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總結2007年中國經濟發展狀況
1、現實經濟低於潛在經濟增長水平,GDP有望增長9.5%左右
從潛在經濟增長能力看,一個經濟體的經濟潛在增長水平是由自然資源、資本積累、勞動力在數量和質量上的提高以及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決定的。從決定潛力經濟增長的幾個因素看,近幾年,隨著投資的大幅度增加,我國資本積累的速度快速增長,資本存量的增長速度由改革開放以來年均增長11.5%提高到12.8%左右,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接近改革開放以來年均3%的水平,國內基礎設施和重大工程建設得到明顯加強,煤電油運等瓶頸制約明顯緩解,支持經濟增長的供給能力更加寬松,潛在生產能力在10.5%左右,高於改革開放28年來潛在增長率9.5%左右的平均水平。
從現實經濟增長因素看,明年,國際國內的環境仍然有利於我國經濟保持較快增長。
第一,雖然國際石油價格繼續高位波動,美日歐等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趨緊,世界經濟增速會有所放緩,但2007年世界經濟仍將保持穩定增長,據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預測,2007年世界經濟將增長4.9%左右,低於2005年0.2個百分點,仍高於1990-2006年平均4%的增長速度;世界貿易量增長率達到7%左右,增長勢頭良好;跨國直接投資繼續回升,並購規模明顯擴大,並重點轉向控制戰略產業和市場;世界經濟發展總體上有利於我國保持對外貿易的繼續增長和穩定外商投資規模。同時,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已成為推動區域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第二,我國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不斷取得新突破,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環境逐步改善。近年來,以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縣鄉財政管理體制為主要內容農村綜合改革取得進展,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取得成效,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邁出重要步伐,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順利實施,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進展平穩,政府職能轉變步伐加快,資源型產品價格改革取得進展,這些改革將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
第三,我國仍處於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加快升級帶動經濟快速發展階段。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和結構升級引導的內生經濟增長活力進一步增強,基本形成了城鎮消費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升級、企業自主投資能力提升、就業增加、城市化進程加快、消費結構進一步升級的良性循環。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對經濟發展的支撐能力進一步提高,中期內煤電油運的瓶頸制約基本消除。
第四,我國將繼續保持宏觀調控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實行穩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土地政策、環保政策的協調配合,綜合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合理控制投資增長,提高消費水平,緩解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狀況。
綜合考慮以上因素的影響,2007年我國經濟將承接2003年以來的發展勢頭,繼續保持高增長態勢,國民經濟有望增長9.5%-10%,雖然低於潛在經濟水平,但仍處於經濟增長周期中的繁榮階段。
2、社會總供求關系基本平衡,物價水平小幅上漲
2007年,我國經濟總體上將呈現出潛在生產能力大於實際經濟增長速度的格局,總體價格水平不會大幅度回升,也不會出現通貨緊縮的局面。
首先,雖然2006年糧食產量達到9800億斤以上的水平,糧食供求基本平衡,但國際糧價穩中趨升和糧食最低收購價格會對市場糧價形成一定支撐,糧食價格會基本穩定。
其次,國家將不斷完善資源性產品有效利用和環境保護的價格機制,理順土地、石油、天然氣、煤炭、電力、淡水等資源性產品價格,這會增加其下游產品的生產成本,抬高部分生產資料產品的價格。
第三,服務價格仍將是消費價格上漲的主要動力,我國一些重要的服務價格如教育、文化、旅遊、醫療等屬於政府控制價格或政府指導價格,其價格上漲的壓力並未充分釋放。
第四,銀行體系貨幣流動性過剩會拉動價格上漲。通貨膨脹歸根結底是貨幣現象,今年以來,由於外匯儲備增長較快,外匯占款被動投放人民幣較多,廣義貨幣供應量保持在17%左右的較快增幅,根據貨幣供應量與名義收入和價格的關系,當前貨幣供用量對明年的價格上漲形成支撐。預計2007年居民消費價格上漲1.5%左右,漲幅與2006年基本持平。
3、經濟增長對就業帶動作用增強,就業壓力持續不減
2007年,勞動力總量過剩和結構性短缺這兩種現象會同時並存,就業總量壓力持續不減。2007年,全國城鎮需要就業的人口約2500萬人,全國城鎮新增勞動力1200萬,其中高校畢業生390萬,中職畢業生270萬,當年未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210萬,復轉軍人50餘萬,農轉非人員260萬,而且隨著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大量的農村富餘勞動力需轉移到非農領域就業,向城鎮轉移的規模將不斷增加,對我國的就業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估計2007年新增就業崗位約為1000萬個、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約200萬人,城鎮失業人員總量增加,城鎮登記失業率達到4.6%左右。
4、外匯儲備繼續增加,人民幣升值趨勢不會變化
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平穩實施,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進一步完善和人民幣匯率向合理、均衡水平過渡奠定了基礎。
國際收支理論、資產市場理論與購買力平價理論是關於匯率決定的主要理論。首先,從購買力評價看,自1994年人民幣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約為9.8%,是美國的2.5倍、日本的5.5倍、歐盟的4.8倍,通貨膨脹率低於美國和歐盟的水平,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大大高於美日歐,這意味著和美元、日元、歐元相比,人民幣的購買力在不斷提高,中美、中日和中歐等之間的相對購買力需要不斷調整。自去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5.7%,對日元升值10%,但對歐元、英鎊、韓元等仍在貶值,人民幣的名義有效匯率基本穩定,因此目前的人民幣匯率水平仍存在低估現象。其次,從國際收支看,國內外匯明顯供大於求,外匯儲備規模過大。2007年貨物貿易收支順差在2006年超過1700億美元的基礎上仍將維持在1500億美元,直接投資項目仍將保持較大順差,達到500億美元左右,到2007年底,我國外匯儲備將在2006年增加約2500億美元的基礎上再增加2500億美元左右,達到130000億美元。第三,從利率平價看,中美兩國的利率差減小,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從2004年6月起,美聯儲連續第17次以0.25個百分點的幅度上調利率,到2006年8月底聯邦基金利率達到了5.25%,為四年來的最高水平。從2006年第二季度起,美國經濟開始減速,美國本輪加息周期行將結束。雖然日本和歐元區的貨幣政策會進一步緊縮,但隨著2006年人民幣兩次提高利率水平以及物價水平之間的差異,我國與美國、日本、歐元區的實際利差有所減小,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斷加大。綜合以上各方面影響,2007年,人民幣升值趨勢不會改變。
5、消費需求平穩增長,消費結構繼續升級
2007年消費需求保持較快增長的有利因素較多。
