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界影響

『壹』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現代經濟的影響（論文）

農業超額剩餘價值與工業超額剩餘價值不同
產生的原因不同。工業中的超額利潤是通過個別企業採取先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個別生產價格低於社會生產價格而得。但當其他企業也採用先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時，這種超額利潤就會消失。因此工業中的超額利潤只是一種暫時現象。而農業中的超額利潤則不同，它是以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為基礎的，優、中等地被農場主租種後，就會壟斷其經營權，從而阻礙了農業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從而穩固獲得超額利潤；②產生的條件不同：工業中的超額利潤只有先進企業才可以獲得，因為工業品的社會生產價格是由中等條件決定的；而農業產品的社會生產價格卻不是由農業中的平均生產條件決定，它必須由劣等地的生產條件決定，而經營劣等地的農業資本家也要獲得平均利潤。

經濟發展要靠良好的經濟秩序

—淺論商業信譽和商業道德的建立

上個世紀初，西方商業經歷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期，確立了一個牢固的信條，就是明碼標價、童叟無欺。童叟無欺這個信條在中國人頭腦當中是根深蒂固，因為我們的傳統道德是人以理自信。古話說「人無信不立」，可見中國人歷來強調信譽對於做人的意義。不過，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上信譽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程度是不同的。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信譽的作用也愈益重要。現代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對於現代市場經濟來說，守信行為才能保證交易能夠進行、經濟能夠運轉。但是，十分可惜的是，到了上個世紀的末年，情況發生了變化，這個時候商業意識、現代意識進入到了中國人的頭腦中，但是童叟無欺卻沒有進去，而且明碼標價也做得很不全面。

比如這樣一個場景：我到樓下的一個小雜貨店買一罐飲料，五塊錢。我把五塊錢交給這個雜貨店老闆，我要出門。這時候那個老闆說我沒有給錢。這時應該怎麼辦呢？可能許多人沒有面對過這樣的情形，因為其實這樣的情形一般是不大會發生在雜貨店裡的，更有可能的事實是：我在某一個大街上買了點香蕉，本來應該出五塊錢，結果被迫出了十塊錢。

這是為什麼呢？道理很簡單：因為雜貨店和路攤的客源性質是不同的。雜貨店的老闆欺詐，顧客不但不會再買東西了，還會告訴他的鄰居，那麼他的鄰居也不會去買東西了，那麼這個雜貨店就失去了客源。經營者當然明白這個道理。

因此，我想說的是，市場經濟秩序的基礎是信譽。

在傳說中的原始狀態下，人們之間沒有交換，也就不會發生信譽問題；即使發生了一些偶然的交換，在這種物物交換中，信譽也不是一個重大問題。在市場經濟發展早期階段的小市場上，普遍實行的是現金交易，即使有一些靠未來付款的信用承諾支撐的信用交易，但由於這種市場小范圍的性質，人們不大可能互相欺騙。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現代市場經濟的交易通常發生在整個民族國家乃至全球化的市場上，欺騙就變得方便多了。因此，我們必須找到一種使這種交易能夠長久持續下去的動力和中介－信譽。失去了信用，交易的鏈條就會斷裂，市場經濟也就無法運轉。隨著我國加入WTO，國內市場的國際化是大勢所趨，中國面對的將是全方位的國際競爭。而讓人憂慮的是，目前我國市場上的商業信譽狀況遠遠不能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我們的商業秩序非常混亂，我們的商業道德非常差。例如企業間簽訂的合同履約率極低、債務人大量逃廢債務、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企業進行虛假廣告等行為屢見不鮮。許多人可能都有這樣的心理：我們去醫院看病的時候，經常懷疑我們拿的葯是真的還是假的，擔心別人給我們打針的針頭是第一次使用還是回收的；我們去買肉的時候，也經常擔心這肉是不是注水的；當我們受雇一個老闆的時候，都擔心他到時候會不會給我們發工資；當我們雇一個人給我們打工的時候，我們也擔心他會不會把公司的東西拿走，帶到自己家逃跑了；我們借給別人借錢的時候，擔心他不還錢…… 可以看出，我們國家當前的情況下，商業道德、市場秩序非常不盡人意。我想，可以說，中國的經濟面臨著「信譽危機」。

一個市場經濟要有良好的市場秩序，而這個秩序則是要建立在一個良好的信譽機制之上的。而我想，建立信譽制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長期的預期。

說的明白一點，就比如：一個人的行為與他的生命預期有關。假如他預期我只活一個禮拜，他發財最好的辦法是什麼呢？也許他會去搶錢包。犯罪是要判刑的，但是他無須擔心這些事，因為法院還沒有來得及開庭，這個人就已經死了，那麼他還何必在乎法律呢？但如果他預期要活很長很長的時間，他也許就不會這么做了。一個人的生命預期越長，他的行為就越規范，他就越願意堅持兌現自己的承諾。因而我想，我們可以把信譽歸結為這樣一個東西，信譽就是人們為了獲得長遠利益而犧牲眼前利益。要讓一個人、一個企業重視自己的信譽，一定要讓他們有一個長期預期，也就是讓他們意識到他們能夠「存活」很長的時間，因此要有一個使自己長遠的發展東西—信譽。

我認為，建立和完善信用制度是個系統工程，當務之急是要制定出一套制度使全社會形成「失信寸步難行」的良好環境和信用秩序。我想應該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

1。動員受損失方積極捍衛自己的利益

許多欺騙是發生在消費者不知產品根底的情況下，也就是銷售商隱瞞了一些「私有信息」。而作為消費者，他們需要購買的商品成千上萬，不可能對每一種商品的信息都了如指掌。因此這時候就需要一些提供信息的機構或體制來幫助他們，同時進行組織，使他們團結起來自我保護。如各地的消費者協會等一類組織，有些國家銀行業所採取的「黑名單制度」也值得仿效。如果易受侵害的方面都能積極行動起來維護自己的利益，欺詐行為的活動空間就會大大縮小，「伸手就被捉」的可能性也會大大增加。但光是動員受損失方積極捍衛自己的利益還是遠遠不夠的，畢竟消費者只是弱勢的一方，只是自己保護自己，而不使加害方的失信成本大幅度增加，還是難以達到目標。而要提高加害方的失信成本就要依靠法律的手段來達到－完善規章制度。

2。完善產權制度

應該提高售假等行為的成本，使違規違法者在經濟上受到損失。而為了提高失信和欺騙行為的成本，必需要有健全的法規。沒有完善的產權制度的經濟不會是一個講信譽的經濟。產權制度就是使人們有一個穩定的長期、預期的制度。能夠使得一個人幹了壞事，就一定會受到壞事後果的懲罰；如果他做了貢獻，就一定能夠得到回報。如果一個人做的事，後果不一定會由這個人承擔。這時候的他也許就會有積極性去追求一種短期的利益。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目前的產權制度下，欺騙、不講信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發達國家的人們都比較講信用，我想這不是種族原因使然。文化背景和道德規范固然有一定的關系，但主要的還是因為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國民信用體系比較完善，人們不敢以身試法，如此日積月累，才能成為社會的風尚和習慣。良好的道德風氣應該建立在制度的基礎之上。所以，第一點，如果我們要有良好的信譽制度、市場秩序，我們必須有一個良好的產權制度。

有人也許會說，中國現在大量的民企、私營企業也不講信譽，也在坑蒙拐騙，他們已經有自己的產權，為什麼他們還不講信用呢？而這正是我想說的第二點。

3。 規范政府行為

要規范市場一定要規范政府行為。

假定我們已經完善了制度，但是如果政府任何時候有權利來宣布這個企業做這個是違法的、做那個是違法的，今天能幹、明天不能幹，一個私人的企業家也沒有一個穩定的預期，所以他也會追求短期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政府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著個人的行為。現在我國的情況，我們的民營企業、私營企業對自己的未來並不充滿信心，他們並不預期自己企業做大之後，做好之後，有了信譽之後可以收回果實了。所以他們和國有企業一樣，也就免不了要追求短期的利益。我們的有些政策是模糊的，是不透明的，這樣使得政府的官員本身享有了好多權力，他們可以用這些權力來去干涉企業。那麼由此導致民營企業本身也不會重視信譽。

如果買了一輛富康車沒有一個月，政府突然宣布富康車不能上長安街，那人們會有什麼行為？辦了一個飯店，如果預期政府可能明天就要關閉這個飯店的時候，店主為什麼不宰一刀？所以我想，規范市場一定首先要規范政府，沒有規范的政府行為不會有規范的市場行為。

4。 建立良好的信息傳輸體制

建立一個良好的信譽制度、市場秩序，要有一個好的信息傳輸體制。

回到我們前面的例子，這個雜貨店的老闆不敢騙人，是因為他一旦騙了人，這個信息很快傳給好多人。假如他騙了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那麼他為什麼不這樣做呢？所以我想信息的傳輸是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說，我們一定要讓那些欺騙行為的信息盡快在市場中傳輸，傳輸得越快市場秩序的建立就越容易。因為我們現在面臨的社會和我們過去的社會是不一樣的。我們的交易對象經常只見一次面，我們大概不會每天都在一個商店買東西，或者不會只向一個人買東西，我們要跟好多人進行交易。這樣的話，欺騙行為被下一個可能交易的人知道就非常重要。

為什麼在現代都市裡建立信譽要比鄉村社會困難的多？我想「閑言」是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傳輸機制。所以我們在現代社會里邊怎麼能夠製造這樣一個機制就非常重要。

5。 減少政府部門的交易行為

建立信譽也要求盡量減少政府部門的交易行為。

第一個例子中的雜貨店老闆之所以不騙人，是因為騙了之後顧客會心疼，以後就不再買東西。但如果顧客沒有感覺，他自己買東西被騙卻不在乎，那麼我想這個老闆當然不會講信譽。而政府買東西就是這個意思。買東西的人對欺騙之後他本身並不受損害，因為他是給別人買東西，他不是給自己買東西。所以，我們看到的是買東西的和賣東西的合謀起來。現在有那麼多回扣就是與這個有關系。所以說，如果政府部門作為一個重要的消費者、購買者，在這個事實下的秩序也就很難建立。因此我想應當盡量減少政府交易行為，或說價格操縱於人的手上的交易（如通過電腦等進行無法作弊的交易，透明度會高很多）。

