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金融安全中心主任江涌

❶ 談談你對我國大學生就業現狀的理解

一是國家經濟不到位，不能提供足夠職業。二是，國家機構佔領太多資源，而不把資源用於再造崗位。三，人的觀念不對，不願從事一些行業，把大學生看的過重，但有所緩解。

❷ 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中國扮演重要角色王逸舟告訴記者，他認為中國在這次亞歐峰會中扮演三重角色。第一重是東道主角色。這次峰會突出了綠色環保的特點，就很好地說明這個角色中國扮演得不錯。第二重角色，中國經歷了汶川地震、奧運之後全球又面臨這種金融海嘯。辦奧運會的時候，中國提出「綠色奧運、科技奧運、人文奧運」，所以全世界都在關注開幕式裡面有什麼樣的中國元素。現在大家也在看金融海嘯中國能起什麼樣的作用，因為中國的承諾還是比較可信的。第三重角色就是30年經濟發展後中國的角色。經過30年改革開放的中國，遇到這么大坎坷的時候怎麼辦？怎麼跟亞歐兩大洲的朋友們、同行們互相交流渡過這個難關。中國在世界經濟中雖然總量不大，但是增長很快，因此大家對中國很期待。雖然在我們看來是過高的估計中國的救市能力。應注意防範風險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博士23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從各方對在北京召開的此次亞歐首腦會議的高度關注，可以看出中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日顯重要。與此同時，中國也應防範類似於美國金融危機的風險。尤其在金融領域，因為中國的金融模式譬如說投資銀行等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美國模式」，在會計、審計、監管方面均與美國有相似性，美國的此次金融危機也就如同給我們敲醒了一記警鍾。江涌教授強調，美國的問題說明，美國以及「向美國學習」的經濟模式亟須一場改變，中國現在應該「防患於未然」。「譬如說，無論在金融業還是其他行業，職業經理人與普通員工的收入差距過大，這不是一個好事，需要改變。」他如此說道。江涌還認為，中國股市引入戰略投資者的策略也應有所改變，大量熱錢的進出造成股市跌宕太大，普通散戶在資訊方面很容易陷入「信息不對稱」的困境。江涌還不無擔憂地提及，如今我國一些大中城市的中小企業出現倒閉現象，也與我們一直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有關，「我們的企業沒有自己的品牌，總是貼牌，這就使得其承受能力十分脆弱，甚至是『弱不禁風』。這也讓我們不得不思考：在經濟領域進行戰略調整的時機已經到了。」金融風暴難撼北歐福利制度本報訊 （特派記者李明波、趙夙嵐）當北歐社會的高福利模式引起全世界的艷羨時，一場席捲世界的金融風暴卻讓它難以「獨善其身」。在當前這場從美國蔓延開來的金融危機中，北歐國家同樣沒有倖免。金融危機影響下的北歐，是否還會繼續堅持自己的高福利政策呢？帶著這樣的疑問，記者采訪了幾位專家。沖擊難「立竿見影」中國國際關系研究院江涌博士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金融危機對北歐高福利政策的影響現在還看不出來。北歐的高福利是長期以來形成的模式，甚至可以說是他們的一種生活方式，是比較剛性的，很難在短時間內有什麼大改變」。 中國社科院歐洲所的范勇鵬博士告訴記者，北歐國家中只有冰島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比較大，相反被看作是北歐模式典範的瑞典，在這次危機中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他認為，金融風暴肯定會對北歐的福利制度產生影響，但這種影響需要多久表現出來還不好說，起碼不會有太大的立竿見影的效果。江涌進一步認為，目前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大的都是與美國關系十分緊密的國家，而北歐諸國多與美國保持了一定的距離，目前看來只有冰島受影響較大，而冰島對其他北歐國家而言並不具有聯動效應。改革只能漸進進行范勇鵬說，北歐福利制度經過了一百年的發展已經非常成熟和完善，但帶來的一個重要弊端就是無形中「養」了一批「懶人和不勞而獲者」。30多年前的石油危機時代，已經有人對北歐的福利制度提出批評。世紀之交時，歐盟首腦峰會曾提出的「里斯本戰略」也提到，要提高歐盟的競爭力，必須改革現有的福利制度。事實上，近年來，北歐國家已經在逐漸改革自己的福利制度。以芬蘭為例，為避免高福利的社會保障滋生「懶人和不勞而獲者」，提高社會整體效率，芬蘭要求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權利和發展條件的同時又要符合以下原則：居民享受社會保障的程度是合理的和滿足基本需要的；這些社會保障措施在滿足公民生存基本需要的同時，能夠激發其勞動熱情和創造性等。選舉政治約束了政府范勇鵬分析說，改革北歐的福利制度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在選舉政治的大背景下，政府高度重視選民的選票。對於政府來說，如果大幅調整國家的福利制度，帶來的將是選票的大量流失。所以北歐國家的政府處在一個兩難的境地。江涌也表示，正因選舉政治的特殊性，北歐各國政府為爭取選民，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會削減福利政策，「事實上，北歐各國的國際援助的比例是很高的，甚至佔到了聯合國的7％，這也就意味著，政府如果遇到困難可以先消減這方面的開支，有較大的騰挪餘地。至於企業負擔的那部分福利，因為有法律的約束，他們哪怕是通過減薪以縮減開支，也不會輕易拿員工的福利待遇開刀。」

❸ 專業就是細節,專業就是把細節做到最好,細節上完美就是專業化

一、近來，隨著全球經濟形勢的嚴峻，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受到沖擊，利潤空間加劇下滑。為了控製成本，裁員、減薪成為了企業方最常用、也是最優先考慮的方法。而失業、生存壓力也就成為了近期備受關注的詞彙。據今年年初國際勞工組織的專家預測，2009年全球失業人數將再創記錄，達2.1億人。而在國內，裁員狂潮也在地產、金融等企業的帶領下迅猛襲來。企業大裁員，就業增加更多壓力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全球性裁員已經成為金融危機擴大化的又一波浪潮。江涌表示，從公司裁員潮的走向，可以看出此次金融危機仍在擴大，而底層員工受裁員影響更深。 「可以說，全球性的裁員潮成為金融危機擴大化、深化的又一種表現，對很多公司和底層員工來說，更艱難的日子還在後面。」這些剛失去工作的員工形成了就業市場上新的力量，這將給沒有任何經驗的應屆畢業生帶來不小的就業壓力。

二、就業的壓力
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正在悄悄地波及大學生就業市場。預計，2009年將有592萬大學生畢業 再加上往屆沒有就業的大學生預計上千萬的失業大學生；研究生擴招這一政策並不看好，擴招無非只是把現在的就業壓力轉移到將來幾年而已。沒有從跟本上緩沖就業壓力，將來還可能會出現研究生就業難。」另一方面，不少企業卻取消了校園招聘計劃，2009屆大學生們已經感受到了就業前景的「寒流」。我們可以從這幅漫畫中看出，畢業生的就業需求量與企業的就業崗位量相差很多，在金融風暴下，畢業生的就業前景不容樂觀。招聘會的火爆場面也證實了這一點。

