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現代經濟社會對民族民間音樂發展的影響
現代經濟社來會對民族民間音樂發源展的影響有集體性、地域性、變異性、傳承性和規范性。
集體性是之在產生傳承過程中所呈現的為廣大民間社會所共同接受的基本特徵；
地域性是在空間上所呈現出的基本特徵。也叫鄉土特徵和地理特徵；（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
變異性是在傳承過程中，為適應新的生存環境而呈現出的具有變異特點的外部特徵；\r\n傳承性是在發展過程中所呈現的世代相襲的特點；
規范性是對民間社會所有成員行為方式上所具有的約束作用。
Ⅱ 以中國傳統音樂的發展前景為論題方向,寫一篇3000字論文.關鍵字,摘要,結語都要哦,親
中國的民族音樂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一個特點比較鮮明的體系，隨著歷史的變遷以及各個歷史時期人們的意識形態不斷發生變化，民族音樂也隨著變化和發展，而且一直都在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僅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人們的精神面貌，也用音樂這個特殊的方式記載著不同歷史時期人們的日常生活和人文背景。「作為文化整體中的一部分，音樂是人類與人類的不同個體和各種群體創造的一種體現他們自身文化價值和文化特點的藝術形式[1]」。中國民族音樂文化根植於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土壤之中，悠久的中國傳統文化造就了獨特的民族音樂。一、民族音樂的歷史文化構成中國民族音樂基本上由宮廷音樂、文人音樂、宗教音樂、民間音樂四部分構成。宮廷音樂：一部分是典制性音樂，如各類祭祀樂、凱歌樂、朝會樂等；另一部分是娛樂性音樂，如各種筵宴樂、行幸樂。這兩大部分音樂體現了宮廷貴族文化的兩個側面，一是皇權至上自我形象的塑造，二是貴族階層的精神享樂。文人音樂：文人音樂包括古琴音樂與詞調音樂，它與書、繪畫、詩詞共同構成中國傳統文化中獨特的文人文化，琴、棋、書、畫，琴居首位。古琴音樂追求的是超塵脫俗的意境天人合一的思想，「清、幽、淡、遠」的浪漫色彩，這種音樂最符合封建社會的「中和」思想，成為古人修身養性，塑造人格的最好手段。宗教音樂：（1）體現了中國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特點，佛教、道教、基督教、薩滿教，在各自的文化基礎上宗教音樂各有特徵；（2）外來的宗教帶來的外來音樂和樂器不斷與本土音樂的融和；（3）較濃的民間風格，大量的宗教音樂以民間歌曲為基礎加以改動使之儀式化、教儀化。民間音樂：民間音樂分為民歌、歌舞、說唱、戲曲、器樂，以綜合藝術為主。獨特的中國傳統文化孕育了獨特的民族民間音樂的體裁、形式、風格、內容，成為中國民族音樂的基礎。它的特點是：（1）豐富性：中國土地遼闊，民族眾多，民間民俗千姿百態，形成了品種繁多的民間音樂。至今已收集到的民歌約有30萬首左右，獨奏、重奏、合奏樂曲不可勝數；民族樂器約200餘種；中國的民族曲藝約200多個曲種；戲曲約有360多個劇種。曲藝和戲曲都是綜合性藝術，音樂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同時也是各劇種、曲種特徵和風格的主要體現者。至於這眾多劇種曲種中豐富多彩的劇目、曲目，聲腔、板式、曲牌、行當、流派、唱段、文武場音樂等，更是無法記數。（2）不確定性：民間音樂一般為口頭產生，口頭傳授。口頭發展使民間音樂更具有不確定性、變遷性、創新性、即興性。（3）通俗性：民間音樂是勞動人民共同創造的音樂文化，它表現了勞動人民的生活，抒發了他們的感情，表達了他們的意志和願望，更具濃郁的鄉土氣息和民族色彩，更貼近廣大勞動人民，並為他們所接受和喜愛。（4）實用性：許多民歌還未完全擺脫實用功能的原始形態，如各類勞動號子仍具有實用性和表現性兩種功用。它的表現性在於用藝術形式反映勞動者的力量、態度、志向和審美情趣，它是勞動人民生活狀況的直接反映。二、我國民族音樂發展存在的危機進入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由於特殊的政治環境造成了樣板戲和語錄歌幾乎是我國音樂的全部。同時盲目的閉關自守、與世隔絕，以及長期的思想桎梏和政治迫害使得音樂的發展失去了應有的動力，音樂與政治的聯姻更使得音樂創新成為一種奢望。隨後我國的改革開放深入進行，人們的心理狀態在長期的閉關鎖國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世界音樂文化和學術思潮蜂擁而至時國人顯得有點措手不及和茫然得一無所知。鄧麗君，一個有著甜美的笑容、黃鶯般輕柔的歌聲也並未因歲月的流逝而魅力稍減的女歌手，她的歌聲中是那種追求平靜甜美的知覺，是經歷動亂流離的中國人共同的感受。正是如此，首先進入大陸並產生巨大影響的是鄧麗君等一大批港台歌星。當樣板戲和語錄歌已經讓人民麻木而毫無激情的時候，鄧麗君的歌像一股清泉盪滌著人們的乾涸的心田，人們發現音樂還可以有這樣的風格，還可以這樣直截了當地抒發感情的時候，我國的流行音樂也就不可避免地隨之進入了迅速發展的軌道。與此同時，我國的民族音樂卻以一種弱勢文化的姿勢存在著，具體來看，民族音樂的危機與困難表現為：民歌傳唱漸少，民間器樂傳承後繼乏人，地方戲曲反響淡漠，傳統說唱效應不佳。即使曾因產生某個樂（劇）種而引以為豪的源地，也難有如痴如醉的追隨者，更不用說由於語言的隔閡和審美趣味的差異而導致欣賞心態的抵觸與拒絕了。怎樣看待當下民族音樂面臨的危機呢？「傳統是不可或缺的，同時它們也是很少完美的。傳統的存在本身就決定了人們要改變它們[2]」。作為傳統之一的民族音樂文化，當時代在改變時，它不可能一成不變。時空的移動，意味著傳統文化的克里斯瑪特質（charisma，非凡物質）將受到嚴峻的考驗和挑戰。在歷史語境中形成的傳統文化，隨著現代社會的到來，文化交流與傳播的迅速擴大，文化的撮合與變異成為必然。在現代社會化過程中，閉關自守和極力排外無疑是慢性自殺。也因此，中國在八十年代積極的改革開放，接受現代文明的洗禮以推進現代化建設的進程。然而，國門的洞開，卻分明發現了我們多方面的差距和落後，於是，外來經濟文化的交流自然導致了我們經濟文化的吸收與變異。民族音樂就在這一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面臨了所謂的「危機」。民族音樂的危機正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傳統文化吸收與融合外來文化導致的文化發展（變異）現象。「從民俗學角度看，民俗的產生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為了滿足生存的需要和適應環境的需要[3]」。民族音樂作為一種民俗事象，大多記載在一定具體的民俗活動之中。即有民俗適應和滿足了歷史性的生存需要和環境需要。然而，生存空間和環境條件在當下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以迫使民俗改變以適應新的需要。於是，民俗的改變也會引起民俗音樂的變化。音樂民俗的功能隨著現代化過程的發展而逐漸淡化，民族音樂也隨著依存的土壤變化而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文化傳承的變異，也即是民族音樂面臨的危機。流行音樂之所以流行，不能完全肯定為音樂本身被認可，但是至少可以肯定這種手段如果被很好地利用也應該會有利於我國民族音樂的發展的。三、民族音樂在發展中傳承幾十年以來，圍繞「民族音樂應該如何發展，民族音樂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專家學者們一直在方向上有不同的爭論。一些專家說「中國音樂的主體應『以西方音樂的根本精神進行重建』」，同時另外一些專家認為「要保持傳統音樂固定不變的形態，對於中國音樂走西化的道路必須予以否定或糾正」。而事實證明，繼承民族音樂的優秀傳統，兼容並蓄、借鑒並吸收外來音樂的形式技法，才能使民族音樂走上一條振興和發展的道路。我們在繼承民族音樂傳統的時候，絕對不能持僵化的態度，自古以來我國的民族音樂就是在互相融合變異中發展而來的。中國民樂用的樂器如胡琴、琵琶、嗩吶等都來自西域，這些少數民族音樂與漢族音樂完全融合，已經成為中華民族音樂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因為幾千年以來歷史的沉澱以及長久形成的兼容並蓄的特點，形成了我國民族音樂的難能可貴的交融品質，這些年來民族音樂與流行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是由表及裡，由淺而深的過程，也是在不斷失落自我中不斷發現自我的過程。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有了民歌以流行音樂形式出現的例子。鄧麗君演唱的大多是以民間小調為素材創作的歌曲，《小城故事》《原鄉人》《路邊的野花不要采》等，台灣高山族民歌《娜魯灣情歌》的流傳更是給了大陸音樂製作人很多啟示。隨著崔健的一首《一無所有》的流傳，整個中國都颳起一股強勁的西北風，《黃土高坡》《高天上流雲》《信天游》等一大批以西北民族音樂為素材的流行歌曲到處傳唱、家喻戶曉。如果說這些都還是一種追求所謂流行、純粹為獲得某種利益的思想使然的話，那麼「北方歌王」騰格爾一直堅持把自己的音樂創作紮根在蒙古民族音樂的基礎上，使自己能一直保持在中國流行樂壇擁有一席之地；上海著名二胡演奏家馬曉暉與電聲樂隊的完美合作；馮小泉、曾格格夫婦的流行民樂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朱哲琴的《阿姐鼓》方興未艾；「彝人製造」演唱組合迅速串紅等等無不說明一點：中國民族音樂正在逐漸完成一次新的蛻變。「中國音樂文化的發展已經進入現代社會，當代的音樂文化必然帶有當代特徵，音樂文化隨著時代和這個時代的人的需要而變化發展，這本身便是一種創造，一種不脫離民族傳統並以現代生活為根本的創造。四、結語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以及多元文化的廣泛交流，對我國民族音樂的滲透、影響、融合，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在技術上都有著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價值，經過潛心學習、研究、感悟，我們會開闊視野、擴大眼界，豐富演唱與教學的思維方式和想像空間，從而有效地提升民族音樂的藝術品位，更好地促進民族聲樂的繁榮和發展。參考文獻[1]張天彤．論高師民族音樂教育[J]．中國音樂，2004，(4)．[2]（美）E·希爾期，傅鏗、呂樂譯．論傳統[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徐儀明，陳江風，劉太恆．中國文化論綱[M]．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作者簡介：譚敏（1981-），女，東莞理工學院師范部藝術系專業教師，研究方向：音樂學。
