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發展的經濟產物有什麼

⑴ 羅馬帝國出現繁榮時期的原因有哪些

繁榮原因：
公元一、二世紀，隨著統一帝國的鞏固，隨著奴隸制生產內關系的調整以及奴隸容生活水平和法律地位的提高，羅馬的社會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達到了空前的繁榮。 羅馬帝國的繁榮，就是以城市資產者的興旺為基礎的

帝國初葉，帝國政局的穩定，帝國境內的有秩序與和平以及土地私有制原則的確立，國家對土地私有者的「有限」保護和自治市的大量出現。當然，部分自由民鄙視勞動和不願務農的傾向，也促進了大地產的發展。 義大利本土的農業雖因各種原因開始趨於衰落，但各行省的農業卻發展迅速。

帝國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物質條件，促使工商業有較突出的發展。相對和平的政治氣氛，首先有利於各地的交往。在全帝國境內各族居民均可自由旅行，從幼發拉底到泰吾士河無需任何護照，商貿往來皆很方便。 除客觀條件外，社會各階層對工商業態度的改變也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元首和出身騎士階層的新官僚階級已不像舊元老貴族那樣對工商業不屑一顧，他們都很關心經濟利益，於是工商業也得到了長足發展。

⑵ 羅馬帝國時期，古羅馬經濟體制的運作和限制。謝謝~

農業經濟結構
羅馬從最初人口就相當大，但是土地相對狹小，滿足不了耕版作的需求。
人們為了權獲得耕地，走上了戰爭擴張的道路，這是羅馬擴張的動力。
這也使得羅馬的擴張與公民的利益聯系了起來，使得每一個公民都會盡力支持戰爭。

⑶ 東西羅馬有哪些不同的發展

東西羅馬代表東西歐，其宗教和歷史發展都不一樣，自然都影響著代表性的建築物——教堂建築的發展，因此東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在形制上、結構上、藝術上以及在技術上的發展都不一樣，代表著兩個不同的建築體系。

