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近代清政府與帝國主義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對中國近代經濟的影響是什麼
1.大量的賠款，造成白銀外流，那國內白銀價格就會上漲。
2.通商口岸的開放，外國商品進入.國內的家庭作坊就被排擠商品賣不出去.那就倒閉了。
3.樓上講了 賠款量過大，到頭來算到百姓頭上就是要百姓交稅（比如辛丑條約 4.5億就是中國每人要給外國人1兩白銀），那百姓沒太多的錢買商品了...內需無法拉動了。
4.鐵路等國家動脈在帝國主義手裡，運輸等就要依靠外國了...
希望對你有用
❷ 收入分配不平等會對一國經濟產生哪些影響
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
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的國際環境中，中國經濟2002年又達致了一個8％的增長。最近，聯合國有關組織又預測，2003年中國經濟將持續保持一個7％的增長速率。中國經濟總量近幾年能保持如此高的增長的速度，確實會有點令國人飄飄然。然而，就在「中國經濟一支獨秀」的歌舞昇平之中，國外總不時有觀察家和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的現狀和未來前景說三道四，發出這樣或那樣聳人聽聞的言論。最近，在印度某城市舉行的一次商界領袖會議上，一家設在新加坡的美國投資經紀人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巴蘇（Prasenjit K. Basu）就警告說，中國經濟正在走向危機。其理由是：中國投資總水平近幾年每年15％－20％的增長，已導致了巨大的生產能力過剩和通貨緊縮，中國的「過渡投資」已達到了一個任何經濟體都難能保持持續增長的水平。
外國觀察家和經濟學家們的評論，總有他們個人觀察問題的視角，因而對他們的觀點，我們也許不必介意。然而，對我們政府的政治企業家和經濟學家們來說，能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中不斷自察我國經濟中的重重體制和結構問題，卻不無裨益。
自1998年以來，中國政府連續數年採取了「擴大內需」的積極財政政策。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也因之主要來自政府通過發行國債而上馬的一些基建投資。這些工程大多是基礎設施和一些巨大公益事業項目。中央財政為此增發了數千億元國債，加上配套資金，已達數萬億元。靠著如此巨大的財政資金投入，方使得我國的經濟增長速率保持在7%以上。有專家估計，如果這一積極的財政政策將延續下去，到2004年，我國的建設國債總額可能要達到1萬億元以上，配套資金累積可能會達到8萬億元。然而，僅靠發行巨額國債和基礎設施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這能持續多久？如果絕大多數企業沒有投資沖動，且大多數企業在內需不足的宏觀經濟環境中難能找到投資機會，只靠政府舉債和從銀行借錢來從事直接經濟效益不明顯的基礎設施長線建設，這不僅會降低國民經濟的總體投資效率，擴大了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也將會使我國的長期經濟增長難以為繼。
從整體上來說，目前我國經濟增長並不缺乏資金。城鄉居民銀行存款越積越高，存款余額已高達8萬多億元，這無疑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有著豐富的資金資源。中國巨大的人口又意味著豐富勞動力資源。中國目前是一個剛達致人均GDP1000美元的發展中經濟，這也意味著中國有著巨大的市場和經濟增長空間。但在巨大的資本資源、巨大的勞動力資源和巨大的市場空間並存這一格局中，我國民間投資卻一直增長乏力，大多數現有企業經營困難，以致政府不得不靠鼓勵外資的進入來支撐中國的經濟增長。在在另一方面，盡管近些年來央行貨幣發行量很大，M2的增長率連年超過GDP與通貨膨脹增長率之和，但中國卻相反出現通貨緊縮，且社會總需求疲軟如故，這裡面的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在增長數字成了政府決策者和經濟學人關注的中心問題的當下中國，收入分配問題似乎還沒有引起學界和政界的足夠重視。然而，細想一下，就會發現，中國國民的收入分配，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公平和公正問題，而可能是制約目前中國社會內需不足從而制肘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階層居民的平均收入均普遍提高了，這是事實。同樣，中國的收入分配也迅速兩極分化了——相當一部份國民收入被少數富人所擁有，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百姓則收入微薄，這也是一個不必諱言的事實。在當代社會科學中，收入的公平分配好像只是一個政治學、社會學和倫理學的問題。在當代經濟學中，只有在福利經濟學家們討論社會福利函數時，才偶有涉及。然而，當國民的收入問題成了制肘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時，這就成了政府決策者必須所考慮的一個重要經濟問題了。
從經濟學上來說，盡管我們不能輕信舊福利經濟學的教義中的最大化最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方能達致社會福利最大化這一教義，但至少我們可以斷知低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會高於高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這一點。再則，在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形成的高收入階層的財富，除了一些民營企業家和少數大公司高層管理人員外，大部分很可能是來自在轉軌中所出現的體制縫隙中「尋租」的結果。據統計，在我國的百名首富中，有50％以上富人從事房地產，另外10％的富豪則從事基礎設施建設。這一統計數字，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這一點。那些來自各種「尋租」渠道的財富，除了被少量的揮霍和用於購買豪宅外，則抑或變成了與企業投資並拉動經濟增長無任何關系的「沉澱資金」，抑或經由各種渠道逃流了國外。而在一方面，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和城市中低收入階層，尤其是大量下崗職工，卻苦於收入拮據，消費能力萎縮。在這種「少數富人有錢無處花，多數窮人缺錢花」社會格局下，中國社會總需求焉能不疲軟？經濟增長焉能不缺乏內在動力？
現在是應該把居民收入分配作為一個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來思考的時候了。
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擴大內需。調整收入差距,不僅要調整城鄉收入差距、地區之間收入差距、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更要調整我國目前不合理的國民收入結構,提高居民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並調整政府收入的支出去向,使政府支出有利於消費需求的增長,這是目前我國擴大內需的需要,也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❸ 不平等貿易給中國近代經濟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1.是列強對中國的經濟掠奪，使中國變成其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使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2，使中國的大量的白銀外流，影響了資本主義萌芽對資本的要求，不利於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
3.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加速了中國經濟的近代化進程，促進了中國經濟的轉型
❹ 晚清不平等條約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是什麼啊
把中國帶入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嚴重阻礙了 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
❺ 現代社會男女不平等的經濟方面有哪些現象
就業性別歧視，執政一把手不會是女生。
