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國際金融中心及國際版的目的
打個最簡單襲的比分
兩個小店，一個門庭冷落，沒有客戶
另外一個小店整天人流不斷，生意興隆。
不用說，肯定是後面一個老闆發財。
香港就類似生意好的小店....
一個城市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資金流要比普通城市大很多。雁過拔毛，相關機構自然也獲利豐厚
② 國內外對區域金融中心的研究現狀和建立區域金融中心的意義
金融中心建設不存抄在排他性。從世界襲各國經濟發展和金融中心形成一般規律看，經濟實力強大的國家都擁有若干個不同層次的經濟中心城市，而這些中心城市一般都成為重要的金融中心。如：美國有國際性金冊衡襲融中心紐約，也有區域金融中心芝加哥、洛杉磯等；英國有國際金融中心倫敦，還有區域金融中心曼切斯特；同樣日本有東京為國際金融中心，也有大阪、名古屋等。這些國家金融中心建設經驗說明，經濟發展加速加快了金融中心形成，州兄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內可以擁有若干攔友個功能互補、層次不同的金融中心，同時，金融中心對促進本地區經濟發展，提升經濟中心城市功能起到積極作用，對所在地區發揮著重要金融支持和經濟輻射功能。
不是我說的！復制專家說的，不過很有道理。
http://www.cce365.com/csj_wenzhang_detail.asp?id=100713自己去看吧
③ 上海與國際金融中心到底差距在哪裡
陸紅軍 ······這個問題我們一直在追尋答案。從2001年起至2004年，我們通過大量文獻研究、專家論證和多元統計分析，設計與探索實施了一套國際金融中心綜合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指標體系包括金融規模、金融環境、金融聚集度、金融國際化、金融風險防禦、金融創新、金融效率、金融人才、金融制度、金融科技10個一級指標和56個基礎指標。 本指標體系10個一級指標和56個基礎指標測評的樣本數據截至2004年，分為客觀數據與主觀數據兩類。其中客觀數據源於文獻調研，包括2001~2004年的各類統計年鑒,各大官方統計網站,如各城市的金融管理機構官方網站、城市官方統計網站、世界銀行等網站，以及2000~2004年各類專業研究報告。 主觀數據源於問卷調查，主要包括針對金融制度、金融透明度和金融創新力三指標進行調查問卷。調查對象包括國際金融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高級經濟學家、跨國金融機構的高級管理人員及中國京滬深三地政府經濟部門官員、金融業高管人員、律師、高校專業研究人員等。 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評價與比較通過上述方法，我們取得六個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的原始數據，再通過統計方法量化，我們得到六個城市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一級指標得分數。 在表中，我們可發現： 1.中國香港在金融聚集度、金融國際化等方面得分比較高，一方面由於香港屬於特殊的經濟體，另一方面是由於其長期實施自由的商業社會與金融制度。同歐美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相比，香港的金融規模處於中游水平。 2.新加坡的金融發展狀況與香港類似，金融聚集度指標得分較高，而金融規模與金融人才得分排名居紐約、倫敦與東京之後。新加坡的經濟運行機制與香港類似，且都屬於資源缺乏的經濟體，主要依賴於開放的政策資源和創新的人才資源。 3.作為世界級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的東京，其優勢在於：金融規模得分僅次於紐約，比倫敦高；而在金融人才方面，其得分低於紐約、倫敦。而東京的弱勢集中在金融環境、金融效率和金融國際化方面。這主要由於日本金融體系弊端所致。 4.上海近幾年發展比較迅猛，但由於整體金融改革有待時日、金融體系基礎較薄弱，金融制度健全進程中，導致其大部分指標得分雖然與香港、新加坡接近，總體上仍處於香港、新加坡之後。由於日本銀行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後頻頻發生倒閉現象，資本市場秩序難以控制，而中國政府不斷向各銀行注入資本，以提高其資本充足率，同時加速銀行改制上市進程，從而使上海在金融效率指標中略勝於東京，但與其他金融中心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上海在吸引外國金融機構與金融資產時，採取了不少積極的優惠政策；而東京則相對保守，故在金融國際化指標中，上海與東京的差距並不大。 5.與其他城市相比，前幾年上海的相對優勢集中於金融規模上，得分略高於新加坡，與香港處於相似的發展水平。上海的不足之處突出地表現在金融風險防禦、金融創新與金融人才方面。在金融環境、金融效率、金融國際化方面，上海雖然落後於其他各城市，但差距不是非常大。因此，上海要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必須把握機遇、揚長避短、突出重點，不能全方位趕超國際各大金融中心城市。
④ 國際金融中心的變遷的核心原因有哪些
農業經濟時復代晚期國制際金融中心的萌芽
商業革命時代國際金融中心的初步發展
工業化早期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形，工業化成熟期國際金融中心由成熟走向分化以及後工業化時代國際金融中心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重點分析了國際金融中心在不同的經濟金融階段是如何形成和發揮作用的。線索是隨著國際金融中心的變遷
國際金融中心功能也在不斷地演進。歷史上每一次金融中心的漂移，都是基於國際金融中心功能變化跟不上經濟發展變化的需要而衰落，新的國際金融中心正是為迎合經濟發展需要的新功能而誕生和發展。
⑤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與趨勢