我想這是我們要建立一個良好的市場秩序、一個信譽制度需要解決的四個最重要的問題。

「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優化市場發展環境」這是近年來中國經濟界使用頻率最多的一句話。因為，市場經濟秩序和發展環境，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我們中國現在的市場秩序是比較糟糕，看看歷史，在那麼多年之前我們就有了契約關系。現在是新的世紀，和一百年前相比，現在中國的商業道德基礎可能不會比那時候更好。比如說山西票號，作為中國最初的現代銀行，它們有多少壞帳；再看一看現在的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等等，他們又有多少壞帳呢？「山西票號」在一百幾十年前還是借貸，已經發行我們現在的支票，他的分支店分支機構遍及國內外，那時候沒有中央銀行審批單，誰都可以開銀行，但沒有欺騙。為什麼我們現在管制越來越多欺騙也越來越多，這個問題本身就值得我們深思。建立信譽變成每一個人的最優選擇不是靠幾個口號就能解決的，我們應該實實在在的在制度上、在體制上、在政策上有大的動作。
這是我參考了一些資料才寫出來的，希望對你有幫助。

『貳』 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第一、次貸危機主要影響中國的出口。

次貸危機引起美國經濟及全球經濟增長的放緩，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不容忽視，而這其中最主要是對出口的影響。2007年，由於美國和歐洲的進口需求疲軟，我國月度出口增長率已從2007年2月的51.6%下降至12月的21.7%。

第二、我國將面臨經濟增長趨緩和嚴峻就業形勢的雙重壓力。

實體經濟尤其是工業面臨巨大壓力。而大量的中小型加工企業的倒閉，也加劇了失業的嚴峻形勢。
最後，次貸危機將加大中國的匯率風險和資本市場風險。

為應對次貸危機造成的負面影響，美國採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弱勢美元的匯率政策。美元大幅貶值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匯率風險。

(2)經濟界影響擴展閱讀：

次貸危機危機特徵：

全球「次級抵押貸款危機」，由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動盪引起的金融危機。一場因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被迫關閉、股市劇烈震盪引起的風暴2007年8月席捲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

連續加息引爆「定時炸彈」：

1、引起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風暴的直接原因是美國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場持續降溫。次級抵押貸款是指一些貸款機構向信用程度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

2、在前幾年美國住房市場高度繁榮時，次級抵押貸款市場迅速發展，甚至一些在通常情況下被認為不具備償還能力的借款人也獲得了購房貸款，這就為後來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危機的形成埋下了隱患。

『叄』 次貸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相關問題

美國次貸危機牽累世界經濟http://www.cnhubei.com/hbrb/hbrbsglk/hbrb09/200809/t427222.shtml

譚雅玲、劉煜輝談美次貸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0803/33233.html

次貸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分析（上）http://www.drcnet.com.cn/DRCnet.common.web/DocViewSummary.aspx?docid=1716577&chnid=34&leafid=100&gourl=/DRCnet.common.web/DocView.aspx

次貸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分析（下）http://www.drcnet.com.cn/DRCNet.Common.Web/DocViewSummary.aspx?ChnID=34&LeafID=100&DocID=1716120&gourl=/DRCNet.Common.Web/DocView.aspx

美國次貸危機是一場新型的金融危機，其產生的內在機理是金融產品透明度不足、信息不對稱，金融風險被逐步轉移並放大至投資者。這些風險從住房市場蔓延到信貸市場、資本市場，從金融領域擴展到經濟領域，並通過投資渠道和資本渠道從美國波及到全球范圍。

國際經濟界多數意見認為，雖然次貸危機給世界經濟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但並不能據此判斷會引發全球性經濟危機。IMF最近表示，國際金融市場動盪的形勢尚在"可控制范圍內"。但也有少數人認為，次貸危機有可能導致本輪世界經濟繁榮周期發生逆轉。索羅斯認為，次貸危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60年內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是美元作為世界貨幣時代的終結。英國《金融時報》評論家沃爾夫 (Martin Wolf)將次貸危機視為盎格魯-撒克遜金融體系的危機。美國經濟學家羅比尼(Roubini)則認為，美聯儲的連續降息舉措難以阻止美國經濟陷入衰退。

根據所掌握的資料來分析，筆者認為，世界經濟衰退可能性是存在的，由於次貸危機尚未見底，其不確定性風險更值得警惕，其對全球經濟金融的影響也不可低估。

流動性過剩與次貸危機
在經歷了連續四年的高速增長之後，世界經濟在2007年出現了調整跡象，經濟增長放緩的壓力和通貨膨脹的威脅同時出現給世界經濟的前景蒙上了陰影。泛濫的流動性推動了世界經濟的增長，也助漲了全球商品、金融市場的資產價格。價格的高漲使得通脹在全球蔓延；過於泛濫的流動性則放大了全球投資者的"自信"，帶來全球信用的膨脹。就根本而言，次貸危機的根源在於貨幣緊縮政策的時滯和全球的流動性過剩。
貨幣緊縮政策時滯

"9·11事件"發生以後，美國經濟增長放緩。為了刺激經濟增長，美聯儲連續 13次降息，逐次調低到1%。此舉雖然對經濟增長起到了刺激作用，但其副作用也不容忽視。一方面，實際利率過低令國內信貸尤其是房地產貸款膨脹，增加了美元供給；另一方面，低利率令美元貶值，為全球流動性泛濫埋下隱患。

事實上,次貸危機爆發的真正原因在於美國貨幣緊縮政策的時滯效應。針對房價企高等經濟過熱表現,美聯儲連續17次加息,基準利率從1%上調到5. 25%。伴隨著美國利率的不斷提升，政策的累積效應逐步積累沉澱, 使得信用等級較差的客戶開始出現無法承受貸款負擔的狀況。為避免壞賬進一步增加,貸款機構收緊銀根，從而使貸款客戶的資金狀況更加惡化,被激化的壞賬通過證券化鏈條傳導給全球金融市場和投資者,最終引發次貸危機突然大規模爆發。

全球流動性過剩

導致危機影響規模異常嚴重的原因則是全球流動性過剩。全球經濟的失衡、美元貶值、低息政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使用則是全球流動性泛濫的主要原因。對於次級貸款市場而言，一般貸款機構出於謹慎考慮會採取"惜貸"的原則。本來其貸款客戶是資信等級較差的，但是在全球資金供給過剩的背景下，通過次貸證券化的手段讓貸款機構獲得了充足的資金來源，而房價的持續上漲則讓貸款機構忽視風險，肆意降低了貸款審核標准。貸款標准降低，貸款規模過度擴大，再經由證券市場傳導給全世界投資美國次級貸款證券的投資者，最終演繹成為全球的潛在金融風險。

金融市場多米諾骨牌效應

美聯儲為刺激經濟，在多次降息的同時放鬆金融管制：一方面，降低信用標准，鼓勵商業銀行向信用等級低的借款者放款；另一方面，允許金融機構以低成本的借貸投資於高風險資產，允許投資銀行為擴大利潤來源不斷設計結構復雜、高杠桿的衍生品提供給客戶，對沖基金大量涌現。衍生品市場在提供流動性和分散風險的同時，也使得各類金融機構以流動性為鏈條捆綁在一起；一旦鏈條某個環節出現問題，便會引起連鎖反應。

美國經濟步入景氣收縮期

隨著次貸危機的爆發，更多的骨牌開始倒下。市場也開始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充裕的資金似乎在一夜之間消失殆盡。美國經濟面臨通貨膨脹、房地產市場萎縮、信貸緊縮等一系列問題。這場危機並沒有止步於金融市場，而是通過多個渠道影響到實體經濟。

美國經濟增長模式的終結

次貸危機標志著美國27年來以"美元擴張、資本市場擴張、雙赤字擴張"的國民負債增長模式的終結。在過去五年推動美國地產價格上漲的因素既不是社會財富總量擴張、貧富差距拉大、兩位數通貨膨脹（如俄羅斯），也不是因為大量移民湧入（如紐西蘭），更不是經濟高速增長、人口城市化、土地供給稀缺（如中國），而純粹是因為金融創新所帶來的"虛假需求"，所以這次危機的爆發對美國的房地產需求無異於"釜底抽薪"。

表面上看，由次貸危機引發的衰退是信用收縮造成的消費低迷、經濟減速。但危機背後反映的都是"全球金融機構借錢幫助美國中低收入者購房"的美國債務/ 消費模式的結束。長期以來，美國以雙赤字為基礎，不僅通過借錢來維持本國的消費，而且通過借錢來維持本國的投資，其財富總體消耗遠遠超出財富創造能力所能支持的范疇。次級債及相關金融創新雖然把負債增長的美國繁榮模式發揮到極點，同時也標志著從里根時代開始的以美元信用的外部擴張和美國資本市場的內部擴張為基礎，通過巨大的財政赤字、貿易赤字以及吸引國際資本流入來推動的長達27年的繁榮模式，很可能難以為繼。

美國經濟已陷入衰退

次貸危機導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似乎已經確定無疑，惟一不確定的僅僅是衰退的程度。

2008年伊始，美聯儲在短短8天連續降息125個基點；3月18日美聯儲又降息 75個基點，使聯邦基金利率下調至2.25%，但是這種調控行為只能在短期減緩全球金融市場的動盪，長期內難以扭轉美國的經濟頹勢。歷史上這種連續大幅度的降息是很少見的，這說明美國經濟的確是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

目前較為客觀的預測是2008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將只有2%，遠低於2007年年底 3.1%的預測值。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經濟數據也顯示，次貸危機仍在惡化，並正外溢至美國經濟各個方面，沖擊到美國經濟整體走勢。在樓市降溫、次貸危機惡化、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近期美國失業率也陡然上升，成為美國經濟不容樂觀的最直接徵兆。2007年12月美國的失業率升至5%，為兩年來新高；而新增就業人口僅1.8萬人，是2003年8月以來的最低水平。美國勞動部近期公布的2月份失業率為4.8%，仍居高不下。從上世紀90年代初和本世紀初兩次經濟衰退的歷史經驗看，在衰退發生之前，失業率都出現較大幅度上升。從2007年3月份觸底以來，目前美國的失業率已經上升了60%；從50多年來的情況來看，一年之內出現如此高的升幅通常都是經濟衰退的徵兆。美國供應管理學會(ISM)公布的3月報告顯示，美國製造業活動指數在1月份小幅上升之後2月份轉而下降至48.3，為2003年4月份以來的最低水平，並且還伴隨其他一些不利的情況。類似的情況曾在2001年預示了美國經濟衰退的到來。

