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經濟發展

『壹』 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

以我的理解，在進行經濟建設時，應該首先考慮經濟利益、其次是考慮環保利益。我國確實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質提高、社會進步等因素相結合、協調，反對「殺雞取卵」式的、不顧環境保護、引起環境惡化和生態污染的經濟增長方式和道路。
但是，必須同時看到，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並不是並駕齊驅的。經濟建設是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工作中心，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與落後的社會生產的主要矛盾決定的，除非發生外族大局入侵，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決不動搖的！
再者，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是我們經濟的發展，「發展是硬道理」。只有經濟發展了，才能維護和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歷史使命！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讓國家富裕了，軍隊強大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場繁榮了，工，農業生產效益高了；這是國人有目共睹的偉大成就。但是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如：
1，官僚主義滋長迅速，干群關系日益疏遠。
2，公權力濫用，貪污腐敗現象猖獗。
3，社會矛盾逐漸復雜，社會等級觀念凸顯，社會公平如同口號。
4，人心渙散，信仰危機。傳統美德缺失，傳統文化淡化。
5，資源消耗過大，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經濟結構有失平衡。
從五中全會看中國發展走向
金秋時節，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圓滿完成各項議程後，在北京勝利閉幕。

這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入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擘畫了未來五年的宏偉發展藍圖。

這是今後一個時期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十六屆五中全會及其審議通過的《建議》，必將對中國未來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關鍵時期：「十一五」時期的歷史方位

「關鍵時期的一次關鍵會議」——這是輿論對十六屆五中全會的基本定位。

「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三年前，黨的十六大作出的這一重大判斷，吹響了新世紀新階段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新號角。

彈指之間，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第一個五年即將過去。「十五」時期的中國，以舉世矚目的成就贏得全世界的贊嘆。「十一五」時期能否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為下一個十年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對於能否實現十六大提出的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具有決定性意義。

這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面臨的第一個「五年時期」。如何適應紛繁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趨利避害，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航船繼續乘風破浪？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這是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00美元後的第一個「五年時期」。一些國家、地區的發展歷程昭示我們：在這個機遇和挑戰並存、希望與壓力同在的黃金發展期、矛盾凸顯期，如果舉措得當，經濟社會發展將實現新的跨越；如果應對失誤，很容易導致經濟徘徊、社會動盪。

面對戰略機遇期，我們耽誤不得；處於發展關鍵期，我們失誤不起。五中全會在深入分析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後，突出強調我們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十一五」時期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歷史地位」。

科學發展：「十一五」規劃的靈魂

「十一五」規劃，是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後編制的第一個五年規劃，是這一重大戰略思想由理念全面轉化為實踐的第一份「五年路徑圖」。針對「十一五」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全會突出強調，要堅定不移地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切實把經濟社會發展轉入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發展取得的成績，讓每一個中國人自豪；發展存在的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一場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讓我國危機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暴露無遺。不斷拉大的城鄉差別、區域差別，嚴重製約經濟社會更快的發展。不少地方在發展中單純追求增長規模，經濟質量和效益低下，生態環境遭到極大破壞。重大安全事故接連發生，安全事故損失已佔全國GDP的2．5％……

堅持不同的發展觀，就會有不同的發展前景。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第一次全面、完整地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總結了國內外在發展問題上的經驗教訓，站在歷史的、時代的高度，進一步指明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是指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重大發展。

堅定不移地走科學發展的道路——這是十六屆五中全會傳遞出的鮮明訊息。全會突出強調，堅持以人為本，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把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軌道。

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五中全會對「十一五」期間的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6個「必須」：必須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必須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必須加強和諧社會建設，必須不斷深化改革開放，並作出一系列具體部署。

以人為本：提綱挈領的發展本質

突出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強調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是十六屆五中全會一個引人注目的亮點。

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從黨的十六大提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到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以人為本的重大思想，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一切決策、舉措的中心。

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都具有提綱挈領的意義。從各級幹部深入基層噓寒問暖、解困救急，到有關部門頻頻出台便民利民舉措；從全國28個省區市免徵農業稅，到社會保障體系框架初步確立……以人為本的理念，不僅對黨員領導幹部的政績觀、利益觀、地位觀產生深刻的影響，更在社會生活的角角落落引發廣泛的變化。

發展的力量來源於最廣大人民，發展的成果必須惠及最廣大人民。專家指出，雖然近年來我國各項事業全面發展，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但堅持以人為本，親近民生、關注民生，對「十一五」的中國而言，仍然是緊迫而現實的重大課題。

