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經濟發展模式

① 東亞主要經濟制度

日本和韓國都是資本主義市場化經濟，中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朝鮮是社會內主義計劃經濟，蒙古1991年變容為半社會主義半資本主義國家後，是半市場經濟（這個不確定）。

如果將東亞作為整體的話，它以出口加工的龍頭的對外貿易發展模式為主的，中國、日本兩國分別為世界上第二和第四大的對外貿易國，韓國的對外貿易亦為其支柱產業。由於日本和韓國經濟已經基本定型，在中國經濟轉型前，以對外貿易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不會發生改變。

② 東南亞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主要內容

蝴蝶形經濟區域論（下簡稱「蝶形論」）的提出：
根據中日韓及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現狀，結合地緣地理位置，筆者提出，以台灣嘉義縣（該縣正好處於北回歸線穿過處）為中心點，以半徑約4000公里向北、向南呈弧狀展開，正好囊括中日韓朝及東盟十國，並涵蓋香港、台灣、俄羅斯遠東三個經濟區域。以日本海、黃海、東海和南海為內海，將其沿海地帶圈定，正好凸現形如蝴蝶狀呈南北兩翼對稱的東亞、東南亞區域經濟帶，其跨度在赤道0度至北緯50度，東經110度至東經140度之間。展翅飛翔的蝴蝶正面迎太平洋的習習海風，喻為面向太平洋世紀，為亞洲太平洋經濟繁榮與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1、蝶形論包含兩大部分：以日本海、黃海、東海為內海的北翼部分是東亞經濟區。以中日韓朝俄經濟為主，以經濟發達國家日本為龍頭，以中韓經濟發展為推動力，構築東亞經濟貿易區。南翼為南海周邊國家或地區，建立東南亞自由貿易區，以新馬泰、香港、台灣為龍頭，帶動其它國家邁入工業化階段，實現共同發展、長久繁榮。
2、蝶形論區域規模：面積達到一千六百萬平方公里，人口達20億，國內生產總值達7萬億美元，進出口貿易總額達2.2萬美元。
3、該區域的地理優勢：擁有三大海峽，為黃金通道：馬六甲海峽、台灣海峽、朝鮮海峽；三大海上交通重要區域：新加坡、菲律賓、台灣；重要港口：新加坡、香港、上海、橫濱、神戶；正在建設開發的三大海灣：渤海灣、北部灣、泰國灣。
4、本區域市場巨大，消費者達20億人，資源豐富，農林漁礦齊全：
①市場巨大，消費者達20億人，國內總產值佔世界的 %，貿易額佔全球 %。
②區域經濟各具特色：日本具備高度發達的工業體系，東南亞具資源優勢，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具有巨大的市場開發潛力，而亞洲四小龍的崛起，正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借鑒模式。
③本區域礦產資源豐富，東亞礦產以煤、鐵、石油、銅、銻、鎢、鉬、金、菱鎂礦、石墨等最為豐富。東南亞以錫、石油、天然氣、煤、鎳、鋁土礦、鎢、鉻、金等為重要。東南亞還是檸檬、黃麻、丁香、豆寇、胡椒、香蕉、檳榔、木菠蘿、馬尼拉麻等熱帶栽培植物的原產地，盛產稻米、橡膠、香料、柚木、木棉、金雞納霜及熱帶水果。而東亞是稻、薯蕷、糜子、蕎麥、大豆、薴麻、茶、油桐、漆樹、柑桔、桂圓、荔枝、人參等栽培植物的原產地，所產稻穀佔世界稻穀產量百分之四十以上，茶葉佔世界總產量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大豆佔百分之二十。棉花、花生、玉米、甘蔗、芝麻、油菜籽、蠶絲等的產量在世界上占重要位置。
5、本區域各國經濟發展水平不一，呈現不平衡狀態，互補性強。
本區域有日本這樣的經濟發達國家；有新馬泰、韓、港、台等新興中等發達國家或地區；有正處於發展中的國家：中國、越南、緬甸、寮國、柬埔寨等，經濟發展梯度大，呈不平衡狀態。因此，該區域要充分發揮領頭雁的經濟優勢，以南北合作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尤其要發揮日本經濟優勢和海外華人經濟優勢，搞好南北兩翼的經濟合作與貿易自由區，促進人、財、物、流等方面的整合，進一步提升本區域的經濟總量和貿易總量，努力提高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份額。

