須加強國家公務人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職業道德建設，使他們廉潔奉公、樂於奉獻、忠於職守、勤奮工作。政府既不神秘，也不神聖，它沒有任何可以凌駕於社會和人民之上的特殊權利。政府及其各級官吏，在本質上都是人民的公僕，人民的服務員，政府的行為在本質上都是服務性行為。政府行為的績效主要集中體現在它為公民提供服務的水平、效率和效果上。因此，只有正確認識政府行為的服務性質以及服務的主要內容和范圍，才能找准重塑政府形象的價值尺度。
第二，政府是否具有能力，也即能否提供高效化的政治服務，確立自身的政治權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傳統計劃經濟的取代，對規范的經濟行為、政策行為和正常的經濟秩序、政治秩序、社會秩序的要求，都需求助於政府工作的效率和政府本身的權威。政府工作必須講求效率，力求以比較少的時間和政治投入，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政治效益和社會效益。而要做到這一點，又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政府機構設置合理。政府應該採取切實有效措施，精簡機構，裁減冗員，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文牘主義，辦事講究實效，嚴格按照程序，做到既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又周密細致，務實求真。二是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地位與形象。政府只有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導向，反腐倡廉，不斷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增強自身行政行為的效率和組織、管理社會的效率，才能確立起自身作為公共權力機構的權威，使得政令通行、令行禁止，反過來又能促使政府工作的高效化。
第三，政府能否做到堅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始終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在這里，公平主要是指政府確認公民在法律和政治事務面前一律平等的主體地位，不承認有任何特權的存在，平等地對待任何一個公民和團體。公正則是指政府在處理政治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的過程中，堅持一碗水端平，不講親疏關系，不帶利益與情感偏見，一視同仁，實事求是。而公開則是要求政府打破自我封閉，增加政務活動的透明度。政府工作只要不涉及到重大機密，就應該通過各種途徑曉諭民眾。重大問題要讓人民及時了解，參與討論。公共政策的制訂要產生於人民大眾廣泛、充分而自由的討論與醞釀之中。政府要通過制度創新、權力規范、權力運作公開等一系列的改革，加強與人民的溝通與對話，多渠道地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與制約，有效、有力地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權益，公正地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防止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利益大調整所可能導致的兩極分化和社會動盪，從而確保社會公平的真正實現。
第四，政府能否堅持科學理性原則，堅持以法治國，堅持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現代化社會比之以前的社會更需要理性。政府在不斷地克服自身認識、實踐能力局限，排除狹隘經驗和自我利益的遮蔽從自發行政走向自覺行政，為人民群眾提供更高質量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過程中，必須藉助於科學理性。依法行政將政府行為納入法治軌道，是現代政府的顯著特徵，也是政府行為理性化的重要表現。政府行為不僅要依靠擁有的合法權力和道德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依靠體制的力量、法制的保證。政府只有堅持依法行政，才能有效地遏制權力腐敗，保障人民合法權益，高效率地開展各項政務工作。政府行為理性化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使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不再是一種道德要求和正義沖動，而是政府行為過程中的一種制度和可操作的運作機制，從而確保政府的重大決策能夠集中群眾的智慧，接受實踐的檢驗。

Ⅳ 公共政策的功能有哪些

公共政策來的功能：規范和指導自有關機構、團體或個人的行動，其表達形式包括法律法規、行政規定或命令、國家領導人口頭或書面的指示、政府規劃等。

公共政策是指國家通過對資源的戰略性運用，以協調經濟社會活動及相互關系的一系列政策的總稱。具體包括：

(1) 管理政策。以實施罰款、獎勵、禁閉等規章為重點，保證公眾對公共必需品的平等使用。

(2) 分配政策。通過安排、部署各種公共計劃，達到全體公民都能享受使用國家天然資源及智力資源，並通過直接津貼和保險來分配財政資金。

(3) 再分配政策。以滿足公民最低限度的物質需要為目標，把各種賦稅收入引向各種援助計劃。

(4)立法政策。注意力在於運用它的權力和擁有的資源來改變整個環境。

拓展資料：

公共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產生於美國的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公共政策作為一門學科而出現，既是當代世界中社會、經濟和政治快速發展的必然要求，也與戰後美國的特殊的社會狀況密切相關。雖然導致公共政策學科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更直接的原因則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社會問題的壓力；政府管理的需要；政治科學的發展。