⑷ 古羅馬時期的政冶,經濟,思想

概述：古羅馬指從公元前9世紀初在義大利半島（即亞平寧半島）中部興起的文明，歷羅馬王政時代。公元前509年羅馬建立了共和國，逐步征服了義大利半島。公元前3世紀至前2世紀，羅馬為爭奪地中海霸權，掠奪資源與奴隸，同地中海西部強國迦太基進行了三次戰爭，史稱布匿戰爭。公元前2世紀，羅馬成為地中海霸主。到公元1世紀前後擴張成為橫跨歐洲、亞洲、非洲稱霸地中海的龐大羅馬帝國。到公元395年，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部。西羅馬帝國亡於476年。而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廷帝國）則在1453年被奧斯曼帝國所滅。它與秦漢時期的的中國一樣，是古代世界強大的帝國之一。安東尼王朝皇帝圖拉真（公元98年-117年）在位時，羅馬帝國版圖達到最大，經濟空前繁榮，西起西班牙、不列顛，東到幼發拉底河上游、南自非洲北部，北達萊茵河與多瑙河一帶，地中海成為帝國的內海。經濟古羅馬經濟工商業發達，奴隸制經濟繁榮。早期羅馬的經濟似於希臘的。可在帝國時期，由於對外征戰，獲得大量奴隸，他們流入羅馬，大批地投入勞動，出現了奴隸經濟，它對自由民經濟構成了競爭；隨著奴隸勞動的擴大，奴隸成為了社會的基礎，羅馬的大地產大規模地使用奴隸，在工業中奴隸勞動也占重要地位，奴隸之所以被如此廣泛地使用，一來是由於奴隸的來源源源不斷，二來是由於使用奴隸勞動比使用自由民勞動更為有利可圖，因為奴隸可以被不停地驅使去勞動，價格又便宜，而且他們不用服軍役。這樣，大規模的奴隸勞動就出現了。它具有極大的競爭性，嚴重地排斥著小農經濟。我們看到了羅馬經濟的繁榮，實為奴隸經濟的繁榮，在這段時期內，它表現得非常具有「經濟性」；與此同時，小農勞動由於無法與之競爭，獨立的小農被逼得走投無路，他們抵押了部分，甚至是全部的土地遷往別處，或者流落在城市中做城市流氓無產者。農民破產，農業開始衰敗，整個帝國的經濟基礎被破壞了。羅馬的征戰結束了，奴隸來源不在廣泛，價格上升，而且奴隸表現得更為不具有積極性；同時整個帝國的產品市場不再存在，這時，奴隸制經濟不再有利可圖了，而農業基礎又破壞了，帝國無可奈何地衰落下去了。帝國統治者此時想挽救它的農業了，於是將大土地分成了小塊的土地讓農民去耕作，不許他們流動，希望能穩定稅收和剝削。這些耕作者成為了農奴或隸農，於是「自由的人只剩下無產者、乞丐和強盜」。但是這並未能改變現實，羅馬終於還是為人所滅。政治公元前753年，傳說中的羅莫路斯始建羅馬城。公元476年，最後一個皇帝羅慕洛。奧古斯都被廢，西羅馬帝國覆滅。在這延續千年的歷史長卷中，羅馬，從最初義大利中部的小小城邦，繼而征服整個義大利，並最終建立了雄跨歐、亞、非的偉大帝國，創造了古羅馬帝國的不朽傳奇。它所依靠的不僅僅是驍勇善戰的羅馬將士，古羅馬的政治制度也功不可沒。首先讓我們來聽一聽史學家們對古羅馬政治制度的評價：「羅馬政府是個集貴族政治、寡頭政治和民主成分於一體的奇特混合物。」――威廉·麥克尼爾「它超越了城邦制狹隘的政治框架，創立了一個將地中海世界的不同國家合為一體的世界國家。」――馬文·佩里在漫長的歷史中，古羅馬的政治制度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帝國擴張的現實需要政體改革，而不斷革新的政體也鞏固和促進了帝國的發展。一般來說，古羅馬的歷史分為王政時代、共和時代和帝國時代，這三個階段的政治制度亦各有千秋。王政時代的羅馬實行的是「軍事民主制」：（1）勒克斯（王，rex），他是軍事首領、最高審判官和最高祭司，要注意的是王沒有行政方面的權力；（2）庫里亞大會（民眾大會），由全體氏族成年男子參加，有權決定本氏族的一切重大問題。（3）元老院（長老議事會），相當於庫里亞大會的預決機構；可見，王政朝代的羅馬政體非常簡單，是一種原始的共和體制，類似於我國黃帝時代的部落聯盟制。實事上，部落聯盟的確是當時羅馬社會的真實寫照。雖然羅馬城已經建立，但是羅馬仍處於父系氏族社會，版圖也只局限有第伯河下游的小小區域。因此這種簡單而扁平化的政體完全可以滿足那時的社會需要。然而，隨著階級社會的產生和發展，羅馬的奴隸主貴族們不再滿足於相對平等的民主制，進而想要獲取特權，寡頭政治應運而生。在共和時代，執政官不但擁有最高軍事，而且有最高行政權力，雖然執政官司由選舉產生，但多數被貴族把持。區分階級的森都利亞民眾大會取代了原來的庫里亞大會，大會的實權由貴族掌握。由此可見，所謂的共和制實質上是少數貴族專政的寡頭政體。寡頭政體既滿足了貴族獲取特權的野心，又進一步刺激他們想要在更大的范圍內擁有特權，獲得更多的物質利益，最好的方法便是擴大版圖。另一方面，貴族集權的專政也為軍事擴張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證，羅馬軍隊根據寡頭的意志東征西討，不斷擴展疆域，最終建立了雄霸地中海的羅馬帝國。思想羅馬奴隸制度時代奴隸主階級的經濟思想。古羅馬從公元前8～前6世紀之間從原始公社制度過渡到奴隸制度，公元前5～前3世紀是羅馬奴隸制度形成時期。從公元前 264年開始，經過長期戰爭，征服了希臘以及地中海沿岸國家。在公元前1世紀和公元1世紀之間，羅馬成為規模最大的奴隸主國家，公元 476年，西羅馬帝國在革命和蠻族的打擊之下覆滅。 同古希臘奴隸制度的基本特點相同，古羅馬也是典型的奴隸制社會。古羅馬在經濟思想上並沒有什麼直接的建樹，它是靠武力侵略發展程度較高的古希臘等國家而形成奴隸制帝國。古羅馬統治階級力圖用法律和政治來證明羅馬帝國的合法性，並用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所以,古羅馬在政治和法律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法律中包含的經濟思想對後來經濟思想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古羅馬的經濟思想散見於法學家、哲學家和農學家的著作中。 法學家的經濟思想 羅馬法學家在雅典思想家的自然觀念的影響之下創立了自然法學說，認為自然法是一切規則的總和,它出自萬物的本性,支配萬物的行為。他們利用自然法證明奴隸制度符合事物的本性，因而是自然的合理的。 羅馬法學家所制訂的經濟關系的法律，直接體現了羅馬奴隸主的經濟思想。他們論證私有財產擁有不可侵犯的權利，把人分為自由民和奴隸是不可動搖的。他們對於把奴隸列入物品的范疇並不表示任何懷疑。羅馬奴隸制興盛時代，商品貨幣關系已相當發達。羅馬法學家研究了商品生產者的各種關系，諸如買賣、借貸、債務、契約和其他義務，承認個人地位，保障簽訂契約的自由，確認債權者有役使債務者的權利。羅馬法學家確認個人地位、保障契約自由等思想對後來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產生了重要影響。羅馬法學家認為，貨幣是為便利交換而產生的，貨幣產生後，貨幣本身也成為具有價值的交換物品。古羅馬初期法律禁止借貸取利。《十二銅表法》產生後才有利率的規定，但仍禁止重利。隨著借貸資本的發展，法律上規定的利率成為空文，利率完全取決於市場上借貸資本的供求情況。 哲學家的經濟思想 古羅馬哲學家大多生活在羅馬奴隸制走向衰落的時期，他們的經濟思想反映了這一歷史時期羅馬社會的特點。西塞羅（公元前 106～前43）時代高利貸和商業已非常盛行，成為當時羅馬統治階級的致富源泉。因此,西塞羅雖然也頌揚大土地所有制,但他並不否定大商業，甚至認為大商業優於小商業。老普林尼（公元23～79）看到奴隸的勞動生產率極為低下，預言奴隸制大庄園將斷送羅馬和整個義大利。斯多葛學派哲學家塞涅卡（一譯辛尼加，約公元前 4～公元65）則從宗教倫理方面責難奴隸制。他認為，人是生而平等的，人之所以不平等是社會造成的，因此一切人在上帝面前和道義上是有同等價值的。唯物論哲學家盧克萊修（前99～前55）把社會發展看成是連續不斷的自然過程，認為人類的黃金時代不在過去，而在未來。隨著新的生產工具的創造，人才能取得對自然的控制，從而出現人類的黃金時代。 農學家的經濟思想 古羅馬出現一些農學家的題為《論農業》的著作，這些著作類似古希臘思想家的《家庭管理》。其中最著名的作者有大加圖（前 234～前149）、瓦羅（前116～前27）、科盧梅拉（公元1世紀～？）。論述農業技術問題是其主要內容。加圖等都把農業放在社會經濟生活中首要的地位。他們認為農業是羅馬人最重要的職業，勸導羅馬奴隸主要親自管理自己的農庄。在瓦羅時代，羅馬的大土地佔有者通常住在大城市，而把農庄交給管家去經營。瓦羅則規勸他們要回到鄉村，親自料理自己的農庄。羅馬農學家都注意保持農庄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減少對市場的依賴，但有的農學家如加圖也趨向於發展農庄的商品生產。 羅馬農學家把奴隸也看做是只會說話的工具。但由於羅馬農學家生活的年代不同，對奴隸所持的態度也有所不同。加圖生活在羅馬鼎盛時代，因此主張採取嚴厲的辦法來管理奴隸，盡可能加強對奴隸的剝削，以榨取更多的剩餘產品。瓦羅生活的年代，羅馬各地相繼爆發了奴隸起義，瓦羅勸導奴隸主對待奴隸要寬厚些，並建議不要購買屬於同一民族的奴隸，以防止他們聯合起來進行反抗。公元 1世紀，羅馬奴隸制已走向沒落。科盧梅拉看到大土地所有制和奴隸勞動已不可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創造更多的剩餘產品，因此他一方面規勸奴隸主要改變對奴隸的態度；另一方面則提出用隸農代替奴隸來從事農業生產。