而從以往就業形式分專業看，月薪最高的10個專業分別是法語、石油工程、注冊會計、軟體工程、德語、微電子學、建築學、信息安全、保險和日語；月薪最低的10個專業分別是臨床醫學、小學教育、中醫學、教育學、美術學、醫學影像學、林學、歷史學、體育教育和音樂學。盡管2009年就業形勢不好，但一些行業仍有很多機會可供求職者去把握。根據2008年人才指數分析及2009年才市預測，其中有三大行業在剛剛過去的2008年占盡風頭，預計也將在2009年裡繼續風光，這些行業分別是信息技術與互聯網行業、建築業、快速消費品業；
信息技術與互聯網行業的人才需求一直保持全年行業需求的最高，月月居十大熱門行業榜首，招聘始終維持在15%－20%左右的市場份額。從行業人才需求看，技術人才水漲船高，軟體人才需求最為火爆。
網上職位需求顯示，2008年軟體行業招聘比例比2007年上升5.3%；在IT行業需求排名第一。對於軟體工程師、在未來幾年中的需求將會繼續增加。

軟體業的發展關繫到一個國家的政治和未來，軟體產業將成為21世紀擁有最大產業規模和最具廣闊前景的新興產業之一。軟體領域是一個包括系統軟體、嵌入式軟體、資料庫軟體、財務及企業管理軟體、教育軟體、游戲軟體，目前我們國家正處於國際軟體產業鏈的中低端環節，我們仍需要向世界主要軟體出口大國學習，學習它們的先進技術和研發理念，學習它們的管理經驗。

由於IT技術在通信建設、醫療、教育、交通、旅遊、財政、國家政務、郵電、民航等各個方面的全面發展促進了各個軟體開發方向的發展、從系統分析、編程到測試對人才的需求旺盛。軟體工程師很多都享受著地位和薪水的雙高待遇。企業招聘人數很多，而且相比更加青睞有項目經驗的應聘人群。快速發展所需要三類人才：既懂技術又懂管理的軟體高級人才、系統分析及設計人員（軟體工程師）、熟練的程序員。
南京成立的「南京高新區軟體園」是 國家級的軟體產業基地，投資8個億，創造實現利潤44.7億，服務外包業產值達到200億元，印度軟體企業巨頭SATYAM計算機服務有限公司也在南京高新軟體園落戶。在重慶，被稱為重慶矽谷的「重慶軟體開發園」，軟體人才也是行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重慶軟體開發園的人才缺口達到了30萬，而現在國內軟體人才的收入，3000月薪收入佔50%左右，3000-5000佔24%，5000-8000佔18%。
中華英才網的《ChinaHR IT 職場排行榜》顯示，目前游戲產業人才缺口非常大，設計、開發人才尤缺。一名游戲公司市場經理的年薪可達26萬，一名優秀的游戲設計師的年薪則在30萬元左右。一些技術含量低的網頁設計師年薪在4萬元左右，項目經驗豐富的軟體測試工程師的年薪可達7萬元左右，高級軟體工程師的年薪一般在9萬元左右，優秀的項目經理年薪通常能達到30萬元左右。而作為的管理人才，要注重與人相處、交流、溝通與協調的能力；思維活躍，閱讀或興趣面廣泛；因此軟體企業希望新進員工無需進行任何培訓即能迅速展開實質性工作，也非常看中項目經驗和職業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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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談談你對目前我國大學生就業政策的理解和認識急

2009年大學生畢業人數達610萬,再創新高,而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更是讓形勢逐年嚴峻的大學生就業雪上加霜。日前,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張小建在深刻分析了大學生就業形勢趨緊四大原因的基礎上,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六大指導意見。其中,除了鼓勵基層就業等傳統的方式,「鼓勵和支持大學畢業生自主創業、自謀職業」被當作了解決就業困局的重要方法。而針對大學生創業的種種,記者日前展開了系列調查。
融危機下的2009就業形勢分析
2008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不僅是我國勞動力市場管制逐漸強化的一年，也是雪災、地震、奧運會、全球金融危機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交織發生的一年。這些重大事件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格局，並構成了當前就業面臨的基本形勢。往年10月,各大企業都早早地啟動了校園招聘計劃,各大高校內也因此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但是由於遭受金融風暴的影響,就業市場整體不景氣,企業裁員風潮不斷涌現,而今年的校園招聘在起動期便寒意陣陣。然而10月底了,有些高校的校園招聘顯得冷冷清清,部分往年的招聘大戶和積極分子非但不見了身影,甚至有企業宣布取消了校園招聘計劃。有專家坦言,受金融危機等多重不利因素影響,今年的校園招聘卻來得慢一些、少一些,很多企業還在觀望之中。然而今年的應屆畢業生的數量再創新高,他們的就業壓力可想而知。也有專家表示,中國有足夠大的經濟體量。在國民經濟保持健康發展的過程中,企業用人需求仍然會伴隨GDP的增長而增長。大學生就業在其中不會是一個遇到巨大問題的階段。
企業校招明顯萎縮，部分企業甚至取消計劃
往年金融、地產、消費類和流通類的知名企業往往是從校園中選拔大量應屆畢業生人才的中流砥柱,但是今年卻遲遲不見這類企業的身影。「從截止到11月底的排期來看,計劃來宣講的證券公司僅有一家,保險公司方面提供的職位數量也銳減。」
更讓人感到心寒的是,一些已經公開公布校園招聘計劃的企業竟然宣布取消招聘計劃。據了解,最先公開掀起「退招」風波的是家樂福(中國),成都家樂福超市宣布取消原定於11月6日在西南財經大學的2008-2009年度的全國校園招聘宣講會。對於取消的原因,該公司解釋為「由於受到全球經濟危機影響,家樂福(中國)總部通知全國范圍內的招聘活動取消。」
企業大裁員，就業增加更多壓力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全球性裁員已經成為金融危機擴大化的又一波浪潮。江涌表示，從公司裁員潮的走向，可以看出此次金融危機仍在擴大，而底層員工受裁員影響更深。 「可以說，全球性的裁員潮成為金融危機擴大化、深化的又一種表現，對很多公司和底層員工來說，更艱難的日子還在後面。」這些剛失去工作的員工形成了就業市場上新的力量，這將給沒有任何經驗的應屆畢業生帶來不小的就業壓力。
大學生就業形勢嚴峻
據統計,2009年的大學畢業生再創歷史新高,人數達創紀錄的559萬,有專家預計,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將達592萬多人,同時加上去年沒能實現就業的往屆畢業生,這個就業競爭的壓力是非常大的。「今年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形勢將更加嚴峻。」