首先,農民收入連續三年保持較快增長,農村消費結構穩步升級。2006年全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在2004年和2005年增長6.8%和6.2%的基礎上增長6%,農民收入較快增長,對於改變農民收入預期,擴大消費支出具有重要作用。目前,農村以家用電器為主的第二次消費結構升級已由沿海擴展到越來越多的內陸地區。
其次,城市居民收入繼續增加,中等收入階層消費呈現增加趨勢。2006年,公務員工資結構調整將提高公職人員收入水平,有利於擴大中等群體的收入,挖掘他們發展型和享受型消費的潛力。
第三,社會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有助於擴大即期消費。國家財政支出更加註重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對教育亂收費、看病難、看病貴等出台了較為嚴厲的制止措施,推廣農村新型合作醫療體制,完善義務教育政策。隨著各項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居民對未來預期不斷看好,消費需求將不斷釋放。
2007年消費增長也面臨一些不利因素,一是受房地產價格高企和調控政策的影響,住房消費繼續受到抑制。二是由於農資價格上漲、國家對種糧農民補貼的增收效應減弱等影響,農民收入繼續較快增長的難度加大。預計2007年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長13%,實際增長11%左右,服務性消費回升。
6、投資增速平穩回落,投資結構進一步改善
2007年,投資反彈壓力仍然較大。首先,投資在建規模偏大,2006年在建項目投資規模達到30多萬億,相當於當年三年的工作量;其次,投資擴張的內在機制尚未改變,有的地方繼續將投資增長作為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個別地方把大項目與政績考核掛鉤,各地為十七大召開營造良好氣氛也會加大投資;再次,資金來源相對寬松。近幾年,企業效益好轉,工業企業利潤大幅度增長,企業投資資金十分寬裕。外匯儲備增長較快,人民幣外匯占款過多,也會增加貨幣供給水平,信貸資金充裕。但總的看,2007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將在快速增長中呈現平穩回落的態勢,一是中央對固定資產投資的調控力度不減,國家將繼續把控制新開工項目作為投資調控的重點,堅持嚴把土地和信貸兩個閘門,嚴格環保、技術和安全等市場准入門檻,防止投資需求再度反彈。二是部分加工工業產能過剩問題依然存在,利潤增速不高,必然降低企業投資意願,約束部分行業的投資擴張;三是隨著貿易摩擦加劇和加工貿易政策調整,外商向我國轉移加工產業的步伐放慢,對明年固定資產投資有一定的抑製作用。
綜合多種因素,2007年,全社會投資增長22%,比2006年回落5個百分點。
7、出口增速回落,貿易順差仍然較大
從出口看,世界經濟和世界貿易增速減慢,給我國出口帶來一些負面影響。龐大的外匯儲備和較大貿易順差將成為我國外貿持續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我國面臨的貿易摩擦形勢更加嚴峻,人民幣匯率機制調整及人民幣升值將影響2007年出口的增長。限制「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出口的措施也會對我國出口產生抑製作用。但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出口產品結構不斷升級,出口產品競爭力明顯提升。此外,近幾年投資形成了國內龐大的加工生產能力,國內市場競爭明顯加劇,迫使企業努力擴大出口。2007年,我國出口仍將保持較快增長。從進口看,能源、原材料、先進技術和關鍵設備總體短缺的格局將帶動進口增長逐步回升,人民幣升值會增加對進口產品的需求。綜合分析,2007年全年進、出口增長速度將達到15%左右,貿易順差約1500億美元,凈出口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有所減弱。
8、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調整財政政策的著力點
我國經濟連續四年出現了平穩較快的發展態勢,維護好這一良好的發展勢頭,關鍵是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同時,面對經濟發展中存在的投資增長過快、農業基礎比較脆弱、社會發展問題突出等問題,財政政策的著力點是在大力增收節支的基礎上,適當減少財政赤字,縮小長期建設國債發行規模,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支持新農村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首先,加大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力度,促進農民增收,增強農民消費能力。其次,加大對義務教育、公共醫療的財政投入,減輕居民教育、醫療方面的過重負擔,適當提高城鄉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再次,國債項目資金和中央預算內投資主要投向「十一五」重點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有利於擴大城鄉居民消費的城鄉基礎設施項目。2007年全年財政收入增長15%左右,中央財政赤字規模可穩定在2500億元左右,國家長期建設國債發行保持500億元的規模。
9、貨幣政策適時適度微調,貨幣信貸穩定增長
2007年的貨幣政策的基本目標是,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加強流動性管理,合理控制貨幣信貸總量,保持價格基本穩定,緩解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矛盾。同時,進一步優化信貸結構,達到適度控制投資增長、積極擴大消費需求。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積極探索和拓展外匯儲備的使用渠道和方式。靈活採取公開市場操作來對沖外匯占款,努力保持銀行體系的流動性總量適度、結構合理和貨幣市場利率的基本穩定;通過信貸政策引導商業銀行區別對待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貸款需求,保證企業合理正常的資金需求,繼續加大對農村和中小企業特別是一些成長型企業的貸款支持力度;在不斷健全個人信用徵信體系的基礎上,大力發展個人消費信貸業務。初步預測,2007年全年廣義貨幣同比增速將達到16%左右,狹義貨幣增速將達到16%左右,新增貸款規模控制在3萬億元。
10、加快推進體制改革,完善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機制保證
改革是發展的動力,是實現科學發展的根本保障。當前改革的主要任務是:以轉變政府職能為重點,著力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要全面推行依法行政、進一步改革行政審批制度,理順政府與企事業單位、市場中介組織的關系,切實將政府職能轉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以理順產權關系為重點,進一步深化企業改革。要繼續推進國有經濟結構和布局的戰略性調整,加大國有獨資企業和壟斷行業的改革力度,推進投資主體和產權多元化。進一步完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加快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以推進公共財政體系建設為重點,繼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要完善中央對地方財政轉移和支付制度,理順省級以下財政管理體制。穩步推進稅制改革,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率,改革資源稅制度,適時開征燃油稅,為實行增值稅轉型和推行物業稅創造條件;以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和優化金融結構為重點,深化金融體制改革。要鞏固和深化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成果,推行政策性銀行向開發性轉型,穩步發展多種所有制中小金融企業;以完善市場功能為重點,推進重要資源性產品和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進一步理順水、電、煤、油、土地等價格,建立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和生產供求關系的價格形成機制,大力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作者系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
B. 中國近年來取得的成就