⑸ 古羅馬的經濟

古羅馬經濟工商業發達，奴隸制經濟繁榮。早期羅馬的經濟似於希臘的。可在帝國時期，由於對外征戰，獲得大量奴隸，他們流入羅馬，大批地投入勞動，出現了奴隸經濟，它對自由民經濟構成了競爭；隨著奴隸勞動的擴大，奴隸成為了社會的基礎，羅馬的大地產大規模地使用奴隸，在工業中奴隸勞動也占重要地位，奴隸之所以被如此廣泛地使用，一來是由於奴隸的來源源源不斷，二來是由於使用奴隸勞動比使用自由民勞動更為有利可圖，因為奴隸可以被不停地驅使去勞動，價格又便宜，而且他們不用服軍役。這樣，大規模的奴隸勞動就出現了。它具有極大的競爭性，嚴重地排斥著小農經濟。我們看到了羅馬經濟的繁榮，實為奴隸經濟的繁榮，在這段時期內，它表現得非常具有「經濟性」；與此同時，小農勞動由於無法與之競爭，獨立的小農被逼得走投無路，他們抵押了部分，甚至是全部的土地遷往別處，或者流落在城市中做城市流氓無產者。農民破產，農業開始衰敗，整個帝國的經濟基礎被破壞了。羅馬的征戰結束了，奴隸來源不在廣泛，價格上升，而且奴隸表現得更為不具有積極性；同時整個帝國的產品市場不再存在，這時，奴隸制經濟不再有利可圖了，而農業基礎又破壞了，帝國無可奈何地衰落下去了。帝國統治者此時想挽救它的農業了，於是將大土地分成了小塊的土地讓農民去耕作，不許他們流動，希望能穩定稅收和剝削。這些耕作者成為了農奴或隸農，於是「自由的人只剩下無產者、乞丐和強盜」。但是這並未能改變現實，羅馬終於還是為人所滅。

⑹ 羅馬王政時代的經濟

總述
王政時代的羅馬，由於鐵器工具的普遍使用，社會經濟有了顯著的發展。鐵制農具的使用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手工業也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冶金、製革、制陶等開始成為獨立的手工業部門。交換比以前發達，交換的媒介物已不是牲畜，而是使用銅塊衡量。
貴族的形成
當時，部分富有宗族開始利用特權，霸佔公有土地和財產，並且開始佔有和使用奴隸，久而久之他們便成了氏族貴族。一般貧困破產的成員則往往求庇於貴族門下，接受他們保護，成為貴族的被保護人。他們從貴族那裡獲取份地，但必須為貴族服役和負擔一定的義務，戰時以親兵身份隨同出征。這樣，在原先平等的氏族內部就出現了貴族和被保護人兩大剝削和被剝削的階級。
平民的形成
與此同時，在羅馬的氏族之外也出現了一個龐大的階層——平民。通常認為他們來自氏族以外，有的系外來移民，有的則是被征服地區的居民。因為這些人都處在舊的氏族、庫里亞和部落之外，因而不是Populus Romanus，即不是地道的羅馬人民。他們人身自由，可以佔有地產，但必須納稅、服兵役。他們不能擔任任何官職，既不能參加庫里亞大會，也不能參與征服得來的國有土地的分配。一句話，即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所以，從一開始，平民和貴族之間就存在著矛盾。而羅馬國家的形成實際上也是平民和貴族間斗爭的結果。
奴隸的殘存
這時也有奴隸，但人數很少，其來源主要是戰俘和買來的。

⑺ 古羅馬的經濟結構

農業經濟結構與羅馬的成功擴張

前面提到，羅馬從最初人口就相當大，但是土地相對狹小，滿足不了耕作的需求。人們為了獲得耕地，走上了戰爭擴張的道路，這是羅馬擴張的動力。這也使得羅馬的擴張與公民的利益聯系了起來，使得每一個公民都會盡力支持戰爭。

同時，羅馬最主要的戰鬥力是中等階層的有產者(對於羅馬，財產和土地是劃等號的)；羅馬的軍隊是按照擁有土地的多少編制的。這些有產者，可以直接從戰爭中得到好處。而且，羅馬人認為只有辛勤耕地的人才可能是一個好的士兵，事實也差不多是這樣的。

如前所述，最初的羅馬沒有常備軍，人們是在農作之餘開疆拓土的。然而羅馬的軍隊能夠節節勝利，與羅馬人崇尚的勤勞的農業精神是分不開的。我們已經提到了羅馬與秦國的相似點。

在秦國，商鞅變法使得秦人的生活里只有兩件事最重要，也只有兩件事能夠改善生活的條件—戰斗與耕種。而羅馬則是完全類似的。我們發現，羅馬在商業上(以羅馬落後的貨幣制度為代表)、制度上(以羅馬鬆散的政治體制為典型)都甚至落後於那些被他們征服了的屬國。不同是秦國是依靠變法實現這種崇尚勤勞與奉獻的文化，而羅馬這種文化從我現在可以獲取的最早的資料就已經紮根於這個民族中了，難以找到它的來源；但它們的結果是一樣的，就是實現了戰鬥力的增強。我們也看到，由於這一點，這兩個文明都是極度擴張的—秦統一了中國，而羅馬統一了地中海沿岸地區；並且，它們都需要擴張，和平反而會給這種內心空洞的文化帶來危機。我們以後再繼續談這個問題。

同時，最初羅馬的擴張並不是期望於對其他民族的奴役或統治。相反，對於被擊敗的民族，他們最開始是授予他們公民的權益，讓他們融入羅馬社會，從而擴張了自己的實力。同時，這種策略也從根本上摧毀了對手抵抗的意志—因為他們知道，即使失敗，也會成為羅馬的公民。後來，雖然羅馬不再授予被征服者市民的地位，但是他們的待遇相對是寬厚的，羅馬對這些地方的約束並不嚴格，有些地方甚至保留了他們的國王。

同時基於一套西方邏輯，羅馬人認為周邊的國家都是潛在的威脅，是對於他們耕作生活的威脅，而羅馬人解決的方法，就是征服這些鄰居，打敗他們，並將它們融入羅馬。現在主要西方大國很好地繼承了這種傳統。

