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質量

A. 標題 經濟發展質量與經濟規模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你認為應該如何提高經濟發展質

標題 經濟發展質量與經濟規模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你認為應該如何提高經濟發展質，要抓緊時間？經濟的規律。

B. 我國經濟發展質量效益正在穩步提升嗎

從煤電油氣運等要素數據看，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繼續取得新進展，宏觀經濟運行的質量效益在穩步提升。

製造業用電量的結構性變化，也是製造業本身結構優化的外在表現。今年前5個月，第三產業用電量同比增長15.1%。一些新產業、新業態用電量高速增長，軟體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用電同比增長66.1%，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用電同比增長63.3%，其中互聯網數據服務業用電同比增長207.1%。「今年以來，我國服務業持續保持較快增長態勢，現代服務業發展勢頭強勁，服務業企業營業收入增長加快，市場預期繼續向好。」國家統計局服務業司司長許劍毅認為，隨著「放管服」改革不斷深化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顯現，服務需求將進一步增強，服務業發展將保持平穩較快發展態勢。

從貨運和物流情況看，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6月28日發布的數據顯示，前5個月，工業品物流總額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0.2個百分點。其中，高技術產業和裝備製造業物流需求增長12%和9.3%，增速分別高於工業品物流需求5.1個和2.4個百分點。這表明新興產業動能不斷成長，對經濟的支持作用在增強。此外，隨著電商及相關物流旺季逐步臨近，電商物流需求保持強勁、增速加快，5月份中物聯和京東聯合調查的電商物流指數顯示，總業務量和農村業務量規模都保持在35%以上的高速增長，增速比前幾個月進一步加快。1月份至5月份，總業務量指數平均為135.7點，比上年同期提高1.2個點。

C. 經濟發展為什麼特別強調質量變革

粗方式的發展雖然總量上可觀，但消耗了過多的資源，破壞了環境，兩極分化也很嚴重，透支了未來的潛力，從而高速發展不可持續。因此要強調發展的效率提升和質量變革。

D. 概述2019年我國經濟發展狀況,談談對「高質量發展」的理解

對高質量發展的理解如下：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之年，做好今年的經濟工作，十分重要。從今年一季度經濟運行情況看，主要宏觀經濟指標保持在合理區間，市場信心明顯提升，新舊動能轉換加快實施，改革開放繼續有力推進。

在經濟運行總體平穩、開局良好的基礎上，進一步做好全年經濟工作，需緊緊圍繞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落實好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謀劃與部署，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收官打下決定性基礎。

一、充分認識我國經濟長期向好趨勢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思想基礎

2018年，我國面臨三方面嚴峻挑戰。首先是深刻變化的外部環境，經濟全球化遭遇波折；其次是經濟轉型陣痛凸顯，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再次是兩難多難問題增多，要實現多重目標、完成多項任務、處理多種關系，政策選擇和工作難度加大。

盡管如此，我國經濟仍然在高基數上達到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社會大局保持穩定。2019年，我們面臨的外部環境仍不樂觀。世界經濟增速放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布下調全球經濟增長展望，把2019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測值降為3.5%。

與此同時，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加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波動，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外部輸入性風險上升。盡管如此，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長期向好趨勢沒有也不會改變。這表現在：

我國經濟擁有足夠的韌性。2018年在大幅度壓減工業產能和嚴格環保督察的環境下，工業增加值突破30萬億元。在國內結構性去杠桿以及融資環境收緊的情況下，企業經濟效益繼續提高。2018年全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66351億元，比上年增長10.3％。

同時，受服務業需求持續擴大以及價格上漲等因素影響，服務業經營利潤同樣保持快速增長，全年規模以上服務業企業營業收入比上年增長11.4％，營業利潤增長6.5％。我國經濟具有巨大的潛力。我國經濟的需求結構發生重大調整，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

2018年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76.2％。按照目前的發展態勢看，未來幾年我國商品零售規模有望突破4萬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的商品零售市場。我國經濟不斷迸發創新活力。2018年研發（R＆D）經費支出19657億元，比上年增長11.6％。