女性與男性都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主體，兩性的平等和諧與經濟和諧、階層和諧、民族和諧、生態和諧等一樣，都是實現社會和諧進步的重要條件，是和諧社會的題中之義。應當承認，在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中，男性中心化已構成主導傾向，性別不平等客觀存在。在當代社會急劇轉型和變革的進程中，重新審視兩性的發展現狀，我們不難發現女性比男性更易處於社會的邊緣狀態。如今，要在和諧社會的語境下談論兩性平等和諧，若不是為了高呼口號，激越清響，便需從現今客觀存在的不平等狀況入手，通過挖掘這些狀況的深層次原因，來探討如何努力促進兩性平等和諧以構建和諧的「人」的社會。
在當代社會，男女不平等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均有不同側重不同程度的體現，而每一方面的問題又都不可以單獨割裂開來，往往是多種因素和層面糾葛在一起，無法釐清的綜合性癥候，從一個焦點，即可散射開許多不同的視點，以點帶面，通觀全局。而本文的焦點，便落在近年來越來越使中國的男男女女困惑和困擾的就業問題，這也是中國近年來面臨的越來越嚴峻的問題之一。
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認為，經濟獨立是在社會領域中取得地位和獨立的先決條件，恩格斯就這么說過：「只要仍然把婦女排斥在社會勞動之外，而僅僅讓她們參加家庭勞動，那麼，婦女的解放，婦女與男子的平等，無論在今天還是未來，都是不可能的」，「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中心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由此可見，婦女的就業是至關重要的，對於提高女性地位實現兩性平等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與社會生產的隔離，不僅造成婦女社會生活范圍相對狹窄、內容比較貧乏，其參與社會的機會與權利也被剝奪，由此導致了婦女在經濟上、人格上對男性的依附以及整體發展水平的滯後。女性只有在公共勞動中才能確立自身的人格尊嚴，提升自身素質，奠定自身經濟地位，實現自我人生價值，從而獲得真正的解放，從而才能與男性平等。
中國女性的就業，其實是走在世界前列的，1949年，新中國建立伊始，具有臨時憲法地位的《共同綱領》即獲通過，婦女取得了包括經濟權利在內的各項法律賦予的平等權利，許多不事生產的婦女，進入了社會生產、社會工作崗位，到50年代，中國婦女就實現了高就業率。但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對女性就業產生的沖擊，遠遠高於男性，男女就業的人數比例、就業的層次與結構、職業報酬等方面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差距，中國女性就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尷尬和困境。
我們可以來看一些數據：根據《中國的就業狀況和政策》白皮書，中國婦女就業人數從1990年的2.91億增加到2003年的3.37億，據《2003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1995年－2002年間，中國女性就業的人數比例始終維持在37%－38%之間，整體就業人數仍比較低。從行業流動來看，廣大女性逐漸轉向一些更適宜女性的行業，全國范圍內女性比重超過半數的行業有：衛生（57.3%）、餐飲業（56.8％）、旅遊業（56.0%）、零售業（51.7%）、娛樂服務業（50.9%），行業隔離的現象十分明顯。根據「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報告」顯示，2002年城鎮在業女性中，各類負責人佔6.1%，各類專業技術人員佔22.8％，我國各級人大代表大會中，女代表所佔比例2002年為世界第29位，比1999年降低了17位，而女性任國家機關、黨群組織和企事業單位負責人也表現為「副職多、正職少；黨群單位多、關鍵崗位少；虛職多、實職少」的特徵，職業崗位隔離現象相當鮮明。行業和職業崗位的性別隔離直接導致的結果便是男女兩性收入的差距。在同工同酬已經較好地在規范的企事業單位嚴格執行的情況下，男女兩性收入差別更多的是由於不同工不同酬造成的。男性比較集中的行業一般來說較女性比較集中的行業收入高；而同一行業同一企業中，位於管理層的男性又遠比女性多。在收入的金字塔中，塔頂和塔的中上部聚集了更多的男性，而塔底和塔的中下部集中了更多的女性。從第二期全國婦女地位抽樣調查的結果來看，男女兩性之間的收入存在較大差異，調查結果表明，從總體來看，1999年男性和女性的年均收入分別是7434.10元和4552.73元，女性收入僅為男性收入的61.23％，在受教育年數相同的人口群體中，男性收入也均高於女性。更有甚者，女性在社會就業過程中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性別歧視，據統計，2000年國內部分報刊刊登的招聘廣告中，餐飲業的招聘廣告85％強調只要女性，且年齡范圍限於18－25歲之間，而85％的招聘高層主管、高級文秘。辦公室主任的廣告註明要求男性；目前國家機關從大學生中招收公務員時，女生錄取的比例不超過錄用總數的1/3，而就業難的大學生中女生佔了2/3。
在這些數據面前，無怪乎七八十年代響亮的「男女都一樣」日益式微，而「幹得好不如嫁得好」時風漸漲。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在這個紛繁復雜的轉型時期，要實現男女就業平等仍是任重道遠，且要特別注重挖掘兩性不平等的深層原因，對症下?，以其事半功倍。而男女兩性就業的不平等，從深層次來看，包含三個不同層面的原因。
（一）在生理性別層面上，女性生理特點決定了男女兩性在就業中的不平等。生理性別（sex）指男性與女性作為生物個體的生理特徵，是人類每個個體所固有的生物特徵。男女兩性在生理上存在差異，這是自然現象，女性承擔著生育孩子和哺乳的任務，造成了兩性在家庭分工中的不同，也勢必造成女性職業生涯的中斷。盡管我國《勞動法》明確規定，用人單位不得在婦女的孕期、產期和哺乳期隨意辭退她們，且處於生產期的女工都享有一定時期的產假，用人單位在產假期間應依法支付工資。當改革開放後市場機制配置人力資源的作用越來越大，女性和男性一樣要通過市場實現就業和擇業。在市場經濟模式下的用人單位，其規則必然是以最小的投入獲取最大的受益，而女性由於有生理周期、生育等「自然附著成本」和操持家務等「社會附著成本」，使得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用人單位不傾向於接受這種「性別虧損」；另外，在科學技術發展迅速的現代社會，因為曾經暫時停止過工作，和男性相比，女性的人力資本存量已處於相對劣勢，加之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顧，會削弱自身發展機會和時間保證，發展機會越少，兩性之間的差距越大，越不利於女性的競爭，這種差別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即使很多女性通過自身努力克服了種種不利條件，趕上並超過男性，但她們需要犧牲更多的娛樂休閑時間，既要保證在工作上不落後於男人，保持一種「職業女性」的良好形象，同時又必須做一個合格的「賢妻良母」，男性則不存在這種問題。
（二）在社會性別層面，傳統社會性別意識規范束縛了女性的就業。20世紀70年代開始，女性主義者提出了社會性別（gender）概念，嚴格區分了「社會性別」與「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指人在特定文化環境中表現出來的與其生理的性身份相符合的人格特徵和行為方式，即以社會性的方式建構出來的社會身份和期待、要求和評價以及行為方式的綜合體現。社會性別不同於生理性別，它並非僅僅由其生理決定，主要是在社會文化的制約中形成的對男女特徵的定義與角色要求，也就是說，表現在男性與女性身上的人格特徵是為社會所期待並為社會文化所塑造和被自我所認識的角色模式。而社會恰恰根據社會性別（而非生理性別）對男女進行了社會分工，而這，直接體現在上文中給出的行業和職業崗位上的性別隔離。在現代社會，雖然不同的職業對所有的人都敞開了大門，但是人們對男女兩性仍然具有不同的期望，傳統的社會性別觀念仍為女性的就業和發展設置了種種有形的和無形的障礙。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觀點使眾多女性在選擇職業時必須考慮她們在未來的家庭中承擔的角色，考慮工作可能對家庭造成的影響等，而男性在這方面的顧慮就相對小很多。