Ⅲ 求教對中國民族音樂發展的看法及前景展望
中國民族音樂的三大來源
中國傳統音樂是在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中原音樂和四域音樂以及外國音樂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發展起來的。因此可以說，中原音樂、四域音樂、外國音樂是中國傳統音樂的三大來源。
中原音樂指的是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發展起來的音樂。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以漢族為主體的黃河流域音樂文化。其中，殷商和西周時期的音樂文化具有代表意義。除六代樂舞及其他多種樂舞的發展和整理，禮樂制度的階級化和等級化，大司樂機構的設置，三分損益律的運用等有重要影響之外，尤其在"八音"樂器分類中"琴"（七弦琴）及其音樂的出現，奠定了中國傳統樂器與器樂的基本模式。
四域音樂指的是除中原華夏族為主所創造的黃河流域音樂文化以外的中華大地各民族的音樂文化。其中，長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區，與黃河流域同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發祥地。長江中游的楚文化中的音樂文化，色彩繽紛，獨樹一幟，同中原音樂並為上古中國傳統音樂的表率，相互輝映，相互兌爭、交融，進而衍生，發展。珠江流域的粵文化，西南各少數民族的音樂文化，西北作為古代絲綢之路經由路途對多處音樂文化傳播、交融的作用，以及東北各少數民族的音樂文化，都為中國傳統音樂的形成、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其中，在樂器方面，作為漢族音樂文化與少數民族音樂文化交融的代表實例，可以舉出由奚琴到胡琴類各種拉弦樂器的形式。 中國音樂與外國音樂的交流，由來已久。據《穆天子傳》記載，相傳西周初，周穆王曾經帶著規模頗大的樂隊到西方各國旅行，並進行音樂交流。此後，在漢代，伴隨著佛教的傳入，印度教音樂和天竺樂也入傳中國；隋唐時期，大量外國音樂的輸入，不僅帶來外國樂曲，而且引進樂器、樂律、音階。作為外國樂器傳入中國，後又被改造為中國傳統樂器的琵琶是頗具代表意義的樂器之一。
中國民樂發展的三個時期
1.中國傳統音樂的形成期（約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3世紀）
這時期包括從夏、商、西周到春秋、戰國、奏漢。在音樂體裁方面，經歷了由原始樂舞到宮廷樂舞的進化。在旋律音調、音階形式方面，經歷了由原始間樂重視小三度音程的音調，到春秋戰國強調宮、商、徵、羽的上下方大3度的"（甫頁）、曾"體系，以"三分損益法"相生五音、七聲、十二律，初步確立了中國傳統音樂旋法的五聲性特點。在音樂美學思想方面，先秦諸子百家的論爭，奠定了此後各自學說的理論端點。這一時期中，最具代表性意義的音樂藝術形式是鍾鼓樂隊。
2.中國傳統音樂的新生期（約公元4世紀至10世紀）
這一時期包括了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唐。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政治動盪和北方人民南遷、少數民族的內移，構成對中國傳統音樂的沖擊：一是玄學對儒學的沖擊，引起音樂思想的變化；二是少數民族音樂和外國音樂的傳入，引進樂器、樂律、樂曲和音樂理論方面的新因素。其沖擊的結果，是使中國的傳統音樂為之一變，開創了音樂國際化的一代新樂風。一方面是世界音樂的中國化，包括外來樂曲的中國化，外來樂器的運用，外來樂調的傳入，外來樂隊的民族化，以及外來樂人為發展中國音樂所作出的貢獻。另一方面是中國音樂的世界化，即：中國音樂以其輝煌的成就給世界許多國家（尤其是周邊各國，如朝鮮、日本等）以重要的影響。
3.中國傳統音樂整理期（約公元10世紀至19世紀）
包括遼、宋、金、明、清。其政治上的特點是：從紛亂和分裂到相對的統一，又從南北對立到多民族國家統一政權的建立，及其在相當長時期內的相對穩定。音樂文化方面則具有世俗性和社會性的特點。所謂世俗性，就是與普通的平民階層保持著密切的關聯。此時期的傳統音樂，無論在演出人員和觀眾、聽眾對象方面，都已具有更為廣泛的社會基礎。在音樂理論方面，表現出對前一時期的繼承和清理的傾向。音樂形態特點已逐漸趨於凝固定型化。其代表性音樂藝術形式是戲曲藝術及其音樂。這一藝術形式，上承前代，下接後世，並廣泛吸收當代音樂新成果，成為集古今音樂大成的音樂寶庫。
中國民樂的發展
先秦：編鍾改寫先秦的音樂歷史
李教授認為，在我國湖北出土的戰國時期的曾侯乙編鍾是先秦時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樂器。它的出土改變了一段時間內在民族音樂領域內所認為的先秦音樂只有五聲音階的觀點，徹底改寫了整個先秦的音樂歷史。
據了解，曾侯乙墓被發掘以後，其中有陪葬的64枚編鍾。從編鍾以及鍾上的銘文反映出的內容看，中國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能製造出七聲12律齊全，還可以旋宮轉調的編鍾，因此這些編鍾被視為考古界和民族音樂一個歷史性的符號。編鍾在當時的社會中，具有多種社會功能，既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又是乞求平安的祭祀用品。
唐朝：以彈撥音樂為主體的華麗浪漫民樂時代
伴隨著社會生活水平的的提高，以及外來文化的沖擊，樂器的製造也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唐朝音樂的特點是以彈撥音樂為主，李教授認為，唐朝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文化時期，經濟水平相比於秦朝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與此相應的，在民族音樂領域內，先秦那種在室外演奏的、相對粗糙的編鍾漸漸衰落，而具有浪漫和華麗色彩的彈撥音樂、歌舞樂隊迅速發展起來。另外，在外來文化的影響下，包括高麗、胡人、西域等地音樂開始傳至中原，極大豐富中國民族樂器的品種。
進入宋朝後，彈撥音樂開始走上了下坡路，管弦樂得到了了發展，這也是同當時的歷史背景相聯系的，這種趨勢和宋朝的戰爭不斷的局勢有很大的關系。 「其實音樂其實是經濟、文化、社會的一個縮影。」 李教授得出了如上結論。
元朝：文人推動下繁盛的元曲時代
元朝沒有科舉制度，於是大批的文人都轉入了民間藝術的創作之中。元曲因此具有很強的故事情節性，吸引了眾多的觀眾，進一步促進了它的繁盛。在這個問題上，李教授特別強調了中國的元曲同外國歌劇的不同，就在於中國的元曲重要形成了一系列的曲牌名，每一個新的創作都是利用已經形成的曲牌名。而外國的歌劇就沒有這樣的「格式」可以套，所有的創作結構都是全新的。
到清朝以後，是中國的少數民族樂器繁盛的時代，以明末清初出現的二胡就是這個時代民族樂器發展的一個縮影。漢人的音樂一直都是以「單字」居多，比如我們所熟知的蕭、笛、琴、鍾等。通常在樂器中出現的兩個字的樂器多是外國傳入中國民族音樂之中的，比如我們熟悉的嗩吶、二胡等。
近代：民族音樂發展艱難
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為大部分觀眾所耳熟能詳，但是李教授認為在中國近代的發展時期，民族音樂的發展進入一個步履蹣跚的階段，這一時期的兩個標志性人物就是阿炳和劉天華。
劉天華是我國著名的民族音樂家，北京大學教授，詩人劉半農的弟弟，他是與瞎子阿炳同時代的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經典代表作有《月夜》、《空山鳥語》、《良宵》、《光明行》等。李教授特別強調這位民族音樂的宗師對中國民族音樂的貢獻，認為他是中國民族音樂發展的第一人。從他開始，中國民族音樂進入了學堂化的發展時期，這使中國民族音樂發生了質的變化。
建國後：民族音樂得到了快速的成長
建國以後，中國社會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新氣象。中國建設戰天斗地的氣氛使社會各階層群情激昂，中國民族音樂的發展也由此達到了空前的高度。隨著革命事業的發展以及農業生產的廣泛開展，出現了大批具有時代特色的民族樂曲，如很多人熟悉的《賽馬》、《喜看麥田千層浪》等作品就是這一時期有代表的作品。在這一時期，民族音樂的一些舊的觀念得到了剔除，很多西洋樂曲中的一些新的元素被借鑒。
