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理念，方式，動力與過去有何不同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是中央全面總結發展經驗，科學分析當前形勢和未來走勢作出的重大戰略判斷。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全面系統深刻地闡述了經濟發展新常態，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一）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內涵。我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年均增長率接近10%，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中國奇跡」。當前，經濟發展的內在支撐條件和外部需求環境都已發生了深刻變化，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
（二）經濟新常態的九大特徵。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三大需求、生產能力、生產要素、市場競爭、資源環境、經濟風險、宏觀調控等九個方面闡述了新舊常態下的階段性特徵。
消費需求，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
投資需求，傳統產業相對飽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
出口需求，全球總需求不振，低成本出口競爭優勢在削弱，培養競爭新優勢，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
生產能力，過去供給不足，現在產能過剩，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新特徵。
生產要素，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低成本勞動力數量優勢正在喪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的新引擎。
市場競爭，過去主要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現在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
資源環境，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新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經濟風險，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徵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
宏觀調控，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要通過發揮市場機製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科學進行宏觀調控。
（三）積極適應經濟新常態。新常態既是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也是新舊增長動力轉換接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釋放的過程。政府、企業和老百姓都要主動適應新常態，調整各自的認識和行動，爭取掌握發展主動權。
從政府來說，政府調控理念需要真正調整過來，以往那種粗放式單純追求GDP數量的唯GDP論已不再適用，現在要追求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如何讓老百姓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改善，這是政府要琢磨的地方。政府原來是拚命搞生產，搞投資，搞基礎設施建設，把招商引資作為重中之重，一句話，是以搞建設為主。將來，政府要以做好服務為主，為企業創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經營環境，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社會保障、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服務。
從企業來說，企業以往靠規模效應掙錢，眼睛總盯著上新項目或是擴大產能，因為上規模就會降低成本，取得競爭優勢，但是新常態下必須靠轉型升級、靠創新。現在各行各業都面臨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產品賣不出去，誰的規模越大，誰的日子越難過。將來，單純靠上規模難以為繼，企業必須創新，誰走在創新的前面，誰就會重新掌握競爭優勢。可以說，能不能通過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加快轉型升級、打造競爭新優勢，是很多企業面臨的一場「生死之搏」。
從老百姓來說，原來有一批人靠炒股票、買國債、集郵、炒錢幣等發家致富，後來買房子、炒黃金，甚至一度靠炒大豆、生薑、大蒜等都大賺過。但是，以後怎麼理財賺錢？需要有專業的金融知識才能夠理財，才能夠掙錢。但這個理財不是要由老百姓自己從事，而是要有專業人才、有專門的金融服務機構給老百姓提供服務。國外大多情況下不是老百姓自己去炒股投資，而是金融機構、專業人士在投資，老百姓買的是基金等金融產品。
經濟增速換擋，是為了獲得更大更優的發展動力，發展得更好。政府、企業、老百姓在新階段、新常態下，都應跟著形勢變化才行。每次改革都是大機遇，別看過程中的這幾年很困難，重要的是要認識並抓住其中的機遇。同樣，新常態下，轉型過程中也會有很多誘人的機遇，就看誰能抓住。
⑵ 如何培育新常態下經濟發展新動力
培育新常態下經濟發展新動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1日閉幕，新常態成為這次會議的核心詞之一。以新常態為統領，中國正在形成指引未來經濟改革與發展，涵蓋一系列新理念、新戰略、新政策的戰略大框架。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在這個大邏輯下，抓住新機遇、培育新動力顯得尤為重要。
中國經濟語境下的新常態帶有「結構優化，經濟均衡，全面轉型」的深刻內涵，這與發達國家所指的金融危機之後進入「經濟增長較低、周期波動較大，結構調整緩慢痛苦」的新常態存在著很大不同。新常態既是對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新規律的描述，更是對中國經濟發展新理念、新路徑、新要求的闡述。
新常態蘊含著內外客觀條件的趨勢性變化。過去30多年，高儲蓄率、高投資率、全球FDI、低要素成本等因素和優勢支撐了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2000年至2013年，全球經濟GDP平均增速為3.68%，同期中國經濟年均增速10.6%，幾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三倍。2014年，中國GDP總量可能達到10萬億美元左右。然而，數量型擴張的經濟模式已經難以支撐如此龐大的經濟體量實現高速增長，特別是隨著人口紅利減少、生產要素成本上升、資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給效率下降，中國也面臨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頸，中國需要克服速度焦慮，主動調試心態，尋找新的增長動力源泉。
