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

Ⅰ 近年來反映我國經濟建設巨大成就的事都有些什麼

大改革 大開放 大發展 ──改革開放30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一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30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堅定不移地推進體制改革，毫不動搖地促進對外開放，取得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舉世矚目的巨大輝煌成就，實現了人民生活由溫飽不足向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贏得了我國在國際經濟社會影響力和地位的空前提高，中國經濟社會的面貌從此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一、國民經濟上大台階，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實現了由弱到強的舉世矚目的巨大轉變197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645億元，在世界主要國家中位居第10位。人均國民總收入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發達的低收入國家行列。改革開放的推進，不斷為發展注入生機和活力，我國經濟迅速走上快速發展的軌道。改革開放的30年，是我國經濟蓬勃發展的30年，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由弱變強的30年，是我國逐步擺脫低收入國家不斷向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邁進的30年。30年間經濟實現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長速度。改革開放初期，黨和政府按照改革開放的總體要求，確立了「三步走」的偉大戰略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全國人民以一往無前的精神，奮發圖強，開拓進取，1987年提前3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戰略目標，1995年實現再翻一番的第二步戰略目標，提前5年進入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在實現「三步走」偉大戰略目標的進程中，國民經濟實現快速增長。1979-2007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實際增長9.8%，不僅明顯高於1953-1978年平均增長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於同期世界經濟年平均增長3.0%的速度。與日本經濟起飛階段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9.2%和南韓經濟起飛階段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5％不相上下。經濟總量連上幾個大的標志性台階。經濟的快速增長使經濟總量呈現加速擴張態勢。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645億元迅速躍升至2007年的249530億元。其中，從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萬億元用了8年時間，上升到1991年的2萬億元用了5年時間，此後10年到2001年平均每年上升近1萬億元，2001年超過10萬億元大關，2002-2006年進入高速增長期，平均每年上升2萬億元，2006年超過20萬億元，在此基礎上，2007年一年又增加3.76萬億元。經濟總量居世界位次穩步提升。經濟總量的加速擴張大大縮小了我國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差距。30年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4位，僅次於美國、日本和德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摺合成美元，我國2007年國內生產總值為32801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的23.7%，日本的74.9%，德國的99.5%，分別比1978年提高17.2、59.7和78.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的份額也有明顯上升，1978年為1.8%，2007年提高到6.0%。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成倍增加。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1987年的1112元後，1992年達到2311元，2003年超過萬元大關，達到10542元，到2007年又迅速攀升至18934元，扣除價格因素，2007年比1978年增長近10倍，年均增長8.6%。人均國民總收入也實現同步快速增長，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准，我國已經由低收入國家躍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對於我國這樣一個經濟發展起點低、人口基數龐大的國家，能夠取得這樣的進步，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國家財政實力不斷增強。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規模的擴大，同時帶來了國家財力的增加。1978年國家財政收入僅1132億元，1985年翻了一番，達到2005億元，1993年再翻一番，達到4349億元，1999年跨上1萬億台階，達到11444億元，2003年超過2萬億元，達到21715億元，2007年，國家財政收入已經超過5萬億元，達到51322億元，1979-2007年年均增長14.1%。財力的增加對促進經濟發展、加強經濟和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切實改善民生、有效應對各種風險和自然災害的沖擊提供了有力的資金保障。外匯儲備實現由短缺到富足的歷史性轉變。1978年，我國外匯儲備僅1.67億美元，人均只有0.17美元，摺合成人民幣不足1塊錢，短缺是當時外匯儲備的基本特徵，出口創匯是發展對外貿易的基本動力。但隨著我國對外經濟的發展壯大，經常項目貿易盈餘不斷積累，外匯儲備的短缺迅速成為歷史，1990年外匯儲備超過百億美元，達到111億美元，1996年超過千億美元，達到1050億美元，2006年超過1萬億美元，達到10663億美元，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我國外匯儲備擴大到15282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一位。大型公司（企業）不斷涌現並迅速發展壯大。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大型企業由少到多、由弱變強，成為改革開放30年經濟發展成就的醒目標志。根據美國《財富》雜志評出的2007年度世界500強公司名單，我國內地共有22家，其中中國石化集團名列第17位，比2006年提升6位，取得中國公司在世界500強排行榜上的最好名次，也是中國公司首次進入世界前20強。二、經濟結構大調整，發展方式和增長模式呈現出由粗放向集約和節約的重大轉變</strong></p><p>30年來，改革進程的加快和經濟的快速增長，促進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改革開放的30年，是經濟結構大調整的30年，是經濟發展方式和增長模式不斷呈現新格局的30年。