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網路購物消費者權益保護研究的意義
恩 去網路搜 網路消費者權益保護 抄幾段
㈡ 互聯網金融中的民事法律關系有哪些
法律風險分為三類：一是刑事法律風險；二是民事法律風險；三是行政法律風險。 法律風險控制的初步思考互聯網金融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各類法律風險，相關的風險控制顯得至關重要。筆者認為，各機構可在如下方面作相應的法律風險控制。 首先，信息的正當收集與保護。從業者應嚴格按照現有法律法規收集客戶信息，並給予相應保護。 首先，根據2007年6月公安部等部門頒布的《信息安全等級保護管理辦法》，凡是互聯網機構信息系統受到破壞後，會對社會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嚴重損害，或者對國家安全造成損害的，則此種信息系統安全等級劃分為第三級。該等級的信息系統運營、使用單位應當依據國家有關管理規范和技術標准進行保護。 國家信息安全監管部門對該級信息系統信息安全等級保護工作進行監督、檢查。諸如P2P網貸或眾籌平台涉及借貸交易的資產過億，涉及廣泛社會利益，信息安全等級應列為第三等級。在實踐中，此類互聯網企業通過向當地公安部門備案，獲得公安部門出具的《信息安全等級保護備案證明》，從而達到國家法規要求的信息安全等級。 從業者應該熟悉相關法律法規，平台安全程度需達到國家標准，唯如此，在黑客入侵導致客戶信息泄露時，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適用免責。 其次，互聯網金融行業的自律章程要「硬」起來。面臨正在發展中的互聯網金融各產品領域，國家立法明顯力不從心。因此，我們應重視行業章程對本行業的有效規范。作為「軟法」，發揮這種社會自生規則的應有價值。 監管機構要適度的寬容。中國近幾十年來長期壓制民間金融，甚至對一些嚴重違法者（如集資詐騙的罪犯）施以死刑，致生諸多爭論。如果繼續以往的政策，互聯網金融發展不易。監管者應該在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之間審慎選擇。因此，這個行業非常需要政府的包容與鼓勵。與中國不同，諸如美國等發達國家，其金融機構間百年來長期競爭激烈。其在近二十多年來，一直積極利用互聯網進行金融服務創新，故沒有太多機會留給那些非金融機構。在這些發達國家，互聯網企業進入金融業的發展空間比較有限。 中國金融業此前過多依靠政策保護，形成高度壟斷，行業間競爭並不充分，傳統金融機構獲取了巨額暴利，這些方面並未獲得法律的有效調整。其負面結果之一是給普通民眾、中小微企業提供的金融產品以及金融服務的水準都相當有限。 中國互聯網金融以其普惠、分享、便捷等特點，具有巨大發展空間。甚至，這一行業的發展將是中國在金融領域「彎道超車」，趕上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難得機會。因此，監管機構在打擊那些觸犯法律底線的從業者時，也應該維持正當的競爭秩序，鼓勵行業創新。
㈢ 如何保護網購中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保護網購中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應當從以下幾方面做起：
1、修訂法律法規，建立完善體系。
除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體系專設網路消費維權章節之外，盡快出台網路商品交易行為監管和網購消費維權的具體細則和規定，重點補充、完善網路消費維權的管轄權、網路商品經營者責任、消費者隱私權保護、網路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責任等條款，並將其納入法律法規監管之中，建立健全網路市場監管體系。
2、引導自我保護，積極防範風險。
工商部門、消協應引導網購消費者謹慎選擇交易對象，盡量選擇信譽好、安全性較高的網站購物；在購物過程中注意識別虛假信息、妥善保護私人信息並認真閱讀和保存交易規則；在支付過程中注意保存電子購物單據，支付後必須記錄交易的流水單號，以備記錄、查詢和作為糾紛處理的證據；一旦發生糾紛，應在有效異議期內積極與網路經營者協調，若無法協調應及時收集憑證、單據等，向消協或工商部門投訴。
3、強化人員培訓，應對維權需要。
網購消費維權工作對工商執法人員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各級工商部門應通過學習培訓，提高執法人員對《消法》新適用領域和法規的理解程度，使執法人員在具體工作實踐中掌握相關專業法律法規知識，並熟練掌握計算機技術、互聯網知識以及電子證據的搜索、跟蹤、固定等一系列專門知識，以積極應對網購維權工作需要。
4、強化網購監管，規范交易行為。
加大對電商提供商品質量的監測頻率、力度，嚴厲打擊銷售假冒偽劣、三無、傍名牌等商品的違法行為。加強對網購平台的巡查，尤其注重定期不定期檢查網購合同、交易評價等內容，一旦發現網購欺詐、虛假宣傳、不平等格式條款違法等問題，及時進行查處。
五是暢通維權渠道，維護合法權益。
5、充分發揮覆蓋轄區的「12315打假維權提示牌」、「一會三站」、12315申投訴舉報平台作用，高效、快捷受理網購消費者在網上購物方面的投訴舉報，做到深入調查、積極處理、及時反饋，強有力保護好廣大網購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㈣ 怎樣引導互聯網金融行業健康發展
作為近年來新興的金融業態，互聯網金融在我國發展迅猛，對普通百姓理財、小微企業融資及國民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互聯網金融以其低成本、非抵押和便捷
的融資模式，豐富了金融市場的層次和產品，有助於破解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助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高金融服務的普惠性。然而，互聯網金融在帶來便捷和
效率的同時，也蘊含著更為復雜多變的風險，對金融體系的穩定運行和健康發展帶來了挑戰。因此，應充分認識互聯網金融面臨的主要風險，強化監管，防範風險，
促進我國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
目前，我國互聯網金融面臨的風險主要表現在監管法律法規缺失滯後、機構運營不規范、消費者合法權益難以保障等方面。
法律風險：相關監管法律法規缺失滯後。我國互聯網金融立法已開始起步，今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聯合發布的《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明
確了互聯網金融的監管職責分工、監管責任、業務邊界等。但互聯網金融相關法律法規仍不健全，互聯網金融企業准入和退出標准、運作方式、交易者身份認證等方
面尚無明確的法律規定，缺乏互聯網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大數據時代客戶隱私權沒有相應保護條款，互聯網金融監管制度建設明顯滯後於互聯網金融發展實
際。同時，金融監管體制如何適應跨時空、跨地域和混業經營的互聯網金融監管要求，迫切需要進一步研究探索。
業務風險：互聯網金融機構運營不規范。目前，互聯網金融機構普遍存在經營管理不規范問題。比如，點對點技術(P2P)借貸行業還沒有運營牌照、注冊資本等
