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經濟人與社會人的區別與影響
經濟人與社會人的區別主要在於假設前提不同，而這種假設的不同影響著管理者的決策。
（一）經濟人與社會人的區別。一是經濟人與社會人的假設前提有很大不同，經濟人假設把人當作"經濟人"來看待，認為金錢是刺激人的積極性的惟一動力；而社會人假設則指出影響人的勞動積極性的除了物質利益外，還有社會和心理的因素，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點，個體的觀點和個性都會影響個人對上級命令的反應和工人中的表現。二是經濟人與社會人概念不同。經濟人是指職工是經濟人，是承擔社會工作主要是為滿足經濟方面需要的人，而社會人則是指職工是社會人，是生活在社會大環境中受到各種社會因素影響的人。三是經濟人和社會人管理理論不同。由於「經濟人」都是唯利是圖的，是以利益為驅動力的，所以必須採取經濟上的激勵和約束措施去管理；而「社會人」因為受到經濟利益影響的同時，人生活在社會這個大環境中，人的思想、情感、態度、動機、行為會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因此不但要考慮人的經濟需求，還要考慮其社會需求，而去進行人力資源開發和管理。在經濟學理論研究上，「經濟人」理論提倡者會側重從「人」的外在特性出發去看待和研究管理中的人的問題，而社會人理論者會著重於對「人」的內在特性的研究去看待和研究管理中的人的問題。
（二）經濟人與社會人不同假設的影響。由於經濟人與社會人假設前提不同，也導致企業管理中對人的管理決策與實踐的差異。認可人是「經濟人」的企業，採取的激勵策略主要加強管制，嚴格工作規范，用金錢提高士氣，用經濟手段嚴懲對待消極怠工者，並通過對大多數人實行管、卡、壓，使他們努力去完成企業的目標。而認可「社會人」的企業，會考慮人的社會方面、心理方面的需求，即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友情、安全感、歸屬感和受人尊重，因此會側重從社會及心理方面來激勵職工提高生產率，而不是單純從技術條件來著眼。事實上，人是千差萬別的，經濟人與社會人的理論爭議，本身說明了不能絕對依賴某一種假設和管理理論去管理人，現代人力資源管理與開發必須全面而具體地分析人的需求和動機，採取不同的激勵方法和措施，以便獲得最佳激勵效果，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
B. 世界的經濟危機會影響到個人嗎
這場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一）危機的雙重性影響 這次金融危機是世界歷史轉變的標志，站在世界歷史的角度看，危機對所有國家特別是對中美2個國傢具有雙重性影響。 就美國來講雙重性表現為：一方面如果處理得好，是金融產業的泡沫壓縮，如同2001年納斯達克暴跌形成的生物產業和信息產業擠壓泡沫一樣，泡沫壓縮後美國將會更加強大。另一方面如果金融體系全面崩潰，美元信用的崩潰將結束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如果出現這一局面，帝國的最後瘋狂必然導致世界大動盪和大規模戰爭。 單就目前情況來看，後者出現的概率不大。美國金融體系的欺詐性質，決定了這場危機在客觀上是一場賴帳運動，作為債務人的美國，遭受到的傷害並不很大，宏觀微觀都是如此。從宏觀來看，美國破產的都是經營別人資產的金融公司，破的是別人的產，自己只是名義損失。這就是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區別，實體經濟破的是自己的產，虛擬經濟破的是別人的產。從微觀來看，美國老百姓和銀行的關系與中國完全相反；美國是老百姓欠銀行的錢，破產對美國老百姓危害不大，所以美國最大的儲蓄銀行互助銀行破產後沒有引起社會任何反響；中國則是銀行欠老百姓的錢，銀行一旦破產老百姓就會造反。無論美國人實際上是怎麼樣，這場賴帳運動在客觀上幫助美國形成了風險和財產相分離的狀況，美國透支消費了世界各國主要是中國的財產，現在卻通過破產把風險轉嫁給世界各國特別是中國。現在回顧美國今年4月完成的金融改革法案才發現，美國之所以4月份建立起有史以來最強大的經濟防火牆，就是為了在金融危機引爆後防止別國收購美國實體經濟，維護美國的經濟基礎。 就中國來講的雙重性表現為：一方面，經濟殖民化陷阱造成了中國「雙空」結局，資源和美元都是兩手空空，財富被掠奪凈盡，弄不好甚至會造成大崩潰大動盪大分裂甚至大殘殺。另一方面如果處理好，就能夠帶領世界步入大眾時代，實現東方文明的復興和中華民族的崛起，世界中心再次轉移到中國，人類包括中國在內同時完成正、反、合的發展周期。 （二）向中國轉嫁危機 全世界唯獨中國號召赴美救市；全世界唯獨中國舍棄自己股民去美國救市。家族利益決定的，家族利益超過階級利益，階級利益超過民族利益。這不是認識問題，是利益問題，左派只能等待收拾殘局。並且國民的麻木是重要原因，漢奸言論公開化既不是政府的問題也不是制度的問題，而是國民的問題。偷偷耍流氓是個人品質決定的，公開耍流氓就是公眾品質決定的。那麼多人公開為賤賣銀行辯護，說明他們知道無論怎樣公眾仍然會追捧他們，否則是絕不可能公開裸奔的。讓人均一千多美元的中國去人均4萬美元的美國救市，所有中國人無不感到悲憤莫名。 這場危機是信用危機，主要是2個國家最厲害，美國和中國，美國透支未來收入，中國透支未來資源；美國是虛擬經濟領域的欺詐，中國是實體經濟領域的欺詐。結果就是美國虛擬經濟破產，中國實體經濟破產。所不同的是，美國是為本國人民高消費透支了未來，中國則是在壓縮本國人民消費的基礎上為美國透支了自己的資源。雖然美國和中國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透支國家，只是美國透支了別國人民未來的收入，中國則是被別國透支了自己的資源，還透支了中國人的福利，中國人的健康，中國人的環境，所有這些透支最終都要由中國人自己償還，如果現在把透支資源換取的一點財富再拿去美國救市，中國最後依靠什麼償還？如此的經濟開放使中國人的存在沒有了任何意義，完全是為美國而存在：中國資源存在的意義在於能為美國提供廉價消費品；中國勞工存在的意義在於能讓美國人有更多時間在夏威夷海灘盡情嬉戲；中國企業存在的意義在於能為美國創造高額利潤；中國賺取外匯的意義在於能讓美國人信用卡上可用金額更多一些；中國引進外資的意義在於能讓美國控制我們的民族產業；甚至為了防止工人抵抗外資壓低工資，專門修改憲法，取消罷工自由。結果是美國在透支我們資源的基礎上玩虛擬，玩預期，玩透支游戲，我們還傻乎乎地遵守這種游戲規則，按照美國人制定的游戲規則進行全國大檢查，凡是與美國游戲規則沖突的所有規定和政策統統作廢，把中國變成了美國的海外經濟基地。 中國九十年代外向型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美國九十年代大牛市的過程，中國創造的財富長江大河般流入美國，支撐了美國的消費和股市，自己卻是人死在醫院外面，錢葬送在股市裡面，形成了歷史上罕見的一場又一場股災。中國開放型經濟體制變成了一個財富黑洞，如同科幻電影中的時空轉換器，所有財富都會瞬間變成美國的財富，中國的青山綠水變成了西方國家的財富，換來美國印刷廠印製的一堆名叫美元的紙張，最後連這花花綠綠的美元也送還給了對方。中國變成了21世紀的杜十娘。中國出口的所有東西都貶值，中國進口的所有東西都漲價，包括中國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都沒有定價權，為什麼？漢奸買辦里通外國。