</p><p>二、三產業快速發展，產業結構基本實現以工農業為主向一、二、三次產業協同發展的轉變。30年來，三次產業在調整中均得到長足發展，農業基礎地位不斷強化，工業實現持續快速發展，服務業迅速發展壯大。1979-2007年，第一、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增加值年均分別增長4.6%、11.4%和10.8%。三次產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3.9調整為2007年的11.3:48.6:40.1。與1978年相比，2007年第一產業比重下降16.9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比重上升0.7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大幅上升16.2個百分點。</p><p align=center></p><p>工業結構基本實現了由技術含量低、勞動密集程度高、門類單一的結構向勞動密集、技術密集、門類齊全的發展格局轉變。30年來，冶金、能源、紡織、機械、航運等傳統工業在改造中實現結構不斷調整升級。2004年鋼鐵工業的連鑄比已提高到95.9%，比1980年提高近90個百分點，達到國際先進水準。銅、鉛先進熔煉生產工藝的產能達到總產能的70%左右，電解鋁自焙槽工藝已全部淘汰，改為具有國際先進水準的大型預焙電解槽技術。耗煤低、發電效率高的單機容量30萬、60萬千瓦機組已成為我國電力工業的主力發電機組，並逐步向100萬千瓦級發展。落後棉紡錠和毛紡錠得到大規模壓縮，棉紡織設備的大部分機器採用了變頻調速、可編程式控制制器PLC技術，基本實現了紡機產品的機電一體化。大型燃氣輪機、抽水蓄能機組、直流輸電設備、超臨界火電機組、大型船用曲軸等實現國產化，年產千萬噸級的大型煉油廠設備自主化率高達90%。與此同時，電子資訊、生物工程、航空航太、醫葯製造、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技術工業從無到有，蓬勃發展，成為帶動我國工業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因素。經過30年來的發展，我國在航太技術、核能發電技術、高性能電腦技術、重型機械成套設備製造技術、數控機床製造技術、第三代通信技術等領域都有一系列重大突破。2007年，我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11621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4.7%，比1995年提高3.0個百分點。</p><p>城鎮化步伐明顯加快，基本實現了由城鄉分割向城鄉協調共同發展的轉變。30年來，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逐年提高，城鎮化水準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7年的44.9%，上升了27.0個百分點，年平均上升0.9個百分點。城鎮總人口年平均增加1453萬人，鄉村總人口年平均減少216萬人。大量鄉村人口由農村向城鎮轉移，促進了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城鎮吸納就業的能力不斷增強，1978-2007年，城鎮就業人員佔全國的比重從1978年的23.7%上升到2007年的38.1%。與此同時，城鎮就業崗位的快速增加帶動了鄉村勞動力不斷向城鎮轉移，使鄉村就業人員佔全國就業總量的比重從1978年的76.3%下降到2007年的61.9%。</p><p align=center></p><p>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取得重大進展，基本實現了由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向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轉變。1978年，全民所有制工業佔全部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77.6%，集體工業佔22.4%，國有占絕對優勢；發展到2007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佔全部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下降到29.5%，集體企業佔2.5%。國有企業佔比的下降並沒有改變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在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仍占絕對優勢。2007年，石油天然氣開采業和電力熱力的生產供應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產值所佔比重分別為96.9%和90.8%，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佔75.5%，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分別佔49.8%、42.0%和32.2%。與此同時，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對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和活躍市場等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從數量看，2007年全國登記的個體工商戶為2741.5萬戶，私營企業551.3萬家，分別比1992年增長0.8倍和39.1倍。在規模以上工業中，非公企業數量達30.3萬個，佔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的90%。從創造的產值看，2007年規模以上非公企業工業總產值所佔比重為68%。從就業上看，2007年，城鎮國有和集體單位從業人員佔全部城鎮從業人員的24.3%，而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城鎮從業人員幾乎全部集中在公有制企業。</p><p>分配結構出現了明顯調整，基本實現了由平均主義突出、收入渠道單一，向以勞動報酬為主、資本和技術等收入為輔的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轉變。1979-2007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4.1%；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7.2%；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7.1%。與此同時，不斷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進一步完善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2007年，在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全部年收入中，工薪收入佔68.6%，比1990年下降7.2個百分點；經營凈收入佔6.3%，財產性收入佔2.3%，轉移性收入佔22.7%，分別比1990年提高4.8、1.3和1.0個百分點。2007年，在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佔38.6%，比1985年提高20.5個百分點；家庭經營性收入佔53.0%，下降21.4個百分點；財產性收入從無到有，已佔到3.1%。</p><p><strong>三、商品和服務供給能力大提高，實現了從短缺到總體基本平衡的根本性轉折</strong></p><p>經過30年的快速發展，我國商品和服務的供給能力明顯提高，曾經困擾我們多年的商品和服務的短缺問題大大緩解。改革開放的30年，是商品和服務由短缺轉向總體基本平衡或略有結余的30年，是商品和服務供給能力不斷提高的30年。