2018年日均新設企業超過1.8萬戶，市場主體總量超過1億戶。新能源汽車、工業機器人、軌道交通裝備等產業快速發展，產業規模位居世界前列，發展質量和效益明顯提升。

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現實基礎

在經濟運行層面，我們面臨新老矛盾交織，周期性、結構性問題疊加的雙重風險。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在宏觀調控上，推出調結構、防風險的政策措施要把握好節奏和力度。為此，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適度加大需求調控力度。

特別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但是，這些逆周期的宏觀調控措施，決不意味著「大水漫灌」，更不意味著宏觀政策導向的根本轉變。2019年乃至更長遠的一段時期，我國經濟宏觀調控的基本政策取向都將遵循「五個堅持」。

1、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進一步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

2、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出台更有效的措施，繼續推動生動實踐。

3、堅持推動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既要體現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上，還要體現在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加強污染防治和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

4、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更多採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同時要繼續打好三大攻堅戰，堅持結構性去杠桿，防範金融市場異常波動，處理好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5、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這就要求我們繼續堅持和完善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健全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體制機制。一方面要使國有企業通過改革創新強身健體，不斷增強發展活力和核心競爭力。

另一方面要下大氣力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促進民營經濟更好發展。同時要在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中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特別是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賦予微觀主體更大活力。

三、促進新舊動能接續轉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一環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部署了10項工作任務，每項任務都很重要。從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角度看，關鍵一環是要促進新舊動能接續轉換。促進新舊動能轉換要立足推動傳統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改造提升的基本途徑是與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提高製造業服務化水平。

其基本規律大致包含以下三點：一是價值鏈上的橫向升級。由製造環節向上游延伸，向研發、設計、創意、標准環節推進，如軌道交通裝備產業；由製造環節向下游延伸，向品牌、渠道、物流、服務環節推進，如家用電器產業。二是價值鏈網路上的縱向升級。

要使從事製造環節的企業由模塊供應商上升為系統集成商，如高端船舶、重大技術裝備產業。三是價值整合層面的創新。這主要包括製造業的信息化、智能化、綠色化、服務化。促進新舊動能轉換需要超前布局新興產業。深化大數據、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慧等研發應用。

發展高端製造、生物醫葯、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新興產業集群，壯大數字經濟。應該看到，以數據為關鍵投入要素的數字經濟將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對此，要加大投入，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推動互聯網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加快傳統產業數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強數字經濟，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還要看到，智能製造成為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趨勢，自動駕駛是智能製造最具商用前景的領域之一。我們需要著眼這些新興產業，提前進行布局，為推動新舊動能轉換積聚力量。

促進新舊動能轉換需要改革攻堅。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將更多集中於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需求上。公共產品、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不優是當前發展不充分的主要表現，引入市場機制能有效解決供給不足、不優等問題。

公共品既具有不同程度的福利性，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商品性，應恰當分類、區別對待、具體施策；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緩解政府投入資金的不足。這些特殊產業也帶有普惠性特徵，引入市場機制後不能以盈利為唯一目的，但需要解決投資回報和企業發展的商業利益問題。

促進新舊動能轉換需要解決好知識經驗短缺和資本積聚不足的問題。當前，不少中小企業感到憂慮和困惑，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新形勢下，要依靠新動能發展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新產業，就超出了以往的知識和經驗，以至於一些企業不知從何著手。

還要看到，一些新產業需要的投資較大、需要的技術較高，大量中小企業缺乏相應的投資和運營能力。因此，促進新舊動能轉換，需要激發全社會對新知識的學習熱情，推動新技能的普及，同時探索社會資本積聚的新模式。

E. 為何說質量是經濟發展的基本目標

據報道，日前有專家表示，在轉向高質量發展中，動力變革是實現質量變革、效率變革的前提條件，要以動力變革來推動效率變革，進而促進質量變革，由此形成質量效益明顯提高、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高質量發展新局面。

中國作為製造業大國，中國創造的優勢還沒凸顯，原因在於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滯後，以生產型服務業引領製造業的轉型升級，使工業發展從主要依靠低成本競爭優勢向創新驅動轉變，是我國工業由大變強的根本途徑。