我們的資源變成了美國的廉價商品，我們自己卻是資源掏的越多，換來的美元越多，國內投放的貨幣就越多，就越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反過來又緊縮，越是緊縮老百姓工資就越低，老百姓就越倒霉。馬克思曾經講，當初工人因為創造的財富太多而貧困，中國人則因為資源賣的越多越貧困。 本來製造業向中國轉移給了中國一個機會，中國擁有實體經濟，美國擁有虛擬經濟，一旦沖突，美國倒霉。可是現在美國卻控制了中國的實體經濟，先是把中國釘死在產業鏈低端，耗光中國資源，整個世界20年在享用中國資源。然後在把中國資源換取的美元迴流美國，把虛擬經濟的災難轉移到中國。與此同時，還用資本和品牌把中國的低端產業再控制在自己手中，讓中國最終兩手空空，高端低端產業全部控制在對方手中。世界形成兩個極端國家：創造財富的貧窮國家和創造品牌的富裕國家。前者資源耗光環境崩潰，後者山清水秀不付任何代價。結果是實體經濟的生態災難和虛擬經濟的泡沫災難，全部砸在中國人頭上。這就是所謂世界規則和市場規則。 建立如此一套經濟體制把國家和人民推向極端災難，放在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時期都要處以極刑，可是在中國卻成為偉大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精英創造了一個財富時空轉換器，把財富轉換成美國財富；為了逃避責任，中國法學精英創造了一套流氓法律，損害一個人違法，損害一群人和一個民族叫自由。強奸一個人是犯罪，強奸一群人是開放。中國成為家樂福的縮影，中國人創造財富，然後存入外國人賬戶。生產目的就是美元，為了掩蓋掠奪式經濟，新自由主義的政治領袖趙紫陽80年代就把國民收入改成為GDP，在GDP的指標下，即便外國人把中國經濟外部佔有了，仍然顯示是中國的GDP在增長。GDP加美元標價，中國的財富便不再由中國人來掌握，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至今仍然欣賞趙紫陽和胡耀邦的奧秘就在這里
C. 因經濟利益對獨立性造成不利影響情形包括哪些
自身利益是注冊來會計自師或主要近親屬在被審計單位中擁有經濟利益，而不是因處於某種職務就因自身利益對獨立性產生不利影響，在被審計單位中擔任重要職務只要是因密切關系等對獨立性產生不利影響。而外在壓力一般題目中不會指出對注冊會計師構成威脅，外在壓力是指來自於客戶方或事務所方施加的壓力，進而會威脅獨立性，比如原項目負責人加入到審計客戶，那麼該人員對事務所的審計程序的選擇、審計程序時間的確定等內容都非常熟悉，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注冊會計師可能就會面臨在一些專業技術運用的壓力，這種壓力就形成了外在壓力。比如項目組成員在甲公司持有股份，同時審計客戶的董事長也在甲公司擁有股份，那麼從外部組織或個人看來，注冊會計師和被審計單位之間存在了某種內在關系，那麼這就形成了外在壓力的影響。
D. 變化的經濟環境對個人的影響
對大多數人有影響，對你要看你的能力了，有信心，有能力就好應付！！
E. 金錢對人的影響大還是道德對人的影響大
四辨陳詞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和對方辯友來討論這樣一個我們都必須面對的問題，人際關系在我們平時的生活中無處不在，究竟是利益還是道義對人際關系的影響更大呢？對方辯友今天給出了很多典型的事例，弘揚了道德的高尚，誠然如此，但是我必須請對方辯友面對現實，先來看看你們犯的一些錯誤。
首先是審題不清。對方辯友今天一直在跟我們講，再人際交往的過程中，面對利益和道義的選擇時我們應該怎麼做，道義在其中是如何的重要如何地高尚，但是非常可惜，今天的辯題是一個實然層面的問題，討論道義應該如何重要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應當在現實中尋找答案，不論是善的還是惡的影響，我們都應當以現實作為判斷的標准。
其次是概念混淆。對方辯友今天一直沒有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利益和道義的定義，更沒有闡明兩者在人際交往中的相互關系，而是空泛地告訴我們，道義包含了什麼東西，這樣感性的說法顯然不具有充足的說服力。對方辯友沒有看到道義的產生實質上是人類對利益分配的一種規則和規范，沒有利益和利益的分配，道義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最後是邏輯混亂。對方辯友明確地告訴我們，人是具有利己的本性的，可是卻不認為利己是道義產生的基礎，既然是本性，請問人又是如何擺脫的？道義是後天的教化，狼孩具有人的根本特性，但是沒有後天教化，還能說他有道義么？另外，對方辯友已經在公邊階段認可了利益和道義相比在人際關系中處於一個主導性的地位，卻說這個主導性的地位不是影響更大的因素。那麼請問，究竟什麼才是影響更大呢？對方之後提出的幾個評判標准都被我方在自由辯論中證明是荒謬的，卻始終沒有進一步建設性的意見了。
義利之辨遠在孔孟時代就是中國知識階層關心關注的問題，幾乎所有參與討論的，對社會的發展有著自己的理想、抱負和責任的有識之士都不約而同地提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誠然，作為一個有著五千年輝煌文化的偉大民族，其民族精神、文化生命之長盛不衰，正是基於這樣一種關懷天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深刻地認識到了對利益的過分追求會給社會的發展帶來多大的危害。但是我們更願意去看一下，先哲們如此倡導的背後是什麼。
我們看到，憂國憂民的先哲們對道義的倡導，是基於這樣一個社會背景或者我們不妨稱之為現實：我們身邊有人拜金有人貪財，有人見利忘義，有人背信棄義，利益長久以來地成為了操縱人際關系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和最根本的動力，所以他們從沉默的大多數中走了出來，要高唱著道義之歌，樹立起一個又一個典型、榜樣，告訴大家，我們應該怎麼做。
應該。僅僅是應該。現實就擺在我們面前，樹立起一個近乎神話的榜樣或者是高歌猛進地倡導一種價值，都是解決不了問題的。現實就是現實，我們必須面對。只有正視現實我們才有資格去談理想，談應該。人際關系是現實的，對人際關系所可能發生的影響也是現實的。我們要討論的是，利益與道義哪個對人際關系的影響更大，而不是哪個的影響應該更大。
對方辯友今天給了我們很多例子，那些英雄，有些甚至是悲劇英雄式的人物的確把道義放到了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我們敬仰他們，崇拜他們，我們為人類精神能孕育車這樣偉大的犧牲者而感到驕傲，我們也承認這些英雄的確帶動了一些人，至少他們都曾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造成過沖擊、震撼和感動。可是所有這些，都是高高在上的。一切的一切都會過去而生活還是要繼續，我們仍舊要面對生活中的幸福和悲傷，仍舊要在生活中現實地做出一次又一次地選擇，選擇最有利於我們自己的，選擇讓渡出自己的利益去與人合作還是為了自己直接的利益去與人競爭，可是不論如何選擇，現實中的我們都不會無私地為了別人的利益而放棄一切，這與人之本性都不相符。道義第一的喬峰在為朋友兩肋插刀的時候不也要為自己的生世和聲譽去爭么？難道這個讓喬峰拼出性命去證明的自己的清譽，僅僅是一種道義的存在，與他的利益毫無關系？