5年前，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不斷提高城鄉居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 是發展經濟的出發點和歸宿。」5年後，十六屆五中全會高揚「以人為本」的大旗，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的一系列層面，提出了諸多新的思路。這預示著，「十一五」規劃的編制，將從過去偏重於物質財富的增長，轉向更加重視人的發展。就業、教育、衛生、公共安全等人文和社會指標，正引人注目地出現在規劃編制者的視野。

和諧社會：進入操作、實踐的新階段

「把擴大就業擺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位置」「認真解決進城務工人員社會保障問題」「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五中全會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確立為「十一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並就認真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作出了具體部署。

當前，我國正經歷經濟轉軌、社會轉型，不可避免地面臨大量復雜的社會矛盾。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日益引人關注，侵害群眾利益的現象屢見不鮮。少數沒有得到妥善處理的人民內部矛盾，甚至發展成為群體性事件。

從黨的十六大鮮明提出使「社會更加和諧」的要求，到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從今年2月，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深刻闡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徵、重要原則和主要工作，到五中全會提出一系列思路和舉措……回顧這一發展軌跡，人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黨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考在不斷深化，和諧社會建設這個宏大命題，已逐步從初步破題進入操作、實踐的新階段。

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五中全會從這6個方面，對和諧社會建設作出全面規劃。這是黨中央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基於對國情、民情的深刻洞察而作出的重大部署。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由經濟、政治、文化的三位一體，擴展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四位一體，中國共產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也在達到新的高度。

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推進器

「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五中全會公報關於自主創新的敘述，讓人印象深刻。

近年來，在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有一種現象卻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註：醫葯生物技術領域，幾乎所有葯物專利均為發達國家擁有；DVD行業，大批企業交不起國際專利費而紛紛倒閉；汽車製造領域，真正的國產車僅佔10％。由於缺乏核心技術，缺少自主知識產權，我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仍處於低端位置……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將難以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強勁的動力支持。黨中央一再強調，必須更加堅定地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推動力量，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提高國家競爭力的中心環節，把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面向未來的重大戰略。

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對我國來說，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既是保持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支撐，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支撐，又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要支撐，提高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的重要支撐。

全會明確要求把自主創新作為制定「十一五」規劃的著力點，強調科技發展要堅持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方針，不斷增強企業創新能力，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提出在「十一五」期間，要形成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優勢企業。這使得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戰略更加系統、更加具體。

社會主義新農村：三農工作邁入新境界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五中全會公報中的這一表述，引起不少人的關注。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始終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針對近年來糧食產量連年下降、農民收入徘徊不前、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的嚴峻形勢，黨中央及時提出對農業實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並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重農、惠農的政策。今年上半年，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實際增長12．5％，首次超過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

去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深刻指出，我國現在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黨中央、國務院一再強調，要按照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要求，切實把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放到國民經濟全局中統籌安排。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提出，格外引人注目。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絕不僅僅意味著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五中全會突出強調，「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現代農業建設，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這意味著在加快經濟發展的同時，農村教育、文化、醫療、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社會事業，也將進入加速發展時期，城鄉差距有望逐步得到縮小，農村面貌將迎來新一輪的歷史性巨變。

改革攻堅：在關鍵領域和重點環節尋求突破

「目前我國正處於改革的攻堅階段。」五中全會的這一科學判斷，形象地揭示了歷經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正處於一個新的關鍵時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為古老的中國注入了強大發展動力。然而，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兩年前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根據十六大精神，作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對新世紀新階段的改革開放作出全面規劃和部署。

改革的本質，是體制機制的創新。農村稅費改革、壟斷行業改革、股權分置改革、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投資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一系列關鍵領域的關鍵改革加速推進，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事關百姓切身利益的改革也被擺上突出位置……一系列改革舉措的相繼出台，使得2005年成為「改革攻堅年」。

但「攻堅」還僅僅是開始。從現實看，有些改革進展不快，處於滯後狀態；有些改革仍止於表層，整體上沒有實現質的突破。全會號召全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更大決心加快推進改革」，努力從根本上消除制約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使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

全會從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推進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加強現代市場體系建設，形成有利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機制，完善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保障等7個方面，對攻堅階段的改革作出具體部署。

全會同時強調，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聯系日益緊密的情況下，我們要有寬廣的世界眼光，著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

憂患意識：永不自滿、永不懈怠

談成績，實事求是；講問題，切中要害。五中全會會場內外，求真務實的清風撲面而來。

全會深入分析了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強調必須緊緊抓住機遇，應對各種挑戰，認真解決前進道路上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表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理智、清醒的科學態度。