最令人擔心的是，美國經濟最糟糕的時刻可能還未到來。按照美國次貸放貸時間推算，拖欠還貸的高峰期應在今年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因此現在所暴露出來的次貸損失，可能只是世界金融體系總體損失的一小部分，次貸危機並未觸底。

全球經濟面臨滯脹威脅

次貸危機對全球經濟最根本的影響在於，它將改變全球政策目標結構並帶來各國經濟周期的錯配，使得偶然的"優質博弈均衡"無法繼續維系，如果沒有深度的貨幣政策協調與合作，各自為政的貨幣政策調控將帶來全球經濟滯脹的"劣質博弈均衡"。

美國貿易進口萎縮

次貸危機釀成全球危機的渠道之一是國際貿易，美國經濟下滑和市場疲軟將通過國際貿易渠道影響全球經濟。美國是全球最重要的進口市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將會降低美國的進口需求，這將導致其他國家出口減緩，進而影響到這些國家的 GDP增長。這對那些依靠凈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國家或地區如德國、加拿大、墨西哥、東亞新興市場國家、石油輸出國等的影響尤為顯著。此外，美元大幅貶值將會損害其他國家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特別是那些與美國出口商品構成同質性競爭關系的國家和地區如歐盟和日本。

資本"亂流"

次貸危機會加大全球資本流動的波動性和不確定性。從短期來看，為了彌補虧損，緩解資本充足率壓力，美國金融機構紛紛從全球市場抽回投資；同時，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也加大了對美國金融機構的投資力度，國際短期資本的流動方向是從其他國家流入美國。

從中期來看，美國金融機構為了重新盈利，以及美聯儲繼續降息和美國經濟持續疲軟，將會導致國際短期資本從美國流向新興市場國家進行套利，從而助漲新興市場國家的資產價格。

從長期來看，一旦次貸危機塵埃落定，美國經濟觸底反彈，美聯儲重新步入加息周期，美元幣值轉跌為升，國際短期資本將會重新由新興市場國家迴流美國。最後這種情景尤其需要引起關注，因為發展中國家的歷次金融危機，往往發生在美元加息和美元升值之後。

世界經濟增長減速已成定局

從目前獲得的統計數據和研究機構的預測報告看，雖然對世界經濟是否陷入衰退還存在疑問，但2008年世界經濟增長出現減速已成為定局。

2007年，主要工業國家增長減速，由於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繼續保持強勁增長，並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美國經濟增長放慢的不利影響，世界經濟依然保持快速增長。2008年，世界經濟是否出現衰退主要看新興市場經濟的表現。

新興市場金融風險加大

次貸危機下，新興市場可能面臨更大的金融風險。部分亞洲國家1997年金融危機後的一些做法可能成為下一次危機的誘因。比如，亞洲國家當前的巨額外匯儲備的確增強了抵禦金融市場動盪的能力，但同時也給各國帶來了資本大量流動的風險。亞洲國家的投資者越來越傾向於在相對安全的西方發達國家投資。聯合國亞太經社理事會、雷曼兄弟公司等權威機構報告指出，最近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資本外流的危險有所顯現，再次爆發貨幣危機的可能性上升。據世界銀行統計，2005年東亞經濟體（除中國、日本和中國香港以外）內部儲蓄和投資金額佔GDP的平均比重分別降至30%和25%以下，創下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摩根斯坦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也認為，高風險抵押貸款就如同當年的互聯網，可能" 刺破"全球的資產泡沫，而土耳其等高負債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可能首當其沖。

隨著中國開放程度的加深，中國經濟參與世界經濟和全球化的程度也隨之加深。因此，一旦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中國經濟也將會有所影響。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其一，美國進口需求下降將會造成中國出口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到經濟增長和就業；其二，一旦美元大幅貶值，將會造成中國巨額外匯儲備的國際購買力縮水；其三，美國步入降息周期，將會加大中國使用加息來遏制通脹的難度；其四，美國經濟衰退，將會加大國際短期資本出入中國的規模和頻率，加劇國內金融風險。

全球性通脹

當前，無論是處於經濟周期由高及低的發達國家，還是在經濟周期持續上揚的新興市場國家；無論是處於降息通道的美國，還是按兵不動的歐盟和日本，甚至在實施從緊貨幣政策的中國，通貨膨脹隨處可見。不難斷言，當前的通貨膨脹很大程度上歸結於總供給曲線移動帶來的全球性通脹。

亞洲國家和地區的通貨膨脹都達到近年的最高水平。中亞地區2007年通脹水平已經接近9％，南亞的通脹水平達到6％，東南亞是5％左右。2007年11月美國CPI 環比上升0.8%，同比上升4.3%，創下2005年9月以來的最高升幅；而11月PPI更是上升3.2%，單月升幅達到1973年8月以來的最高水平，今年1月份又上漲1%，大大超過市場預期的0.4%。歐元的升值和石油價格上漲，也使歐洲的物價水平上漲頻頻突破2％的警戒線。在油價不斷攀升的形勢下，對通脹水平的下降似乎不能過於樂觀。

同時，次貸危機後的應對政策也助長了全球通脹的發展。由於次貸危機產生的信貸緊縮，美聯儲和歐洲央行等貨幣當局沿用了應對網路經濟泡沫破滅和"9·11" 事件後的救市操作，採用了注入流動性和降息的辦法。比如，2007年12月20日歐洲央行採取了最有力的一次行動，其向市場輸入的3486億歐元兩周期貸款創下了單次"輸血"的最高紀錄。美聯儲則在次級信貸危機之後連續性降息，僅今年頭兩個月內就連續降低200個基點。美聯儲等西方主要經濟體5家中央銀行 3月11日宣布，決定採取聯合措施向金融系統注入資金。這是西方央行在過去3個月里第二次聯手應對信貸緊縮問題。這種應對措施雖然在短時間內緩解了次貸危機帶來的流動性急劇緊縮的問題，卻助長了全球通脹的勢頭。

滯脹--全球經濟的隱憂

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可能同時出現的局面引發了對於全球經濟陷入滯脹的擔憂。本輪的通貨膨脹很大程度上由流動性泛濫引發商品價格高企所致，對於很多國家而言，主要表現為輸入性的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就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而言，經濟衰退導致的有效需求下降將會使物價水平下調，從而使貨幣政策在抑制通貨膨脹和促進增長之間權衡；而對於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而言，衰退產生的需求下降則可能起不到應有的作用，從而導致滯脹的產生。

接下來的幾年內，在全球經濟陷入衰退的情況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還有可能持續上漲，輸入型通脹的壓力還會進一步上升。決定大宗商品價格的重要因素-- 美元匯率仍然可能支撐價格走高。如果全球商品價格繼續處於高位，許多國家輸入型通貨膨脹的格局將會延續，從而加大滯脹的可能性。

『肆』 求中國經濟界知名人士介紹

張五常(Steven N.S. Cheung) 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 經濟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 張五常教授1935年生於香港，1959年到洛杉磯加州大學經濟系跟從現代產權經濟學創始人阿爾奇安學習，1963年―1967年攻讀博士學位，1967年到芝加哥大學跟從科斯做博士後研究，1969年為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1982年起擔任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教授。張五常教授的理論主張往往在學術界引起廣泛爭議。主要著作有《佃農理論》（英文1969）、《社會成本的神話》（英文1978）、《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英文1982）、《賣橘者言》（1984）等等。一方面，張五常教授在理論上下過苦功，「由淺入深、由深轉復雜，再由復雜轉深、再轉淺，來來回回好幾次」，已把價格理論咀嚼透爛。另一方面，張五常注重案例研究，大量時間用於現實問題的實踐調查，多年礪煉，使他的學術素養和對現實問題的把握渾然一體。 錢穎一(Yingyi Qian) 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 經濟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 錢穎一教授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發表4篇論文，僅僅2006年，錢教授就有3篇學術文章發表，說明錢教授始終站在學術研究的前沿。錢穎一教授在清華大學數學專業本科畢業(1981年)，先後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碩士(1982年)、耶魯大學運籌和管理科學碩士(1984年)、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1990年)。現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第一副院長, 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曾任教於美國斯坦福大學和馬里蘭大學。主要研究和教學領域：組織和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對於中國未來所面臨的經濟改革中出現的重多機遇與挑戰，錢教授反對單一漸近式說法, 堅持漸進與激進並行的觀點。 郎咸平（HP Lang, Larry） 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 經濟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 郎咸平在國內的知名度極高，堪稱 林毅夫 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 經濟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 林毅夫教授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第一位從西方學成歸國的經濟學博士，是中國大陸第一位運用規范的現代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也是國際經濟學界公認的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學者之一。林教授是197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W?舒爾茨教授的關門弟子。是改革開放以後第一位在權威的經濟學雜志《美國經濟評論》和《政治經濟學雜志》發表論文的中國大陸經濟學家，也是到目前為止在國外經濟學期刊中發表論文最多的一位。他一直主張市場取向的改革，認為只有實行市場經濟，理順市場價格體系，形成比較充分的市場競爭環境和信息指標體系，才能為國有企業改革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鄒恆甫（Zou Heng fu） 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 經濟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 鄒恆甫教授說過喜歡做兩件事：一是教書，和學生在一起；第二就是很痛快地讀書，主要是歷史和哲學。1992年，鄒恆甫博士一手創辦了武漢大學高級經濟研究中心，開辦了國際數理金融和數理經濟系兩個班，開始了中國經濟學教育改革試驗。這兩個班採用英文原版教材，教學與國際慣例接軌。中心向全球一流大學經濟系輸出很多中國經濟學博士生，鄒教授的行動贏得了經濟學同行之間的佩服和尊重。鄒恆甫對於教育所做的貢獻，首先不愧於他作為一個學者的本職。他創辦了我國第一本經濟學英文期刊《經濟學與金融年刊》，該刊成為國際經濟學主流刊物之一。 吳敬璉（Wu Jing Lian） 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 經濟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 吳敬璉教授給人感覺是一位公正、睿智、博學、為民請命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他的主要歡迎人群平均分布在男女老少之中。讓人「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他是一個睿智和良知兼備的中國學者，他也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高貴品格。但也有人把近幾年中國股市的不景氣部分歸罪於他。由於歷史等多種原因，吳敬璉教授並沒有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但是他仍然是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對中國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和經濟與社會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他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適時轉變到整體改革戰略，規劃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路徑，論證發展民營經濟、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必要性。 張維迎(Zhang Wei Ying) 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 經濟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張維迎教授可能是挨罵最多的經濟學家，什麼「資本家的乏走狗」，什麼「屁股決定腦袋」，一時間學術爭論和人身攻擊的界限被徹底地模糊了，但是那些罵張維迎教授的人，至少有90%沒有完整地讀過張維迎的一篇文章。從1984年至今的20多年裡，張教授張從事產權和企業理論的研究是一貫的，長期的。張教授還應該算作是將「博弈論」（Game Theory）引入中國的開山之人，做了大量有關博弈論「傳道授業」的工作。 李稻葵(Li, David D) 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 經濟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 除了經濟學業內人士, 知道李稻葵教授的人很少。「一個經濟學者在公眾空間，要以一種理性的形象出現，要用理性的話語討論問題，這是一個嚴肅經濟學者的風范。」李教授發表評論的同時也定義了自己。李教授198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管理信息系統專業，獲學士學位，1992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經濟學)學位。先後擔任安娜堡密西根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國家研究員、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現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陳志武（Chen Zhi Wu） 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 經濟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 陳志武教授是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耶魯大學金融學博士，華爾街對沖基金公司的首席投資經理，金融學和金融資產定價領域最具有創造力和最活躍的學者之一，獲得過美國默頓.米勒（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研究獎、芝加哥期權交易所研究獎等多項重大獎勵。陳教授是金融經濟學、財務學理論、證券定價、新興資本市場方面的專家。最近幾年，陳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轉型過程中的市場發展和制度機制建立的問題。「什麼制度機制對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必要的」？「金融創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這些都是陳博士研究關注的問題。 田國強（Tian Guo Qiang） 華爾街電訊評測：學術影響力★★★★ 經濟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 田國強教授無論是在國際經濟學界還是在中國經濟學界均名聲遠揚。然而，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後早期赴美留學的孜孜學子，田國強的求學道路異常坎坷。田教授1980年畢業於原華中理工大學數學系，1982年獲得該校數學碩士學位， 1987年獲得美國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獲得全美斯隆博士論文獎。他提出了一個在「非規范性」的經濟環境中，即有限經濟自由和不完全市場體系環境下的企業產權理論。該理論認為，只有經濟制度環境得到適當的改變，社會才能有效地變換產權的所有制安排形式。田教授為德州A&M大學經濟系終身教授、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清華大學特聘教授。
華人著名經濟學家很多人都不是國內前三的高校畢業的，看來大陸高考選擇的並不是最
有學術天賦和學術野心的。另外天國強曾說，相對與日本學生，中國學生更加
IMPATIENT。沒有學術毅力是做學問的大忌。

