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我國經濟的發展現狀是什麼
目前中國經濟現狀怎麼樣？
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長6.2%，在全球范圍內仍然是高增長。初步測算，前三季度GDP為697798億元，可比價格同比增長6.2%，季度方面，第一季度增長6.4%，第二季度增長6.2%，第三季度增長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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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產業計算，第一產業的增加值為4.3005萬億元，增長2.9%；第二產業增加值277869億元，增長5.6%；三是產業增加值376925億元，增長7.0%。
人均可支配收入：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882元，名義同比增長8.8%，扣除價格因素後實際增長6.1%，基本與經濟增長同步。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近年來發展良好。如果看人均GDP增長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人均GDP增長率快。名義增長方面，根據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勢，前三季度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8.8%。
中國經濟的變化有哪些？
從中國經濟總量世界排名來看，1978年，中國經濟總量世界排名第十一；2000年超過義大利，世界排名第六；2007年超過德國，世界第三；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到2017年，中國GDP將相當於12.3萬億美元，約佔世界經濟的15%，比1978年高出約13個百分點。
近年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日益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和穩定的錨。
按人均GDP計算，1952年中國人均GDP只有119元。此後人均GDP增長曲線與GDP增長曲線相似，經歷了兩次下降，總體呈上升趨勢。到1976年，中國人均GDP為318元，比1952年高出1.69倍，低於同期GDP增速。這主要是因為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人口經歷了一個快速增長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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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後，中國人均GDP快速增長，2017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從1978年的200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8250美元，超過中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在銀行公布的217個國家(地區)中排名高達第95位。
2017年，中國人均GDP達到59660元，比1978年增長22.8倍，年均實際增長8.5%，2018年，中國人均GDP突破6萬元。
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如何？
第一，經濟增長總體穩定
雖然去年上半年的經濟增速低於上半年，但仍處於平穩較快增長區間，內需拉動作用明顯增強，民間投資保持較高增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量增速穩定在較高水平。經濟增長適度放緩是全球經濟放緩和中國積極調控和市場需求變化綜合作用的結果，總體上符合宏觀調控的預期目標。
第二，漲幅的價格通常是可控的
雖然與去年同期相比，漲幅的食品和住房價格仍處於較高水平，但漲幅的價格趨於趨同，價格上漲趨勢已得到初步控制。
第三，積極推進結構調整
1）從需求結構來看，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上升。
2）從生產結構來看，農業生產投入增加，工業生產穩步增長，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迅速，現代物流，軟體、信息服務、文化創意等現代服務業發展良好。
3）從收入結構來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長，財政對社保、教育、醫療的投入顯著增加，城鄉居民轉移支付收入顯著增加。
『貳』 今年我國的經濟發展狀況
雖然中國經濟改革和制度轉型是通過由易到難、由淺入深、由農村到城市、由體制外到體制內的改革方式使得中國的經濟增長與發展、經濟效率的改進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過去20年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近幾年來，隨著種種原因，已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通貨緊縮現象。導致經濟低迷既有經濟周期和盲目投資造成的生產能力過剩、消費。心理傾向發生變化所引起的需求疲軟、外部經濟環境惡化導致的出口下降這些原因，也有經濟體制軟體落後及經濟體制硬體結構的不合理使得經濟增長後勁不足的原因。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民眾預期收入信心不足的措施相互配套、刺激廣大民眾的消費需求的同時，採用各種刺激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企業）的投資熱情及擴大外貿出口等措施盡量給予人們經濟自主權，盡量減少政府幹預經濟的活動。只有這樣，才能達到解決經濟低迷的事半功倍的效果，促使經濟持續性長久發展。 目錄： 一、中國經濟的現狀和困境 1、生產過剩和開工不足 2、國企低效和過企虧損 3、財政赤字與銀行呆帳 4、工人下崗和失業嚴重 5、收入下降與需求疲軟 二、當前經濟低迷和宏觀調控政策失靈的原因 1、經濟周期低谷的進入以及盲目投資導致了生產能力的過剩 2、對未來收支的擔憂導致了當前需求疲軟 3A經濟體制基礎軟體的落後與經濟體制硬體結構的不合理 三、對策 1、為了提高人們的消費熱情和解決內需疲軟的問題，要盡快解決 廣大民眾對「生、老、病、居、教」費用的後顧之憂的問題，從而解 決消費者信心不足的問題 2、為了促進經濟增長和解決生產蕭條問題，要調動非國有企業的 投資熱情及放寬民營和私有經濟的限制 3、為了解決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問題，同時也要解決外貿出口下降的問題 4、為了提高人們對市場化改革的認同感和政府的威信，從現在起加大打擊貪污腐敗的力度 四、建議 1、刺激經濟要從經濟體制轉型及經濟制度建設方面著手，要加快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和大量減少政府部門干預經濟活動的程度 2、要解決好經濟社會基礎軟體部分的落後問題及經濟結構的調整問題 3、要保持政策和規章制度的穩定性，只有這樣才能增加人們對政府的信心和法規的權威性
『叄』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
不怎麼順利吧
『肆』 結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現狀 ,談談你對科學發展觀的理解
咳咳···同學，深大的吧···
既然這樣那就稍稍透露一下我的想法吧···就當是交流了···
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繼續深化改革開放。
這句話是重點，網路「科學發展觀」之後發現
這句話是唯一能跟「經濟」這個詞搭上邊的···「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各方面體制改革創新，加快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步伐，全面提高開放水平。」
之後就是通過「改革開放」，跟「科學發展觀」旁敲側擊融會貫通左右逢源你抄我補就好···
『伍』 我國人口現狀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哪些不利影響
中國人口總數大,對經濟發展來說,利的是提供了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使工業成本降低,促進經濟發展,同時也促進了消費,但人口素質不高,高科技產業人才難覓,使中國的高科技產業發展緩慢.資源是有限的,人口的不斷增長,對資源造成了巨大壓力,人們的節約和保護意識薄弱,對資源的需求量大,工業,農業,生活對資源的浪費和污染,使中國的資源面臨巨大壓力.人口多,產生的廢棄物也就多,再加上人們的環保意識不夠強,生態環境自然差
我國水資源總量2.8×104億m3,但人均佔有量僅為2693m3,居世界第109位,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資源13個貧水國之一.全國668個城市中,目前有400個城市缺水,北京城市尤為突出.據統計,我國城市平均日缺水量為1600萬m3,北京、山東、沈陽、長春等都是缺水城市(1984年192個城市缺水,說明人口的增長,需求量加大).