❺ 大學生就業現狀

摘要：現如今，由於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業已經成為當下的一個熱點的社會問題。而就業形勢的嚴峻，意味著就業轉型對於解決就業困難、勞動力過剩等一系列就業問題的重要性。中國大學生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圍繞中國大學生就業現狀展開，分析了影響大學生就業困難的因素包括有：社會因素、高校因素和用人單位的因素。
關鍵詞：大學生就業現狀 就業困難 原因
一、中國大學生就業現狀
（一）大學生畢業人數基數不斷增長
當前，我國大學生畢業人數基數大，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壓力非常大，大學生就業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近年來，伴隨著中國對教育的重視與發展。大學教育的普及，高校大規模擴招使大學生畢業數量一直處於一個遞增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的增加，大學畢業生群體的就業問題將會變得更加的突出。大學生就業現狀最大特點就是：就業基數大，就業人數增長迅速。目前，就業市場的供需能力不足，就業崗位的競爭大，大學生群體的幾何式增長與就業崗位數量之間的關系失衡，更多的大學生無法走上就業，大學生的就業率下降，大學生就業形勢很不理想。大學生就業人數的增長使我國就業形勢更加的嚴峻。
（二）就業區域集中
大學生就業區域結構分布不合理，就業區域的分布存在著一系列不平衡現象

❻ 節能減排意識的增強給當今企業帶來怎樣的挑戰與機遇

如果說現在還有什麼話題，能引發全球的集體關注，恐怕氣候變化一定算得上一個。從年初就開始的氣候變化談判大會，到上個月紐約的氣候變化峰會，再到兩個多月後確定發達國家2012年後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哥本哈根會議。氣候變化這一主題，貫穿了整個2009年，而且每次都能匯聚全球的視線。而在全年大大小小的氣候會議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歧也從未停止過，甚至有人將即將召開的哥本哈根會議稱為鴻門宴。究竟在氣候相關的背後，包含了什麼樣的國家利益和政治博弈，讓各國為之爭奪如此激烈。在這樣的全球背景下，中國又應該有著怎樣的應對策略呢？

一、氣候「戰爭」

9月22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在美國紐約召開，這是聯合國歷史上就氣候變化問題舉行的最大規模的國際會議，聯合國192個會員國均派代表出席，其中包括90多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足以證明這次峰會的重要程度。

氣候變化被全球關注的背後是一組讓人不安的數字，如今，全球每年要排放250多億噸二氧化碳，空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從工業化以來，已經增長了36%。人類製造了大量的溫室氣體，由此帶來的災難正不斷威脅人類自身，據統計，20世紀90年代，全球發生的重大氣象災害比50年代多了5倍。有人預測，如果情況不加遏制，全球平均氣溫將在未來50年內升高2到3攝氏度；由氣候變暖引起的乾旱和洪災將使2億人流離失所。一系列連鎖反應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把人類推到難以發展的尷尬境地。

好在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意識到了這點，都開始從本國的國情出發來解決這一問題。而聯合國不定期舉行的氣候變化會議其中一個主要議題也是要制定各國的減排任務，同時要求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相應的資金和技術來幫助進行減排。然而，在每一次會議上，一旦提及減排目標與資金技術轉讓的問題，馬上就會成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爭議的焦點。

1997年，聯合國氣候大會在日本京都通過了旨在控制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協議——《京都議定書》。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楊富強說，發達國家，首先要做出政治的承諾，要有一個減排的目標，這個是絕對減排的，當然發展中國家，也要做出相應的，適當的國家減排的方案，所以這兩個減排目標是不一樣的，我們是自願的，而且是相對的減排，他們就是強制要求的，而是要絕對的減排，當然這裡面斗爭很大。

但2001年，布希總統在上任時以「對美國經濟發展帶來過重負擔」和「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和限排溫室氣體的義務」為由，宣布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也就表示美國不再承擔減排責任。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 楊富強說：「當然美國它是想說，它不管承諾，它也很想把中國和印度，還是拉進來，他認為印度、中國將來會排放那麼多，我們辛辛苦苦搞了排放，結果他們將來排放更多。」

《京都議定書》規定，到2010年，所有發達國家二氧化碳等6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減少5.2%。作為全球經濟第一大國的美國，人口僅佔全球人口的3%，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卻佔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當時給美國制定的減排任務為，到2012年必須讓溫室氣體排放削減7%。而在減排這一問題上，中國長期以來堅持實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在氣候問題上同樣承擔責任，但受經濟發展階段和實力所限，不應和發達國家承擔同等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責任。而在責任大小的問題上，美國等發達國家堅持認為，一些發展中國家目前在碳排放的總量上迅速增加，其中，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所以應承擔重要責任。而發展中國家認為發達國家早在工業革命時期就大量排放溫室氣體，他們是當前氣候變暖的始作俑者。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 楊富強表示，發達國家，要承擔歷史責任，歷史上他們排放了太多的二氧化碳，所以才造成了我們今天氣侯變化，對我們農業、對我們的水、對我們各種資源、對我們公眾健康的影響。在歷史上是由發達國家造成的，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發達國家，一定要做出他們的承諾，來拿出資金和技術來支持發展中國家。

2007年12月15日下午，經過持續十多天的馬拉松式談判，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終於通過名為「巴厘路線圖」的決議。決議強調了在以前國際談判中受到忽視的「技術開發和轉讓問題以及資金問題」。在這一問題上，發展中國家認為發達國家應將其GDP 0.5%～1%用於提供資金支持，來幫助發展中國家減排，但在落實到實際的行動上時，發達國家卻遲遲沒有動靜。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 楊富強說，從目前看來，美國和其它的發達國家的減排目標的承諾都是太低了，給的資金現在目前還沒有著落，我們估算了一下，每年應該是1650億美元，那麼目前連1美元的這個影子還看不到。而中國社科院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潘家華也說：「實際上現在中國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在核能開發，在這個能源效益的提高這些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做得都好，我們做了，有目共睹事實擺在那兒了。第二，我們想做得更好，但是我們的資金技術，像這個風能發電機和電子控制水平設備，我們沒有，給我們吧，我們可以做得更好，拿來吧，我們可以做。」

作為研究環境經濟的學者，潘家華認為，要讓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氣候問題上發揮作用，美國等發達國家必須率先起榜樣作用，否則很難得到共鳴。中國社科院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潘家華說：「我們想做得更好，但是我們不知道怎麼做，你們做給我看一看，對不對？現在美國、歐洲、日本沒有一個敢說我做的，就像我這樣做就行。拍著胸脯，像我這樣做，拿不出來呀。」

雖然在技術和資金的支持上，遲遲未做出實質性的舉動，但奧巴馬和鳩山由紀夫的相繼上台，讓美國和日本在減排問題上已經表現出比前任更為積極的態度。這也讓中國感受到了越來越強的減排壓力。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涌強調：「沒有哪一個議題，像氣侯變化議題一樣，具有殺傷力，這就是我個人認為是美國的它一個戰略轉變的一個重大考量。」

為此，在紐約的氣候峰會上，中國已經做出的回應：中國爭取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要有顯著下降。爭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的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僅通過降低能耗這一項，中國5年內可以節省能源6. 2億噸標准煤，相當於少排放15億噸二氧化碳。這些承諾都顯示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姿態。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 楊富強表示，中國目前，所做出來的減排，比如說20%的節能目標，是15億噸二氧化碳，是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中，減排力量最大的這么一個國家目標。