資源是有限的，這樣的前提之下，人生存的本能決定了人必須是利己的，否則人類的存在都沒有了依據。而在放棄一切追求道義的理念之下，沒有經濟發展沒有個人財產沒有個人對價值的判斷和取捨，天下是大同了，可是個體人的存在也沒有了意義。
當然我們不否認道義的作用和產生的影響，作為一種對利益分配的規則規范，道義的存在的確是人類社會和諧發展的需要，但是在討論對人際關系發生的影響的時候，我們必須看清楚，哪個是主導的，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從本質上對人際關系產生影響的。對利益的追求是人類社會進步發展的原動力，對利益的渴望在人類行為的背後發揮著主導性、操縱性的作用。我相信，是利益的存在讓我面對現實，讓我在現實中拼搏奮斗，讓我讓渡出自己部分的利益去與他人合作，這些關於合作、關於互助、關於和諧社會、關於競爭發展的的人類社會的道義，不正是利益教會我們的么？
F. 個人所得稅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影響是什麼
納稅人可以享受到的你都會享受到
G. 經濟學對你的影響
摘 要：由於其前期的理論沒有能夠成功地引導廣大發中國家從貧窮走向富裕，發展經濟學自20世紀70 年代末起，便受到嚴厲的批評，學科本身則面臨生存危機。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新制度經濟學向發展經濟學的滲透，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者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 以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作為思想淵源的制度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產生於19 世紀20 年代初。其產生之後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切爾等為代表的舊制度經濟學時期；20世紀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爾布雷斯等為代表的從舊制度經濟學向新制度經濟學過渡的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今，以科斯、諾斯和威廉姆森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時期。[1](p.3)而對發展經濟學影響最大的是處於第三階段的新制度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將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介紹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的興起，第二層次闡述制度分析引入後對發展經濟學的改進，第三層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處看發展經濟學今後的發展。
一、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方法的興起
隨著二戰以後一批殖民地國家的獨立，發展經濟學應運而生。從其誕生之日起，發展經濟學就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休戚相關，其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解釋力和其政策主張的切實效果將直接決定該學科的發展命運。20世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結構主義從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剛性」出發，提出「資本化、計劃化和工業化」「三位一體」的「國家控制教條」（拉爾語），政策推行的結果盡管使一些國家經歷了初期的短暫增長，但最終使廣大發展中國家使陷入了農業停滯、工業蕭條、尋租盛行、二元結構次級分化和經濟發展乏力的惡果。
不僅如此，結構主義在以發展中國家特殊國情為基礎，向理論宏觀化方向發展的同時，其理論基礎卻依然置身於傳統西方主流經濟學中,自覺不自覺地將發達國家的發展經歷作為參照來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張。一句話，沒有將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研究貫徹到微觀層面，結構主義最終造成了發展經濟學微觀與宏觀的不協調，影響了其整體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論建構和政策實踐上的雙重缺陷，最終使結構主義主導的發展經濟學逐漸失去了發展的動力。
在猛烈抨擊結構主義中興起的新古典主義，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為零和完全信息的嚴格假定下，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人們與發達國家的人們一樣會在理性的驅使下，對價格機製做出靈活的反應。發展中國家只要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經濟發展就會自動實現。既然「價格—市場」機制可以同時解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那麼獨立的發展經濟學就無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義「單一經濟學」（哈伯勒語）主張的沖擊下，發展經濟學面臨著「走向死亡」的危險。
事實上，正如尼古拉斯·阿爾迪托-巴萊塔所指出的，「過去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夠充分解釋經濟增長，關鍵是第四個因素—制度—受到忽視。」[2](p.2)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新古典主義，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視了制度對於經濟發展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制度缺陷，這不僅損害了經濟效率，而且也使持續的經濟發展成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經濟學者意識到了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劉易斯在對經濟增長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術進步是表層原因，而由土地制度、產權制度和專利制度等所激發的技術創新熱情才是更為深層次的因素。