2005年春節，天津歌舞劇院在奧地利維也納金色大廳舉辦"雞年中國民族音樂會"取得巨大成功，音樂會不但通過衛星直播傳送到國內，而且由美國休斯敦音像公司無償提供音樂會的錄音，將製作成CD在全世界發行。
自1998年中央民族樂團代表中國民樂第一次登上維也納金色大廳的舞台，八年來，在「金色大廳」舉辦的「中國春節民族音樂會」已經成為中國民族音樂的著名品牌。
從雅典奧運會閉幕式上的一曲《茉莉花》和二胡表演，以及現代民樂組合如《女子十二樂坊》在東南亞的如潮好評，到中國各地民族樂團在國際國內演出市場的日益活躍，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力量的積累正逐漸地轉化為民族自信，也帶來民族音樂的回歸——中國民樂正在交流與創新中走向復興。
Ⅳ 討論「音樂產業化在當今市場經濟下的地位與作用」的論文素材，越多越好
內容提要：城市音樂文化是在城市這個特定的地域、社會和經濟范圍內，人們將精神、思專想和屬感情物化為聲音載體，並把這個載體體現為教化的、審美的、商業的功能作為手段，通過組織化、職業化、經營化的方式，來實現對人類文明的繼承和發展的一個文化現象。隨著城市化的不斷發展，音樂產業化成為了現代社會的重要文化特徵。
關鍵詞：城市 城市音樂文化 音樂產業化
讓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說出這個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麼。
——伊里爾·沙里寧① 來自：http://wenku..com/view/3c7b732bb4daa58da0114a59.html
Ⅳ 明代的經濟和道教發達對音樂管理有哪些優勢
明代商品經濟更為成熟發達，社會經濟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市民文化更為繁盛，版明代中後期資本主權義生產關系萌芽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宮廷音樂機構管理職能的深刻轉變。
明代神樂觀利用道士來管理宮廷祭祀雅樂，其內在深層原因一是由於音樂文化的俗體化、大眾化趨向。
明代道教獨有的祭祀科儀音樂，可以使大明王朝祀典得以維系。更為重要的是，明代利用宗教人士進行音樂管理可以精簡機構，節省人力資源，還可以減少很多不必要的開支。
Ⅵ 流行音樂是以經濟價值為核心的嗎
從唱片公司抄發行商的角度考慮，肯襲定是以經濟價值為核心。
從聽眾消費群體的角度考慮，肯定是人文價值為核心。
而從創作者的角度考慮……這就得看當事人的音樂態度了，不能一概而論。
流行音樂的 商業性 和 藝術性 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是一個矛盾，二者可能會相輔相成共同發達， 也可能兩者分道揚鑣各玩各的，具體情況更多還是受社會大環境影響吧！
至於當下的流行音樂市場，只能說總體上更多的是以娛樂價值為核心！ （以上純屬個人拙見吧，哈哈！）
Ⅶ 民族音樂的產生與發展和民族當地的經濟與文化發展有什麼關系
地域文化對民族音樂的影響 http://www.ilib.cn/Periodical.Articles/anysfxyxb/2005/04/anysfxyxb200504061.html
中國民族音樂發展史
遠古、奴隸社會前期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音樂文化的歷史也非常久遠。大約從五萬年前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期，我們的祖先就創造了簡單的樂器和樂舞。山西萬泉（現屬萬榮縣）荊村和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屬於這一時期的骨哨、陶塤，有的已可吹奏由兩、三個音構成的簡單旋律，同時還有鼓、磬等打擊樂器和管樂器。
最初的音樂是人類勞動生活的再現，是從勞動中直接產生的。原始時期的音樂總是常常和詩歌、舞蹈結合在一起的。
原始音樂歌舞與勞動生活的關系如此密切，它的社會功用也是顯而易的。但當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社會生產關系日益復雜，音樂藝術的內容和作用也隨著擴大、而廣泛用於鍛煉身體、抒發感情、祀神祈年，以及娛樂、求愛等各種社會生活側面；美的因素增長了，音樂的形式也更為豐富多樣了。從此，音樂遂以一種獨立的藝術樣式，作為社會意識形之一，隨著社會的演進而不斷地向前發展。
原始社會到夏禹的時候開始崩潰，奴隸社會逐漸形成、社會上有了階級的區分，音樂藝術了逐漸注入了階級的意識。如夏代的代表性樂舞《大廈》，是直接歌頌法代統治者本身的。與過去歌頌圖騰祖先的情況很不相同。傳說《大廈》是歌頌夏禹治水有功。音樂的階級分化，在樂器的應用上也有所反映。奴隸社會創造了象編鍾、編磬之類的貴重樂器，這是音樂進步的一種表現。但是這類樂器，從一開始就只能是貴族統治階級的專有物，奴隸不必說了，一般部落民也是根本不可能備置應用的。他們最多隻能奏弄塤一類比較簡單的樂器。古人常稱貴族家庭為「鍾鳴鼎食之家」，就是這種真實寫照。
西 周
西周是奴隸制度發展到鼎盛時期，它在殷商各種典章制度的基礎上，制定了一整套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的禮樂制度。西周統治者特別重視禮和樂的社會作用，認為禮可以分別貴賤等級。樂可以使人互相和敬，兩者結合起來，就能夠維護貴族的等級秩序而有效地統治人民。
西周的宮庭音樂大體可分為六代之樂、雅樂、頌樂、房中樂和四夷之樂等幾種。六代之樂是指歷代傳下來的六部大型樂舞。這些樂舞主要用於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特點是規模宏大而聲調平淡、緩慢、給人以嚴肅靜穆之感。頌也是大典樂歌，用於天子祭祖、大射、視學以及兩君相見等重要典禮中，內容大都是史詩性的，往往帶有一些神話色彩；音調也以緩慢為特色，但比六代之樂可能要清越一些，唱時用瑟伴奏。
雅有大雅、小雅之分。大雅的內容與頌相似，所用場合亦大體相同；小雅比較接近於民歌或者根據民歌改編而成。常用於士大夫飲酒禮中，唱時用瑟或琴伴奏，稱為"弦歌"。房中樂是後妃們在宮內侍宴時唱奏的樂歌，以周南、召南之類民歌為主，唱時不用鍾、磬，只用琴、瑟伴奏。四夷之樂是指來自秦、楚、吳、越等邊區各民族的音樂，多屬歌舞性質，伴奏以吹奏樂器為主。
從遠古到奴隸社會前期，是我國音樂逐步成型和開始發展的時期。商代由於冶煉等工技的發展，促進了樂器製造的進步。出現了鍾、鐃等等銅制擊樂器、編管樂器也有發展。
春 秋 戰 國 時 代
西周以後的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社會經歷了從奴隸制度到封建制度的轉變，社會思想活躍，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在新思潮的影響下，舊的禮樂制度受到沖擊而瀕於崩潰，民間俗樂得到較大的發展，並受到一些傾向於政治革新的諸侯和士大夫們的重視。
民間俗樂首先是鄭、衛、宋、齊等封建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繁榮起來的，所以後來士大夫們就用"鄭衛之音"或"鄭聲"來作為俗樂的代稱。
俗樂中以民歌和民間歌舞為最重要，從現存《詩經》所集的十五國風，可以大體看到當時民歌的豐富多采。內容方面除一般勞動歌曲、愛情歌曲外、有傾訴農民痛苦生活的，如《七月》；有詛咒封建強迫婚姻制度的，如召南《行露》；也有揭露統治階級不勞而獲的諷刺歌曲，如魏風《代檀》等等。
歌詞大都是四言體，也有長短句或楚騷體的，音樂多採用分節歌形式，在屈原整理或仿作的民間歌舞《九歌》和《離騷》中，還有"少歌"和"亂"等結構名稱。亂是音樂的高潮部分，說明當時的大型音樂作品在結構上已有新的發展。
所謂鄭衛之音是民間俗樂、節奏活潑、表情豐富，與宮庭雅樂的"和平靜穆"形成鮮明的對比。因而受到一些開明政治家的重視，當時如魏文侯、梁惠王以及後來的秦始皇等都很注意利用俗樂。對此，當時在思想家中也有很大的爭論，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竭力主張維護舊的禮樂，認為俗樂淫放，不利於鞏固封建統治；以墨子為代表的墨家則反對統治者搞任何音樂活動，說這是勞民傷財的事。由於他們的意見都不符合新興統治者的意願，所以都末得到採納。
俗樂的繁盛促進了表演藝術的提高，出現了不少著名的歌手，相傳秦青的歌唱有"聲振林木"之勢，韓娥的歌唱能給人以"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印象。 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樂器方面也有很大發展，弦樂器有琴、瑟、箏、築之分，吹樂器有管、笛、竽、笙之別，形制多種多樣；編鍾、編磬也日益完整。湖北隨縣出土的戰國曾侯乙編鍾，全套共六十四枚，每鍾能發兩音，在中心音域約三個八度內能奏出完整的半音列，顯示了樂器製造的高度水平。
樂器演奏水平也有很大進展，出現了琴、瑟、築等樂器的獨奏家，如善鼓琴的師曠、伯牙；善擊築的高漸離；善鼓瑟的瓠巴等都很著名。
隨著音樂的進步，春秋戰國時代出現了關於音階、調式和轉調的理論，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也。"當時的五聲音階由宮、商、角、徵、羽五個音組成；加變宮、變徵則成七聲音階，但與現代流行的七聲音階不同。
"六律"是指只用一個"變音"的六聲音階。十二管是指一組能奏出十二個不平均律半音列的律管。十二律的名稱初見於《國語》，它們是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
