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質量的指標

❶ 經濟發展質量包括哪些

一、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所謂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是指所設計的指標體系將數量上的經濟增長視為經濟發展的核心，甚至將經濟增長等同於經濟發展。這一理解經濟發展的方式與我國特定歷史階段的特定經濟發展戰略有緊密關系。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經濟發展處於頹廢邊緣，社會物質財富極度缺乏，面對這一現實，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做出了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定，尤其強調應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這一決定是對我國當時國情的正確判斷，然而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出現了偏差，其最基本的表現是出現生產總值(GDP)崇拜，即認為GDP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意味著經濟發展，只要GDP增長，一切問題即可迎刃而解。
這樣的經濟發展實踐直接影響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故而這種認為經濟增長就是經濟發展，並將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二者混用的現象在學術研究中也屢見不鮮。張風波(1987)在研究交通貨運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時，曾以工業產值作為測度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顯然，工業產值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指標，該文作者將經濟增長等同於經濟發展。同樣，張為付(2008)在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時，以我國凈對外直接投資(NFDI)為因變數，以人均GDP為自變數，實證分析了二者之間的關系。朱翠華和張曉峒(2012)研究經濟發展與環境的關系時，檢驗了人均GDP與3類污染指標之間的關系。
以上三篇文獻有一個共同點，即用單個的指標來表徵經濟發展，但有的學者意識到單個經濟增長指標並不能客觀地描述經濟發展的全貌，因而試圖用一套指標體系即多個指標來衡量經濟發展。即便如此，該指標體系仍然是以經濟增長指標為主。如岳曉燕(2011)在研究15個副省級城市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時，用人均GDP、人均財政收入、地區生產總值增長速度以及第三產業產值比重構建了經濟發展測度指標;聶春霞等(2012)通過模糊分級評價方法對西北五省會的城市環境、經濟與城市協調發展進行評價，認為經濟發展包括人均GDP、年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在崗職工人均工資。以上研究對經濟發展的理解側重於經濟數量上的增長，甚至將GDP作為測度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認為經濟發展就是經濟增長，只要經濟增長，則意味著經濟發展。這樣的理解方式抹殺了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差異，忽視了經濟發展的效率、經濟發展的結構、經濟發展的動力、經濟發展的環境等問題。
二、綜合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注重經濟發展量上的增加，而在實踐中卻出現了有增長無發展的局面。於是，學者們開始關注經濟發展的質量、經濟發展的結構等問題，並將這些問題納入測度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中，構建一種綜合型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這種綜合型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大致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關注經濟發展本身，另外一類是除了關注經濟發展自身外，還關注經濟發展的溢出效應。
在第一類綜合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的文獻中，學者們在構建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時，一般先將經濟發展劃分為幾個維度，然後再從各維度選取合適的指標測量經濟發展。王新華(2011)在研究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時，將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分為四個維度，即經濟總量、經濟結構、經濟效益以及經濟動力，再從這四個維度出發構建了由17指標組成的經濟測度指標體系。戴西超(2005)在研究技術－經濟－社會系統可持續發展協調度時，將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分為三類指標，即總量指標、結構指標以及質量指標。其中總量指標包括GDP、工業總產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進出口貿易總額、第三產業總產值增長率;結構指標包括出口商品工業製成品比重、工業佔GDP比重、第三產業佔GDP比重;質量指標包括國家財政收入佔GDP比重、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工業企業總資產貢獻率、萬元GDP能耗的能源、人均GDP。王愛苓等(2012)以保定市為例，分析了經濟、社會、資源以及環境復合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問題，在研究經濟發展子系統時，選取了三個維度7個指標，分別是經濟總量維度(GDP、人均GDP、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以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經濟結構維度(第三產業產值)、經濟效益維度(全市財政收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車冰清等(2012)對研究江蘇省13個地級市以及52個縣(市)的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進行了研究，他認為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體系包括5個維度(經濟總量、經濟質量、經濟結構、經濟外向性、經濟效益)，23個指標。