他對二元結構的分析顯著的解釋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繆爾達爾討論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循環累計因果效應，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進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才能擺脫惡性循環，走向良性循環。庫茲涅茨對大量低收入國家的歷史統計和羅斯托對「傳統社會」的分析，也體現了政治結構、法律體系及社會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徵，指出了制度缺陷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的根源。但是，在這些學者看來，制度是很難進行嚴格分析的范疇。他們只是描述、羅列了大量的現象，並沒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體系。[3](p.362)激進主義學派的發展經濟學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但他們更多的是從階級的視角來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對發展經濟學產生巨大影響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以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利用科斯和諾斯等人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對以資源、技術和人的偏好來解釋經濟增長的傳統經濟思想提出了挑戰，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新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家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4](p.41)二、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
1、在方法論上
新制度經濟學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對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在對新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論文的詳細考察中發現，「其研究方法具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入手。」 [5]諾斯也強調：「歷史至關重要。……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過去只有在被視為一個制度演進的歷程時才可以理解。」[6](P.2)這對後來運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產生了深遠地影響。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對「運用啟發式研究」的推崇即與科斯、諾斯一脈相承。他們期望「運用啟發式研究來詳細闡述選擇—行動的情況以及這些情況內在的約束和刺激」，傳統經濟發展理論特別是新古典理論「被過度概括模型的危險……（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啟發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環境適時並安置可變物進行詳細說明而得到避免 。」在現實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制度分析可允許我們「穿透」社會事實而不是遠離事實的分析模式來對發展問題予以說明。同時，通過「跨文化的啟發式研究」得到大量的個案積累，也「應該產生對不同的社會和文明內在的行動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實上，不同國別發展績效的差異，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並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釋，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許多情況下對發展績效會有更大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個案研究方法的採用正是源於其對不同時空中制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具有的較大異質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見。新古典主義的約束條件根本不足以表達這諸多的復雜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將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意識形態等制度因素給排除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過度簡單化傾向，而且還克服了其把經濟理論置於抽象時空的歷史虛無主義。
以赫希曼、繆爾達爾為代表的早期發展經濟學家也曾就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進行過個案研究，但由於其主要是從總體上來把握有關變數，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倡導方法論個人主義，認為「對社會單位的分析必須從具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開始」，「『社會』、『人民』、『企業』或『政黨』不是再被認為是『一個像個人一樣行動的集體』」。[7](p.4)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學者也明確指出，「採取這樣的（啟發式研究）方法時，我們不必設想人類經驗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為諸如『國家』和『社會』、『市場』和『經濟集團』或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類籠統的東西。我們可以取而代之地設想交換關系存在於所有社會之中，市場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徵，在行動情況中的角色既面臨約束也面臨機會，約束和機會的存在依靠各種結構的環境所組成的要素之中。」[2]( p.351)對特定環境下個體行為的重視有可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建立堅實的微觀基礎，克服結構主義微觀基礎建構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義過於抽象的不足。