所謂鄭衛之音是民間俗樂、節奏活潑、表情豐富，與宮庭雅樂的"和平靜穆"形成鮮明的對比。因而受到一些開明政治家的重視，當時如魏文侯、梁惠王以及後來的秦始皇等都很注意利用俗樂。對此，當時在思想家中也有很大的爭論，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竭力主張維護舊的禮樂，認為俗樂淫放，不利於鞏固封建統治；以墨子為代表的墨家則反對統治者搞任何音樂活動，說這是勞民傷財的事。由於他們的意見都不符合新興統治者的意願，所以都末得到採納。
俗樂的繁盛促進了表演藝術的提高，出現了不少著名的歌手，相傳秦青的歌唱有"聲振林木"之勢，韓娥的歌唱能給人以"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印象。 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樂器方面也有很大發展，弦樂器有琴、瑟、箏、築之分，吹樂器有管、笛、竽、笙之別，形制多種多樣；編鍾、編磬也日益完整。湖北隨縣出土的戰國曾侯乙編鍾，全套共六十四枚，每鍾能發兩音，在中心音域約三個八度內能奏出完整的半音列，顯示了樂器製造的高度水平。
樂器演奏水平也有很大進展，出現了琴、瑟、築等樂器的獨奏家，如善鼓琴的師曠、伯牙；善擊築的高漸離；善鼓瑟的瓠巴等都很著名。
隨著音樂的進步，春秋戰國時代出現了關於音階、調式和轉調的理論，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也。"當時的五聲音階由宮、商、角、徵、羽五個音組成；加變宮、變徵則成七聲音階，但與現代流行的七聲音階不同。
"六律"是指只用一個"變音"的六聲音階。十二管是指一組能奏出十二個不平均律半音列的律管。十二律的名稱初見於《國語》，它們是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
秦 漢
秦漢時開始出現"樂府"。它繼承了周代對采風制度，搜集、整理改變民間音樂，業績終了大量樂工在宴享、郊祀、朝賀等場合演奏。這些用作演唱的歌詞，被稱為樂府詩。樂府，後來又被引申為泛指各種入樂或不入樂的歌詞，甚至一些戲曲和氣越也都稱之為樂府。
漢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從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漸次發展為有絲、竹樂器伴奏的"相和大麴"，並且具"艷--趨--亂"的曲體結構，它對隋唐時的歌舞大麴由著重要影響。漢代在西北邊疆興起了鼓吹樂。它以不同編制的吹管樂器和打擊樂器構成多種鼓吹形式，如橫吹、騎吹、黃門鼓吹等等。它們或在馬上演奏，或在行進中演奏，用於軍樂禮儀、宮廷宴飲以及民間娛樂。
今日尚存的民間吹打樂，當有漢代鼓吹的遺緒。在漢代還有"百戲"出現，它是將歌舞、雜技、角抵（相撲）合在一起表演的節目。
漢代律學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損益的方法將八度音程華劃為六十律。這種理論在音樂實踐上雖無意義，但體現了律學思維的精微性。從理論上達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三國、兩晉、南北朝
由相和歌發展起來的清商樂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權的重視，設置清商署。兩晉之交的戰亂，使清商樂流入南方，與南方的吳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時，這種南北融合的清商樂又回到北方，從而成為流傳全國的重要樂種。漢代以來，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西域諸國的歌曲以開始傳入內地。北涼時呂光將在隋唐燕樂中佔有重要位置的龜茲（今新疆庫車）樂帶到內地。
這時，傳統音樂文化的代表性樂器古琴趨於成熟，這主要表現為：在漢代已經出現了題解琴曲標題的古琴專著《琴操》。三國時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書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記載。這說明當時的人們已經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產生。當時，出現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繼出現，如嵇康、阮籍等，《廣陵散》（《聶政刺秦王》）、《猗蘭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問世。
南北朝末年還盛行一種有故事情節，有角色和化妝表演，載歌載舞，同時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戲。這已經是一種小型的雛形戲曲。
這一時期律學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晉代荀瑁找到管樂器的"管口校正數"。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損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辦法，創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決了三分損益律黃鍾不能還原的難題。
隋、唐時期
隋唐兩代，政權統一。特別是唐代，政治穩定，經濟興旺，統治者奉行開放政策，勇於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晉以來已經孕育著的各族音樂文化融合打基礎，終於萌發了以歌舞音樂為主要標志的音樂藝術的全面發展的高峰。
唐代宮廷宴享的音樂，稱作"燕樂"。隋、唐時期的七步樂、九部樂就屬於燕樂。它們分別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國的民間音樂，主要有清商樂（漢族）、西涼（今甘肅）樂、高昌（今吐魯番）樂、龜茲（今庫車）樂、康國（今俄國薩馬爾漢）樂、安國（今俄國布哈拉）樂、天（今印度）樂、高麗（今朝鮮）樂等。其中龜茲樂、西涼樂更為重要。燕樂還分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據白居易的《立部伎》詩，坐部伎的演奏員水平高於立部伎。
風靡一時的唐代歌舞大麴是燕樂中獨樹一幟的奇葩。它繼承了相和大麴的傳統，融會了九部樂中各族音樂的精華，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結構形式。見於《教坊錄》著錄的唐大麴曲名共有46個，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為著名的皇帝音樂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風格，為世所稱道。詩人白居易寫有描繪該大麴演出過程的詩篇《霓裳羽衣舞歌》。
唐代音樂文化的繁榮還表現為有一系列音樂教育的機構，如教坊、梨園、大樂署、鼓吹署以及專門教習幼童的梨園別教園。這些機構以嚴密的考績，造就著一批批才華出眾的音樂家。
文學史上堪稱一絕的唐詩在當時是可以入樂歌唱的。當時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詩為快；詩人也以自己的詩作入樂後流傳之廣來衡量自己的寫作水平。
在唐代的樂隊中，琵琶是主要樂器之一。它已經與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無幾。現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還保留著唐琵琶的某些特點。
受到龜茲音樂理論的影響，唐代出現了八十四調，燕樂二十八調的樂學理論。唐代曹柔還創立了減字譜的古琴記譜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宋、金、元時期
宋、金、元時期音樂文化的發展以市民音樂的勃興為重要標志，較隋唐音樂得到更為深入的發展。
隨著都市商品經濟的繁榮，適應市民階層文化生活的游藝場"瓦舍"、"勾欄"應運而生。在"瓦舍"、"勾欄"中人們可以聽到叫聲、嘌唱、小唱、唱賺等藝術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說唱類音樂種類崖詞、陶真、鼓子詞、諸宮調，以及雜劇、院本的表演；可謂爭奇斗艷、百花齊放。這當中唱賺中的纏令、纏達兩種曲式結構對後世戲曲以及器樂的曲式結構有著一定的影響。而鼓子詞則影響到後世的說唱音樂鼓詞。諸宮調是這一時期成熟起來的大型說唱曲種。其中歌唱佔了較重的分量。
承隋唐曲子詞發展的遺緒，宋代詞調音樂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這種長短句的歌唱文學體裁可以分為引、慢、近、拍、令等等詞牌形式。在填詞的手法上已經有了"攤破"、"減字"、"偷聲"等。南宋姜夔是既會作詞，有能依詞度曲的著名詞家、音樂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減字譜的琴歌《古怨》傳世。這些作品多表達了作者關懷祖國人民的心情，描繪出清幽悲涼的意境，如《揚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
宋代的古琴音樂以郭楚望的代表作《瀟湘水雲》開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現了作者愛戀祖國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樂器的發展長河中，宋代出現了"馬尾胡琴"的記載。到了元代，民族樂器三弦的出現值得注意。