硬性准入門檻，許多P2P借貸平台創業者風險識別能力低、管理能力不足、風險控制機制缺失、資金調配不當：有的出於利益驅動，採用「資金池」運作模式，私
自對借款進行拆標，導致借貸資金期限錯配，甚至出現合同欺詐;有的開發高風險借款標的，甚至虛構借款人，挪用投資人資金等。同時，對用戶注冊把關不嚴、客
戶借貸關系缺乏必要擔保等現象在網路借貸平台普遍存在，很容易產生信用風險;互聯網理財資金通常承諾T+0的及時贖回，
但缺乏應對流動性風險的機制與資金，一旦投資者集中贖回，就可能產生流動性風險，甚至會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社會風險：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難以保障。與傳統金融具有獨立性很強的封閉通信網路不同，互聯網金融處於一個開放的網路世界，存在諸如密鑰管理以及加密技術
不完善、相關協議安全性差、黑客攻擊等信息安全隱患，可能導致用戶信息數據泄露或損壞，對金融消費者的信息安全和財產安全構成嚴重威脅，還可能誘發贖回擠
兌風潮。互聯網理財產品在運營管理中存在誇大金融產品收益、風險提示不充分、收益與預期存在較大差距等問題。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2014年4月中旬，我
國有118家P2P借貸平台陷入困境或倒閉，給金融消費者造成較大財產損失。這些問題嚴重損害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影響金融秩序穩定和社會和諧。
促進我國互聯網金融持續健康發展，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必須進一步強化監管，著力防範和化解風險。當前，應在以下三個方面積極進行探索實踐：
完善監管規制，構建高效互聯網金融監管體系。在修訂、完善現有金融法規的基礎上，針對不同互聯網金融模式，盡快完善互聯網金融立法，推動相關部門規章和國
家標準的制定，以明晰各交易主體法律地位、准入和退出條件、業務邊界、權利和義務等。構建高效的互聯網金融監管體系，科學選擇適應我國互聯網金融發展實際
的監管模式，考慮成立專門監管機構，全面統籌監管工作。可借鑒發達國家「監管前置」的管理經驗，重新梳理各類互聯網金融機構的業務范圍，實施市場准入和退
出制度，取締不符合要求、甚至存在欺詐和非法集資嫌疑的金融平台，切實防範金融風險。
強化行業自律，規范互聯網金融機構經營行為。可以借鑒國際上管理互聯網金融「行業自律先行、監管隨後跟進」的經驗，研究成立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充分發揮
行業協會的自律作用，特別是制定互聯網金融公平交易規則，推動形成統一的行業服務標准，引導互聯網金融機構樹立合法合規經營意識，規范經營行為，加強風險
管控能力建設，推動互聯網金融行業持續健康發展。同時，積極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完善徵信系統，夯實互聯網金融風險管理及業務開展的社會信用基礎。
加強風險教育，切實保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強化消費者保護是互聯網金融監管的重點。由於互聯網金融在我國尚處於發展初期，有關消費者保護的法律法規嚴重
缺失，需要加快制定專門的互聯網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交易過程中的風險和責任承擔、金融機構信息披露、消費者個人信息保護、資金第三方託管等作出明確
規定，確保互聯網金融參與各方的信息和財產安全。同時，加強對互聯網金融消費者的風險教育，提高其網路信息安全意識、風險防範意識，了解和掌握風險防範工
具和技術手段。還應盡快建立科學、便捷的賠償機制與訴訟機制，成立互聯網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機構，負責受理投訴、解決糾紛，切實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㈤ 國內外有哪些專家和學者研究電子商務中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問題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八條規定，消費者享有知悉其購買、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務的真實情況的權利，簡稱為知情權。也就是說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時，有權對 商品和服務的有關真實情況進行全面和充分地了解。 對消費者來說，知情權是消費活動中必不可少的，它是消費者決定購買某種商品、接受某項 服務的前提。可以說，消費者產生某種消費慾望，以及真正實施消費行為，是建立在對該商 品和服務有一定了解的基礎之上的，因為任何一個消費者都不會花錢去進行一種自己一無所 知的消費，如到商店購買蛋糕，一般都得看看產地、價格、生產者、生產日期、有效期限等 ，這便是對商品的了解過程。此外，由於商品品種繁多，每一種商品都有其獨特的使用價值 ，以及與該使用價值相應的特點，即便是同種類型的商品，還區分不同的產地、牌號和生產 者，由此帶來價格、質量等情況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而且在服務領域中，也不斷開發出 新 的項目，因此，消費者不得不對商品和服務作一定的了解，否則，無法作出消費選擇。還有 不同的性別、年齡、地區的消費者，在消費層次上有很大的不同，消費需求也不一樣，如果 在不知悉商品和服務的真實情況下進行消費活動，則往往與消費者的本來願望相去甚遠，達不到真正追求的消費目的。上述因素表明，保證消費者了解商品和服務的有關情況並確保其 真實，是非常重要的。 從商業道德上講，誠實信用是交易雙方應遵守的基本准則。它要求交易者意思表示真 實，對與交易有關的情況不得隱瞞，不得作虛假的表示，以增加交易的透明度。只有這樣才 能達到真正的平等交易。但在實踐中，少數經營者採取不正當手段，妨礙消費者對商品和服 務的真實情況進行了解，主要表現為：①在交易過程中，對消費者的詢問置之不理或不作明 確 答復。經常可以看到的是，當消費者向營業員詢問某商品的情況時，營業員或者白眼相待， 不予理睬，或者一問三不知，使消費者得不到任何真實信息。②對商品和服務的有關情況根 本不作表示和說明或者作虛假的表示和說明。近幾年最為突出的是鞋類商品，「三無」（無 廠名、無廠址、無合格證）鞋充斥市場，導致消費者上當受騙，還有少數經營者為了引誘消 費者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對質量、價格、性能、用途、生產日期、有效期限等作欺騙性的 表示和說明，使消費者產生誤解。③在利用廣告宣傳商品和服務時，製作發布虛假或引人誤 解的廣告，使消費者在難辨真偽的情況下作出錯誤的選擇，如有的廣告使用超乎尋常的溢美 之詞，誇大商品的使用性能，消費者根據廣告所買的商品與廣告的宣傳完全是兩回事。上述行為，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由於商品和服務的種類不同，消費者對此所要了解的側重點也不同，而且由於消費者自身 的消費知識結構不同，各自要了解的問題也不一樣，這就帶來知情權的差異性。但是，概括 地講，對於商品，消費者有權要求經營者提供商品的價格、產地、生產者、用途、性能、規 格、等級、主要成分、生產日期、有效期限、檢驗合格證明、使用方法說明書等有關情況； 對於服務，消費者有權要求經營者提供服務的內容、規格、費用等有關情況。