為重建國際貨幣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以美英等國為首的國際社會通過多邊協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主要內容包括：（1）設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調國際貨幣關系，特別是對各國的匯率政策實行監督；（2）實行以黃金為基礎、美元為中心的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3）在成員國發生國際收支困難時，IMF可提供短期信貸，以補充其國際流動性。在最初的近20年裡，該體系運行比較順利，有效地促進了世界經濟的重建、發展和繁榮。但由於該體系的基礎是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並要求其他各國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因此，當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不斷擴大，無法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時，它的繼續存在便受到明顯挑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停止向各國政府兌回美元後，各國紛紛放棄本幣與美元的固定比價，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趨於崩潰。1976年在IMF的提議和組織下，國際社會達成牙買加協定，宣布黃金非貨幣化，同時承認各國實施的浮動匯率制度合法化，這標志著國際金融體系再次進入了一個不受全球性多邊協定約束的動盪的時代。
自牙買加協定簽訂以來，國際金融體系總體上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由於在許多基本問題上至今沒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近30年來的國際金融體系事實上處於一種「無體系」的狀態。不過，伴隨著國際經濟和金融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特別是經濟區域化的快速發展，該體系也發生了一些局部性變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徵：
第一，國際匯率制度呈現出以浮動匯率安排為主、多種匯率安排並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類基本的匯率安排：一是獨立浮動匯率安排，實行國家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和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二是固定匯率安排，包括實行貨幣局制度和傳統釘住匯率制度的國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貨幣國家（如歐盟內部和實行美元化的國家）；三是「中間道路」安排，即各種介於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之間的安排，如爬行釘住制、區間浮動制和管理浮動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較高或國內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發展中經濟體。據統計，2002年，在IMF的186個成員經濟體中，實行上述三類匯率安排的國家分別佔22％、48％和30％。
由於美、歐、日在全球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們之間的浮動安排對國際匯率制度的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就單個國家而言，浮動匯率安排的利益主要體現在可以維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並在一定程度上自動調節國際收支失衡。但從國際金融穩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兩個缺陷：一是匯率的頻繁波動將對正常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造成不利影響，大大增加全球經濟活動的匯兌成本和風險；二是容易引起匯率政策沖突，即運用本幣貶值政策推行貿易擴張，以犧牲他國利益的方式維護本國利益。在過去一二十年裡，盡管全球范圍沒有發生20世紀30年代那種競爭性貨幣貶值，但局部的沖突卻時有發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情形是較為典型的一個例子。而在工業化國家之間，從80年代後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到最近一個時期美元強勢政策的調整，都充分顯示美國在緩解其經常賬戶逆差時對於匯率貶值政策的依賴。
固定匯率安排的主要意義在於通過全部或部分讓渡貨幣主權，換取匯兌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強的國內財經政策約束。各種形式的「中間道路」則有可能兼收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的優點，並使本國貨幣當局具有一種相機抉擇的自由。然而，在美、歐、日等大國貨幣頻繁波動的情況下，無論固定匯率還是「中間道路」安排，實際上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不少研究顯示，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後美元相對於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國等實行釘住美元安排的國家貨幣急劇升值，並嚴重損害了這些國家的貿易競爭能力。
第二，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具有顯著的作用。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由於各國實行嚴格的金融管制，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作用比較有限，許多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調節主要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在發生嚴重逆差時，也可有限地運用匯率政策，並從IMF獲得一定的短期信貸支持。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各國可以方便地通過商業性國際融資彌補其經常賬戶逆差，從而避免採用財政緊縮等可能影響國內經濟穩定的調節措施。作為一種基於市場的安排，國際金融市場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國際流動性，從而大大降低了各國國際收支調節的代價。但在另一方面，它也產生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國家放鬆內部約束，濫用財政擴張政策，延誤必要的國內經濟改革和調整。結果是不僅經常賬戶逆差最終變得難以控制，而且常常為沉重的外債負擔所累，甚至成為金融動盪的根源。