在樂學理論上宋代出現了燕樂音階的記載。同時，早期的工尺譜譜式也在張炎《詞源》和沈括的《夢溪筆談》中出現。近代通行的一種工尺譜直接導源於此時。 宋代還是我國戲曲趨於成熟的時代。它的標志是南宋時南戲的出現。南戲又稱溫州雜劇、永嘉雜劇，其音樂豐富而自然。最初時一些民間小調，演唱時可以不受宮調的限制。後來發展為曲牌體戲曲音樂時，還出現了組織不同曲牌的若干樂句構成一種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戲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獨唱、對唱、合唱等多種。傳世的三種南戲劇本《張協狀元》等見於《永樂大麴》。
戲曲藝術在元代出現了以元雜劇為代表的高峰。元雜劇的興盛最初在北方，漸次向南方發展，與南方戲曲發生交融。代表性的元雜劇作家有關漢卿、馬致遠、鄭光祖、白樸，另外還有王實甫、喬吉甫，世稱六大家。典型作品如關漢卿的《竇娥冤》，《單刀會》，王實甫的《西廂記》。元雜劇有嚴格的結構，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過場）構成。一折內限用同一宮調，一韻到底，常由一個角色（末或旦）主唱，這些規則，有時也有突破，如王實甫的《西廂記》達五本二十折。元雜劇對南方戲曲的影響，造成南戲（元明之際叫做傳奇）的進一步成熟。出現了一系列典型劇作，如《拜月庭》、《琵琶記》等等。這些劇本經歷代流傳，至今仍在上演。當時南北曲的風格已經初步確立，以七聲音階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聲音階為主的南曲柔婉。
隨著元代戲曲藝術的發展，出現了最早的總結戲曲演唱理論的專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論》，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則是北曲最早的韻書，他把北方語言分為十九個韻部，並且把字調分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種。這對後世音韻學的研究以及戲曲說唱音樂的發展均有很大的影響。
明 清 時 期
由於明清社會已經具有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萌芽，市民階層日益壯大，音樂文化的發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點明代的民間小曲內容豐富，雖然良莠不齊，但其影響之廣，已經達到"不問男女"，"人人習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編輯，刊刻小曲成風，而且從民歌小曲到唱本，戲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問世。如馮夢龍編輯的《山歌》，朱權編輯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譜》等。明清時期說唱音樂異彩紛呈。其中南方的彈詞，北方的鼓詞，以及牌子曲，琴書，道情類的說唱曲種更為重要。南方秀麗的彈詞以蘇州彈詞影響最大。
在清代，蘇州出現了以陳遇乾為代表的蒼涼雄勁的陳調；以馬如飛為代表的爽直酣暢的馬調；以俞秀山為代表的秀麗柔婉的俞調這三個重要流派。以後又繁衍出許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詞以山東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韻大鼓較為重要。而牌子曲類的說唱有單弦，河南大調曲子等；琴書類說唱有山東琴書，四川揚琴等；道情類說唱有浙江道情，陝西道情，湖北漁鼓等，少數民族也出現了一些說唱曲如蒙古說書、白族的大本曲。 明清時期歌舞音樂在各族人民中有較大的發展，如漢族的各種秧歌，維吾爾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瑪，壯族的銅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蘆笙舞等等。
以聲腔的流布為特點，明清戲曲音樂出現了新的發展高峰。明初四大聲腔有海鹽、餘姚、弋陽、崑山諸腔，其中的崑山腔經由江蘇太倉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調細膩流暢，發音講究字頭、字腹、字尾而贏得人們的喜愛。崑山腔又經過南北曲的匯流，形成了一時為戲曲之冠的昆劇。最早的昆劇劇目是明梁辰魚的《浣紗記》，其餘重要的劇目如明湯顯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長生殿》等。弋陽腔以其靈活多變的特點對各地的方言小戲發生重要影響，使得各地小戲日益增多，如各種高腔戲。明末清初，北方以陝西西秦腔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發展，它影響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陝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這種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經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黃兩種基本曲調構成的皮黃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產生了影響遍及全國的京劇。
明清時期，器樂的發展表現為民間出現了多種器樂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樂，河北吹歌，江南絲竹，十番鑼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豐富的琴歌《陽關三疊》、《胡茄十八拍》等廣為流傳。琵琶樂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鵝》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問世，至清代還出現了華秋萍編輯的最早的《琵琶譜》。明代末葉，著名的樂律學家朱載育計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鄰兩個律（半音）間的長度比值，精確到二十五位數字，這一律學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創。
近 現 代 時 期
這一時期始自清代末葉的鴉片戰爭，在歷經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農民革命，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百多年來，音樂文化的發展交織著傳統音樂和歐洲傳入的西洋音樂，但音樂文化的發展是以民主，科學為主要潮流的。傳統音樂首先以革命民歌的發展為以熱潮，如反映太平
天國革命的《洪秀全起義》，抗議沙俄入侵的《迫遷歌》，"五四"時期痛斥軍閥出賣祖國鎮壓百姓的城市小調《堅持到底》，《苦百姓》等，在紅色根據地，邊區，解放區，革命歌曲更具有優秀的傳統，如《天心順》，《綉金匾》等。戲曲音樂中京劇的形成影響及於全國，出現了程長庚、譚鑫培以及後來的梅蘭芳、程硯秋、周信芳等一代名優。 各種地方小戲、評劇、越劇、楚劇等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民族器樂則以民間出現各種器樂演奏的社團為特點，如"天韻社"，"大同樂會"等等。這反映出民族器樂的發展有著深厚的民間活動基礎。這種民族音樂民間活動的特點造就出許多卓越的民間藝人，其中華彥鈞（瞎子阿炳）就是傑出的代表。
此外，各種琴譜、琵琶譜的編定、出版也多了起來。西洋音樂的傳入中國雖可以上溯到元、明時期，但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影響於中國應當是清末民初的學堂民歌運動。
當時一些要求效法歐美，富國強兵的維新派知識分子倡導了這一運動，如梁啟超、沈心工、李書同等。學堂樂歌作為學生音樂教材，以宣傳愛國反帝，擁護共和，以及學習歐美科學文明為內容，如《中國男兒》，《體操－兵操》等，這些樂歌又不僅流傳於學校，而且廣泛影響到社會各界。這些樂歌多借用外來曲調填詞，也有少數根據本國曲調填詞，還有少數創作曲調。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我國開始興起了傳播西洋音樂，改進國樂的音樂活動，並建立了一些音樂社團，如"北大音樂研究社"、"中華美育社"、"國樂改進社"。
而專業音樂教育最初就是在這些音樂社團的基礎上建立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肖友梅又在上海創建國立音樂院，這是正規專業音樂教育的開始。肖友梅嘔心嚦血，畢生獻給了我國早期專業音樂教育事業。
"五四"時期，著名的語言學家、作曲家趙元任是我國早期專業音樂創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注意民族語言音調同歌曲音調的結合，善於吸收傳統音樂中的營養，寫出了《賣布謠》，《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流傳至今的作。
民族音樂家劉天華則從學習西洋音樂中探索改進國樂的道路，創辦了"國樂改進社"，寫出了《光明行》、《空山鳥語》、《病中吟》等二胡獨奏曲，並且把二胡納入專業音樂教育課程。
黎錦暉創作了大量的兒童歌舞劇，如《小小畫家》、《麻雀與小孩》以及歌舞表演劇《可憐的秋香》等，這些作品也是我國新歌劇創作的的早期探索。
王光祈作為我國第一代音樂學家，在中國音樂史學以及比較音樂學上具有開創性的貢獻。