1、1953年7月27日,戰爭雙方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
抗美援朝,又稱抗美援朝運動或抗美援朝戰爭,是20世紀50年代初爆發的朝鮮戰爭的一部分,僅指中國人民志願軍參戰的階段,也包括中國人民支援朝鮮人民抗擊美國侵略的群眾性運動。
1953年7月,雙方簽訂《朝鮮停戰協定》,從此抗美援朝勝利結束。1958年,志願軍全部撤回中國。10月25日為抗美援朝紀念日。
2、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新疆羅布泊爆炸成功,成為繼美國、蘇聯、英國、法國之後,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
同日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稱,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中國發展核武器是為了防禦,為了打破核大國的核壟斷。中國政府鄭重宣布,中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3、第一顆裝有核彈頭的地地導彈飛行爆炸成功
1956年,以聶榮臻為主任的國防部航空工業委員會成立,負責導彈的研製工作和航空工業的發展工作。5月,中央軍委召開會議,討論《關於建立我國導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中央果斷作出發展導彈技術的決策。
1965年,導彈和人造衛星的研製被統一納入中央專門委員會的領導范圍之內。全國26個部委,20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1000多家單位的科技人員大力協同,在攻克尖端科技難關方面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
4、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
1967年6月17日8時20分,我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實測當量330萬噸,中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個掌握氫彈技術的國家。
「一切准備就緒。……震動世界的時刻來到了。」「驟然間,閃光萬丈,碧藍天空涌現出一個烈焰翻騰的大火球,只聽一聲天崩地裂的巨響,火球消失,一個蘑菇形狀煙雲上升。
我國自己設計、自己製造的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了!」1967年6月18日,人民日報刊發文章,對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進行了紀實報道。
5、北京舉辦2008年第二十九屆奧運會
第二十九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又稱為北京奧運會,2008年8月8日至24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舉行。此屆奧運會是中國首次舉辦夏季奧運會,亦是繼1964年東京奧運會和1988年漢城奧運會後,夏季奧運會第3次在亞洲國家舉行。
本屆北京奧運會共打破43項新世界紀錄及132項新奧運紀錄,並破紀錄共有87個國家在賽事中取得獎牌,主辦國中國以51面金牌成為居獎牌榜首名,是奧運歷史上首個亞洲國家登上金牌榜首。本屆奧運先後誕生出兩名水上及陸上「飛人」—— 美國選手菲爾普斯及牙買加選手博爾特。
前者在「水立方」連奪八枚金牌,不但成為同一屆奧運會中獲得最多金牌的運動員,而且成為夏季奧運會獲得金牌總數最多的運動員;後者在「鳥巢」八日內先後以破世界紀錄成績奪得男子100米、男子200米及男子4x100米接力三枚金牌,被譽為全世界跑得最快的人。
C. 怎樣寫出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分稅制改革在經濟高增長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高速增長時期。尤其是自年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有一個十多年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自2001年到2011年這十一年期間,中國GDP的年平均增速為10.7%。這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實際上,在寫作2002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長、資本形成與技術選擇」時,張軍曾與一些中國經濟學界的同仁(包括筆者)現在一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有些擔憂。當時,張軍判斷說:「毫無疑問,工業部門的盈利能力的持續惡化以及嚴重威脅投資收益率的資本形成體制以及金融制度將是中國經濟未來高速增長的嚴重製約因素。它們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國維持一貫高速增長的代價變得越來越大,因為在目前體制下,大量無效率的資本一旦形成,就會進一步強化金融資源的無效分配,而在短期,對投資的鼓勵甚至有可能進一步加強長期制約因素的形成,這些問題都將對增長的持續性產生負面影響。」(《張軍自選集》,92頁)
如果不看發表日期,讀者也許會誤解張軍教授是講今天中國經濟的格局及問題呢!以致張軍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顧自己的這篇文章時,也感嘆道:「最近經濟學家對這幾年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問題又有諸多討論和解釋,這些討論似乎讓我有種時間倒流的感覺。我回頭翻閱本論文時,仍覺得這是一個並不過時的思路與解釋框架。當年中國經濟的增長減速一度引起經濟學家的悲觀情緒,我也在其中。」(99頁)
然而,在2012年前過去的十多年,中國經濟並沒有如本世紀初許多經濟學家所悲觀擔憂的那樣減速,而是又經歷了一波快速增長,且這一波經濟增長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長的體量更大。這一經濟奇跡是怎樣發生的?其中的機理與增長因素又是什麼?這正是張軍在之後的數篇長篇論文所要討論和給予解釋的,可能也是張軍本人目前對中國經濟未來十至二十年增長前景與林毅夫教授一樣樂觀的原因。
在《張軍自選集》最後一篇新近寫作的文章中,張軍較全面地分析和論證了近些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在文章一開始,張軍就討論了紐約大學魯比尼(Nouriel Roubini)於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場講演中所提出的觀點,張軍評價道:「他在講演中提到,中國經濟過去的高速增長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資產投資支撐的,而且他說高儲蓄和低消費是一個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這也是當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這一說法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正確。」(335頁)
基於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Arthur Lewis)的「經濟發展的核心事實是快速的資本積累」這一理論,張軍首先指出,在過去二十多年中,隨著高投資、高資本積累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這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張軍還具體列舉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幾個典型事實:第一,資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之後顯著加快;第二,用於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幾乎在所有省份都經歷了跳躍式的增長;第三,來自地方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的資本支出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資本支出是來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盡管在九十年代後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加快了,但資本的回報並沒有出現惡化趨勢。張軍認為,正是因為上述中國經濟增長的四個特徵事實或者說增長貢獻因素,「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加速是過去20年來中國實現經濟快速和持續增長的引擎」(341-344頁)。