農產品供給能力穩定提高。30年來，確保農業特別是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供給始終是黨和政府關注的重點。第一產業增加值由1978年的1028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28095億元，扣除價格因素，增長2.7倍，平均每年增長4.6%。主要農產品產量成倍增加。2007年，糧食產量達50160萬噸，比1978年增長64.6%；棉花產量762萬噸，增長2.52倍；油料產量2569萬噸，增長3.92倍；糖料產量12188萬噸，增長4.12倍；水果產量18136萬噸，增長26.6倍；水產品產量4748萬噸，增長9.2倍。肉類產量6866萬噸，比1979年增長5.5倍。工業生產能力擴張迅速。2007年工業增加值突破10萬億元，達到107367億元，按可比價計算，比1978年增長了23倍，年均增長11.6%。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增長迅猛。2007年生產原煤25.3億噸、粗鋼4.9億噸、水泥13.6億噸、汽車889萬輛，分別比1978年增長3.1倍、14.4倍、19.9倍和58.6倍，家用電冰箱由2.8萬台增加到4397萬台，彩色電視機由0.4萬台增加到8478萬台，行動通訊手持機和微型電子電腦從無到有，擴張迅速，2007年產量分別達到5.5億台和1.2億台。初步統計，附加值較高的發電設備2007年比1978年增長25.9倍，冶煉設備增長5.4倍，金屬切削機床增長2.5倍，交流電動機增長4.9倍。製造業大國地位初步確立。根據聯合國工發組織資料，1995-2000年，我國製造業年均增長9.3%，比工業化國家快6.1個百分點，比發展中國家快4.0個百分點；2000-2006年年均增長11.2%，比工業化國家快9.4個百分點，比發展中國家快4.2個百分點。按照2000年不變價計算，我國製造業增加值佔世界的份額由1995年的5.1%上升到2007年的11.4%。按照國際標准工業分類，在22個大類中，我國製造業佔世界比重在7個大類中名列第一，其中，煙草類佔比49.8%，紡織品類佔比29.2%，衣服、皮毛類佔比24.7%，皮革、皮革製品、鞋類佔比33.4%，鹼性金屬佔比23.8%，電力裝備佔比28.2%，其他交通工具佔比34.1%；有15個大類名列前三；除機動車、拖車、半拖車一個大類外，其他21個大類所佔份額均名列世界前六位。而在發展中國家中，除機動車、拖車、半拖車一個大類名列第十一位外，其他21個大類所佔份額都名列第一位。第三產業迅速成長。隨著對第三產業認識的不斷深化和投入的不斷增加，第三產業實現快速發展。2007年，第三產業增加值100054億元，按可比價計算，比1978年增長18.6倍，年均增長10.8%。在第三產業中，各類服務業均實現快速增長。商業持續繁榮，基本形成了多層次、多門類的商品市場體系和多種經濟成份、多種市場流通渠道、多種經營方式並存的商品市場格局。2007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89210億元，比1978年增長56.2倍，年均增長15.0%。金融市場體系初步建成，金融產品逐漸豐富。2007年底，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餘額26.2萬億元，比1978年增長137倍；保險公司原保險保費收入7036億元，比1994年增長17.7倍。交通郵電蓬勃發展。2007年，旅客運輸周轉量21593億人公里，比1978年增長11.4倍，年均增長9.1%。貨物運輸周轉量101419億噸公里，比1978年增長9.3倍，年均增長8.4%。郵電業務總量19805億元，比1978年增長580.0倍，年均增長24.5%。房地產業發展迅猛。2007年，城鎮房地產開發投資25289億元，占城鎮全部投資的20%以上，房地產業增加值11854億元，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為11.8%，已經成為國民經濟中的重要行業。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穩居世界前列或位次前移。工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提升了我國主要產品在世界的位次。2007年，主要農產品中，穀物（45632萬噸）、肉類（6866萬噸）、棉花（762萬噸）、花生（1302萬噸）、油菜籽（1057萬噸）、茶葉（117萬噸）、水果（18136萬噸）等產品產量已穩居世界第一位。甘蔗（11295萬噸）、大豆（1720萬噸）分別居第二、四位。主要工業產品中，鋼（56561萬噸）、煤（25.26億噸）、水泥（13.6億噸）、化肥（5825萬噸）、棉布（675億米）居第一位。糖（1271萬噸）居第三位。發電量（32816億千瓦小時）居第二位。原油產量（18632萬噸）居第五位。其他主要產品產量的位次也明顯前移。四、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大加強，實現了從制約到有力支援經濟發展的顯著轉變基礎設施基礎產業曾經是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改革開放30年來，加大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投入取得明顯效果。改革開放的30年，是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大加強的30年，是能源、交通、通信等「瓶頸」制約不斷緩解的30年。能源生產能力由弱變強。能源不僅關繫到經濟能否取得穩定的增長動力，還關繫到國家的經濟安全，因此，黨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視增加能源供給。30年來，通過不斷大幅度地增加能源投入，我國能源生產能力大大增強。2007年，我國能源生產總量達到23.5億噸標准煤，比1978年增長2.8倍，年均增長4.7%，已經成為世界上除美國之外的第二大能源生產國，能源總自給率達到90%。在主要能源中，2007年原煤產量25.26億噸，居世界第一位，比1978年增長3.1倍。2007年末，發電裝機容量7.18億千瓦，比1978年增長11.6倍，年均增加9.1%。2007年發電量達到32816億千瓦小時，比1978年增長11.8倍，年均增長9.2%。與此同時，可再生能源開發效果明顯，水電、核電、風電占能源生產總量的比例由1978年的3.1%提高到2007年的8.2%。交通運輸能力明顯增強。經過30年的不懈努力，鐵路、公路、機場、港口等交通基礎設施實現快速擴張。鐵路營業里程由1978年的5.2萬公里增加到2007年的7.8萬公里，增長50.9%，累計新增2.6萬公里。公路里程由89萬公里增至358萬公里，增長3倍，累計增加269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從無到有，2007年末達到5.4萬公里。民用航空航線里程由14.9萬公里擴大到234.3萬公里，其中國際航線由5.5萬公里增至104.7萬公里，增長17.9倍。管道輸油（氣）里程由0.83萬公里增加到2007年的5.45萬公里，增長5.6倍。沿海主要港口貨物吞吐量由1985年的3.1億噸增至38.8億噸，增長11.5倍，連續五年居世界第一。郵電通信業蓬勃發展。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以及資訊化的發展不斷催生對通信基礎網路的需求，郵電通信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最快的基礎產業之一。到2007年末，已初步建成覆蓋全國、通達世界、技術先進、業務全面的國家資訊通信基礎網路。固定電話用戶由1978年的193萬戶增加到2007年的36564萬戶，增長189倍。行動電話用戶從無到有，由1990年的1.8萬戶膨脹到2007年末的54731萬戶。通訊設施明顯改善。全國局用交換機容量由1978年的0.04億門升至2007年的5.1億門，增長125倍。行動電話交換機容量達到8.5億戶。長途光纜線路長度達到79.2萬公里，互聯網寬頻接入埠8539萬個。全國郵電業務總量從34.1億元增加到19805億元，增長580倍。已通郵的行政村比重達到98.4%。我國互聯網上網人數達到2.1億人，居世界第二位，寬頻上網人數1.63億人。網路規模居全球第一，發展速度也位居世界前列。