（三）在心理層面，由於生理性別的相對弱勢和傳統社會性別意識的束縛，女性對自身就業期望值不高。就業期望是個人對自己職業的基本規劃與態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個人對職業成就的追求。目前，不容樂觀的就業形勢和勞動力市場對女性的歧視與偏見制約了女性的就業期待，使得女性特別是女大學生、下崗女工就業難的問題特別突出。同時，男性和女性在社會化過程中，必然根據社會性別定義修正自己的行為舉止，在成年生活中進行形象整飭。社會心理學認為社會期望值越高，個人的成就動機水平就越高。一直以來，社會對女性的家庭角色期望較高，對女性的職業角色期望相對較低，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的就業和擇業心理。因此，即便女性具備豐富的知識與較高的技能而形成較高的職業追求，但由於社會對女性就業及成就的底期待已是普遍事實，無論女性是否認同這一期待都會受到影響，並在「社會事實」的制約下降低了自我的就業期待。根據一項對89名在校及102名在職男女大學生性別評價對比的調查研究，在校與在職的女大學生中，分別有64％和53％肯定並接受自己的女性性別，而另外36％和47％的女大學生則寧願選擇男性性別，因為她們認為男性實質權利與機會比女性多，發展餘地大。在校與在職男大學生中，卻分別有86％和98％肯定自己的性別。可見女大學生對自我性別的肯定遠低於男性。而對自我性別肯定的女生中有83％認為，女性壓力比男性小，事業有成最好，一事無成也不會有多大壓力，進退自如，只有17％的女大學生認為女性決不比男性差，同樣可以建功立業。男大學生對自我性別肯定則來源於有動力、有挑戰、能夠擔當社會賦予的責任等。很明顯，男女大學生對性別認可的程度和內容也存在極大差異。總體看來，女大學生對自我性別評價不高，她們或想成為真正的「強者」--男性，或接受社會賦予的身份--「弱者」，這無疑對實現男女兩性平等就業會產生極大的消極影響。
應該看到，男女不平等三個層面的深層原因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由於男女生理天然差異無可改變，我們必須客觀地承認，完全的平等是無法達到的，因為男女確實不一樣，後天人力可為的應在於打破傳統社會性別的僵化定義，調整性別偏向嚴重的社會分工和就業結構，提升女性自信力和就業期待，充分發揮女性在社會公共勞動中積極性和創造性。
第一，國家應當制定適當的政策來確立女性承擔的生育、哺乳的社會價值。當前我國婦女就業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生育以及由此帶來的就業競爭中的性別劣勢，針對這一問題，我國早已開始探索對婦女生育的社會價值作出合理補償，大力推行了生育保障制度改革，據《中國婦女報》2001年3月8日版的統計，至2001年我國已有半數以上市縣實現了生於保險社會統籌，參保職工人數達3000多萬人，有10個多省、自治區出台了企業職工生育保險暫行規定，9個省市、自治區的生育保險覆蓋面已達80％。由此可見我國生育保險制度體系已初步形成。此外，還可通過公共政策對女性生育的偏向，如規定男性在生育和家庭生活中應盡的義務和責任，使女性在就業中的「性別弱勢」得以改善。20世紀80年代起，許多發達國家就開始藉助公共政策調整兩性在家庭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日本於1992年開始實行婦女產後的雙親產假；瑞典規定父親必須休假一個月以盡撫育子女的職責，該類規定我國也可以參考試行。
第二，國家應制定家務勞動社會化、現代化、市場化的政策，扶持建立社區服務體系。實現家務勞動社會化，一則可以將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或減輕婦女家務負擔，有效緩解職業女性事業家庭難兩全的沖突，二則可以體現家務的勞動價值，為技術不高的婦女提供更多就業崗位。社區服務體系，具體來說，可以是社區托兒所、養老中心、保健醫院、家政服務中心、快餐店、洗衣房等經濟實體，便利社區內家庭生活，為女性擺脫繁重的家務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第三，要通過各種方式逐步打破傳統僵化的社會性別分工，消除就業的性別歧視，不再根據刻板印象將男性或女性固定於某些社會角色、社會職業上，而是在承認男女自然差別（如體力、生理期等）的基礎上，給予兩性平等的選擇機會，促進形成以個人興趣與能力為分工標准，靈活、公平、合理的社會分工機制。這不僅有利於賦予女性更多的擇業就業的自由，大大拓展女性的職業發展空間，同時，也為男性擺脫傳統社會性別分工的束縛，從而獲得更多就業的可能性開辟了絕佳的道路，是真正促進男女兩性在就業方面自由平等的途徑，當然，這也必然是一項艱苦卓絕的、歷時彌久的重任。
第四，制定並實施扶助女性的教育政策，加強對女性再就業的培訓，同時加強對女性性別認識與成就動機的教育。女性自身素質的提升和覺悟的提高是解決就業性別歧視的根本途徑之一。根據《中國性別統計資料》（1990～1995）2000年我國女性在各級教育在校生中的比例統計顯示，兩性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的人口比重與女性相應年齡段人口比重相當，這說明我國教育性別均等的目標已有保障，且通過一系列具體制度和政策引導（如九年義務教育制度，「希望工程」、「春蕾工程」對失學女童的援助等）以基本得以實現。在鞏固女性基礎教育的同時，應完善並拓展婦女職業培訓的方式方法，保證婦女有平等接受在職培訓的機會，尤其要發展再就業職業培訓，提高女性職業技能水平，幫助低學歷女性增強自身競爭能力。
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上提出了「平等才和諧」的口號，誠然，無論對促進性別和諧來說，還是就我黨和政府實現建設和諧社會的長遠目標而言，兩性平等，特別是就業的平等，正是一個基本前提。當前，在兩性就業還不平等、女性還處於社會弱勢的情況下，我們更應充分調動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力量實行改革，保障女性平等就業的權利和機會，從而有力發揮女性在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❻ 收入分配不平等與經濟增長有什麼聯系
在經濟發展初期，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使資源有效集中，尤其是地區與地區之間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於增長極的形成，對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帶動作用，地區經濟經濟發展到一定時候必然產生輻射效應，最終對整體經濟增長產生積極作用。
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人民收入的提高，只是在提高的過程中，可能存在高收入者收入增長速度更快，從而造成收入差距繼續擴大的趨勢。事實上，當經濟水平足以為低收入者提供必要支持時，市場與政府都會對縮小收入差距產生積極作用。
經濟增長使企業成本結構發生變化，僱傭高收入者的成本越來越高，競爭性企業開始尋求更低的勞動成本，高收入者與低收入者之間的競爭，使低收入者獲得更高的工資，同時也限制了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長速度，最終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地區差距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發達地區資源枯竭，使企業在市場作用下到開發不足的落後地區生產，利用當地資源，促進這些地區的經濟增長，從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此外，政府的政策促進落後地區的發展，改變經濟環境，吸引更多的企業到落後地區生產，推動其經濟增長，縮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整體經濟發展使政府擁有更多的財力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給低收入者提供享受高水平教育的機會，提高他們的未來收入，最終縮小與高收入者的差距。
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並不明確，但可以肯定的是，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可以通過傳導機制互相影響。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統計上的相關關系，但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率在一定程度上有負的影響，對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機制研究表明，在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互相影響中，傳遞變數為政策提供了可操作性，「由於經濟增長不能自動地惠及窮人，不能自動地改善分配狀況，經濟增長只能是貧困減少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④因此，政府通過政策制定可發揮重要作用，即通過影響這些傳遞變數來實現對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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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近代清政府與帝國列強之間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對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的影響都有些什麼