第三，國際資本流動缺乏有效監管，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不穩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資本管制的不斷放鬆，國際資本流動迅猛擴張。目前，全球各類國際資本的日交易量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近年來不少研究顯示，國際資本市場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缺陷，許多國際投資和信貸決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做出的。在資本流向的國別選擇上，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常常發生「飽飢綜合症」，即當看好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前景時，國際資本大規模湧向那裡，而當這些國家因為資本過度流入而出現危機跡象時，國際資本又快速離去。因此常造成這些國家內外經濟失衡，並最終導致貨幣和金融動盪。此外，在危機發生的前後，由於缺乏有效監管，大規模投機性短期資本的參與更是加劇了有關國家危機的深度，並在危機的國際傳遞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功能存在嚴重缺陷，並且具有明顯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1973年後，該組織已不再具有對各國匯率安排進行約束的權力，其主要功能是對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的國家提供短期信貸，以增強其清償能力。然而，由於該組織長期以來資金來源嚴重不足，因此對於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動遲緩，就是力不從心，而且常常附加緊縮開支和經濟自由化等不切實際的條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對亞洲金融危機處理過程中所顯示的，由於明顯受到美國政府和華爾街利益集團的影響，該組織對於美洲以外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往往顯得十分冷漠。這表明了該組織在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區域性貨幣一體化進展顯著。目前，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國首腦和財長會議。總體上看，這個協調機制常常流於形式和務虛，很少具有實質性內容。近年來，IMF和國際清算銀行也在試圖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但或者成效並不顯著，或者對各國並沒有真正的約束力。相比之下，區域性貨幣合作進程卻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歐元於1999年成功面世，歐元區內部也已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歐元的誕生產生了明顯的示範效應。最近幾年來，在拉美、中東歐等地區，一些國家開始採用美元化和貨幣局制度，或者在區域內實行固定匯率安排。盡管兩年前的金融危機迫使阿根廷放棄了貨幣局制度，但似乎並沒有改變這一趨勢。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權地位基本依舊，但正在面臨挑戰。自人類進入信用貨幣本位時代以來，一直沒有誕生獨立的世界貨幣，因此，國際經濟交易始終依賴少數幾個主權國家的貨幣來充當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資產。美元正是這些貨幣中最主要的一種。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藉助美國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權地位。半個多世紀以來，盡管美元在國際支付和儲備資產體系中的份額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達60％左右。依靠這種地位，美國獲得了大量的「鑄幣稅」收入，可以通過輸出美元不斷佔有別國的實際經濟資源。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學術界對於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提出了不少積極的改革建議和方案。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建議包括：增強發達國家之間的貨幣金融合作，建立匯率目標區，以減少大國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尤其是對投機性資本流動的限制（如實行「托賓稅」，即各國對外匯交易征稅）；改革和重塑IMF，增強其資金實力，提高貸款決策的透明度，增加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的表決權；加強區域性貨幣金融一體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較激進的建議，如回歸金本位體系、恢復布雷頓森林體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銀行。
歷史不會進行簡單回歸，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頓森林時代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近幾年的發展顯示，其他改革建議也大多沒有得到有效實施。一個根本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金融動盪沒有切膚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損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在總體上並不積極，對於限制國際資本流動、改革和重構IMF等發展中國家十分關注的改革建議，則更是反應冷淡甚至持反對態度。另外，相互間的潛在利益沖突，也使發達國家很難在所有的改革問題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國一直反對日本在亞洲推動貨幣金融合作，特別是反對其倡導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
