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學中中介目標

㈠ 選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標準是什麼簡要說明內涵

中央銀行選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主要標准有以下三個：

1.可測性，央行能對這些專作為貨幣政屬策中介目標的變數加以比較精確的統計。

2.可控性，央行可以較有把握地將選定的中介目標控制在確定的或預期的范圍內。

3.相關性，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變數與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有著緊密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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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中介指標和操作指標的區別

1.貨幣政策操作指標是中央銀行通過貨幣政策工具操作能夠有效准確實現的政策變數，如准備金、基礎貨幣、中央銀行利率、同業拆借市場利率、回購協議市場利率、票據市場貼現率等。操作指標有兩個特點：

（1）直接性，既可以通過政策工具的運用直接引起這些指標的變化；

（2）靈敏性，政策工具可以准確的作用於操作指標，使其達到目標區。

2.貨幣政策中介指標處於最終目標和操作指標之間，是中央銀行通過貨幣政策操作和傳導後能夠以一定的精確度達到的政策變數，如市場利率、貨幣供應量、信貸規模和匯率。

參考資料：網路-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㈡ 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是什麼

貨幣政策抄中介目標：中央銀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時以貨幣政策工具首先影響利率或貨幣供給量等貨幣變數。通過這些變數的變動，中央銀行的政策工具間接地影響產出、就業、物價和國際收支等最終目標變數。因此，利率或貨幣供給量等貨幣變數被稱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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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種變數可否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需要滿足四個基本條件：

①相關性。對貨幣政策目標有明顯的經濟相關和統計相關性質。

②可控性。對貨幣政策工具反應靈敏。

③可得性。能夠迅速獲得可供操作和分析的資料；貨幣政策中介指標的實現，依賴於中央銀行所能有效運用的政策工具。

④可測性。作用於貨幣政策的效果可以計量和測算，而且對政策效果和非政策效果能夠作出顯著的區分。

中介目標可分為數量指標和價格指標兩大類。數量指標是可以影響貨幣政策目標的各種可以直接控制的數量作為中介指標，如信貸規模、支付准備金、基礎貨幣、貨幣供應量（M1、M2）等；價格指標是可以影響貨幣政策的變數作為中介目標，如長短期利率、公司債利率、匯率等。