新常態具有經濟發展新階段的全局性特徵。新常態不僅僅是增長速度變化，還包括經濟增長動力變化、經濟結構調整、資源配置方式轉換、國民福利共享等豐富內涵和特徵。以新常態來判斷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全局，迫切需要全新的思考框架、全新的發展理念和全新的動力機制，需要進一步提出中國深化改革、全面轉型的頂層設計方案，以及具體實施時間表和路線圖，全面協調推進各領域改革，擺脫舊有模式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束縛。
新常態實質是從非均衡發展轉向均衡發展。如果說過去的中國經濟是非均衡經濟，那麼新常態就是要從一個不均衡的經濟邁向一個新的均衡經濟。過去30多年的全球經濟繁榮，帶來了顯著的結構性失衡，中國同樣不可避免。新常態意味著必須徹底解決長期以來內外部失衡和非均衡發展的深層次問題，進一步擴大進口，提高國民收入和消費比重，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公共產品投資、現代服務業升級，以及區域產業梯度轉移和跨區域統一大市場的形成，實現經濟結構平衡。
特別是隨著中國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工業品製造國，中國需要從傳統的「眼睛向內」轉向「眼睛向外」，逐步定位於「內外平衡」。通過深化「一帶一路」、FTA等大戰略帶動資源配置的全球化拓展，由主要依賴國際資本向培育壯大本土資本轉變，加快「走出去」，將要素稟賦優勢升級形成對外投資新優勢，重構中國全球經濟布局、產業布局、貿易布局、供應鏈布局等戰略性布局，進而贏得下一個30年。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經濟從舊常態過渡到新常態的過程中，舊增長模式的退出是波動性的，新增長模式的發力也是不平穩的。因此，未來三五年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不可避免會出現波動，這就需要通過創新宏觀調控和政策工具，增強宏觀政策的主動性和有效性，圍繞提升潛在增速尋找新的均衡水平，使經濟增長完成「趨穩」和「蓄勢」，從而順利進入相對穩定的新常態時期。
由此看來，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速雖然放緩，但經濟增長質量依然可觀。如果能處理好新常態所帶來的各種新挑戰，不僅可以實現社會經濟的持續平穩增長，而且可以順利實現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真正從經濟大國邁向經濟強國。
張茉楠
⑶ 如何理解創新是經濟新常態下的社會發展的發動機
創新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
⑷ 經濟新常態下認為那些產業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中國經濟正在尋求向新常態過渡的新動力。只要新動力找到，向新常態平穩過渡就基本無憂。長期以來，很多人根據宏觀經濟學特別是凱恩斯理論的基本原理，將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反復在增加出口和擴大內需上做文章。其實，「三駕馬車」只是GDP的三大組成部分，只是應對宏觀經濟波動的需求邊短期動力，只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非原因，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三大發動機」是近年來提出的人本發展理論（或「五人理論」，即滿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導人、資源裝備人、分工安置人），對經濟發展動力的新概括。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與新一屆領導強調的釋放改革紅利、推進結構調整、強化創新驅動（簡言之，改革、轉型、創新）是基本吻合的。
制度變革即制度改革，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規、標准規則、政府等組織、市場機制、宏觀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無形制度，以及各種制度的實施機制。結構優化包括產業結構優化（新型工業化、產業轉型升級等）、區域結構優化（新型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等）、消費結構優化（消費結構升級）等。要素升級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級與要素投入有區別，勞動力、資金、技術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級則是技術、人力資本等要素的質的提升。
⑸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是什麼
改革，創新，正確的經濟政策，穩定的國家環境，人民的不斷努力。
⑹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新動力有哪些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新動力有：
創新驅動
綠色發展
未來新型化城鎮建設
區域發展
參與全球化
包容性發展
⑺ 新常態下什麼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李佐軍談中國大勢·發展動力（24）
李佐軍
中國經濟正在尋求向新常態過渡的新動力。只要新動力找到，向新常態平穩過渡就基本無憂。長期以來，很多人根據宏觀經濟學特別是凱恩斯理論的基本原理，將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反復在增加出口和擴大內需上做文章。其實，「三駕馬車」只是GDP的三大組成部分，只是應對宏觀經濟波動的需求邊短期動力，只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非原因，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三大發動機」是近年來筆者根據自己提出的人本發展理論（或「五人理論」，即滿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導人、資源裝備人、分工安置人），對經濟發展動力的新概括。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與新一屆中央領導強調的釋放改革紅利、推進結構調整、強化創新驅動（簡言之，改革、轉型、創新）是基本吻合的。
制度變革即制度改革，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規、標准規則、政府等組織、市場機制、宏觀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無形制度，以及各種制度的實施機制。結構優化包括產業結構優化（新型工業化、產業轉型升級等）、區域結構優化（新型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等）、消費結構優化（消費結構升級）等。要素升級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級與要素投入有區別，勞動力、資金、技術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級則是技術、人力資本等要素的質的提升。