四、經濟結構的改變與共和國後期的危機

隨著軍事行動不斷的成功，羅馬版圖一再擴大，而原先建立的簡單而原始的社會結構也就越來越不適應。與此同時，羅馬以家庭為核心的小農經濟也逐步解體。到了公元前2世紀，當羅馬確立了對整個地中海的控制權，種種社會變化也已經演化為危機。

首先，隨著行軍距離的增長，士兵不可能同時顧全戰斗與耕作。而長時間的離開，使得很多士兵的土地被侵吞。許多光榮得勝歸來的士兵發現自己失去了土地，它們被那些沒有外出打仗的人占據了—而失去土地就意味著一無所有。在羅馬，只有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才能被稱為公民。小農經濟部分解體，使得公民數量下降。以下是公元前164到公元前125年羅馬17歲以上擁有土地而符合徵兵條件的公民的人數：[1]

BC 164
BC 159
BC 154
BC 147
BC 131
BC 125

337,452
328,316
324,000
322,000
318,823
394,736

可見，從公元前164年開始，羅馬的人口並沒有隨著擴張而增加，反而減少了。一方面，羅馬沒有再像起初時那樣給予他的同盟們市民身份；雖然，擴大市民階層是有利於國家利益的，但卻與個人的利益矛盾—當羅馬真正成為國家，他那種基於私人利益的簡陋的決策與管理機制就不再行得通了。同時，由於羅馬並不招收無產者入軍，隨著貧富分化的加劇和小農經濟的解體，符合徵兵條件的人數逐年下降，使得羅馬不但沒有怎麼擴張，連駐守已經佔有的土地都有問題了。

其實，這種小農經濟的解體，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隨著新領土的獲得，一部分富有的人、政客和軍事領袖利用自己的權利佔有了越來越多的土地，而原先制定的旨在保護小農經濟的法案(例如對個人佔有土地的限制)得不到有效的實施。另一方面，戰爭的頻繁，使得許多小農疏於農事，而逐漸破產。一些新並入羅馬的地區，如西西里等，都是糧食高產區。一些羅馬移民在這里開始大量使用奴隸生產糧食，大大降低了成本。這些地區向羅馬出售大量的廉價糧食，使得全義大利的糧食價格暴跌，迫使許多小型農庄所有者破產。

在這個背景下，種植橄欖和葡萄等的加圖式庄園逐步興起。它們的運作轉變為以經濟收入為目的。加圖的論著也是著重考察如何有效地實現「多賣少買」。而在庄園中勞作的主要是奴隸，庄園的面積也比種植穀物的小農庄大許多。牧場經驗也逐漸增多，尤其在亞平寧半島中部的丘陵地帶。

總的趨勢就是，小農經濟解體，而大地產主增多，他們擁有地產的面積也使逐步增長。也就是，小農經濟解體，取而代之的是奴隸制度。並非是這時羅馬才有奴隸，但是，是從這時起奴隸才成為羅馬經濟的主要支柱。

同時，隨著這種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社會的風氣也逐漸改變了。平民和元老院代表的貴族之間利益沖突明顯。而貴族也依族姓分成諸多派系，相互斗爭，可以說局勢相當混亂。政府、軍隊機構腐敗至極。在與Numidia國王Jugurtha的戰爭中，指揮官甚至收受賄賂而簽訂了合約。這還不算完。當消息傳到羅馬，人們震怒了，要求將Jugurtha帶到羅馬受審。然而他又賄賂了一名保民官，動用否決權不讓Jugurtha回應審判。他不但安然而反，還在羅馬殺害了一名政敵。

五、羅馬共和國為挽救小農經濟所做的種種努力

由於羅馬共和國是小農經濟的產物，市民階層在這之中佔有決策的地位。現在雖然經濟結構發生了改變，但是政府的結構仍然保持著。總的來說，以羅馬共和國的體制，它仍然是代表小農的。小農利用這種政治機制力圖維持自己正在動搖的的地位。於是種種企圖恢復小農經濟的運動，或者利用小農的經濟需求而推行的政治行動就都出台了。

對小農階層的的團結不光是共和國的需要；如果共和國不去拉攏他們，他們就將成為有遠見的政治家拉攏的對象。一旦他們得到這強大力量的支持，就能夠獲得共和國絕對的權力。也是在這個背景下，羅馬逐漸形成了一種贊助制度(patronage)；窮人到富人那裡等候救濟，尋找工作，尋求法律支持，作為回報他們承諾在投票時投上他們的贊助人一票。久而久之，贊助制度竟然成了羅馬政治制度的基礎。

首先打破贊助制度的，是格拉古等進行的改革運動。泰伯利亞斯•格拉古是一個有雄心的羅馬貴族。他的祖父是擊敗了漢尼拔的大將，他母親也十分有野心，並且從泰伯利亞斯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將這種野心灌輸給他，以及他的兄弟。當格拉古付西班牙從軍時，他了解到了羅馬人的意願：他們需要土地。他們希望將那些被富人們廉價借走的公有土地收回，分給沒有地產的人。格拉古許諾給人們土地，人們馬上支持他成為保民官。他還推行法令，規定了個人擁有土地的上限，並將超額土地收歸國有，進而分發出去。當然，這就與由元老院代表的富人的利益被道而馳了。雖然格拉古兄弟利用國家的體制，企圖恢復小農經濟，然而畢竟它的成本比奴隸工作高很多，是不可能長久的。同時，羅馬新貴族的力量不斷增強，也給改革帶來諸多困難。以元老院為代表的新、老貴族階級，不斷施加影響，阻撓改革的進行。最後，他們直接刺殺了格拉古，將他的屍體投入台伯河。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總的來說沒有成功。

格拉古雖然被刺殺，但是羅馬的政治結構畢竟傾向於代表小農的市民階級。格拉古的經歷證明了，迎合市民的利益，就能夠得到市民階級的支持，獲得羅馬的統治權。政治家可以稱為全體羅馬公民的贊助人。為了安撫平民，尤其是無產者，狡詐的政治家們採取了種種公然的賄民措施。他們購買糧食發放給貧民，設立一個又一個的節假日，安排瘋狂的娛樂活動，以分散貧民的注意力。現在，小農失去了原來的地位，政府需要為他們尋找一個新的地位，一個他們願意接受的地位。種種斗獸活動、表演、集會、種種經濟上的優厚待遇，是新貴族向市民階級妥協的結果。