如果說高儲蓄、高投資和資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資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的話,那麼我們也自然理解為什麼張軍認為朱鎔基的財政體制改革是對的了:九十年代之後中國的「加速工業化現象不應該[被]理解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實施工業化戰略和選擇產業政策的結果,正好相反,經濟的市場化和各級地方政府成為工業化和資本形成的有利推動者」。張軍的這一判斷,顯然與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判斷有差異,而與張五常近些年所主張的地方政府競爭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於張五常過於強調「縣」在地方政府競爭中的作用(346頁)。按照林毅夫的理論解釋,之所以取得經濟高速增長,一個主要貢獻因素是因為中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中所採取的因勢利導作用,使中國企業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較優勢進行產業化升級和結構調整。(《新結構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別看重地方政府競爭,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各級政府在推動工業化和資本形成中的作用,這就不難理解張軍相信朱鎔基時任副總理時所推動的分稅制改革成為之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了。張軍說:「……分稅制幫助加速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進程。這或許是分稅制的積極推動者、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先生當初意想不到的結果。」因而張軍相信,分稅制的財政體制「那就真是通過『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變誘導地方主義的那種激勵機制了」,並從而「讓地方政府的惡性競爭變成了良性競爭,導致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加速」(347-348頁)。
就筆者管窺所見,近些年來,經濟學界、財政學界,乃至社會各界對1994年中國政府分稅制的問題議論較多,且很多的是批評和否定意見。從經濟學的理論上以實證方法正面來論述分稅制改革的財政體制的合理性以及給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正面效應,筆者唯獨見到張軍的這幾篇論文。這一方面說明張軍經濟理論分析的獨創性,另一方面也說明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的理論解釋,確實還有巨大的空間和待解釋領域和問題。探討和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機理和過程,不僅在經濟學基本理論上會有巨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對把握、理解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長期趨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可能正是因為這一點,張軍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所言:一旦一個人開始思考經濟增長問題,他將很難再思考其他問題。張軍也說:「你如果對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發展產生興趣,你就有沒完沒了的研究題目,你當然也無法再對單調而枯燥的一般理論問題保持興趣了。」(自序)
那麼分稅制是如何改變了中國積極增長的激勵機制的?張軍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保證了政府間激勵的兼容性,這首先是因為在分稅制下,由於稅收分開徵收,中央稅收的增加不會與地方政府擴增稅收的努力和激勵相沖突和產生負面作用;其次,在分稅制下,地方政府隱瞞增值稅收入的動機要小得多;最後,正是「由於中央與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稅,而該稅稅基的擴大一定與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擴大增值稅而推動經濟增長的努力也就同時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頁)。結果,「分稅制解決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在激勵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張軍得出結論說:「分稅制改革帶來的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也是解釋1994年之後中國經濟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關鍵。」他的具體解釋是,「在我看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結果,而分稅制驅動了地方政府對財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頁)。由此張軍認為,在這樣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進工業化,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長越快」。
很顯然,張軍以上的經濟理論推理和實證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毫無疑問,在市場經濟機制形成之後,發展經濟又成了中國各級政府社會發展的首要目標,從中央到地方,均可謂發展主義政府。隨著民營企業的崛起,外資的大量湧入,乃至國有企業的改制和參與經濟整體的市場化過程,上級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基本上是當地GDP的年增速,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上的競爭和錦標賽的發展機制。在此獨特的經濟與社會體制下,中國自1994年以來採取了主要以國稅和地稅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且在國稅徵收和使用上採取分成制,這顯然對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勵作用的。就此而論,張軍的判斷無疑是對的。然而,要把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歸結為分稅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懷疑。最多我認為,1994年所逐漸形成的分稅制的財政體制對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是,還構不成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因為,自上而下的層層發展主義的政府,最多是經濟增長的「助產婆」,還顯然不能算作是經濟增長的「主力軍」。