為什麼「三大發動機」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首先，制度變革是經濟發展的源動力。經濟發展依賴於企業、創業者、勞動力、地方政府等各個主體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各個主體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依賴於好的制度設計，好的制度表現為權責清晰、責權利對稱、實施機制明確、各方共識度高。長期看，制度是各方反復博弈的結果，好的制度不會自動形成，需要通過社會主導群體良性博弈形成，特別是通過發揮執政者的長期理性和民眾的首創精神形成。現實中的制度常常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利於經濟發展的，或者是單純追求GDP增長而忽視科學發展的，因此需要對現有制度進行改革，以使其變成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制度。制度變革或制度改革可以通過三個方面釋放紅利或促進經濟發展：一是通過調動各個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釋放紅利；二是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國民經濟的運行效率釋放紅利；三是通過改善或提升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預期釋放紅利。
其次，結構優化是經濟發展的過程性動力。所謂「過程性動力」相當於經濟發展的「隨行加油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斷賦予發展動力。結構優化的實質是分工深化，分工深化是提高經濟效率的重要源泉。對此，亞當·斯密已有充分論證，簡單說就是發展取決於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取決於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取決於好的制度安排。在斯密看來，好的制度安排就是「看不見的手」，在我們現在看來，好的制度是「看不見的手」（市場）和「看得見的手」（政府）兩只手的有效配合，即一方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結構優化是如何帶來經濟發展的呢？我們來看看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等結構優化的表現。從分工角度看，工業化和產業轉型升級就是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不斷從較低效率農業部門向較高效率工業部門轉移、從較低效率工業部門向較高效率工業部門轉移的過程，其結果是國民經濟效率的提高；城鎮化就是人口和生產要素不斷從較低效率農村向較高效率城鎮轉移、從較低效率城鎮向較高效率城鎮轉移的過程，其結果也是經濟運行效率的提高；區域經濟一體化就是區域內不同地區分工協作的深化，進而共同提高效率、實現共同發展。
再次，要素升級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勞動力、資金、技術、資源等生產要素是經濟發展的基本手段。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生產要素從兩個層面起作用：一個層面是增加生產要素投入帶來經濟發展，如大規模增加勞動力和資金投入帶來經濟發展，另一個層面是要素升級（或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或檔次）帶來經濟發展。要素升級比較典型的表現是前面已提到的技術進步、提升人力資本、信息化等。技術進步、信息化，一方面可以大限度地降低各種成本，另一方面可以顯著提高附加值，促進經濟發展。我們只要想想互聯網技術是如何極大地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如何顯著地增加各種產品和服務的附加值，就可以感受到技術進步和信息化的威力。人力資本既包括一般勞動力的人力資本，也包括企業家才能，人力資本提升主要體現在勞動力和企業家綜合能力的提高上，能力的提高無疑會帶來生產率的提高，促進經濟發展。
上面分別對「三大發動機」為何是經濟發展根本動力進行了簡要分析，這還不夠，還需要從整體上進行分析。從最簡化的生產函數關系式Q＝f（L、K）中，我們也能看到「三大發動機」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生產函數關系式左邊是產量Q或GDP，相當於衡量經濟發展的核心指標，右邊是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表面看，在這個關系式中找不到「三駕馬車」的影子，但細一想就會發現，產量中不能被勞動和資本投入解釋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產率，隱含在f中，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基本途徑就是「三大發動機」。而且，要素投入也受「三大發動機」制約，如資本既是經濟發展的原因，也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作為結果必受制度變革、技術進步等的影響。
這里必須特別強調的是，「三大發動機」並非是完全並行的，其中制度變革是根源性發動機，因為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兩大發動機都要受其制約和影響。在好的制度下，工業化、城鎮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等都能得到順利地推進，反之在不好的制度下，則不能得到順利地推進。因此，發動「三大發動機」的關鍵是抓住制度變革這個「牛鼻子」，綱舉則目張。
目前，中國經濟正處於向新常態過渡的關鍵時期，尋找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是向新常態過渡的關鍵，如何找准新動力又是尋找新動力的關鍵。找准新動力不能想當然拍腦袋，或僅根據經驗進行判斷，還要將找新動力建立在堅實的理論分析基礎上。過去一段時期，我們囿於既有的部分理論，將視野局限在需求邊短期動力——「三駕馬車」上，外需不行了，就擴大內需，投資不行了，就擴大消費，結果是過度依賴貨幣政策、金融政策、財稅政策、投資政策等來拉動經濟增長，雖然帶來了短期立竿見影的增長，但也帶來了很大的副作用和後遺症，以至於現在不得不花較長的時間對前期刺激政策進行消化，不得不全力應對高房價、高負債、高產能過剩等經濟風險。鑒此，當前和今後我們要優先推進經濟發展動力結構的轉型，從主要依靠「三駕馬車」轉向主要依靠「三大發動機」，特別是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部署，緊緊抓住全面改革這個「牛鼻子」，推進經濟全面轉型，強化創新驅動，努力使中國經濟較快地進入到一個好的新常態中。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來源：中國經濟新聞網-中國經濟時報社 作者：李佐軍 編輯：曹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