③ 什麼是「東亞模式」

對「東亞模式」的解釋不盡一致，大致有以下幾種論點：
1、「東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它是指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戰略或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
2、「東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體制模式」。即認為東亞模式是指近幾十年來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實現經濟現代化的一整套發展措施和體制結構，其最顯著的特色是強力政府具有強烈的經濟建設意識和強大的導向作用。
3、「東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綜合的現代化模式。即認為東亞模式具有許多要點，包括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不斷升級和調整的產業政策，溫和極權主義與市場原則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強有力的政府公營經濟與民營經濟相互合作，以及政府同企業界的密切聯系與協調、技術引進及其特有的企業文化、較高的國民教育水平、倡導文化多元和民族文化的復興等等。
4、「東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模式。即認為東亞工業化地區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它們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儒家傳統是保持東亞工業化地區經濟發展的有決定意義的天生本性。
5、「東亞模式」是「制度模式」。即認為「東亞模式」作為一種制度模式，其特徵表現為：東亞各國、各地區的經濟增長和工業化是它們致力於經濟增長和現代化的政府理性地進行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並有效地予以實施的結果，制度是其經濟增長和工業化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原因。
以上諸多觀點，從不同的視角、層面對東亞的經濟奇跡進行了總結和概括，有些觀點和分析還相當深刻而精闢。筆者認為，這些模式都強調了政府在「東亞模式」中的核心作用，即政府要想盡快趕超發達國家、實現高速增長的發展戰略，就必然要制定一套保證高速增長的制度安排，若想行之有效，要求政府高度理性。當然不可否認，這種政體和相應制度安排下的政府理性和自律是相當脆弱的。
從這個角度而言，「東亞模式」必然也是一種制度模式，「制度模式」的說法只不過更多地強調了成功的制度因素而已，其核心還在於權威政府。因為，短期內完成這樣的制度創新，必須依賴於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能夠大規模地調動生產資源用於經濟增長目標。因此，「東亞模式」可以表述為一種制度模式，但最根本的是「強政府」，或者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理性的集權政府。

④ 為什麼二戰以來東亞模式取得成功

東亞和拉美大多為發展中國家，二戰後兩個地區都開始了自己的專現代化進程。從整體屬上看，東亞模式更為成功。從國際競爭力角度分析，東亞模式在政府作用、國際化程度、國民素質三犬要素上取得了國際競爭優勢。
東亞模式是：1．較早地實行了以出口導向為主的外向型經濟戰略和政策。2．政府較強的干預。建立了行政引導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市場經濟體制。3．東亞地區經濟呈互補性梯級發展，聯系緊密，即「雁行模式」。地區內部貿易比重較大。4．金融自由化。5．拉尼斯通過對日本經驗的研究，認為有效利用要素是東亞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經濟成功發展的關鍵是建立一個有利於選擇適用技術和對有相對優勢產業進行激勵的體制。

⑤ 求文檔: 東亞模式與中國的借鑒

【東亞模式】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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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日本、韓國、東南亞國家及地區在戰後取得的巨大成功，人們將東亞的現代化進程總結為「東亞模式」。亞洲金融危機後，一些經濟學家對「東亞模式」提出了質疑，引起廣泛的爭論。雖然危機已經過去，但如何看待「東亞模式」仍是當前應認真思考的問題。
[編輯本段]一、「東亞模式」的含義