雖然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引入制度作為分析對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義方法的「內核」，具有與新古典主義一樣的靜態和比較靜態的分析特徵。但是，以諾斯和福格爾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則通過對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歷史的考察，更具有動態特徵。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將靜態方法用於分析發展這一動態問題的窘境。
2、在發展的決定因素上
反貧困首先始於對制約發展因素的探討。所以對發展決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依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和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認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決定因素，形成了過分強調資本形成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資本論」。根據這種理論，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源在於資本稀缺。納克斯提出貧困惡性循環理論和納爾遜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則進一步展示了資本不足與發展停滯的惡性互動關系。
但「唯資本論」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在發展中國家資本不足的同時,廣泛地存在著資本低效配置和資本浪費現象。正如麥金農所指出的，「在所謂資本匱乏並且某些特定部門遭受供給瓶頸限制的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卻是過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廠和設備。」新制度經濟學指出，「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發揮作用。制度至關重要。」[2]( p.122)這充分說明，資本不足不是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發達的結果。阻礙發展的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後國家尋租盛行，不僅使生產經營者在提高經濟效率方面的動力消失，而且還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耗費於尋租活動，並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加了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所有這些方面無疑大大削弱了國民經濟的內在實力，並且使得發展經濟急需的投資或者難以形成或者投資方向和結構受到嚴重扭曲。
在猛烈抨擊「國家控制教條」中起家的新古典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嚴重的「政府失靈」，正是「看得見的腳」對「看不見的手」的踐踏應該對糟糕的經濟績效負責。只要政府放棄對經濟的過度干預，讓經濟系統「獲得正確的價格」，市場機制會自動地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靜態的最優必將最終轉化為有效率的動態經濟發展。而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基礎的科斯定理告訴我們：交易是市場的前提。在交易成本為正的現實世界裡，沒有適當的制度，任何有意義的市場經濟都是不可能的。奧爾森也明確指出，興盛的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夠保障個人權利的制度。沒有這些制度，也就沒有人會積極地儲蓄和投資。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則開門見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因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者更確切的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
3、在發展政策上
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結構剛性和資本短缺的結構主義的自然主張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扭曲資源價格進行資本積累，組織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平衡或有選擇的大規模投資，以期藉此走出貧困陷阱。新古典主義則認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後呆在一邊」，經濟就能自然地得到發展。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制度系統。因為①制度通過確定明確的規則，增加了資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減少了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促進了市場更好的運行；②制度通過明確界定產權，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鼓勵了創新和企業家的出現，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③制度通過建立社會活動的基本規則，擴大了人類在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領域的選擇機會，從而進一步豐富了發展的內涵。