這種妥協另一個妥協的的原因，是軍事上的。上面已經提到過，羅馬的市民階級，尤其是中等資產的平民，是羅馬軍隊的主要組成。最初，富人負責管理工作，而相對貧窮的則作為軍人。現在，羅馬可以參軍的人口不足，以前壯大的中產階級逐漸消亡，而無產者的隊伍不斷壯大。共和國需要團結無產者的力量，需要他們的支持。然而，這種支持不可能是無償的。無產者需要證明，證明他們是共和國的一員，證明國家是值得它們奮斗付出的。另外，貴族之間的斗爭也迫使他們紛紛擴大贊助的力度，以金錢為自己的家族換取真正的實力。

六、舊秩序的毀滅與新秩序的建立

同時，軍人也是一股日益增長的力量。軍人逐漸脫離生產者，而成為獨立的利益群體。如何利用軍人的力量成為政治家們考慮的重要因素。許多將領通過對軍人的經濟許諾獲得軍人的支持；他們利用軍人的力量奪取共和國的權力。索拉曾利用得勝歸來之機，要求元老院為他的士兵分封土地。遭到拒絕後，他很容易地利用他的勢力以及軍隊的支持摧毀了他的政敵，血洗羅馬，獲得了統治權。

朱利亞愷撒繼承了索拉的傳統，利用軍隊奪得了政權。然而，他利用到手的專制權力救濟窮人，得到了市民階級的熱烈擁護。當時的羅馬，可以說新興的奴隸主貴族以及老貴族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也把持著共和國最重要的部門—元老院；然而，在人力上，尤其是軍事實力上，他們並不佔優勢。愷撒也是新貴族的一員，然而他真正領悟到了贊助人制度背後的嚴重漏洞，並藉此一舉成為全體羅馬貧民的贊助人。在與其他貴族的斗爭中，他顯然更勝一籌。但是最終他還是被刺殺了。不過我們要認識到的是，凱撒的死決不是源於貧民與富人之間的斗爭，而只是貴族內部斗爭的結果。市民永遠是政治家樂於使用的棋子，只看誰使得更好。

朱利亞愷撒的死，我們應該這樣理解：他違反游戲規則獲得了權力，卻還妄想其它貴族可以遵守規則承認他的權力。他顯然太天真了。事實是，這種游戲規則已經被凱撒親手毀滅了。當格拉古提出他大膽的改革方案時，共和國的根基就已經是懸空的了。而凱撒則給與它致命一擊，使它徹底崩潰。

救的秩序在混亂中瓦解，新的秩序取而代之，這是任何文明發展的定式。雖然凱撒已死，但是人人都明白，就的秩序已經不復存在了。正如泰西里斯所說：「一個人的獨裁統治是一個動盪的國家唯一的補救辦法。」人們已無法忍受貴族之間無休止的斗爭；屋大維通過軍事力量與恐怖擊敗了他的對手，然而大多數羅馬公民並不在意。那是貴族之間的事。他們需要的是和平，他們希望遠離飢餓，他們熱愛娛樂活動。相比共和國空洞的誓言，他們更加願意接受獨裁者仁慈的給予。

羅馬的皇帝，他所應該做的是給予，向貧民發放救濟，建立奢華的公共娛樂設施。而這一切都只是他與其他貴族競爭的手段而已。可以說，羅馬的皇帝與中國的皇帝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它們共享一個名字，只是翻譯的失誤。這種帝國的體制，是奴隸制經濟體制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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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我們更清楚地看清中國王朝循環的機理，我們有必要研究一下古羅馬帝國的衰亡。與古代中國一樣，古羅馬也是一個農業國家，社會經濟也以自然經濟為主導。如果兩個經濟基礎相通的國家的治亂循環，出於類似的原因，產生相象的結果，我們應該可以從中得出一些啟示性的結論，作為一個從農業國家向工商業國家過渡的資鑒。羅馬帝國的滅亡，與中國古代王朝的循環一樣，長時間來一直是個謎，吸引著後世研究歷史的人們的注意力。土地如許遼闊、歷代皇帝盡皆勵精圖治的一個大帝國，為什麼說滅亡就滅亡了？孟德斯鳩著書《羅馬盛衰原因論》，認為帝國的衰敗與帝國風尚的變質有關，在帝國後期，創造了早期羅馬的那些良好風尚，要麼不存在了，要麼已經變得低下庸俗，帝國的大廈也因此也傾塌；現代政治學之交馬基雅弗利則寫下了《羅馬史》，。不過，所有這些論者似乎都沒有馬克斯.韋伯敘說得更有力度。韋伯曾作過一篇《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會原因》的演講，在這篇演講里，他這樣談論著古典西方文明的衰落：在羅馬共和末期和帝國的早期，遍布羅馬的公共行政物基礎是「行政市」，當新的地域被納入帝國版圖時，這些地域按例都被系統地編制為城市單位，並以政治依賴的程度分為各種等級，其行政長官則負責為國家收稅和徵兵。與此相應，自由經濟在帝國經濟中佔有重要比重。但到羅馬帝國晚期，隨著帝國在軍事上的失利、奴隸來源的日益減少乃至奴隸營制度的不得不最終解體，建立在奴隸勞動基礎上的自給自足、非自由的的庄園經濟，一點點蠶食了建立在自由勞動基礎上的帝國的城市經濟。面臨滅頂之災的後期羅馬，城市已經沒落，經濟已經全盤農村化，自耕農階層已基本不復存在，與古代中國一樣，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國家公共財政，已根本無力支撐起帝國的官僚系統和軍隊武力，而一個卓有效率、等級制的官僚系統對於帝國的統一和完整是必須的，一支強大的常備軍對於有敵為鄰的大陸國家則更必不可少。盡管歷任皇帝都拚死作了最大努力，但帝國最後還是無可奈何敗落了。一個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大帝國，要維持其自身運轉和生存安全，需要要充足的公共財政作為支持。倘若農村化了的後期羅馬，能夠有效地從非自由經濟中提取稅收、並以貨幣作為物質流通的手段，帝國的統治許或尚能覓得生機，但吊詭的問題，也正在這里，一個帝國的經濟一旦步入農村化，非自由勞動必然將貨幣排斥在流通領域之外，物物交易必然成為交換的主導，帝國的稅收也因為無法進行數目字管理而無從落實。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稅收的不能落實，又與一個既得利益階層的存在密切關聯，這個既得利益階層無外是土地貴族，他們以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影響著國家政策，並以此作為逃避稅收、不斷兼並土地而擴充自身財富的保障，當帝國的財富一天天積累到少數土地貴族手中時，帝國的稅收也一天天在減少，國家的公共行政能力也一天天遭到削弱。羅馬帝國的後期，帝國的政策日益受古代的「容克土地貴族」即大地產擁有者所左右，這個階級不僅有效逃脫了大量稅務，而且還想方設法幫助他們的農民逃避了徵兵，導致帝國後期只好從野蠻民族中徵募兵源。但這些被征服的野蠻民族是否一心一意服從他們的統治者巡守邊防呢？答案已不言自明。從中國古代的王朝循環和古羅馬的衰亡不難看出：一旦形成一個力量強大而且足以排他的既得利益階層,一個社會在其早期形成的相對合理的社會和政治秩序將因為這個階層的存在而慢慢消蝕。羅馬的大地產所有者所建立起來的庄園經濟，最終徹底改變了羅馬的經濟和社會結構，進面瓦解了帝國貨幣化的行政體制和政治上層建築，這直接導致了羅馬統治的破產。強大既得利益階層的存在，將造成惡性循環，形成極度貧富不均現象，而一個貧富嚴重不均的社會無論對該社會的公共財政還是社會秩序秩序來說，都是一個災難。歷史的往鑒和當今世界的現狀都表明：一個國家的稅收狀況，是與該國的兩極分化程度成反比的，與拉美諸國顯著的貧富懸殊相伴的是公共財政的貧弱，而與東亞一些後發國家的經濟景氣相隨的是這些國家的良好稅收狀況。一個貧富嚴重不均的社會必然是一個貪污腐敗無度、社會各階層極度對立、大眾意志橫受壓抑的社會，一個貧富嚴重不均的社會必然是一個稅收無法落實、稅收制度得不到有效執行、公共產品普遍匱乏的社會，一個貧富嚴重不均的社會必然是一個文化和價值觀分崩離析、國家和社會認同日益解體、政治合法性遭到質疑的社會。曾幾何時「看上去很美」的印度尼西亞，之所以其經濟體系在東亞金融危機面前一瀉千里、一下子就顯示出外強中乾的脆弱性，這是與蘇哈托家庭對印尼經濟的盤剝分不開的；經歷「休克療法」後的俄羅斯，其經濟一直萎糜不振，公共財政枯竭調零，原因所在，亦與蘇聯解體後形成的大金融和工業寡頭操縱俄羅斯經濟命脈並染指政治權力的局面密切相關，而據美國學者大衛.科斯的研究，就是蘇聯的解體，也應該歸功於當時業已存在的少數既得利益者（大約10萬人左右）。既得利益者對國家造成的災難，除卻吸幹了國家的公共財政、製造了階級和階層對立外，同樣重要的是，也阻礙了國家的發展。而一個國家的內部安全，不僅維系於國家的財政收入，而且維系於國家能不能向前發展，發展利益對一個國家來說，就是未來的生存利益。在農業社會，國家發展無外表現為兩方面：一是為維護國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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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當代羅馬教廷的經濟來源