Ⅳ 如何有效發揮政府在推動地方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有：提供公共服務來吸引、支持、留住企業，這些公共服務不僅僅包括「硬體」公共服務，如道路、運輸設備、電信、水資源和排水系統等等，而且還包括能提高生活質量的「軟體」公共服務，例如公園、娛樂設施以及藝術文化設施等等；政府也可以通過制定發展計劃和政策法律法規等來引導、支持、管理地方經濟發展。
由於不同層次的政府都承擔經濟發展活動，因此有必要調節這些活動來避免重復建設和未來建設問題,同時應確保單個政府活動的有效性。同時政府要與其他層次的政府以及企業、社會團體、學術機構和其它經濟發展活動所涉及的單位等建立良好的地方合作關系，共同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服務。
一、政府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市場因素、自然地理條件、基礎設施條件、產業結構布局和政策等。要克服這些因素，就需要政府發揮其作用。政府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區域經濟在發展過程中發揮作用的必要性上。
1.1政府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市場經濟發展依靠市場機制的作用指導資源配置，使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的各種情況，實現公共產品完全、公平的供給。市場經濟發展需要政府的干預，需要政府的引導、支持、管理經濟發展，但是政府對市場經濟發展的介入和干預，只能是輔助性的、補助性的，而不能過度的進行強權干預，違背市場經濟發展規律。
1.2政府控制政府利益地方化的必要性
在地方發展差距日漸擴大的背景下，受地方利益的驅使，各地政府或以公開的形式，或以隱蔽的形式實行地方保護主義。產生了一系列阻礙區域經濟發展的異化行為，各地區進一步擴張面臨的共同障礙，使行政體制分割，各自為政，行政性區際關系替代了市場性區際關系，難以做到資源的優化配置。嚴重阻礙了地方經濟發展，因此政府需嚴格控制政府利益地方化，保證地方經濟健康有序發展。
1.3政府投入公共服務的重要性
政府的公共服務是指以政府為主的公共部門生產的、供全社會共同消費、平等享受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在公共產品的提供上存在以下兩點問題：一是對經濟建設和公共事業的投人不平衡，偏重生產性、盈利性、政績性的經濟類基礎設施(如交通、水電、通訊等)，而對社會保障、文化教育、環境保護等公共事業的投入不足，難以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二是長期以來，一些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片面追求的增長而忽視了對環境的保護，造成了人與自然環境的不協調。政府在公共服務項目的規劃、建設、管理上需體現前瞻性、可行性、服務性，更好的為地方經濟發展提供良好基礎，促進經濟發展，體現政府職能作用的重要性。
二、發揮政府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區域經濟發展包括居民生活環境的改善、經濟結構的轉變、公共服務事業的發展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應該以市場為基礎手段，區域經濟發展也應該遵循著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但市場並不是萬能的，在區域經濟發展的一些領域，市場是無效的或是缺乏效率的。這就需要地方政府發揮自己的作用，引導、支持、管理區域經濟健康有序發展。
2.1科學規劃市場經濟發展，推動地方經濟發展
政府是地方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引導本區域經濟發展。首先要根據中央制定的經濟發展戰略，明確本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劃，並確定發展規劃的分步實施落實。其次要根據本區域經濟發展實際，確定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政策。再次要確定發展本地經濟，引進人才、技術、資金方面的重點方向和目標。最後制定良好的地方教育政策，人力資源開發政策，優化人才環境，實現人力資源與經濟發展相一致、相互補充。
2.2保護生態環境，確保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保護環境，防止環境惡化，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首先，政府應當劃定明確的「禁區」，禁止企業和個人從事某些可能對環境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的經濟活動；其次，加強環境保護措施，制定相關法律法規，保護生態環境，防止環境破壞，同時治理已經破壞或不適合經濟發展及人類宜居的生態環境，為地方經濟發展提高良好的發展基礎。
2.3完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推動區域經濟發展
政府公共服務職能，主要包括政府承擔的發展各項社會事業，實施公共政策，擴大社會就業，提供社會保障，建設公共基礎設施，健全公共服務體系等方面的職能。完善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為區域經濟發展起重要的推動作用。
2.4轉變政府職能，以服務型政府管理職能推動地方經濟發展
將公共服務管理作為政府管理的基本職能，凸顯政府的公共服務理念。強化政府妥善協調利益關系的能力，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將解決民生問題作為政府管理的著力點，尊重市場規律，發揮政府特有作用，淡化行政區劃，強化經濟區劃，破除行政壁壘，優化區域經濟布局，建立服務型市場經濟，推動地方經濟發展。
2.5落實科學發展觀，可持續調整地方產業結構，發揮地方資源優勢，大力發展主導產業
地方產業結構是區域內產業空間組合的狀態，合理地利用區域資源，大力發展主導產業，求得更大的區域效益，是政府的最終目標。從產業布局來看，由於長期受條塊分割的影響，目前區域經濟發展中產業結構同化現象較為突出。根據區域產業集聚理論，由於區域的主導產業，在生產上或者在產品分配上有著密切聯系，或者在布局上有相同的指向性，這些產業按一定比例布局在區域的某個優越的地區內，就可以形成一個高效率的生產系統，改善企業生產的外部環境，從而使區域整個生產系統的總體功能大於各個企業功能之和。而且提高了地方經濟發展抵禦市場經濟風波的能力，增強了地方經濟發展活力，充分利用了地方資源優勢，統籌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
2.6制定適合地方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為所有的企業和個人提供能夠最大限度發揮其潛能的公平的制度環境
我們說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指的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一套所有經濟主體公認、每一個經濟主體都必須遵守的行為規則。把這些規則以法律或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並對這些規則的執行進行監督是政府的責任。制定規則的最高原則一是保證每一個經濟主體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潛能，二是對所有的經濟主體公平。對政府來說，當前最主要的是清理和廢除所有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各種限制企業和個人在市場規則允許的條件下自由從事各種經濟活動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規章制度，把經濟主體從阻礙其潛能發揮的制度束縛中解放出來，同時著手研究和制定對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的行為進行限制和懲罰的相關規則，如壟斷法等。
2.7加強教育，培養公民的市場意識，為地方經濟發展輸送高素質勞動力
現代經濟發展越來越證明，在所有的經濟資源中，高素質的勞動力是最重要的經濟資源。高素質的勞動力來自於高水平的而且是高度普及的大眾化的教育。就我國的基本國情而言，政府要做的是真正認識到教育在提升國家競爭力和保持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的戰略作用，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盡可能多地向教育傾斜；同時加快教育體制尤其是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步伐，把有限的資源真正用到教師和學生素質的提升及待遇改善上，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教育的效率。為經濟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綜上所述，有效發揮政府在推動地方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政府首先需要根據地方特色制定適合地方特色的法律法規政策支持、鼓勵、引導地方經濟發展；其次在堅持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找到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著力點。通過激發市場活力，用好市場要素，擴大市場需求來推動經濟發展。同時找准適合地方經濟發展的產業，科學規劃，加強政府引導，鼓勵產業發展，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帶動老百姓發展致富。