各國都從本國的國情出發選擇自己的中介目標，對選定的指標，各國中央銀行也有不同的控制目標值。

㈢ 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中國目標

我國貨幣中介目標演變歷史
1979 年以前，我國實行的是完全的計劃經濟體制，強調的是「錢隨物走」，資源分配主要通過國家行政命令決定，人民銀行的職責是根據國民經濟計劃供應資金，即「守計劃，把口子」，貨幣政策的目標則是便利計劃的貫徹，經濟計劃的執行結果與計劃要求非常接近。貨幣政策的傳導幾乎是在人為地進行控制，中間經濟變數簡單而且變動很小。也就是說，這一階段，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作用並不大，人民銀行並不重視中介目標的控制。1979 年之後，在我國經濟體制發生深刻變革之後，貨幣政策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作用正在逐步上升，特別是 1984 年人民銀行行使了中央銀行職能，1985 年信貸管理體制改為「實貸實存」以後，貨幣政策傳導中，又有許多新的經濟變數發揮著重要作用，設置中介目標也被提到了議事日程，而且，選擇哪種經濟變數作為中介目標也成為理論界爭論的焦點。在改革之初，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主要是控制現金量，之後，轉向控制廣義貨幣供應量，但當中央銀行對基礎貨幣吞吐不能自主操作時，為了貨幣、金融的穩定，就不得不又將貸款規模也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在這之後的十幾年裡，貸款規模對於抑制信貸需求，控制貨幣供應量方面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貸款規模的作用在逐步削弱，其弊端也逐步日漸暴露出來。
（1）貸款規模不利於地區間資金的合理調整和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由於受信貸限額的影響，經常會出現有資金無規模，或規模無資金的現象，銀行繞規模放貸、非法拆借、資金投向證券、房地產等違規現象也陸續出現。資金一反改革之初西北及內陸地區存差、沿海地區借差的狀況，沿海地區成了存差、西北及內陸地區形成了借差，差距越來越大。
（2）貸款規模製約了企業的發展，加劇了企業吃「大鍋飯」現象。受季節性因素影響，一個地區即使效益好的企業急需資金，因受貸款限額的制約，也不能從銀行取得貸款。另一方面，銀行為了爭規模、占指標，不管企業是否需要資金，不管是好企業還是差企業，到年底就大規模突擊放貸，造成眾多惡性影響。
（3）貸款規模缺乏嚴肅性和科學性，已不能真實反映經濟運行狀況。我國在每年年初都要制定貸款規模計劃，而且都力爭不突破計劃，而到年中，幾乎每年都要調整計劃，有時到年底還要調整。比較典型的是 1990 年，年初計劃信貸規模1700億元，結果年中三次調整規模達 2700 億元，實際完成億元。可見，貸款規模在特定時期，把它作為貨幣政策的一個手段還有其可行性，而作為中介目標與我國經濟運行的現實不甚相符。於是 1998 年，中央銀行取消了實行近五十年的貸款規模限制。這一傳統調控手段的壽終正寢，標志著我國貨幣政策當局認識到「信用總量」這一中介目標現實意義的局限性，並已淡化其在貨幣政策中的調控地位。1993 年，央行首次向社會公布貨幣供應量指標。1994 年 9 月，中國人民銀行首次根據流動性的高低定義並公布了中國的 M0，M1 和 M2 三個層次的貨幣供應指標。M0 即流通中現金；M1，包括 M0、企業活期存款機關團體部隊活期存款，農村活期存款以及個人持有信用卡類存款；，M2、包括 M1 及城市居民儲蓄存款、各種單位和個人的定期存款以及各類信託存款。1996 年，央行採用貨幣供應量M1 和 M2 作為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標志著我國開始引入貨幣政策中介目標。1998 年，隨著信貸規模控制遭到放棄，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地位更是無可爭議。目前，我國的貨幣供應量指標已受到政府的重視，被看作是貨幣政策取向的風向標。在 1994 年國務院《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以及 1995 年通過的《中央銀行法》中，貨幣政策的目標被表述為「保持幣值的穩定，並以此促進經濟增長」。同時《決定》明確規定：「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和操作目標是貨幣供應量、信用總量、同業拆借利率和銀行備付金率。」同美聯儲相比較，我國貨幣政策也有「中性」貨幣政策和「泰勒」規則的影響。比如「保持幣值穩定規則」目標和中介目標中的「兩量」「兩率」。
國內學者今年來對我國貨幣中介目標的理論研究