今年12月，聯合國將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氣候變化大會，這是繼2005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後，又一次具有重要歷史性意義的全球氣候會議。屆時，與會各國將就2012年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新安排達成一致。然而就在各國的政治家們准備預訂去哥本哈根的機票時，最先抵達哥本哈根的是一團團烏雲。《經濟學人》雜志撰文稱「哥本哈根會議的前景目前還不明朗。在紐約舉行的氣候會議，除了闡述氣候變化帶來的危害外，美國總統奧巴馬幾乎未提出具體的措施，他所說的內容極為空洞。」 而最近一段時間，美國政府受醫改問題牽制，不僅沒有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有更積極的態度，反而發出了倒退的聲音，使得哥本哈根大會之前的多輪會談都停滯不前。這些跡象都使得即將到來的氣候談判迷霧重重。

說到發達國家的減排問題就不能不提到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和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它的態度和作為將對全球減排問題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奧巴馬上台後一改布希政府的消極態度，推出了龐大的新能源發展計劃，那麼這一計劃對全球的能源格局、乃至經濟又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呢？

二、新霸主計劃

2009年2月，奧巴馬上任第一周，簽署了兩項總統行政法令，要求美國提高燃油使用效率，並允許州政府制定高於國家標準的汽車尾氣二氧化碳含量標准。他在白宮當天舉行的發布會上說：「美國准備在新能源上重新領導世界。」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和能源部長朱棣文共同訪華。兩位部長此行提及最多的一個關鍵詞也是新能源。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告訴我們，作為世界上兩個最有生產力和創新力的經濟體，美國和中國都有著獨特的地位，來發展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等各種全球急需可再生能源技術。

還是新能源，今年2月11號，美國通過的《2009年恢復與再投資法》中，有約500億美元用來提高能效和擴大對可再生能源的生產。在涉及新能源計劃中，其中100億用於智能電網的建設，為新能源並入(火)電網創造物質條件，其餘400億全部用於扶持太陽能、風能、地熱能等新能源。種種跡象表明，這個世界經濟的第一大國已經將發展新能源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張海濱表示，其實最早的推動新能源的進程，不是美國，日本，歐盟，其實走在前面。但是並沒有形成一波很強烈的潮流，美國奧巴馬政府他一推動以後，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

從歷史看，美國一直不曾放鬆對能源的控制。發動了伊拉克戰爭的小布希曾被戲稱為「Oil guy」——石油人。早在他就職初期，2001年4月的白宮內閣會議上就做出過這樣的決議：「由於伊拉克對石油市場可能有不安定的影響，這是美國無法接受的風險，因而軍事干預是必須的。」曾為美國政府效力多年的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也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直言不諱地指出布希政府發動伊戰的根本原因——石油。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到：「如果你說美國出兵伊拉克就是為了有更多的石油， 那有人就該問了，『那我們為什麼油價還80美元那麼高呢』? 」於是記者問到：「如果我們不出兵伊拉克，那麼我們現在的油價就該到每桶130美元、140美元一桶了，是這樣嗎？」他回答：「對，沒錯」。記者懷疑的問到：「您確定嗎？」格林斯潘回答說：「 當然，這就是打擊薩達姆的目的。」

可以說美國從來沒有放棄過對能源的控制，手段也從軍事打擊到金融控制，不斷出新。然而在小布希第二個任期時，對於能源的認知開始悄然發生著變化。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國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說，美國前期階段的時候，重點為了維護國土安全，防範恐怖襲擊。後來，也隨著國際這個經濟環境格局，競爭秩序的這一個變化，再加上國際利益集團搏弈的這種變化，那麼布希政府，也在修整他的能源政策。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張海濱說：「小布希政府時期，雖然在京都議定書的問題，在全球氣候制度建構方面，它作用很小，甚至是採取了單邊主義的做法；但是有一點請大家要注意，小布希政府時期，每年都投入50到60億美元用於節能減排技術的研發。」

布希政府當年在新能源方面提出的最為有力的舉措，就是2007年，開始大力推行的玉米乙醇加工技術。美國計劃要在2017年前將玉米乙醇等生物燃料生產量提高為當時產量的5倍。江涌表示，當年玉米乙醇的興起讓嗅覺靈敏的美國金融資本在對玉米期貨的控制中賺了個盆滿缽滿。但生物乙醇技術也因為加劇了全球糧食價格的上漲而廣受批評，有人用汽車輪子碾碎窮人飯碗來形容這項舉措。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國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江涌說：「上一輪，就是07、08年世界糧食價格的上漲，那麼人們普遍指責美國和歐洲，然後搞生物能源，因為搞玉米來加工乙醇，包括聯合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都在指責歐美這種行為，是違反人類的，反人類的這種行為，是極其不人道的。

現在看來，很多人認為美國當時力推玉米乙醇並非只是想發展清潔能源這么簡單，玉米的短缺也並非只是一個簡單的農業問題。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曾經在上個世紀70年代說過這樣一句名言：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國家；而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人類。基辛格這番話的背景來自1974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份研究報告。報告認為，發展中國家人口膨脹，那麼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會很快因之增強。這對美國來說自然是一個威脅。所以，可以通過控制糧食出口，逼迫那些國家實施控制生育的政策，限制國力的增長。這份報告也被當做後來美國引發的這場的糧食危機的政策源頭。

江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國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在他看來，美國各個時期的能源政策都不如在氣候這個議題下的新能源策略具有威懾力。那麼，奧巴馬的新能源政策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影響呢？他說：「新能源，它都被泛政治化了。現在很明顯的泛政治化，如果你不做，你就是影響國家形象，你的國家形象的問題，/在發展國家，未來解決基本生存的問題的時候，那麼他們引領這樣一個大旗，所以這個方面，我們覺得它設置話題 議題的能力太強了，這就是他們的話語權。」

今年4月初，美國能源部長的朱棣文在美國《新聞周刊》上，呼籲美國「放棄石油」，「掌握自己的能源命運」。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張海濱笑著說到：「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你可以看到，2003年，美國打了伊拉克，確實國力受到很大的影響和削弱，另外一個方面，可以看到在美國對外政策當中，看到拉美的委內瑞拉，俄羅斯，這些實際上經常打的牌就是能源，就是石油牌。另外還有就是伊朗問題，他經常說要威脅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美國也是難以承受世界之重。奧巴馬政府要考慮能源安全，就是石油、天然氣，傳統化石燃料，可靠的供應是個很大的問題。對這個問題，國外的依賴越大，國家越脆弱，你就越難隨行你國家的利益和政策。」