糧食問題、土地問題
隨著人口的增加,人類對糧食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據美國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推算,現在世界糧食增長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1985年後人口增長速度未變,則每年將短缺1億噸糧食和5000萬噸蛋白質,將會有更多國家人民不得不處於飢餓和營養不良的狀態.
造成糧食短缺的一個原因是世界上可耕地面積有限,而且分布不均,其中最肥沃而又便於耕種的土地均已開墾,剩下的若開墾則需要大量投資.實際上各個國家人均佔有耕地的數量是極不平均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幾乎沒有擴大耕地的可能.有些地區甚至還需要退耕還林、還牧.隨著人口的增長和工業、城市、交通佔地的不斷增加,使耕地面積不斷縮小.雖然人們還可以通過改革耕作技術和增加農業投資等措施來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使糧食獲得較高的收獲,但目前糧食增產是有限度的.最根本的措施是控制人口的增長.
中國人均佔有耕地少,加之人口增長過快,人均耕地面積越來越少,人地矛盾日趨尖銳.1953年全國人均耕地面積為0.18公頃,每公頃耕地平均養活5.5人,目前我國每年出生人口1500多萬人,而耕地面積每年由於工業、城市、交通佔地而減少40~50萬公頃,以致造成人均耕地面積不足0.1公頃.每公頃耕地平均需要養活9.8人.預計到2050年,每公頃耕地需養活12人左右.浙江省人均耕地不足0.05公頃,福建省只有0.04公頃.
預計到2050年,我國人口達到16.4億,而耕地面積則下降到7300萬公頃(由目前的9600萬公頃),按16億人均年消費糧食600kg計算,我國共需糧食9.84億噸,需每公頃產糧13.5噸,而目前糧食單產最高年份(1984年)只有3.6k/ha,比現在需要提高糧食單產2.7倍.達此指標是相當困難的,只有控制人口的增長才是唯一出路.
能源與資源的問題
自然資源的耗竭問題指的是不可更新資源,包括礦產、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氣等).
世界能源消耗速度迅速增加,目前消耗最多的是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石油年能源消耗量占總量中的38%,發達國家多,如日本石油、天然氣消耗占總耗能額的65.8%,煤僅佔18.8%,美國石油、天然氣消耗額占總額的65.6%,煤佔29.3%,而我國能耗特點是以煤為主,1990年煤耗佔75.06%,石油、天然氣僅佔19.4%.
礦產資源：我國總量豐富,但人均佔有量少,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龐大的人口數量對礦產資源需求,已使我國在允許的人均礦產消費很低的情況下,成為一個資源消費大國.每年礦石採掘量達50億噸,年人均5噸.總量超過了美國的採掘量.不僅造成資源的緊張,而又誘發出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很多礦產品和加工產品又被用來滿足新增人口的需要.
『陸』 怎樣看待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現狀
上下五千年，縱橫八萬里，亞熱帶風光，創業者英姿。謝謝。
『柒』 我國經濟社會未來發展前景分析
一、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現狀
我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發展階段。根據國際經驗，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是我們面臨的新形勢，也是研究和部署未來地質工作的立足點和出發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綜合國力邁上新台階。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從1978年到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由3645億元增長到33.54萬億元，年均實際增長9.8%，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的3倍多；我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德國，位居世界第三位。依靠自己力量解決了13億人口的溫飽問題。我國主要農產品和工業品產量已居世界第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科技創新成果不斷涌現，高新技術產業蓬勃發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生態文明建設不斷推進，城鄉面貌煥然一新。
我國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中華人民共和國200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從1978年到2008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7175元，實際增長50倍；農民人均收入由134元增加到5153元，實際增長38.5倍；農村貧困人口從2.5億減少到3597萬人，城市人均住宅建築面積和農村人均住房面積成倍增加。群眾家庭財產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顯提高。改革開放前長期困擾我們的短缺經濟狀況已經得到根本改變。
我國社會事業得到迅速發展，社會和諧穩定得到鞏固和發展。城鄉免費九年義務教育全面實現，高等教育總規模、大中小學在校生數量位居世界第一，辦學質量不斷提高。就業規模持續擴大，全社會創業活力明顯增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加快推進，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初步形成。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和基本醫療服務體系不斷健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覆蓋全國。社會管理不斷改進，社會大局保持穩定。
城市化快速推進。我國城市化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詳見圖13。
圖13 我國城市化水平與城市數量的變化情況
第一階段（1949～1957年）：城市化的起步和健康發展時期。到1957年末，中國城市增加到176個，城市化水平上升到15.4%。
第二階段（1958～1978年）：城市化不穩定發展時期。在這13年間，城市只增加25個，城市化水平在17.3%上下徘徊。
第三階段（1979～1999年）：城市化穩定快速發展時期。城市個數從1978年的193個增加到1999年的666個，新增城市473個。1979年城市化率是18.96%,1999年為34.78%，提高了15.82個百分點，年均提高0.79個百分點。
第四階段（2000～2009年）：城市化加快發展時期。全國城市數量穩定在655個左右，其中百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城市化速度從36.2%提高到45.7%，年均提高1.28個百分點。
二、我國人口增長與城市化前景