特定製度的出現與否取決於對它的需求和供給。D·菲尼認為，「對制度安排變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於這樣一種認識：既然現有安排無法獲得潛在的利益，行為者認識到，改變現有安排，他們能夠獲得潛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變化的供給，取決於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願。」[2]( p138)而弗農·拉坦則進一步闡明了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的互動關系：經濟增長一方面產生潛在的增長利潤，這是對制度變遷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經濟增長也促進了社會科學、組織行為等方面的知識進步，這構成了制度變遷的供給方面。兩方面綜合導致了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發生。可見，拉坦式的制度變遷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鑒於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認為，如果誘致性制度變遷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來源的話，那麼一個社會中制度安排的供給將少於社會最優。所以，由政府推行強制性制度變遷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選擇理論和「諾斯悖論」卻向我們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過安排激勵系統來刺激經濟增長，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為統治者的偏好、意識形態剛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導致政府維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鑒於此，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在促進發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於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現要依靠政府和社會的共同作用，特別是對政府要施加嚴格的限制，即建立一個受限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破除了結構主義「政府萬能」和新古典主義「市場萬能」的幻想，為發展經濟學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為現實的視角。
總之，無論是在方法論上，還是從理論本身涵蓋的內容來講，新制度經濟學都汲取了結構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諸多積極因素，並在自己的框架內進行了富有啟發意義的整合，並在此基礎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發展經濟學微觀實證化，內部各學派之間融合的發展潮流。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發展經濟學真正的復興之路。三、發展經濟學中制度分析方法面臨的挑戰與今後的趨勢
新制度經濟學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讓研究經濟發展理論的學者們刮目相看的同時，其自身也因為尚處於成長階段而又有諸多不足。不可否認,制度是一個涵蓋面廣、內容極為豐富復雜的范疇，對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經濟學的傳統研究領域。與之相適應，有關將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相結合的文獻還顯得駁雜和凌亂，不僅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無統一定義，而且缺乏一個公認的嚴謹邏輯體系，模型化也不夠。在邏輯實證主義依然是檢驗經濟理論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現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計量性差，取得數據的困難，也嚴重阻礙了對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作更為精確和深入地研究，妨礙了其在政策研究領域的定量運用。對發展經濟學來說，將制度經濟學整合進來還需進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構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時，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抨擊新古典是「無制度」分析的制度主義，其本身對制度的內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張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約安排的選擇時，就把立法機構的法律實施水平視為當然；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是將發展中國家的憲政體製作為外生變數來進行分析的。而且，市場本身也是一種制度。但新制度經濟學並沒有從理論上解釋市場何以產生。科斯只是在市場存在的條件下研究了企業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將「市場存在」的假定作為其分析的初始條件。20世紀80-90年代，大量的發展中國家從計劃到市場，迫切需要一個培育市場的理論作為指導，面對這一情況，制度分析至今沒有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對於以上的問題，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貢獻。
另一個重大的挑戰，正如V·奧斯特羅姆等所承認的，是「如何理解人類社會中秩序的本質和建立」。因為「它要求學者及有關職業人士選擇使自己能夠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類社會中所創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決這個難題往往是我們陷入不正當的文化種族中心主義，……相對生活在欠發達社會中的人，生活在發達社會中的人易於表現出強烈的優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話……」[2](pp.334-335)比如，在當今新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學融合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中就表現得非常明顯：錢堂馮實際上認為美國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認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場制度下，經濟才能持續發展。對於今後的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的結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從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出發，考察這些國家的經濟與非經濟的因素對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響，也必將行而不遠。