「一個控制不了自己能源的國家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未來。」奧巴馬在自傳《無畏的希望》一書中，以犀利筆觸表達了自己對美國能源政策新的看法：我們一方面通過戰爭和金融手段繼續加大對國外石油的控制，另一方面，要加快新能源的研發，佔領技術的制高點，未來10年要投入1500億美元資助替代能源的研究。這兩方面共同作用，才能盡快擺脫對石油輸出國的高度依賴。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楊富強說，美國之所以要發展可再生能源是因為第一，美國發現它當時沒有應對氣侯變化，退出《京都議定書》以後，它在可再生能源的技術發展上落後了。所以奧巴馬提出能源新政，當然還有國內的原因，他想要利用可再生能源，然後代替大量的石油進口。因為美國喊了幾十年，說要減少石油供應安全的，這種威脅，但是這種威脅，仍然時時刻刻存在，所以美國表示最後試一試可再生能源。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張海濱也表示如果說美國佔領了新能源技術的制高點，這無疑對美國它的霸權的地位的鞏固和維護，那都是至關重要的。

可見，奧巴馬揮舞綠色大旗，大步前進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讓那些以石油為戰略資源、在政治上敢於向美國叫板的國家逐漸失去話語權。接下來，美國還將通過制定新能源的游戲規則再次牢牢握住世界經濟的主導權。

說到新能源，不得不提到一個詞：碳交易，它在國際市場上有一個通行的叫法CDM，CDM是清潔發展機制的簡稱。1997年聯合國氣候大會通過的《京都議定書》規定了未來幾年發達國家的強制減排任務，為完成這一任務，發達國家需要為此支付高昂的成本，像在日本境內，減排1噸二氧化碳的要花費234美元的成本，美國也需要153美元，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減排成本僅僅是十幾美元，在中國，每減少一噸碳排放也只需要20美元，正是這種巨大的減排成本差異，讓發達國家熱衷於在發展中國家尋找減排項目，CDM就是這樣一種用資金換碳排放的機制。從廣泛的意義來講，任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技術，都可以作為CDM項目來開展，比如新能源。目前在中國，有不少的風電企業已經開始從中受益。

❼ 國際板的爭議

雖然國際板年內出台呼聲日高，相關的傳聞也不斷出現，但和交易所以及地方政府在各種場合的大力宣傳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多數經濟學家對於在短期之內推出國際板卻始終持保留態度，在國際板到底能否實現其預定的目標與功能上也存在不少爭議。
爭議最大的，就是國際板的推出到底對於人民幣的國際化是否具有推動作用。
「在人民幣尚不能自由兌換、資本項目仍然嚴格管制的條件下，國際板的推出，是變相的資本管制放鬆，也是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變相的『可兌換』。這是一種跨越、進步，這也是一種改革試驗」武漢科技大學金融研究所所長董登新表示。
「國際板實行人民幣交易規則，是人民幣朝國際化邁出的關鍵一步。」銀河證券首席總裁顧問左小蕾則表示，國際板的人民幣交易規則，實際上是從資本投資需求的角度，推動對中國貿易逆差國持有人民幣儲備。左小蕾表示，國際板實行人民幣交易規則，在國際板上市的境外公司將獲得人民幣融資，所有參與二級市場交易的機構包括外資機構，也必須以人民幣交易並清算、結算。推出國際板，無疑推動了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和全球流動貨幣的進程。
「企圖以國際板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做法完全屬於本末倒置、因果錯位」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表示，從英鎊、美元、歐元的經驗來看，恰恰顯示的是相反的路徑。也就是說，只有未來人民幣成為可以(部分)取代美元的儲備貨幣和結算貨幣，才能通過印刷人民幣紙鈔換取外國企業股權。而狀況是，國外企業用高市盈率的股票換取中國的人民幣，然後用這部分人民幣兌換中國的美元儲備，而中國的美元儲備不是中國央行印刷的，也不是證監會發行的，而是中國以廉價的商品、廉價資源、廉價勞力、廉價股權換取的。在人民幣沒有(部分)取代美元成為儲備貨幣和結算貨幣的情況下，A股國際板的交易則是一場中國以實體資源，藉助人民幣為第一媒介和美元為第二媒介，來換取外國公司高市盈率股票這一虛擬票證的交易。這些虛擬的票證在理論上可以無限發行，類似於紙鈔，但中國的資源顯然不可能無限供給和出口。
除了是否對於人民幣的國際化的意義之外，經濟學家對於國際板是否會成為「圈錢板」，為跨國公司來華圈錢大開方便之門也存在爭論。
「上世紀80年代，日本開設國際板吸引了127家外國公司前去上市，之後便是證券市場一路走低，外國企業便逐步退市。2003年國際板便消失了。」廈門大學金融系客座教授余雲輝表示，只要證券市場發行制度沒有進行實質性改革、只要A股市場還存在「高儲蓄背景下的制度性套利機會」，那麼，A股國際板一定是外資上市公司的「國際提款機」。 「從現實性角度看，我國資本市場自身的制度性缺陷還未解決。」中國政法大學資本研究中心主任劉紀鵬認為，我國現行的發行制度名為核准制，實際上比審批制還要嚴格；而在創業板的推進過程中，也出現了三高超募、業績變臉等一系列問題。這種種問題一方面使得我國資本市場本身的穩固性受到挑戰，另一方面也大大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導致市場承受力有限。如果這一系列的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我國的資本市場將難以承載國際板之重。
另外，國際板的推出，需要一系列配套機制保駕護航，「而目前來看，這些配套機制尚不完善。」劉紀鵬表示，一方面，貨幣政策與資本市場的協調問題尚未解決。目前我國尚未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如果要通過國際板的開通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資本項目下可兌換的問題勢必要得到解決。因此，要開通國際板，我國的貨幣政策就要進行適當調整，而從狀況來看，這樣的調整顯然尚未完成。另一方面，我國金融監管機構協調性尚需提高。國際板的開通，將會牽涉到金融監管的方方面面，需要國內各個金融監管機構的通力合作。但嚴格來講，我國現行的一行三會體制依然沒有完全理順。
劉紀鵬認為，從合理性上看，國際板應讓位於新三板，不宜近期推出。從資本市場架構的系統性來看，新三板應優先於國際板發展，國際板必須要建立在新三板完善發展的基礎之上，否則便是空中樓閣，缺乏根基。另外，新三板的推出技術難度更低，更能適應我國資本市場的現狀。相較而言，新三板的推出更加簡單，因為它沒有IPO的直接融資，在某種意義上就能為更大量的中小企業掛牌轉讓服務，同時也能調動地方的積極性，發動大家共同打開中國資本市場的瓶頸。
著名經濟學家華生也表示，國際板的條件仍不成熟，推出需要謹慎。華生表示，從長期來看，國際板是需要的，但任何事情都應當有節奏地進行。創業板運行時間不長，市場容量不大，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市場約束機制也剛剛見效，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集中力量發展創業板，實現其估值合理化。另外，創業板的估值水平有所降低，「應當抓住這個機會繼續發力發展、鞏固和完善創業板」他說。 「跨國公司是世界消費者共同的企業，也是世界投資者共同的企業，國際板的推出，不僅為國內投資者變相提供了一種在國際股票市場投資的機會，而且它也讓國內投資者能夠共享世界一流跨國公司的發展成果。國際板上市公司擁有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以及穩定透明的按季分紅政策，它不但對本土上市公司具有強烈的示範效應和榜樣作用，同時，它還將引導國內投資者樹立價值投資信心，以及長期投資理念。」董登新表示。
江涌則表示，推出A股國際板明顯缺乏國際金融的戰略預見性。多年來，中國股票市場的高市盈率使股民很難分享到上市企業的成長收益，相反成了上市企業圈錢的工具，股民踴躍投資的結果是「一贏、二平、七虧」。跨國公司在中國按市場化的高市盈率發行股票，中國投資者在邏輯上和機制上都無法保證能夠分享到跨國公司的成長收益。如果扣除資金和資源的成本，這項投資同樣得不償失。實際上，在同等條件下，跨國公司成長性一般都不及中國企業的成長性高。因此，讓中國股民去沾跨國公司金融高手們的光、亦即讓羊群分享狼群的利益，是不現實的。
余雲輝表示，國際資本以美元的方式進入中國，換取了中國廉價的資源、廉價的股權和廉價的商品；相應的，中國形成了儲蓄和外匯儲備。這是國際資本運動的第一階段。然後，國際資本必須以某種方式進行一次反向運動，形成資本的迴流，才能最終達到轉移中國財富的目的。南美、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金融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危機，都是發生在國際資本運動的第二階段，即國際資本迴流階段。「國際資本在中國即將走完第一階段，在未來一兩年之內將配合美元加息和美元走勢趨強而進入第二階段，即國際資本迴流階段。大規模、快速的資本外流容易引爆中國經濟金融危機。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相對於國際板是否能夠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以及國際板開板之後是否會導致跨國公司在境內圈錢的問題，專家更為擔心的，是國際板開放之後，將為國際資本從中國撤離大開方便之門，從而危機中國的金融安全。