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努力，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都發生了意義深遠的重大變化。但是，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當前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在新世紀新階段的具體表現。全面認識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准確把握我國發展面臨的新課題新矛盾，更加自覺地走科學發展道路，既是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的要求，也是預測我國中長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預測我國中長期發展趨勢，國內外不少研究單位做了大量工作。大多數的預測採取情景分析方法，也就是基於一系列的假設條件，得出相應的預測結果。嚴格地說，准確預測，特別是短期預測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因為預測成功的案例迄今為止並不多。本項研究我們並不進行專門預測，因為缺乏數據基礎和必要的預測模型，僅引用國內的一些預測成果，並進行必要的分析。
我國未來的人口。關於我國人口的峰值及其出現時間，國內外預測很多，不少預測認為我國的人口峰值為15億，也有認為會達到15億以上；人口峰值出現在2030年，也有認為在2030年以後。由於機械增長，到2050年中國人口才會穩定並逐步下降。據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研究成果，2010年我國人口為13.6億，2020年為14.7人。根據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部人口司預測，中國人口峰值出現在2033年，屆時的人口數量約為14.6億。也就是說，那時中國人口不會超過15億。這一結果與我國不少預測的結果相近。還有預測認為，我國人口在2050年後才開始下降。
關於我國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和規模。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按2004年不變價格計，2010年GDP將超過2.6萬億美元，人均1900美元左右（2000年價）；2020年將超過5萬億美元，人均3500美元左右。未來15年處於工業化的中期，重化工業仍佔主導地位；2010年和2020年三次產業的比例分別為14:54:32和12:48:40。從總體上看，我國工業化進程處於中期階段的特徵可持續到2020年。
關於城鎮化水平。衡量小康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是顯著提高城鎮化水平。根據國際經驗，一個國家的城市化率達到30%後進入城市化加速階段，達到60%後進入平緩發展階段。1996年以來，我國城鎮化速度加快，城鎮化率每年以1.43～1.44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是1978年改革開放前的5.7倍，2008年達到45.7%（表3）。我國正處於城市化加速階段的前期，在2020年前都將處於城市化加速階段。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預測，2010年和2020年，城市化水平分別為46%和55%；也有認為2010年將達到49%左右，到2020年城鎮人口的比例達到60%。
表3 2010年和2020年城鎮化水平預測
2008年3月25日，麥肯錫公司發布《迎接中國10億城市大軍》報告。該報告稱，按現有城市化的發展趨勢，中國城市人口將於2025年達到9.26億，66%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30年將突破10億。中國城市在未來經濟中將占據更加主導的地位。該報告稱，中國城市化規模和步伐有望繼續保持前所未有的速度。到2025年，中國將出現221個100萬人口的大城市，23個5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天津、武漢、重慶和成都8個城市，將成為人口超過1000萬的巨型城市。移民將成為中國未來城市化的動力，在2005年至2025年70%的城市人口增長將由流動人口構成。到2025年，在中國新增3.5億以上城市人口中，流動人口將超過2.4億。
三、我國區域發展特徵與演變趨勢
（一）區域經濟發展特徵
1.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經濟增長明顯加快，但經濟活動向東部地區集聚的趨勢沒有改變
近年來，在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經濟增長呈現逐年加快的態勢。自1999年以來，西部地區GDP增長率連續7年逐年加快，從7.3%提高到2006年的13.2%；同期，中部地區由7.9%提高到13.1%，東北地區則由7.9%提高到13.5%。從橫向比較看，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經濟增長速度仍然要低於東部地區，繼續呈現東部地區高速增長，而其他地區增長相對較慢的不平衡格局，但增速差距縮小。1980～1990年，東部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2%，中西部地區為8.8%，東北地區為8.1%。1991年後，隨著中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加快，東部與其他地區增長率的差距開始加劇擴大。1991～1998年，東部地區GDP年均增長14.7%，中部地區為12.0%，而西部和東北地區分別只有10.4%和9.5%。1999年以來，隨著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東部與其他地區之間的增速差距縮小。1999～2006年，東部地區GDP年均增長率為12.2%，東北、中部和西部地區則保持在10.5%～10.7%，三個地區的增長速度十分接近。
表4 我國各地區GDP增長率的變化
續表
近年來，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經濟增長加快的主要原因有三個。一是國家政策的支持。為鼓勵沿海企業西進，2007年8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務院西部開發辦公室等六部委聯合發布了《關於加強東西互動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的意見》；商務部實施了「萬商西進工程」，鼓勵中西部地區承接沿海產業轉移和加工貿易轉移，鼓勵沿海企業和經濟技術開發區西進。二是沿海要素成本的上漲。近年來，隨著產業的大規模集聚，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區各種成本要素成本大幅度提升，土地和能源供應緊張，資源和環境承載能力趨於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廣東、浙江、江蘇等沿海省份紛紛提高市場准入門檻，加大產業升級和環境保護的力度，由此導致一些資源和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紛紛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轉移。三是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投資環境的改善和效益提高。隨著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這些地區投資環境尤其是硬環境有了較大的改善，投資效益明顯提高。2006年，西部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投資貢獻率平均為13.7%，比東部地區高1.1個百分點，工業成本費利用率平均為11.3%，遠高於東部地區的6.2%。可以預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今後沿海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向這些地區推進的速度將會進一步加快。