Ⅱ 談談現階段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

區域經濟增長的基本格局

近幾年我國國民經濟繼續保持了快速增長勢頭，國民經濟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進一步顯現，在區域經濟發展上表現得也十分明顯。

去年區域經濟增長的基本格局呈現以下特點：

一是區域經濟增長速度都比上年提高，宏觀區域經濟發展態勢仍然保持了近年來「東部西部高、中部和東北低」的增長格局，但東西部地帶間增長速度的差距有所縮小。全國各省區市經濟增長的平均速度為13.45%(以各省區市生產總值為權重計算，下同)，比上年提高1.45個百分點，其中東部為14.13%，比上年提高1.28個百分點；東北為12.30%，比上年提高1.46個百分點；中部為12.73%，比上年提高2.33個百分點；西部為12.75%，比上年提高1.48個百分點。東部增長速度最快，並高於各省區市平均；東北、中部和西部增長速度均低於各省區市平均；中部速度增長幅度最大，但西部增長速度仍然高於東北和中部地區，表明西部開發戰略繼續取得成效；東部增長速度與西部增長速度之差為0.72個百分點，比上年的1.58個百分點有所縮小，表明我國東西部差距擴大的趨勢有所減弱。

二是各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在上年較快的基礎上，繼續有所提高，省區市間的速度差距繼續擴大，增長速度的「寶塔型」分布進一步凸顯。各地區生產總值增長幅度為10.4%—19.4%，最大值比上年提高了3.1個百分點，最低值比上年提高了1.8個百分點，最大值與最低值之差達9.0個百分點，高於上年的7.7個百分點，顯示出各省區市經濟總量的差距呈加速擴大的趨勢。

地區經濟總量與結構分析

近年來我國地區經濟總量的分布格局沒有太大的變化，基本特點如下：一是區域經濟總量的分布呈現出東部和中部比重提高，而東北和西部比重繼續下降的態勢。去年東部經濟總量比重54.17%，比上年提高0.21個百分點，中部比重為19.66%，比上年提高0.16個百分點；東北和西部則繼續分別比上年下降0.34和0.03個百分點。二是各省區市經濟總量排序總體格局沒有大的變化，若干省區市位次發生了一些小的變動。

去年全國三次產業結構依然為「二、三、一」的格局。從各省區市看，除北京、湖南和西藏為「三、二、一」格局，海南為「三、一、二」格局外，其餘省區市均為「二、三、一」格局。各省區市產業結構比重變化出現新的情況，突出的是一產出現多年來的第一次回升；二產比重繼續有所上升；三產比重也繼續呈現下降趨勢。一產比重15.2%，比上年上升0.8個百分點，二產比重52.9%，比上年上升0.7個百分點；三產比重31.9%，比上年繼續下降1.5個百分點。

區域發展水平與差距的變化

去年全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10561元，按各省區市平均則為13108元，各省區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4215元—55307元之間。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格局和地區差距變化呈現以下特徵：

一是東西部間的絕對差繼續擴大，而相對差則出現縮小態勢。去年東西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絕對差為12837元，比上年名義擴大17.8%，與東西部經濟總量差距繼續擴大的趨勢是基本一致的；東西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相對差為2.662，比上年縮小2.5%，表明一系列協調區域發展的措施正在起作用。二是各省區市發展水平繼續呈現出發達省區市數量少、落後省區市數量多的「金字塔」形分布格局。

我國區域經濟展望

今年是我國第十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國民經濟和區域經濟將繼續保持良好的增長勢頭。今年區域發展的影響因素和基本趨勢大體如下：

第一，更加明顯的新一輪經濟上升周期將繼續帶來我國區域經濟的普遍高速增長，各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將繼續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

第二，資源對經濟快速發展的約束作用將進一步明顯。

煤電油運等能源原材料產業，以及其它一些基礎設施的「瓶頸」制約作用將繼續存在。這一方面可以繼續為自然資源豐富的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市場需求條件。另一方面也要求各地區都要將這些制約因素的增強看作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一個良好的契機，進一步切實抓好增長方式的轉變，加大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工作力度，努力發展循環經濟，不斷降低能耗和物耗，大力提倡節約水、土地和能源等各種資源。

第三，實施中部崛起戰略將成為協調區域經濟發展、整合空間資源和優化經濟布局的關鍵舉措。

在今後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時期，中部地區和中等發展發達地區將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活力地區。我國中部地區不僅有獨特的協調和整合空間資源的優勢，而且還具備了快速發展的生產要素基礎、基礎設施基礎和產業基礎：如具有較為密集的人才資源和教育科技資源、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發達的交通通信條件、輻射廣泛的商貿流通產業；高效的糧食主生產、突出的能源原材料產業、具有一定優勢的汽車與裝備工業以及以「光纖」為代表的高技術產業等等。

第四，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步伐進一步加快。東北老工業基地在繼續享受增值稅轉型、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企業分離辦社會職能等改革試點，對部分行業和企業在稅收、銀行貸款、投資支持等方面採取靈活優惠的政策的基礎上，國家還將加強振興東北的人才基礎。這些措施將使老工業基礎的振興不斷加快。

第五，西部大開發將繼續取得較大成效。國家將繼續在建設資金和財政轉移支付方面向西部地區傾斜，進一步加強西部基礎設施、生態環境保護、基礎教育等方面的建設。同時，還要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大力發展特色產業。