F. 當前我國經濟質量效益不斷提升主要表現在哪幾個方面

2017年，我國經濟增長總體平穩，經濟結構不斷優化，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持續提升，消費需求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新動能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經濟增長質量不斷提高。
一、經濟保持平穩增長，增速比上年有所加快

201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827122億元，比上年增加83537億元,折美元相當於2016年世界排名第14位的澳大利亞GDP總量規模（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數據）。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6.9%，提高0.2個百分點。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65468億元，比上年增長3.9%，提高0.6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增加值334623億元，比上年增長6.1%，回落0.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加值427032億元，比上年增長8.0%，提高0.3個百分點。分季看，四個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分別為6.9%、6.9%、6.8%和6.8%，保持了較為平穩增長的態勢。

2017年延續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穩中有進的發展態勢。五年來，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2017年GDP總量比2012年增加286755億元，增量佔2012年GDP的53.1%。年均增長7.1%，其中三次產業年均增速分別為3.8%、6.8%和8.0%，第三產業發展快於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二、三次產業結構持續調整，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高

2017年，三次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分別為7.9%、40.5%和51.6%，與上年相比，第一產業比重下降0.6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比重提高0.6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與上年持平。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看，2017年三次產業的貢獻率分別為4.9%、36.3%和58.8%，三次產業分別拉動經濟增長0.4、2.5和4.0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比第二產業高22.5個百分點，比上年提高1.3個百分點。

五年來，我國三次產業結構不斷優化，與2012年相比，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分別下降1.5和4.8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提高6.3個百分點，第三產業佔比有了較明顯的提升。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看，2013-2017年，三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年平均貢獻率分別為4.6%、42.6%和52.8%，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年平均貢獻率比第二產業高10.2個百分點。其中，2017年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比2012年提高了13.9個百分點。

三、外需貢獻率由負轉正，消費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2017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8.8%，比上年下降7.7個百分點；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2.1%，比上年下降11.0個百分點；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9.1%，比上年提高18.7個百分點。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明顯提升，但最終消費支出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近五年三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看，2013-2017年，最終消費支出的年平均貢獻率為56.2%，資本形成總額的年平均貢獻率為43.8%，貨物和服務凈出口的年平均貢獻率幾乎為0。其中，2017年最終消費支出貢獻率比2012年提高3.9個百分點。

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2017年，貨物和服務凈出口貢獻率大幅回升的原因，一是我國外貿形勢總體較好。在全球經濟溫和復甦，我國經濟穩中向好，「一帶一路」倡議穩步推進，外貿穩增長效應顯現的大背景下，今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14.2%，扭轉了連續兩年下降的局面，使得2017年我國貨物和服務凈出口現價增速降幅收窄。二是價格因素影響。由於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整體呈現同比上漲態勢，帶動我國貨物進口價格指數上升至109.4%，大於貨物出口價格指數的103.9%，所以剔除價格因素後，不變價貨物和服務凈出口為正增長，且增速比上年大幅提高。

四、企業效益繼續改善，經濟增長質量提高

農林牧漁業發展形勢穩中向好，生產結構不斷優化，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上，大力推進現代農業建設，提質增效，農民收入穩定增長。2017年農林牧漁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4.1%，提高0.6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收入比上年實際增長7.3%，提高了1.1個百分點。

工業生產增速加快，同時工業品價格大幅回升，企業效益明顯好於上年。2017年，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6.4%，提高0.4個百分點。其中，製造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7.0%，提高0.3個百分點，占工業增加值比重為86.7%，是工業增長的主要力量。1-11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21.9%，比上年同期提高12.5個百分點。產能利用率持續回升，2017年工業產能利用率達到77.0%，為近五年最高水平。