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加快，並沒有改變經濟活動向東部沿海轉移和高度集中的態勢。1980～2006年，東部地區實現GDP佔全國的比重由43.6%提高到55.7%，提高了12.1個百分點；而東北地區所佔比重由13.7%下降到8.5%，減少了5.2個百分點；中部地區所佔比重由22.3%下降到18.7%，減少了3.3個百分點。這說明在市場力量的作用下，中國的經濟活動仍在向經濟繁榮的東部地區轉移和高度集中。這種集中化趨勢是中國經濟市場轉型的結果，主要表現為各種生產要素和工業尤其是製造業向東部地區的集中趨勢。
2.四大區域產業布局各有側重，但呈現兩大變化趨勢
四大區域產業布局各有側重。東部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東部地區的銷售收入佔全國總銷售收入的90%以上，而中西部地區比重較大的則是資源加工型產業，如煙草加工、金屬冶煉、煉焦業、麻紡織業、鹽加工業等。此外，中部地區在運輸設備製造業，西部地區在航空航天設備製造等方面佔有較大比重；東北地區主要是裝備製造業優勢較為明顯。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產業布局特別是工業布局，近年來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一些主要工業部門布局發生了較大尺度的空間轉移，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基礎原材料工業進一步向沿海地區集聚。作為基礎產業的鋼鐵、石油及石油化工、有色金屬工業等對礦產資源依賴程度很高的產業，20世紀90年代前的40年間形成了原有的布局，其影響因素是資源產地、交通條件、水源條件等。現在影響因素已經在很大程度發生了改變。經濟全球化和科學技術進步，人才和管理以及反映進入國際經濟循環難易程度的區位等，成為產業發展和產業布局的重要因素。在這些因素作用下，我國許多產業的布局發生較大尺度的轉移。在基礎產業中，鋼鐵、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學工業，以及裝備工業中的機械製造業（特別是電氣機械製造）、交通運輸工具製造業等，由於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引進外資及體制上的創新等，在江蘇、浙江、山東、福建、廣東等地建設了若干大中型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改變原有的布局。西部發展這些產業雖具有資源的基礎，但由於資源以外的因素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致使這些產業的重點向東部地區轉移。
能源工業特別是電力工業向西部地區轉移。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由於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電力消費需求增長很快，我國主要的能源消費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地區、山東半島等主要依靠本地或附近區域建設了一批火電站，在珠江三角洲還建設了為數眾多的燃油小電站。隨著上述城市集聚區環境問題愈來愈嚴重，改變其能源消費結構成為國家和地區重要的能源政策。因此，國家決定大規模開發西部地區的能源資源特別是水電資源、煤炭資源和天然氣資源，實現電能和天然氣在全國跨大區輸送。近年來，二灘水電站等已投入運行。同時加快了廣西紅水河流域、貴州南盤江流域、雲南瀾滄江流域及金沙江支流的水電開發。2010年全國水電裝機容量將達到2億千瓦，其中西部地區將佔到70%左右（不包括紅水河和三峽）。為了擴大西部地區具有比較優勢資源的開發，國家加大了西北地區，包括新疆塔里木、青海柴達木和陝甘寧地區的天然氣的勘探和開發，形成了一系列的能源生產地帶。與此同時，貴州至廣東直流輸電、交流輸變電等大型超高壓輸變電線路建成或在建。
（二）區域空間結構演變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在新的傾斜式趕超戰略（與傳統的既要實現區域均衡發展，又要全面超英趕美的發展戰略相對而言）指導下，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開始實施所謂「弓箭」形或「T」形空間布局戰略，即以沿海地區和長江幹流地區為重點的地區傾斜發展戰略；隨後發展為所謂的「丌」形空間布局戰略，即在「T」形布局框架的基礎上，將隴海線沿線地區作為另一條重點開發軸線，形成「丌」形空間開發結構。
根據三大地帶的「梯度」開發理論、西部大開發的戰略部署、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和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要求，考慮到我國人口和城鎮布局的基本特點，今後一段時期，我國區域經濟總體布局的主幹框架將朝著「一帶、七軸、多中心」的空間結構演變。全國區域空間布局以國家級中心城市和區域性中心城市為核心組織區域經濟活動，以點帶軸、以軸促面，形成以城鎮軸帶和多中心為骨架，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空間結構。「一帶」指沿海城鎮帶；「七軸」指京呼包銀、隴海蘭新、長江沿線、滬瑞四條東西向軸帶和京廣（部分京九）、哈大、北部灣三條南北向軸帶；「多中心」指京津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都市連綿區和武漢、成渝、遼中、關中、山東半島、鄭州、長株潭、海峽西岸城鎮群，以及哈爾濱、烏魯木齊、昆明、南寧等多個邊境重要城市。
（三）區域人口分布與城鎮化發展
1.人口向東部地區集聚的趨勢更加明顯，中西部和東北地區人口比重下降
2000～2005年，我國各地區人口均呈不同程度的增長，但總體來看，東部沿海地區人口增長（包括自然增長和機械增長）最快。如表5,2000年東部沿海人口總量為44231萬人，而到2005年已增長到46388萬人，人口年均增長率達9.6‰，分別比同期的中部、西部與東北地區高6.1,2.8和4.5個千分點。與此同時，5年來，各地區的人口佔全國的比重只有東部沿海有所增加，從2000年的35.60%上升到2005年的36.15%；而中部、西部、東北地區全部下降，分別下降了0.41,0.09和0.06個百分點。
表5 2000年和2005年我國四大區域人口分布比較
2.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新興地區人口集聚和城鎮化加快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中西部的新興地區城鎮化和人口集聚速度在加快。隨著西部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人口流動的目的地不再局限於東部地區，而是擴大到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新興地區。而且，東部沿海地區在經過20年的發展後，產業結構開始調整，東部沿海的企業也為了進一步開拓新的市場，尋找更多的商機，有些勞動力轉移逐漸轉向中西部的新興地區。如雲南、新疆外來人口數都超過了100萬人，基本集聚在新興城市。除四川、貴州、重慶轉移到雲南的勞動力比較多外，還有來自浙江、廣東、江蘇等經濟發達地區。新疆同樣有大量的勞動力輸入。隨著中西部經濟崛起，還有加入WTO後發展邊境貿易，位於邊境貿易城市的流動人口也將越來越多。