誕生於民族危亡關頭的中國共產黨，在80多年的風雨歲月中，始終保持著強烈的憂患意識。黨的十六大告誡全黨，一定要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風險。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反復強調要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永不自滿，永不懈怠。

強烈的憂患意識，源自於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和新世紀新階段國內外形勢的科學分析與正確判斷。胡錦濤總書記強調，「十一五」時期我們面臨的仍將是一個機遇和挑戰並存、機遇大於挑戰的環境，一個總體上有利於我們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但不利因素可能增多的環境。我們要牢牢把握和切實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妥善應對各種挑戰，實現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

心存憂患，方能從容應對各種挑戰；居安思危，才會始終挺立時代潮頭。五中全會強調，實現「十一五」規劃目標，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關鍵在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要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加強各級領導班子和基層黨組織建設，不斷提高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

這是中國共產黨對自身使命的清醒把握，是中國人民對中國未來的信心之源。

『貳』 近年來中國國際地位提升或經濟發展的例子

1、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2、中國的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達到創世紀的3.2萬億美元。
3、在聯合國組織下，中國向很多國派駐維和部隊。
4、中國軍艦派駐亞丁灣海域，維護船隻安全，打擊索馬裏海盜。
5、G8峰會失去影響力，取而代之的是有中國參加的G20峰會，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關鍵作用。
6、G2的新說法，使中國表面上成為同美國平起平坐的世界主導力量。
7、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多數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

『叄』 山東煙台近年來的經濟發展狀況如何

在近些年的發展浪潮之中，涌現出了許多的黑馬城市，而山東省在最近幾年的經濟發展是有目共睹的。作為我國的旅遊大省，山東省地理位置優越，當地的旅遊資源非常豐富，深受遊客們的喜愛。

而這其中要數濟南、青島這些城市的發展最為突出，這兩座老牌經濟發達城市，也一直占據著當地前兩名的寶座，不過要知道，濟南是山東省的省會城市，而青島又是我國首批沿海開放城市，能有這樣的成績，在很多人看來都是無可厚非的。

當然，當地人非常的熱情好客，如果有遊客到達煙台市，當地人會熱心的分享海邊旅行的一些知識和周邊一些好玩的景區，因此，到煙台旅行，一定是非常不錯的選擇，對於這座默默無聞的“黑馬”城市，你有什麼想說的呢？

『肆』 中國近年來取得的新成就

中國人權事業抄取得新成就

一、是改革紅利更多惠及全民，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階。

二、是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有效推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得到切實保障。

三、是人人平等原則得到切實貫徹，各類群體的權利保障力度穩步加強。

四、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弘揚，人權教育研究水平顯著提升。

五、是國際人權交流合作廣泛開展，人權理念、政策和成就更受尊重。

人權司法保障方面取得新成就

一、是不斷健全人權司法保障機制。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對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司法職權配置進一步優化。

二、是進一步完善人權司法保障程序。

三、是努力提高人權司法保障執行力。

四、是切實保障被羈押人合法權利。

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取得新成就

一、建設目標向信息化整體轉型。

二、編制構成向質量效能型轉變。

三、軍事訓練向基地化、模擬化、網路化發展。

四、人才培養向素質能力躍升。

五、政治工作向提高戰鬥力聚焦、

六、後勤保障邁向三軍一體、軍民兼容、平戰結合。

七、武器裝備建設更加註重頂層設計。

『伍』 近年來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是什麼

摘要：經濟全球化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世界經濟形成三大主體、三大市場，南北貧富鴻溝擴大影響世界經濟穩定發展，政治環境、市場環境、資源環境、生態環境四大因素成為影響和制約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環境，南北差距，科技發展。

正文：

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總體向好，世界經濟經過兩年多的低速增長，逐漸從低谷走向復甦，形勢向好。

進入新的世紀初年，由於美國上世紀90年代形成的網路和股市泡沫出了問題，泡沫經濟崩潰，引發了世界三大經濟火車頭美歐日同時減速，世界經濟在2001年、2002年出現低速增長的不景氣局面。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2000年時，世界經濟增速為4.8％，而到2001年下降到2.4％，2002年為3.0％。世界出現貿易和對外投資雙下降。跨國兼並的勢頭也明顯減弱。