在第三產業中，受工業生產增長加快等因素的帶動，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實現了較快增長，全年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9.0%，提高2.4個百分點。1-11月，鐵路貨運周轉量同比增長14.9%，比上年同期提高16.0個百分點，公路貨運周轉量同比增長9.5%，比上年同期提高4.4個百分點，郵政業務總量同比增長32.3%，規模以上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企業營業利潤大幅增長。信息傳輸、軟體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長較快，企業效益顯著提高。全年信息傳輸、軟體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26.0%，提高7.9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11.3%，比上年提高4.0個百分點。1-11月，電信業務總量同比增長72.2%，規模以上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企業營業利潤同比增長46.1%，軟體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企業營業利潤同比增長37.4%。

五、新興產業不斷壯大，新動能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2017年，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等新興行業保持較高增長，新動能成為保持經濟平穩增長的重要動力。工業新舊動能持續轉換，規模以上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1.0%，規模以上工業高技術產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3.4%，分別高於整個規模以上工業4.4和6.8個百分點。新動能聚積的新興服務業發展迅速，1-11月，規模以上科技服務業企業營業收入同比增長15.1%，戰略性新興服務業企業營業收入同比增長18.0%，分別高於全部規模以上服務業企業營業收入增速1.2和4.1個百分點；網上零售等新興業態持續快速增長，全國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32.2%，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28.0%，非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48.1%，分別高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22.0、17.8和37.9個百分點。

G. 中國的經濟發展的目標是什麼

中國的經濟發展的目標是全體國民的持續幸福，即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更強調的是滿足人的需要，堅持以人為本，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在於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以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解決我國的社會發展面臨的基本矛盾的途徑是加強我國經濟方面的建設，同時大力促進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要正確處理好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與根本目標之間的關系。社會主義根本目標解答了我國的經濟發展到底應該何去何從，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階段目標告訴了我們現階段需要完成的任務。

我們應當把遠期的根本目標和近期的階段目標有機的結合起來，在仰望星空的同時，努力做到腳踏實地，這樣才能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7)經濟發展質量擴展閱讀：

強調經濟的發展與建設就是要求我們必須要將全社會的各種資源有效的配置到經濟發展之中，服從且服務於當前社會的經濟建設。其次，要想方設法的促進生產力的改進，當生產力得到了的極大提高時，才能使中國這樣貧窮落後的東方大國走上繁榮復興的道路。

我國的社會發展面臨的基本矛盾反映了我國經濟面臨的基本問題，也是中國人民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也促進了社會主義經濟向更好、更強的方向發展，社會主義根本目標解答了我國的經濟到底應該何去何從。

