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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形式與政策論文之經濟新常態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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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來危機的大爆發宣告了世源界經濟步入「大調整」與「大過渡」的時期。這種大時代背景與中國階段性因素的疊加決定了中國經濟進入增速階段性回落的「新常態」時期，並呈現出與周期性調整不一樣的新現象和新規律。因此，宏觀調控理論、調控模式及其工具也應該做出相應調整。鑒於目前中國經濟增速回落的主導型因素是結構性的，凱恩斯主義的逆周期調控理論就不能成為宏觀調控的核心理論基礎，需求導向的強刺激就不能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合理選擇。因此，結構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為必然的選擇，一方面通過改革來重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強化總供給、總需求對於價格機制反應的靈敏度，另一方面通過化解深層次結構問題，創造新階段的增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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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央政府選擇現在出手應對通脹和抑制資產泡沫膨脹，將不可避免地對保增長產生負面的影響。反過來，如果為避免打擊經濟復甦而對目前政策不做出適當調整，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膨脹的危險就會不斷累積加劇，將來出手應對的難度會更大。
保增長任務依然艱巨
2009年，在歷史罕見的全球金融風暴沖擊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嚴峻考驗。所幸在中央政府強有力的救市政策支撐下，中國經濟率先反彈，將繼續保持8％以上的增長已成定局。盡管如此，展望2010年的中國經濟，誠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分析當前形勢時所指出的那樣，經濟復甦的基礎尚不穩固，面臨的外部環境仍然嚴峻，2010年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的任務依然艱巨。
首先從內部看，2009年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的拉動，特別是政府和國有企業主導的投資，消費需求的增長卻仍然不見明顯起色。在大規模投資中，銀行信貸的超常增長又發揮了決定性的支撐作用。然而，無論是過高的投資比率還是過快的信貸增長，且不論其所蘊含的風險，其本身就註定是不可持續的。2010年中國經濟不可能再單單依靠投資的拉動來支撐增長目標的實現。
因此，消費需求方面能否有切實的改善和提升，就成為明年保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但消費需求不足是中國經濟近十多年來的一個老問題，造成消費不足的原因很多也是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如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等。這些問題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解決，因此消費需求也很難在短時間內有大幅度的提升。
再從外部環境看，盡管美國經濟第三季度已經走出衰退，實現2.8％的正增長，但其中三分之二也要歸功於政府投資，特別是對更換汽車和對首次購房者的補貼政策，距離恢復到依靠市場自身推動的增長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目前美聯儲以及各大機構大都對美國經濟前景持審慎樂觀的態度，甚至一些學者和投資者預測美國經濟將呈「W型」走勢，即可能會出現二次探底的情形。可以說，美國經濟復甦之路仍然漫長。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也作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在其經濟真正轉好，特別是其國內消費水平恢復之前，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都不可能有真正持久的復甦。
綜合內外因素，2010年中國經濟能否保持平穩增長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保增長的任務依然艱巨。
通脹與資產泡沫威脅顯現
中國經濟尚未完全走出通貨緊縮的狀態，但人們的通貨膨脹預期卻不斷增強，加上不斷膨脹的資產泡沫問題，給中國經濟的平穩增長帶來威脅，也給宏觀經濟政策帶來難題。
強烈的通貨膨脹預期和資產泡沫膨脹，主要來自於信貸超常增長所導致的流動性泛濫。盡管人們普遍預期今年出現的天量信貸現象不會在2010年再度上演，但即便降低到7至8萬億的規模，與歷史水平相比仍是不小的規模，近乎2008年水平的兩倍。況且，今年放出的信貸有很大一部分還沒有真正變成投資，而是變成了企業存款，這部分資金形式的轉換也將增加明年的流動性。加上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大量熱錢湧入，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或吸收市場過多的流動性，通脹加速和資產泡沫膨脹也將無法避免。
然而，如果中央政府選擇現在出手應對通脹和抑制資產泡沫膨脹，將不可避免地對保增長產生負面的影響。反過來，如果為避免打擊經濟復甦而對目前政策不做出適當調整，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膨脹的危險就會不斷累積加劇，將來出手應對的難度會更大，更有失控的危險。
調結構不可能一蹴而就
2009年中國經濟「保增長」的任務勝利達到，但「調結構」的目標卻未能實現，這並不意外，也無可厚非。因為結構問題本來就是中國經濟中的一個長期性矛盾，不要說在當前嚴峻的經濟形勢下難以解決，即便在條件好的時候解決起來也並不容易。
中國經濟結構中的核心問題是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即經濟增長過於依靠投資來拉動，而居民消費增長緩慢，貢獻率偏低。其他結構性問題，如產能過剩、對外依賴度過大等，都與這一核心問題有關。投資比例過大、投資增長過快，必然導致生產能力的增長超過國內需求的增長，產生產能過剩問題。過剩的產能在內需無法全部吸收的情況下，只能向外部尋找需求，靠大規模出口來消化過剩的生產能力，這就形成了對外部需求的強烈依賴，進出口佔GDP的比重過高。
調結構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從長期看，如果中國經濟要在未來幾十年中仍保持平穩快速的增長，結構性矛盾就必須得到解決，並且現在就必須開始著手解決。越是往後拖，矛盾越是突出，也就越是難以解決，或許解決起來的代價就越大。
保就業始終是核心問題
就業本身也是中國經濟的長期性矛盾之一，畢竟中國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規模，也是勞動力數量最多的國家。根據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今年兩會期間回答記者提問時提供的數字，中國每年需要安排就業的城鎮勞動力有2,400萬，而在農村還有1億多富餘勞動力，每年需要轉移800萬到900萬到城鎮就業，勞動力就業的壓力非常大。
過去許多人批評，中國在宏觀政策目標上總是盯著GDP增長，其次是盯著通脹或是通縮，而沒有像西方國家那樣，把就業納入宏觀政策的首要目標之中。其實，這是一種誤解。作為一個落後的發展中經濟體，中國的就業政策其實就隱藏在發展政策之中，「發展是硬道理」，有發展，才會有就業，才會有更多的就業崗位來吸納新增勞動力，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因此，把經濟增長作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第一位的目標，是完全正確的，保增長就是保就業。