經過近3年的調整，採取降息、減稅、調整結構等一系列措施，到2003年下半年，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出現復甦勢頭。日本經濟也從10年沉睡中醒來，緩慢復甦。亞洲經濟增長強勁，高達7%，是經濟亮點。因此，人們在2003年底稱世界經濟是「開往春天的火車」。

世界經濟的增長目前仍然有許多不確定因素。泡沫經濟的後遺症（結構性問題）要徹底消除還有待時日，發達國家的失業率仍居高不下，美元貶值疲軟，伊拉克戰爭的後遺症增加了反恐斗爭的難度，世界局勢不穩定，石油價格居高不下，這一切都會對未來世界經濟的增長產生變數和不利影響。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世界經濟在2003年的增長率達到3.2％。同時預計全球經濟增長率 2004年可達4.6%，據稱即將調高為4.9%。這個樂觀的估計能否實現，還有待於證實，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經濟總的發展前景看好。

對於世界經濟的具體發展，我想涉及的面太寬泛了，這是一個課題，而非三言兩語就能夠說清楚的，我就其中一個方面，商業經濟發展談談自己的拙見。

每十年就會有一些配合時代的偉大產品出現。70年代是微波爐，80年代是錄像機，90年代是電腦和互聯網。在80年代把握機會的，現在都已成為百萬富翁，在90年代把握機會的，則已成為億萬富翁。在未來幾年中，也一定會出現這樣的機會！世界頂尖經濟學家保羅·皮爾茲預計，到 2010 年，與健康相關的產業就將為美國經濟帶來每年 10000 億美元的收益，這些收益來自為大眾提供令人更健康、更美麗、延緩衰老或預防疾病的產品和服務等等。

就拿健康產業來說。在20年前這個產業並不存在，但今天，健康產業的收益達200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整個汽車產業的收益的一半。從2000年到2010年，健康產業的消費將由兩千億增長至10000 億美元，足足有五倍的增長。為什麼會有這么大的增長呢？為什麼可以預計它呢？因為在過去的20年中，二戰後出現的新生族主宰了經濟的發展。這是否就是你值得把握的機會呢？

這群新生族正是今天37至55歲的人，他們正值事業高峰，收入非常可觀，消費力龐大。就是他們促使房地產增長，也是他們刺激了運動用品、汽車、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的消費。目前美國經濟總產值是10萬億美元，其中5萬億就是由他們創造的。雖然戰後新生族只佔美國人口的30%，但他們的消費額卻占整體經濟的50%。更重要的是，他們還會增加10000億美元的額外消費。

你願意把握，這就是你前所未有的機會。但你怎樣把握這個機會呢？你可以成為醫護從業人員、生產商、零售商甚至是分銷商。成為醫護從業人員(例如醫生、按摩師、治療師)，需要你付出高昂的學費、保險費、需要你長時間不停地學習和工作。成為生產商，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建立基礎設施、從事項目開發。成為零售商，需要負擔龐大的經營費用、員工薪金、庫存費用，還需要每星期工作七天。最有利的就是分銷商。

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未來二三十年，最大的財富並不在於生產，而在於分銷。美國最大的百貨連鎖店沃爾瑪、聯邦快遞以及在互聯網上賣書的亞馬遜均從事分銷業務，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名稱，就是分銷商。這些公司把顧客認可和必需的產品或服務進行有效地分銷，創造了巨額財富。另一個重要的話題是，由於世界范圍內對商業的無知，特別是對新世紀的財富金錢觀的無知，21世紀最大的財富，首先將來自對消費者的教育一一關於新的財富觀念以及怎樣創造財富、實現財富的教育。在實現財富的過程中，分銷渠道成為最重要的創造財富的源泉，人們通過做這種生意參與世界財富的分配，這是一種思想敏銳的生意。更好的產品、更好的分銷，給每個人帶來更好的機會。

這就又涉及到現在很熱的長尾經濟問題，但無非都說明了一個問題，世界經濟形式越來越多樣化，科技，信息產業的發展更是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助推器，所以，從宏觀來看，我認為，世界經濟總體的發展趨勢是好的，需要解決的就是，經濟環境的和諧健康發展問題，就是所謂的南北差異，霸權主義等等現狀，都有待於相關政府，學家為之付出努力，落實政策，實現經濟的和諧發展。