以上文獻對經濟發展本身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測度，然而，學者們也發現經濟發展存在外溢效應，如社會福利的增進也是經濟發展的應有之義，因而在理解經濟發展時，這些顯然是應該被測量的因素。因而李鳳梧、池金明(1991)設計我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時，認為該體系包括31個指標，具體為人均GDP、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基尼系數、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城鎮就業率、平均人口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文盲率、農村人口平均收入、城鎮人口平均收入、城鄉人口平均儲蓄、通貨膨脹率、城市人口平均消費水平、農村人口平均消費水平、恩格爾系數、人均生活能源消費量、家電及其他耐用消費品占總消費的比重、農村人均居住面積、城鎮人均居住面積、每千人擁有電話機數量、每千人擁有病床數、農村自來水普及率、人均教育經費、人均訂閱報紙雜志數量、廣播電視覆蓋率、每萬人擁有電影院數量、享受生活救濟人數占應享受人口比重、實行勞動保險職工的比重、養老保險人口比重、撫恤和救濟金占財政收入比重。
在這篇文獻中，對經濟發展的社會福利的偏愛表現的非常明顯。另外，徐徐、賈晶如(2012)在研究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協調性時，將經濟發展子系統定義為4個維度11個指標，具體為經濟實力維度(人均GDP、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經濟活力維度(第三產業貢獻率、人均進出口總額、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生活質量維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人均汽車擁有量)、基礎服務維度(人均境內公路里程、人均用電量、每百萬人口醫生數)。周嫻(2006)認為經濟發展包括人均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方財政收入、人均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恩格爾系數。李永友(2008)在對江蘇省的經濟發展質量進行實證研究時，選用了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增長效率、經濟結構以及社會結構等指標來衡量江蘇省的經濟發展質量;董正信等(2011)選取了社會總需求、產業結構、資源環境、科技進步、民生改善等29個指標研究河北省的經濟發展方式;沈露瑩(2010)從經濟增長、經濟服務、城市功能、自主創新、資源環境、人本等維度構建了包括48個指標的測評體系測評了上海的經濟發展方式。
可見，綜合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是對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改進，擴展和進一步完善了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經濟發展的內涵。
三、生態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改革開放初期，環境問題相對經濟增長的緊迫感而言，顯得並不突出，甚至並不顯見，因而如何使經濟快速增長成為整個國家優先考慮的問題，經濟增長高於一切成為必然結果，因此，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低效率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應運而生，並日益顯示其負面影響，即導致嚴重的生態環境破壞。面對日益嚴重的、全球性的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問題，人類不得不重新選擇經濟發展模式，考慮經濟增長以什麼方式能在環境資源約束下有助於社會福利的進一步增加這一問題①。這種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反思在學術研究中表現為更加關心生態環境，並將生態環境作為測度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早在1984年，何乃維，賁克平提出了生態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分為兩個系統，一個是生態系統，包括光能利用率、森林覆蓋率、能量平衡、有機質含量以及氮素平衡;另一個是經濟系統，包括人口、投入、產出以及純收入。國家環保總局也於2003年5月發布了《生態縣、生態市、生態省建設指標(試行)》，該文件提出了生態省的評價標准，其中經濟發展指標有6項，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人均財政收入、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環保產業比重以及第三產業比重。
為進一步強調生態環境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引導經濟健康發展，學者們特別提出了「低碳經濟」概念。葉依常，黃明鳳(2011)認為低碳經濟是一種碳生產率與人文發展彼此協調的經濟形態，因此低碳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既包括碳生產率指標，又包括人文發展指標，基於這樣的理解，文中構建了低碳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並採用因子分析法對每個指標賦值，具體包括9個指標: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人均碳排放、GDP、產業結構比例、碳生產率、非碳能源比重、低碳政策、碳能源排放系數、森林覆蓋率。此外，付加鋒等(2010)構建了包括低碳資源、低碳環境、低碳消費、低碳產出以及低碳政策五個緯度14個具體指標的低碳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馮碧梅(2011)建立了由總體層、系統層、狀態層、變數層以及要素層5個層次組成的低碳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具體包括24個指標，其中，系統層由產業生態系統、自然生態系統和人文生態系統構成。庄貴陽、潘家華、朱守先(2011)構建了包括低碳資源、低碳產出、低碳消費以及低碳政策四個維度的衡量指標。