從理論上來說,稅收和財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國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時期的主要行政目標,因為,在歷史上可能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國王和政府領導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當然,為了達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國家、任何王朝在任何歷史時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且都願意「發展經濟」。這里問題的關鍵是,政府採取什麼制度和用什麼方法和手段來「發展經濟」,乃至在什麼樣的制度下發展經濟。譬如,即使在計劃經濟時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躍進」和「文革」時期,各級政府的任何行政長官在發展經濟上也有競爭,各級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徵到更多的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但為什麼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蘊生出較快的經濟增長呢?另外,盡管錢穎一和溫格斯特1997年的《財政聯邦主義》的著名文章就試圖把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歸因於當時實行的分權式「財政承包」對地方政府的激勵,但後來陶然、蘇福兵、陸曦和朱昱銘在2010年的研究則證偽了這一判斷,他們的研究表明,「並不存在充分證據支持以下觀點:即對省級乃至省級以下級別而言,政績考核體制,尤其是被認為關鍵的GDP增長率考核指標,對中國地方官員的政治提拔具有關鍵的意義。」(《經濟增長能夠帶來晉升嗎?——對晉升錦標競賽理論的邏輯挑戰與省級實證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頁)這一研究無疑也對張五常把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縣級競爭論,「官員晉升錦標賽競爭理論」,乃至財政分權論的激勵觀點在邏輯和實證兩個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戰。
另外,從經濟學和財政學的基本原理來看,在經濟增長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張力。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稅收的高速增長和高稅負對經濟增長卻有一些負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稅和提高稅率都會減少企業和家庭的私人財富,因而一般會通過一些內在關聯和傳導機制對企業的投資和擴張以及個人家庭的消費支出產生一定的遏製作用,從而對宏觀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影響。說來這並非是純粹經濟學推理。實際上,數年前世界銀行的一些專家曾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專門做過一項實證研究,該項經驗研究發現,在一個現代國家裡,當其宏觀稅負在10.3%~30.9%時,每提高1%的稅負,將使國內投資下降0.66%,GDP 增速則下降0.36%。世行的研究還發現,之所以在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一般有這樣一種負相關關系,主要因為:(1)企業所得稅的增收會降低企業贏利水平,削弱了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2)個人所得稅的增收,則會降低勞動收益率,抑制勞動供給;(3)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收,會抑制民間消費。另外,除了上述宏觀經濟考量外,更為嚴重的是,從微觀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開征任何新一種產品稅(車船稅基本上屬於這一種)、資源稅或提高其稅率,均會減少該產品以及相關產品的市場需求或供給,從而對整個社會產生一種三角形的「無謂損失」,即減少社會總福利。這也就是經濟學家們所常說的「哈伯格三角」。
無論從經濟學原理上進行推理,還是世行的實證研究均表明,稅收增加和高賦稅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把過去二十多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國政府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這一判斷可能就值得懷疑了。當然,政府徵收的稅收多,花費的也多,尤其是在發展主義政府追逐高GDP增長目標的導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進行大量投資,乃至政府自身建設各式各樣的漂亮的行政大樓,都會創造和增加各地當年的GDP。但是,如果從資金和資本的使用效率來考慮,即使不考慮經濟學家阿瑟·奧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與效率》一書中所發現的政府征稅後總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應」,到底是資金留在企業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還是通過政府征稅後替企業和私人花更有效率?從這個角度來考慮,考慮到分稅制改革後政府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幾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兩倍,有幾年甚至高達三倍以上)這一事實,把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分稅制改革,可能有待進一步思考與探討。別的不說,單是考慮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勵增長的「標尺競爭」體制下,各地政府都幾乎毫無例外地用減稅或免稅的方法來吸引外資(包括外資和外省外地資本)來本地建廠投資,就大致能理出從稅制改革和演進上解釋經濟增長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懷疑的地方了。當然,從張軍的經濟學推理中,可以認為,只有在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中,各地政府方有為了發展本地經濟而用減稅和免稅及提供土地、廠房、公共設施等手段來進行招商引資的權力空間和可能。盡管如此,我們毋寧把近二十年財政收入超高速增長看成市場經濟引入後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
當然我這樣說,絕不是否認分稅制改革在當時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拮據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來經濟高增長中的進步和積極意義。因為,在當時中央財政收入拮據、宏觀稅負佔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況下,一個當時人均GDP很低國家的政府是很難有任何作為的。因此,過去二十多年,中國財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長,既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也是過去多年來中國政府投資和政府所主導的投資高速增長的來源和原因。高投資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礎設施的投資快速增加,這些特徵事實均是不可否認和不可忽視的。而這些特徵事實恰恰為張軍和他的合作學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討和解釋了。
即使認識到上面分稅制改革在過去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們也絕不能忽視由於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財權和事權上的不對稱,所給當下和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乃至社會發展正在造成和帶來的問題,而這些財政體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決,將會導致影響未來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甚至社會安定。而實際上,從財政體制上啟動政府體制改革,已正在被越來越急迫地提到未來中國體制改革的議事日程。這已成為很多經濟、財政學界、社會各界乃至政府決策層的共識。但是,由於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本文的論述范圍,我們只能留在未來的研究中來討論了。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非經濟學解釋
過去二十多年,盡管經歷了2008年之後的世界經濟衰退的外部沖擊,中國經濟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長,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在人類歷史也沒有先例。但高速增長的原因到底是什麼,貢獻因素有哪些?