第六，東部將繼續成為我國對外開放和開展區域合作的先導地區。

第七，地區間的差距將呈絕對差繼續擴大，而相對差在人口合理流動繼續加速的情況下有所縮小的態勢。我國國民經濟正處在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的中期階段，地區之間的絕對差距擴大是難以避免的，但是如果措施得當，將國民經濟總體布局和人口合理分布統籌考慮，是有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控制地區絕對差距過快擴張的。

Ⅲ 你覺得近年來中國省內經濟發展快速的城市是哪幾個

蘇州：這座城市是我國有名的魚米之鄉，它有著將近2500年的歷史，是我國首批24座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一，不少人都聽說過這個城市的名號，更是有不少人被它所吸引，在蘇州有一個著名的景區就是蘇州園林，很多人到蘇州旅遊都是為它而去。當然，蘇州身為長三角城市群中的一員，那麼經濟實力和地位也是不容小覷的，這也是為什麼說它會有機會趕上北上廣深了。這三座城市可以說是黑馬相十足，潛力更是被所有人看好，實力也得到了廣泛的認可，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他們有望晉升超一線，作為網友的你怎麼認為呢？

Ⅳ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民之素質為何日益下降

嘿嘿！打個比方:一位僕人盡了全力也沒有完成主人交待的任務，他不但沒有得到主人的理解而且還被剋扣了生活費！僕人又不敢造反，就只好把氣往同事的身上撒！所以說素質不好是被逼的。

Ⅳ 閱讀下面材料，按要求回答問題。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的漢語方言有些已趨於萎縮和衰亡。

Ⅵ 談談你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認識

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一些進步同時也顯現出一些突出矛盾和沖突。
首先，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積極面：
（1）、經濟總量同比上升。我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佔全球經濟比重超過10%。當前，在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之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經濟低迷甚至衰退，它們的經濟總量在全球的排位、佔全球的比重和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正在下降。
（2）增長速度總體平穩。2013年，消費、出口、工業等都出現回升。據統計數字顯示，一方面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增速基本在逐月提高，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幅度在逐步減緩；另一方面，經濟效益仍維持較高水平，企業活力增強，面對外部環境趨緊和成本上升，一大批企業主動轉型，靠深化改革、加強管理、增強創新意識、優化產品結構應對危機，謀求發展，競爭力日益提高，市場適應力更強。 （3）、結構調整積極推進。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我們現在處於小康社會決勝的階段，中國經濟正處於增長階段的轉換時期，表面上看是增長速度的調整或下降，但是本質上來說是增長動力的轉換。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來自於消費的持續擴張，中國經濟發展應該更多地依靠科技創新、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管理創新，培育出在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產品的生產上形成我們新的優勢。 其次，顯現出的矛盾與問題：
（1）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一些高新技術產業、原有產業迅速發展等
對資源與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過去中國經濟發展一直都是靠消耗自然資源，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拉動經濟增長，盡管後來政府採取了相關措施來緩解發展與環境的問題，但成效並不是很大，杯水車薪；由於技術還不夠成熟，資源還未得到很充分的利用，造成資源浪費的現象普遍存在。現如今工廠亂排放廢棄物導致環境污染嚴重，如北京等地出現了嚴重的霧霾天氣，又如雲南就有一個小村莊就因為當地工廠亂排放工業廢棄物而污染當地水源，導致全村大部分居民里患癌症，成為「癌症村」。中國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注重節約資源、保護自然環境，以便穩定持續發展，同時為子孫後代的成長創造良好環境 （2） 自2008年10月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全球性金融危機並對我國
出口貿易型企業造成嚴重沖擊，企業的用工需求急劇下滑、現有的就業崗位流失嚴重，失業數量驟增，致使我國的就業和失業問題進一步惡化。再加上近年來高校擴招，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也正成為社會討論的熱點，求職者供過於求的現象也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作為大學生的我馬上也快畢業了，工作問題是個很頭疼的問題。
（3） 區域發展不平衡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問題，城鄉發展差異
化、東中西部發展差距、城市經濟發展中的貧富差距問題仍很嚴重
一是表現在資本存量方面：由於沿海地區由於開放得比較早，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民營經濟迅速增長, 資本大量積累; 同時改革開放一系列優惠政策的實施, 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的國外資本的輸入, 為沿海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資本投入。而中西部由於地理位置和政策的影響資本存量都不及東部，而且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二是科技投入方面東部地區仍然占據優勢
我們不僅要注重中國經濟的發展，還需要注重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並及時想出解決辦法，克服經濟發展中的缺點，促使經濟快速健康發展。