H. 經濟發展質量包括哪些

一、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所謂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是指所設計的指標體系將數量上的經濟增長視為經濟發展的核心，甚至將經濟增長等同於經濟發展。這一理解經濟發展的方式與我國特定歷史階段的特定經濟發展戰略有緊密關系。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經濟發展處於頹廢邊緣，社會物質財富極度缺乏，面對這一現實，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做出了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定，尤其強調應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這一決定是對我國當時國情的正確判斷，然而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出現了偏差，其最基本的表現是出現生產總值(GDP)崇拜，即認為GDP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意味著經濟發展，只要GDP增長，一切問題即可迎刃而解。
這樣的經濟發展實踐直接影響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故而這種認為經濟增長就是經濟發展，並將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二者混用的現象在學術研究中也屢見不鮮。張風波(1987)在研究交通貨運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時，曾以工業產值作為測度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顯然，工業產值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指標，該文作者將經濟增長等同於經濟發展。同樣，張為付(2008)在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時，以我國凈對外直接投資(NFDI)為因變數，以人均GDP為自變數，實證分析了二者之間的關系。朱翠華和張曉峒(2012)研究經濟發展與環境的關系時，檢驗了人均GDP與3類污染指標之間的關系。
以上三篇文獻有一個共同點，即用單個的指標來表徵經濟發展，但有的學者意識到單個經濟增長指標並不能客觀地描述經濟發展的全貌，因而試圖用一套指標體系即多個指標來衡量經濟發展。即便如此，該指標體系仍然是以經濟增長指標為主。如岳曉燕(2011)在研究15個副省級城市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時，用人均GDP、人均財政收入、地區生產總值增長速度以及第三產業產值比重構建了經濟發展測度指標;聶春霞等(2012)通過模糊分級評價方法對西北五省會的城市環境、經濟與城市協調發展進行評價，認為經濟發展包括人均GDP、年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在崗職工人均工資。以上研究對經濟發展的理解側重於經濟數量上的增長，甚至將GDP作為測度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認為經濟發展就是經濟增長，只要經濟增長，則意味著經濟發展。這樣的理解方式抹殺了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差異，忽視了經濟發展的效率、經濟發展的結構、經濟發展的動力、經濟發展的環境等問題。
二、綜合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注重經濟發展量上的增加，而在實踐中卻出現了有增長無發展的局面。於是，學者們開始關注經濟發展的質量、經濟發展的結構等問題，並將這些問題納入測度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中，構建一種綜合型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這種綜合型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大致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關注經濟發展本身，另外一類是除了關注經濟發展自身外，還關注經濟發展的溢出效應。
在第一類綜合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的文獻中，學者們在構建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時，一般先將經濟發展劃分為幾個維度，然後再從各維度選取合適的指標測量經濟發展。王新華(2011)在研究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時，將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分為四個維度，即經濟總量、經濟結構、經濟效益以及經濟動力，再從這四個維度出發構建了由17指標組成的經濟測度指標體系。戴西超(2005)在研究技術－經濟－社會系統可持續發展協調度時，將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分為三類指標，即總量指標、結構指標以及質量指標。其中總量指標包括GDP、工業總產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進出口貿易總額、第三產業總產值增長率;結構指標包括出口商品工業製成品比重、工業佔GDP比重、第三產業佔GDP比重;質量指標包括國家財政收入佔GDP比重、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工業企業總資產貢獻率、萬元GDP能耗的能源、人均GDP。王愛苓等(2012)以保定市為例，分析了經濟、社會、資源以及環境復合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問題，在研究經濟發展子系統時，選取了三個維度7個指標，分別是經濟總量維度(GDP、人均GDP、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以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經濟結構維度(第三產業產值)、經濟效益維度(全市財政收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車冰清等(2012)對研究江蘇省13個地級市以及52個縣(市)的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進行了研究，他認為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體系包括5個維度(經濟總量、經濟質量、經濟結構、經濟外向性、經濟效益)，23個指標。