記得大約在2001年,張軍在哈佛訪學期間,就曾寫過一篇《關於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雜感》的經濟學隨筆。在那篇隨筆中,張軍得出了中國經濟增長得益於制度不完善,從而在制度變遷的「縫隙」中蘊生了中國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迅速增長的理論洞識。在新近一篇發表在FT中文網上的題為《可改革的體制:中國經濟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張軍再次提出:「對經濟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種體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隨著經濟發展的階段變化而變化。脫離了經濟發展的階段,談論最佳的體制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這也正是張軍這些年來所說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盡善盡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開放性和制度的創新空間」的真正意思。
同樣,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訪學期間,曾寫了四篇《哈佛書簡》,其中第四篇《哈佛書簡》,也討論了「破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市場、法治與民主》,韋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頁)的問題。
在那篇書簡中,我曾提出,在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方面,還存在著許多謎團。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是如何發生的?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又是怎樣形成的?在回答這類極其復雜的問題時,不同的論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視角,並自然會產生不同層面的理論解說。首先,一些宏觀經濟學家可以根據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要素來分析,譬如,從消費、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外貿出口這三大要素分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進行理論分解。一些國際經濟學家也可以從中國的匯率變動和貨幣政策給出一些理論解釋。一些人口學家也可以從人口紅利的視角進行解釋。然而,盡管這種純經濟學的分析可以向人們展示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是如何發生的,但並沒能說明這些現象是到底如何發生的。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是,如果說在任何國家和任何時期的經濟增長中,消費、投資和外貿均是一國經濟增長的三大貢獻因素的話,那麼為什麼推動經濟增長的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長(近些年來尤其是後兩個因素)同時發生在體制轉軌和對外開放之中的當代中國?而在一些其他國家——尤其是與中國有著大致相同資源稟賦和同樣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出現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的同時強勁增長?在那篇文章中,我還專門問及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當下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和外貿出口這些年來一直保持這樣高比重和這樣高的增長速率?為什麼其他國家和經濟體就不能產生如此高的投資率和出口比例?
對於這個問題,第二個層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為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激勵,並進而蘊生出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這一層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幾分道理。然而,這一解答仍然沒有解釋得了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在當今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包括實行和推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並不只有中國,採取對外開放政策的國家也不只有中國,那麼,為什麼只有中國在二十一世紀開始之後產生了如此驕人的經濟業績?
在那篇文章中,我還討論了張五常先生的「中國的市場制度最優說」,香港大學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頓大學的著名社會學家伯傑(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種華人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說,以及英國阿爾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榮譽教授、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國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國人解除了制度的約束,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釋。
通過綜述經濟學家的要素貢獻說,張五常「制度說」、伯傑、雷丁和筆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討過的中國人的經商精神說,以及林恩的中國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論解釋,筆者當時得出以下結論:
如果把這三種解釋串聯起來看,或者說把三者疊放在一起來考慮,也許我們就能大致把握得住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脈搏了。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以上三種乍看來互不相乾的理論解釋,實際上是有著某些內在關聯並從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著的。具體說來,正是因為中國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國外的一些優生學專家的實際研究所發現的那樣),一大批中國的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營銷員以及生產者才會有超強的經營頭腦、精明的商業意識以及令人贊嘆的「craftsmanship」,才會在競爭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體化的國際市場中不斷增強中國產品和勞務的競爭力。也正是因為智商甚高的中國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產者有著如此精明的商業意識和精確判斷商機的經營頭腦,他們才會在中國四分之一多個世紀的經濟改革開放的歷史際遇中充分利用各種「制度縫隙」和「體制空檔」(或者以現在張軍的「體制適應和可改說」——韋森補記),來不斷發展自己的企業,創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國」,從而不但走出家門、省界,而且走出國門,勇敢地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在近些年中國漸進的社會體制變遷過程中,這些有著高智商的企業家、經理人、營銷員和生產者,既是體制轉軌的獲利者,也是當下中國工商業慣例和規范的實踐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也是現實市場制度安排的創造者。在與政府官員的行政干預並與其他競爭對手與合作夥伴的市場交易的社會博弈中,他們不僅不斷成長並壯大了自己的企業和生意王國,也實際上同時創生了當下中國市場運行的市場秩序和博弈規則,因而,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這千百萬在中國大陸各類企業中實際經營和成長著的的企業家、經理人、管理者和生產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斷的那種「目前中國最合宜的種種市場制度規則」的創造者(《市場、法治與民主》,229-230頁)。
從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東方周刊》發表後,筆者仍相信這一判斷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進的計量模型和方法來檢驗,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來解釋過去三十多年來——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離開了改革開放以來一大批中國企業家(包括現有的一些國有企業的老總)的崛起,離開了中國人樂於和善於經商的文化精神,純經濟學的解釋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在經歷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經濟衰退沖擊後中國大規模投資和超大規模貨幣創造(廣義貨幣近100萬億元,M2/GDP的比率已經達到1.88的當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國經濟在未來能否保持一個持續的高速增長?要保持一個可持續的相對增長,需要我們做哪些制度建設和改革,這才是當下中國經濟社會和經濟學家們所共同研究和探討的問題。就此而論,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和機理,並排除一些成見、誤識和偏見,不僅僅是解釋過去和現在,還在於指向未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理論解釋意義主要在這里
D. 中國經濟發展史的學習心得
中國經濟的發展在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後迎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E. 近年來中國國際地位提升或經濟發展的例子
1、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2、中國的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達到創世紀的3.2萬億美元。
3、在聯合國組織下,中國向很多國派駐維和部隊。
4、中國軍艦派駐亞丁灣海域,維護船隻安全,打擊索馬裏海盜。
5、G8峰會失去影響力,取而代之的是有中國參加的G20峰會,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關鍵作用。
6、G2的新說法,使中國表面上成為同美國平起平坐的世界主導力量。
7、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多數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
F. 全球變局下的中國經濟 總結
爬坡過坎——全球經濟變局下的復甦之路
歷經國際金融和歐債危機雙重沖擊,世界經濟復甦之路坎坷曲折,陰霾尚未完全散去。從全球經濟、金融格局看,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背離的狀況未有實質改變,南北鴻溝仍橫亘眼前,世界經濟「再平衡」之路漫漫。