影響
1.打開了閉關鎖國的大門：
不平等條約中包含了許多貿易條款，包括通商，通商口岸的設立，最惠國待遇等等，使得閉關鎖國的政府被迫打開了國門。
對於19世紀以來世界經濟市場一體化的形成而言，不平等條約大多體現了當時自由資本主義的理念——盡可能的開拓海外市場，並將利益最大化。這並不等同於現在的市場經濟理念：因為自由主義者的競爭往往不遵從法制和平等的理念，而代之以各種手段如傾銷貿易競爭。雖然絕大部分經過工業革命而形成的工業化國家都會採用開放市場、 向世界競爭的貿易手段。但對於一些不發達國家或者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嚴重的國家，大國往往利用強加的不平等條約，破壞阻礙自由競爭的因素。對於亞、非洲的國 家而言，這種在存在經濟實力巨大差距的自由競爭將不可避免的摧毀本國的獨立經濟，使本國經濟開始逐漸受制於其他國家。
2.半殖民地國家：
對於被強加不平等條約的弱小國家而言，簽訂不平等條約對本國經濟的發展是具有驚人影響的，強國的商品輸出會對本國簡單的手工業生產帶來致命的打擊：在自然經濟為主的社會，手工業的生產力遠不及資本主義國家機械生產的能力。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手段導致本國市場打破自然壟斷，促使市場融 入世界，使本國經濟日趨殖民地化；文化上輸出被美國、歐洲所崇尚的價值觀與道德觀，造成對其他國家傳統文化的沖擊，西方宗教與科技的傳入一方面促使有識之 士對時局展開深入研究，但更多的是對廣大民眾的精神麻痹。這些現象使被迫簽署不平等條約的國家逐步淪落為半殖民地國家，有的國家甚至在政治上完全喪失了主 權領導，成為徹底的殖民地。 3.經濟畸形發展：
這是不平等條約帶來的結果之一。本國尚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很難同英、美等強國在市場上相競爭，沒有利潤的本國工業自然很難發展。這導致國家開始經 濟殖民化。而殖民地對於他們的宗主國而言，就是廉價原料、勞動力和廣闊市場的代言詞。這樣，受制於不平等條約的國家只能是輸出初級產品，而工業領域則近乎 空白。20世紀50年代後世界范圍的殖民體系雖然不斷解體。但對於這些新興的獨立國家而言，其經濟發展仍然是初級產品出口，進口工業成品的發展態勢。經濟 命脈仍就由那些有能力控制貿易品價格經濟強國所掌控。這種不平衡的發展對於部分國家（主要是非洲國家）直至現在依然沒有改變，也成為這些國家獨立幾十年來 經濟未見好轉的主要原因之一。
4.領土損失
一定採納啊
❽ 不公平會導致那些社會或經濟問題
「效率」要以「公平與正義」為底線
盧周來
公平與效率的「原始」爭論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界關於社會公正與經濟效率之間的關系的看法，仍然主要局限於上世紀80代中期以前西方主流經濟學關於平等與效率之間相矛盾的觀點之上。這一觀點的源頭主要有兩個。
一是新古典增長模型。這一模型最核心的思想就是，經濟增長水平高低，與人均資本量的高低呈正比。也就是說，社會產出中投資於生產領域的錢越多，人均佔有資本量越多，經濟增長率就越高。而投資於生產領域的錢又來源於儲蓄。但在這些模型中，無一例外地認定富人的邊際儲蓄率高於窮人。更重要的是，富人作為人格化的資本，為了利潤的目的，又使社會儲蓄能迅速轉化為投資。所以，如果讓社會越不公平，即讓錢更多地集中於富人手中，社會投資將越多，經濟增長率就越高。所以，在新古典增長理論中，你要強調公平，就要犧牲效率；而你要強調效率，你就必須付出不公平的代價。
二是早期發展經濟學觀點，尤其是阿瑟·劉易斯和西蒙·庫茲涅茨的所謂「二元結構」理論。他們都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部門劃分為現代部門與前現代部門。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前現代部門中的勞動力流向現代部門，而促使勞動力流動的基本要件就是，現代部門中的要素收入要遠高於前現代部門。這一觀點的確隱含了這樣的看法：如果沒有現代部門中要素所有者收入遠高於前現代部門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經濟發展將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國經濟學界有人從這里得出結論認為：「收入差距是經濟發展的動力」。
應該承認，公平與效率在一定時期的確存在矛盾的一面。也正因此，基於改革開放前經濟效率不高，我們黨曾經提出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經濟發展指導思想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戰略決策。
「不公正」的負面影響
然而，包括庫茲涅茨「倒V」型假說在內的經濟增長理論也告訴我們，當經濟增長總量達到一定水平後，社會分配應該趨向平等。而1990年代中期以後的現代經濟學進展更是認為，當以包括人力資源投資、土地初始分配狀況等在內的財富所衡量的不公平狀況持續惡化，將對效率或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妨礙經濟的健康與可持續發展。
不公正將鼓勵人們不進行「生產性努力」而進行「分配性努力」，由此妨礙經濟效率。著名制度經濟學家諾斯曾區別了到底哪種制度能促進經濟增長，哪種制度會妨礙經濟增長。在此他使用了「生產性努力」與「分配性努力」兩個概念。他認為，人們認為社會不公平，其實是覺得他們每增加一分投入到生產中去（即「生產性努力」），並沒有多得到一點相應的回報；相反，有些人只把精力放在企圖從社會已有的生產成果中分得更多的份額（即「分配性努力」，）卻真的能得逞。這個時候，更多的人將不願再將自己的努力放在生產性上，轉而也放在分配上，經濟增長就將陷入停滯。所以，讓人們感覺不公正的制度，就會妨礙經濟增長。用一個比方：如果努力做蛋糕的人，不能多得到一份蛋糕；而那些只想用各種手段從已經做好的蛋糕中多劃拉一塊的人，卻多得到了蛋糕，這時人們就會感覺不公平。感覺不公平之後，原來努力做蛋糕的人也不願再努力做蛋糕了，轉而也用各種手段想多分一塊蛋糕。此時，蛋糕當然做不大。
我們原來曾批評計劃經濟的缺陷，其中一條就是平均主義，認為在計劃經濟下，人們「干多干少一個樣」，使得大家都不願意干。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計劃經濟也是一種妨礙人們進行生產性努力的制度。正因此，我們要搞市場經濟，按生產要素貢獻大小進行分配。但如果社會的不公平程度拉大，不能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與建設的成果；相反，少數人憑借權力腐敗大發其財，少數人利用「圈地運動」或「房地產開發」中存在的大量制度性漏洞成為富翁，少數人利用國企改制輕易就可以取得大量社會財富，那麼。這樣的市場經濟最終也會使「乾的人不願干」。經濟效率最終無法維系下去。從這個意義上看，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對於維護經濟健康與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不公正將導致各階層之間「分配性沖突」增加。這會影響投資。進而影響經濟增長。阿萊辛那與帕里蒂指出（1996），越多人認為社會不平等，越多人就會捲入社會財富分配的沖突。就像蛋糕只有那麼大，而越來越多的人只想從如此小的蛋糕中多劃拉出自己的一塊，必然會造成對有限的蛋糕的爭奪與沖突。而越多人捲入社會財富分配的沖突，社會就越不穩定。社會越不穩定，一方面，投資者對投資的安全性越沒有信心，因而減少投資而另一方面，社會將被迫把更多寶貴的公共或私人生產性資源用於防止與打擊犯罪。我們又知道，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就是生產性投資的不斷增加。社會沖突使得生產性投資減少，不可避免地使經濟增長乏力。這一現象今天在第三世界國家及轉軌國家已經比比皆是。因此，實現公平與正義，對於經濟健康與可持續發展同樣重要。
有意思的是，不公正對投資的負面影響的觀點甚至已經得到了某些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認可。他們認為，即使在西方「民主自由」國家，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平，盡管不會危及社會穩定，但危及稅收與財政方向，進而影響生產性投資。他們的邏輯是，政府做出的任何一項決策都是投票的結果，而投票的結果又取決於「中位投票人」的數量。如果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平，使得社會中大多數公民覺得有問題，他們在投票時就會選擇給富人徵收更重的稅收的政策，以及選擇更大的社會福利開支政策，而重稅無疑會影響富人投資的積極性，因而也會影響經濟增長。所以，不公平經由「稅收與財政扭曲」影響了經濟效率。