引言有不少非基督徒以天主教反對歌白尼、加里略的學說，作為指控基督信仰是盲目、封閉、反科學的證據，不幸地，很多基督新教徒亦加入控方行列，認為這是新教比天主教更可信的原因之一。這篇文章有兩個要點，第一，雖然天主教以教權干涉學術是錯誤，可是當時天主教會並非如一般人想像那麼盲目、愚昧，當時天主教曾經以科學方法檢驗「地球繞太陽」和「太陽繞地球」兩套理論，以當時的科學水平，人們覺得後者似乎比前者更有說服力。第二，當時基督新教也反對歌白尼、加里略的學說，雖然相比天主教的學者，新教領袖所持之理由更缺乏科學證據，但是新教領袖的批評只是片言隻字，後來學者以此來渲染新教反科學態度，未免是言過其實。無論如何，天主教與新教領袖皆受到時代局限，而今天非基督徒和新教徒對歌白尼、加里略事件的批判態度，卻是源於對歷史事實缺乏清晰之認識。天主教之態度首先，歌白尼在生時，其「地球繞太陽」學說並沒有受到天主教壓制，可是，當宗教改革在十六世紀爆發之後，天主教開始對任何可能挑戰教會權威的東西十分敏感，於是在脫利剩（Trent基督新教翻譯為天特）會議將歌白尼列為禁書，其後支持歌白尼學說的加里略亦受到沖擊（Bebber,1995;Henderson,1999）。當時「地球繞太陽」和「太陽繞地球」都有科學證據，而加里略學說的破綻之一，是科學家探測不到「斗轉星移」（StellarParallax）的現像（Kuhn,1957;Hempel,1966）。什麼是斗轉星移呢？這名堂十分嚇人，其實意思很簡單。如圖一顯示，假設星星A和星星B懸浮在太空中，我在地球表面之觀察點1仰望星星A和星星B時，它們的距離好像十分接近，如果地球自轉，即使我站在原地不動，我將會隨著地球移動而去了觀察點2，由觀察點2看同樣兩顆星星，它們的相對位置便會改變，由角度Y比角度X大就可以知道。換言之，如果發現有斗轉星移的現像，那麼地球轉動就可以成立；假若沒有斗轉星移，地球應該是在固定地方。十六世紀時天文學家泰高．巴希(TychoBrahe)以當時最精密的儀器，去探測是否有「斗轉星移」，可是看來群星的相對位置和距離好像沒有改變，因此地球轉動之說不被接納（Brooke,1991）。問題是：外層空間的星球距離地球十分遙遠，即使在地球這宇宙微塵的表面移動了幾百里，觀察幾百萬里、甚至幾千光年以外的星星，當然難以察覺它們的位置和相互距離有什麼改變。最早以科學儀器探測到斗轉星移的時間，是一八三八年（Sobel,1999）。現在我們回頭看往事，當然可以說加里略是先知。其實，加里略學說也有不少錯誤的地方，例如他以海洋的波浪和潮汐漲退來作為地球移動的證據，以一杯水來作為比喻，假若杯子在一個固定位置，杯中水便會紋風不動，當杯子移動時，杯中水就會左起右落（Sobel,1999）。現在我們都知道，潮汐漲退是由於月球引力，而不是地球自轉，如果我們對巴希扣上「愚昧無知」的帽子，那麼加里略的錯誤又應該如何對待呢？無論如何，當時雙方都以有限的儀器、有限的科學知識，作出了最佳的猜測。天主教壓制加里略無疑是不對，但至少那時雙方的科學證據都受到衡量，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孔恩（ThomasKuhn,1957）指出：其時歌白尼的「地球繞日」系統是一個失敗，一來它不能比舊有的「地球為中心」系統更能准確解釋天體現象，二來它並不比「地球為中心」系統簡單。這些歷史事實向我們顯示：當時天主教徒不是盲目地反對科學，相反他們相信科學，無奈卻受制於原始的天文學儀器。基督新教之態度