『伍』 如何理解金融創新的風險和對整個經濟界的影響

金融創新、金融風險、金融監管三者之間相互依賴、互為關聯，以前的金融監管細則和方式由金融風險和市場安全、穩定、高效的要求所決定。
當金融市場在原有的基礎上不斷深化進而達到一定程度以後，以前的監管細則和方式，便和原有的金融風險一起阻礙了金融活動主體獲取潛在的利益，這樣金融活動主體為了規避而進行金融創新之後，又產生了新的風險，從而對監管細則和方式有了新的要求，使其因改變而隨之改變，而變化後的監管細則和方式與創新之後的風險在金融市場又逐步深入到一定程度之後，又會阻礙金融活動主體進行獲利，則引出了新一輪的創新。如此反復伊始，便促進了整個金融業的發展。

『陸』 人民幣貶值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人民幣貶值會使國內通貨膨脹壓力增大，對政府的宏觀調空產生一定壓力；人民幣貶值勢必會使貿易順差進一步加大外匯儲備進一步上升那麼因為外匯貶值而給中國外匯儲備造成損失的風險就越大（中國外匯儲備已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一）；外匯儲備上升必定會使資金大量閑置無法發揮經濟建設的作用；貿易順差的加大必定造成中外貿易摩擦升級（尤其是中美貿易）；人民幣貶值也不利於中國產業向高附加值高技術水平方向的發展。當然會有支付能力上升，財富積累的優勢。
至於對世界的影響，應該也是以負面為主，會加大其他國家的工人的就業難度，根據經濟規律人民幣對美圓（外幣代表）現在是供不應求應該升值，為了避免因此產生的對中國經濟的大的波動政府才採用了明智的控制措施。

『柒』 當今社會經濟對企業市場環境的影響

你可以參考以下一篇範文，也許對你的論文開題有所啟發，希望對你有用
原 形 畢 露
超級主義者的導論

在平時的工作中，我經常接觸到形形色色的中國國內的企業，他們對「三井物產」這樣的日本綜合商社的了解也很膚淺。基本上普遍的認識是，綜合商社是一個經營幾乎所有商品的貿易公司。他們簡單地認為「綜合商社」的意思就是「各種商品集合經營的貿易公司」。其實這完全忽視了綜合商社更重要的金融和投資功能。所謂「綜合能力」，不是指「多種商品貿易」的能力，而是強調貿易、金融、投資、物流、信息和人才的綜合運營和協調的能力。而綜合商社的真正意義，更在於其代位政府，以類似民間企業的行為方式，行使著國家微觀經濟管理的職能。

對於普遍接受大學的西方經濟學教育和美國MBA教育的中國企業家們和經濟學家們，日本綜合商社的學問也許已經引不起他們的興趣和爭論了。在目前普遍矮化日本經濟的輿論導向下，許多研究日本經濟和社會學者被排除出中國主流學術圈外，他們的聲音早已經被人數急劇擴大的美國經濟學博士們的著作所淹沒。特別是當今厭日情緒急升的形式下，似乎也不合時宜去提倡研習日本經濟模式。所謂「不景氣的十年日本經濟」更放大了日本經濟制度的罪過。這對於隱藏和融化在微觀經濟世界中的日本綜合商社和財團體系來說是再好不過的事情了。雖然它們近在咫尺，幾乎無所不在，卻也無從被中國人關注和發現，更不用擔心被中國這樣一個競爭對手識破和模仿。當我們為中國各種宏觀經濟統計數字的高速增長而欣喜若狂時，他們卻暗自為大方的中國帶給日本的巨額財富而興奮不已。

有一句話叫作「眼不見心不煩」。可是，我偏偏工作在一個處於日本經濟領導地位的最老牌和最有影響力的綜合商社中，眼見中國公司憑借個人英雄主義精神剛剛打出的一片天地，不知不覺中被納入了日本財團的勢力范圍。看到周圍發生的中日沖突，無不與綜合商社或其所關聯的財團企業有關。有誰會想過中國最大的鋼鐵企業「寶鋼」是日本三井財團的成員呢？從寶鋼的資本構成和它建設在中國土地上的事實，沒有人會懷疑它是中國人自己的企業。可是，如果寶鋼離開「三井物產」涉獵的巴西和澳大利亞鐵礦，沒有「商船三井」的鐵礦石運輸和「三井造船」製造的大型礦沙船，不與三井物產和新日鐵（三井物產的夥伴）建立合資物流銷售公司，沒有「豐田汽車」（三井財團成員）和「通用汽車」（三井財團夥伴）這樣重要的客戶，寶鋼能夠迅速提升它的產品檔次嗎？另一個問題，寶鋼與外國談判鐵礦價格和合作投資的意志和行為是由中國人自己所能決定的嗎？

去年年底，出現了一件震動中國經濟界的大事，「中航油」在海外石油貿易和期貨市場交易的博弈中，一下損失了5.5億美元。三井物產作為三井財團的一員，擁有世界上很多油田的股權，是這場賭博的莊家(受益者)。在這場賭局中，三井財團有兩個重要的關鍵成員，一個是日本「三井住友銀行」，向賭徒「中航油」進行放債；另一個是參股三井住友銀行的美國「高盛公司」，通過其在新加坡的子公司「阿爾龍」向賭徒「中航油」提供財務管理和期貨交易咨詢。顯然，在一個四人游戲的麻將賭桌前，三井財團佔了三個位子，並扮演著不同角色，而另一個位子留給了「中航油」。由於三井物產擁有全球的貿易和情報網路，加上財團另一成員「商船三井」掌握的全球貨運訂單情報，就可以輕易判定石油價格將持續上漲，提前埋下大量訂單。只要「中航油」不斷從「三井住友銀行」借錢，然後按照「高盛公司」的意見投入賭局。這樣一來，三井物產就可以賺到大把的銀子。

現在，「中航油」輸光了銀子，欠了三井財團的成員(夥伴)「三井住友銀行」和「高盛公司」的債。他們向「中航油」催債是再合法不過的事了，欠債還錢天經地義。 或者他們可以逼迫中航油的後台為他們莽撞和缺少經驗的兒子「中航油」把錢墊上。「中航油」實在還不起債，把股份折價抵給債主們也是不錯的事情。今後，「三井住友銀行」和「高盛公司」成了與中國壟斷巨頭在一起工作的董事，可以分享超額壟斷利潤。同時，對於中國在國際石油市場的重大行動，三井財團會更容易地捕獲到有價值的情報，這對把握石油市場變化和控制貿易風險帶來了更多的好處。即使「中航油」清盤這種最壞的情況發生，三井物產賺取的利潤從整個財團看足夠彌補「中航油」欠三井財團成員的2千萬美元債款。對於三井財團這一年在石油生意中贏利的不止一個5.5億美元利潤而言，這點兒債款損失只是個小意思。

綜合商社本身就是一個貿易和金融的綜合體，再加上它的財團企業的配合，對於孤軍奮戰的中航油來說，猶如羊入虎口，必死無疑。我在三井物產東京工作的一段期間，親身經歷向韓國和台灣供應美國糧食的貿易與期貨相結合的實戰過程，才真正理解了綜合商社對大宗原材料的定價機制、貿易實務和風險控制。實際上，對於糧食、油料、糖、棉花、石油、礦產、鋼鐵和有色金屬等具備成熟期貨市場的商品，綜合商社的操作手法都基本一樣。出於商業機密的考慮，我不能在這里做更進一步闡述。「中航油」不過是中國壟斷石油企業的代理人，根本不具備從事大宗原料貿易的資源（包括人才、信息、決策機制、風險控制、實戰經驗等），出現巨額損失只是早晚的事。在舊體制下，由於國營壟斷公司全部依靠政府財政或銀行貸款來補窟窿，市場波動造成的風險和損失沒有暴露出來。值得一提的是，韓國和台灣企業長期與日本綜合商社、其它金融大亨和大鱷們對手大宗原料貿易和期貨，但它們有一套自我保護的組織系統，非常值得借鑒。