我國學者對我國貨幣中介目標的研究始終保持著非常活躍的狀態，這其實是與我國轉軌時期經濟體制的復雜多變性密切聯系的。在我國以信貸限額為中介目標的時期，國內的經濟學者已對此做出很多廣泛而深刻的研究，認為信貸限額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問題。有代表性的例如卞志村（1995）vi對信貸規模作為貨幣中介目標的影響做了實證性的分析，認為信貸規模不宜再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文章提出三點證據，一是信貸規模並不是我國近年來導致資金擴張的主要原因。二是信貸規模對資金調控嚴重失真，對貨幣供求的干預乏力。三是政策性因素弱化了信貸規模作為調控手段的有效性。同時也對可供選擇的利率和貨幣供應量做了分析，認為應採用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中介目標。同時，這個時期理論界里，學者們已經紛紛提出自己的觀點，認為我國在今後若干年內的貨幣中介目標應該趨向貨幣總量或是利率。而在我國貨幣中介目標轉變為貨幣供應量後，對此的爭論依然沒有停止，而是在最近幾年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焦點主要集中在利率和貨幣供應量上。其中支持貨幣供應量的主要觀點如下：蔣萬進，李文君（2002）vii重點分析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放棄以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背景，認為與20 世紀 90 年代西方國家的情況有所不同，目前我國經濟金融發展尚未對放棄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提出客觀要求，金融市場遠沒有那麼發達，間接融資仍是社會融資的主要方式，人民幣資本項下尚未開放，金融創新處於起步階段，選擇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是必要的。我國貨幣供應量具備作為中介目標的「三性」。而吳晶妹（2002）viii重點從分析貨幣供應量M0、M1、M2 和基礎貨幣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關系入手，以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作為主要分析方法。M0、M1、M2
和GDP具有較強的相關性，而與RPI相關性較弱。雖然從相對增長量的角度來看，M2 導致GDP的增長量最小，M1 導致GDP的增長量最大；從絕對數的角度來看，M0 對GDP的增加貢獻最大，M2 對GDP的增加貢獻最小。但與此同時，文章也對貨幣供應量的可控性提出置疑。而相對來說，近年來抵制貨幣總量作為貨幣中介目標的文章較多，主要從一下幾個方面對此進行的分析。夏斌，廖強（2001）ix撰文直接指出，利率或貨幣供應量哪個更適宜作為中介目標取決於一國經濟波動的特定結構，並對貨幣供應量目標失效進行了結構分析以及對當前我國主要貨幣政策工具進行了效果分析，認為貨幣供應量已不宜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除了貨幣總量的可控性之外，文章提出貨幣的流通速度在下降，也是導致中介目標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認為我國近期比較適宜的措施是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後，暫不宣布新的中介目標，在實際操作中模擬通貨膨脹目標，努力使物價恢復並穩定在一個合理范圍內。彭芸（2003）x認為「貨幣供應量」是塊平穩跳板，利率才是最恰當的貨幣中介目標，同時對利率的相關性、可控性、可測性進行了理論分析，並提出要加強利率市場化的改革。
李健，蘇武俊（2001）xi在較詳細分析了美國近期的貨幣政策之後，認為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兩量」、「兩率」的作用都沒有充分發揮，然而與「三大法寶」中的最後一項「公開市場操作」緊密聯系的國債利率卻未列入中介目標。國債利率風險低，國債發行主流動性高，有準貨幣之稱，應成為金融市場中的基準利率。此外，眾多學者還在更為細致的方向上對現階段我國金融體系進行了分析，例如在《電子貨幣對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選擇的影響》一文中，作者認為電子貨幣的產生與發展，使傳統的貨幣理論出現新的變化，使中央銀行貨幣政策面臨挑戰，給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選擇帶來影響。認為需要優化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外部環境，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推進投資等體制改革。特別是在我國入世之後，金融體制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國內學者的紛紛出謀劃策，認為現行的貨幣中介目標需要進行很大調整。