Ⅵ 促進一國經濟發展的公共政策

歷史影響：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改革運動，大大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的發展。通過改革，秦國廢除了舊的制度，創立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壯大了國力，實現了富國強兵。為以後秦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性質：富國強兵意義：經濟上：改變了舊有的生產關系，廢井田開阡陌，從根本上確立了土地私有制。因由二：政治上：打擊並瓦解了舊的血緣宗法制度，使封建國家機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權制度的建設從此開始。軍事上：獎勵軍功，達到了強兵的目的，極大的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為秦下一步的戰略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Ⅶ 簡述公共政策的主要功能

（1）導向功能。公共政策的導向功能指的是，公共政策通過正向提倡、激勵的方式為有關法人、自然人指明行動方向，從而使政策對象朝決策者所希望的方向努力、以決策者期望的方式採取行

（2）控制功能。公共政策的控制功能指的是，公共政策通過規范、制約的方式對有關法人、自然人的行動進行控制，使之不採取決策者所不希望的行動。

（3）分配功能。除了調控政策對象行動的公共政策之外，有一些公共政策的宗旨是對全社會所擁有的資源（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資源）在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群體之間的配置進行調節，有些公共政策的實施效果會導致利益在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群體之間的分配發生變化，這就是公共政策的分配功能。如收人分配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等都涉及利益的分配。

拓展資料

公共政策（PublicPolicy），是目前世界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范疇。傳統的公共政策研究派生於政治學和行政學，意在從規范意義上探討國家、社會和公民之間的利益制衡，通過政治學和行政學的原理及模型分析對國家、地方和團體層面的政策制定、執行與評估進行研究，為高質量的公共政策提供咨詢。