㈥ 2019年中國保險消費者信心指數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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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保險消費者信任度最低的購買渠道是互聯網金融公司。
3月15日，保監會保險消費者權益保護局與中國保險保障基金有限責任公司在北京聯合發布了《2016年中國保險消費者信心指數報告》。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保險消費者信心指數為71.2，比中值50高出42.4%，相比2015年69.2的水平有所提高。
從中國保險消費者信心指數的五大一級指標來看，和2015年相比，保險環境信心、消費信任偏好、行業運行狀況這三大指標都有所上升。而消費者保險業信任度則比2015年下降了0.2，保險消費意願下降了1.8。對此，中國保險保障基金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任建國表示，2016年中國保險消費者信心指數比去年有所提升，反映出消費者的信心有所增強。一方面體現在保險業整個發展環境得到改善，另一方面體現在人民群眾的保險意識有很大的提高。不過，盡管保險公司今年來對理賠服務高度重視，但是在銷售服務方面，誠信銷售評價微降，說明營銷服務方面還有待加強。
2016年保險消費者信心指數一級指標得分及與2015年對比。
報告顯示，消費者對購買渠道信任度從高到低的排名分別是：保險公司、銀行、保險中介、互聯網金融公司，這個信任度排名與2015年一致。其中，71%的受訪者表示最信任保險公司，而保險中介、互聯網金融公司渠道的排名比較靠後。有受訪者反映，保險中介存在代理人解答不專業、服務不主動、人員不穩定的弊端；對於互聯網金融公司渠道，消費者表示產品宣傳存在華而不實的情況、產品咨詢解答反應慢、理賠的便捷性不高，對於這兩個銷售渠道，消費者期待能夠在專業性、精準性方面提高質量。另外，有部分受訪者也表示，銀保渠道也存在銷售專業性不夠、售後服務跟不上等問題。針對該渠道，消費者期待在銷售規范性、人員專業性方面有所加強。
2016年保險消費者最信任購買渠道佔比情況及與2015年對比（%）。
2016年，保險消費意願為68.6，與2015年相比穩中有升，保險消費黏性進一步增強，保險服務質量得到充分認可。2016年，行業運行狀況得分為78.7，較2015年有所上升，去年保險業提供風險保障金額2372.8萬億元，同比增長38.1%，客觀上印證了保險消費者對行業信心提升、對行業發展預期更加樂觀的心態。
報告顯示，保險消費者仍存在三點需求和期待。一是多數消費者優先配置保障型產品，其中重疾保險滲透率較高，期待開發更多惠民保險產品。建議設計更加偏向大眾、保費低廉的保險產品，進行普遍推廣；還建議針對特殊人群，如：老人、警察等，開發有針對性的保險產品。
二是保險服務質量提升，消費者期待更多人文、貼心的服務設計理念。即售前服務需要更有針對性，有量身定製的保險方案；售後服務需要更有連續性，業務員不要頻繁更換，避免出現無人負責的真空地帶；理賠服務需要更高便捷性，理賠手續還需進一步簡化。
三是保險信心穩步提高，行業需要擴大正面宣傳教育，正向引導消費者。一方面，行業應當加強保險理念宣傳，提高宣傳頻率和范圍，進一步提高保險的普及度和大眾認可度；另一方面，一個健康運行的市場離不開理性的消費者，行業還需著力消費者教育，營造良好的發展基礎。
保監會消保局局長呂宙表示，保監會高度重視消費者權益保護。例如，監管部門展開了針對損害消費者權益的亮劍行動，不僅追究相關責任者的責任，也追究高管責任，去年亮劍行動組織71個檢查組，約出動300多位監管人員，共對75家機構、98人作出處罰，罰款超過1300多萬。同時，督促保險公司落實主體責任，通過服務評價要求保險公司改進服務。特別是對保險公司投訴比較靠後的公司向社會公布，並開展談話。
㈦ 急需一篇關於電子商務中消費者的權益保護的論文
摘 要：本文從電子商務中消費者與經營者主體資格的界定入手，詳細分析了B2C、C2C交易模式中是否存在銷售者和經營者這一問題；進一步闡述了電子商務中消費者權益保護面臨的問題並提出合理化建議；最後深入探討了電子商務中消費者權益保護體系的構建。
關鍵詞：網路消費者 網路經營者 侵權 權益保護
電子商務中出現的各種損害消費者權益的情形已逐漸成為其發展的阻礙，亦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提出了嚴峻挑戰。因此，在尊重電子商務發展規律的前提下，從法律及相關層面採取各種措施以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對推動我國網路經濟的健康發展及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體系具有重要作用。
一、電子商務中消費者與經營者主體資格的界定
消費者與經營者是相對應、相對立的關系，沒有經營者就沒有消費者，反之亦然。電子商務中可能存在的消費者與經營者的交易模式有三種：B2B、B2C、C2C，其中B2C模式中存在消費者與經營者是毫無爭議的。值得探討的是B2B、C2C模式中是否存在消費者與經營者，以及消費者與經營者主體資格如何界定等問題。
電子商務只是人們生活消費的途徑之一，它沒有改變消費者的定義也沒有改變法律對消費者的保護，所以現行法律對消費者的定義同樣適用於電子商務領域。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並沒有解釋消費者的定義，也沒有對消費者的主體資格進行說明，要清晰地界定電子商務中消費者的身份，就必須對消費者的主體資格及概念進行界定。根據國家標准局《消費品使用說明總則》的規定，可以成為消費者主體的只能是「個體社會成員」。有些學者認為若單位購買生活資料最後也是由個人生活消費而使用，那麼該單位和集體屬於消費者權益法保護范圍內。筆者認為在這種特定情況下，「單位」、「集體」或者「組織」是否構成消費者的主體仍然值得商榷：
首先，國際通行的規則是將消費者定位於個人。從目前法學理論界的觀點和世界各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立法慣例看，消費者的主體資格只限於個人，例如《牛津法律大辭典》對消費者的定義是指那些從經營者處購買、獲得、使用各種商品和服務的人；國際標准化組織（ISO）消費者政策委員會將消費者定義為，為個人目的購買或使用商品和服務的個體社會成員；《歐盟消費者遠程合同指令》將消費者定義為，非出於商業、買賣、職業目的而締結合同的任何自然人。
其次，只有自然人才能成為最終消費的主體，單位購買生活資料的基點仍是個人生活消費。《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指的消費是個人消費，或者說是直接消費。在單位作為商品的買受人、服務合同的訂立者時，其不能直接進行生活消費，不能作為最終消費者。法人或其他組織因消費而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應由合同法調整，而不應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調整。如果單位堅持依照《消法》來主張權利，這種情況下它的地位相當於我國民事訴訟制度中的訴訟代表人。