3.四大區域城鎮化進程加快，但東北地區城鎮化速度相對緩慢
2000年以來，我國四大區域的城鎮化均以較高的速度推進。2005年東部和東北地區的城鎮化水平已分別達52%和56.5%。2000～2005年，中部地區是我國四大區域中城鎮化進程推進最快的地區，東北地區相對較慢。從增長速度來看，2000～2005年中部地區城鎮化水平年均增長速度達1.45個百分點，分別比東、西部高0.1個、0.22個百分點，比東北地區高出0.47個百分點。但中部、西部地區城鎮化水平還相對較低，2005年分別為37.6%和34.9%，並處於加速發展階段，城鎮化推進的空間還很大。
表6 2000年和2005年我國四大區域城鎮化水平比較單位：%
『捌』 我國現階段社會發展情況分析
內容提要：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取決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議：(1)繼續積極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利用通貨緊縮一方面「大掃除」，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改善供給面，另一方面採取更積極的貨幣政策，適當增加貨幣供應量；積極擴大就業，逐步緩解失業，建立靈活性勞動力市場；(2)提高經濟增長水平和增長質量，首先要提高政策的質量和政府管理社會的質量；其次要通過制度建設，特別是建立國家廉政體系，從源頭控制腐敗，進一步打破壟斷，消除壟斷租金；其三實行「透明革命」、「信息公開」；(3)加快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關鍵在於高質量高增長模式；(4)解放農民、投資農民、轉移農民、減少農民、富裕農民，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城鄉隔絕、對立、分離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5)進一步提高中央本級財力潛力，繼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
一、我國經濟增長模式正在經歷明顯的轉變
如何認識當前我國經濟形勢?這需要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和國際比較的視角來認識。總的評價是，我國經濟形勢正處在建國以來相對穩定、持續增長、經濟效益明顯改善、生態環境效益開始改善的良好時期。
「九五」期間比「八五」期間年平均GDP增長率下降了3.7個百分點，但經濟增長質量和經濟效益明顯好於「八五」期間。突出表現：經濟波動系數處在建國以來最低水平；實際財政收入增長率明顯超過GDP增長率，財政收入佔GDP比重提高了6.2個百分點，中央財政收入佔GDP比重提高了3.5個百分點；從高通脹率降至低通脹率，但仍處在通貨緊縮狀態；國內市場銷售額增長率高於GDP增長率；進出口貿易增長率高於GDP增長率；能源消費量首次負增長，單位GDP能源消耗強度明顯下降(見表1)，煤炭生產量減少了3億噸，煤炭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首次下降，減少了7.7個百分點；C02和SO2首次出現下降，1995 -2000年期間累計分別約減少了14％和15.8％，粉塵減少了33.2％，工業粉塵減少了36.9％，工業廢水減少了1／3，木材生產量首次下降，減少了24.6％，累計退耕還林3502萬畝，「生態赤字」開始減小。1995年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把提高經濟效益作為經濟工作的中心，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過去6年的大量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正在發生明顯轉變，正在從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改善型轉變，不僅經濟效益改善，而且環境生態效益開始改善，功在當代，利在未來。
如何看待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率呈減緩趨勢呢?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過去6年我國各類庫存明顯下降，是經濟增長率放緩的重要原因，使實際GDP增長率減少了一個百分點。其中在GDP支出法中的資本存貨佔GDP比重由1996年的5.17％下降為2001年的-0.35％，資本存貨減少了3847.1億元。這反映了國內各類投資者(包括政府、企業、外資和私人投資者)更注意調整投資結構，更注重提高投資效率，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投資交付率由1996年的71.6％提高到2001年的77.7％，大大減少了無效投資或低效投資；商品庫存佔GDP(生產法)的比重由1996年的10.6％減少為 2001年的4.3％(見表2和圖1)，商品庫存減少了3070.4億元，反映了各類企業對供大於求的國內市場作出積極的響應，通過降低庫存、降低生產成本來提高市場競爭力。根據我們估計，由於這兩種庫存量下降，分別使GDP增長率下降了1.06％和0.88％，或者說在庫存量不變的條件下，GDP增長率分別為9.16％和8.98％(見表3)。
加入WTO之後，我國經濟增長率不會有明顯提高，可能在7-8％之間。亞洲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值均7.0％；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國家信息中心預測值均7.4-7.4％。盡管我國實際經濟增長率為7-8％，低於長期增長潛力(1979-1997年期間為9.5％)，還是一個比較適度的經濟增長率。我們不能盲目追求高經濟增長率，如果庫存大量增加，就等於無效生產或低效生產，我們希望經濟增長率是沒有水分的、實實在在的、有經濟效益的、低庫存比率的經濟增長率。
從國際橫向比較看，盡管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率呈減緩趨勢，但仍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也是宏觀經濟比較穩定的國家之一，已經成為東亞地區經濟增長和貿易增長的發動機與經濟穩定的「穩定器」。由於受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與貿易衰退的影響，大多數新興工業化國家或新興市場國家都經歷了兩次大起大落的W型增長軌跡，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歷了一次大起大落的V型增長軌跡，只有中國和印度避免了這兩種情形，而且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還要高於印度。據世界銀行預測，東亞地區國家將由2000年的7.5％下降為2001年的4.6％，如果扣除中國的數據，這一地區經濟增長率為2.3％，即下降了一半。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競爭中，「不進則退」。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按實際購買力(PPP)計算，1995年中國GNP超過了日本，1999年中國GNP比日本高出40％。正如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所說，「四年來，中國兩次成功克服全球經濟衰退的沖擊，逆流而上，無論在亞洲還是全球都是一枝獨秀」。