㈣ 操作目標與中介目標的區別

操作目標抄（操作指標）：當中介目標不受中央銀行貨幣工具直接影響時，可以根據操作指標判斷政策工具是否准確，而去需要等到政策實施後才能看到結果。具體包括：存款准備金總量、基礎貨幣、利率（國債利率）。

中介目標（中介指標）：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為了實現貨幣政策最終目標而選擇的便於調控並具有傳導性的金融變數。具體包括：利率（長期或短期）、貨幣供應量、超額准備金和匯率等。

㈤ 常用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有哪些我國的是什麼

選擇目標的標准中央銀行在實施貨幣政策中所運用的政策工具無法直接作用於最終目標，此間需要有一些中間環節來完成政策傳導的任務。因此，中央銀行在其工具和最終目標之間，插進了兩組金融變數，一組叫做中間目標，一組叫做操作目標。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和操作目標又稱營運目標。它們是一些較短期的、數量化的金融指標，作為政策工具與最終目標之間的中介或橋梁，在貨幣政策的傳導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使中央銀行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更具彈性，操作目標是接近中央銀行政策工具的金融變數，它直接受政策工具的影響，其特點是中央銀行容易對它進行控制，但它與最終目標的因果關系不大穩定。中間目標是距離政策工具較遠但接近於最終目標的金融變數，其特點是中央銀行不容易對它進行掠制，但它與最終目標的因果關系比較穩定。建立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和操作目標，總的來說，是為了及時測定和控制貨幣政策的實施程度，使之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以保證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實現。 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是連接貨幣政策最終目標與政策工具操作的中介環節，也是實施貨幣政策的關鍵步驟。中介目標必須具備三個特點。 1.可測性。指中央銀行能夠迅速獲得中介目標相關指標變化狀況和准確的數據資料，並能夠對這些數據進行有效分析和作出相應判斷。顯然，如果沒有中介目標，中央銀行直接去收集和判斷最終目標數據如價格上漲率和經濟增長率是十分困難的，短期內如一周或一旬是不可能有這些數據的。 2.可控性。指中央銀行通過各種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能對中介目標變數進行有效地控制，能在較短時間內（如1—3 個月）控制中介目標變數的變動狀況及其變動趨勢。 3.相關性。指中央銀行所選擇的中介目標，必須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有密切的相關性，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對中介目標進行調控，能夠促使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實現。 常用的中介目標 可以作為中介目標的金融指標主要有：長期利率、貨幣供應量和貸款量。 （一）長期利率西方傳統的貨幣政策均以利率為中介目標。利率能夠作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是因為：（1）利率不但能夠反映貨幣與信用的供給狀態，而且能夠表現供給與需求的相對變化。利率水平趨高被認為是銀根緊縮，利率水平趨低則被認為是銀根鬆弛。（2）利率屬於中央銀行影響可及的范圍，中央銀行能夠運用政策工具設法提高或降低利率。（3）利率資料易於獲得並能夠經常匯集。（二）貨幣供應量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現代貨幣數量論者認為宜以貨幣供應量或其變動率為主要中介目標。他們的主要理由是：（1）貨幣供應量的變動能直接影響經濟活動。（2）貨幣供應量及其增減變動能夠為中央銀行所直接控制。（3）與貨幣政策聯系最為直接。貨幣供應量增加，表示貨幣政策鬆弛，反之則表示貨幣政策緊縮。（4）貨幣供應量作為指標不易將政策性效果與非政策性效果相混淆，因而具有準確性的優點。 但以貨幣供應量為指標也有幾個問題需要考慮，一是中央銀行對貨幣供應量的控制能力。貨幣供應量的變動主要取決於基礎貨幣的改變，但還要受其它種種非政策性因素的影響，如現金漏損率、商業銀行超額准備比率、定期存款比率等，非中央銀行所能完全控制。二是貨幣供應量傳導的時滯問題。中央銀行通過變動准備金以期達到一定的貨幣量變動率，但此間卻存在著較長的時滯。三是貨幣供應量與最終目標的關系。對此有些學者尚持懷疑態度。但從衡量的結果來看，貨幣供應量仍不失為一個性能較為良好的指標。 （三）貸款量以貸款量作為中間目標，其優點是： （1）與最終目標有密切相關性。流通中現金與存款貨幣均由貸款引起，中央銀行控制了貸款規模，也就控制了貨幣供應量。 （2）准確性較強，作為內生變數，貸款規模與需求有正值相關；作為政策變數，貸款規模與需求也是正值相關。 （3）數據容易獲得，因而也具有可測性。 以貸款量作為中間目標在具體實施中各國情況也有差異。政府對貸款控制較嚴的國家，通過頒布一系列關於商業銀行貸款的政策及種種限制，自然便於中央銀行控制貸款規模。反之則不然。以貸款量的指標，各國採用的計量口徑也不一致，有的用貸款余額，有的則用貸款增量。

㈥ 我國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和中介目標分別是

中介目標（中介指標）：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為了實現貨幣政策最終目標而選擇內的便於調控並具有傳導性容的金融變數。

具體包括：利率（長期或短期）、貨幣供應量、超額准備金和匯率等。

操作目標（操作指標）：當中介目標不受中央銀行貨幣工具直接影響時，可以根據操作指標判斷政策工具是否准確，而去需要等到政策實施後才能看到結果。

具體包括：存款准備金總量、基礎貨幣、利率（國債利率）。

(6)金融學中中介目標擴展閱讀：

貨幣政策目標的內容：

通過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所期望達到的最終目的，這是貨幣政策制定者——中央銀行的最高行為准則。

貨幣政策的目標一般可概括為：穩定物價、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金融穩定。

穩定物價是指將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動控制在一個比較小的區間內，在短期內不發生顯著的或急劇的波動。

充分就業是指將失業率降到一個社會能夠承受的水平。

經濟增長是指經濟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始終處於穩定增長的狀態中，一個時期比另一個時期更好一些，不出現大起大落，不出現衰退。

貨幣政策的目標包括：最終目標、中介目標和操作目標。

㈦ 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中介目標以及傳導機制是什麼

一、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

1、穩定物價

穩定物價目標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而物價穩定的實質是幣值的穩定。穩定物價是一個相對概念，就是要控制通貨膨脹，使一般物價水平在短期內不發生急劇的波動。

2、充分就業

所謂充分就業目標，就是要保持一個較高的、穩定的水平。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凡是有能力並自願參加工作者，都能在較合理的條件下隨時找到適當的工作。