不公平會抑制國內社會消費，也會妨礙經濟增長。消費與投資一起，構成推動社會經濟增長的兩駕馬車。如果消費不足，經濟增長也將因為沒有最終需求而陷入停頓。當社會出現嚴重不公平時，財富分配向富人急劇傾斜，使得富人的消費水平在短期內迅速提高。按消費經濟學的說法，20%的高收入者擁有市場80%的購買力。富人消費水平的迅速提高，帶動社會消費品生產結構迅速完成升級。而不幸的是，富人的消費需求將伴隨其購買力的迅速增加而在短期內很快被滿足。此時，80%的窮人卻苦於買不起已經升級了的消費品。消費很快由於購買力的斷檔而下降，社會經濟在經歷了一個快速增長後將陷入由於消費不足導致的蕭條之中。
需要補充的一點是，不公平的財富分配狀況對投資的負面影響以及對國內社會消費的抑制的另外一個原因，是資金外流。經濟學家羅德里克經過研究發現（1997），在人們感覺很不公平的社會中，富人的安全感普遍較差。因而，在選擇投資目的地時，往往選擇國外；在選擇住房、教育、保險等投資性消費時，也往往選擇國外。這樣，會造成所在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本來就十分短缺的寶貴資金外流，影響所有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這種現象在拉美及南亞國家十分普遍一些國家甚至因為外流的資金遠超過吸引的外來投資而陷入危機。
綜合以上因素，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社會不公正狀況的惡化，不僅是社會問題，同時也是經濟問題；而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不僅有利於社會問題的解決。也有利於促進經濟健康與可持續發展。也就是說，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不僅不與追求經濟效率相悖，而且二者同等重要並相互促進。
我認為，作為直接以知識貢獻參與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經濟學家，不能老抱著「效率與公平是矛盾」的觀念，更不能因為片面強調效率而漠視社會公平與正義。因為即使是從效率的角度看，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對經濟健康與可持續發展同樣具有重要意義；作為改革開放中擔當決策者與「領頭羊」的經濟工作者，更要改變重視社會公平與正義，正如溫總理所說，只有這樣，才能「廣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也才能保持國家或本地區經濟的真正健康與可持續發展。 （本文摘自《改革內參》2005年第11期）
❾ 不平等貿易給中國近代經濟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1.是列強對中國的經濟掠奪,使中國變成其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使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2,使中國的大量的白銀外流,影響了資本主義萌芽對資本的要求,不利於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
3.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加速了中國經濟的近代化進程,促進了中國經濟的轉型
❿ 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對全球化和經濟發展的影響
世界范圍內的話，簡單的說,就是經濟結構單一,人才資金匱乏,處於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的弱勢地位
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困境
對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
為鞏固政治獨立，二戰後相繼獨立的亞非拉國家，都把發展民族經濟，爭取實現工業化的任務放在首位。然而，由於西方發達國家頑固地維持舊的國際經濟關系，並利用其掌握的技術和經濟優勢，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剝削和控制，從而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時至今日仍居於從屬地位。這種依附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生產領域，殖民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國際分工格局沒有從根本上打破。西方發達國家壟斷了工業製成品的生產，發展中國家仍然是原宗主國的原料供應地。直到80年代初期，以生產原料和初級產品為主的發展中國家仍然很多，其中30多個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90％以上。這就使發展中國家在資金、技術、工業製成品和消費品等方面嚴重依賴西方發達國家。而且，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作為西方發達國家壟斷資本推行經濟霸權主義主要工具的跨國公司，在不斷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同時，把部分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使它們成為發達國家的附屬「加工廠」和「裝配廠」。過去單一型的傳統分工，轉變為一種多層次的國際分工體系，其中西方發達國家在這一體系中處於最高層，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處於底層。
在技術領域，西方跨國公司通過對技術研究和銷售的壟斷，造成發展中國家在技術上對西方國家的依附地位。西方國家在技術轉讓中，不僅嚴格限制向發展中國家當地公司轉讓先進技術或關鍵技術，或者設置種種不合理不平等的商業慣例條款，限制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發展，而且還常常索取高額的技術轉讓費用。據統計，在世界已注冊的約500萬項專利權中，發展中國家只佔1％。美、歐、日等發達國家控制世界技術轉讓的80％，其中美國約佔50—65％。發達國家利用科技中的壟斷地位，每年向發展中國家索取300—500億美元的購買專利權費用。
在貿易領域，西方壟斷資本極力操縱國際市場，一方面對發展中國家規定種種歧視性的貿易壁壘。目前，各種名目繁多的非關稅壁壘措施已達1000多件。另一方面抬高工業品的價格，壓低原料和初級產品的價格，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嚴重的不等價剝削。1980年至1989年，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價格下跌33％，僅1989年就損失1065億美元。由於多數發展中國家目前仍然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出口對象又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這就使它們在貿易上處於對西方國家的依附地位。
在國際金融領域，發展中國家不僅在貨幣制度上依附於西方發達國家，在資本主義國際貨幣制度中完全處於無權地位，而且，西方發達國家還通過政府貸款，國際多邊機構貸款和國際商業銀行等形式，使發展中國家在金融上處於對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此外，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銀行還在發展中國家廣設分支機構，力圖操縱當地的社會經濟生活。
這種依賴性不可避免地加大了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量，使發展中國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貿易逆差、損失慘重。據聯合國有關資料，在雙方的貿易中，以1980年發展中國家單位出口價值（以美元計價）為基數，1988年下降為83，而1988年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額為6791億美元。僅此一項，發展中國家的損失就達1150多億美元。從進口看，以1980年為基數，1988年發展中國家的進口單位價值指數卻上升為106.2，而當年發展中國家的進口額為6391億美元。也就是說，由於進口價格的上漲，發展中國家為此要多付出370多億美元。兩項合計，發展中國家損失了1520億美元。