Ⅶ 怎樣寫出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分稅制改革在經濟高增長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高速增長時期。尤其是自年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有一個十多年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自2001年到2011年這十一年期間，中國GDP的年平均增速為10.7%。這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實際上，在寫作2002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長、資本形成與技術選擇」時，張軍曾與一些中國經濟學界的同仁（包括筆者）現在一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有些擔憂。當時，張軍判斷說：「毫無疑問，工業部門的盈利能力的持續惡化以及嚴重威脅投資收益率的資本形成體制以及金融制度將是中國經濟未來高速增長的嚴重製約因素。它們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國維持一貫高速增長的代價變得越來越大，因為在目前體制下，大量無效率的資本一旦形成，就會進一步強化金融資源的無效分配，而在短期，對投資的鼓勵甚至有可能進一步加強長期制約因素的形成，這些問題都將對增長的持續性產生負面影響。」（《張軍自選集》，92頁）
如果不看發表日期，讀者也許會誤解張軍教授是講今天中國經濟的格局及問題呢！以致張軍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顧自己的這篇文章時，也感嘆道：「最近經濟學家對這幾年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問題又有諸多討論和解釋，這些討論似乎讓我有種時間倒流的感覺。我回頭翻閱本論文時，仍覺得這是一個並不過時的思路與解釋框架。當年中國經濟的增長減速一度引起經濟學家的悲觀情緒，我也在其中。」（99頁）
然而，在2012年前過去的十多年，中國經濟並沒有如本世紀初許多經濟學家所悲觀擔憂的那樣減速，而是又經歷了一波快速增長，且這一波經濟增長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長的體量更大。這一經濟奇跡是怎樣發生的？其中的機理與增長因素又是什麼？這正是張軍在之後的數篇長篇論文所要討論和給予解釋的，可能也是張軍本人目前對中國經濟未來十至二十年增長前景與林毅夫教授一樣樂觀的原因。
在《張軍自選集》最後一篇新近寫作的文章中，張軍較全面地分析和論證了近些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在文章一開始，張軍就討論了紐約大學魯比尼（Nouriel Roubini）於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場講演中所提出的觀點，張軍評價道：「他在講演中提到，中國經濟過去的高速增長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資產投資支撐的，而且他說高儲蓄和低消費是一個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這也是當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這一說法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正確。」（335頁）
基於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Arthur Lewis）的「經濟發展的核心事實是快速的資本積累」這一理論，張軍首先指出，在過去二十多年中，隨著高投資、高資本積累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這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張軍還具體列舉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幾個典型事實：第一，資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之後顯著加快；第二，用於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幾乎在所有省份都經歷了跳躍式的增長；第三，來自地方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的資本支出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資本支出是來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盡管在九十年代後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加快了，但資本的回報並沒有出現惡化趨勢。張軍認為，正是因為上述中國經濟增長的四個特徵事實或者說增長貢獻因素，「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加速是過去20年來中國實現經濟快速和持續增長的引擎」（341－344頁）。
如果說高儲蓄、高投資和資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資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的話，那麼我們也自然理解為什麼張軍認為朱鎔基的財政體制改革是對的了：九十年代之後中國的「加速工業化現象不應該[被]理解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實施工業化戰略和選擇產業政策的結果，正好相反，經濟的市場化和各級地方政府成為工業化和資本形成的有利推動者」。張軍的這一判斷，顯然與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判斷有差異，而與張五常近些年所主張的地方政府競爭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於張五常過於強調「縣」在地方政府競爭中的作用（346頁）。按照林毅夫的理論解釋，之所以取得經濟高速增長，一個主要貢獻因素是因為中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中所採取的因勢利導作用，使中國企業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較優勢進行產業化升級和結構調整。（《新結構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別看重地方政府競爭，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各級政府在推動工業化和資本形成中的作用，這就不難理解張軍相信朱鎔基時任副總理時所推動的分稅制改革成為之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了。張軍說：「……分稅制幫助加速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進程。這或許是分稅制的積極推動者、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先生當初意想不到的結果。」因而張軍相信，分稅制的財政體制「那就真是通過『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變誘導地方主義的那種激勵機制了」，並從而「讓地方政府的惡性競爭變成了良性競爭，導致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加速」（347－348頁）。
就筆者管窺所見，近些年來，經濟學界、財政學界，乃至社會各界對1994年中國政府分稅制的問題議論較多，且很多的是批評和否定意見。從經濟學的理論上以實證方法正面來論述分稅制改革的財政體制的合理性以及給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正面效應，筆者唯獨見到張軍的這幾篇論文。這一方面說明張軍經濟理論分析的獨創性，另一方面也說明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的理論解釋，確實還有巨大的空間和待解釋領域和問題。探討和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機理和過程，不僅在經濟學基本理論上會有巨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對把握、理解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長期趨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可能正是因為這一點，張軍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所言：一旦一個人開始思考經濟增長問題，他將很難再思考其他問題。張軍也說：「你如果對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發展產生興趣，你就有沒完沒了的研究題目，你當然也無法再對單調而枯燥的一般理論問題保持興趣了。」（自序）
那麼分稅制是如何改變了中國積極增長的激勵機制的？張軍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保證了政府間激勵的兼容性，這首先是因為在分稅制下，由於稅收分開徵收，中央稅收的增加不會與地方政府擴增稅收的努力和激勵相沖突和產生負面作用；其次，在分稅制下，地方政府隱瞞增值稅收入的動機要小得多；最後，正是「由於中央與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稅，而該稅稅基的擴大一定與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擴大增值稅而推動經濟增長的努力也就同時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頁）。結果，「分稅制解決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在激勵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張軍得出結論說：「分稅制改革帶來的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也是解釋1994年之後中國經濟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關鍵。」他的具體解釋是，「在我看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結果，而分稅制驅動了地方政府對財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頁）。由此張軍認為，在這樣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進工業化，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長越快」。