對「東亞模式」的解釋不盡一致，大致有以下幾種論點：
1、「東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它是指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戰略或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
2、「東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體制模式」。即認為東亞模式是指近幾十年來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實現經濟現代化的一整套發展措施和體制結構，其最顯著的特色是強力政府具有強烈的經濟建設意識和強大的導向作用。
3、「東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綜合的現代化模式。即認為東亞模式具有許多要點，包括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不斷升級和調整的產業政策，溫和極權主義與市場原則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強有力的政府公營經濟與民營經濟相互合作，以及政府同企業界的密切聯系與協調、技術引進及其特有的企業文化、較高的國民教育水平、倡導文化多元和民族文化的復興等等。
4、「東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模式。即認為東亞工業化地區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它們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儒家傳統是保持東亞工業化地區經濟發展的有決定意義的天生本性。
5、「東亞模式」是「制度模式」。即認為「東亞模式」作為一種制度模式，其特徵表現為：東亞各國、各地區的經濟增長和工業化是它們致力於經濟增長和現代化的政府理性地進行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並有效地予以實施的結果，制度是其經濟增長和工業化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原因。
以上諸多觀點，從不同的視角、層面對東亞的經濟奇跡進行了總結和概括，有些觀點和分析還相當深刻而精闢。筆者認為，這些模式都強調了政府在「東亞模式」中的核心作用，即政府要想盡快趕超發達國家、實現高速增長的發展戰略，就必然要制定一套保證高速增長的制度安排，若想行之有效，要求政府高度理性。當然不可否認，這種政體和相應制度安排下的政府理性和自律是相當脆弱的。從這個角度而言，「東亞模式」必然也是一種制度模式，「制度模式」的說法只不過更多地強調了成功的制度因素而已，其核心還在於權威政府。因為，短期內完成這樣的制度創新，必須依賴於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能夠大規模地調動生產資源用於經濟增長目標。因此，「東亞模式」可以表述為一種制度模式，但最根本的是「強政府」，或者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理性的集權政府。
[編輯本段]二、「東亞模式」的本質特徵分析

盡管筆者不同意制度模式分析的某些結論，但不否認其中對東亞市場和體制的剖析具有普遍的參考價值。在這種觀點看來，任何市場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西方國家發達的市場調節機制也有死角，在這些領域會產生市場失效或市場失靈，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和壟斷市場等等方面。這時政府就有責任彌補市場的缺陷，使經濟體系趨向於均衡和充分就業，這種行為是順應市場的干預模式。而在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並不是「市場失靈」的問題，而是市場發育不健全或市場缺損問題，兩者不能等同。「市場失靈」是在正常的市場狀態下產生的，任何市場經濟國家都會存在，而市場發育不完全或市場缺損，意味著不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還遠遠沒有達到可以正常運作的狀態。
因此，以「政府替代」來替代古典經濟學中所謂的「市場失靈」在發展中國家是恰如其分的。類似的政府替代，是為了解決制度稀缺問題。在發展中國家，政府基於一種戰略目標所形成的制度需求大於現存的制度供給，所以政府才會千方百計地進行制度創新，解決制度稀缺問題。進一步說，所以做這樣的制度安排，政府並非要彌補缺損的市場而是要創造出一個能迅速發動經濟增長的制度安排，但這種制度安排絕不是發育完好的市場體系。因為，即使一個發育完好的市場在支持政府規定的高速增長目標方面也無能為力。所以，歸根到底，「強政府」是實施政府替代的基礎，有強政府才有發動經濟增長的制度創新。東亞國家的「強政府」既發動了經濟增長，同時又實現了其目標。但是東亞國家經濟增長的特點與發達國家不同，它是一種即時的、迫不及待的增長，本質上擺脫不了高投入——高產出的增長特徵，整個過程伴隨著科技進步和人力資本的投入。
[編輯本段]三、「強政府」與政府自律的削弱

這種制度安排暗含著這樣一個假定條件：政府目標與社會目標是一致的，即政府是理性的。但集權政府的理性從長期來看是脆弱的，即使政府有理性，這種理性可能與市場理性並不一致，所以這種制度安排存在著嚴重缺陷。這種經濟增長方式最終可能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下降、產業扭曲、結構失衡的危險等等，如果沒有完備的制度和法律約束以及有力的外部監督機制，則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尋租」行為。而這類國家的通病在於它們的政府都是集權型的統治者，缺乏強大而有效的外在約束機制。「尋租活動」不僅會侵蝕政府的機制，而且還會導致大量經濟資源的耗費，嚴重扭曲各種經濟關系和經濟的均衡結構。當一個社會或國家的腐敗被普遍接納為一種行為方式時，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效率就會遭到毀滅性的破壞，甚至完全失去其自律性。由於政府手中過度集中的權力損害了經濟增長的自然秩序，會給一國的現代化進程造成嚴重破壞，在亞洲和拉美國家中不乏這樣的先例。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東亞模式」最終不得不歸因於權威主義政府，權威主義政府既是東亞曾經輝煌的原因，也是這種輝煌遭受挫敗的原因。
[編輯本段]四、對「東亞模式」的再思考