2015年世界經濟艱難爬坡的印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2015年世界經濟增長預期調降為3.1%,比前一年低0.3個百分點,為步入復甦通道以來增速最慢的一年。
全球經濟增速放緩表現為發達經濟體增長有限、新興經濟體增速總體下滑。有報告預測,2015年發達經濟體僅增長2%。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增速回落明顯,增幅為4%,連續5年增速下滑。俄羅斯和巴西等國陷入負增長,中國和印度則表現較好。
在發達經濟體中,由於低油價、政府支出增加和高科技創新產業推動,美國經濟復甦穩步走強,預計2016年仍將有亮眼表現,增長水平至少與上年水平相當。得益於國際油價大跌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歐洲經濟溫和增長;但受困於高失業率、貿易低迷和地緣政治風險等因素,再加上低通脹帶來的通縮威脅,歐洲經濟在2016年的前景仍存有不確定性。
對部分新興經濟體而言,2016年仍將是挑戰巨大的一年。中印經濟增長勢頭較為明朗,而俄羅斯和巴西仍將尋求破解滯漲之道。
此外,美聯儲加息觸發各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分化加劇,將可能引發全球資產價格和資本流動異動。此外,全球債務水平居高不下,抑制了全球經濟潛在增長,2016年世界經濟仍將步履維艱,增速有可能低於去年。
G. 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
以我的理解,在進行經濟建設時,應該首先考慮經濟利益、其次是考慮環保利益。我國確實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質提高、社會進步等因素相結合、協調,反對「殺雞取卵」式的、不顧環境保護、引起環境惡化和生態污染的經濟增長方式和道路。
但是,必須同時看到,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並不是並駕齊驅的。經濟建設是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工作中心,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與落後的社會生產的主要矛盾決定的,除非發生外族大局入侵,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決不動搖的!
再者,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是我們經濟的發展,「發展是硬道理」。只有經濟發展了,才能維護和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歷史使命!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讓國家富裕了,軍隊強大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場繁榮了,工,農業生產效益高了;這是國人有目共睹的偉大成就。但是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如:
1,官僚主義滋長迅速,干群關系日益疏遠。
2,公權力濫用,貪污腐敗現象猖獗。
3,社會矛盾逐漸復雜,社會等級觀念凸顯,社會公平如同口號。
4,人心渙散,信仰危機。傳統美德缺失,傳統文化淡化。
5,資源消耗過大,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經濟結構有失平衡。
從五中全會看中國發展走向
金秋時節,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圓滿完成各項議程後,在北京勝利閉幕。
這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入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擘畫了未來五年的宏偉發展藍圖。
這是今後一個時期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十六屆五中全會及其審議通過的《建議》,必將對中國未來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關鍵時期:「十一五」時期的歷史方位
「關鍵時期的一次關鍵會議」——這是輿論對十六屆五中全會的基本定位。
「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三年前,黨的十六大作出的這一重大判斷,吹響了新世紀新階段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新號角。
彈指之間,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第一個五年即將過去。「十五」時期的中國,以舉世矚目的成就贏得全世界的贊嘆。「十一五」時期能否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為下一個十年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對於能否實現十六大提出的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具有決定性意義。
這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面臨的第一個「五年時期」。如何適應紛繁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趨利避害,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航船繼續乘風破浪?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這是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00美元後的第一個「五年時期」。一些國家、地區的發展歷程昭示我們:在這個機遇和挑戰並存、希望與壓力同在的黃金發展期、矛盾凸顯期,如果舉措得當,經濟社會發展將實現新的跨越;如果應對失誤,很容易導致經濟徘徊、社會動盪。
面對戰略機遇期,我們耽誤不得;處於發展關鍵期,我們失誤不起。五中全會在深入分析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後,突出強調我們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十一五」時期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歷史地位」。
科學發展:「十一五」規劃的靈魂
「十一五」規劃,是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後編制的第一個五年規劃,是這一重大戰略思想由理念全面轉化為實踐的第一份「五年路徑圖」。針對「十一五」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全會突出強調,要堅定不移地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切實把經濟社會發展轉入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發展取得的成績,讓每一個中國人自豪;發展存在的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一場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讓我國危機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暴露無遺。不斷拉大的城鄉差別、區域差別,嚴重製約經濟社會更快的發展。不少地方在發展中單純追求增長規模,經濟質量和效益低下,生態環境遭到極大破壞。重大安全事故接連發生,安全事故損失已佔全國GDP的2.5%……
堅持不同的發展觀,就會有不同的發展前景。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第一次全面、完整地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總結了國內外在發展問題上的經驗教訓,站在歷史的、時代的高度,進一步指明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是指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重大發展。
堅定不移地走科學發展的道路——這是十六屆五中全會傳遞出的鮮明訊息。全會突出強調,堅持以人為本,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把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軌道。
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五中全會對「十一五」期間的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6個「必須」:必須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必須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必須加強和諧社會建設,必須不斷深化改革開放,並作出一系列具體部署。
以人為本:提綱挈領的發展本質
突出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強調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是十六屆五中全會一個引人注目的亮點。
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從黨的十六大提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到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以人為本的重大思想,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一切決策、舉措的中心。
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都具有提綱挈領的意義。從各級幹部深入基層噓寒問暖、解困救急,到有關部門頻頻出台便民利民舉措;從全國28個省區市免徵農業稅,到社會保障體系框架初步確立……以人為本的理念,不僅對黨員領導幹部的政績觀、利益觀、地位觀產生深刻的影響,更在社會生活的角角落落引發廣泛的變化。
發展的力量來源於最廣大人民,發展的成果必須惠及最廣大人民。專家指出,雖然近年來我國各項事業全面發展,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但堅持以人為本,親近民生、關注民生,對「十一五」的中國而言,仍然是緊迫而現實的重大課題。
5年前,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不斷提高城鄉居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 是發展經濟的出發點和歸宿。」5年後,十六屆五中全會高揚「以人為本」的大旗,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的一系列層面,提出了諸多新的思路。這預示著,「十一五」規劃的編制,將從過去偏重於物質財富的增長,轉向更加重視人的發展。就業、教育、衛生、公共安全等人文和社會指標,正引人注目地出現在規劃編制者的視野。
和諧社會:進入操作、實踐的新階段
「把擴大就業擺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位置」「認真解決進城務工人員社會保障問題」「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五中全會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確立為「十一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並就認真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作出了具體部署。