20世紀80年代勃興的新制度主義分析方法，已經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正如阿羅所說，「新制度經濟學運動」主要並不限於對經濟學的傳統問題給出答案。相反的，他還回答了新問題，即經濟制度為什麼以這種而不是那種方式出現；它與經濟史相融合，帶來了比傳統理論更加犀利的「本原經濟」 的分析。諾斯也說：「我們對制度的嚴肅研究還只是一個開端。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可能對所有這些問題永遠不會有一個明確的答復，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好。」[3](p.36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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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這很符合我國國情,如果一個人經濟利益受到影響,那麼將對他所付出的一切，或目前所處狀態都會受到影響。
經濟是基礎，經濟基礎的改變將會影響上層建築的東西。一個人經濟利益改變證明他所付出的一切的成功與失敗，包括對於個人能力的評價，進而改變職業走向，改變今後生存質量。
I. 經濟對個人有什麼影響
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發展報告：社會與發展—中國社會發展地區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鋼博士(1999a)使用回歸分析技術，根據我國30個省區市1979-1994年的有關數據（共16×30=480個樣本點），測算了發展的初始條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區位條件、基礎設施、資本投入、人口增長、人口質量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用人均GDP增長率表示）的影響。在4個多元回歸方程中，人口增長率作為自變數之一，其回歸系數均為負值，在-0.59至-0.36之間，於是得出結論：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並進而推論：「人口自然增長率只要降低幾個千分點就會明顯促進人均GDP增長」（胡鞍鋼，1999b）。這個結論隨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國家計生委《西部大開發中的人口與發展問題研究報告》等）。
我們試用1998年的數據來檢驗上述結論。1998年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比1997年下降0.53個千分點（註：從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麼，根據上述推論，1998年的人均GDP增長率應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資產比1997年增長13.9%）。但實際情況是，按可比價格計算，1998年人均GDP增長率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個百分點（註：1997年人均GDP增長率為7.7%。）！由此看來，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絕非如此簡捷明了，更不會「立竿見影」。胡鞍鋼博士的上述結論值得商榷。
2 經濟學理論的「矛盾」
作為一種強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歸分析應該以定性分析為先導，回歸分析的結果也應該用正確的理論來解釋。在發現人口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回歸系數為負數後，由於胡鞍鋼博士沒有分析二者之間內在作用的因果關系，因而從經濟學的意義上看，所得出的結論缺乏說服力。
迄今為止，人們對人口與經濟關系之間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對人口增長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及作用幅度與方向）還沒有達成共識。關於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型，即馬爾薩斯派和反馬爾薩斯派。
馬爾薩斯派的主要觀點是，人口增長會導致勞動生產率降低，生態環境退化，社會總儲蓄減少（率下降），從而不利於經濟增長。盡管技術進步速經濟增長，但是，如果人口無限制地增長下去，那麼，技術進步的步伐將最終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從長期的觀點看，人口增長阻礙經濟的增長。
反馬爾薩斯派則認為，人口增長可能在短期內會不利於經濟增長，但從較長的時期看，人口增長將最終促進經濟增長。首先，人口增加將增加勞動力供應，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壓力的存在將激發技術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第二，「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較多的人口可能產生更多的知識與技能，科技進步正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資源優勢，較大的市場規模必將產生「規模效應」（註：前些時候，有的學者曾在某大報上著文，強調人口多對我國當前擴大內需的積極作用。）。
3 統計方法應用的「陷阱」
統計分析，尤其是基於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數據（所謂時間序列橫截面數據）的分析充滿了「陷阱」。
在胡鞍鋼博士的回歸分析中，有一個潛在的基本假設條件：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單向的，人口增長本身不受經濟增長的影響（註：用計量經濟學的術語講，人口增長應該是一個外生變數．在以經濟增長為因變數，以人口增長（及其他變數）為解釋變數（或自變數進行回歸分析時，由於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變數的回歸系數必然是有偏估計，不能反映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真實影響。）。很顯然，這個假定靠不住。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是雙向的，人口增長必然要受到經濟增長的影響，並最終取決於經濟增長（註：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國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經濟發展嚴重受損，人口增長率因此急劇下降，甚至負增長。），人口自身的生產必須與物質資料的生產相適應。因此，把人口增長作為自變數，把經濟增長作為因變數，進而計算得到的回歸系數是不正確的，不能正確反映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作用的方向與強度。因此，胡鞍鋼博士的4個回歸方程並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這個結論。