外債加重，資金倒流。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材料，7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外債急劇增長。積欠的中長期外債由1972年的992億美元，增至1988年的10425億美元，再加上短期外債1972億美元，總計12397億美元，比1972年增長了11.5倍。由於70年代以來的國際金融市場利率居高不下，使發展中國家為此支付的利息負擔更加沉重。1972年的利息支付還不足25億美元，1988年就增至833億美元，增加了32倍多。並且從1983年起，發展中國家出現向西方發達國家嚴重的「資本外逃」。從1983年至1987年中等收入國家倒流資金930億美元，而1988年1年更高達500億美元。僅拉美國家1973至1985年間就累計達1510億美元，占同期外債增加額的40％以上。出現了「從貧者身上抽血」的反常現象。
外資利潤增加。如美國公司1980至1985年在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年平均利潤率在20％左右。這些利潤，一部分用於當地的再投資，一部分匯回本國。80年代以來，匯回本國的那部分利潤早已超過這些國家新輸出的資本額。
這種國際經濟舊秩序中的依附地位所帶來的後果，嚴重地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積累規模和速度，從而使它們發展民族經濟的努力遭到嚴重挫拆，以至到90年代仍將面臨著許多方面的問題和挑戰，如區域、集團化的影響；資金流入減少，資金短缺問題難以解決；外債問題嚴重；科技差距繼續拉大；人才短缺與外流；產業結構落後；貿易條件繼續惡化；人口增長大大高於發達國家；生態環境繼續遭到嚴重破壞；南北經濟差距拉大等。
針對發展中國家的依附地位，60、70年代以來、西方發展經濟學激進派提出了中心——外圍理淪。這種理論認為：（1）資本主義已發展成為中心（發達國家）——外圍（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體系，外圍國家對中心國傢具有依附性，它們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始終處於從屬地位；（2）聯接中心——外圍的經濟機制是不平等交換及其價值轉移。中心國家通過不平等交換攫取了外國國家的大量「剩餘」來促進本身的發展，而外國國家卻由於「剩餘」的流失而造成貧困，所以，發達與不發達都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兩者互為因果；（3）外圍國家的發展只能是不發達的發展，因為它提供原料和廉價勞動力來滿足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需要，它們在經濟結構上不可能象獨立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實行工業化。它們越發展，對中心國家的依附性就越深；（4）只有積極地反抗把它們（指外圍國家）與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連結在一起的鏈索，它們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這種理論的核心是以不平等交換產生價值轉移來論證不發達的根源以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關系。這種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不平等交換論，深刻地揭露了帝國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和掠奪，有助於揭示發展中國家不發達的原因和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情緒，同時，有助於推動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斗爭。
但是，這種理論看不到發展中國家戰後歷史地位的變化和發展的內部動力，過分誇大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外部因素的消極作用，忽視了生產領域，只是集中在交換領域，把不發達歸咎於不平等交換。這種理論未能對全世界的資本積累進行動態的、辨證的分析。把目前南北經濟關系的基本態勢看作是「外圍」完全依附於「中心」而不存在相互依存；這種理論在應用方面也比較薄弱，比較簡單化。很少提出關於經濟發展的一整套設想，而往往陷於一種簡單的邏輯之中：要麼切斷與發達國家的經濟聯系，閉關自守；要麼只能處於依附地位。實際上，中心——外圍理論是主張切斷與發達國家的聯系的。這都是不切實際的。因此，這種理論缺陷的實質，就是抹殺了殖民地經濟和獲得獨立後的民族經濟之間的區別，抹殺了官僚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的區別，對目前南北經濟關系的基本態勢及其性質作了錯誤的估計。
發展中國家要徹底擺脫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必須打破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改變世界經濟中生產、消費和貿易的格局，改變不平等不合理的國際分工，改善貿易條件，實現價格指數化；發達國家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官方援助，增加技術轉讓，要保證發展中國家對自己自然資源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主權，能對其資源的開發實行有效地控制；能根據主權原則限制和監督跨國公司的活動；要對現有的國際經濟機構的體制和規章進行必要的調整，以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無權地位，使發展中國家能平等地參與國際經濟事務的決策過程。為此，必須繼續南北對話，加強南南合作。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建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發展中國家沉重的債務負擔
二戰後，特別是6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國家走上了利用外資發展國民經濟的道路，一度促進了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諸如巴西的「經濟奇跡」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等。然而，自1982年墨西哥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債本息為先導，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又相繼出現了償債困難的問題，尤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為首的拉美國家最為嚴重。盡管第三世界國家本身、債權國政府、國際金融組織、國際商業銀行採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但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危機一直未得到根除。進入90年代後，債務問題仍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一項沉重負擔。
造成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歷史的背景，又有現實的根源；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又有內部原因的促成。
從歷史上看，它是殖民主義所導致的直接惡果。長期的掠奪和剝削，造成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的畸型，經濟發展落後，使南北方的經濟差距越拉越大。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結構及其經濟運行，使得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生產、世界貿易和貨幣金融領域中都居於壟斷地位。這使得發展中國家盡管取得了民族獨立，但仍未擺脫受剝削受掠奪的地位。