過去幾年實踐證明，1998年中央和國務院提出積極實行擴大國內需求重大決策，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及時的、也是正確的。從國際比較角度客觀公正的打分的話，中國政府是世界上表現成績最好的國家之一，為世界所矚目，為國際所公認，不僅造福於中國人民，也貢獻於世界發展和東亞經濟發展。
二、我國持續5年通貨緊縮，屬於「危害型通貨緊縮」
通常有兩種不同類型的通貨緊縮：一種是「溫和型通貨緊縮」，主要是由於加快技術進步、降低生產成本，從而促進產品價格下降，但是產出仍呈上升趨勢；另一種是「危害型通貨緊縮」，它是由於生產能力過剩和需求低迷引起的，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之間的「產出缺口」不斷擴大，表現為價格總水平和總產出同時下降。
中國是屬於「危害型通貨緊縮」，不僅價格總水平下降，GDP增長率也呈下降趨勢。除少數服務價格外，各類商品市場供大於求，實際產出低於生產能力，這也迫使廠商大幅度減少庫存。
根據英國《經濟學家》(1999年3月)的定義，如果通貨膨脹率(即價格指數上漲率)低於1％作為判斷出現通貨緊縮的標准。根據這一定義，按商品零售指數上漲率來看，1997年我國已經進入通貨緊縮；按居民消費指數上漲率看，我國1998年進入通貨緊縮，一直低於1％；到2002年4月這兩個價格指數上漲率分別為-2.1％和-0.3％。這表明，我國仍處於通貨緊縮之中，或者說通貨緊縮卷土重來。
1997年以來，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出現負增長(見表4)。以1996年價格水平為基數，到2000年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下降了25.6個百分點；到2001年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下降了11.5個百分點，工業品出廠價格下降了 5.3個百分點；原材料、燃料等購進價格減少了1.6個百分點；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下降了6.9個百分點；居民消費指數僅提高了1，7個百分點(見表4)。
由於中國通貨緊縮具有結構性特徵，在農業部門表現尤為突出，農產品收購價格下降幅度最大，農業附加值增長率呈下降趨勢，1997年和1998年以後各類糧食總產量不同程度下降。估計，1997-2000年期間全國農民因價格下跌出售農產品的損失達3000億元。
在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全球出現了生產能力過剩和通貨緊縮，各類產品價格(除石油產品外)都不同程度下降。農產品價格水平在1995年後大幅度下降，累計下降了23個百分點，原材料、金屬、礦產和鋼鐵等不同程度的大幅度下降(見表5)。
在世界性工農業產品供過於求的情況下，我國國內生產也出現工農業產品供過於求；一方面全球生產能力過剩，向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尋找出路，會通過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從進口和投資加劇中國國內市場競爭，放大了國內供過於求的局面，出現國內價格向國際價格趨同趨勢，促使工農業產品價格下跌，我們稱為「輸入型生產能力過剩通貨緊縮」；另一方面中國已成為世界製造品生產大國，國內生產能力過剩，需要向國際市場尋找出路，通過出口方式加劇國際生產過剩，我們稱為「出口型生產能力過剩通貨緊縮」，也會加劇全球性通貨緊縮。這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國際市場背景和國內市場背景。加入WTO之後，上述兩種趨勢會更加明顯。從中長期看，供給大於需求是我國國內市場(除少數壟斷性服務業市場外)的基本格局，通貨緊縮取代通貨膨脹成為影響中國宏觀經濟健康運行頭號頑敵。
三、關於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三者的關系
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是觀察一國或地區宏觀經濟運行「晴雨表」的三個最重要經濟指標，研究三者之間的關系也是宏觀經濟理論的重要內容，第二次大戰後經濟發展的歷史被稱為「摸索對待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以實現經濟增長的歷史」。
通常經濟增長率與失業率之間的關系由奧肯模型來描述，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的關系由菲利普斯曲線來描述；經濟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的關系是由奧肯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線推導而得。
由於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無法反映真實失業情況，則無法比較准確的研究菲利普斯曲線在我國的應用和局限性。根據我們對我國實際城鎮失業率的估計以及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年度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 (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率)三個變數的模型計算 (見表8和表10)，有如下初步研究結論：
第一、在短期內(指1993-2001年之間)存在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菲利普斯曲線特徵，兩者呈負相關關系，即通貨膨脹率變化量上升，失業率下降；反之則反。通貨膨脹率每下降1個百分點，失業率則上升0.2個百分點；(見表10方程3)。但是，當樣本擴大之後則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線特徵關系。
第二、產出缺口(指實際GDP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之差)與通貨膨脹率變化量(指t年與t-1年之間的變化量)之間呈正相關關系。(見表8方程2)。
第三、我國產出缺口與失業率變化量(指t年與t- 1年之間的變化量)呈負相關關系。(見表8方程1)。
上述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失業率三者相互關系的短期經濟政策含義是：要繼續積極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減少產出缺口；由零通貨膨脹或負通貨膨脹率轉向適度低通貨膨脹率(如3％左右；亞洲開發銀行認為適宜的區域在1-1.5％)，即利用通貨緊縮的時期一方面「大掃除」，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改善供給面；另一方面採取更積極的貨幣政策，適當增加貨幣供應量；積極擴大就業，逐步緩解失業，通過建立靈活性勞動力市場，促進勞動力的產業、地區、部門轉移以及就業或崗位轉換。
五、我國「三農」問題愈來愈突出，直接影響2／3總人口的切身利益
「三農」問題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首要問題。「三農」問題的核心是廣大農民的農業收入的絕對數大幅度下降，而農民無法大規模地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 1996年以來，由於農產品市場價格持續下降，盡管全國每個農民出售糧食等農產品實物量在上升，但是出售農產品現金收入額在減少，從1013元減少到2001年的637元(見表9)，僅此一項，我們估計，在1997—2000年期間全國農民累計現金損失達4000億元左右。