中航油事件只是中日兩國在石油領域展開較量的一個插曲，雙方更多的沖突和對抗早就不斷暴露出來了，而背後總能看到日本綜合商社的身影。特別是中日雙方在俄羅斯薩哈林油氣資源上爭奪異常激烈。為爭取俄石油管道項目的走向，日本不惜血本，志在必得。此外，中國和日本還在印尼東固天然氣項目和靠近釣魚島的東海油氣田開發上發生強烈碰撞。事實上，日本是一個能源和礦產資源赤貧的國家，所以它把資源保障擺在國家戰略的首要位置。結合國家政策，日本綜合商社在世界各地積極獲取油氣田的開采權。

綜合商社作為投資中介組織，主要利用其長期穩定貿易經營建立起的全球信息網，為財團內部的生產型企業尋找市場定位或投資夥伴。在與財團內的生產企業共同確定投資意向後，通常由生產企業佔有支配股份，綜合商社以10%左右參股。綜合商社為生產企業投資提供中介工作的真正收益來自於未來長期的為該投資企業提供的貿易和物流服務的收入。日本式的以綜合商社為中介體主導財團成員企業對外投資的行為，是金融與商業有機結合的具有戰略前瞻性的長期投資活動，其目的在於獲得對投資企業原料供給和產品銷售的控制權，從而實現其財團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和長期化。必須提高警惕，國有資產管理公司由於掌握著大量國有資產，他們的「投資銀行業務」潛在著成為被外國大資本（財團和基金）利用的工具。外國大資本渴望獲得中國具有戰略意義的企業資產，從而最終瓦解中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

當大家看到電視劇《小兵張嘎》和《白求恩大夫》中的日本「零式」戰機投下的印有「三井」（「井」字中有個「三」字）標識的軍需品被八路軍繳獲時，是否意識到「零式」戰機和「三井」軍需品是由三菱財團和三井財團的企業製造的呢？雖然二戰已成為歷史，重新組建的當今日本財團還是沿襲了戰時經濟體制的很多重要內容，其當前所屬企業通常是軍民兩用型企業。日本的實際軍事力量並不是用軍費開支來衡量的，而是看其財團企業的生產規模，技術裝備水平，以及企業之間的綜合配套能力。隨著日本財團的產業外移和海外資產的迅速增長，通過政治和軍事手段保護其不斷膨脹的海外利益成為財團的一種迫切要求，這也是他們急力修改教科書和相關法律，爭取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的內在原因之一。名義上的日本政府，還會為以綜合商社為核心的財團體系爭取最大利益，確立日本在東亞的主導地位。

台灣問題牽動著海內外每個中國人的神經。在歷史上，日本舊財閥是對台灣實施殖民統治的真正主角。目前，台灣企業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獨立的事業體系。但是，它們又與日本企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產業分工和合作關系。特別是，近幾年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高速成長，引起日本綜合商社高度重視。為了帶領日本財團的成員企業大規模進入中國，商社非常需要既了解中國市場而又按照國際商業規范進行經營的合作夥伴。由於台灣企業的經營理念、企業文化和行為方式接近日本企業，並且擁有在大陸的銷售通路，自然成為日本商社將其納入自己財團體系的首選目標。面臨生存和發展的抉擇，可能會有更多的台灣企業投入日本財團的懷抱。不由的感觸道：沒娘的孩子象根草，這是台灣在大陸發展起來的企業的真實寫照。中國自己的綜合商社和財團體系在哪裡？實現台灣與大陸的統一，是否應該從實現台灣企業與大陸企業的統一開始呢？

我們的企業家和經濟領袖們能否重新研究中國微觀經濟的管理模式，盡快行動起來，組建和運轉自己的綜合商社和財團機制，從而確立自主的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支柱體系。否則，我們國家的大量關鍵企業（特別是製造業）就象是沒娘的孩子一樣，將會一個一個被日本財團領養走。特別需要提醒的是，那些以經濟改革為名義實行管理層持股的國有企業往往容易成為日本商社的重點獵取目標。因為當管理層個人持有大型國有企業股份時，日本商社可以投入很小的資本與該企業管理層建立緊密的人脈聯系，從而影響和間接操控大型國有企業的經營與投資決策。管理層個人可能會為了自己股權價值在短期內最大化並兌現為現金，以很小的代價將戰略性國有資產轉給日本商社或其財團企業。當中國聯想收購美國IMB股份時，美國政府立即出面干預和審查，這應該給我們一定的啟示。需要說明的一點，戰略性資產的價值不等於企業的凈資產。

中國原有的經濟體系似乎完全按照美國經濟教科書的指導，在跨國公司的巨大壓力下，如同蘇聯解體一般，正在走向終點。這並不是一件壞事，因為它幫助我們打破了原有的官僚經濟體制結構，引入了市場經濟競爭機制。但是，當一種舊的經濟體制被破壞後，應該建立一種什麼樣的新經濟體制才能確保社會穩定的基礎上，使中國盡快走上富強之路？日本綜合商社和其財團企業在中國的大量經濟活動也有著積極的一面，它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帶來了新的活力，培養出一批重視實踐和經驗積累的綜合性人才，也是制衡歐美企業在華謀取超額利潤的重要因素。日本企業帶給我們更多集體主義的文化和作風，這完全區別於美國式的個人英雄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文化理念。而且，與日本公司的近距離接觸，可以讓我們重新審視這樣一個問題：那種以股票市場和基金管理為中心的、拜金主義的、美國式經濟改革方案是否可以真正造就一個富強的中國？也許還有另外一種選擇 —— 重商主義的、日本式的綜合商社和財團體制。

明顯感到，隨著美國金融寡頭（基金機構）在宏觀領域（匯率，期貨）的強大壓力，和日本商業巨頭（商社財團）在微觀領域（資源，物流）的激烈爭奪，中國經濟正在受到外國勢力越來越多地控制。當我們為以中國乒乓球隊和中國女排為代表的中國體育軍團在世界比賽中屢見戰功而歡喜雀躍時，日本國民早已習慣於自己的經濟軍團（綜合商社為核心的財團）在國家間的經濟競賽中所向披靡。美國的好學生南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這樣的發展中地區已經成為日本財團的屬地；不可一世的美國必須承認其製造產業正在被日本財團企業蠶食；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和中東的豐富資源正在成為日本商社的囊中之物；毫無疑問印度和非洲正在被列入日本財團的新戰略目標。唯有歐洲是個例外，因為那裡是與日本經濟組織模式類似的德國的勢力范圍，日本財團很難有空子可鑽。另外在東亞，韓國是一個不可征服的國家，因為韓國有著從日本學來的以綜合商社為基礎發展起來的財團產業。在國內，溫州是僅存的一塊不被外資沾染的凈土，因為它們有著類似日本人的商業行為和儒家理念，但組織方式還很原始。我禁不住要問，中國的未來將會如何？

剛剛提到中國乒乓球隊稱雄世界的奇跡，可是多少青年人知道他們崛起的秘密：正是以日本為最強大的對手，不斷地研究日本、敢於與它們競爭與對抗，最終成為世界乒壇的主宰。中日爭端的實質是爭奪東亞主導權的斗爭，同時也是一場經濟利益的博弈。如何與日本搏擊，建立怎樣的中日睦鄰關系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課題。讓我們通過《中國乒乓球五十年輝煌歷史回眸》的歷史記錄，重新感受一下那激動人心的年代吧：

1961年4月4日，第26屆北京世乒賽開幕了。4月9日，男、女團體決賽開賽，兩場比賽的對陣雙方都是中國隊和日本隊。女團決賽首先開始，日本女隊經過五盤鏖戰，以3比2獲勝，實現了她們在世乒賽女團比賽中五次奪魁、三次蟬聯的夢想。女團決賽尚未結束，男團大戰便在萬眾矚目間開始，中國隊的決賽陣容是庄則棟、徐寅生、容國團。日本隊應以星野展彌、木村興治、荻村伊智朗。中國隊終於以5：3擊敗了世界乒壇的天皇-日本隊，第一次捧得斯韋思林杯。這枚男團金牌凝聚著中國乒乓球隊九年的夢想、九年的汗水、九年的付出。男團、男單、女單金牌相繼入帳，在26屆世乒賽上大豐收的中國乒乓隊震驚了世界。

1963年4月，第27屆世乒賽中國男隊繼續保持優勢，奪得男團冠軍、包攬男單前四名、獲得男雙金銀銅牌。中國隊此番出征，派出了秘密武器--直拍削球手張燮林。張燮林，江蘇鎮江人，曾進入上海隊，1959年參加了國家隊集訓。在26屆世乒賽中，他的這種新打法一亮相，就削倒了日本隊的星野和三木。從此，他被中國隊雪藏起來，直到27屆世乒賽。在團體決賽中，他又展示神削絕技，擊敗了日本隊的三木和木村，為中國隊蟬聯斯韋思林杯立下大功。

1965年4月，第28屆世乒賽由梁麗珍、李赫男、林慧卿、鄭敏之組成的中國女隊順利殺入團體決賽，對手正是宿敵日本隊。時任女隊教練的容國團排出奇陣，用林慧卿、鄭敏之兩員削球手出戰，打了日本隊一個措手不及。最終她們以3：0戰勝了蟬聯四屆冠軍的日本女隊，首次捧得考比倫杯。接著，林慧卿、鄭敏之又在女雙比賽中奪魁。中國女隊連奪兩金，從此吹響了崛起的號角。在女隊打響翻身仗的同時，男隊也連奏凱歌，庄則棟、張燮林、李富榮組成的團體陣容在決賽中擊敗了由木村、小中健和高橋浩組成的日本隊，再度蟬聯斯韋思林杯。

可惜的是，同樣是60年代，以日本綜合商社和主力銀行為核心的日本經濟軍團（財團）重新組建之時，中國卻沒有一隻象中國乒乓軍團一樣能夠活躍在世界經濟舞台與日本對抗的經濟軍團。唯有韓國人在70年代學習日本經驗建立了綜合商社和財團體制，成為一隻抗衡日本的有生力量。日本式的財團體制實質上是面對經濟自由化的經濟環境，採取的一種對抗外國經濟霸權，鞏固和發展本國獨立自主經濟體系的一種戰略選擇。根據目前中國人均GDP、人均收入，城鄉差別，教育水平和企業組織等各項綜合指標，可以清晰地感覺到，中國整體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與日本六十年代中期極其相似和接近。我們正站在十字路口，擺在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面前有兩條道路：一條是拉美和東南亞道路，一條是日本和韓國道路。今後的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如何，可以說將取決於中國國民對建設富強國家的經濟學基本原理的理解程度。