❽ 關於中小企業法律風險防範國外的研究現狀

中國扮演重要角色

王逸舟告訴記者，他認為中國在這次亞歐峰會中扮演三重角色。第一重是東道主角色。這次峰會突出了綠色環保的特點，就很好地說明這個角色中國扮演得不錯。

第二重角色，中國經歷了汶川地震、奧運之後全球又面臨這種金融海嘯。辦奧運會的時候，中國提出「綠色奧運、科技奧運、人文奧運」，所以全世界都在關注開幕式裡面有什麼樣的中國元素。現在大家也在看金融海嘯中國能起什麼樣的作用，因為中國的承諾還是比較可信的。

第三重角色就是30年經濟發展後中國的角色。經過30年改革開放的中國，遇到這么大坎坷的時候怎麼辦？怎麼跟亞歐兩大洲的朋友們、同行們互相交流渡過這個難關。中國在世界經濟中雖然總量不大，但是增長很快，因此大家對中國很期待。雖然在我們看來是過高的估計中國的救市能力。

應注意防範風險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博士23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從各方對在北京召開的此次亞歐首腦會議的高度關注，可以看出中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日顯重要。與此同時，中國也應防範類似於美國金融危機的風險。尤其在金融領域，因為中國的金融模式譬如說投資銀行等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美國模式」，在會計、審計、監管方面均與美國有相似性，美國的此次金融危機也就如同給我們敲醒了一記警鍾。

江涌教授強調，美國的問題說明，美國以及「向美國學習」的經濟模式亟須一場改變，中國現在應該「防患於未然」。「譬如說，無論在金融業還是其他行業，職業經理人與普通員工的收入差距過大，這不是一個好事，需要改變。」他如此說道。江涌還認為，中國股市引入戰略投資者的策略也應有所改變，大量熱錢的進出造成股市跌宕太大，普通散戶在資訊方面很容易陷入「信息不對稱」的困境。

江涌還不無擔憂地提及，如今我國一些大中城市的中小企業出現倒閉現象，也與我們一直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有關，「我們的企業沒有自己的品牌，總是貼牌，這就使得其承受能力十分脆弱，甚至是『弱不禁風』。這也讓我們不得不思考：在經濟領域進行戰略調整的時機已經到了。」

金融風暴難撼北歐福利制度

本報訊 （特派記者李明波、趙夙嵐）當北歐社會的高福利模式引起全世界的艷羨時，一場席捲世界的金融風暴卻讓它難以「獨善其身」。在當前這場從美國蔓延開來的金融危機中，北歐國家同樣沒有倖免。金融危機影響下的北歐，是否還會繼續堅持自己的高福利政策呢？帶著這樣的疑問，記者采訪了幾位專家。

沖擊難「立竿見影」

中國國際關系研究院江涌博士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金融危機對北歐高福利政策的影響現在還看不出來。北歐的高福利是長期以來形成的模式，甚至可以說是他們的一種生活方式，是比較剛性的，很難在短時間內有什麼大改變」。

中國社科院歐洲所的范勇鵬博士告訴記者，北歐國家中只有冰島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比較大，相反被看作是北歐模式典範的瑞典，在這次危機中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他認為，金融風暴肯定會對北歐的福利制度產生影響，但這種影響需要多久表現出來還不好說，起碼不會有太大的立竿見影的效果。

江涌進一步認為，目前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大的都是與美國關系十分緊密的國家，而北歐諸國多與美國保持了一定的距離，目前看來只有冰島受影響較大，而冰島對其他北歐國家而言並不具有聯動效應。

改革只能漸進進行

范勇鵬說，北歐福利制度經過了一百年的發展已經非常成熟和完善，但帶來的一個重要弊端就是無形中「養」了一批「懶人和不勞而獲者」。30多年前的石油危機時代，已經有人對北歐的福利制度提出批評。世紀之交時，歐盟首腦峰會曾提出的「里斯本戰略」也提到，要提高歐盟的競爭力，必須改革現有的福利制度。

事實上，近年來，北歐國家已經在逐漸改革自己的福利制度。以芬蘭為例，為避免高福利的社會保障滋生「懶人和不勞而獲者」，提高社會整體效率，芬蘭要求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權利和發展條件的同時又要符合以下原則：居民享受社會保障的程度是合理的和滿足基本需要的；這些社會保障措施在滿足公民生存基本需要的同時，能夠激發其勞動熱情和創造性等。

選舉政治約束了政府

范勇鵬分析說，改革北歐的福利制度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在選舉政治的大背景下，政府高度重視選民的選票。對於政府來說，如果大幅調整國家的福利制度，帶來的將是選票的大量流失。所以北歐國家的政府處在一個兩難的境地。

江涌也表示，正因選舉政治的特殊性，北歐各國政府為爭取選民，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會削減福利政策，「事實上，北歐各國的國際援助的比例是很高的，甚至佔到了聯合國的7％，這也就意味著，政府如果遇到困難可以先消減這方面的開支，有較大的騰挪餘地。至於企業負擔的那部分福利，因為有法律的約束，他們哪怕是通過減薪以縮減開支，也不會輕易拿員工的福利待遇開刀。」