『陸』 怎樣寫出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分稅制改革在經濟高增長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高速增長時期。尤其是自年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有一個十多年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自2001年到2011年這十一年期間，中國GDP的年平均增速為10.7%。這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實際上，在寫作2002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長、資本形成與技術選擇」時，張軍曾與一些中國經濟學界的同仁（包括筆者）現在一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有些擔憂。當時，張軍判斷說：「毫無疑問，工業部門的盈利能力的持續惡化以及嚴重威脅投資收益率的資本形成體制以及金融制度將是中國經濟未來高速增長的嚴重製約因素。它們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國維持一貫高速增長的代價變得越來越大，因為在目前體制下，大量無效率的資本一旦形成，就會進一步強化金融資源的無效分配，而在短期，對投資的鼓勵甚至有可能進一步加強長期制約因素的形成，這些問題都將對增長的持續性產生負面影響。」（《張軍自選集》，92頁）
如果不看發表日期，讀者也許會誤解張軍教授是講今天中國經濟的格局及問題呢！以致張軍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顧自己的這篇文章時，也感嘆道：「最近經濟學家對這幾年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問題又有諸多討論和解釋，這些討論似乎讓我有種時間倒流的感覺。我回頭翻閱本論文時，仍覺得這是一個並不過時的思路與解釋框架。當年中國經濟的增長減速一度引起經濟學家的悲觀情緒，我也在其中。」（99頁）
然而，在2012年前過去的十多年，中國經濟並沒有如本世紀初許多經濟學家所悲觀擔憂的那樣減速，而是又經歷了一波快速增長，且這一波經濟增長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長的體量更大。這一經濟奇跡是怎樣發生的？其中的機理與增長因素又是什麼？這正是張軍在之後的數篇長篇論文所要討論和給予解釋的，可能也是張軍本人目前對中國經濟未來十至二十年增長前景與林毅夫教授一樣樂觀的原因。
在《張軍自選集》最後一篇新近寫作的文章中，張軍較全面地分析和論證了近些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在文章一開始，張軍就討論了紐約大學魯比尼（Nouriel Roubini）於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場講演中所提出的觀點，張軍評價道：「他在講演中提到，中國經濟過去的高速增長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資產投資支撐的，而且他說高儲蓄和低消費是一個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這也是當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這一說法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正確。」（335頁）
基於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Arthur Lewis）的「經濟發展的核心事實是快速的資本積累」這一理論，張軍首先指出，在過去二十多年中，隨著高投資、高資本積累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這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張軍還具體列舉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幾個典型事實：第一，資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之後顯著加快；第二，用於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幾乎在所有省份都經歷了跳躍式的增長；第三，來自地方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的資本支出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資本支出是來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盡管在九十年代後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加快了，但資本的回報並沒有出現惡化趨勢。張軍認為，正是因為上述中國經濟增長的四個特徵事實或者說增長貢獻因素，「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加速是過去20年來中國實現經濟快速和持續增長的引擎」（341－344頁）。
如果說高儲蓄、高投資和資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資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的話，那麼我們也自然理解為什麼張軍認為朱鎔基的財政體制改革是對的了：九十年代之後中國的「加速工業化現象不應該[被]理解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實施工業化戰略和選擇產業政策的結果，正好相反，經濟的市場化和各級地方政府成為工業化和資本形成的有利推動者」。張軍的這一判斷，顯然與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判斷有差異，而與張五常近些年所主張的地方政府競爭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於張五常過於強調「縣」在地方政府競爭中的作用（346頁）。按照林毅夫的理論解釋，之所以取得經濟高速增長，一個主要貢獻因素是因為中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中所採取的因勢利導作用，使中國企業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較優勢進行產業化升級和結構調整。（《新結構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別看重地方政府競爭，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各級政府在推動工業化和資本形成中的作用，這就不難理解張軍相信朱鎔基時任副總理時所推動的分稅制改革成為之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了。張軍說：「……分稅制幫助加速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進程。這或許是分稅制的積極推動者、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先生當初意想不到的結果。」因而張軍相信，分稅制的財政體制「那就真是通過『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變誘導地方主義的那種激勵機制了」，並從而「讓地方政府的惡性競爭變成了良性競爭，導致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加速」（347－348頁）。
就筆者管窺所見，近些年來，經濟學界、財政學界，乃至社會各界對1994年中國政府分稅制的問題議論較多，且很多的是批評和否定意見。從經濟學的理論上以實證方法正面來論述分稅制改革的財政體制的合理性以及給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正面效應，筆者唯獨見到張軍的這幾篇論文。這一方面說明張軍經濟理論分析的獨創性，另一方面也說明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的理論解釋，確實還有巨大的空間和待解釋領域和問題。探討和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機理和過程，不僅在經濟學基本理論上會有巨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對把握、理解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長期趨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可能正是因為這一點，張軍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所言：一旦一個人開始思考經濟增長問題，他將很難再思考其他問題。張軍也說：「你如果對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發展產生興趣，你就有沒完沒了的研究題目，你當然也無法再對單調而枯燥的一般理論問題保持興趣了。」（自序）