充分就業，是針對所有可利用資源的利用程度而言的。但要測定各種經濟資源的利用程度是非常困難的，一般以勞動力的就業程度為基準，即以失業率指標來衡量勞動力的就業程度。

3、經濟增長

所謂經濟增長就是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必須保持合理的、較高的速度。各國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一般採用人均實際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即用人均名義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剔除物價上漲率後的人均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來衡量。

政府一般對計劃期的實際GNP 增長幅度定出指標，用百分比表示，中央銀行即以此作為貨幣政策的目標。

4、平衡國際收支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國際收支是某一時期一國對外經濟往來的統計表，它表明：

（1）某一經濟體同世界其他地方之間在商品、勞務和收入方面的交易；

（2）該經濟體的貨幣性黃金、特別提款權以及對世界其他地方的債權、債務的所有權等的變化；

（3）從會計意義上講，為平衡不能相互抵消的上述交易和變化的任何賬目所需的無償轉讓和對應項目。

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

中介目標作為最終目標的監測器，能被央行較為精確的控制，又能較好的預告最終目標可能發生的變動。

建立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和操作目標，總的來說，是為了及時測定和控制貨幣政策的實施程度，使之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以保證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實現。

三、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指中央銀行根據貨幣政策目標，運用貨幣政策工具，通過金融機構的經營活動和金融市場傳導至企業和居民，對其生產、投資和消費等行為產生影響的過程。一般情況下，貨幣政策的傳導是通過信貸、利率、匯率、資產價格等渠道進行的。

從我國的實踐看，中央銀行制定貨幣政策是形成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起始點，其政策調整主要集中在對基礎貨幣、利率和信貸政策導向等方面。

面對中央銀行的政策調整，商業銀行按照「四自」（自主決策、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三性」（盈利性、安全性、流動性）的經營原則，對企業和居民的貸款總量、投向及其利率浮動幅度作出調整，以期影響企業和居民的生產、投資和消費行為，最終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

由於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貨幣政策在傳導過程中會受到商業銀行運行體制和企業經營機制的影響，這使貨幣政策傳導效應有所削弱，甚至出現阻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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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第一，在通貨膨脹時期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可能效果比較顯著，但在經濟衰退時期，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效果就不明顯。

第二，從貨幣市場的均衡情況來看，增加或減少貨幣供給要影響利率的話，必須以貨幣流通速度不變為前提。

第三，貨幣政策的外部時滯也會影響政策效果。

第四，在開放經濟中，貨幣政策的效果還要因為資金在國際上流動而受到影響，例如，一國實行緊的貨幣政策時，利率上升，國外資金會流入，若利率浮動，本幣會升值，出口會受到抑制，進口會受刺激，從而使本國總需求比在封閉經濟情況下有更大的下降。

貨幣政策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遠不止這些，但僅從這些方面來看，貨幣政策作為平抑經濟波動的手段，作用也是有限的。