與此同時，學者們認為發展循環經濟也是保護生態的重要途徑，循環經濟也是生態經濟的重要內容。王志憲等(2006)設計了循環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其中包括4大系統，25項具體指標，具體包括減量化系統(萬元GDP能耗、萬元工業增加值水耗、萬元GDP二氧化硫(SO2)排放量、萬元工業增加值工業固體廢物生產量、農葯施用強度、化肥使用強度、人均生活垃圾生產量)、再循環再利用系統(工業廢水處理回用率、工業重復用水率、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廢舊物資綜合利用率、農用薄膜回收率、秸稈綜合利用率)、社會經濟系統系統(人均GDP、居民恩格爾系數、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生態環境建設系統(環保投入佔GDP的比例、清潔能源利用率、工業廢氣凈化處理率、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率、城市污水集中處理率、城市氣化率、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城市雜訊達標區覆蓋率)。
章波(2005)構建了南通市循環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包括5個維度，12個指標，具體是經濟社會發展維度(人均GDP、職工平均工資)、資源減量投入維度(萬元GDP能耗、萬元GDP耗電量、萬元農業產值化學用品強度、單位土地面積GDP)、污染減量排放維度(萬元工業產值廢氣排放量、工業廢氣達標排放率、萬元工業產值廢水排放量、單位COD的GDP)、資源再利用維度(「三廢」綜合利用產值占工業產值比)、生態環境質量維度(環保投資額佔GDP比例)。生態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不僅關注經濟增長、經濟結構、經濟發展的社會福利等方面，而且關注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試圖用更多的環保理念來充實對經濟發展的理解，這是經濟發展實踐的必然，也是經濟發展理論對社會現實的回應。
四、可持續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經濟發展過程中伴隨著自然資源的消耗，而部分重要的自然資源又屬於非再生資源，因此，目前以過渡的資源消耗來促進經濟發展則可能剝奪後代享受資源的權力，為保證代際公平，學者們提出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理念。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源於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年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前的需要，又不能損害後代需求的發展模式」。那麼經濟可持續型發展則可以定義為在一定資源基礎上取得盡可能多的當代經濟福利的同時，能保證後代人所得的經濟福利不小於當代人所享受的經濟福利。可持續經濟發展理念與生態型經濟發展理念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比如對污染的控制，對環境的關注，但可持續型經濟發展不簡單的等同於生態化或環境保護，它還包括資源的代際分配等問題。
經濟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提出，在學術研究中也得到積極回應，具體表現在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上。楊文進(2000)根據對可持續型經濟發展的理解，構建了靜態可持續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和動態可持續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其中靜態可持續經濟發展水平的表達式為:式(1)中，Y為靜態可持續經濟發展水平，GDP為國內生產總值，W為經濟活動中的各種非市場外部經濟，N為未市場化的各種收入或收益，C為傳統上的物質資本耗費，L為非正常消費補償外的人力資本耗費，S為自然資源及土地損耗，V為生態環境損耗，M為生產過程中的社會性外部不經濟後果，R為生態資本的恢復成本或防止生態資本損失而採取保護措施等方面的開支;式(2)中Yt為動態的可持續經濟發展水平，i為資本組合所具有的增值率，C''''為物質資本，L''''為人力資本，S''''為自然資本，V''''為環境資本。該文獻從理論上構建了可持續經濟發展的衡量指標，考慮問題比較全面，但從實際操作來講，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比如N為未市場化的收入，這部分則很難計算，因而作為測度指標還需要進一步的量化。
另外，郝曉輝(1996)年構建了我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其中經濟可持續發展指標包括就業結構、單位國民生產總值(GNP)廢氣排放、單位GNP木材消耗、單位GNP水耗、單位GNP能耗、單位GNP其他資源消耗、每億元工業產值能耗、人口城市化水平、環保投資及佔GNP比重、第一、二、三產業產值分別佔GNP比重、人均GNP及變化率、GNP變化率，一共13個指標。毛漢英(1996)也根據指標體系建立的基本原則，結合山東省實際省況，構建了山東省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並對該指標體系採用層次分析法對各指標賦權。其中經濟發展指標包括GDP年均增長率、工業銷售收入年均增長率、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經濟密度、單位GDP的資金投入、單位GDP的勞動投入、單位GDP消耗的能源數量、單位GDP消耗的原材料數量、單位GDP消耗的水資源數量、單位GDP產生的污染物數量、三次產業結構、全員社會勞動生產率、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生產率、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資金利稅率、產值利稅率、固定資產產值率。這兩套指標體系比較接近，在經濟增長、經濟效率、產業結構、能耗等方面都有涉及，與第一套指標體系比較，理論支撐稍顯薄弱，但操作性較強。此外，國家統計局與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也提出了我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其中經濟可持續發展有38個。可見，可持續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構建是基於對以往經濟發展經驗的總結以及對未來經濟發展的展望基礎上提出的，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這種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使經濟發展有了更多新內涵。
五、研究結論與研究展望
已有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的研究客觀的反映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對深入理解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當然，經濟發展還會在實踐中不斷被調整，這也意味著對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的理解也將隨之不斷深化。