基督新教反對歌白尼、加里略，卻是宗教理由多於科學理由。因為更正教高舉「惟獨聖經」是一切知識的根源，故此更正教對表面上違背聖經的學說十分敏感。例如馬丁路德曾經在跟學生討論時批評說：「人們竟然聽從那占星術士〔筆者按：可能指歌白尼〕的說話！……這笨蛋居然企圖推翻整個天文科學體系，但是《聖經．喬舒亞記》第十章十三節告訴我們：喬舒亞命令太陽停止不動，而不是叫地球不動。」（citedinKuhn,1957）這就是著名的「桌上談」（tabletalk）。當代研究宗教與科學關系的權威DavidLinberg（1987）為馬丁路德辯護，他指出：「桌上談」發生於一五三九年，而哥白尼在一五四三年才出版主張地球繞日的天文學著作，那所謂「占星術士」是否指哥白尼，未免有商榷餘地。況且，馬丁路德的言論、著作可謂汗牛充棟，而批評新天文學的言論只在「桌上談」一處地方出現。精通德文、對馬丁路德著作十分熟悉的WilhelmNorland（1953）則認為：「占星術士」是針對哥白尼也不足為奇。一五三九年一位熟悉哥白尼學說的年輕教授GeorgeJoachimRheticus，將地球繞日說傳播到新教地區，大有可能馬丁路德已經風聞哥白尼學說。但Norland又指出：「桌上談」並不是馬丁路德親身著作，而是他的學生跟老師討論時的筆記，這些筆記在一五六六年才出版，說話跟出版時間相隔了二十七年。關於馬丁路德對地球繞日說的批評，可見於Aurifaber和Lauterbach兩個學生的筆記，而兩者的記錄卻有點出入，Aurifaber記錄馬丁路德出言不遜，責罵哥白尼是「笨蛋」；但Lauterbach記錄馬丁路德的措詞比較溫和，馬丁路德只是說他相信聖經對於天文學的說法，而地球繞日說則混淆不清。史丹福大學的歷史學教授BradGregory（2001），精心研究改教運動的歷史，他指出馬丁路德的言論和著作，顯示出他是一位感性的演說家（passionatespeaker），很多時候他甚至採用鄙俗的言辭來攻擊對方；再者，雖然馬丁路德的神學十分前衛，但是他的政治社會思想十分保守。基於Gregory以上兩點分析，看來馬丁路德作為一個感性的演說家，並不是沒有可能以激烈的措辭批評哥白尼，甚至說他是笨蛋；因為馬丁路德在神學以外的見解很保守，所以有理由相信：馬丁路德在天文學上仍然沿用傳統的地球中心理論。不過，以上無非推論。無論如何，馬丁路德對哥白尼的批評只有幾句說話，看來馬丁路德並沒有對當時的新天文學作出深入研究，更遑論有系統、有根有據的批評，而Brooke（1991）認為馬丁路德曾否批評哥白尼是笨蛋，還沒有一致定論。可惜，這幾句話後來被無數學者（e.g.Silver,1998）引述來作為新教反科學的證據。其實，馬丁路德並不反科學，正如上面所說，他繼承了傳統的科學思想，以現代化學的眼光來批評古代煉金術，我們當然可以知道煉金術不是嚴謹科學，但是馬丁路德喜歡煉金術，煉金術就是當時的化學（Brooke,1991）！馬丁路德的追隨者梅蘭克松（Melanchthon）亦曾經發表反對歌白尼的言論，他主張要接受「地球為中心」是「神啟示的真理」，其聖經支持是《傳道書》第一章四至五節：「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日頭出來，日頭落下，急歸所出之地。」他認為這里清楚說明地是永遠不動，相反是日頭轉動。他甚至主張要以極刑去對付「不敬虔」的歌白尼支持者（citedinKuhn,1957）。梅蘭克松對地球繞日說之所以不能容忍，是因為這種理論打破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說法，換言之，其它星體跟地球一樣。梅蘭克松反對這種多元世界觀（apluralityofworlds），他認為：【創世紀】描述上帝在創造天地之後第七天休息，跟著沒有繼續創造其它世界（行星）（Brooke,1991）。不過，Lindberg（1987）指出：後來梅蘭克松漸漸軟化先前反哥白尼的立場。不少有名望的學者都先後指出加爾文排斥歌白尼，加爾文的證據是《詩篇》第九十三篇：「耶和華以能力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他嚴詞指責歌白尼支持者：「誰人那麼大膽，竟然將歌白尼的權威置於聖靈之上？」（citedinKuhn,1957,p.192）然而，這是一樁令人耐人尋味的歷史縣案。Rosen（1960）和McGrath（1994）分別指出：許多有著名學者，例如哲學家羅素（Russell）、歷史學家杜蘭（Durant），都引述上面加爾文那番話來作為加爾文派反科學的證據，那些學者的資料來源是AndrewWhite（1876），可是，White並沒有明確指出那段加爾文反對哥白尼的說話，是出自加爾文之何經何典，White在注釋中引述WilliamFarrar的著作【歷史詮釋】（HistoryofInterpretation），但是，Farrar亦沒有清楚指出加爾文在什麼時候說過那番話。McGrath和Rosen分別翻查所有加爾文的著作，都無法找出White和Farrar的徵引。本文引述三位改教領袖的言論，主要是參考科學哲學家孔恩，孔恩以「典範說」（Paradigm）揚名學術界，他的書籍是二十世紀受學者引用最多的哲學著作，其影響力非同凡響。可是，孔恩討論加爾文時，其資料來源也無非是AndrewWhite！Lindberg和Rosen認為：加爾文並沒有對天文學作過系統性研究，天文學在加爾文心中沒有地位，加爾文曾經說：「聖靈沒有意圖教導人天文學。」（CitedinRosen,1960,p.440）Rosen認為加爾文甚至可能沒有聽聞過地球繞日說，Rosen的結論是：加爾文並不是「反哥白尼」（anti-Copernican），而是「前哥白尼」（pre-Copernican）（1960,p.438），這歷史問題不應該是加爾文對哥白尼抱什麼意見，因為「加爾文對哥白尼毫無意見，他從未聽過哥白尼。」（1960,p.441）。McGrath甚至進而指出：加爾文不但沒有反科學，而且他力圖擺脫按字面解釋聖經，十七世紀英國作家EdwardWright支持哥白尼學說，正是受了加爾文不照字面解經的影響。Ratner（1961）的看法跟以上三位學者並不一樣，第一，他認為當時哥白尼的學說已經廣傳四方，沒有可能加爾文從未聽聞過哥白尼理論；第二，雖然AndrewWhite的徵引並不見於加爾文任何著作，但在其它地方加爾文明顯地認為地球不會移動。第三，在加爾文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不按照字面解經的例子，但也可以找到照字面解經的例子，例如加爾文解釋【喬舒亞記】敘述太陽停住不動，就是「狹窄的字面解經」（narrowliteralism）。第四，加爾文思想的確含有一點兒反科學精神，例如他批評以光學來解釋彩虹：「如果任何在哲學上一知半解的人，抱著嘲笑我們單純信仰的見解，以為多種顏色是陽光在雲的另一邊折射出來的自然現象，那麼我們一定馬上承認它，但是我們會嘲笑他的愚蠢：他沒有承認上帝是主、是自然的主宰，上帝按著其旨意，採用任何東西去宣揚其榮耀。」（citedinRatner,1961,p.384）十七世紀英國聖三一學院科學家牛頓，將光線分解為七色光譜，牛頓之科學成就被基督徒引用為宗教與科學並無沖突之證據，但是加爾文批評用光學解釋彩虹的說話，卻鮮為人知曉。雖然眾說紛紜，令人眼花撩亂，但大致上我們仍然可以歸納出一點共識：馬丁路德、加爾文只說過幾句反對新天文學的說話，天文學在新教領袖思想中並無重要地位，他們只是沿襲傳統的天文學理論。如果想要在歷史中找尋「宗教盲目反對科學」的證據，學者可以由那時代基督新教的檔案中找出例證，但是，馬丁路德、加爾文的著作和言論集汗牛充棟，有些地方前後不一致是毫不足以為奇，我們應該盡量避免以偏概全。而且，我在上面分析天主教壓制加里略時，考慮其歷史條件限制，同樣，我們也應該顧及當時基督新教發展的歷史背景。當基督新教萌芽時，受天主教極力迫害，縱使新教領袖充滿「戰斗格」，如馬丁路德感性地批評哥白尼是「笨蛋」，這是不難理解的。事實上，路德派並不反對哥白尼學說，例如以發現了地球環繞太陽之軌跡並非圓形而馳名的天文學家刻卜勒(JohannesKepler15711630)，他接受高等教育的學府就是十六、十七世紀路德宗在歐洲的學術中心：杜平根大學（TubingenUniversity），而刻卜勒亦說服了路德派學者接受哥白尼理論（Rosen,1995）。總體來說，三位新教領袖都傾向於認為科學不能被置於聖經權威之上，這種傾向跟以聖經權威對抗天主教廷傳統大有關系。然而，「唯獨聖經」並不等於「字面解經」，宗教改革時代強調的聖經權威，是指聖經釋放人心靈的力量，而不是強調所有聖經的字面意思。Brooke(1991)指出：在十六世紀後期，新教學院派（ProtestantScholasticism）抬頭，人們對神的話的詮釋才開始越來越缺乏彈性。比馬丁路德晚一輩的梅蘭克松，就是將聖經權威絕對化成一套僵硬的文字（Brooke,1991）。「唯獨聖經」的主張，在人為傳統、教條、儀式泛濫的時代，無疑起了一個除障歸真的作用，可是「唯獨聖經」過了頭，便會成為字面主義，甚至後來演變成「凡聖經沒有說過的東西就是不對」這僵化邏輯，我希望基督徒能夠從歷史中汲取教訓。結語由以上對歌白尼、加里略事件的歷史分析，我們應該知道，這事件不能單純地看作「天主教盲目反對科學」，基督新教亦不能以此支持「新教比天主教優勝」。我們以現代的科學、神學知識回顧四百年前的歷史，當然十分容易指出前人很多錯誤，可是，四百年後，人們又會怎樣批判我們呢？