❾ 中國財政部為什麼在次級債的問題上批評三大信用評級公司，確實是這三家公司的錯嗎

國際三大信用評級公司透視（轉貼）
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市場經濟的發展越深入，對信用的要求就越高。為減少投資風險，增加市場透明度，信用評級應運而生。所謂信用評級，是指專業機構對債務人就某一特定債務能否准時還本付息的能力及意願加以評估，分為資本市場、商業市場及消費者等三類評級，其中資本市場評級居核心地位。長期以來，穆迪（Moody′s，美資）、標准普爾（Standard & Poor′s，美資）和惠譽國際（Fitch Rating，原為美資，現為法資控股）位列國際資本評級市場「三甲」，不過惠譽在市場份額、贏利能力以及國際影響力方面遠遜於前兩者，國際資本評級市場的話語權實際是「兩強壟斷」。三大評級公司在一定程度與一定范圍內增加了市場透明度，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為政府監管部門提供了管理依據與參考資料，但與此同時，它們也成為西方某些勢力持續推行美國價值觀與強權，進而威脅主權國家經濟安全的一個新工具。
三大評級公司的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性受到廣泛質疑
美國信用評級制度運作已近一個世紀。美國商法規定，評級公司屬於一般股份公司，接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監管。為保證評級的公正與客觀，評級公司應保持自身的獨立性，主要是獨立於政府機構之外。評級公司雖對股東負責，但當股東與大眾利益沖突時，必須置大眾利益於優先的地位。因此，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是信用評級公司存在的前提和基礎，但正是在這方面三大評級公司受到了廣泛質疑。
令人質疑的獨立性。一是政府給予特權。1975年SEC認可穆迪、標普與惠譽三家公司為「全國認定的評級組織」（NRSRO），並規定外國籌資者在美國金融市場融資時必須接受NRSRO評級公司的評估，由此確立了三大公司的壟斷地位。今年3月，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理查德·謝爾比在參議院就評級公司問題舉行的聽證會上指出，穆迪和標普幾乎遇不到什麼競爭，其所以財源滾滾，主要是得益於「受控特許」。二是長期受到庇護。為防止那些「缺乏道德」的評級公司肆意出售AAA評級，SEC限制其他公司進入資本評級市場。在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公司財務丑聞發生後，SEC在諸多壓力下，也只增加了多美年（Dominion）一家評級公司為NRSRO。名義上信用評級受SEC監管，但事實上三大公司極少向SEC報送相關資料，SEC的例行檢查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因此，長期以來，三大公司幾乎沒有受到任何監督。
令人質疑的公正性。首先是以美國的標准為標准。國家因發行國債而成為資本市場的重要主體，鑒於國家的巨大清償能力以及主權的敏感性，一般的評級公司都不涉及主權國家信譽評級，但三大評級公司的一個重要評估標的卻是主權國家信譽，而且把市場自由化作為評價的重要依據。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後，馬來西亞為穩定經濟，採取關閉外匯市場的斷然措施，受到三大公司的一致聲討，然而事後證明馬來西亞的管制政策是成功的。其次是長期奉行雙重標准。三大公司在美國本土評級時，主要依據被評估公司自身或經美國會計公司發布的報告，但對於美國以外的企業，除少數進行「自願評估」（需要付費）外，大多數則是所謂的「獨立評估」。問題在於，三大公司對美國本土市場存在的問題經常視而不見，對他國尤其是美國不喜歡的國家的金融市場動態則往往「明察秋毫」。1995年英國巴林銀行破產，當時美國銀行的金融衍生品不良投資高達23萬億美元，但三大公司都不曾降低美國銀行的信譽等級。從「9·11」事件到安然等巨型企業財務丑聞，摩根大通等知名銀行金融欺詐，再到伊拉克戰爭與持續恐怖襲擊威脅等，美國金融市場遭遇連續的沖擊，國際資本一度紛紛逃離美國，三大公司同樣不曾也不打算降低美國主權信用評級。
令人質疑的客觀性。長期以來，三大公司堅持以美國的價值觀來審視亞洲文化與市場環境，因而在對亞洲進行評級時總是「另眼相看」。2002年，三大公司將日本政府債券的評級列在工業七國最末，其信貸級別排在波札那之後，與拉脫維亞和波蘭同等。日本國際金融中心（JCIF）認為，外國評級公司未能反映日本獨特的商業慣例，評級結果並不能表達真實情況。時任財務省國際事務次官黑田東彥要求三大公司出具詳細的評定標准，認為日本擁有很高的個人儲蓄率及龐大的海外資產，對國內投資者能完全清償債務，因此沒有任何理由繼續調低日本政府債券評級。中國經濟多年來的快速增長和良好的發展預期令全球矚目，但直到2003年底，標普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10年不變，即「適宜投資」的最低限——BBB級。《華爾街日報》評論，標普將中國大陸銀行全部定為垃圾等級。眾多國際著名的投資機構都認為標普的這一評級「保守得有些可笑」。這不僅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影響中國的投資環境，而且造成數以百億美元計的經濟損失，因為中資機構與企業在境外融資時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令人質疑的科學性。法國《世界報》2003年5月6日載文指出，評級公司缺乏信息發布工作的規則，發布信息的無規律性使人們對其預測能力產生懷疑。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商學院金融系副教授黃京志認為，三大公司使用的方法與模型已經過時，模型使用的數據對於美國本土公司一般一季度才更新一次，而境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公司的數據更新周期往往超過一年甚至更長，遠不能適應快速發展的金融市場的需要。長期以來，三大公司收集和發布信息的活動一直是灰色的，乃至暗箱操作，信息可靠性存在嚴重問題。英國《金融時報》今年3月13日就此發表評論：按照大多數標准衡量，信用評級行業都是全世界最缺乏競爭性和透明度的市場。當為安然公司評級的評級師被質問為什麼對安然財務報告的重大疑點視而不見時，該評級師承認他沒有能力把握安然的業務和財務結構，也沒有認真讀過這些財務報告。此外，三大公司利用其壟斷地位，在向客戶主動提供信用評級時往往變相要求購買其他服務。1996年穆迪曾受到美國司法部的反壟斷調查，原因就是被懷疑對客戶變相進行了捆綁銷售，迫使客戶購買其全套服務。
不僅難以發揮預警功能，反而時常加劇金融市場動盪
三大公司因為已經存在而合理，因為美國政府而獲得壟斷地位並具有強大影響力。但由於缺乏應有的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性，它們不僅難以及時、准確地發揮預警功能，相反時常加劇金融市場的動盪。
難以發揮預警功能，在美國本土備受質疑。三大公司或根據被評估企業公布的信息資料進行評估，或根據自己掌握的信息進行所謂獨立評估。但實際表明，這兩種評估的科學性都存在疑問。1992年，加州保險司長控訴標普及穆迪先前給予倒閉的Executive Life保險公司不實且過高的評級，導致投資人遭受損失；1996年，加州橘郡指控標普未能對該郡所投資的基金風險進行恰當評估，以致擴大舉債終至破產。自2001年底，一連串巨型公司出現財務欺詐丑聞，美國金融市場由此出現嚴重的信用危機，評級公司反應滯後，未能發揮所期望的預警作用，自身信譽備受質疑：要麼有意隱瞞不報，這意味其喪失了應有的獨立與公正性；要麼真的沒有發覺，這意味其喪失了應有的客觀性與科學性。連美國國會和聯邦調查人員都指責評級公司的失職，沒有在「大廈將傾」之前發出警告。在內外壓力下，SEC出具的報告羅列了信用評級業存在的12種問題與缺陷，使三大公司陷入了空前的尷尬境地。