(一)研究結論
已有研究對經濟發展問題從測度指標的角度予以了較多的關注，這些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闡釋了學者對經濟發展的認識和理解，將這些理解有機綜合起來，由此形成對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更加全面和清晰的認識。第一，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是一個變遷的體系。經濟發展具有時代性，在不同時刻，不同發展階段，經濟發展的內涵與外延都會發生變化，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側重點也會改變。從文獻可知，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學者們對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建構專注於經濟發展量上的增長，隨後，開始關注經濟發展的質量、結構等問題。隨著經濟進一步的發展，環境問題以及代際公平問題凸顯，學者們對經濟發展的理解又更進一層，其測度指標開始關注經濟外溢效應以及可持續性。可以顯見的是，即使現今認為比較合理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都有可能不斷的被修正，從而走向更加合理。
第二，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是一個復合的體系。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很難用單一指標進行描述，已有文獻中，除了3篇文獻用1個指標對經濟發展進行測度外，剩餘均是用4－48個不等的指標體系對經濟發展的各個側面盡可能進行比較全面的描述。隨著學術界對經濟發展認識的不斷深入以及經濟發展實踐經驗的不斷積累，日後的經濟發展概念將注入了更多新的內涵，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復合性也將越來越強。第三，經濟增長指標是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基本要素。已有文獻中，經濟發展測度指標不僅數量差異大，而且指標內容差異也比較明顯，但有一點非常明確，即經濟增長指標是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即所有的文獻中除了一篇文獻用工業產值測度經濟發展外，其餘均包含GDP或人均GDP這一指標，而工業產值、GDP或者人均GDP均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測度指標，可見經濟增長指標是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基本要素在已有文獻中形成了共識。
當然，以定量的方式研究社會科學是學術研究中的新潮流，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問題。對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研究亦是如此，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已有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存在明顯的異質性，這種異質性表現在測度指標提的數量和內容上。就數量而言，不同文獻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個數在1－48個之間，數量跨度較大;就內容而言，測度指標更是千姿百態，即使是在特定的階段、關注同樣的問題，如低碳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不同的指標體系之間也會表現出較大的差異。這種異質性使研究的問題很難形成成熟的結論，一般而言，比較成熟的研究領域的一個基本特徵即是對研究問題在學者中能形成比較統一的意見。二是建構指標體系的規范性不容樂觀。從定量研究方法上來講，指標體系的建構應遵循一定的程序，大致包括指標的理論篩選、實證遴選、指標賦權以及指標體系的信度與效度檢驗。本文對所引用的25篇文獻的規范性做了簡單的統計，結果表明:只有10篇文獻的指標有理論支撐;只有4篇文章有指標的遴選方法，並且只有1篇採用模糊關聯度方法進行實證遴選，其餘3篇採用了主觀遴選方法，如德爾菲、專家咨詢等;只有14篇文獻採用層次分析法等為指標進行了賦權;沒有任何文獻對指標體系進行信度與效度的檢驗。顯然，研究的規范性對科學的研究結論至關重要，反之研究結論的科學性將受到質疑。
(二)研究展望
追溯起來，亞當•斯密應該是第一位系統研究經濟發展的學者，他於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是第一部關於經濟發展的著作，但是，真正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經濟發展問題以及發展過程展開系統研究的實際不超過50年②。面對一個如此重要且研究稍顯薄弱的領域，日後的研究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用發展的眼光研究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因為經濟發展是一個變遷的概念，外部環境的變化以及發展經驗的積累都會改變對經濟發展問題的認識。為此，應密切關注經濟發展實踐，總結經濟發展經驗，預測經濟發展趨勢，在此基礎上構建合理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其次，注意經濟發展系統與其他系統之間的關聯，在密切關注經濟發展的外溢效應同時，還可以從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經濟發展與環境發展、經濟與文化發展等角度理解經濟發展的變化並構建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再次，在研究前盡可能的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汲其精華，去其糟粕，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研究，這樣避免研究的重復，更重要的是這樣有利於學者們在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問題上形成較一致的意見。最後，在建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時恪守研究規范。研究規范是保證研究結論科學性的重要保障，定量研究中更是如此。因此，在研究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時應嚴格按照指標體系建構的方法(指標遴選方法及指標賦權方法等)和程序(指標的理論遴選、實證遴選、指標賦權以及指標體系的信度與效度檢驗等)構建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