很顯然，張軍以上的經濟理論推理和實證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毫無疑問，在市場經濟機制形成之後，發展經濟又成了中國各級政府社會發展的首要目標，從中央到地方，均可謂發展主義政府。隨著民營企業的崛起，外資的大量湧入，乃至國有企業的改制和參與經濟整體的市場化過程，上級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基本上是當地GDP的年增速，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上的競爭和錦標賽的發展機制。在此獨特的經濟與社會體制下，中國自1994年以來採取了主要以國稅和地稅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且在國稅徵收和使用上採取分成制，這顯然對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勵作用的。就此而論，張軍的判斷無疑是對的。然而，要把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歸結為分稅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懷疑。最多我認為，1994年所逐漸形成的分稅制的財政體制對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是，還構不成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因為，自上而下的層層發展主義的政府，最多是經濟增長的「助產婆」，還顯然不能算作是經濟增長的「主力軍」。
從理論上來說，稅收和財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國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時期的主要行政目標，因為，在歷史上可能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國王和政府領導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當然，為了達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國家、任何王朝在任何歷史時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且都願意「發展經濟」。這里問題的關鍵是，政府採取什麼制度和用什麼方法和手段來「發展經濟」，乃至在什麼樣的制度下發展經濟。譬如，即使在計劃經濟時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躍進」和「文革」時期，各級政府的任何行政長官在發展經濟上也有競爭，各級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徵到更多的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但為什麼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蘊生出較快的經濟增長呢？另外，盡管錢穎一和溫格斯特1997年的《財政聯邦主義》的著名文章就試圖把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歸因於當時實行的分權式「財政承包」對地方政府的激勵，但後來陶然、蘇福兵、陸曦和朱昱銘在2010年的研究則證偽了這一判斷，他們的研究表明，「並不存在充分證據支持以下觀點：即對省級乃至省級以下級別而言，政績考核體制，尤其是被認為關鍵的GDP增長率考核指標，對中國地方官員的政治提拔具有關鍵的意義。」（《經濟增長能夠帶來晉升嗎？——對晉升錦標競賽理論的邏輯挑戰與省級實證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頁）這一研究無疑也對張五常把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縣級競爭論，「官員晉升錦標賽競爭理論」，乃至財政分權論的激勵觀點在邏輯和實證兩個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戰。
另外，從經濟學和財政學的基本原理來看，在經濟增長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張力。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稅收的高速增長和高稅負對經濟增長卻有一些負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稅和提高稅率都會減少企業和家庭的私人財富，因而一般會通過一些內在關聯和傳導機制對企業的投資和擴張以及個人家庭的消費支出產生一定的遏製作用，從而對宏觀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影響。說來這並非是純粹經濟學推理。實際上，數年前世界銀行的一些專家曾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專門做過一項實證研究，該項經驗研究發現，在一個現代國家裡，當其宏觀稅負在10.3%～30.9%時，每提高1%的稅負，將使國內投資下降0.66%，GDP 增速則下降0.36%。世行的研究還發現，之所以在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一般有這樣一種負相關關系，主要因為：（1）企業所得稅的增收會降低企業贏利水平，削弱了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2）個人所得稅的增收，則會降低勞動收益率，抑制勞動供給；（3）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收，會抑制民間消費。另外，除了上述宏觀經濟考量外，更為嚴重的是，從微觀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開征任何新一種產品稅（車船稅基本上屬於這一種）、資源稅或提高其稅率，均會減少該產品以及相關產品的市場需求或供給，從而對整個社會產生一種三角形的「無謂損失」，即減少社會總福利。這也就是經濟學家們所常說的「哈伯格三角」。
無論從經濟學原理上進行推理，還是世行的實證研究均表明，稅收增加和高賦稅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把過去二十多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國政府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這一判斷可能就值得懷疑了。當然，政府徵收的稅收多，花費的也多，尤其是在發展主義政府追逐高GDP增長目標的導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進行大量投資，乃至政府自身建設各式各樣的漂亮的行政大樓，都會創造和增加各地當年的GDP。但是，如果從資金和資本的使用效率來考慮，即使不考慮經濟學家阿瑟·奧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與效率》一書中所發現的政府征稅後總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應」，到底是資金留在企業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還是通過政府征稅後替企業和私人花更有效率？從這個角度來考慮，考慮到分稅制改革後政府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幾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兩倍，有幾年甚至高達三倍以上）這一事實，把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分稅制改革，可能有待進一步思考與探討。別的不說，單是考慮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勵增長的「標尺競爭」體制下，各地政府都幾乎毫無例外地用減稅或免稅的方法來吸引外資（包括外資和外省外地資本）來本地建廠投資，就大致能理出從稅制改革和演進上解釋經濟增長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懷疑的地方了。當然，從張軍的經濟學推理中，可以認為，只有在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中，各地政府方有為了發展本地經濟而用減稅和免稅及提供土地、廠房、公共設施等手段來進行招商引資的權力空間和可能。盡管如此，我們毋寧把近二十年財政收入超高速增長看成市場經濟引入後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
當然我這樣說，絕不是否認分稅制改革在當時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拮據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來經濟高增長中的進步和積極意義。因為，在當時中央財政收入拮據、宏觀稅負佔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況下，一個當時人均GDP很低國家的政府是很難有任何作為的。因此，過去二十多年，中國財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長，既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也是過去多年來中國政府投資和政府所主導的投資高速增長的來源和原因。高投資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礎設施的投資快速增加，這些特徵事實均是不可否認和不可忽視的。而這些特徵事實恰恰為張軍和他的合作學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討和解釋了。
即使認識到上面分稅制改革在過去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們也絕不能忽視由於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財權和事權上的不對稱，所給當下和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乃至社會發展正在造成和帶來的問題，而這些財政體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決，將會導致影響未來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甚至社會安定。而實際上，從財政體制上啟動政府體制改革，已正在被越來越急迫地提到未來中國體制改革的議事日程。這已成為很多經濟、財政學界、社會各界乃至政府決策層的共識。但是，由於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本文的論述范圍，我們只能留在未來的研究中來討論了。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非經濟學解釋
過去二十多年，盡管經歷了2008年之後的世界經濟衰退的外部沖擊，中國經濟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長，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在人類歷史也沒有先例。但高速增長的原因到底是什麼，貢獻因素有哪些？