最後，從消費者權益保護的立法角度看，立法宗旨是為了保護交易中弱勢一方，就單位所具有的實力而言，很難將其視為市場中的弱勢一方。個人消費者在交易過程中往往處於弱者地位，故應受到消費者權益保護體系的特殊保護。且其與經營者相比較缺乏交易經驗或缺乏足夠的交易信息和交易能力，從而導致在交易中不具有與經營者對等的實力，所以需要國家立法進行干預；而法人或其他組織在進行交易時，有足夠的團體力量與經營者抗衡，甚至在某些情況下處於強勢地位，法律上沒有必要給予特殊保護。
因此，筆者認為具有消費者主體資格的只能是個人。消費者是指為生活消費目的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商業性服務的，由國家專門法律保護其消費權益的個體社會成員。那麼電子商務中消費者的主體資格為：出於生活消費目的採用電子商務方式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商業性服務的個人。由此可知，B2B交易模式中的單位購買者不具有網路消費者的主體資格，即B2B交易模式中不存在消費者與經營者。
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經營者的概念未作解釋，也未對其主體資格進行界定。《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的經營者有法人、其他組織和個人。《產品質量法》用的是「生產者」、「銷售者」概念，未將兩者合稱。實踐中，經營者的概念也不明確，沒有統一的認定標准，我國對經營者管理注重的是經營許可證的取得或商業行為。本文將「經營者」界定為：以營利為目的，從事商品生產、銷售和商業性服務，並已經取得經營許可證的法人、其他組織和個人。同時，本文認為電子商務中具有經營者主體資格的有：採用電子商務方式達到營利目的，從事商品生產、銷售和商業性服務的法人、其他組織和個人。在C2C交易模式中，雖然銷售方為沒有經營許可證的個人，但個人銷售者應被視為經營者，以令其對應的購買者自然成為消費者，雙方行為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調整。具體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1、從消費者權益保護的立法角度看，消費者作為分散孤立的個人，處於不利或弱勢地位。且在交易過程中，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性等因素[2]，故法律要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在電子商務中，因網路的虛擬化、電子化使消費者的弱勢地位更加明顯。例如在C2C交易中，在線銷售者只是披露商品信息或自己的身份信息，消費者無法對其信息作出真偽鑒別。如果銷售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虛假內容，那麼購買者的權益將無法得到保障。信息不對稱在C2C交易模式里表現的淋漓盡致，整個交易過程中購買者始終處於弱勢地位。
2、在C2C交易模式下，企業可能以個人身份注冊並從事經營，而購買者很難得知與其交易的對象究竟是企業還是個人。如果法律一概將注冊為個人用戶的企業銷售者排除在經營者的范圍之外，那麼與這類銷售者進行交易的個人不會被法律視為消費者從而無法受到特殊的保護。
3、C2C交易中，大部分的個人銷售者以出售商品為業，主觀上具有營利目的，客觀上存在營利行為。由於網路的特性，個人銷售者可以只憑借個人身份證或相關證件開設「店鋪」，銷售商品。其「店鋪」規模及產品種類甚至可以和現實生活中的商家相媲美，甚至規模更大、種類更多。其銷售方式多樣，包括拍賣、零售、批發等。這類個人銷售者的性質和現實生活中的經營者是一樣的，唯一的區別是其藉助了網路這一便利資源。將這一類個人銷售者視為經營者，更有利於網路消費者權益的保護。
C2C交易模式中，如何以特定的標准來確定個人銷售者為經營者，這涉及到制定法律的技術問題，本文不作論述，但建議考慮以下幾個方面因素：（1）個人銷售者是否以出售商品為業，具有營利目的。（2）個人銷售者出售商品的數額或交易頻率是否達到一定標准。（3）個人銷售者「店鋪」貨物的庫存量。
二、電子商務中消費者權益保護面臨的問題
相對於傳統交易，電子商務具有交易主體虛擬化、交易過程無紙化、支付手段電子化、交易空間泛地域化等特點，這些特點使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力量對比更加懸殊，網路消費者的知情權、自主選擇權、公平交易權、安全權等更容易遭到網路經營者的侵犯。（見表一）
1、網路消費欺詐問題
網路消費欺詐是指經營者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在網路上實施的，利用虛構的商品和服務信息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騙取消費者財物的行為。需要強調的一點是：該概念中的經營者包含了真實的經營者和假冒經營者身份的欺詐行為人。因為，在網路環境下，若銷售者對其身份信息披露不全或虛構身份信息，購買者則很難辨認或無法判斷銷售者的真實身份。在目前網路法律規范不完善的情況下，筆者認為，只要消費者將在線銷售者視為經營者，或者說消費者根據銷售者披露的信息判定或推斷其為經營者，無論其是真實的經營者還是假冒經營者身份的欺詐行為人，法律上都應當將銷售者認定為經營者。這樣不僅可以擴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適用范圍，有助於消費者在遭受欺詐後尋求司法救濟，也可以藉助該法對網路交易行為進一步規范，彌補現行法對網路交易監管的不足。現階段，網路消費欺詐的手段有：低價陷阱套取貨款、空頭承諾騙取訂金、網路拍賣欺詐等。
針對網路消費欺詐，可以嘗試建立事前預防體系：（1）建立經營者信息管理中心；（2）加大政府的監管力度；(3)從立法上明確網路交易平台提供商的審查義務；（4）可以考慮在涉及網路消費合同時，法律作這樣的規定：在網路交易中，對消費者的付款應先做預付款處理，交易過程完成之前，預付款所有權不發生轉移。
2、網路虛假廣告問題
網路虛假廣告是指經營者為達到引誘消費者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的目的而發布的關於其商品或服務的不真實的信息，如誇大產品性能和功效、虛假價格、虛假服務承諾等。網上廣告因其特殊性，給相關部門的審查和監管帶來了一定難度。而網路廣告是網路消費者購物的重要依據，消費者的購物決定在很大程度上根據廣告文字和圖像判斷而作出。消費者很難判別廣告信息的真實性、可靠性，其知情權和公平交易權難以得到保障。
筆者對網路虛假廣告的監管有如下建議：（1）加強對經營者身份的審核與公布；（2）明確ISP[3]與ICP的責任；（3）明確主管部門的監管職權及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4）完善相關法規。有必要針對網路虛假廣告等不正當引誘方式制訂特殊規則，使網路廣告的發布行為有法可依，加強對虛假廣告的管理。
3、網路消費合同履行問題
網路消費合同不適當履行的行為多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延遲履行。網路購物的物流配送緩慢是消費者經常遭遇的問題之一，出於某些原因，經營者向消費者承諾的交貨日期難以兌現；（2）瑕疵履行。網路消費者在認購商品並發出貨款後，經常出現實際交付商品的種類、數量、質量等與物品介紹不一致的情況。（3）售後服務無法保證。網路交易的最大特點就是打破了地域的限制，雖然《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了經營者承擔「包修、包換、包退」的義務，但因為跨地域交易、經營者真實身份難以認定等因素，消費者很難實現其享受售後服務的權利。關於數字化商品的退貨問題也成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面臨的新問題。