從統計學的意義上講，任何兩個變數在數量上的變化都可能呈現某種「相關」的關系，但如果不對這種「關系」的內在作用做認真科學的分析，很可能導致錯誤的結論。「規律性的現象」並不就是規律本身！「相關關系」不等於「因果關系」。試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改革開放以來，教師收入增長很快，環境污染也越來越嚴重。教師收入與環境污染這兩個變數之間並無必然聯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進行回歸分析，那麼就會得到教師收入增長不利於環境保護的荒唐結論。
4 統計水分的「迷霧」
統計數據存在系統誤差，使分析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十分困難。
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體制方面的原因，我國的人口統計數據和經濟統計數據與實際情況均存在較大誤差。據估計，計劃生育統計報表的水分約為30～40%。有人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長數據可能還存在一定的漏統。
與人口統計數據相比，經濟統計數據的水分更大。據2000年2月3日的《中國經濟時報》，連續兩年獲湖北省「十強縣市」的丹江口市的經濟統計數據水分極大（見下表），GDP和鄉鎮產值高報幅度分別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諱言，這種虛報經濟增長指標的現象在全國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經濟數據統計水分
附圖{圖}
說明：「1998年統計水分」的計算中有一個假定，即：1999年有關經濟指標的實際值與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經濟有所增長，那麼，實際的統計水分將比以上計算值更大。
經濟統計數據高報、人口統計數據低報，勢必人為造成（或加劇）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的負相關關系。目前，我們還很難計算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的數量關系。換句話說，即使我們能夠確定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定性關系，在計算定量關系時也沒有太大的把握。
5 實證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為迎接開羅「人發」大會的召開，聯合國秘書處經濟和社會事務司（註：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開了專家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法國學者Blanchet運用世界各國的歷史數據做過類似的分析。
其回歸結果表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口增長率與人均GDP增長率出現強烈的負相關，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顯著聯系。雖然這項研究結果得到許多其他研究的驗證，但是，Blanchet認為，這些分析並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後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負作用。相反，他認為，回歸系數為負，意味著增加經濟活動人口（註：總人口與經濟活動人口高度相關。）將使社會總產出下降，這很難從理論上得到解釋。因為在較短時間內，大致可以認為資本總量、自然資源的數量和質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變，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不可能為負值。Blanchet還用實例說明，即使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內在作用機制不變，人口增長率的回歸系數的符號和數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時期為正，在另一時期為負，在某一時期甚至接近於零。
6 結論
在我國（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控制人口增長有利於經濟發展，這一點毋庸質疑。但是，現有的研究還不能完全揭示人口與經濟相互作用的內在機制，尚不能准確反映人口變動與經濟增長有關指標的數量關系。正如一些學者（註：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經常出現樣本有限、數據質量不佳、定性分析失當、定量分析欠妥等問題，對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人口增長率下降的後果（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的研究還很不夠。因此，從提高人均GDP的願望出發，提出人口增長的控制目標，是不合適的。
胡鞍鋼博士的這項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嘗試，我們願意與胡鞍鋼博士一道，繼續探討我國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
後記：在本文剛剛完成後，我們看到了西部某地計生委的一個立項報告。該報告說明項目實施後，每年可使當地的人口增長率降低2個千分點。因為「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所以，控制人口增長可以使當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億元（這個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長率下降幅度×0.36×總人口）。未來幾年，這個地區的人口增長率仍有下降的空間，但GDP是否能增加xx億元，我們期待著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