㈧ 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西方目標

西方發達國家貨幣中介目標演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50 多年來，西方主要國家貨幣政策及中介目標的變化大體經歷了以下過程：20 世紀 50～60 年代，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強調充分就業、經濟 增長，一般以利率作為貨幣政策調控的中介目標；20 世紀 70～80 年代，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以穩定通貨為主，中介目標是貨幣供應量；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某些西方國家實行以反通脹為唯一目標的貨幣政策，放棄了以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監控方法，貨幣政策目標就是盯住要控制的通貨膨脹。部分國家建立了以短期利率為主要操作手段、實現通貨膨脹目標的貨幣政策體系，貨幣政策操作直接盯住通貨膨脹目標，而不再依賴於其他中介目標。下面我們則以美國、德國、英國、日本為例分析其貨幣政策的演變過程。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基本上接受了貨幣主義的「單一規則」，確定貨幣供應量作為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美國宏觀經濟調控領域發生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就是預算平衡案被通過。在新的財政運作框架下，聯邦政府已不再可能通過擴大開支、減少稅收等傳統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財政政策對經濟實施宏觀調控的作用。這樣，貨幣政策就成為政府對經濟進行調控的主要工具。1993 年 7 月 22 日，現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突然出人意料地宣布，美聯儲決定放棄實行了十餘年的以調控貨幣供應量來調控經濟運行的貨幣政策規則，而以調整實際利率作為對經濟實施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這就是現在美國金融界的「泰勒規則」。其含義可簡要表述為：在各種影響物價水平和經濟增長率的因素中，真實利率是唯一能夠與物價和經濟增長保持長期穩定關系的變數。泰勒認為，調整真實利率，應當成為貨幣當局的主要操作方式。「泰勒規則」所確立的「中性」原則既秉承了「單一貨幣增長規則」的主旨精神，又比「單一規則」更具靈活性，其優點是顯而易見的。該規則將規則性和相機抉擇為基礎進行兩種政策模式配合起來，相互協調，以規則性來保證政策的連續性，以相機抉擇來為貨幣政策增加一定的靈活性和應變性。貨幣當局一方面通過規則性的貨幣政策作用於人們的預期，另一方面可通過微調操作進行漸進調整，在達到政策目的的同時，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減緩經濟系統的震盪，因此該規則受到了眾多學者的重視，並為越來越多的中央銀行所接受。從1993年泰勒規則提出，美國宏觀經濟在通脹率和失業率「雙低」的情況下持續穩定增長，以泰勒規則為理論指導的美聯儲作為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者功不可沒，從實踐層面證明了泰勒規則的政策效果。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以及高盛投資公司眾多學者的研究還表明，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操作與利率調控也基本上都是遵循泰勒規則或其演化形式進行的。以上種種表明，泰勒規則對各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操作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的指導意義。
從「單一規則」向「泰勒規則」過渡，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以來，規模日益增大的「金融創新」浪潮，使得貨幣供應的定義和統計變得日益困難。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實踐在 20 世紀 80 年代遭到的迅速失敗並不出人意料。實際上，貨幣主義理論對於貨幣乘數和貨幣流通速度的穩定性——從而貨幣供應量目標的適當性——也曾抱有懷疑。首先，貨幣當局所能控制的充其量只是基礎貨幣，而決定著基礎貨幣到貨幣供應量之間的杠桿——貨幣乘數，並不是貨幣當局所能控制的，它取決於商業銀行意願持有的超額准備率和公眾意願持有的通貨比率；其次，由於物價水平的漲跌變化會影響持有貨幣的機會成本，在通貨膨脹期持有貨幣的機會成本較高，貨幣流通速度呈現加快的趨勢，反之貨幣流通速度則會降低，從而導致面對相同的貨幣供應量水平在不同的經濟景氣階段會產生不同的名義需求。
二是 20 世紀 70 年代末以來，以離岸金融和跨國銀行活動為主導，國際上也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國際間資本流動與 70 年代相比有跳躍性增長，尤其是短期資本流動和外匯交易增長更為迅速。這些資金流動對各國貨幣政策的實施，進而對宏觀經濟的運行，造成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影響。正是基於上述原因，美國貨幣當局從原來穩定貨幣增長的
「單一規則」繼而轉向 「單一規則」和以利率為指針的「泰勒規則」相結合的宏觀調控。 英國從 1993 年開始貨幣政策操作直接盯住通貨膨脹目標，不再依賴於其他中介目標，而貨幣供應量指標只是作為對宏觀經濟金融進行分析研究的監測指標。i自從英格蘭銀行 1694 年建立以後的三百年裡，英國的平均通脹率僅為 1.4%。但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通脹率達到了 6%，並且在 1965 年至 1980 年間平均達到不下於 10.3%。