三十年代著名的音樂教育家，作曲家黃自對專業音樂教育的鞏固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他培養出一批專業音樂工作者如劉雪庵，江定仙，賀綠汀等，他創作的《玫瑰三願》、《南鄉子》等藝術歌曲仍然回響在今天的音樂會舞台上。他還寫出了我國第一部清唱劇《長恨歌》。
這一時期，專業音樂的發展以歌曲為主要體裁，器樂曲相對來說較為薄弱。但在器樂作品民族化方面也出現了一些較好的作品，如賀綠汀的鋼琴曲《牧童短笛》，瞿維的鋼琴曲《花鼓》，馬思聰的小提琴曲《內蒙組曲》，馬可的管弦樂曲《陝北組曲》，民族器樂曲如《春江花月夜》，以及華彥鈞的《二泉映月》。
Ⅷ 民族音樂的產生和發展,與該民族的生活地域,生活方式,經濟形態,文化傳統,文化交流等因素有什麼聯系
中國民族音樂發展史
遠古、奴隸社會前期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音樂文化的歷史也非常久遠。大約從五萬年前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期，我們的祖先就創造了簡單的樂器和樂舞。山西萬泉（現屬萬榮縣）荊村和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屬於這一時期的骨哨、陶塤，有的已可吹奏由兩、三個音構成的簡單旋律，同時還有鼓、磬等打擊樂器和管樂器。
最初的音樂是人類勞動生活的再現，是從勞動中直接產生的。原始時期的音樂總是常常和詩歌、舞蹈結合在一起的。
原始音樂歌舞與勞動生活的關系如此密切，它的社會功用也是顯而易的。但當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社會生產關系日益復雜，音樂藝術的內容和作用也隨著擴大、而廣泛用於鍛煉身體、抒發感情、祀神祈年，以及娛樂、求愛等各種社會生活側面；美的因素增長了，音樂的形式也更為豐富多樣了。從此，音樂遂以一種獨立的藝術樣式，作為社會意識形之一，隨著社會的演進而不斷地向前發展。
原始社會到夏禹的時候開始崩潰，奴隸社會逐漸形成、社會上有了階級的區分，音樂藝術了逐漸注入了階級的意識。如夏代的代表性樂舞《大廈》，是直接歌頌法代統治者本身的。與過去歌頌圖騰祖先的情況很不相同。傳說《大廈》是歌頌夏禹治水有功。音樂的階級分化，在樂器的應用上也有所反映。奴隸社會創造了象編鍾、編磬之類的貴重樂器，這是音樂進步的一種表現。但是這類樂器，從一開始就只能是貴族統治階級的專有物，奴隸不必說了，一般部落民也是根本不可能備置應用的。他們最多隻能奏弄塤一類比較簡單的樂器。古人常稱貴族家庭為「鍾鳴鼎食之家」，就是這種真實寫照。
西 周
西周是奴隸制度發展到鼎盛時期，它在殷商各種典章制度的基礎上，制定了一整套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的禮樂制度。西周統治者特別重視禮和樂的社會作用，認為禮可以分別貴賤等級。樂可以使人互相和敬，兩者結合起來，就能夠維護貴族的等級秩序而有效地統治人民。
西周的宮庭音樂大體可分為六代之樂、雅樂、頌樂、房中樂和四夷之樂等幾種。六代之樂是指歷代傳下來的六部大型樂舞。這些樂舞主要用於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特點是規模宏大而聲調平淡、緩慢、給人以嚴肅靜穆之感。頌也是大典樂歌，用於天子祭祖、大射、視學以及兩君相見等重要典禮中，內容大都是史詩性的，往往帶有一些神話色彩；音調也以緩慢為特色，但比六代之樂可能要清越一些，唱時用瑟伴奏。
雅有大雅、小雅之分。大雅的內容與頌相似，所用場合亦大體相同；小雅比較接近於民歌或者根據民歌改編而成。常用於士大夫飲酒禮中，唱時用瑟或琴伴奏，稱為"弦歌"。房中樂是後妃們在宮內侍宴時唱奏的樂歌，以周南、召南之類民歌為主，唱時不用鍾、磬，只用琴、瑟伴奏。四夷之樂是指來自秦、楚、吳、越等邊區各民族的音樂，多屬歌舞性質，伴奏以吹奏樂器為主。
從遠古到奴隸社會前期，是我國音樂逐步成型和開始發展的時期。商代由於冶煉等工技的發展，促進了樂器製造的進步。出現了鍾、鐃等等銅制擊樂器、編管樂器也有發展。
春 秋 戰 國 時 代
西周以後的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社會經歷了從奴隸制度到封建制度的轉變，社會思想活躍，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在新思潮的影響下，舊的禮樂制度受到沖擊而瀕於崩潰，民間俗樂得到較大的發展，並受到一些傾向於政治革新的諸侯和士大夫們的重視。
民間俗樂首先是鄭、衛、宋、齊等封建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繁榮起來的，所以後來士大夫們就用"鄭衛之音"或"鄭聲"來作為俗樂的代稱。
俗樂中以民歌和民間歌舞為最重要，從現存《詩經》所集的十五國風，可以大體看到當時民歌的豐富多采。內容方面除一般勞動歌曲、愛情歌曲外、有傾訴農民痛苦生活的，如《七月》；有詛咒封建強迫婚姻制度的，如召南《行露》；也有揭露統治階級不勞而獲的諷刺歌曲，如魏風《代檀》等等。
歌詞大都是四言體，也有長短句或楚騷體的，音樂多採用分節歌形式，在屈原整理或仿作的民間歌舞《九歌》和《離騷》中，還有"少歌"和"亂"等結構名稱。亂是音樂的高潮部分，說明當時的大型音樂作品在結構上已有新的發展。
所謂鄭衛之音是民間俗樂、節奏活潑、表情豐富，與宮庭雅樂的"和平靜穆"形成鮮明的對比。因而受到一些開明政治家的重視，當時如魏文侯、梁惠王以及後來的秦始皇等都很注意利用俗樂。對此，當時在思想家中也有很大的爭論，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竭力主張維護舊的禮樂，認為俗樂淫放，不利於鞏固封建統治；以墨子為代表的墨家則反對統治者搞任何音樂活動，說這是勞民傷財的事。由於他們的意見都不符合新興統治者的意願，所以都末得到採納。
俗樂的繁盛促進了表演藝術的提高，出現了不少著名的歌手，相傳秦青的歌唱有"聲振林木"之勢，韓娥的歌唱能給人以"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印象。 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樂器方面也有很大發展，弦樂器有琴、瑟、箏、築之分，吹樂器有管、笛、竽、笙之別，形制多種多樣；編鍾、編磬也日益完整。湖北隨縣出土的戰國曾侯乙編鍾，全套共六十四枚，每鍾能發兩音，在中心音域約三個八度內能奏出完整的半音列，顯示了樂器製造的高度水平。
樂器演奏水平也有很大進展，出現了琴、瑟、築等樂器的獨奏家，如善鼓琴的師曠、伯牙；善擊築的高漸離；善鼓瑟的瓠巴等都很著名。
隨著音樂的進步，春秋戰國時代出現了關於音階、調式和轉調的理論，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也。"當時的五聲音階由宮、商、角、徵、羽五個音組成；加變宮、變徵則成七聲音階，但與現代流行的七聲音階不同。
"六律"是指只用一個"變音"的六聲音階。十二管是指一組能奏出十二個不平均律半音列的律管。十二律的名稱初見於《國語》，它們是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
所謂鄭衛之音是民間俗樂、節奏活潑、表情豐富，與宮庭雅樂的"和平靜穆"形成鮮明的對比。因而受到一些開明政治家的重視，當時如魏文侯、梁惠王以及後來的秦始皇等都很注意利用俗樂。對此，當時在思想家中也有很大的爭論，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竭力主張維護舊的禮樂，認為俗樂淫放，不利於鞏固封建統治；以墨子為代表的墨家則反對統治者搞任何音樂活動，說這是勞民傷財的事。由於他們的意見都不符合新興統治者的意願，所以都末得到採納。
俗樂的繁盛促進了表演藝術的提高，出現了不少著名的歌手，相傳秦青的歌唱有"聲振林木"之勢，韓娥的歌唱能給人以"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印象。 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樂器方面也有很大發展，弦樂器有琴、瑟、箏、築之分，吹樂器有管、笛、竽、笙之別，形制多種多樣；編鍾、編磬也日益完整。湖北隨縣出土的戰國曾侯乙編鍾，全套共六十四枚，每鍾能發兩音，在中心音域約三個八度內能奏出完整的半音列，顯示了樂器製造的高度水平。
樂器演奏水平也有很大進展，出現了琴、瑟、築等樂器的獨奏家，如善鼓琴的師曠、伯牙；善擊築的高漸離；善鼓瑟的瓠巴等都很著名。
隨著音樂的進步，春秋戰國時代出現了關於音階、調式和轉調的理論，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也。"當時的五聲音階由宮、商、角、徵、羽五個音組成；加變宮、變徵則成七聲音階，但與現代流行的七聲音階不同。
"六律"是指只用一個"變音"的六聲音階。十二管是指一組能奏出十二個不平均律半音列的律管。十二律的名稱初見於《國語》，它們是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
秦 漢
秦漢時開始出現"樂府"。它繼承了周代對采風制度，搜集、整理改變民間音樂，業績終了大量樂工在宴享、郊祀、朝賀等場合演奏。這些用作演唱的歌詞，被稱為樂府詩。樂府，後來又被引申為泛指各種入樂或不入樂的歌詞，甚至一些戲曲和氣越也都稱之為樂府。
漢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從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漸次發展為有絲、竹樂器伴奏的"相和大麴"，並且具"艷--趨--亂"的曲體結構，它對隋唐時的歌舞大麴由著重要影響。漢代在西北邊疆興起了鼓吹樂。它以不同編制的吹管樂器和打擊樂器構成多種鼓吹形式，如橫吹、騎吹、黃門鼓吹等等。它們或在馬上演奏，或在行進中演奏，用於軍樂禮儀、宮廷宴飲以及民間娛樂。
今日尚存的民間吹打樂，當有漢代鼓吹的遺緒。在漢代還有"百戲"出現，它是將歌舞、雜技、角抵（相撲）合在一起表演的節目。