以上文獻對經濟發展本身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測度，然而，學者們也發現經濟發展存在外溢效應，如社會福利的增進也是經濟發展的應有之義，因而在理解經濟發展時，這些顯然是應該被測量的因素。因而李鳳梧、池金明(1991)設計我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時，認為該體系包括31個指標，具體為人均GDP、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基尼系數、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城鎮就業率、平均人口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文盲率、農村人口平均收入、城鎮人口平均收入、城鄉人口平均儲蓄、通貨膨脹率、城市人口平均消費水平、農村人口平均消費水平、恩格爾系數、人均生活能源消費量、家電及其他耐用消費品占總消費的比重、農村人均居住面積、城鎮人均居住面積、每千人擁有電話機數量、每千人擁有病床數、農村自來水普及率、人均教育經費、人均訂閱報紙雜志數量、廣播電視覆蓋率、每萬人擁有電影院數量、享受生活救濟人數占應享受人口比重、實行勞動保險職工的比重、養老保險人口比重、撫恤和救濟金占財政收入比重。
在這篇文獻中，對經濟發展的社會福利的偏愛表現的非常明顯。另外，徐徐、賈晶如(2012)在研究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協調性時，將經濟發展子系統定義為4個維度11個指標，具體為經濟實力維度(人均GDP、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經濟活力維度(第三產業貢獻率、人均進出口總額、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生活質量維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人均汽車擁有量)、基礎服務維度(人均境內公路里程、人均用電量、每百萬人口醫生數)。周嫻(2006)認為經濟發展包括人均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方財政收入、人均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恩格爾系數。李永友(2008)在對江蘇省的經濟發展質量進行實證研究時，選用了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增長效率、經濟結構以及社會結構等指標來衡量江蘇省的經濟發展質量;董正信等(2011)選取了社會總需求、產業結構、資源環境、科技進步、民生改善等29個指標研究河北省的經濟發展方式;沈露瑩(2010)從經濟增長、經濟服務、城市功能、自主創新、資源環境、人本等維度構建了包括48個指標的測評體系測評了上海的經濟發展方式。
可見，綜合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是對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改進，擴展和進一步完善了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經濟發展的內涵。
三、生態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改革開放初期，環境問題相對經濟增長的緊迫感而言，顯得並不突出，甚至並不顯見，因而如何使經濟快速增長成為整個國家優先考慮的問題，經濟增長高於一切成為必然結果，因此，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低效率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應運而生，並日益顯示其負面影響，即導致嚴重的生態環境破壞。面對日益嚴重的、全球性的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問題，人類不得不重新選擇經濟發展模式，考慮經濟增長以什麼方式能在環境資源約束下有助於社會福利的進一步增加這一問題①。這種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反思在學術研究中表現為更加關心生態環境，並將生態環境作為測度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早在1984年，何乃維，賁克平提出了生態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分為兩個系統，一個是生態系統，包括光能利用率、森林覆蓋率、能量平衡、有機質含量以及氮素平衡;另一個是經濟系統，包括人口、投入、產出以及純收入。國家環保總局也於2003年5月發布了《生態縣、生態市、生態省建設指標(試行)》，該文件提出了生態省的評價標准，其中經濟發展指標有6項，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人均財政收入、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環保產業比重以及第三產業比重。
為進一步強調生態環境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引導經濟健康發展，學者們特別提出了「低碳經濟」概念。葉依常，黃明鳳(2011)認為低碳經濟是一種碳生產率與人文發展彼此協調的經濟形態，因此低碳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既包括碳生產率指標，又包括人文發展指標，基於這樣的理解，文中構建了低碳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並採用因子分析法對每個指標賦值，具體包括9個指標: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人均碳排放、GDP、產業結構比例、碳生產率、非碳能源比重、低碳政策、碳能源排放系數、森林覆蓋率。此外，付加鋒等(2010)構建了包括低碳資源、低碳環境、低碳消費、低碳產出以及低碳政策五個緯度14個具體指標的低碳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馮碧梅(2011)建立了由總體層、系統層、狀態層、變數層以及要素層5個層次組成的低碳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具體包括24個指標，其中，系統層由產業生態系統、自然生態系統和人文生態系統構成。庄貴陽、潘家華、朱守先(2011)構建了包括低碳資源、低碳產出、低碳消費以及低碳政策四個維度的衡量指標。
與此同時，學者們認為發展循環經濟也是保護生態的重要途徑，循環經濟也是生態經濟的重要內容。王志憲等(2006)設計了循環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其中包括4大系統，25項具體指標，具體包括減量化系統(萬元GDP能耗、萬元工業增加值水耗、萬元GDP二氧化硫(SO2)排放量、萬元工業增加值工業固體廢物生產量、農葯施用強度、化肥使用強度、人均生活垃圾生產量)、再循環再利用系統(工業廢水處理回用率、工業重復用水率、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廢舊物資綜合利用率、農用薄膜回收率、秸稈綜合利用率)、社會經濟系統系統(人均GDP、居民恩格爾系數、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生態環境建設系統(環保投入佔GDP的比例、清潔能源利用率、工業廢氣凈化處理率、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率、城市污水集中處理率、城市氣化率、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城市雜訊達標區覆蓋率)。