那麼分稅制是如何改變了中國積極增長的激勵機制的？張軍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保證了政府間激勵的兼容性，這首先是因為在分稅制下，由於稅收分開徵收，中央稅收的增加不會與地方政府擴增稅收的努力和激勵相沖突和產生負面作用；其次，在分稅制下，地方政府隱瞞增值稅收入的動機要小得多；最後，正是「由於中央與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稅，而該稅稅基的擴大一定與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擴大增值稅而推動經濟增長的努力也就同時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頁）。結果，「分稅制解決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在激勵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張軍得出結論說：「分稅制改革帶來的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也是解釋1994年之後中國經濟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關鍵。」他的具體解釋是，「在我看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結果，而分稅制驅動了地方政府對財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頁）。由此張軍認為，在這樣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進工業化，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長越快」。
很顯然，張軍以上的經濟理論推理和實證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毫無疑問，在市場經濟機制形成之後，發展經濟又成了中國各級政府社會發展的首要目標，從中央到地方，均可謂發展主義政府。隨著民營企業的崛起，外資的大量湧入，乃至國有企業的改制和參與經濟整體的市場化過程，上級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基本上是當地GDP的年增速，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上的競爭和錦標賽的發展機制。在此獨特的經濟與社會體制下，中國自1994年以來採取了主要以國稅和地稅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且在國稅徵收和使用上採取分成制，這顯然對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勵作用的。就此而論，張軍的判斷無疑是對的。然而，要把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歸結為分稅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懷疑。最多我認為，1994年所逐漸形成的分稅制的財政體制對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是，還構不成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因為，自上而下的層層發展主義的政府，最多是經濟增長的「助產婆」，還顯然不能算作是經濟增長的「主力軍」。
從理論上來說，稅收和財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國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時期的主要行政目標，因為，在歷史上可能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國王和政府領導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當然，為了達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國家、任何王朝在任何歷史時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且都願意「發展經濟」。這里問題的關鍵是，政府採取什麼制度和用什麼方法和手段來「發展經濟」，乃至在什麼樣的制度下發展經濟。譬如，即使在計劃經濟時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躍進」和「文革」時期，各級政府的任何行政長官在發展經濟上也有競爭，各級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徵到更多的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但為什麼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蘊生出較快的經濟增長呢？另外，盡管錢穎一和溫格斯特1997年的《財政聯邦主義》的著名文章就試圖把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歸因於當時實行的分權式「財政承包」對地方政府的激勵，但後來陶然、蘇福兵、陸曦和朱昱銘在2010年的研究則證偽了這一判斷，他們的研究表明，「並不存在充分證據支持以下觀點：即對省級乃至省級以下級別而言，政績考核體制，尤其是被認為關鍵的GDP增長率考核指標，對中國地方官員的政治提拔具有關鍵的意義。」（《經濟增長能夠帶來晉升嗎？——對晉升錦標競賽理論的邏輯挑戰與省級實證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頁）這一研究無疑也對張五常把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縣級競爭論，「官員晉升錦標賽競爭理論」，乃至財政分權論的激勵觀點在邏輯和實證兩個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戰。
另外，從經濟學和財政學的基本原理來看，在經濟增長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張力。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稅收的高速增長和高稅負對經濟增長卻有一些負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稅和提高稅率都會減少企業和家庭的私人財富，因而一般會通過一些內在關聯和傳導機制對企業的投資和擴張以及個人家庭的消費支出產生一定的遏製作用，從而對宏觀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影響。說來這並非是純粹經濟學推理。實際上，數年前世界銀行的一些專家曾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專門做過一項實證研究，該項經驗研究發現，在一個現代國家裡，當其宏觀稅負在10.3%～30.9%時，每提高1%的稅負，將使國內投資下降0.66%，GDP 增速則下降0.36%。世行的研究還發現，之所以在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一般有這樣一種負相關關系，主要因為：（1）企業所得稅的增收會降低企業贏利水平，削弱了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2）個人所得稅的增收，則會降低勞動收益率，抑制勞動供給；（3）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收，會抑制民間消費。另外，除了上述宏觀經濟考量外，更為嚴重的是，從微觀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開征任何新一種產品稅（車船稅基本上屬於這一種）、資源稅或提高其稅率，均會減少該產品以及相關產品的市場需求或供給，從而對整個社會產生一種三角形的「無謂損失」，即減少社會總福利。這也就是經濟學家們所常說的「哈伯格三角」。