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經營者的合同履行期限未做規定，相關法律法規中也沒有偏向消費者履行期限的規則。根據歐盟2000年10月31日生效的《消費者保護（遠程銷售）規則》：「供應商必須自消費者向其發出訂單的30天內履行合同。無論出現任何原因，供應商未能在規定期限內履行合同，必須盡快通知消費者並返還所涉款項，通知與返還期限在履行期屆滿30天內。」該規則同時規定「消費者有權在最少7個工作日內撤銷任何遠程契約，且不需要給付違約金與說明理由。在撤銷契約中，消費者承擔的費用僅限於返還貨物的直接費用。」我國在未來的立法中，應當考慮這兩個規則，有條件的確定最長履行期限和「猶豫期」。前者可以促使經營者及時處理信息，盡快履行合同；後者可以確保消費者「退貨權」的實現，同時保障經營者的合法利益。
4、網路格式合同問題
目前，網路消費類合同中普遍採用的是格式合同形式，大多數交易條款或服務條款都是經營者事先擬定好的，消費者一般只能接受或拒絕。消費者在網路交易中經常遇到點擊類格式合同（click-warp contract），即消費者按照網頁的提示，通過點擊經營者網站的「同意」或「接受」按鈕所訂立的網路合同。另一種格式合同是瀏覽類格式合同（browse-warp contract），指經營者作為合同的一方在合同中約定，訪問者一旦瀏覽了其網站主頁便與該經營者成立了合同。
經營者的格式合同中，存在著減輕、免除自己責任的條款，這些條款較高的隱蔽性令消費者忽略了條款中不公平、不合理的內容。
在網路環境下，要消除格式合同是不現實的，因為「網路具有天然地適用格式合同的條件及優勢」[4]。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有責任制定一些規則，規范網路格式合同訂立的程序及內容，以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1）經營者對合同訂立程序的合理性具有提示的義務。網路經營者經常採用設置方便鏈接，將格式合同隱藏於其他頁面等方式，使消費者無法知道合同的存在。經營者應當以醒目的標識提示消費者合同條款的存在，並在技術上設置提示程序，消費者只有閱讀了格式條款後，才能締結合同。（2）經營者對格式條款的合理性具有提示的義務。訂立合同過程中，經營者應當提醒消費者網站上哪些協議、聲明、通知屬於合同條款，而且應當以醒目、易懂的形式告知消費者關鍵條款內容。（3）經營者對合同內容變更的告知義務。在合同訂立後，存在著經營者對合同條款進行變更或修改的情形，經營者對其變更或修改的條款內容應當履行告知的義務。
5、網路支付安全問題
網路交易是一種非即時清結交易，通常由消費者通過信用卡或其他支付手段付款，經營者收到貨款後才發貨或提供服務，這區別於生活中即時清結的消費交易。網路的開放性增加了消費者財產遭受侵害的風險，消費者在使用電子貨幣支付貨款時可能承擔以下風險：網上支付信息被廠商或銀行收集後無意或有意泄露給第三者，甚至冒用[5]；不法分子盜竊或非法破解帳號密碼導致電子貨幣被盜、丟失；消費者未經授權使用信用卡造成損失；信用卡欺詐；支付系統被非法入侵或病毒攻擊等。
對於保障網路支付安全，除了採取當事人自律規范、從網路技術上確保交易安全等措施外，更要從法律上明確銀行、經營者的賠償責任，平衡其與消費者之間的權利義務。從目前各國信用卡的法律規范來看，大都偏重於保護消費者。例如，美國的《Z條例》（Regulation Z）就規定：「消費者承擔的責任有限，對欺詐產生的損失，經營者承擔較大風險；對事件的調查責任主要由發卡行和信用卡公司承擔。」我國在制定電子貨幣支付相關法律時，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的法律內容，採取對消費者權益實行重點保護的立法原則。
6、網路消費者隱私權保護問題
網路消費中，大量的私人信息和數據等被信息服務系統收集、儲存、傳輸，消費者的隱私權不可避免受到威脅，如：網路經營者為追求利潤和利益使用甚至買賣消費者個人信息；銀行的過錯行為或黑客侵犯導致的個人信用卡信息被盜、丟失；大量垃圾郵件的騷擾等。
目前，我國沒有專門法律對網路隱私權加以保護，而國際社會對網路環境下隱私權保護的力度已大大加強，美國、英國、德國等國家已經有了保護公民網路隱私權的法案，我國也應該盡快把網路隱私權保護問題納入立法的日程。立法內容應當考慮以下幾點：（1）規定經營者的義務；（2）收集個人信息行為必須合法。經營者必須在法律的規定范圍內，經主管部門許可及當事人同意後才可以進行收集；（3）個人信息的使用必須安全；（4）規定侵犯網路隱私權的法律責任；（5）制定對未成年人網路隱私權的特殊保護條款。
7、消費者損害賠償權難以實現問題
消費者的損害賠償權又稱求償權。實現這種權利的前提是消費者在進行交易的過程中或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後，人身或財產遭受了一定的損害。損害賠償權實際是法律賦予消費者在利益受損時享有的一種救濟權。
網路的特性和相關法律的缺失使網路經營者和消費者之間產生大量的糾紛。當消費者發現自己權益遭受侵害後，因無法得知經營者的真實身份或者經營者處於其他地區而無法或不便尋求救濟。而且過高的訴訟成本、舉證困難、網路交易糾紛的管轄權與法律適用的不確定也導致消費者容易放棄救濟權。網路與電子商務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如何更好的保障網路交易的發展，保護網路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保證網路消費者在遭受侵權後迅速、方便的尋求救濟，這成為了立法面臨的新問題。
三、電子商務中消費者權益保護體系的構建
（一）通過法律規定網路經營者的義務
1、在線信息披露義務
在電子商務中，經營者具有強大的優勢，交易信息不對稱使消費者經常陷入不知情狀態，處於交易劣勢。經合組織1999年12月《OECD關於電子商務中消費者保護指南》中明確指出網路經營者應當披露的信息內容包括三個方面：經營者身份信息、商品或服務信息、交易信息，這可以成為我國立法借鑒的原則。
為保障消費者知情權和公平交易權，法律應當明確規定經營者有義務披露真實的、完全的交易信息，向消費者提供清晰的、全面的交易條件。如：向消費者收取的或由消費者承擔的成本項目、服務條款、交付和支付條款、購買的限制或限度條件（監護人許可、地域和時間限制、購買額的限度等）、有效的售後服務信息、保證和擔保條款等。
2、不得濫用格式條款的免責義務
網路格式合同在網路消費交易中是必要的，其效力是可以根據《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確認，只要其符合法律的規定而且沒有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格式合同就對雙方當事人具有約束力。另一方面也應當從法律角度對免責條款進行限定，這對維護交易公平和發展網路交易具有重大意義。如：限制無效條款列入合同；限制不合理條款的效力；對於減輕、免除經營者責任或限制消費者權利的條款應當採用特別提醒的方式列入合同，否則就是「霸王條款，權利不平等」。
3、切實履行合同義務
電子商務合同履行中，經營者延遲履行合同、瑕疵履行合同、不履行售後服務義務的情況時有發生。除了上文中建議法律有條件的規定最長履行期限和「猶豫期」外，還應當規定經營者的承諾義務、保證售後服務義務、賠償義務。當然，為了防止消費者對權利的濫用，可以規定一些例外情形。
4、保護消費者個人信息義務