漢代律學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損益的方法將八度音程華劃為六十律。這種理論在音樂實踐上雖無意義，但體現了律學思維的精微性。從理論上達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三國、兩晉、南北朝
由相和歌發展起來的清商樂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權的重視，設置清商署。兩晉之交的戰亂，使清商樂流入南方，與南方的吳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時，這種南北融合的清商樂又回到北方，從而成為流傳全國的重要樂種。漢代以來，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西域諸國的歌曲以開始傳入內地。北涼時呂光將在隋唐燕樂中佔有重要位置的龜茲（今新疆庫車）樂帶到內地。
這時，傳統音樂文化的代表性樂器古琴趨於成熟，這主要表現為：在漢代已經出現了題解琴曲標題的古琴專著《琴操》。三國時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書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記載。這說明當時的人們已經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產生。當時，出現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繼出現，如嵇康、阮籍等，《廣陵散》（《聶政刺秦王》）、《猗蘭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問世。
南北朝末年還盛行一種有故事情節，有角色和化妝表演，載歌載舞，同時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戲。這已經是一種小型的雛形戲曲。
這一時期律學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晉代荀瑁找到管樂器的"管口校正數"。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損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辦法，創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決了三分損益律黃鍾不能還原的難題。
隋、唐時期
隋唐兩代，政權統一。特別是唐代，政治穩定，經濟興旺，統治者奉行開放政策，勇於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晉以來已經孕育著的各族音樂文化融合打基礎，終於萌發了以歌舞音樂為主要標志的音樂藝術的全面發展的高峰。
唐代宮廷宴享的音樂，稱作"燕樂"。隋、唐時期的七步樂、九部樂就屬於燕樂。它們分別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國的民間音樂，主要有清商樂（漢族）、西涼（今甘肅）樂、高昌（今吐魯番）樂、龜茲（今庫車）樂、康國（今俄國薩馬爾漢）樂、安國（今俄國布哈拉）樂、天（今印度）樂、高麗（今朝鮮）樂等。其中龜茲樂、西涼樂更為重要。燕樂還分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據白居易的《立部伎》詩，坐部伎的演奏員水平高於立部伎。
風靡一時的唐代歌舞大麴是燕樂中獨樹一幟的奇葩。它繼承了相和大麴的傳統，融會了九部樂中各族音樂的精華，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結構形式。見於《教坊錄》著錄的唐大麴曲名共有46個，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為著名的皇帝音樂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風格，為世所稱道。詩人白居易寫有描繪該大麴演出過程的詩篇《霓裳羽衣舞歌》。
唐代音樂文化的繁榮還表現為有一系列音樂教育的機構，如教坊、梨園、大樂署、鼓吹署以及專門教習幼童的梨園別教園。這些機構以嚴密的考績，造就著一批批才華出眾的音樂家。
文學史上堪稱一絕的唐詩在當時是可以入樂歌唱的。當時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詩為快；詩人也以自己的詩作入樂後流傳之廣來衡量自己的寫作水平。
在唐代的樂隊中，琵琶是主要樂器之一。它已經與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無幾。現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還保留著唐琵琶的某些特點。
受到龜茲音樂理論的影響，唐代出現了八十四調，燕樂二十八調的樂學理論。唐代曹柔還創立了減字譜的古琴記譜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宋、金、元時期
宋、金、元時期音樂文化的發展以市民音樂的勃興為重要標志，較隋唐音樂得到更為深入的發展。
隨著都市商品經濟的繁榮，適應市民階層文化生活的游藝場"瓦舍"、"勾欄"應運而生。在"瓦舍"、"勾欄"中人們可以聽到叫聲、嘌唱、小唱、唱賺等藝術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說唱類音樂種類崖詞、陶真、鼓子詞、諸宮調，以及雜劇、院本的表演；可謂爭奇斗艷、百花齊放。這當中唱賺中的纏令、纏達兩種曲式結構對後世戲曲以及器樂的曲式結構有著一定的影響。而鼓子詞則影響到後世的說唱音樂鼓詞。諸宮調是這一時期成熟起來的大型說唱曲種。其中歌唱佔了較重的分量。
承隋唐曲子詞發展的遺緒，宋代詞調音樂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這種長短句的歌唱文學體裁可以分為引、慢、近、拍、令等等詞牌形式。在填詞的手法上已經有了"攤破"、"減字"、"偷聲"等。南宋姜夔是既會作詞，有能依詞度曲的著名詞家、音樂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減字譜的琴歌《古怨》傳世。這些作品多表達了作者關懷祖國人民的心情，描繪出清幽悲涼的意境，如《揚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
宋代的古琴音樂以郭楚望的代表作《瀟湘水雲》開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現了作者愛戀祖國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樂器的發展長河中，宋代出現了"馬尾胡琴"的記載。到了元代，民族樂器三弦的出現值得注意。
在樂學理論上宋代出現了燕樂音階的記載。同時，早期的工尺譜譜式也在張炎《詞源》和沈括的《夢溪筆談》中出現。近代通行的一種工尺譜直接導源於此時。 宋代還是我國戲曲趨於成熟的時代。它的標志是南宋時南戲的出現。南戲又稱溫州雜劇、永嘉雜劇，其音樂豐富而自然。最初時一些民間小調，演唱時可以不受宮調的限制。後來發展為曲牌體戲曲音樂時，還出現了組織不同曲牌的若干樂句構成一種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戲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獨唱、對唱、合唱等多種。傳世的三種南戲劇本《張協狀元》等見於《永樂大麴》。
戲曲藝術在元代出現了以元雜劇為代表的高峰。元雜劇的興盛最初在北方，漸次向南方發展，與南方戲曲發生交融。代表性的元雜劇作家有關漢卿、馬致遠、鄭光祖、白樸，另外還有王實甫、喬吉甫，世稱六大家。典型作品如關漢卿的《竇娥冤》，《單刀會》，王實甫的《西廂記》。元雜劇有嚴格的結構，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過場）構成。一折內限用同一宮調，一韻到底，常由一個角色（末或旦）主唱，這些規則，有時也有突破，如王實甫的《西廂記》達五本二十折。元雜劇對南方戲曲的影響，造成南戲（元明之際叫做傳奇）的進一步成熟。出現了一系列典型劇作，如《拜月庭》、《琵琶記》等等。這些劇本經歷代流傳，至今仍在上演。當時南北曲的風格已經初步確立，以七聲音階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聲音階為主的南曲柔婉。
隨著元代戲曲藝術的發展，出現了最早的總結戲曲演唱理論的專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論》，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則是北曲最早的韻書，他把北方語言分為十九個韻部，並且把字調分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種。這對後世音韻學的研究以及戲曲說唱音樂的發展均有很大的影響。
明 清 時 期
由於明清社會已經具有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萌芽，市民階層日益壯大，音樂文化的發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點明代的民間小曲內容豐富，雖然良莠不齊，但其影響之廣，已經達到"不問男女"，"人人習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編輯，刊刻小曲成風，而且從民歌小曲到唱本，戲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問世。如馮夢龍編輯的《山歌》，朱權編輯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譜》等。明清時期說唱音樂異彩紛呈。其中南方的彈詞，北方的鼓詞，以及牌子曲，琴書，道情類的說唱曲種更為重要。南方秀麗的彈詞以蘇州彈詞影響最大。