無論從經濟學原理上進行推理，還是世行的實證研究均表明，稅收增加和高賦稅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把過去二十多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國政府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這一判斷可能就值得懷疑了。當然，政府徵收的稅收多，花費的也多，尤其是在發展主義政府追逐高GDP增長目標的導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進行大量投資，乃至政府自身建設各式各樣的漂亮的行政大樓，都會創造和增加各地當年的GDP。但是，如果從資金和資本的使用效率來考慮，即使不考慮經濟學家阿瑟·奧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與效率》一書中所發現的政府征稅後總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應」，到底是資金留在企業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還是通過政府征稅後替企業和私人花更有效率？從這個角度來考慮，考慮到分稅制改革後政府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幾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兩倍，有幾年甚至高達三倍以上）這一事實，把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分稅制改革，可能有待進一步思考與探討。別的不說，單是考慮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勵增長的「標尺競爭」體制下，各地政府都幾乎毫無例外地用減稅或免稅的方法來吸引外資（包括外資和外省外地資本）來本地建廠投資，就大致能理出從稅制改革和演進上解釋經濟增長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懷疑的地方了。當然，從張軍的經濟學推理中，可以認為，只有在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中，各地政府方有為了發展本地經濟而用減稅和免稅及提供土地、廠房、公共設施等手段來進行招商引資的權力空間和可能。盡管如此，我們毋寧把近二十年財政收入超高速增長看成市場經濟引入後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
當然我這樣說，絕不是否認分稅制改革在當時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拮據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來經濟高增長中的進步和積極意義。因為，在當時中央財政收入拮據、宏觀稅負佔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況下，一個當時人均GDP很低國家的政府是很難有任何作為的。因此，過去二十多年，中國財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長，既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也是過去多年來中國政府投資和政府所主導的投資高速增長的來源和原因。高投資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礎設施的投資快速增加，這些特徵事實均是不可否認和不可忽視的。而這些特徵事實恰恰為張軍和他的合作學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討和解釋了。
即使認識到上面分稅制改革在過去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們也絕不能忽視由於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財權和事權上的不對稱，所給當下和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乃至社會發展正在造成和帶來的問題，而這些財政體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決，將會導致影響未來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甚至社會安定。而實際上，從財政體制上啟動政府體制改革，已正在被越來越急迫地提到未來中國體制改革的議事日程。這已成為很多經濟、財政學界、社會各界乃至政府決策層的共識。但是，由於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本文的論述范圍，我們只能留在未來的研究中來討論了。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非經濟學解釋
過去二十多年，盡管經歷了2008年之後的世界經濟衰退的外部沖擊，中國經濟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長，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在人類歷史也沒有先例。但高速增長的原因到底是什麼，貢獻因素有哪些？
記得大約在2001年，張軍在哈佛訪學期間，就曾寫過一篇《關於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雜感》的經濟學隨筆。在那篇隨筆中，張軍得出了中國經濟增長得益於制度不完善，從而在制度變遷的「縫隙」中蘊生了中國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迅速增長的理論洞識。在新近一篇發表在FT中文網上的題為《可改革的體制：中國經濟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張軍再次提出：「對經濟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種體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隨著經濟發展的階段變化而變化。脫離了經濟發展的階段，談論最佳的體制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這也正是張軍這些年來所說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盡善盡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開放性和制度的創新空間」的真正意思。
同樣，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訪學期間，曾寫了四篇《哈佛書簡》，其中第四篇《哈佛書簡》，也討論了「破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市場、法治與民主》，韋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頁）的問題。
在那篇書簡中，我曾提出，在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方面，還存在著許多謎團。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是如何發生的？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又是怎樣形成的？在回答這類極其復雜的問題時，不同的論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視角，並自然會產生不同層面的理論解說。首先，一些宏觀經濟學家可以根據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要素來分析，譬如，從消費、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外貿出口這三大要素分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進行理論分解。一些國際經濟學家也可以從中國的匯率變動和貨幣政策給出一些理論解釋。一些人口學家也可以從人口紅利的視角進行解釋。然而，盡管這種純經濟學的分析可以向人們展示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是如何發生的，但並沒能說明這些現象是到底如何發生的。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是，如果說在任何國家和任何時期的經濟增長中，消費、投資和外貿均是一國經濟增長的三大貢獻因素的話，那麼為什麼推動經濟增長的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長（近些年來尤其是後兩個因素）同時發生在體制轉軌和對外開放之中的當代中國？而在一些其他國家——尤其是與中國有著大致相同資源稟賦和同樣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出現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的同時強勁增長？在那篇文章中，我還專門問及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當下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和外貿出口這些年來一直保持這樣高比重和這樣高的增長速率？為什麼其他國家和經濟體就不能產生如此高的投資率和出口比例？