❷ 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

衡量經濟增長的主要指標是GDP。它對反映經濟增長的狀況和程度是有意義的，但有兩個缺陷：一是不能反映社會問題及其變化狀態，比如社會保障問題，甚至還會掩蓋收入分配差距這樣的重要社會問題；二是不能反映經濟增長的成本，特別是資源消耗和對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

❸ 衡量經濟發展狀況的主要指標有哪些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可以由多方面的指標來衡量，一般適用較多版的是人均GDP、人均能權源消費、農村人口比重、人口預期壽命、新生嬰兒死亡率、識字率等。不同的組織還制定指標來衡量各種制度環境。 其中，比如「人口預期壽命」、「新生嬰兒死亡率」能比較合理的反應出一個國家的人民生活水平狀況，是廣泛適用的衡量發展水平的指標。

❹ 經濟社會發展指標是什麼

十一五規劃《綱要》描述了九個方面的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全篇定量的指標一共有39個，其中最主要的指標是在第三章的專欄二，一共有22個指標。這22個指標非常有特點，反映經濟增長的只有2個，反映經濟結構的有4個，反映人口、資源、環境的有8個，反映公共服務和人民生活的有8個。
指標設計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和「五個統籌」的要求。在這個指標體系中，最主要的、最有代表性的是兩方面的指標。
一個是經濟增長速度，GDP年均要增長7.5％，這是一個反映產出的指標，就是經過5年的努力，綜合實力能夠達到什麼程度，國民經濟這塊蛋糕能做多大。
第二方面的指標就是能源消耗和減排指標。這個指標反映了投入方面的情況，就是要衡量經濟總量增長了，在資源和環境上付出了多大代價，代價是大還是小？我們不能因為今天增長了，明天要為今天的增長付出更大的代價，這樣的增長就不是真實的增長，甚至可能是負增長。只有既考慮產出，又考慮投入，才能綜合地看出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把指標分為預期性和約束性是歷次規劃中的首次。所謂預期性指標，就是國家期望的發展目標，主要依靠市場主體的自主行為來實現。政府幹什麼呢？政府就是要創造一個好的宏觀環境、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使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能夠發揮得更好。
約束性指標，就是在預期性指標基礎上，強化了政府必須履行的職責，是政府必須實現、必須完成的指標種區分可以更好地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劃的定位，有利於分清政府和市場的職責，有利於強化政府在公共服務和涉及公共利益領域需要履行的職責，有利於規劃的可操作性，也有利於建立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績效考核和政績考核體系。對政府必須履行職責的領域，比如說能源消耗要降低、污染排放要減少、耕地保有量不能突破、社會保障覆蓋率要提高等，屬於政府職責的硬指標，必須進行考核，這樣做可以避免盲目地追求GDP，簡單地追求增長速度。