記得大約在2001年，張軍在哈佛訪學期間，就曾寫過一篇《關於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雜感》的經濟學隨筆。在那篇隨筆中，張軍得出了中國經濟增長得益於制度不完善，從而在制度變遷的「縫隙」中蘊生了中國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迅速增長的理論洞識。在新近一篇發表在FT中文網上的題為《可改革的體制：中國經濟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張軍再次提出：「對經濟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種體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隨著經濟發展的階段變化而變化。脫離了經濟發展的階段，談論最佳的體制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這也正是張軍這些年來所說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盡善盡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開放性和制度的創新空間」的真正意思。
同樣，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訪學期間，曾寫了四篇《哈佛書簡》，其中第四篇《哈佛書簡》，也討論了「破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市場、法治與民主》，韋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頁）的問題。
在那篇書簡中，我曾提出，在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方面，還存在著許多謎團。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是如何發生的？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又是怎樣形成的？在回答這類極其復雜的問題時，不同的論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視角，並自然會產生不同層面的理論解說。首先，一些宏觀經濟學家可以根據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要素來分析，譬如，從消費、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外貿出口這三大要素分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進行理論分解。一些國際經濟學家也可以從中國的匯率變動和貨幣政策給出一些理論解釋。一些人口學家也可以從人口紅利的視角進行解釋。然而，盡管這種純經濟學的分析可以向人們展示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是如何發生的，但並沒能說明這些現象是到底如何發生的。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是，如果說在任何國家和任何時期的經濟增長中，消費、投資和外貿均是一國經濟增長的三大貢獻因素的話，那麼為什麼推動經濟增長的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長（近些年來尤其是後兩個因素）同時發生在體制轉軌和對外開放之中的當代中國？而在一些其他國家——尤其是與中國有著大致相同資源稟賦和同樣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出現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的同時強勁增長？在那篇文章中，我還專門問及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當下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和外貿出口這些年來一直保持這樣高比重和這樣高的增長速率？為什麼其他國家和經濟體就不能產生如此高的投資率和出口比例？
對於這個問題，第二個層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為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激勵，並進而蘊生出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這一層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幾分道理。然而，這一解答仍然沒有解釋得了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在當今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包括實行和推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並不只有中國，採取對外開放政策的國家也不只有中國，那麼，為什麼只有中國在二十一世紀開始之後產生了如此驕人的經濟業績？
在那篇文章中，我還討論了張五常先生的「中國的市場制度最優說」，香港大學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頓大學的著名社會學家伯傑（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種華人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說，以及英國阿爾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榮譽教授、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國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國人解除了制度的約束，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釋。
通過綜述經濟學家的要素貢獻說，張五常「制度說」、伯傑、雷丁和筆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討過的中國人的經商精神說，以及林恩的中國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論解釋，筆者當時得出以下結論：
如果把這三種解釋串聯起來看，或者說把三者疊放在一起來考慮，也許我們就能大致把握得住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脈搏了。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以上三種乍看來互不相乾的理論解釋，實際上是有著某些內在關聯並從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著的。具體說來，正是因為中國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國外的一些優生學專家的實際研究所發現的那樣），一大批中國的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營銷員以及生產者才會有超強的經營頭腦、精明的商業意識以及令人贊嘆的「craftsmanship」，才會在競爭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體化的國際市場中不斷增強中國產品和勞務的競爭力。也正是因為智商甚高的中國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產者有著如此精明的商業意識和精確判斷商機的經營頭腦，他們才會在中國四分之一多個世紀的經濟改革開放的歷史際遇中充分利用各種「制度縫隙」和「體制空檔」（或者以現在張軍的「體制適應和可改說」——韋森補記），來不斷發展自己的企業，創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國」，從而不但走出家門、省界，而且走出國門，勇敢地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在近些年中國漸進的社會體制變遷過程中，這些有著高智商的企業家、經理人、營銷員和生產者，既是體制轉軌的獲利者，也是當下中國工商業慣例和規范的實踐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也是現實市場制度安排的創造者。在與政府官員的行政干預並與其他競爭對手與合作夥伴的市場交易的社會博弈中，他們不僅不斷成長並壯大了自己的企業和生意王國，也實際上同時創生了當下中國市場運行的市場秩序和博弈規則，因而，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這千百萬在中國大陸各類企業中實際經營和成長著的的企業家、經理人、管理者和生產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斷的那種「目前中國最合宜的種種市場制度規則」的創造者（《市場、法治與民主》，229－230頁）。
從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東方周刊》發表後，筆者仍相信這一判斷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進的計量模型和方法來檢驗，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來解釋過去三十多年來——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離開了改革開放以來一大批中國企業家（包括現有的一些國有企業的老總）的崛起，離開了中國人樂於和善於經商的文化精神，純經濟學的解釋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在經歷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經濟衰退沖擊後中國大規模投資和超大規模貨幣創造（廣義貨幣近100萬億元，M2/GDP的比率已經達到1.88的當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國經濟在未來能否保持一個持續的高速增長？要保持一個可持續的相對增長，需要我們做哪些制度建設和改革，這才是當下中國經濟社會和經濟學家們所共同研究和探討的問題。就此而論，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和機理，並排除一些成見、誤識和偏見，不僅僅是解釋過去和現在，還在於指向未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理論解釋意義主要在這里

Ⅷ 中國經濟實現了平穩快速發展嗎

據報道，近年來，在世界經濟不斷調整的情況下，中國經濟雖從以往的兩位數增長版換擋為中高速增長，權但年均7.1%的增速放眼全球也屬於高增長。

希望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勢頭可以保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