網路經營者對消費者個人信息的保護，除了前面提到的措施外還可以從一些細節上進行規范，如：經營者要保證數據的統一性和秘密性；提供的網路服務必須有技術保障，以保護消費者信息的安全；告知消費者降低風險的技術措施；對使用消費者個人信息帶來的損害結果必須負有賠償責任；經營者擅自轉讓消費者個人信息給第三方，造成消費者權益受到損害的，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
（二）建立在線交易爭端解決機制
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除了從立法和制度上給予事前保障，還應當保證消費者在爭端發生後尋求救濟的權利和途徑。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賦予了消費者在遭受侵權行為時尋求救濟的權利，但在電子商務中，其救濟途徑卻難以找到。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構築網路交易爭端的解決機制：
1、設立小額訴訟程序
網路交易中，大多數是小額交易，在合同履行出現問題後，面對訴訟成本、訴訟困難等問題，消費者往往選擇放棄救濟。因此，有效的小額訴訟程序的設立對於方便公民小額糾紛，特別是保護網路消費者利益有著重要意義。
小額訴訟程序的實質是為一般民眾提供一種救濟小額權利的司法形式，其具有立案數額低、簡易、高效等特點，對小額訴訟程序在審理階段上應該和一般訴訟程序有所區別，例如我國台灣地區的小額訴訟程序的審理就有以下特別規定：可以在夜間或休息日進行；實行一次言辭辯論終結訴訟；為實現簡易、迅速的審理目的，對證據的調查有特殊規定；訴訟中嚴格限制訴之變更、追加與提起反訴；使用表格化判決；原則上實行一審終審制，限制當事人上訴。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設立了受理小額訴訟的法庭，如：美國、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亞。我們可以借鑒這些國家和我國台灣地區的小額訴訟程序，構建一套有中國特色的小額訴訟程序。這不僅能夠解決網路糾紛中訴訟管轄權的問題，也能夠輕松解決消費者跨地域、標的小、案情簡單的多種糾紛。
2、建立在線投訴中心
中國工商總局和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可以共同建立一個具有權威性的在線投訴中心，接受來自全國各地的網路消費投訴。在該中心投訴的資料由中心轉發到被投訴的網路經營者所在地的工商局或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由當地的工商局或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對投訴資料進行核查並進行處理；也可以考慮在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下設立部門，該部門在收到中心轉發的投訴資料並核查後，代表消費者與經營者協商解決。這使消費者在尋求救濟時不需要考慮地域限制和救濟成本的問題。同時，筆者認為消費者對經營者所在地有查找的義務，這樣可以讓中心能快捷、高效地處理來自全國各地投訴信息以保證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3、建立在線爭端解決機制
在線爭端解決機制（ODR）是指「涵蓋所有網路上由非法庭但公正的第三人，解決企業與消費者間因電子商務契約所生爭執的所有方式。」它最大程度上體現了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具有糾紛解決方式和適用規則的靈活性、爭端處理的高效性、糾紛解決的經濟性（低費用）等特點。在線調解和在線仲裁是最常見的在線爭端解決方式。
在線調解的基本原理同傳統調解一樣，不同的是調解的全部過程在網路上進行。在線調解的特點是：
（1）更能體現當事人的自願。當事人可以自由決定是否採取該種方式，也可以自由決定是否參與到程序中；（2）其程序受法律規范約束少。在線調解中，可以通過第三人尋求一種合理的解決方法。
（3）第三人為自願且無利害關系的第三人。美國Oline ADR的調查程序中，通常是由消費者協會、商業協會或一些中立機構來進行調解。
在線仲裁因受到網路技術對當事人舉證等活動的限制，很少適用於網路交易糾紛，目前在線仲裁主要解決域名爭議。建立和發展在線仲裁面臨的問題主要有：（1）證據提交的問題。網路交易中，除了數據電文來往外，可能也會出現書面或其他形式的證據，此時如何向仲裁庭提交證據成為難題；（2）在線仲裁地的確定問題。由於在線仲裁程序完全是在線進行，故不易對仲裁地作出確認，仲裁地的確定對跨國交易產生的糾紛解決有重要影響。（3）仲裁裁決的效力問題。在線仲裁裁決對雙方當事人具有多大的法律約束力，是否具有司法執行力，這一點尚不明確。
筆者認為，為更好的保護網路消費者權益，更快的發展電子商務，建立一個具有我國特色的網上爭端解決機制是有必要的，該機制必須由相關職能部門進行領導和管理（如國家工商總局、信息產業部），相關的全國性協會或組織負責爭端解決（如中國消費者協會、中國電子商務協會），以確定和保證爭端解決的公正性與權威性。
（三）其他保護方式
保護網路消費權益是一項系統的工程，單從立法、司法角度還難以達到全面的保護，它涉及到政府、行業、消費者自身等多個層面，甚至涉及到整個社會的信用體制等問題。這要求我們不僅僅從立法、司法角度來探討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更要從其他方面來引導消費者合法權益的實現，這樣才能真正建立起網路消費者權益的保護體系：1、加強行政監管。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階段，政府強有力的監管對於減少侵犯消費者權益事件的發生有著重要作用。2、實行行業自律。網路交易因其特性導致行業自律往往比行政手段規制更具有有效性。因此，有必要充分發揮行業自律的力量和作用。3、建立信譽評價機制。網路經濟有著較高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建立完善的信用評價體系對於交易糾紛的事前防範、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有著重要意義。政府或法律授權建立權威的、中立的信譽評價機構，由它建立信譽查詢系統，消費者可以對網路經營者進行信譽查詢，這對於網路交易欺詐、不適當履行合同義務的經營者可以起到警戒作用。
（作者單位：中國網路法律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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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張雨林為張霖之筆名
[2]信息不對稱，指市場活動的參與者對市場交易信息的擁有量是不對稱的。導致其的因素有：1、商品或服務的復雜性與技術性。2、交易方式的多樣化和格式化。
[3]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網路服務提供者.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網路內容提供者。
[4]參見高富平：《在線交易法律規則研究報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頁。
[5]如帳號、密碼、身份證號碼等。