從外部環境看，70年代以來國際環境對發展中國家極為不利：（一）遭到1973、1979年兩次石油提價的沖擊。由於油價上漲，需要進口石油的發展中國家的進口費用猛增，債務負擔急劇加重。1973年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經濟帳戶赤字只有110億美元，1974年這一赤字升到376億美元，1975年達460億美元。僅油價上漲引起的超額支出在1973年到1982年間就增加了2600億美元，如果把支付石油進口的借款利息也計入的話，則達3350億美元；（二）世界經濟衰退，導致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條件日益惡化。西方發達國家為轉嫁1979至1982年的大危機，在加強對外傾銷的同時，採取了不同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世界銀行認為，如果西方貿易保護主義導致拉美出口收入減少10％，那麼該地區為此付出的代價將相當於它全部債務的年實際利息。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產品價格，特別是低收入國家主要出口的原料、初級產品價格大幅下跌，造成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收入增長減慢，償債能力下降，1985年，初級產品價格已降到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水平。自1932年以來，拉美出口商品貿易比價累計下降20％，1986年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出口收入平均每年減少數十億美元。1986年，16個重債國的外貿順差總額至少減少了一半以上，從290億美元降至130億美元；（三）國際金融市場利率的上升。發展中國家的借款主要是國際商業銀行提供的。1979年以後，為克服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實行了緊縮貨幣政策，致使金融市場利率提高。如美國的利率從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導致了債務國的債務負擔加重。僅1982年巴西因實際利率提高就多付債務利息79億美元。還由於發展中國家的債務的主體是美元債務，高利率形成的美元匯率大幅上升，大大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據統計，從國際范圍看，利率每上開一個百分點，債務國一年就要多付40—50億美元的利率；（四）正在形成的歐洲統一大市場、北美自由貿易區、亞太經濟圈，這些集團化經濟日益表現出的排他性，不斷升級的國際貿易戰使發展中國家難以對付。同時，集團內部資金對流也減少了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使巨大的債務難以償還。
從內部因素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滯脹及經濟政策、措施失當也是引起債務危機的重要原因：（一）發展中國家經濟普遍處於滯脹狀態。據拉美經濟委員會的統計，1982至1987年，整個地區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1.5％。而通貨膨脹卻日益嚴重。1982年拉美通脹率47.5％，到1988年已高達223％；（二）對外債缺乏統一的管理和控制。當70年代西方銀行界大量傾銷「石油美元」等過剩資本時，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以為「良機」已到，錯誤地借入了超出自身償還能力的大量貸款，尤其是大量的國際私人商業貸款。如拉美各國70年代的外債一般只有幾十億美元，到80年代末，均已增至上千億。與此同時，債務國又沒有根據償債額、投資額、利息支付率以及它們各自的長短限期、外匯儲備情況等有關因素，對外債進行綜合考慮，制定出適合國情的、科學的外債償還戰略，從而常常顧此失彼，形成借新債還舊債，借新債還舊息的局面；（三）外債資金使用不當，引進項目經濟效益差，創匯率低。用外債支持的項目往往是規模龐大而又不切實際的長期建設項目，有的借款項目根本沒有形成任何生產能力。如巴西70年代上馬的三座核電站耗資35億美元，至今未能發電。從而使債務國中長期外債總額的平均償還期小於這些資金用於項目的收回期。另外有一部分外債被用於奢侈品的消費，如智利在1970至1978年期間，電視機的進口增加了7942％，化妝品和香水的進口增加了6500％。還有的國家外債管理人員貪污腐化，將外債資金挪作私人不動產或外國證券投資。這樣，外債沒有給國家整體帶來生產能力的增長，在世界經濟形勢突變之時，難以應付而無法如期償還債務；（四）發展中國家大量的資金外流。主要原因是對本國經濟和貨幣失去信心。對債務國來說，債務積累越多，債務危機就愈嚴重，本國資本外流就越多。本國外流資本越多，國內資金就越匱乏，因此就越需要借入外債。如此形成惡性借環。據世界銀行報告，到1983年底，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三國外流資金的累計總額分別相當於外債總額的61％、44％和77%。據估計，在過去的幾年中，拉美國家的外流資金仍相當於對外債務的一半。
基於以上分析，從本質上看，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是戰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長期推行經濟殖民主義政策所造成的。自1982年至今，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已歷時10年。其外債形勢有如下特點：（1）債務總額急劇膨脹，償債能力持續下降。1982年，債務總額是8390億美元，1989年猛增到12900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6.7％。1990年又突破1341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1992將增加到13880億美元，將比上年增長約4％。與此同時，一些國家相繼出現清償危機。自1986年以來，秘魯、巴西、象牙海岸、尚比亞、玻利維亞、哥斯大黎加、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等先後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債利息；（2）債務危機涉及的范圍廣泛，資源出口型國家負擔更為沉重。1970年債務額在1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僅14個，到1985年增加到63個，年債務額在10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在1970年時根本沒有，1985年有16個，1987年達27個。到1989年底，負債超過100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僅撒哈拉以南非洲就達31個。債務問題幾乎涉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3）債務結構顯著變化，貸款條件日益惡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債務和債權的重點分別由官方債務和債權轉向私人債務和債權；二是短期債務增加。由於債務國經濟形勢惡化和政局不穩，債權國銀行對發放長期貸款越來越謹慎，條件日益苛刻，造成長期貸款減少，短期貸款增加。（4）國際債務格局呈現債務國與債權國分布集中的特徵。作為債務國一方，拉美和非洲是「重災區」。拉美國家所欠外債佔1989年發展中國家外債總額的34％，達4340億美元，非洲國家同年外債總額也高達2500億美元，約占外債總額的20％。自1982年以來，發展中國家外債的半數以上集中在17個債務負擔最為沉重的國家，它們的債務總額仍在增長，當年應償還的債務本息占出口收入的比率1988年仍為41.6％。它們的債務總額一直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半數以上。這兩項指標都超過目前國際公認的25％的警戒線。在17個重債國中，其中拉美就佔了12個。名列17個重債國之首的巴西1987年底負債額達1213億美元。債權國一方集中程度也相等高。據世界銀行統計，1985年在17個主要債務國的外債總額中，美國商業銀行的債權比重為24.5％。在對中南美10個債務國發放貸款的商業銀行中，美國的商業銀行佔40％，日本佔16％，英國佔15％。因此，就發達國家而言，捲入債務問題的是主要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這種債務與債權的高度集中，增加了國際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只要一兩個債務國拒付或無法支付，則美國的銀行體系首先受到打擊，然後整個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將經受動盪，可能導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持續數年的第三世界債務危機，不僅影響了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經濟發展，而且還嚴重影響世界經濟，乃至政治和社會的發展。