農民農業剩餘明顯下降，實際已出現負盈餘。全國每個農民農業盈餘(指出售農產品現金收入減去用於農業現金支出)1997年為655元，到2001年下降為 340元(見表10)。如果計入農民自身的勞動工資，實際農業剩餘是負值。農業一直處於弱質、低收益產業，不僅存在自然災害風險，還存在市場變化波動風險。農民出售農產品收入占人均現金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43.9％下降為2001年的25.1％，減少了18.8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3.8個百分點(見表11)
農業佔GDP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20.4％下降到2001年的15.2％，平均每年下降1個百分點左右。照這個速度下降，到2006年農業佔CDP的比重將不足10％。在此情況下，我們很難依靠這么低的農業佔比來提高50％農業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和2／3農村人口的農業收入。
我國內需不足，GDP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率，主要是居民消費需求不足，佔GDP比重為47％，明顯低於低收入國家(為68％)、下中等收入國家(為57％)水平。而居民消費不足主要是農村居民消費不足，佔GDP比重由1995年的24.0％下降為2000年的21.8％(見表13)。而農民消費不足主要是農民人均純收入相當於人均GDP水平太低且持續下降，由1996年的34.54％下降為2001年的31.37％。
農民人均出售農產品收入相對全國人均GDP水平，由1996年的18.17％下降到2001年的8.44％(見表14)。8億多農民在全國GDP分配格局和生產格局中所處的地位越來越不利。此外，政府財政支出和財政轉移支出嚴重向城市傾斜。
六、我國社會矛盾日益突出
我國正處在歷史上經濟繁榮、經濟穩定的最好時期，但也是各類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的復雜時期。經濟高速增長並不能自動保證社會穩定，也不會自然地解決和調節社會矛盾。我們不僅要促進GDP持續高增長，更要尋求較為公平的經濟增長模式。
老百姓普遍認為腐敗、下崗失業和農民負擔過重是影響中國穩定的三大突出問題。社會穩定核心是人心穩定、人民滿意。民意調查是反映社會人群心願的「晴雨表」。「我國社會穩定研究課題組」的調查顯示，城市居民對影響當前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或問題)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個大問題上：下崗失業，腐敗，貧富懸殊，社會風氣敗壞，社會治安惡化；農村居民2001年關注的五大問題是：農民負擔過重，腐敗官僚主義，貧富懸殊，社會風氣敗壞，失業下崗人員增加。從中央紀委系統1996年以來連續6年的調查中，人民群眾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中的頭號問題，1996年為通貨膨脹，1997-2000年為腐敗，2001年轉為失業與就業，腐敗居第二位。
七、我國未來經濟增長取決於提高TFP
過去20多年，30多個不同省市區經濟發展的差距很大，有的發展快，有的發展相對慢。那麼，經濟增長的來源究竟是什麼呢?如何實現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
決定經濟增長有兩種效應：一是水平效應即短期效應，即指在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不變的情況下，資本投入會產生一個短期的增長效應，只要增加資本投入，經濟水平就會提高。二是速度效應即長期效應，即加快技術進步，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加快經濟組織變革，就會產生一個長期的增長效應。前者是使產出曲線發生平行移動，後者則使產出曲線改變斜率。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高增長得益於TFP(全要素生產率)大幅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計算，我們研究，在1978-1995年間，資本的貢獻大約是55％左右；人力資本大約是5.4％；勞動力的貢獻，大約是9.5％；TFP大約是29.4％。實際上中國資本的增長率並沒有高於改革前，而且比改革前要低一些，主要是TFP明顯增加，是由一個負值變成了一個正值，其貢獻率達到近30％，幾乎是三分之一。
從今後來看，提高中國勞動力的增長率已經不太可能，盡管未來勞動力供給的絕對數還會增加，但增長率並不會很高，低於1％。從資本增長率來看，中國國內的儲蓄率在40％，也不大可能再進一步提高，因為中國是一個高儲蓄率國家，也是高的國內投資率國家，在這方面已經是世界最高水平國家之一。那麼，中國今後經濟高增長的關鍵，主要是提高TFP。
提高TFP必須提高政策質量和政府質量。經濟增長無論是物質資本的積累、自然資本的積累還是人力資本的積累，都有待於一個良好的制度框架。中國加入WTO並不是無代價、無成本，這些成本應該考慮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受損者得到必要的補償。
中國要想提高經濟增長水平和增長質量，有三個方面工作要做，最核心的首要的問題是提高政策的質量和政府管理社會的質量。良好的政策環境和有效的政府管理本身，也會有效地促進增長；相反則會阻礙經濟增長。要改變由政府獨家管理社會的狀況，讓多個社會組織共同管理和治理社會，包括企業、社團、公民自身，甚至國際組織。政府要重塑與社會的關系，改變政府與企業和居民傳統的控制關系，變成新型的合作夥伴關系，實行「良治」，其目的是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財政支出有效利用和公共福利最大化。
第二個方面是要通過制度建設，特別是建立國家廉政體系，從源頭控制腐敗，通過開放市場引入競爭機制，進一步打破壟斷，消除壟斷租金。
第三個方面是「透明革命」、「信息公開」，由一個看不見的政府變成一個看得見的政府，由一個看不見的財政變成一個看得見的財政，由一個缺乏責任的政府變成一個負有責任的政府，由一個不受公民監督和信賴的政府變成一個受到公民監督和信賴的政府。
今後中國要加快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關鍵問題不在於能否實現高增長，而在於能否實現高質量的高增長。高質量高增長模式包括：由低效率高增長轉向高效率高增長；由不公平高增長轉向公平高增長；由低就業高增長轉向高就業高增長；由不可持續高增長轉向可持續高增長。
八、消除「一國兩制」的體制性障礙，加速城鎮化進程，解放農民、投資農民、轉移農民、減少農民、富裕農民。
加速城鎮化是中國未來經濟高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大規模的農業勞動力轉移會進一步提高TFP，從而促進經濟高增長。從經濟增長率看，根據世界銀行《2020年的中國》(1997)估計，在1978—1995年期間，僅農業勞動力向非轉移型產生資源配置的效應，約占經濟增長率1個百分點。王曉魯計算，鄉鎮企業的發展對中國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大概有1.5個百分點。從勞動生產率看，一個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可提高6.1倍，如果轉移到第三產業可提高2.8倍，這將不同程度地提高總產出。從人均消費水平看，一個農民成為城市市民人均收入和支出可提高2倍以上，如加上住房醫療等消費會提高2.5倍以上。從投資需求看，農民進城還會帶來巨大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這些都是中國擴大國內需求的主要來源之一。