公共政策的內涵：

1）公共政策是決定、決策的一種特殊形態，它具有決定、決策的一般特徵；

2）公共政策是公共權力機關的基本的活動方式或活動過程，是公共權力機關的權力意志的表現；

3）公共政策是經由政治過程而進行方案的初擬、優化和擇定的結果，主導這一過程的基軸是公共權力機關與公民的關系。

4）公共問題、公共目標和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三大要素。

5）公共政策是一種權威性的價值分配方案。

6）公共政策在形式上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

公共政策的基本特徵：

（1）政治性（2）階級性（3）權威性（4）普遍性（5）目標取向（6）穩定性與變動性（7）預見性

Ⅷ 學習公共政策學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有什麼意義

這要從公共政策學產生的歷史條件來看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意義如下：回
(1)系統論、資訊理論、控制答論的產生；
（2）決策科學的形成；
（3）行為科學的形成和行為主義政治學的進展；
（4）凱恩斯主義的出台和政府政策領域的擴大，公共政策對經濟、社會生活正面作用，盡管許多國家的政府官僚系統不斷擴充，但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過程中涉及的專業知識仍然超過他們的知識領域。
特別是在混合經濟環境下的公共部門經濟職能包括三個方面：資源配置功能，收入分配功能和穩定經濟功能。供參考。

Ⅸ 公共政策對媒介經濟發展的作用

（政府主體）是公共政策主體中最核心，並發揮獨特作用的部分。公共政策主體能力的內容編輯(1)規制社會成員行為的能力。作為特殊的行為准則，公共政策在規范人們行為時，指出什麼是應該做的，什麼是不應該做的；什麼是能夠做的，什麼是不能夠做的。通常，這些准則、規范來自於統治階級的利益需求與價值偏好。公共政策主體規制社會成員行為的能力還常常在應對突發事件等危機管理中發揮重要作用。政策主體對社會成員行為的規制直接關繫到社會正常的生活秩序、社會成員甚至是全人類的公共利益，體現出政策主體的權威性和號召力。(2)引導公眾觀念、行為的能力。公共政策主體將哪些問題列入公共政策議程，直接決定了對公眾觀念和行為將產生什麼樣的引導。所以，公共政策主體首先要具有充分搜集公共問題信息、最大程度地一般了解把握公眾意願的能力，從而針對某些公共問題制定政策，以便更好地、更有成效地引導公眾的觀念和行為。公共政策主體引導公眾觀念行為能力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策主體自身觀念的影響程度以及行為的規范、模範程度。隨著人們受教育水平和程度的提高以及多元化價值觀思潮的影響，公共政策主體引導人們觀念、行為的能力就顯得更困難、更具挑戰性，同時也更有必要、更不可缺少。(3)調控各種利益關系的能力。公共決策是公共政策主體為了實現有效管理選擇一種主觀最滿意的方案的動態過程。這個為實現有效管理的過程也是對社會中的各種利益關系進行調節和控制的過程。公共政策主體選擇哪些問題制定政策，就決定了對哪些利益關系進行調控，這要求政策主體以大局為重，尊重市場規律和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遵循平衡各種利益矛盾、實現社會穩定發展的原則，來調控社會的各種利益關系。其調控能力的強弱，表現在確定要調整哪些利益關系以及所優選的政策方案，是否能最大程度地解決公共問題、滿足公眾需求、平衡各種利益矛盾。(4)公平分配社會資源的能力。公共政策的本質決定了公共政策必須立足於解決對社會資源公平分配的問題。因為任何公共政策都必將取之於一些人而使另外一些人受益，所以社會中的個體都從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需求出發來對待公共政策。思想觀念的差別、知識水平的差別以及社會經濟地位的差別導致不同人有不同的、永無止境的利益需求。「究竟把利益分配給誰、怎麼分配、最佳分配是什麼」就成為公平分配社會資源中的核心問題，如果解決得好，就說明公共政策主體公平分配社會資源的能力強。(5)公共政策體系內部的互動及整合能力。除了政府這個核心公共政策主體外，執政黨、利益團體、社會團體、第三部門等准公共政策主體以及公眾、新聞媒體等共同構成一個公共政策系統。在整個公共政策體系中，各子系統、各組成部分之間的互動及整合能力也是公共政策主體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某種意義上講，它們的互動及整合能力將決定整個公共政策體系的能力。一般來說，互動的范圍越大、頻率越高，越有利於公共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作為一個系統，在各主體相對獨立、具備較高能力的情況下，公共政策體系有一種天然的整合能力和機制。從上面第五條中可以看到政府主體是核心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