❺ 經濟發展水平的經濟發展水平指標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水平，可以從其規模(存量)和速度(增量)兩個版方面來進行測量權。所謂「經濟規模測量」是指對一個國家在特定時間范圍里能夠生產出來的財富總量，包括從基本的生活用品到復雜的生產資料，再到各種文化和精神產品等財富的總量。在對經濟規模的 測量中最常用的指標是「國內生產總值」(GDP)，它綜合性地代表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所生產的財富(物品和服務)的總和。此外，對經濟規模的測 量又分為對絕對規模和相對規模的測量。絕對規模只是測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特定時期內的GDP總量，而不論這一規模的GDP是多少勞動力創造出來的。而相對規模指標則要關心一個國家的人口(或勞動力數量)與其GDP總量之間的關系。在相對規模指標中，最常用的是「人均GDP」指標。在經濟發展速度方面，最常用的指標是「GDP年增長率」。

❻ 衡量經濟增長質量指標是什麼

質量指標是一個很廣泛的綜合概念,有多方面,包括人民生活水平,就業,物價,環境等等.

❼ 衡量一個企業的經濟運行質量的指標包括哪些

銷售毛利率
銷售利潤率
總資產周轉率
流動資產周轉率
存貨周轉率
應收賬款周轉率
這些是經營指標，衡量企業經營狀況

資產負債率
流動比率
速動比率
利息保障倍數
凈資產收益率
總資產利潤率
這些是財務狀況指標，衡量償債能力

❽ 經濟指標有哪些

經濟指標有生產要素和生活條件指標體系、社會生產成果指標體系、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指標體系、國民收入的最終使用指標體系、社會產品實物的流通和消費指標體系和人民生活指標體系。

「實現增長、物價、就業、收入、環保多重目標協調發展」包含的理念與實踐，投射出政府的施政思路，勾勒出推進中國經濟轉型的軌跡，也顯示了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追求「更有含金量」增長的決心和信念。

(8)經濟發展質量的指標擴展閱讀

經濟指標體系既有實物量的又有價值量的，兩套指標體系應該各自綜合平衡並相互對應。為了考核經濟效益和實際管理的需要，還應該按性質、時間、空間等因素層層細分和補充，成為各種互相獨立而又互相聯系的指標體系。

隨著生產關系和經濟結構的變革,科學技術的發展,科學技術研究成果的推廣應用，國際經濟聯系的擴展，新的經濟范疇和經濟指標不斷涌現，使經濟指標更加系統化、程序化，以同現代計算技術相適應。

❾ 國民經濟增長的七大指標是什麼

一、 關於主要指標

國民經濟指標非常多，僅《中國統計年鑒》中發布的統計指標就有數千個。就宏觀經濟指標來說，至今國際上也沒有一個完全統一的宏觀調控指標體系。經過長期探索，並借鑒一些國家的經驗，黨的十六大確定了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是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這里重點報告一下這四大指標。

（一）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是衡量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是一個寬泛、綜合的概念，是國力增強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體現。所以，幾乎所有國家都把經濟增長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

考察經濟增長的最常用指標是國內生產總值（GDP）及其增長速度。GDP代表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和個人在一定時期內全部生產活動（包括貨物和服務）的最終成果，是社會總產品價值扣除了中間投入價值後的余額，也就是當期新創造財富（包括有形和無形）的價值總量。國內生產總值是對一國總體經濟運行表現作出的概括性衡量，具有國際可比性，是聯合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中最重要的總量指標，為世界各國廣泛使用並作國際比較。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把GDP稱作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GDP核算有三種方法：一是生產法，由一二三產業增加值的總和來表示，各產業增加值的計算方法是各產業總產值減去中間消耗；二是收入法，用勞動者（個人）收入、國家稅收（含規費）、企業利潤和折舊的總和來核算；三是支出法，用居民消費、政府消費、固定資本形成、存貨增加、凈出口幾項的總和來核算。實際上，任何國家的核算結果都不可能絕對准確地反映實際情況。但只要按照科學的態度去做，核算出的GDP及其增長率是可以基本反映總體經濟增長水平和發展趨勢的。