英國1945 至 1996 年間的通貨膨脹面對如此嚴重的戰後通貨膨脹，海內外的經濟學家都認為政府應該在長期內從通貨膨脹和產出兩者直接做出權衡。1970 年，貨幣總量目標被引入，先是面對寬口徑的貨幣量，而後面對窄口徑。在八十年代中期，一些無法預期的變化導致了政府舍棄貨幣總量目標，轉向匯率目標。在 1990 年，英國加入匯率機制，但在1992 年 9 月 16
日被迫放棄了會員資格。在這期間，來自國內外的壓力迅速積累。在離開匯率體系之後，英國需要建立新的貨幣政策基礎以適應國內目標。1992 年10 月，在經過英格蘭銀行和財政部的協商之後，宣布了新的貨幣政策框架，包括兩個方面：（1）利率作為面對通貨膨脹（控制在 2.5%以下每年）的直接貨幣政策目標；（2）英格蘭銀行作為設定利率的重要角色。這種變化增強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性和開放性。在新政策公布的 10 個月內，通貨膨脹率控制在了 2.5%以下，在 1996 年底又達到 3.1%。至今，英國仍然直接盯住通貨膨脹目標。 日本中央銀行——日本銀行在其貨幣政策手段和最終目標之間設置了兩類金融變數：操作目標和中間目標，如圖：政策手段操作目標中間目標最終目標貸款政策銀行間市場利率貨幣供應量穩定物價債券，票據買賣操作支付准備金貸款增加額國際收支平衡准備率操作基礎貨幣貸款利率相應總需求窗口指導70 年代以前，日本銀行主要以銀行同業拆放市場利率作為操作目標，同時也經常關注民間金融機構尤其是都市銀行的貸款增加額。進入 70 年代後，隨著世界金融形式的變化，主要發達國家都將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從利率轉向貨幣供應量，受其影響，日本銀行也將中介目標的重點轉向了貨幣供應量。最初選擇了 M1
作為主要中介目標，在 1979 年引入可轉換大額存單制度後，就改為 M2+CD。這是因為： 1972 年後，日本發生通貨膨脹，利率曾大幅度上升，在這種情況下，由於活期存款是無息的，因而利率升降便引起活期存款同定期存款之間的資金頻繁轉移，使 M1 這個指標不穩定，而 M2+CD 包括了現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 CD 等項，可避免這種不穩定性。M2+CD 較之 M1 與將來的收入和支出有著更為密切的因果關系。因為 M2+CD 能先於收入和支出變動，對未來的收入和支出產生影響。而作為中央銀行，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與將來可能出現的收入和支出聯系最密切的通貨指標。80 年代中期，由於劃分貨幣層次的復雜性和金融創新引起新的貨幣產生，日本銀行對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依賴性逐漸減弱，注意力轉移到一整套以金融市場為背景的金融變數上，這一時期，市場利率、匯率、資產價格、廣義貨幣都被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標，其中市場利率日益成為貨幣政策操作的中心，作為貨幣政策的指示器發揮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如 1989 年和 1990 年，日本銀行將市場利率的上升視為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刺激的結果。進入九十年代末，海外經濟的普遍下滑對日本經濟也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美國的恐怖襲擊事件更加提高了日本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作為應對措施，2001年，日本銀行改變了主要的操作目標，從隔夜拆借利率轉向經常性帳戶未償付差額，並且在物價停止緊縮之前始終保持這個政策。 雖然日本實施寬松貨幣政策對經濟復甦的影響有限，但對於低谷中的日本經濟，還有具有很多積極影響。 德國中央銀行——德意志聯邦銀行的貨幣政策傳導過程較為簡單：貨幣政策工具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貨幣政策最終目標。1973 年前，聯邦銀行一直是把銀行銀根作為其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具體指標是自由流動儲備，包括商業銀行的超額儲備、商業銀行持有的貨幣市場上的證券存量、短期外國資產及未使用的再貼現限額。把自由流動儲備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有一個條件，那就是自由流動儲備與銀行信貸活動之間要有一個穩定的聯系，也就是說聯邦銀行可以通過控制自由流動儲備來達到控制銀行信貸、影響貨幣量和整個經濟活動水平的目的。這只有在商業銀行需要依靠聯邦銀行來獲得流動性的情況下，聯邦銀行的目的才能達到。在 70 年代前，這種條件是具備的。然而進入 70 年代後，歐洲貨幣市場的急劇發展壯大，為商業銀行的國際融資活動提供了有利的場所和便利，CD 市場的出現，行際關系的擴大，都使得商業銀行得流動性來源渠道多樣化。聯邦銀行不能再通過改變商業銀行的流動性比率來控制銀行提供信貸量了。形勢的變化使得自由流動儲備作為中介目標有時會給貨幣政策的執行造成錯誤的信號。1973 年的石油危機及聯邦銀行一貫實行的緊縮銀根的做法，導致市場上對貸款的需求很大，推動利率上升，儲備額大增，商業銀行為攫取利潤盡力降低流動性比率來滿足信貸需求，造成聯邦銀行對銀行銀根和貨幣總量失控，致使當年通貨膨脹率達到 7%。進入七十年代後，德國保衛馬克的政策目標受到威脅，銀行認識到貨幣供應量與經濟波動之間的關系比銀行銀根與實際經濟波動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這樣，從 1974 年開始，聯邦銀行就把中介目標從自由流動儲備轉向貨幣供應量。在 1988 年以後，由控制中央銀行貨幣存量轉向控制 M2，可以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㈨ 中介目標的理論研究