常步市場後塵，在國際領域屢屢失信。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醞釀之時，三大公司未能發出任何警告；等到危機爆發後，慌張應對，降級過激，加劇市場恐慌。1996年9月，穆迪與標普分別給韓國開發銀行的長期債信評級為「A1」及「A+」，均屬於投資等級；韓國危機發生後，急速降至為「Ba1」及「B+」，已屬垃圾等級。1997年7月，泰銖發生危機，穆迪與標普仍給泰國政府公債「A」級，直到10月才加以調整。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與2000年土耳其金融危機，三大公司都未能預測危機的到來，直到危機已經成型，才遲遲降低有關信用等級。因此，國際清算銀行（BIS）認為，「評級公司經常步市場的後塵」。
加劇國際金融動盪，受到越來越多的指責。三大公司幾乎壟斷了整個國際資本市場的話語權，儼然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調節者，往往一個業務聲明就能引發金融市場的震盪。1997年以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增長、外匯儲備、外貿順差、製造業競爭力、居民儲蓄等項指標都好於美國等諸多發達國家。但由於話語權掌握在三大公司手中，東南亞國家所獲得的評級均低於美歐國家，由此引發相關國家的資本外逃，惡化了地區的金融局勢。1997年11月28日到12月11日，穆迪將韓國外匯債券和票據的評級從原來的A1急速調降到「Baa2」，導致韓元對美元匯率暴跌，股市一落千丈，中型企業接二連三倒閉，從而引發韓國全面金融危機。德國《經濟周刊》1998年2月5日載文評論，國際信用評級公司對亞洲危機毫無預感，它們知道的並不比金融市場多，根本就不起作用，而現在卻火上澆油。法國《世界報》2003年5月6日的文章認為，信用評級公司提供的信息（特別是關於可能出現危機形勢的信息）毫無作用。人們責備信用評級公司，認為它們要麼沒有提前預測危機，直到危機已經到來，才遲遲降低有關信用等級（如在1998年俄羅斯危機、2000年土耳其危機問題上），要麼相反，過早地降低有關信用等級，加快了危機形勢的到來（如在1999年巴西危機、2001年阿根廷危機問題上）。
「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的另一新強權
評級公司的「魔力」形成路徑是「建立信譽——確立地位——產生依賴——實施影響」。穆迪與標普「兩強」不僅通過大力宣傳、積極公關等多種手段建立市場信譽，影響與操控市場，謀取壟斷利益，而且充分利用其壟斷利潤，通過暗中利益輸送、直接向本土評級公司購買、聘請政府官員開講座或擔任咨詢師、與高校及研究機構進行學術合作等各種途徑，獲取各類商業與非商業信息，並利用這些信息獲取不正當利益。更為重要的是，「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協助美國政府攫取政治利益。《紐約時報》曾在社論中指稱：評級機構是冷戰結束後，國際上的另一個新強權。
配合美國公司的經營擴張。穆迪與標普的評級直接決定融資成本，制約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已變相掌握了企業的生殺大權，這種權力正被悄悄運用於美國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與經營戰略。日本證券市場相對閉塞，長期為本土四大券商壟斷，美國投資銀行垂涎已久。東亞金融危機使日本金融業陷入動盪，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證券成為金融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1994—1996年，山一股票價格一直在600—1000日元之間波動。但是，自穆迪1997年6月宣布要降低山一評級後，山一股價一路下滑，8月滑落到200日元。11月穆迪宣布正式降級後，美國證券公司立即拋售其股票，不僅造成山一股價狂瀉，最後跌到1日元，還斷絕其從短期資金市場籌資以起死回生的後路。山一倒閉後，美國最大券商美林公司乘機接管山一證券，原本屬於山一的50間店面、2000名精幹員工及經營技術，全都歸屬美林。
擾亂主權國家的經濟秩序。評級公司作為一個公共服務機構，本只具有引導資本市場的服務性功能，然而穆迪與標普的權力不斷膨脹，幾乎充當了金融市場的調節大師。日本的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銀行業累積了巨額不良債權。按傳統習慣，日本官方、民間機構與傳媒，不會輕易觸及國內累積巨額不良債權的銀行與金融公司，而是依照日本獨有方式由銀行與金融公司悄然漸進處理，以期不出現重大金融風波。但是，穆迪與標普「毫無保留地」重估日本企業的投資安全度，打破了日本的傳統游戲規則，使日本金融陷入持續動盪。日本媒體將穆迪與標普給日本企業、經濟帶來的沖擊描述為：不單像歷史上用大炮打開日本鎖國大門的「黑船」，還像最終全面佔領日本的赫爾「最後通牒」，具有強大無比的破壞力，以致在工商界普遍出現「評級恐懼症」。
直接為美國政治利益服務。有研究認為，東亞金融危機是美國對東盟吸納緬甸加入表示不滿的一次政治報復，而穆迪和標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視。1997年4月中旬，穆迪將泰國政府的長期借貸級別從A2下降為A3，4月25日又宣布降低泰國大城、京都和泰軍人三家主要銀行的信用等級，從而加劇市場恐慌，誘發資本外逃，導致金融危機爆發。1998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上，馬來西亞總理就此嚴詞批評穆迪和標普缺乏客觀性，助紂為虐。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德國一直反對，兩國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國企業接二連三地被標普降低信貸評級，由此導致包括最大的鋼鐵製造商——蒂森克虜伯公司在內的相關企業股價跌至有史以來的最低點。德國社民黨經濟委員會領導人溫德稱，「近期的降級引起我們高度關注，我不排除德美緊張的外交關系間接地影響了評級結果的可能」。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亞全力支持美對伊戰爭，標普將澳外匯債務評級升至AAA最高級。德國政府為此憤怒不已，明確表示向美國評級領域的霸權發起反擊，要求歐洲信貸機構聯合起來抗衡美國評級公司。德國財政部表示，將對標普和穆迪進行更嚴格的審查，並宣稱德國要通過立法以「保證評級的公正性」。
三大公司尤其是「兩強」的壟斷與危害，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認知。越來越多的國家將信用評級看成是一項非常特殊的行業，扮演著一個國家資本市場「看門人」的角色，涉及國家主權，關系一國經濟、金融與信息安全。因此，紛紛採取措施，消除對三大公司的迷信與盲目追捧，限制與三大公司的聯系，加強對三大公司的監督，減少直至消除對三大公司的依賴，促進本土評級公司的發展。
（轉貼於：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江涌同題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