『捌』 中日經濟的相互影響與分析

第一章 中日經濟關系發展的歷史沿革

本章將以史實與數據為依據，考察中日經濟關系在過去50多年的發展歷程。重新考察這段歷史，就是要從這段「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中理清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脈絡，考證兩國經濟往來在各自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以及經濟關系對兩國發展所起到的作用。從而為進一步考證兩國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的相互影響奠定基礎。

第一節 復交前的中日經濟關系

中日復交之前，經濟往來比較簡單，主要是貿易往來，而且此一時期的貿易往來受到了政治限制。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對於沒有外交關系的中日來說，貿易往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主要是為政治需要服務的，其象徵意義也更大。

一、50年代的兩次貿易協議與兩次貿易協定

1、第一次貿易協議。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佔領下的日本當局曾與新中國有著相當規模的貿易往來，然而由於冷戰的需要以及朝鮮戰爭爆發，日本追隨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了禁運限制了兩國貿易的發展。1952年6月，由日本繞道西歐經過蘇聯訪問新中國的三位日本國會議員高良富、帆足計和宮腰喜助代表日方貿易團體與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並代表中方貿易團體的南漢宸簽訂了《中日貿易協議》，這是一個以物易物的簡要民間協議。協議規定雙方到該年底各出口3000萬英鎊。隨後的11月，根據第一次貿易協議日本「巴商事」株式會社與中國進出口公司在北京簽訂了第一個38萬英鎊的進出口合同，然而日本當局不予批准，第一個合同最終未能履約。由於日方執行美歐的「封鎖禁運」，導致了兩國貿易遲遲沒有進展，中方兩次同意展延協議。盡管如此，第一次中日貿易協議也僅僅執行了協議總金額的5%。

2、第二次貿易協議。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後，在「日中議聯」 的推動下，日本國會通過了《促進中日貿易決議》，日本的貿促運動逐漸興起。同年9月，「日中議聯」接受中國貿促會邀請，組團參觀訪華。訪華期間，雙方經過20多天的談判，於10月29日簽訂了第二次中日貿易協議。這次協議仍然是同類物資交換的易貨貿易協議，協議金額仍然是各方出口3 000萬英鎊。本次協議在14個月期間，完成了總額的38.8%，比第一次協議的執行情況已經大大改善。

3、第一次貿易協定。第二次貿易協議簽訂後，中日民間友好運動升溫，鳩山、石橋兩屆內閣也採取了較為積極的態度。在這種政治氛圍下，第一次貿易協定於1955年5月4日在東京簽訂。與以往不同，此次協定是中國具有民間和政府雙重性質的中國貿易代表團訪問東京期間簽訂的；而且在日本一方，以鳩山為首的日本內閣首次對協定表示了支持和協助，此次貿易得以由兩國國家銀行支付清算。稱為協定而不稱為協議，正是因為已經與官方發生了聯系。協定的貿易額仍然是3 000萬英鎊，依然是甲乙丙類物資同類易貨原則，為期一年並在一年屆滿之後因協定中的雙方互設商務機構問題沒有進展再延長了一年。第一年完成貿易協定總額的67.2%，第二年完成77.7%。

4、第二次貿易協定。岸信介上台後，採取了敵視大陸的政策。談判第二次貿易協定的日本通商使節團遲至1957年9月才到達北京開始談判，由於雙方在中國在日商務代表機構的問題上遲遲難以達成一致，直到1958年3月日本通商使節團再次訪華才簽訂了第二次中日貿易協定。此次協定仍然採取同類物資易貨的原則，協定金額發生了變化，即一年內各方出口3 500萬英鎊。然而，由於1958年5月長崎國旗事件 的發生與日本政府的錯誤態度，該協定僅履行了一小部分。隨後，中日貿易完全中斷。

二、60年代的友好貿易和備忘錄貿易

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三屆內閣的對華政策，基本上都是「政經分離」——政治上承認台灣，不承認大陸，經濟上同大陸進行一定程度的貿易。不過三屆內閣的掌握程度不同，因此三屆內閣期間中日貿易情況也有變化。1960年，對華持敵視態度的岸信介因為在國會強行通過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招致人民的反對，被迫下台。其繼任者池田勇人對華採取了較為友好的政策，中日民間貿易開始恢復。1962年11月，中日雙方代表廖承志和高崎達之助簽訂了《備忘錄》，其中規定：雙方開展長期綜合的易貨貿易，自1963年到1967年的第一個五年內，列出雙方有計劃長期供應的主要商品貨單，平均每年進出口交易總額約為3 600萬英鎊。此外，雙方還同意互設常駐機構、互派記者。1963年6月，中日間第一個成套設備合同簽訂，並使用了日本輸出入銀行貸款。隨後又簽訂了兩項大型合同，但由於日本受到台灣和美國的壓力，不再使用日本輸出入銀行的貸款；而最後這兩筆合同也因「吉田書簡」 事件而失效。佐藤上台後，對華政策再次轉向，中日間貿易受到影響，因而未能在1967年備忘錄第一個五年結束後續簽貿易。盡管佐藤上台前後，中日關系處於低谷，但是直到中日復交日本中小貿易商社仍然同中方有相當數額的貿易往來。

從表一來看，中日貿易額在1960年代初期之前一直都是相當小的，但是1960年代中期以後中日貿易額卻有很大的增長，盡管1964年佐藤上台後對華採取了較為敵視的政策。之所以出現了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因為對華政策較為友好的池田內閣同中方簽訂了長期貿易合同，這些合同的相當部分得到了執行；另一方面，中國與蘇聯的關系在1960年代初期嚴重惡化，使得中蘇貿易受到了極大影響。此時中國需要的進口的大部分物資和產品都轉向從日本獲得，因而中日貿易額較大。

表一、復交前的中日貿易歷年統計 （單位：百萬美元）
歷 年 中國經貿部統計 日本通關統計
中方出口 中方進口 合計 日方出口 日方進口 合計
1950 21 26 47 19 39 58
1951 0.9 11 12 5 21 27
1952 3 1 4 0.6 14 15
1953 6 3 9 4 29 34
1954 20 14 35 19 40 59
1955 58 25 83 28 80 109
1956 64 63 128 67 83 150
1957 59 55 114 60 80 140
1958 32 48 80 50 54 105
1959 — — — 3 18 22
1960 — 0.1 0.1 2 20 23
1961 21 14 36 16 30 47
1962 31 42 73 38 46 84
1963 64 64 129 62 74 137
1964 141 160 302 152 157 320
1965 192 261 454 245 224 469
1966 269 333 603 315 306 621
1967 233 304 537 288 269 557
1968 204 334 539 325 224 549
1969 222 381 582 390 234 625
1970 223 582 806 568 253 822
1971 281 592 873 578 323 901
（資料來源：轉引自林連德：《當代中日貿易關系史》，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0年2月，第188頁，189頁）

第二節 復交後的中日經濟關系

20世紀70年代初期世界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尼克松總統上台後美國的對華戰略也因而發生了變化。1971年10月25日，在聯大第26屆大會上，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復。隨後不久，1972年2月21日至2月27日，尼克松一行終於實現了北京之行，中美雙方於27日發表了「上海公報」。這兩件大事，震動了整個世界。而日本所受到的沖擊又是比其他任何國家更為巨大的。

多年以來，日本一直追隨美國「遏制」中國，但是日本在尼克松正式發表將訪問中國的講話之前幾分鍾才最終得知美國與中國的接觸。美國的「越頂外交」給日本帶來的所謂「尼克松沖擊」震撼了日本朝野，同時也正因為美中關系的改善，日本才得以獲得了美國的允許而與中國建交。田中組閣之後，迅速與中國接觸，並於1972年9月29日發表聯合聲明，中日邦交正常化終於實現。邦交正常化的實現去除了中日發展經濟關系的一系列政治障礙，從此中日經濟關系也進入了一個突飛猛進的新時代。

復交之後的中日經濟關系也可以大體上分為兩個時期，中日復交到90年代初期，兩國發展經濟關系，同時也考慮中日友好的大局；90年代中後期至今，兩國間被初期的友好所暫時掩蓋的問題以及兩國發展之中產生的新問題均浮出水面，經濟關系中「友好」的因素越來越少，逐漸走上常軌。另一方面，盡管復交之後中日經濟關系發展迎來了新的高潮，取得了非常大的進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一、從復交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中日經濟關系

復交初期，雙方的友好關系在從官方到民間的各個層次上迅速發展，兩國人民對彼此的好感日益加深，雙方往來頻繁。良好的政治氛圍為經濟發展提供了理想的大環境，雙方經濟合作大大發展。

（一）、貿易關系。

1、政府間貿易協定、長期貿易協議的簽署和貿易混合委員會的成立。復交之後，兩國政府立即根據聯合聲明著手進行兩國政府間一系列協定的談判，在經過多次磋商之後，中日政府間貿易協定終於在1974年1月簽訂。這一貿易協定是中日間第一個正式的「政府間」貿易協定，周恩來總理在1960年提出的三原則中的「政府協定」終於實現，兩國貿易關系走上了正常的軌道。在這一協定的基礎上，在中日兩國政府和經濟界的共同努力下，中日貿易大幅度增長。

中日兩國貿易協定的簽訂揭開了中日貿易的新篇章，為了鞏固兩國間的貿易聯系同時也是實現日本經濟界人士就長期貿易協議問題提出的設想和建議，1978年2月14日，稻山嘉寬和土光敏夫率領日中長期貿易訪華團到達北京，並最終於16日中日雙方簽訂了長期貿易協議。該長期協議「期限為1978年至1985年共8年，規模為各方出口金額累計100億美元。日方在頭五年以延期付款方式出口技術設備70億美元至80億美元，建設器材20億美元到30億美元；中方在頭五年逐年增加原油、煉焦油、動力煤出口，原油從700萬噸逐漸增加至1500萬噸，煤炭從50萬噸逐漸增加至370萬噸，後三年的數量另訂。」 1979年3月，長期協議委員會雙方負責人舉行定期會晤，簽訂了會談紀要，一致同意將協議的期限延至1990年，在協議13年期間，將原定目標金額再增加一至二倍，即各方出口200—300億美元。後來，隨著實際情況的變化，雙方也對協議的內容做適當調整。