我國學者對我國貨幣中介目標的研究始終保持著非常活躍的狀態，這其實是與我國轉軌時期經濟體制的復雜多變性密切聯系的。在我國以信貸限額為中介目標的時期，國內的經濟學者已對此做出很多廣泛而深刻的研究，認為信貸限額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問題。有代表性的例如卞志村（1995）vi對信貸規模作為貨幣中介目標的影響做了實證性的分析，認為信貸規模不宜再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文章提出三點證據，一是信貸規模並不是我國近年來導致資金擴張的主要原因。二是信貸規模對資金調控嚴重失真，對貨幣供求的干預乏力。三是政策性因素弱化了信貸規模作為調控手段的有效性。同時也對可供選擇的利率和貨幣供應量做了分析，認為應採用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中介目標。同時，這個時期理論界里，學者們已經紛紛提出自己的觀點，認為我國在今後若干年內的貨幣中介目標應該趨向貨幣總量或是利率。而在我國貨幣中介目標轉變為貨幣供應量後，對此的爭論依然沒有停止，而是在最近幾年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焦點主要集中在利率和貨幣供應量上。其中支持貨幣供應量的主要觀點如下：蔣萬進，李文君（2002）vii重點分析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放棄以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背景，認為與20 世紀 90 年代西方國家的情況有所不同，目前我國經濟金融發展尚未對放棄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提出客觀要求，金融市場遠沒有那麼發達，間接融資仍是社會融資的主要方式，人民幣資本項下尚未開放，金融創新處於起步階段，選擇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是必要的。我國貨幣供應量具備作為中介目標的「三性」。而吳晶妹（2002）viii重點從分析貨幣供應量M0、M1、M2 和基礎貨幣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關系入手，以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作為主要分析方法。M0、M1、M2
和GDP具有較強的相關性，而與RPI相關性較弱。雖然從相對增長量的角度來看，M2 導致GDP的增長量最小，M1 導致GDP的增長量最大；從絕對數的角度來看，M0 對GDP的增加貢獻最大，M2 對GDP的增加貢獻最小。但與此同時，文章也對貨幣供應量的可控性提出置疑。而相對來說，近年來抵制貨幣總量作為貨幣中介目標的文章較多，主要從一下幾個方面對此進行的分析。夏斌，廖強（2001）ix撰文直接指出，利率或貨幣供應量哪個更適宜作為中介目標取決於一國經濟波動的特定結構，並對貨幣供應量目標失效進行了結構分析以及對當前我國主要貨幣政策工具進行了效果分析，認為貨幣供應量已不宜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除了貨幣總量的可控性之外，文章提出貨幣的流通速度在下降，也是導致中介目標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認為我國近期比較適宜的措施是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後，暫不宣布新的中介目標，在實際操作中模擬通貨膨脹目標，努力使物價恢復並穩定在一個合理范圍內。彭芸（2003）x認為「貨幣供應量」是塊平穩跳板，利率才是最恰當的貨幣中介目標，同時對利率的相關性、可控性、可測性進行了理論分析，並提出要加強利率市場化的改革。
李健，蘇武俊（2001）xi在較詳細分析了美國近期的貨幣政策之後，認為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兩量」、「兩率」的作用都沒有充分發揮，然而與「三大法寶」中的最後一項「公開市場操作」緊密聯系的國債利率卻未列入中介目標。國債利率風險低，國債發行主流動性高，有準貨幣之稱，應成為金融市場中的基準利率。此外，眾多學者還在更為細致的方向上對現階段我國金融體系進行了分析，例如在《電子貨幣對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選擇的影響》一文中，作者認為電子貨幣的產生與發展，使傳統的貨幣理論出現新的變化，使中央銀行貨幣政策面臨挑戰，給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選擇帶來影響。認為需要優化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外部環境，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推進投資等體制改革。特別是在我國入世之後，金融體制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國內學者的紛紛出謀劃策，認為現行的貨幣中介目標需要進行很大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