在清代，蘇州出現了以陳遇乾為代表的蒼涼雄勁的陳調；以馬如飛為代表的爽直酣暢的馬調；以俞秀山為代表的秀麗柔婉的俞調這三個重要流派。以後又繁衍出許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詞以山東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韻大鼓較為重要。而牌子曲類的說唱有單弦，河南大調曲子等；琴書類說唱有山東琴書，四川揚琴等；道情類說唱有浙江道情，陝西道情，湖北漁鼓等，少數民族也出現了一些說唱曲如蒙古說書、白族的大本曲。 明清時期歌舞音樂在各族人民中有較大的發展，如漢族的各種秧歌，維吾爾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瑪，壯族的銅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蘆笙舞等等。
以聲腔的流布為特點，明清戲曲音樂出現了新的發展高峰。明初四大聲腔有海鹽、餘姚、弋陽、崑山諸腔，其中的崑山腔經由江蘇太倉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調細膩流暢，發音講究字頭、字腹、字尾而贏得人們的喜愛。崑山腔又經過南北曲的匯流，形成了一時為戲曲之冠的昆劇。最早的昆劇劇目是明梁辰魚的《浣紗記》，其餘重要的劇目如明湯顯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長生殿》等。弋陽腔以其靈活多變的特點對各地的方言小戲發生重要影響，使得各地小戲日益增多，如各種高腔戲。明末清初，北方以陝西西秦腔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發展，它影響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陝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這種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經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黃兩種基本曲調構成的皮黃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產生了影響遍及全國的京劇。
明清時期，器樂的發展表現為民間出現了多種器樂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樂，河北吹歌，江南絲竹，十番鑼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豐富的琴歌《陽關三疊》、《胡茄十八拍》等廣為流傳。琵琶樂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鵝》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問世，至清代還出現了華秋萍編輯的最早的《琵琶譜》。明代末葉，著名的樂律學家朱載育計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鄰兩個律（半音）間的長度比值，精確到二十五位數字，這一律學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創。
近 現 代 時 期
這一時期始自清代末葉的鴉片戰爭，在歷經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農民革命，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百多年來，音樂文化的發展交織著傳統音樂和歐洲傳入的西洋音樂，但音樂文化的發展是以民主，科學為主要潮流的。傳統音樂首先以革命民歌的發展為以熱潮，如反映太平
天國革命的《洪秀全起義》，抗議沙俄入侵的《迫遷歌》，"五四"時期痛斥軍閥出賣祖國鎮壓百姓的城市小調《堅持到底》，《苦百姓》等，在紅色根據地，邊區，解放區，革命歌曲更具有優秀的傳統，如《天心順》，《綉金匾》等。戲曲音樂中京劇的形成影響及於全國，出現了程長庚、譚鑫培以及後來的梅蘭芳、程硯秋、周信芳等一代名優。 各種地方小戲、評劇、越劇、楚劇等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民族器樂則以民間出現各種器樂演奏的社團為特點，如"天韻社"，"大同樂會"等等。這反映出民族器樂的發展有著深厚的民間活動基礎。這種民族音樂民間活動的特點造就出許多卓越的民間藝人，其中華彥鈞（瞎子阿炳）就是傑出的代表。
此外，各種琴譜、琵琶譜的編定、出版也多了起來。西洋音樂的傳入中國雖可以上溯到元、明時期，但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影響於中國應當是清末民初的學堂民歌運動。
當時一些要求效法歐美，富國強兵的維新派知識分子倡導了這一運動，如梁啟超、沈心工、李書同等。學堂樂歌作為學生音樂教材，以宣傳愛國反帝，擁護共和，以及學習歐美科學文明為內容，如《中國男兒》，《體操－兵操》等，這些樂歌又不僅流傳於學校，而且廣泛影響到社會各界。這些樂歌多借用外來曲調填詞，也有少數根據本國曲調填詞，還有少數創作曲調。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我國開始興起了傳播西洋音樂，改進國樂的音樂活動，並建立了一些音樂社團，如"北大音樂研究社"、"中華美育社"、"國樂改進社"。
而專業音樂教育最初就是在這些音樂社團的基礎上建立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肖友梅又在上海創建國立音樂院，這是正規專業音樂教育的開始。肖友梅嘔心嚦血，畢生獻給了我國早期專業音樂教育事業。
"五四"時期，著名的語言學家、作曲家趙元任是我國早期專業音樂創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注意民族語言音調同歌曲音調的結合，善於吸收傳統音樂中的營養，寫出了《賣布謠》，《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流傳至今的作。
民族音樂家劉天華則從學習西洋音樂中探索改進國樂的道路，創辦了"國樂改進社"，寫出了《光明行》、《空山鳥語》、《病中吟》等二胡獨奏曲，並且把二胡納入專業音樂教育課程。
黎錦暉創作了大量的兒童歌舞劇，如《小小畫家》、《麻雀與小孩》以及歌舞表演劇《可憐的秋香》等，這些作品也是我國新歌劇創作的的早期探索。
王光祈作為我國第一代音樂學家，在中國音樂史學以及比較音樂學上具有開創性的貢獻。
三十年代著名的音樂教育家，作曲家黃自對專業音樂教育的鞏固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他培養出一批專業音樂工作者如劉雪庵，江定仙，賀綠汀等，他創作的《玫瑰三願》、《南鄉子》等藝術歌曲仍然回響在今天的音樂會舞台上。他還寫出了我國第一部清唱劇《長恨歌》。
這一時期，專業音樂的發展以歌曲為主要體裁，器樂曲相對來說較為薄弱。但在器樂作品民族化方面也出現了一些較好的作品，如賀綠汀的鋼琴曲《牧童短笛》，瞿維的鋼琴曲《花鼓》，馬思聰的小提琴曲《內蒙組曲》，馬可的管弦樂曲《陝北組曲》，民族器樂曲如《春江花月夜》，以及華彥鈞的《二泉映月》。
Ⅸ 關於南非音樂與社會,經濟和地理環境之間的聯系
「彩虹之國」南非不僅有令人贊嘆的自然美景，還有讓人難忘的獨特音樂文化。有濃厚本土氣息的爵士樂、搖滾樂、民間音樂和傳統音樂在糅入其他文化元素後，綻放出奪目的光彩。
南非爵士樂遵循傳統爵士樂的規則，與非洲音樂的節奏和風格融合後形成，動聽易記，極富個性，適合舞蹈，成為大多數南非人的最愛，曼德拉當年也曾常隨著其富於感染力的節奏起舞。在約翰內斯堡和開普敦的街頭廣場，周末夜晚迷人的旋律和富於動感的舞蹈常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爵士樂迷。
在南非，古典音樂依然呈現著勃勃生機。約翰內斯堡和開普敦是交響樂團巡迴演出的頻繁光顧之地。深受人們喜愛的黑人城鎮索韋托弦樂四重奏樂團通過演奏古典版流行音樂而聲名鵲起，並以這種方式把古典音樂呈現給大眾。南非專門的古典音樂廣播電台每年定期舉行「古典流行樂」音樂會，成為地方上的文化盛事和重要節日。
南非擁有深厚的傳統音樂根基。在20世紀80年代以及南非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約翰尼·克萊格將南非著名部族祖魯族的傳統歌舞注入歐洲風格，創建Juluka樂隊，在南非和世界各地巡演，展示了歐洲和非洲兩種文化的共同繁榮。
在南非，傳統的以吉他伴奏的老歐洲民歌在融入當地傳統音樂元素後欣欣向榮。在從開普敦到約翰內斯堡和伊麗莎白港的民間音樂俱樂部里，老歐洲移民的後裔們常會聽著這樣的音樂，緬懷故國和先輩。
阿非利卡語（南非荷蘭語）是南非白人的語言，汲取了法語、德語、英語、荷蘭語、葡萄牙語等歐洲語言文化的元素。阿非利卡音樂也同樣豐富多彩，來自歐洲、美洲、大洋洲的遊客都能從這種音樂形式中找到歸屬，它因而成為南非的國際音樂。
此外，以印度、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音樂為代表的亞洲風格音樂獨具魅力，在南非也有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