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東亞國家的腳步走在了歐美國家的後面，被稱為一種後發的現代化，後發自然也有後發的優勢，因為可以學習先進國家的經驗，吸取教訓。尤為可貴的是東亞國家的文化中汲取了西方文明的因子，這個過程從「明治維新」就開始了。應當說，西方的資本主義文明沖淡了東亞國家傳統的文化觀念，一定程度上沖擊著傳統的行為模式。但是，文明引入的同時，也使人感受到了東西方物質財富的巨大差異，在對比中留給人們更多的是對財富和物質生活的渴望，平等、民主、自由則放在了次要地位。除了少數國家和地區外，傳統的統治方式並未得到徹底改變。所以，即使受過正統西方教育的人執掌這些國家的政權，依然是在民主的店鋪里經營著古老的專制主義，並且試圖憑借專制的力量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實現富國強民的夢想，於是將政治權力延伸到了經濟領域。在過去的許多年裡，東亞國家一直把它看作自己的特色，但這實際上意味著東亞國家不但沒有實現政治民主化，而且也沒有實現經濟民主化。
經濟民主化並不排斥政府的干預，排斥的是以政府的意志替代市場主體的意志。經濟民主化是市場配置資源的基本條件，如果這一點做不到，市場便必然遭到踐踏。東亞國家的金融危機和由此引發的更大范圍的危機跡象，已使人們對政府和市場之間的正確關系有了一個較清晰的認識了。在這個問題上，人們早就應該從哈耶克甚至古典經濟學家那裡吸取一些深邃的思想，然而經濟學家和政府都過於重視了各自國家的特殊性，忽視了經濟成長自身的內在邏輯。所以非民主的經濟導致了「欲速不達」，而非民主的經濟背後又是集權政治。但是，想讓政府在政治上變得更明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較短的時間內，民眾的呼籲和政府的自律所能產生的效果，可能只是經濟民主化一定程度的推進，這是東亞國家短期內較為現實的目標。而徹底的經濟民主化，最終要依賴於政治民主化。所以東亞各國民主化的進程還很漫長，其公民和政府都有責任對此進行反思。‖《宏觀經濟研究》（2003年第12期）