當前,我國正經歷經濟轉軌、社會轉型,不可避免地面臨大量復雜的社會矛盾。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日益引人關注,侵害群眾利益的現象屢見不鮮。少數沒有得到妥善處理的人民內部矛盾,甚至發展成為群體性事件。
從黨的十六大鮮明提出使「社會更加和諧」的要求,到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從今年2月,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深刻闡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徵、重要原則和主要工作,到五中全會提出一系列思路和舉措……回顧這一發展軌跡,人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黨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考在不斷深化,和諧社會建設這個宏大命題,已逐步從初步破題進入操作、實踐的新階段。
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五中全會從這6個方面,對和諧社會建設作出全面規劃。這是黨中央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基於對國情、民情的深刻洞察而作出的重大部署。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由經濟、政治、文化的三位一體,擴展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四位一體,中國共產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也在達到新的高度。
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推進器
「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五中全會公報關於自主創新的敘述,讓人印象深刻。
近年來,在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有一種現象卻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註:醫葯生物技術領域,幾乎所有葯物專利均為發達國家擁有;DVD行業,大批企業交不起國際專利費而紛紛倒閉;汽車製造領域,真正的國產車僅佔10%。由於缺乏核心技術,缺少自主知識產權,我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仍處於低端位置……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將難以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強勁的動力支持。黨中央一再強調,必須更加堅定地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推動力量,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提高國家競爭力的中心環節,把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面向未來的重大戰略。
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對我國來說,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既是保持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支撐,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支撐,又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要支撐,提高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的重要支撐。
全會明確要求把自主創新作為制定「十一五」規劃的著力點,強調科技發展要堅持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方針,不斷增強企業創新能力,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提出在「十一五」期間,要形成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優勢企業。這使得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戰略更加系統、更加具體。
社會主義新農村:三農工作邁入新境界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五中全會公報中的這一表述,引起不少人的關注。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始終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針對近年來糧食產量連年下降、農民收入徘徊不前、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的嚴峻形勢,黨中央及時提出對農業實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並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重農、惠農的政策。今年上半年,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實際增長12.5%,首次超過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
去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深刻指出,我國現在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黨中央、國務院一再強調,要按照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要求,切實把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放到國民經濟全局中統籌安排。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提出,格外引人注目。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絕不僅僅意味著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五中全會突出強調,「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現代農業建設,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這意味著在加快經濟發展的同時,農村教育、文化、醫療、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社會事業,也將進入加速發展時期,城鄉差距有望逐步得到縮小,農村面貌將迎來新一輪的歷史性巨變。
改革攻堅:在關鍵領域和重點環節尋求突破
「目前我國正處於改革的攻堅階段。」五中全會的這一科學判斷,形象地揭示了歷經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正處於一個新的關鍵時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為古老的中國注入了強大發展動力。然而,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兩年前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根據十六大精神,作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對新世紀新階段的改革開放作出全面規劃和部署。
改革的本質,是體制機制的創新。農村稅費改革、壟斷行業改革、股權分置改革、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投資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一系列關鍵領域的關鍵改革加速推進,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事關百姓切身利益的改革也被擺上突出位置……一系列改革舉措的相繼出台,使得2005年成為「改革攻堅年」。
但「攻堅」還僅僅是開始。從現實看,有些改革進展不快,處於滯後狀態;有些改革仍止於表層,整體上沒有實現質的突破。全會號召全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更大決心加快推進改革」,努力從根本上消除制約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使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
全會從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推進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加強現代市場體系建設,形成有利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機制,完善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保障等7個方面,對攻堅階段的改革作出具體部署。
全會同時強調,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聯系日益緊密的情況下,我們要有寬廣的世界眼光,著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
憂患意識:永不自滿、永不懈怠
談成績,實事求是;講問題,切中要害。五中全會會場內外,求真務實的清風撲面而來。
全會深入分析了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強調必須緊緊抓住機遇,應對各種挑戰,認真解決前進道路上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表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理智、清醒的科學態度。
誕生於民族危亡關頭的中國共產黨,在80多年的風雨歲月中,始終保持著強烈的憂患意識。黨的十六大告誡全黨,一定要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風險。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反復強調要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永不自滿,永不懈怠。
強烈的憂患意識,源自於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和新世紀新階段國內外形勢的科學分析與正確判斷。胡錦濤總書記強調,「十一五」時期我們面臨的仍將是一個機遇和挑戰並存、機遇大於挑戰的環境,一個總體上有利於我們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但不利因素可能增多的環境。我們要牢牢把握和切實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妥善應對各種挑戰,實現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
心存憂患,方能從容應對各種挑戰;居安思危,才會始終挺立時代潮頭。五中全會強調,實現「十一五」規劃目標,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關鍵在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要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加強各級領導班子和基層黨組織建設,不斷提高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
這是中國共產黨對自身使命的清醒把握,是中國人民對中國未來的信心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