章波(2005)構建了南通市循環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包括5個維度，12個指標，具體是經濟社會發展維度(人均GDP、職工平均工資)、資源減量投入維度(萬元GDP能耗、萬元GDP耗電量、萬元農業產值化學用品強度、單位土地面積GDP)、污染減量排放維度(萬元工業產值廢氣排放量、工業廢氣達標排放率、萬元工業產值廢水排放量、單位COD的GDP)、資源再利用維度(「三廢」綜合利用產值占工業產值比)、生態環境質量維度(環保投資額佔GDP比例)。生態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不僅關注經濟增長、經濟結構、經濟發展的社會福利等方面，而且關注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試圖用更多的環保理念來充實對經濟發展的理解，這是經濟發展實踐的必然，也是經濟發展理論對社會現實的回應。
四、可持續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經濟發展過程中伴隨著自然資源的消耗，而部分重要的自然資源又屬於非再生資源，因此，目前以過渡的資源消耗來促進經濟發展則可能剝奪後代享受資源的權力，為保證代際公平，學者們提出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理念。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源於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年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前的需要，又不能損害後代需求的發展模式」。那麼經濟可持續型發展則可以定義為在一定資源基礎上取得盡可能多的當代經濟福利的同時，能保證後代人所得的經濟福利不小於當代人所享受的經濟福利。可持續經濟發展理念與生態型經濟發展理念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比如對污染的控制，對環境的關注，但可持續型經濟發展不簡單的等同於生態化或環境保護，它還包括資源的代際分配等問題。
經濟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提出，在學術研究中也得到積極回應，具體表現在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上。楊文進(2000)根據對可持續型經濟發展的理解，構建了靜態可持續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和動態可持續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其中靜態可持續經濟發展水平的表達式為:式(1)中，Y為靜態可持續經濟發展水平，GDP為國內生產總值，W為經濟活動中的各種非市場外部經濟，N為未市場化的各種收入或收益，C為傳統上的物質資本耗費，L為非正常消費補償外的人力資本耗費，S為自然資源及土地損耗，V為生態環境損耗，M為生產過程中的社會性外部不經濟後果，R為生態資本的恢復成本或防止生態資本損失而採取保護措施等方面的開支;式(2)中Yt為動態的可持續經濟發展水平，i為資本組合所具有的增值率，C''''為物質資本，L''''為人力資本，S''''為自然資本，V''''為環境資本。該文獻從理論上構建了可持續經濟發展的衡量指標，考慮問題比較全面，但從實際操作來講，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比如N為未市場化的收入，這部分則很難計算，因而作為測度指標還需要進一步的量化。
另外，郝曉輝(1996)年構建了我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其中經濟可持續發展指標包括就業結構、單位國民生產總值(GNP)廢氣排放、單位GNP木材消耗、單位GNP水耗、單位GNP能耗、單位GNP其他資源消耗、每億元工業產值能耗、人口城市化水平、環保投資及佔GNP比重、第一、二、三產業產值分別佔GNP比重、人均GNP及變化率、GNP變化率，一共13個指標。毛漢英(1996)也根據指標體系建立的基本原則，結合山東省實際省況，構建了山東省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並對該指標體系採用層次分析法對各指標賦權。其中經濟發展指標包括GDP年均增長率、工業銷售收入年均增長率、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經濟密度、單位GDP的資金投入、單位GDP的勞動投入、單位GDP消耗的能源數量、單位GDP消耗的原材料數量、單位GDP消耗的水資源數量、單位GDP產生的污染物數量、三次產業結構、全員社會勞動生產率、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生產率、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資金利稅率、產值利稅率、固定資產產值率。這兩套指標體系比較接近，在經濟增長、經濟效率、產業結構、能耗等方面都有涉及，與第一套指標體系比較，理論支撐稍顯薄弱，但操作性較強。此外，國家統計局與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也提出了我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其中經濟可持續發展有38個。可見，可持續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構建是基於對以往經濟發展經驗的總結以及對未來經濟發展的展望基礎上提出的，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這種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使經濟發展有了更多新內涵。
五、研究結論與研究展望
已有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的研究客觀的反映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對深入理解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當然，經濟發展還會在實踐中不斷被調整，這也意味著對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的理解也將隨之不斷深化。
(一)研究結論