⑥ 簡述東亞發展經驗和中國模式，並舉例簡要說明

通過將「中國模式」與「東亞模式」進行比較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都需要實現工業化，需要先進技術和外國投資，從這一方面看，中國的發展道路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存在相似點。但是，中國的實踐仍體現出其自身的特點，從而使中國與其他國家區分開來。這些差異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財富分配、外部競爭力的構建、產業發展政策。中國在這些方面都存在不足。
當前中國正快速發展，成為世界重要的經濟中心，這是很多領域的專家研究和討論的熱點，大家都試圖揭示和總結這一經濟奇跡背後的「中國模式」。
許多觀察家認為，「中國模式」這個詞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說明，中國在改革時期取得經濟飛速發展是其特有經驗。一直以來，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改革之所以能獲得如此的成就主要是因為解放了個人的創造力以及實行了市場自由化和去集中化等，走的是一條從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回到市場經濟的道路。但是除了可觀的GDP數字外，與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不同，中國經濟的獨特成就經受住了一系列國際經濟危機的考驗，這就要求我們考察一下其他觀點的合理性。中國改革的實踐顯然已經體現出某種自己特有的、不重復西方經驗的特徵。
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的香港和台灣等一系列東亞國家和地區取得經濟發展成就的道路經常被視為獨特的和成功的「東亞發展模式」的典範。中國的改革開放與東亞的經驗有什麼關系呢?像馬克斯•韋伯所說的那樣，在地理上，中國屬於東亞的一部分，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也像其鄰國一樣發展迅速。統計表明，這些國家在下列時期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非常相近:中國是1980—2005年，日本是1950—1975年，韓國是1965—1990年。
東亞國家都需要提高對外競爭力，由於缺乏資源，就需要在工業領域實現增長，進而需要先進的技術和外國投資，因此，這些國家的政府有意識地選擇了一些優先支持的特定部門。這項政策是宏觀經濟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日本通產省、韓國經濟企劃院和中國台灣地區的「經建會」的發展計劃中都可以很容易看到，政府在通過推動政策來干預經濟發展。
上述東亞國家和地區推行一系列措施以鼓勵國內投資和提高自身在國外市場的競爭力。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基本建設投資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其政府出台相應法規對此予以支持，從而使私人資本得以迅速形成。此外，在政府采購、利潤用於再投資情況下的減稅、折舊程序和企業利息補貼等方面，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提供了很多優惠。但重要的是，這些國家和地區都對外國直接投資有著嚴格的限制(中國台灣的限製程度稍低)，其目的在於保護本土企業不被外國企業吞並。
金融體系也在幫助企業迅速積累投資，這主要體現為銀行融資和債務在自有資本中占很大比例。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家庭儲蓄盈餘也發揮了很大作用。日本的儲蓄保持在很高水平，政府依靠長期的預算盈餘等政策性手段推動了儲蓄進一步增加。針對外國企業實施的保護政策也提高了本國的競爭力。此外，它們還實行公開的進口替代政策，提供直接或間接的出口補貼，在購買外匯方面實施優惠，使本國貨幣貶值。後來，隨著各項經濟指標的提高，這些政策都逐漸被廢棄了。但是，這是這些國家和地區長達1/4世紀的經濟飛躍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種工業政策是所謂的「東亞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多數人都承認，該政策的第一個範例是二戰後日本的工業化。這一戰略最基本的內容就是，國家利用關稅來限制更強大的外國競爭者。這個戰略也意味著國家管理經濟和實行卡特爾化，同時國家要對金融資源進行戰略分配，這樣一來，國家在社會體系中就占據了主導地位，「發展」成了社會中的立法和組織原則，排擠了民主代議制以及其他的政治和文化原則。在鄧小平時代，中國為了取得發展，也開始試驗性地實施這一戰略。
總體上，雖然關於東亞發展模式存在各種語言的研究文獻，但對於該模式還沒有形成一個公認的定義，不同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其中，韋伯認為這個模式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徵。
1.長期依靠投資的迅速增加、工業潛力的提高和國家的對外競爭力，這體現在國家對工業、貿易和金融政策的干涉上。
2.堅信競爭和競爭性經濟的益處，本國企業盡管獲得了國家的保護和支持，但也必須能夠與本國競爭者對抗，以贏得國內市場。
3.制定即時和理智的平衡預算政策，即使存在預算赤字，也要對抗通脹等。
4.具備如下一系列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前提條件:同根同源的人民、高水平的教育、相對平均的收入(其部分原因是實行了農業改革)、稱職的官僚群體和權威政府。
中國與上述國家和地區的相似之處首先表現在宏觀經濟層面。觀察家們可以一眼看到，中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GDP增長速度是非常接近的，生產要素生產率的總體增長也是一致的。以中國和日本為例。日本在1952—1978年的增長速度與中國在1978—2003年的增長速度同樣都是7.9%。兩國的生產要素生產率也非常接近(分別是3.3%和3%)。中國之所以能夠像上述這些東亞國家和地區一樣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因為它具備了高水平的儲蓄、投資和對外競爭力等要素。中國像日本一樣，發展初期儲蓄水平就很高，後來更是達到了世界罕見的水平。在固定資本規模方面，情況也類似。
中國近些年的儲蓄主要都是企業貢獻的，而在東亞的其他國家和地區，儲蓄主要是由個人貢獻的。政府積極對貸款進行補貼並提供其他便利，但是不負責具體的投資決策。中國大部分的投資都流向了國有企業，更有活力的私人企業反而很難獲得融資，盡管私人企業的資本回報率很高。
中國在出口方面也與東亞模式很相似。20世紀50—60年代，日本在國際市場上積累頭寸的速度驚人，後來韓國和中國台灣也有過類似的經歷，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也開始了這一歷程。同時中國還使用了其他措施，如貨幣貶值，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也這樣做過，但其程度沒有中國那麼高。
中國與這些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相似點還包括相信市場和競爭的作用。當然，中國雖然對國有企業實行「軟預算約束」，但過去一些年，國家還是關閉和合並了許多虧損企業。在一些行業(例如石油、通訊)，中國政府汲取了日本的經驗，在幾個大公司中間建立了「壟斷性的競爭」。從更大的范圍來講，中國的國有企業面臨的競爭也是很殘酷的，因為在改革之初中國就出現了大量的鄉鎮企業，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進一步加深。