根據中日貿易協定，中日雙方政府還組建了貿易混合委員會，自1975年開始委員會召開了多次會議。通過接觸、協商，更好的解決了雙方貿易過程中出現的如貿易平衡問題、產權問題、關稅問題等等摩擦，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另一方面，該委員會通過定期協商、及時解決兩國關系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也有助於兩國貿易更加健康的進行，推動了兩國的貿易往來。

2、貿易規模和貿易結構

復交以來，在良好的氛圍下，在中日兩國政府和民間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兩國貿易關系迅速發展，貿易規模逐年擴大；在貿易結構上，由於雙方處於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主要還是垂直分布。

1972年中日貿易額僅10億多美元，1975年達到了近40億美元，1981年幾乎達到了100億美元，是1972年的10倍，1991年又迅速躍升至200多億美元。中日貿易在雙方的貿易總額中也佔有較大的比重，對於中國來說尤其如此。以1985年為例，按照中國外貿部的統計，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約592.1億美元，中日貿易佔中國外貿總額的27.8%左右，佔中國外貿對象國首位；按日本海關通關統計，1985年日本外貿總額3051.4億美元日中貿易占日本外貿總額的6%，為日本外貿對象國中第二位。

從表二中可以看到，中日貿易規模擴張的速度非常快。主要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後，友好的政治氛圍為經濟往來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政府間各項協定的簽署也極大地便利了經濟交往。另一方面，中國經濟自70年代逐漸走上正軌，尤其是1970年代末之後，中國大力發展經濟，經濟建設需要進口大批物資。早在60年代中蘇交惡以後，中國失去了東歐的技術和設備來源，日本就開始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進口來源。在1979年改革開放前後，中國又一次形成進口浪潮，日本仍然是最主要的來源。80年代以來，中國輕工業開始加快發展，日本在此期間向中國大量出口消費品和工業原料，1983年中國從日本的進口只有55億美元，1985年就達到了150億美元。正是因為這些原因，自從1966年直到80年代中期，日本近20年都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是中國最重要的進口來源。

在雙方的進出口結構中，中方出口的主要是原材料、初級產品：石油、煤炭及其他礦產品、服裝和農產品。其中石油和煤炭是中方出口的最主要產品，1978年石油和煤炭的對日出口佔到了對日貿易的40%還多，1987年比重下降了，但是也仍達近30%。日方主要向中國出口成套設備、鋼鐵、化工和機電產品，以重工業製品為主。從中日貿易長期協議中也能清楚地看到這種貿易結構，原因主要是因為在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下，中國能出口的產品不多，主要也就是自然資源、初級產品，而這些能源正是缺少資源卻十分需要資源的日本想要的；同樣，日本對華出口以鋼鐵及設備為主也正是由於中國要進行各方面的建設。兩國的貿易交往給雙方都帶來了好處。

表二 復交後初期的中日貿易歷年統計 （單位：百萬美元）
年 份 中國經貿部統計 日本通關統計
中方出口 中方進 口 合計 日方出 口 日方進口 合計
1972 411 626 1038 608 491 1100
1973 841 1107 1945 1039 974 2013
1974 1142 1982 3125 1984 1304 3289
1975 1403 2403 3806 2258 1531 3789
1976 1222 1816 3039 1662 1370 3033
1977 1356 2108 3465 1938 1546 3485
1978 1718 3105 4823 3048 2030 5079
1979 2764 3945 6709 3698 2954 6653
1980 3993 4915 8908 5078 4323 9401
1981 4597 5380 9978 5095 5291 10387
1982 4860 3746 8608 3510 5352 8863
1983 4457 4620 9077 4912 5087 9999
1984 5354 7374 1272 7216 5957 13174
1985 5610 70830 16440 12477 6482 18960
1986 4364 9499 13863 9857 5678 15535
1987 5016 7243 13159 8248 7396 15645
1988 7133 7300 14433 9475 9852 19328
（資料來源：轉引自林連德：《當代中日貿易關系史》，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0年2月，第189頁）

（二）、投資關系

日本對華投資始於1979年，自1979年至80年代末這一段時期，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也在逐步增長，但是總體看來，投資件數比較少，項目規模也比較少。在1984年和1988年日本對華投資出現了兩次小高潮，但是這兩次均屬於小規模的試驗階段，投資量不大，而且投資主要集中在飯店、旅館等投資易於短期收回的的行業和領域，而這兩次小高潮也隨著中國經濟的調整很快衰落了。1979至1990年間，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總件數僅1404件，合同金額總共32.9億美元，實際執行了27.5億美元。這一投資規模不僅在同期日本對外投資所佔微乎其微，即使在日本對東亞和東南亞投資中也無足輕重。80年代，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遠遠少於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等單個國家所吸收的日資。日本對華投資不熱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及經濟建設剛剛起步，投資的硬體條件不夠完善，而且初期也將投資的主導對象定位於港澳和海外華僑；另一方面，對於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走向也有很多不同看法，日方對直接投資也仍然有或多或少的顧慮。

（三）、政府開發援助及其他資金合作

1、政府開發援助。日本政府自1979年開始向中國提供政府開發援助，1979至1984年日本向中國提供第一批日元貸款3 300億日元，年利率3%，償還期包含10年寬限期共30年。1984年3月，中曾根康弘首相訪華期間表明日本政府決定從1984年至1990年的7年期間，向中國繼續提供第二批日元貸款，總額4 740億日元。

2、其他資金合作。除了兩批低息日元貸款外，日本政府還向中國提供了一些臨時政府貸款和少量無償援助，而且在兩國金融業和民間財團中也有廣泛的合作。其中主要是日本輸出入銀行的能源開發貸款和中方在日本發行債券。能源開發貸款是日本政府為了鼓勵成套設備出口設立的信貸資金，由專門設立的日本輸出入銀行管理。1979年5月和1984年12月日本輸出入銀行兩次與中國銀行簽訂備忘錄，兩次共向中方提供了10 000億日元的貸款，這兩次貸款用於中方采購中方為開發石油和煤炭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和器材。此外，為了開辟籌措資金的新途徑，在日本四大證券公司和有關銀行的協助下，中國自1982年開始在日本發行債券。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和福建投資企業公司首次在日本發行了私募債，後來中國銀行、中信、福建投資、上海國際信託投資等公司陸續在日本發行公募債券。「1982年1月至1987年8月，中方在日發行債券19次，合計金額達3650億日元和2.5億美元。」 這些資金合作擴大了中國的資金來源，對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20世紀90年代初期至今的經濟關系

進入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中日兩國的經濟關系在各個方面高速發展，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績。

（一）、貿易關系

1、貿易規模。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在短暫的「平成景氣」之後，經歷了戰後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1996年以後，日本經過一系列調整改革，經濟剛剛有了起色，但是卻在不久後遭遇到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寒流，日元大大貶值，國內經濟再度蕭條。在這些情況下，國內需求減少，進口增長停滯不前，有的時候甚至出現減少。日本從中國進口卻較小地受到經濟衰退的影響，有較大幅度上升，中日貿易增長速度遠遠大於日本外貿增長速度。拿2001年來說，日本對全球貿易出口減少15.7%，進口也減少7.9%，但是惟有對華貿易總額比上年增長4%。 據中國海關統計，1991—1996年，中日貿易年增長幅度均在20%以上，而1990年至今中日貿易也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增長，高於同期中國對外貿易的年均增速。

從貿易額來看，1991年中日雙邊貿易額為202.5億美元，1995年達到578億美元，2002年就突破了1 000億美元大關, 2004年中日雙邊貿易額則迅速突破了1 500億美元。1993——2003年，連續11年日本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而中國在日本對外貿易中的地位也早已超過韓國和台灣地區，自1995年以後連續多年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貿易夥伴，2004年最終超過美國成為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從圖一和圖二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日貿易、美日貿易的變化情況。很明顯，中日貿易在不斷上升，美日貿易在下降，中日貿易對日本來說越來越重要。

圖一（Fig.2-2(1)）日本對中美出口情況

圖二 (Fig.2-2(2) )日本從中美進口情況

（表格資料來源：日本貿易振興會網站www.jetro.go.jp）

另一方面，中日雙邊貿易在兩國各自對外貿易總額中所佔比重都很大。「1990年,對華貿易在日本對外貿易中的比重,出口僅佔2.1%,進口佔5.1%,而1999年分別上升到5.6%和13.8%。」 2000年對華貿易占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首次達到10%，2003年則超過了15%。對日貿易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的比重也一度逐年上升,1990年,出口佔14.3%,進口僅佔6.9%,而2000年分別上升到16.7%和18.4%。2001年以來，出現了新情況。盡管中日貿易額在不斷增加，中日貿易在日本貿易總額中的比重也在不斷增加（如表四所示），但是在中國貿易總額中所佔比重卻在降低（如表三所示）。這表明中日貿易關系中持續了幾十年的中方對日的依賴——在相當的時期內是嚴重依賴——出現了變化，日本對中國的依賴性大大增加，而中方對日方的依賴性逐漸降低。

表三 日本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中的地位 單位：億美元，%
年度 中國進出口總額A 對日貿易額B 比重B/A 位次
2001 5096.5 877.22 17.2 1
2002 6207.7 1091.1 16.4 1
2003 8512.1 1335.7 15.7 1

表四 中國在日本對外貿易中的地位 單位：億日元，%
年度 日本進出口總額A 對華貿易額B 比重B/A 位次
2001 913947 107903 11.8 3
2002 943364 127074 13.5 3
2003 989241 153689 15.5 2
轉引自薛敬孝：《1980年以來中日經濟關系的演變》，載《現代日本經濟》，2005年第一期

90年代以來中日雙邊貿易強勁發展的原因其一是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增強了中國的綜合國力,擴大了自身的出口能力,同時也增加了對日本產品和資金的需求量;其二是日元升值和日本經濟戰略的轉變。由於日元升值,使日本國內資金相對過剩,也使日本國內企業生產成本增加,從而促使日本企業向海外轉移。為了減少與美國、歐洲的經濟摩擦,日本企業轉移和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又逐步從歐美轉向東亞地區。中國及時地抓住機遇,提供優惠政策,吸引日商來華投資設廠。由於日本企業對華投資的增加,帶動了日本的機械設備、生產原料及零部件的對華出口。同時日資企業的產品大量反銷日本,也促進了中國紡織品、服裝家電等製成品的對日出口;其三是雙邊政府間資金合作的加強。日本政府對華ODA的擴大,對開拓中國市場起到了開路先鋒的作用,促進了民間企業對華直接投資和雙邊經濟交流。