㈧ 對互聯網金融監管和傳統金融的監管的不同
一、對互聯網金融功能和風險特徵的基本判斷 盡管互聯網與金融的結合可以創造價值，但研究討論中有三點需要把握。 第一，互聯網金融並沒有改變金融的功能和本質。P2P、余額寶等創新的是業務技術、交易渠道和方式，但其功能仍然主要是資金融通、發現價格、支付清算等，並未超越現有金融體系的范疇。就此而言，互聯網金融可能並不會像有些人預言的那樣徹底顛覆現有的金融體系。其發展只是又一次充分印證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莫頓的「金融功能論」：金融功能比金融機構更為穩定。 第二，互聯網與金融之間並非沒有沖突。互聯網強調便捷、強調快，金融業強調規范;互聯網強調創新，金融業強調穩健。互聯網金融畢竟是在開展金融活動，其運營管理不能沒有風險管控這樣的金融基因。 第三，未來互聯網金融的成長具有不確定性，應當避免過度樂觀的預期。有不少意見就認為，互聯網金融本身並沒有太多的新意，甚至是一個偽命題，只不過是傳統金融在互聯網技術上的延伸，與電報、電話、計算機在金融業的應用相比，並沒有革命性變化。 互聯網金融能否可持續發展，進而沿著什麼樣的路徑、以多快的方式影響或改變現有的金融體系，還需要邊走邊看。1975年，美國《商業周刊》基於當時美國電子支付的蓬勃發展就曾經預言，電子支付方式「不久將改變貨幣的定義」，並將在數年後顛覆貨幣本身。但38年後的今天，我們並沒有觀察到貨幣定義和屬性的巨大變化。也許等十年、二十年以後，我們才能真正判斷互聯網金融究竟是個可持續的業務模式還是一個曇花一現的概念;互聯網金融究竟是個有自生能力的新興業態還是必須依附傳統金融才能生存;抑或是二者最終相互融合，實現了基因重組。 從風險角度看，互聯網金融參與者眾多，帶有明顯的公眾性，很容易觸及法律紅線，甚至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盡管目前我國互聯網金融鏈上的部分業態和部分環節受到了監管(如第三方支付)，但從整體上看，還處於無門檻、無標准、無監管的「三無」狀態。這一方面是由於P2P等業務具有民商法的合法性基礎，公法未必適合或沒有必要介入;另一方面，互聯網金融業務同時混集了多種業務屬性，難以清晰界定其監管歸屬。如何一方面呵護互聯網金融的創新和普惠精神，另一方面有效維護金融穩定和金融秩序，是互聯網金融監管模式選擇面臨的一大難題。 二、互聯網金融監管的國際經驗 一是各國普遍重視將互聯網金融納入現有的法律框架下，強化法律規范，強調行業自律。各國都強調，互聯網金融平台必須嚴格遵守已有的各類法律法規，包括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信息保密法、消費信貸法、第三方支付法規等。這是金融交易運行的最重要制度基礎。 二是各國針對本國互聯網金融發展的不同情況，採取了強度不等的外部監管措施。澳大利亞、英國等大多數國家採取輕監管方式，對互聯網金融的硬性監管要求少，佔用的監管資源也相對有限。而美國證監會面對金融危機中公眾對監管不作為的指責，認定Prosper出售的憑證屬於證券，須接受其監管。 三是監管手段主要是注冊登記和強制性信息披露，以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的權益保護為重心。 四是涉及誰的監管職責就由相應的監管機構負責，往往沒有統一的主監管機構。美國第一網路銀行(SFNB)、貝寶支付(Paypal)等就曾分別由銀行和證券監管機構負責監管。 五是少數國家開始嘗試評估互聯網金融的監管框架，探討未來監管方向。如2011年7月，美國國會下屬的政府責任辦公室就P2P借貸的發展和不同監管體系的優缺點進行了評估，強調持續一致的消費者和投資者保護、靈活性、有效性等。 三、我國互聯網金融監管的原則 對於互聯網金融這個「新事物」，金融監管總體上應當體現開放性、包容性、適應性，同時堅持鼓勵和規范並重、培育和防險並舉，維護良好的競爭秩序、促進公平競爭，構建包括市場自律、司法干預和外部監管在內的三位一體的安全網，維護金融體系穩健運行。秉承這樣的理念，本文初步提出了互聯網金融監管的12個原則，試圖為今後該領域的討論提供一個基礎和出發點。這些原則也大體構成了金融創新監管的一個概念性框架。 原則1：互聯網金融監管應體現適當的風險容忍度 對於互聯網金融這樣一類新出現的金融業態，需要留有一定的試錯空間，過早的、過嚴的監管會抑制創新。美國經濟學家斯萊弗認為，任何制度安排都需要在「無序」和「專制」兩種社會成本之間權衡。如果P2P和眾籌的業務模式能堅持單筆金額小、人數少，就應該用私人秩序和司法來規范。P2P等無區域性、系統性影響地自然退出，是市場的一種自我淘汰機制，對整個互聯網金融的長期有序發展未必是壞事。另一方面，整個互聯網金融行業可以在摸索中尋找道路，但不能犯致命性錯誤，整體風險須在可控范圍內。因此，監管的良好目標應是：既避免過度監管，又防範重大風險。 原則2：實行動態比例監管 金融監管在中文和英文中都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需要進一步釐清。從松到嚴，金融監管可以分為市場自律、注冊、監督、審慎監管四個層次。除此之外，法律本身也具有規范市場主體行為的監督約束作用，可以視為一種廣義的監管。違反法律的，可由司法機關負責處理。典型的例子是，香港小貸機構的監管就是由警務處負責。 金融監管部門應當定期評估不同互聯網金融平台和產品對經濟社會的影響程度和風險水平，根據評估結果確定監管的范圍、方式和強度，實行分類監管。對於影響小、風險低的，可以採取市場自律、注冊等監管方式;對於影響大、風險高的，則必須納入監管范圍，直至實行最嚴格的監管，從而構建靈活的(而不是僵化的)、富有針對性的與有效性的(而不是籠統與無效的)互聯網金融監管體系。評估應定期進行，監管方式需根據評估結果動態調整。 原則3：原則性監管與規則性監管相結合 在原則性監管模式下，監管當局對監管對象以引導為主，關注最終監管目標能否實現，一般不對監管對象做過多過細要求，較少介入或干預具體業務。而在規則性監管模式下，監管當局主要依據成文法規定，對金融企業各項業務內容和程序做出詳細規定，強制每個機構嚴格執行，屬於過程式控制制式監管。一方面，互聯網金融監管必須在明確監管目標的基礎上，實現「原則」先行。監管原則應充分體現互聯網金融運營模式的特點,給業界提供必要的創新空間，同時指導和約束運營者承擔對消費者的責任。另一方面,要在梳理互聯網金融主要風險點的基礎上，對互聯網金融中風險高發的業態和交易制定監管規則，事先予以規范。原則性監管與規則性監管的結合，有助於在維護互聯網金融的市場活力與做好風險控制之間實現良好平衡，促進其可持續發展。 原則4：防止監管套利，注重監管的一致性 監管套利是指金融機構利用監管標準的差異或模糊地帶，選擇按照相對寬松的標准展業，以此降低監管成本、獲取超額收益。互聯網金融提供的支付、放貸等服務與傳統金融業相仿，如果二者執行不同的監管標准，將易於引起不公平競爭。事實上已經有持牌金融機構提出：為什麼同樣都提供支付服務或者從事貸款業務，受到的監管卻不一樣?為確保監管有效性，維護公平競爭，在設計互聯網金融監管的規則時，應確保兩個「一致性」：一是不論是互聯網企業還是傳統的持牌金融機構，只要其從事的金融業務相同，原則上就應該受到同樣的監管;二是對互聯網金融企業的線上、線下業務的監管應當具有一致性。 原則5：關注和防範系統性風險 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對於系統性風險的影響具有雙重性，這應當是金融監管機構關注的焦點。