但是中國與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並不完全一致。兩者在收入分配領域的對比就很有意思。中國與東亞國家和地區在戰後初期都進行了農業改革，財富分配相對平衡，尤其是中國採取了平均分配的原則。有意思的是，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大部分保持了這一相對平等的分配水平，而中國沒有。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收入分配卻像俄羅斯一樣不公平。現在中國社會的財富分化程度比美國嚴重。這種情況近期也不大可能得到改善，盡管政府一直聲稱要改變這種狀況。
兩者更重要的區別是在對外競爭力和工業政策方面。競爭力對中國政府像對東亞其他政府一樣是其優先考慮的方面，中國使用的許多政策工具都非常類似於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比如高關稅和關稅限制以及國有企業必須完成一定的出口指標等。
但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的出口指導方針卻是完全不同的。日本和韓國認為，制定和推行一些工業部門的單獨發展計劃(「垂直」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中國的工業規劃卻沒有起到那麼重要的作用，盡管一直在制定五年計劃，但是實際上是在同時發展所有的經濟部門。可能這就反映出中國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區別。那些國家和地區明白經濟的發展要有選擇性，而中國大運動式的發展戰略可能出於這樣一種希望，即有了國家的規模效應，可以使所有的領域都得到發展。但是比較優勢的規則適用於所有國家，中國也不例外。中國沒有像其他那些東亞國家和地區一樣有意識地制定出規劃來形成比較優勢。盡管中國的工業獲得了大量的資助，但大部分資助都是投給國有企業的。國有企業很容易獲得國家銀行的貸款、享受稅收優惠以及參與政府采購。
中國不是通過有針對性地鼓勵特定部門或公司的發展來形成外部競爭力，其構建競爭力的舉措缺少計劃性，依靠的是鄉鎮企業和外資企業，而它們在日本和韓國並不是被看重的因素。在中國，外資企業的作用尤其重要。通過效仿香港和台灣的華人企業家的經營管理慣例以及利用沿海省份的廉價勞動力和其他資源，外資企業開始大規模地投資中國。這一政策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政策完全不同。如果說日本、中國台灣和韓國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態度並不是那麼友好，那麼中國則恰恰相反，它在千方百計地吸引外資。比較一下外國投資在各國和地區的投資中所佔的比例就可以看出這種差異，外國投資在日本(1950—1975)全部固定資本投資中所佔份額為0.2%，在中國台灣(1960—1985)和韓國，這個數字分別是2.4%和1.6%，而在中國(1980—2005)，這一比例達到了7.0%。考慮到政府對鄉鎮企業的支持極其有限，因此可以說，在發展私人企業方面，中國政府主要支持了外資企業而不是本國的企業。
因此，中國的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市場力量發展的自然結果，這不同於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當然，我們也要承認，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也選擇了具有針對性的工業政策，當時是要優先發展汽車、石油化工、通信等領域。中國政府對電子工業領域表現出了特別的關注，盡其所能要從外國公司那裡獲得技術。中國為了獲得技術轉讓，最初是與外資共同組建企業，目的是為了培植本國的企業。在汽車配件生產行業，中國也採用了同樣的辦法。但是中國沒有日本的通產省或韓國的經濟企劃院這樣的機構，經濟權力沒有更廣泛地下放到地方政府手裡，這大大削弱了這些措施的效果。任何外資企業在中國都面臨著轉移技術方面的壓力，這與日本和韓國分別「從零開始」創建聚乙烯工業和造船業完全不同。中國的電子產業的發展也是大規模外國投資的結果。
中國的政策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相比更加開放。這不僅涉及外國直接投資，也包括整個商業領域。中國更願意對外開放，還說明了中國模式與東亞模式的另一個重要區別。中國出口擴張型發展取得成功主要歸功於中小型外資企業，當然這些企業主要集中在輕工業部門、勞動密集型商品生產部門，因此，這些企業利用的是中國廉價勞動力等資源。日本和韓國在工業實現飛躍之初卻沒有發展輕工業，而是把發展重工業作為優先事項，中國的發展方向與之相反。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的發展模式不同於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而更類似於東南亞國家。
近些年中國的出口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在盡力擺脫專門從事廉價原材料產品的生產。盡管近些年來中國在機器、高科技產品和電子產品方面的出口大大增加，但是中國在零配件方面的進口也在大大增加，由此可以推測，中國國內進行的主要是外國零部件的組裝，這還是依賴於國內的廉價勞動力。此外，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中國這一出口領域的特點與當時日本和韓國出口機床、汽車和輪船不同。比如，中國製造的電子產品的單價低於韓國、馬來西亞或新加坡相同的產品。當然它們通常都是大規模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的產品。
經濟學家們指出，近些年中國的出口結構越來越類似發達經濟體的出口結構，但是每件產品的銷售價格與經合組織成員國的產品相比都大打折扣。這些都可以說明，中國在經歷了30年的奇跡般發展之後，仍然更像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不是發達國家。
對中國模式和東亞模式的比較研究可以得出一個有點意外的結果:中國模式本身作為東亞發展模式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很多方面不僅沒有像很多中國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所認為的那樣超越後者，反而暴露出了一些弱點。在分析其原因時，有一個情況值得注意，那就是中國模式開始得較晚，它是在全球化在全世界展開時開始的。
還有一個觀點得到廣泛的認可，即使中國人也這樣認為，即中國模式與東亞模式存在很多相似，但它也有很多結構上的缺陷。必須從兩個方面來看待當代中國罕見的經濟增長，一方面是GDP增長體現出來的華麗數字，另一方面是中國的工業化在技術上是有依賴性的。全球化決定了中國要「融入世界」，決定了中國在實現「不完全現代化的工業化」過程中所走的發展道路必然具有依賴性，這對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是如此。這個模式以「市場列寧主義」為基礎，也以與全球資本主義深度一體化為基礎，這就決定了它會在外部銷售市場、原料來源和技術方面受到限制，這在國內則表現為扭曲的發展以及各種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現象。
對中國改革進行上述比較分析後，可以更明顯地展示出中國模式的現實特點。國內外的學者對於這個問題的爭論還會繼續下去，因為中國模式的成敗不僅決定了中國的未來，也決定了本地區和全球范圍的很多問題。