⑼ 促成公元1-2世紀羅馬帝國經濟繁榮的因素有哪些，你從中獲得了什麼啟發

繁榮原因：
公元一、二世紀，隨著統一帝國的鞏固，隨著奴隸制生產關系的調整以及奴隸生內活水平和法律容地位的提高，羅馬的社會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達到了空前的繁榮。 羅馬帝國的繁榮，就是以城市資產者的興旺為基礎的

帝國初葉，帝國政局的穩定，帝國境內的有秩序與和平以及土地私有制原則的確立，國家對土地私有者的「有限」保護和自治市的大量出現。當然，部分自由民鄙視勞動和不願務農的傾向，也促進了大地產的發展。 義大利本土的農業雖因各種原因開始趨於衰落，但各行省的農業卻發展迅速。

帝國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物質條件，促使工商業有較突出的發展。相對和平的政治氣氛，首先有利於各地的交往。在全帝國境內各族居民均可自由旅行，從幼發拉底到泰吾士河無需任何護照，商貿往來皆很方便。 除客觀條件外，社會各階層對工商業態度的改變也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元首和出身騎士階層的新官僚階級已不像舊元老貴族那樣對工商業不屑一顧，他們都很關心經濟利益，於是工商業也得到了長足發展。

⑽ 羅馬經濟繁榮的原因

1、奴隸制經濟充分發展，各部門普遍使用奴隸。
2、從羅馬共和國到帝國前期，羅馬不斷擴張，獲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
3、羅馬的政治經濟制度逐步完善，治理加強也是經濟繁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