中國需要一場制度革命，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城鄉隔絕、對立、分離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中國不僅城鄉存在巨大發展差距，無論人均收入，還是人口公共服務水平差距甚大，在全世界也是發展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而且形成了兩種不同的體制，可稱謂「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不同制度，如不同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業制度、公共服務制度、公共財政制度。例如，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2／3，但是政府用於農村的財政支出占總支出的10-15％，2000年農村人口人均稅費比率為3.0％，但實際比率在5％，而城鎮人口實際人均稅率為0.58％。這種長期實行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嚴重地限制農民人身自由、妨礙對農民的人力資本投資、阻礙農民勞動力流動和轉移，這是農民人均收入相對水平和公共服務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束縛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最大體制性障礙。
中國需要第三次「解放農民」的制度革命，核心是解放農民、投資農民、轉移農民、減少農民、富裕農民。中國發展的首要問題始終是農民問題。農村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2／3，農村與農民政策是最大的公共政策。從歷史上看有兩次「解放農民」的制度變革，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第一次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通過土地改革的方式，第一次「解放農民」，使全國3億多無地、少地農民獲得7億畝土地，免除了700億斤糧食的地租，糧食產量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 45％，也超過了解放前最高年產量18％。80年代初期中國第二次「解放農民」是採取了家庭聯產承包制，使農民從人民公社的制度中解放出來，從1978-1985年農業附加值增長了55.4％；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長了1.7倍，其增長幅度是歷史上最高的。那麼現在需要第三次「解放農民」，使農民從土地、農村永久性的解放出來，使農民盡快變為非農業人口，特別是對那些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鄉村青年提供進城務工的機會(四川省調查有90％的初、高中農村青年希望外出進城務工)。最根本性的措施是消除城鄉居民兩種身份制度，使農民擁有與城市人口平等的發展機會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務水平，包括自由遷徙和自由居住的權利、平等接受基礎教育的權利、職業培訓的機會；平等就業競爭的機會和享有勞動保護的權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的社區同等民主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以及充分享有憲法所賦予公民的權利與機會。
國家應在農村建立規范的財政轉移制度，為農村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如基礎教育，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根治流行病與地方病，提供清潔水源，提供計劃生育服務，提供農業科技知識服務和技能培訓。
國家應投資於農村基礎設施，改善農村生產、生活的基礎設施，為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例如農田基本建設，國土整治，植樹造林，建設鄉村道路、鄉村自來水網、鄉村電網、鄉村廣播電視網、鄉村公共電話網、鄉村公共網際網路以及公用通訊設施。
九、進一步提高中央本級財力潛力，繼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
關於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否淡出有不同的意見。余永定認為，如果一旦停止當前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而GDP增長趨緩，國債佔GDP的比重就會上升，那才是真正危險的。戴園晨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真的要淡出時，操作起來還是有相當大的難度的。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從宏觀調控著眼，害怕減少財政赤字規模會影響經濟增長速度，下不了決心；另一方面是因為財政支出有剛性，取消任何一項無效開支都要經過財政部門和有關部門的反復磋商，縮減開支很不容易。
我認為，在世界經濟衰退尚未復甦和世界貿易增長低迷，以及國內需求仍顯不足的情況下，不要急於淡出，還需要繼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但不是繼續依靠擴大發行國債規模，而是提高中央本級財政收入。盡管過去幾年中央財政收入明顯增長，但是提高中央財力還有很大潛力。對此我有如下建議：
第一，建立全國統一的、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開征統一的、強制性的社會保障稅。若將社會保障費改為社會保障稅，從近期來看，中央財政收入佔GDP比重可增加2.5-3.0個百分點；從中長期來看，可逐步提高4-5個百分點。
第二，按照WTO的原則，全面清理和取消對各類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對外資企業的各種稅收優惠政策和補貼財政優惠政策。同時開放國內各類市場，維護公平、公正、公開競爭的統一的市場。按照WTO的原則，全面清理和取消在進出口貿易方面的減免關稅或補貼政策，同時降低名義關稅稅率，減少人為的出口反傾銷事件，每年中央財政對出口補貼高達800-1200億元，國家財政需要重新調整對出口不適當的、或被認為直接補貼或過度補貼的中央財政支出。
第三，國家應當徵收國家賦予各種特許機構的特許權收入。例如中央銀行發行貨幣收入特許權收入；經營銀行、證券、信託和保險的特許權收入；發行有價債券和郵票等特許權收入；中央電視台全國電視播放特許權收入；各類電信公司使用國家無線電頻道資源的特許權收入；各航空運輸公司使用國家空中資源航空或其他飛行的特許權收入；銷售煙酒的特許權收入，進一步提高香煙消費稅稅率；銷售石油產品和加油的特許權收入。必要時採取公開拍賣這些經營特許權，收益歸中央財政。特許經營權屬於國家資源，具有相當之高的「租金」。採取這些措施的目的是將國家的特許權收益歸國家所有，而不是歸部門所有。這一是沒有增加公民和企業的稅收負擔；二是沒有增加地方上交中央財政的負擔，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是十分可行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