已有研究對經濟發展問題從測度指標的角度予以了較多的關注，這些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闡釋了學者對經濟發展的認識和理解，將這些理解有機綜合起來，由此形成對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更加全面和清晰的認識。第一，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是一個變遷的體系。經濟發展具有時代性，在不同時刻，不同發展階段，經濟發展的內涵與外延都會發生變化，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側重點也會改變。從文獻可知，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學者們對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建構專注於經濟發展量上的增長，隨後，開始關注經濟發展的質量、結構等問題。隨著經濟進一步的發展，環境問題以及代際公平問題凸顯，學者們對經濟發展的理解又更進一層，其測度指標開始關注經濟外溢效應以及可持續性。可以顯見的是，即使現今認為比較合理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都有可能不斷的被修正，從而走向更加合理。
第二，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是一個復合的體系。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很難用單一指標進行描述，已有文獻中，除了3篇文獻用1個指標對經濟發展進行測度外，剩餘均是用4－48個不等的指標體系對經濟發展的各個側面盡可能進行比較全面的描述。隨著學術界對經濟發展認識的不斷深入以及經濟發展實踐經驗的不斷積累，日後的經濟發展概念將注入了更多新的內涵，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復合性也將越來越強。第三，經濟增長指標是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基本要素。已有文獻中，經濟發展測度指標不僅數量差異大，而且指標內容差異也比較明顯，但有一點非常明確，即經濟增長指標是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即所有的文獻中除了一篇文獻用工業產值測度經濟發展外，其餘均包含GDP或人均GDP這一指標，而工業產值、GDP或者人均GDP均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測度指標，可見經濟增長指標是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基本要素在已有文獻中形成了共識。
當然，以定量的方式研究社會科學是學術研究中的新潮流，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問題。對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研究亦是如此，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已有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存在明顯的異質性，這種異質性表現在測度指標提的數量和內容上。就數量而言，不同文獻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個數在1－48個之間，數量跨度較大;就內容而言，測度指標更是千姿百態，即使是在特定的階段、關注同樣的問題，如低碳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不同的指標體系之間也會表現出較大的差異。這種異質性使研究的問題很難形成成熟的結論，一般而言，比較成熟的研究領域的一個基本特徵即是對研究問題在學者中能形成比較統一的意見。二是建構指標體系的規范性不容樂觀。從定量研究方法上來講，指標體系的建構應遵循一定的程序，大致包括指標的理論篩選、實證遴選、指標賦權以及指標體系的信度與效度檢驗。本文對所引用的25篇文獻的規范性做了簡單的統計，結果表明:只有10篇文獻的指標有理論支撐;只有4篇文章有指標的遴選方法，並且只有1篇採用模糊關聯度方法進行實證遴選，其餘3篇採用了主觀遴選方法，如德爾菲、專家咨詢等;只有14篇文獻採用層次分析法等為指標進行了賦權;沒有任何文獻對指標體系進行信度與效度的檢驗。顯然，研究的規范性對科學的研究結論至關重要，反之研究結論的科學性將受到質疑。
(二)研究展望
追溯起來，亞當•斯密應該是第一位系統研究經濟發展的學者，他於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是第一部關於經濟發展的著作，但是，真正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經濟發展問題以及發展過程展開系統研究的實際不超過50年②。面對一個如此重要且研究稍顯薄弱的領域，日後的研究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用發展的眼光研究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因為經濟發展是一個變遷的概念，外部環境的變化以及發展經驗的積累都會改變對經濟發展問題的認識。為此，應密切關注經濟發展實踐，總結經濟發展經驗，預測經濟發展趨勢，在此基礎上構建合理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其次，注意經濟發展系統與其他系統之間的關聯，在密切關注經濟發展的外溢效應同時，還可以從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經濟發展與環境發展、經濟與文化發展等角度理解經濟發展的變化並構建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再次，在研究前盡可能的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汲其精華，去其糟粕，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研究，這樣避免研究的重復，更重要的是這樣有利於學者們在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問題上形成較一致的意見。最後，在建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時恪守研究規范。研究規范是保證研究結論科學性的重要保障，定量研究中更是如此。因此，在研究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時應嚴格按照指標體系建構的方法(指標遴選方法及指標賦權方法等)和程序(指標的理論遴選、實證遴選、指標賦權以及指標體系的信度與效度檢驗等)構建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

I. 實現三大轉變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舉措是什麼

實現三大轉變，主要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重要的舉措是創新驅動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