⑦ 東亞經濟發展模式 指的那幾個國家

應該是指從亞洲四小龍（香港，台灣，新加坡，韓國）開始的經濟發展模式吧
這些地區都是以出口為導向，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從而獲得經濟上的騰飛。現在中國沿海乃至內陸大都是以這一模式進行經濟建設

⑧ 東亞模式的含義

對「東亞模式」的解釋不盡一致，大致有以下幾種論點：
1、「東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它是指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戰略或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
2、「東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體制模式」。即認為東亞模式是指近幾十年來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實現經濟現代化的一整套發展措施和體制結構，其最顯著的特色是強力政府具有強烈的經濟建設意識和強大的導向作用。
3、「東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綜合的現代化模式。即認為東亞模式具有許多要點，包括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不斷升級和調整的產業政策，溫和極權主義與市場原則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強有力的政府公營經濟與民營經濟相互合作，以及政府同企業界的密切聯系與協調、技術引進及其特有的企業文化、較高的國民教育水平、倡導文化多元和民族文化的復興等等。
4、「東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模式。即認為東亞工業化地區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它們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儒家傳統是保持東亞工業化地區經濟發展的有決定意義的天生本性。
5、「東亞模式」是「制度模式」。即認為「東亞模式」作為一種制度模式，其特徵表現為：東亞各國、各地區的經濟增長和工業化是它們致力於經濟增長和現代化的政府理性地進行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並有效地予以實施的結果，制度是其經濟增長和工業化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原因。
以上諸多觀點，從不同的視角、層面對東亞的經濟奇跡進行了總結和概括，有些觀點和分析還相當深刻而精闢。筆者認為，這些模式都強調了政府在「東亞模式」中的核心作用，即政府要想盡快趕超發達國家、實現高速增長的發展戰略，就必然要制定一套保證高速增長的制度安排，若想行之有效，要求政府高度理性。當然不可否認，這種政體和相應制度安排下的政府理性和自律是相當脆弱的。從這個角度而言，「東亞模式」必然也是一種制度模式，「制度模式」的說法只不過更多地強調了成功的制度因素而已，其核心還在於權威政府。因為，短期內完成這樣的制度創新，必須依賴於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能夠大規模地調動生產資源用於經濟增長目標。因此，「東亞模式」可以表述為一種制度模式，但最根本的是「強政府」，或者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理性的集權政府。

⑨ 東亞地區的經濟體制是什麼

你好

日本和韓國都是資本主義市場化經濟，中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朝鮮是版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蒙古權1991年變為半社會主義半資本主義國家後，是半市場經濟（這個不確定）。

如果將東亞作為整體的話，它以出口加工的龍頭的對外貿易發展模式為主的，中國、日本兩國分別為世界上第二和第四大的對外貿易國，韓國的對外貿易亦為其支柱產業。由於日本和韓國經濟已經基本定型，在中國經濟轉型前，以對外貿易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不會發生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