GDP是考察宏觀經濟的重要指標，但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並不是萬能的。一是它不能反映社會成本，二是不能反映經濟增長的方式和為此付出的代價，三是不能反映經濟增長的效率、效益和質量，四是不能反映社會財富的總積累，五是不能衡量社會分配和社會公正。如果只注重經濟總量和速度的增長，而不顧資源損失、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就有可能造成經濟增長了，而人民生活質量卻下降了的局面，甚至經濟本身也不可能持續增長。因此，我們應該採取科學的態度對待GDP。既需要高度重視它，卻又不能片面地去追求其增長速度。

很多人都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就是我國各地區GDP的匯總數比國家核算的GDP數要大。從2000到2003年，各省區市核算的GDP增長速度的平均數，比國家統計局核算的全國數分別高出1.7、2.0、2.6和2.8個百分點，差距呈逐年擴大趨勢。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價格因素。以前地方統計工業產品大多使用1990年不變價，而十幾年來工業產品的結構和內涵已發生很大變化，國家統計局在核算時考慮了這些因素，做了適當調整。經國務院同意，國家統計局決定從今年起全國和各地區工業和農業不變價增加值一律採用價格指數縮減法計算，以解決這一問題。二是跨地區的人員、物資、資金流動規模越來越大，在地區核算中是難以區分的，往往出現重復計算的問題。跨地區的大公司（企業集團），其總公司和分公司的經營活動在地區核算中也容易產生重復統計的現象。三是統計方法不同。如年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下的非國有工業企業，很多地區還沿用全面報表數據進行統計。國家統計局對規模以下工業則是通過直屬企調隊抽樣調查資料進行計算的。四是統計制度不健全。目前，我國的統計網路還不能完全覆蓋第三產業的各個方面。由於第三產業統計領域的薄弱，為地區調整核算留下了很大的空間，往往「總量不夠三產湊」。五是受年初預期目標的影晌。各級政府制訂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往往自上而下層層加碼，於是統計數據就相應層層加「水」。多年來的數據顯示，各省區市匯總GDP增長率高於全國核算數2個百分點左右，而省內各地市匯總的增長率又高於省級核算數2個百分點左右，各縣級匯總的增長率又高於市級核算數1～2個百分點。六是思想認識有偏差。有的地方按GDP增長率等指標排隊，統計數據成了基層幹部的「政績單」，上報數字時往往左顧右盼，相互攀比，甚至不惜弄虛作假。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改革統計體制，加強基礎工作，改進統計方法。比如，可以借鑒國外經驗，實行GDP下算一級的辦法。美國、德國、義大利等許多國家，各州、省都不進行本地區GDP的核算，而是由國家統計部門統一核算後分解到各地區。省對地市也下算一級。同時，國家統計局正在從數據採集、方法制度以及信息發布等各個環節積極推進GDP核算制度的改革。

另外，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國家統計局正在積極開展綠色GDP的研究。綠色GDP是在傳統GDP數量的基礎上，扣除或增加環境、資源和生態變化的價值量因素。但具體核算非常困難，至今還沒有一個國家真正實施，都處於研究階段。去年，國家統計局已經會同有關部委、科研部門、大專院校等單位，就綠色GDP問題開展課題研究。作為一個過渡性措施，我們在2003年統計公報中已設立了一個「衛星賬戶」指標體系，即在公布GDP數據等各項指標的同時，把環境、資源、生態等的變化情況單列出來，由此可以看出為實現經濟增長在這些方面付出的代價，以警示世人；或者反映出在這些方面取得的成果，以激勵大家。

（二）就業

就業狀況通常用失業率來衡量。目前我國主要使用城鎮登記失業率來反映。2003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3％。城鎮登記失業率指標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完全反映就業情況。比如，外來勞動力中的失業人員、不願進行登記的失業人員和已經登記失業但實際處於隱性就業的人員還不能得到完全反映。所以，還需要按國際通用做法建立勞動力調查制度，通過科學設計調查方案，採取抽樣調查的辦法，獲得調查失業率數據。對此，國家統計局作了長期探索，並在部分地區作了試點。從幾年的試點情況看，調查數據可以基本反映我國勞動力就業情況，為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提供有關依據。2000年人口普查的直接調查失業率為7.12%，據今年5月對48萬個樣本量調查，與國際同口徑的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5%（未公布），比登記失業率高一些。最近，統計局已與發改委、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聯名就建立勞動力調查制度問題向國務院提交了報告，制定了具體實施方案，技術准備已完成，一經批准很快就可以在全國城鎮開展調查失業率的統計工作。為滿足有關部門用於失業保險金的發放和對特殊困難群體提供就業幫助的需要，登記失業率統計還將繼續保留。