一方面，通過增加金融服務供給、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推進實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等，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有助於降低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互聯網金融也可能會放大系統性風險。互聯網金融准入門檻低，可能會使非金融機構短時間內大量介入金融業務，降低金融機構的特許權價值，增加金融機構冒險經營的動機。互聯網金融的信息科技風險突出，其獨有的快速處理功能，在快捷提供金融服務的同時，也加快了相關風險積聚的速度，極易形成系統性風險。此外某些業務模式存在流動性風險隱患。例如，互聯網直銷基金1周7天、一天24小時都可以交易，但貨幣市場基金有固定交易時間，第三方支付機構需要承擔隔夜的市場風險和流動性風險，這類「小概率、大損失」的黑天鵝事件對於此類模式的成敗有重要影響。金融監管機構對此應當保持高度警惕，及時化解和干預。 原則6：全范圍的數據監測與分析 及時獲得足夠的信息尤其是數據信息是理解互聯網金融風險全貌的基礎和關鍵，是避免監管漏洞，防止出現監管「黑洞」的重要手段。客觀上，大數據為實施全范圍的數據監測與分析，加強對互聯網金融風險的識別、監測、計量和控制提供了手段。為此，監管機構需要基於行業良好實踐，提出數據監測、分析的指標定義、統計范圍、頻率等技術標准。如對P2P平台設計經營性指標和風險性指標的定期與實時報送和分析機制。在數據監測、分析機制的建設過程中，應注意保持足夠的靈活性，在定期評估的基礎上持續完善，以及時捕獲新風險。 原則7：嚴厲打擊金融違法犯罪行為 在精心呵護互聯網金融的創新精神和普惠性的同時，必須及時懲治各類金融違法犯罪行為。互聯網金融發展良莠不齊，少數互聯網企業運營中基本沒有建立數據的採集和分析體系，而是披著互聯網的外衣不持牌地做傳統金融，有些平台甚至挑戰了法律底線。如一部分P2P脫離了平台的居間功能，先以平台名義獲取資金再進行資金支配甚至挪作他用，投資人與借款人並不直接接觸，這已突破了傳統意義上P2P貸款的范疇。為此，必須不斷跟蹤研究互聯網金融模式的發展演變，劃清各種商業模式與違法犯罪行為的界限，依法嚴厲打擊金融違法犯罪行為，推動互聯網金融健康有序發展。 在打擊金融犯罪的同時，也應當考慮與時俱進地修改部分法律條款，支持互聯網金融發展。例如，美國《創業企業融資法》就是通過修訂法條，將需要向SEC注冊並公開披露財務信息的公司股東人數從499人提高到2000人，鼓勵小企業通過眾籌融資。 原則8：加強信息披露，強化市場約束 信息披露是指互聯網金融企業將其經營信息、財務信息、風險信息、管理信息等告知客戶、股東等。准確充分的信息披露框架，一是有助於提升互聯網金融行業整體和單家企業的運營管理透明度，從而讓市場參與者對互聯網金融業務及其內在風險進行有效評估，發揮好市場的外部監督作用。二是有助於增強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的信任度，奠定互聯網金融行業持續發展的基礎。三是有助於避免監管機構因信息缺失、無從了解行業經營和風險狀況，而出台過嚴的監管措施，抑制互聯網金融發展。加強信息披露的落腳點是以行業自律為依託，建立互聯網金融各細分行業的數據統計分析系統，並就信息披露的指標定義、內容、頻率、范圍等達成共識。當前，提升互聯網金融行業透明度的抓手是實現財務數據和風險信息的公開透明。 原則9：互聯網金融企業與金融監管機構之間應保持良好、順暢、有建設性的溝通 互聯網金融企業與金融監管機構之間良好、順暢、有建設性的溝通，是增進相互理解、消除誤會、達成共識的重要途徑。一方面，互聯網金融企業應主動與監管機構溝通，努力使雙方就業務模式、產品特性、風險識別等行業發展中難題達成理解。特別是對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拿不準的環節，更要及時與相關部門溝通，力求避免法律風險。在此過程中，推進行業規則逐步健全。另一方面，建設性的溝通機制有助於推動監管當局按照激勵相容的原則設計監管規則，充分體認互聯網金融企業在運營和內部風險管理等方面的特殊性，促進監管要求與行業內部風險控制要求的一致性，降低合規成本。 原則10：加強消費者教育和消費者保護 強化消費者保護是金融監管的一項重要目標，也是許多國家互聯網金融監管的重點。要引導消費者釐清互聯網金融業務與傳統金融業務的區別，促進公眾了解互聯網金融產品的性質，提升風險意識。在此基礎上，切實維護放貸人、借款人、支付人、投資人等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當前重點是加強客戶信息保密，維護消費者信息安全，依法加大對侵害消費者各類權益行為的監管和打擊力度。例如，針對第三方支付中消費者面臨的交易欺詐、資金被盜、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等問題，應針對性地加強風險提示，及時採取強制性監管措施。 原則11：強化行業自律 相比於政府監管，行業自律的優勢在於：作用范圍和空間更大、效果更明顯、自覺性更強。今後一段時期互聯網金融行業的自律程度、行業發展的有序或無序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監管的態度和強度，從而也影響著整個互聯網金融行業未來的發展。為此，行業領頭的企業必須發揮主動性，盡快帶頭制定自律標准，建立行業內部自我約束機制，不應一味等待政府的強制性干預。近期陸續成立的互聯網金融協會應當在引導行業健康發展方面，盡快發揮影響力。特別是要在全行業樹立合法合規經營意識，強化整個行業對各類風險的管控能力，包括客戶資金和信息安全風險、IT風險、洗錢風險、流動性及兌付風險、法律風險，等等。 原則12：加強監管協調 互聯網金融橫跨多個行業和市場，交易方式廣泛、參與者眾多，有效控制風險的傳染和擴散，離不開有效的監管協調。一是可以通過已有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加強跨部門的互聯網金融運營、風險等方面的信息共享，溝通和協調監管立場。二是以打擊互聯網金融違法犯罪為重點，加強司法部門與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合作。三是以維護金融穩定，守住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為目標，加強金融監管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協調與合作。 四、積極探索新金融監管範式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各條原則各有側重，不同原則之間並非完全一致，這些原則的同時實現並不容易。事實上，互聯網金融監管中的挑戰，亦是全球監管者在金融創新領域中面臨的永恆難題：如何在改善金融效率和維護金融穩定之間恰當地平衡? 美國的次貸危機已然表明，只注重效率不注重穩定、「最少的監管就是最好的監管」等理念是行不通的。單純追求穩健而過度抑制創新，也遠非良好的監管選擇。一個現實問題是，金融監管的格局是基於已有的金融業務並遵從法律規定確立的。在這樣的框架下，當新的金融業態出現後，難以找到或客觀上並不存在明確的主監管機構，這常常使得只有當風險累積到一定程度後，相關監管問題才可能會被嚴肅地提上議事日程。 互聯網金融作為一個新興的金融業態，為探索金融創新的有效監管模式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機遇。應當立足我國金融發展實際，把互聯網金融作為踐行良好金融創新監管理念的試驗田，積極探索未來新金融監管的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