2、貿易結構。90年代以來，中國對日出口產品中初級產品的絕對數量還保持在原來的水平，但是在整體出口中的地位已經大大下降。中國對日出口增長的主力是紡織品和服裝的出口，中國服裝占據著壓倒多數的日本服裝市場份額。其他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玩具及游戲用具的出口也迅速增長。檔次較高的機械、機器類產品如復印機、照相機、精密儀器類產品的零部件的出口也持續旺盛。中國對日出口產品中工業製品比重的上升，行業間分工向部門內部分工的轉化，甚至部門內生產程序分工的出現，都標志著雙邊貿易正在向水平方向發展，這種趨勢及促進了中國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也促進了日本產業結構的調整。但是，盡管中國對日出口中工業製品的比重在增加，但是紡織、服裝及輕工等初級產品和鋼性產品居多，而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機電儀器產品、彈性產品較少，中日雙邊貿易結構優化的潛力仍然很大。

此外，日本對華技術貿易在中國的技術引進中占重要地位。70年代以來中國從日本引進了大量的技術設備,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現代化的進程。90年代以來,又有了新的發展。1990—1999年,中國從日本引進技術設備共5280項,總金額達163.22億美元。日本在中國技術引進國別中,始終居前4位,其中1993年居第一位,1994—1996年連續3年居第二位。90年代從日本技術設備的大量引進更進一步促進了我國產業裝備的現代化和技術進步,特別是在家電、石油化工及鋼鐵等行業體現得尤為突出。

表五 1990年以來的中日貿易歷年統計 （單位：億美元）
年份 中方統計 日方統計
中方出口 中方進口 合計 日方出口 日方進口 合計
1989 81.47 65.16 146.63
1990 88.71 40.55 129.27 120.54 61.30 181.83
1991 102.52 100.31 202.83 142.16 85.93 228.09
1992 116.99 136.80 235.80 169.53 119.47 289.02
1993 157.80 232.5 390.3 205.65 172.73 378.38
1994 215.70 263.20 478.90 275.66 186.82 462.48
1995 284.60 290.05 574.60 359.22 219.31 578.53
1996 308.70 291.80 600.58 405.50 218.90 624.40
1997 318.20 289.93 608.58 420.66 217.85 638.51
1998 296.62 282.07 578.99 368.96 200.22 569.17
1999 323.99 337.68 661.67 428.80 233.35 662.16
2000 416.50 415.10 831.70 552.95 304.38 857.33
中國對外貿易年鑒各年版

（二）、投資關系。1991年以後，在中國吸引的外資大幅度增加的同時，日本再次形成了對華投資的高潮。1992—1995年，日本對華投資達到了第三次高潮。「1992年中國批準的日本對華投資項目數相當於前13年的總和，當年批准項目數為1 805個，協議日資金額為21.73億美元，實際投入金額7.1億美元；1993年批准項目數為3488個，協議日資金額為29.6億美元，實際投入金額13.2億美元，分別比1992年增長93.2%、36.2%和185.9%。1994年，日本對中國的投資項目為3 018個，協議金額為44.4億美元，實際投入20.75億美元，協議金額和實際投入分別比上年增長50.5%和57.2%，居中國引進直接投資的所有國家和地區的第四位。」 到1995年，日本對華投資出現第一個高峰，達到了44.67億美元。1996年，日本的對華直接投資項目數量和協議額雖然比上年分別下降了40.9%和32.4%，但是實際投資額也達到了36.8億美元，佔中國當年實際利用外資額的8.7%。主要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此後對華投資放緩甚至有所下降。然而，隨著金融危機影響的逐漸消除以及中國經濟的良好發展勢頭，到新世紀之初投資再次出現高峰。2001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達到了4301億美元；據中國外貿部統計，2002年日本對華投資項目2745個，合同金額53億美元，實際利用金額41.9億美元。2003年實際使用金額則達到了50.5億美元，2004年前10個月的直接投資使用金額就接近了這個水平，達到了47.2億美元。

根據日本的對華直接投資統計也可以看出同樣的增長趨勢。據日本大藏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申報額統計（大藏省只統計一億日元以上的申報項目），1995年度，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項目達到了770件，投資額達4320億日元（44.73億美元），均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分別比上年度增加了21.1%和74.4%，約占日本當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8.8%和對亞洲地區直接投資總額的36.5%。首次超過對東盟地區的投資總額，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日本第二大投資國。截至1997年3月底，日本對華直接投資4066件，金額達到157.1億美元。此後呈現下降趨勢，1999年度為761件、838億日元，占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比例下降到1.1%。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經過亞洲金融危機後的下降，2000年和2001年合同額分別比上年增長40%多。 盡管日本對華投資有起有落，但在對華投資國別和地區中始終處於重要要地位。截至2005年2月底，日本累計對華直接投資

『玖』 美國次貸危機為什麼影響全球經濟

美國次貸危機的形成:
首先，資產證券化成功開啟次按市場大門
其次，信用保險成功突破信用瓶頸
再次，眾多實力機構進入圍獵美次按市場
第四，流動性過剩使得次按市場近乎瘋狂
第五，欺騙和瀆職給本已瘋狂的次按市場火上澆油
第六，官方縱容使得次按泡沫愈吹愈大.

美國是經濟頭號大國，它的一舉一動都會對世界產生重大的影響

次貸危機的影響
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范圍將有多廣？這是目前世界經濟界和金融界密切關注的問題。從其直接影響來看，首先受到沖擊的是眾多收入不高的購房者。由於無力償還貸款，他們將面臨住房被銀行收回的困難局面。其次，今後會有更多的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由於收不回貸款遭受嚴重損失，甚至被迫申請破產保護。最後，由於美國和歐洲的許多投資基金買入了大量由次級抵押貸款衍生出來的證券投資產品，它們也將受到重創。
這場危機無疑給國內金融業帶來了不少啟示。在金融創新、房貸市場發展和金融監管等方面———美國次貸風波爆發以來，無論從全球資本市場的波動還是美國實體經濟的變化來看，次貸之殤在美國乃至全球范圍內都不容小覷。對於中國來說，這場風波為我們敲響了居安思危的警鍾。
美國次貸風波中首當其沖遭遇打擊的就是銀行業，重視住房抵押貸款背後隱藏的風險是當前中國商業銀行特別應該關注的問題。在房地產市場整體上升的時期，住房抵押貸款對商業銀行而言是優質資產，貸款收益率相對較高、違約率較低、一旦出現違約還可以通過拍賣抵押房地產獲得補償。目前房地產抵押貸款在中國商業銀行的資產中佔有相當大比重，也是貸款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根據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商業銀行為房地產抵押貸款計提的風險撥備是較低的。然而一旦房地產市場價格普遍下降和抵押貸款利率上升的局面同時出現，購房者還款違約率將會大幅上升，拍賣後的房地產價值可能低於抵押貸款的本息總額甚至本金，這將導致商業銀行的壞賬比率顯著上升，對商業銀行的盈利性和資本充足率造成沖擊。然中國房地產市場近期內出現價格普遍下降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從長遠看銀行系統抵押貸款發放風險亦不可忽視，必須在現階段實施嚴格的貸款條件和貸款審核制度。
事實上，本次美國次貸危機的源頭就是美國房地產金融機構在市場繁榮時期放鬆了貸款條件，推出了前松後緊的貸款產品。中國商業銀行應該充分重視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第一應該嚴格保證首付政策的執行，適度提高貸款首付的比率，杜絕出現零首付的現象；第二應該採取嚴格的貸前信用審核，避免出現虛假按揭的現象。
在次貸風波爆發之前，美國經濟已經在高增長率、低通脹率和低失業率的平台上運行了5年多，有關美國房市「高燒不退」的話題更是持續數年。中國與美國房市降溫前的經濟圖景存在一定相似性。
本次美國次貸危機的最大警示在於，要警惕為應對經濟周期而制訂的宏觀調控政策對某個特定市場造成的沖擊。導致美國次貸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美聯儲加息導致房地產市場下滑。當前中國面臨著通貨膨脹加速的情況，如果央行為了遏制通脹壓力而採取大幅提高人民幣貸款利率的對策，那麼就應該警惕兩方面影響：第一是貸款收緊對房地產開發企業的影響，這可能造成開發商資金斷裂；第二是還款壓力提高對抵押貸款申請者的影響，可能造成抵押貸款違約率上升。而這兩方面的影響都最終會匯集到商業銀行系統，造成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作為抵押品的房地產價值下降，最終影響到商業銀行的盈利性甚至生存能力。
人們需要認識中國和美國經濟周期以及房市周期的差異性。美國是一個處於全球體系之下的有著悠久市場經濟歷史的國家，周期性很強，目前正處於本輪經濟周期的繁榮後期。
中國則還沒有經歷過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即使從改革開放算起到現在也只有30年的歷程，從1992、1993年提出市場經濟到現在更是只有15年歷史。處於這一階段，中國經濟的關鍵詞是供需不平衡，固定投資需求大。這是區別於美國經濟接近10年一個周期的重點所在；此外，中美房市的周期也有所不同。中國實施房改後，結束了此前多年無住房市場的局面，需求大幅飆升。雖然中國房市也存在投機因素的推動，但需求大而供給有限是促使房價走高的最重要原因。而且，對於中國房市，政府有調控餘地。
本次美國次貸危機也給中國宏觀調控提出了啟示。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有必要把資產價格納入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時的監測對象。因為一旦資產價格通過財富效應或者其他渠道最終影響到總需求或總供給，就會對通貨膨脹率產生影響。即使是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中央銀行，也很有必要把資產價格的漲落作為制訂貨幣政策的重要參考；第二，進行宏觀調控時必須綜合考慮調控政策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例如美聯儲連續加息時，可能對房地產市場因此而承擔的壓力重視不夠；第三，政府不要輕易對危機提供救援。危機是對盲目投資和盲目多元化行為的懲罰，如果政府對這種行為提供救援，將會導致道德風險的滋生。本次發達國家中央銀行在市場上聯手注資，可能會催生下一個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