（三）價格

目前，我國從生產、建設領域到流通、消費領域，已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價格指數體系。主要有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農業生產價格指數、工業品價格指數（包括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和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房地產價格指數和商品零售價格指數等。

這里僅以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為代表作一說明。該指數反映城鄉居民購買消費品和服務項目價格水平的變動情況，是分析和制定貨幣政策、價格政策、居民消費政策、工資政策以及進行國民經濟核算的一個重要依據。按國際慣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還是反映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程度的重要指標。我國居民消費價格的調查范圍是城鄉居民日常生活消費的全部商品和服務項目，主要包括食品、煙酒及用品、衣著、家庭設備及用品、醫療保健、交通和通信、娛樂教育和文化用品、居住等八大類。根據全國550個市縣、近12萬戶城鄉居民家庭（其中城市5萬戶、農村7萬戶）的消費支出資料，並結合相關市場資料，從中選取了251個基本分類、約700個品種、120萬個以上價格，作為經常性調查項目，並計算其相應的權數和指數。具體是由國家統計局直屬的全國調查系統以定時、定點、定人的直接調查方式採集數據的。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變化，消費品類的權數已由1995年的91.0%下降到2004年的76.64%，其中糧食的權數相應由6.37%降到3.12%；而服務類的權數則由1995年的9.0%上升到2004年的23.36%。我國選用的品種數、調查價格數、調查地區數都比西方國家多，計算方法也採用了國際通用的鏈式拉氏公式。經國際專家嚴格論證，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工業品價格指數已登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全球數據通用公布系統（GDDS）網站，因此不僅具有法定的權威性，而且方法是科學的，結果也是可信的。

（四）國際收支

國際收支是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商品、服務貿易和資本流動的結果。實現國際收支基本平衡是保持國家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條件之一。在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快的形勢下，維持國際收支平衡對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增長更有重要意義。當然，適度的順差或逆差是允許的。

國際收支平衡由經常項目（主要是貨物和服務進出口，生產經營要素收入）、資本項目和統計誤差三個部分組成。

由於國際收支表一般比較滯後，我國在月度、季度分析中經常通過進出口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以及國家外匯儲備等情況來觀察國際收支狀況的變化。
(五)固定資產投資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城鎮固定資產投資，通過全面報表層層上報匯總得出，按月公布。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是今年開始採用的新口徑，與原來的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固定資產投資相比，增加了城鎮集體、私營個體投資以及城鎮工礦區私人建房的投資。目前（2004年一季度）約佔到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80%。二是農村固定資產投資，採用抽樣調查方法取得，只有季度數據。所以，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只有季度數據。固定資產投資額不能等同於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是GDP核算中的數據，要在固定資產投資額中扣除土地購置費、舊建築和舊設備的購置費等項目，因為這些不屬當期新增財富。同時，還要加上商品房銷售增值等項目。

（六）工業增加值

分為兩個部分,一是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二是規模以下工業增加值。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是指全部國有工業企業及年產品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上的非國有工業企業實現的增加值,是通過全面報表取得的，為月度公布指標。規模以下工業增加值是年產品銷售收入低於500萬元的非國有工業企業的增加值,是採用抽樣調查取得的，為季度公布指標。目前（2004年一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占總的工業增加值約近70%。

（七）居民收入

通常分別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來表示。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指農村住戶人均當年從各個來源得到的總收入相應地扣除了家庭經營費用支出、稅費、生產性固定資產折舊、贈送農村外部親友等支出費用後的收入總和，反映農村居民的實際收入情況。在季度調查中，只有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指標，它與人均純收入的區別在於沒有包括實物性收入，沒有扣除相應的生產費用支出。社會上常有人反映統計局發布的居民收入數與他們自身的情況差別很大，於是批評統計部門數據不真實。而我們公布的是全國平均數，具體個人一般是難以完全對號入座的。平均數也確實掩蓋了收入分配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