但是，結構調整，無論是降低投資率，還是壓縮產能過剩，以及降低外貿依存度，都可能對就業帶來影響。如何在調整結構的同時，不對勞動就業產生大的負面影響，是擺在決策者面前的另一個難題。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在努力保增長、保就業的同時，還要保民生，做好失業救濟工作，做好失業人員和困難群體的社會保障工作。
宏觀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與靈活性
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央果斷對宏觀經濟政策做出調整，提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一年多來，這一政策組合發揮了威力，成功實現了2009年保增長的目標。
目前，在經濟回升基礎還不鞏固、外部環境仍然嚴峻的情況下，還是應該繼續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宏觀政策取向。這一方面是向市場發出明確的信號，顯示中國將繼續保持宏觀政策穩定性和連續性，有助於鼓舞市場信心和穩定預期；另一方面，也是要保證已投項目的後續資金需求，避免投資後繼乏力，也避免出現爛尾工程和壞賬增加。
同時，面對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和不斷膨脹的資產泡沫問題，在政策執行中還需密切注意情況的變化，靈活運用各種措施手段，針對具體問題，在政策措施的重點、力度、節奏等方面做出適當調整，在保增長與遏制通脹和資產泡沫膨脹之間取得平衡。
貨幣政策回歸適度寬松
盡管中央提出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但2009年貨幣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卻顯得過度寬松，出現信貸「井噴」的現象，全年信貸規模比年初的預計高出一倍。貨幣政策的過度寬松導致了流動性的泛濫，進而導致資產價格迅躥升，引發對於通脹和資產泡沫膨脹的憂慮，也引發對貨幣政策收緊的擔心。
在目前情況下，貨幣政策應回歸「適度寬松」，在執行中真正落實「適度寬松」的方針。在短期內不對利率政策做出調整的情況下，一方面要保持信貸的適度增長，另一方面也要嚴格控制信貸規模，並採取措施逐步回收過多的流動性。特別是要針對熱錢流入和「存款搬家」等問題，通過央行的公開市場操作等措施來對市場流動性進行有效管理。
保增長應以財政政策唱主角
與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財政政策的執行卻顯得不夠「積極」，截至前三個季度，財政支出僅完成了年初預算的七成，財政收支仍有大量盈餘。雖然財政政策不夠積極，但在危機年代中國能將財政狀況保持在比較健康的狀態，也是一件好事，為財政政策進一步發揮更大作用提供了政策空間。
2009年在貨幣政策回歸「適度寬松」的情況下，應該切實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讓財政政策取代貨幣政策成為保增長的主角。在將財政赤字和負債比率控制在警戒水平之內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可以進一步推出一些稅收減免和增加支出的措施來帶動經濟增長，確保增長目標的實現。
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也是調結構的需要，應當兼顧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一長期目標的實現。一是在投資的方向上，重點應為結構調整和產業技術升級提供資金支持，為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打下基礎；二是在財政資金的分配上，應當經濟建設與改善民生並重，拿出更大比例的財政資金用於補貼，提高居民的實際收入，刺激消費。
⑨ 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的新常態1200字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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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寫經濟發展新常態論文可以分為幾個方面寫
從消費需求看，過去我國消費具有明顯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徵，現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證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必須採取正確的消費政策，釋放消費潛力，使消費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
從投資需求看，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後，傳統產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須善於把握投資方向，消除投資障礙，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從出口和國際收支看，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國際市場空間擴張很快，出口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動能，現在全球總需求不振，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也發生了轉化，同時我國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必須加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使出口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支撐作用。
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看，過去供給不足是長期困擾我們的一個主要矛盾，現在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企業兼並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徵。
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餘勞動力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
從市場競爭特點看，過去主要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現在正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必須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形成統一透明、有序規范的市場環境。
從資源環境約束看，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從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看，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徵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必須標本兼治、對症下葯，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機制。
從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製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必須全面把握總供求關系新變化，科學進行宏觀調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