沉重的債務負擔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惡化情況十分嚴重，成為經濟發展的嚴重桎梏。（1）債務負擔嚴重地阻礙了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的發展。70年代，發展中國家借外債是為了發展生產，而80年代，本來可以用於發展生產的借款，不得不更多地用於還本付息。從1982年起，竟出現奇特的資金倒流現象，發展中國家不但不能從發達國家那裡獲得資金，自己的資金反而倒流向發達國家。1982至1987年間拉美地區資金流失額高達1456億美元。1988年拉美地區還本付息額為260億美元，而所得新貸款僅60億美元，倒流了3倍多。這種情況導致了許多債務國國內資金貧乏、生產癱瘓、金融市場動盪、貨幣大幅度貶值、通貨膨脹加劇、失業人數增加，政治動盪等一系列災難頻繁發生，造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的明顯下降。（2）債務危機嚴重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發展對外貿易，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對本國落後的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技術改造，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一條重要途徑，也是清償外債的一個主要來源。但是，由於債務負擔越來越重，許多債務國不得不把原准備進口生產設備和技術的外匯用來償付債務本息，加上生產投資的壓縮，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能力和創匯能力不斷下降。同時，主要出口創匯的初級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價格又太低，所以，使得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陷入困境；（3）債務危機嚴重地影響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調整。8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為改變落後的經濟結構，都確立了本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如引進一些先進的技術設備，發展一些新產業新項目等。但因大部分資金都用於償債，使得有些計劃被迫取消或無限期延緩。所以，債務危機不僅大大降低了發展中國家當前的經濟增長，而且還嚴重地影響著它們未來的經濟騰飛；（4）債務危機加深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削弱了自主性。沉重的債務使一些發展中國家依靠自己的力量無力走出危機，沒有發達國家的貸款，既不能償還舊債的本息，也無法發展生產，甚至不能維持生存。這不僅使發展中國家抗衡發達國家轉嫁危機能力削弱，而且，極易使發展中國家重新落入發達國家的控制與剝削之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利用控制的國際貨市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乘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困難急需資金之時，以「意向書」的形式向受援國提出種種先決條件，左右受援國的經濟政策。正如阿根廷經濟學家阿爾多·費雷爾所指出：「外債對主權和我們人民的自決權構成了嚴重威脅。」
面對嚴重的債務危機，自8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中國家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調整經濟結構及發展戰略，如降低發展速度，減少借債；擴大出口和壓縮進口，以外貿出口提高償債能力；實行緊縮性的財政及外債外匯管制制度；等。上述措施使債務國家在80年代後期的財政赤字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償債能力有所提高。但是，這些措施也產生了嚴重的負作用，導致了生產性投資衰退、對外貿易的畸形發展和國內主活水平的下降等。
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對西方發達國家也產生了嚴重影響，它不僅威脅著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穩定，而且影響了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使西方國家喪失了很大部分的商品市場。因此，為防止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沖擊國際金融市場和維護在第三世界的經濟和戰略利益，西方發達國家和一些國際金融機構先後採取和實施了一系列所謂「救援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政策。相繼拋出了「宮澤計劃」、「密特朗計劃」、「貝克計劃」，但皆以失敗而告終。1989年3月，美國財政部長布雷迪公布了「布雷迪計劃」，其中心內容是：鼓勵商業銀行取消債務國部分債務；要求國際金融機構繼續向債務國提供新貸款，以促進債務國經濟發展；提高還債能力。同以往方案相比，「布雷迪計劃」把解決外債的重點放在債務本息的減免上，而不是放在借新債還舊債的方式上。這一計劃改變了美國過去堅持逼債的僵硬立場，意味著美國的債務政策出現了一個重大轉折，嚴峻的現實迫使美國政府開始承認減免債務是解決債務問題必由之路。盡管這一計劃有可能導致民間銀行削減貸款，而且究竟能在何種程度上實現尚屬疑問，但比過去向前走了一步，給緩解債務危機提供了一個突破口。但也應該看到，美國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目前，減兔發展中國家債務的措施，主要是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1）債務資本化。外國債權銀行將自己帳面債務形式折價出售，債券購買者買下債權後，通過當地銀行貼現轉換成債務國的貨幣再進行投資。對於債權者的有利之處是：找到了按票面價值運用其貸款的辦法。對債務者的有利之處是：順利清償了部分債務，減少了債務負擔。據統計，1988年上半年發展中國家資本化了的債務就達88億美元。但是，債務資本化有兩個不可忽視的負效應：一是加劇了債務國的通貨膨脹；二是加強了外國投資者對債務國經濟的控制。（2）現金回購，一國按一定折扣以現金購回它的債務。其中最著名的是玻利維亞的債務回購計劃。玻利維亞於1988年3月按89％的平均折扣率（即按面值的11％）購回它的商業銀行債務的40％（合3．35億美元），1989年初又作出人類似安排。目前，由於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嚴重不足，這種方式不可能廣泛適用。（3）減少債務償還額。無條件地取消發展中國家所欠的債務基金，並降低利率。這種做法目前已越來越多地被債權國所採用。
作為第三世界國家本身，要擺脫外債的沉重負擔，必須抓住有利時機，採取具體措施來扭轉被動局面，應力圖做到：（1）繼續調整改革國內經濟結構，大力推行出口促進戰略，通過擴大出口來克服債務危機，進而把出口的盈餘用於經濟發展；謀求外資來源多樣化，保持經濟發展與償債能力呈正比關系；從制度和政策上努力創造條件提高外資使用效率，促進國內儲蓄的提高；（2）發展南南合作。發展中國家聯合起來，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領域增強與發達國家的談判力量，改善國際貿易條件，改善借債與還債的條件；（3）開展南北對話，積極推進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在這一過程中，組建發展中國家自己的跨國公司，組建自己的區域性金融機構，通過南南合作促進債務問題的解決。
進入9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有所緩解如1991年拉國家的外債比上年減少2.1％。但也應該看到，長期形成的全球性債務問題要在短期內得到徹底解決是不現實也是不可能的。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債務問題仍將是發展中國家的沉重負擔。然而只要發展中國家協調一致，從國內和國際兩方面同時努力，擺脫債務困境仍是充滿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