對於這個問題，第二個層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為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激勵，並進而蘊生出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這一層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幾分道理。然而，這一解答仍然沒有解釋得了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在當今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包括實行和推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並不只有中國，採取對外開放政策的國家也不只有中國，那麼，為什麼只有中國在二十一世紀開始之後產生了如此驕人的經濟業績？
在那篇文章中，我還討論了張五常先生的「中國的市場制度最優說」，香港大學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頓大學的著名社會學家伯傑（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種華人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說，以及英國阿爾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榮譽教授、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國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國人解除了制度的約束，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釋。
通過綜述經濟學家的要素貢獻說，張五常「制度說」、伯傑、雷丁和筆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討過的中國人的經商精神說，以及林恩的中國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論解釋，筆者當時得出以下結論：
如果把這三種解釋串聯起來看，或者說把三者疊放在一起來考慮，也許我們就能大致把握得住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脈搏了。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以上三種乍看來互不相乾的理論解釋，實際上是有著某些內在關聯並從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著的。具體說來，正是因為中國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國外的一些優生學專家的實際研究所發現的那樣），一大批中國的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營銷員以及生產者才會有超強的經營頭腦、精明的商業意識以及令人贊嘆的「craftsmanship」，才會在競爭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體化的國際市場中不斷增強中國產品和勞務的競爭力。也正是因為智商甚高的中國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產者有著如此精明的商業意識和精確判斷商機的經營頭腦，他們才會在中國四分之一多個世紀的經濟改革開放的歷史際遇中充分利用各種「制度縫隙」和「體制空檔」（或者以現在張軍的「體制適應和可改說」——韋森補記），來不斷發展自己的企業，創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國」，從而不但走出家門、省界，而且走出國門，勇敢地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在近些年中國漸進的社會體制變遷過程中，這些有著高智商的企業家、經理人、營銷員和生產者，既是體制轉軌的獲利者，也是當下中國工商業慣例和規范的實踐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也是現實市場制度安排的創造者。在與政府官員的行政干預並與其他競爭對手與合作夥伴的市場交易的社會博弈中，他們不僅不斷成長並壯大了自己的企業和生意王國，也實際上同時創生了當下中國市場運行的市場秩序和博弈規則，因而，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這千百萬在中國大陸各類企業中實際經營和成長著的的企業家、經理人、管理者和生產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斷的那種「目前中國最合宜的種種市場制度規則」的創造者（《市場、法治與民主》，229－230頁）。
從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東方周刊》發表後，筆者仍相信這一判斷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進的計量模型和方法來檢驗，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來解釋過去三十多年來——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離開了改革開放以來一大批中國企業家（包括現有的一些國有企業的老總）的崛起，離開了中國人樂於和善於經商的文化精神，純經濟學的解釋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在經歷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經濟衰退沖擊後中國大規模投資和超大規模貨幣創造（廣義貨幣近100萬億元，M2/GDP的比率已經達到1.88的當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國經濟在未來能否保持一個持續的高速增長？要保持一個可持續的相對增長，需要我們做哪些制度建設和改革，這才是當下中國經濟社會和經濟學家們所共同研究和探討的問題。就此而論，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和機理，並排除一些成見、誤識和偏見，不僅僅是解釋過去和現在，還在於指向未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理論解釋意義主要在這里

『柒』 西安近年來的經濟發展有什麼新的進展嗎

由於西安受到了很多遊客的喜愛，導致它的影響力變得越來越大，知名度有效提升之中。總體來說西安還是很不錯的城市，最近這些年經濟正在不斷增長之中，不僅在旅遊業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成績，交通以及教育等方面都很不錯，存在很大的發展潛力。如果之後把它的優勢全部凸顯出來，相信西安的經濟會有更大的突破，做出更輝煌的成績。對於西安影響力遠超廣州和深圳，國內排名第四，為何GDP始終不盡人意，不知你看完後有什麼想法呢？

『捌』 中國近年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問題

分太少。

『玖』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音符」：一方面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