展望未來，可以認為，近期內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不可能發生重大變化。不過，從中長期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持續發展，各國之間經濟聯系將更加緊密和深化，預計會有更多的國家積極致力於構建一個穩定和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這意味著上述改革建議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實現。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已經並且仍將利用各種國際場合積極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事實上，自1999年以來，中國在推動亞洲貨幣金融合作方面已經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⑥ 國際金融中心是什麼
國際金融中心，它之所以成為一個中心，它應該有這樣幾個重要的標志。
第一個標志，它有很多的金融機構。首先有很多的銀行，有很多的比如說保險公司，各種各樣的金融機構；
第二個，這個金融中心，應該有很多的金融市場，對於沒有學過金融學的同學來說，我還是要羅列一下這些市場，比如說股票市場、債券市場，銀行同業拆借市場，黃金市場，外匯市場，等等。
第三個標志呢，它要有實質性的金融活動發生，金融交易活動發生，也就是說，確實有很多的機構，很多的投資者，很多的籌資人，在這里進行存放款的活動，金融的交易活動，要有實質性的這種活動發生。
金融中心的最後一個特徵呢，它應該是一個都市，這里我們要特別注意，就是說它應該是一個城市，不可能是一個鄉村、偏僻的地方，因為它一定要有發達的通訊、電信、交通，這樣的網路，一定要有這樣的網路，而且呢，它實際上要有發達的第三產業。
從層次上看，目前世界上的國際金融中心一般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全球性的國際金融中心，如倫敦、紐約、香港；二是地區性的國際金融中心，如新加坡、開曼、巴拿馬等。
⑦ 國內外研究現狀
國際油氣與固體礦產資源領域最重要的發展趨勢就是全球資源一體化、市場一體化。因此，在能源戰略甚至是國家發展戰略中，必須把開發利用海外資源作為核心內容，建立相應的信息庫、決策方法庫和動態分析模型。
很多發達國家、石油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以及一些有影響力的研究機構，很早就已經認識到建立全球資源開發利用的資料庫和決策支持系統的重要性。比如埃克森公司、道達爾公司和殼牌公司都具有這些資料庫和風險管理系統。其中，埃克森公司的全球油氣系統最為著名。這些資料庫和評價技術在公司范圍內，是核心技術和資源，不會與別的公司和國家共享。同時，有許多權威的國際咨詢公司開發出了類似的資料庫和風險管理體系，比如著名的IH S公司就具有非常詳細的資料庫，對外服務中價值極高。
國外一些著名的研究機構或政府部門，如：國際能源署（IEA）、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IIASA）、美國能源部（DOE/U.S.），已經建立了旨在輔助決策的能源系統。最具代表性的能源模型是美國能源部開發的國家能源模型系統（NEMS）和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與世界能源委員會（WEC）合作開發的IIASA-WECE3模型。
NEM S模型是美國EIA/DOE（美國能源部能源信息署，簡稱EIA）於1993年開發的能源經濟區域決策支持模型，目的是通過模擬美國及國際能源市場來規劃能源、經濟、環境、安全因素對美國能源消費、價格、安全的影響，為決策者制定國家能源發展戰略和規劃提供必要的決策信息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模塊就是石油和天然氣的全球生產、消費、資源、貿易和價格運行的動態模型。依賴此模型，可以規避國際石油市場的價格風險，規避海外油氣進口的供應風險，規避本國能源消費的需求風險。
ⅡASA-WEC E3模型是ⅡASA和WEC於20世紀90年代開發的基於動態線性規劃的能源－經濟－環境決策支持模型，它是以連續的、相互獨立的情景分析方式，研究受不確定性因素影響的未來社會、能源消費和技術發展的一系列可能的狀況，從而為決策者制定能源長期和短期規劃提供信息支持。
國內已經意識到海外開發需要現代化的風險管理技術的支撐，但是目前只有一些分散的研究，尚未從國家層面上系統地規劃和協調實施，更沒有形成支持企業海外投資決策的系統。
國內的石油公司，特別是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的國際油氣勘探開發業務已經有10多年的歷史。在這方面積累了大量數據和信息，也開展了大量的研究。例如，在資源方面，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經濟技術研究院具有世界盆地資料庫和最近開發的區塊圖集，對海外投資環境，特別是法律法規、合同模式、條款數據和投資信息的基本數據和信息，有一定的積累；中國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公司（CNODC）海外中心具有許多國家的項目資料和一線的實踐者。但是還沒有系統地建立針對海外資源開發利用的風險管理系統。相比之下，中小石油公司，特別是民營石油公司十分缺乏系列的數據和信息支持，更沒有輔助的風險管理系統。
在全球礦產資源利用方面，發達國家的政府機構和許多跨國公司都定期地進行全球礦產資源分布及潛力分析，一方面將其作為制定國家資源安全戰略的重要依據，通過調整資源規劃和政策，以應對資源供應的風險；另一方面為國家制定資源勘探開發戰略、優選有利區塊、確定投資方向提供依據，為正確決策，減少失誤提供可靠保障。
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目標是促進環境、資源和經濟因素一體化，把項目部署與國家和公民的需要緊密結合起來，更好地為社會發展與經濟建設服務。礦產資源的研究內容主要有4個方向：一是礦產資源的支撐能力和社會需要，維護相關資料庫，研究礦床評價和分析方法、成礦作用、金屬礦產和成礦環境；二是礦業經濟和國家政策，調查礦產品信息（礦產品概要、礦業調查、礦產年鑒和國際礦業等），為國家公園、森林和土地資源管理提供礦產資源、地球化學和地球物理資料；三是礦業環境和公眾健康，研究廢棄礦產地、地球化學和地球物理背景，評價地質環境；四是礦產技術方法和資料發送，進行礦產相關資料庫和信息資料更新。
⑧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與趨勢
為重建國際貨幣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以美英等國為首的國際社會通過多邊協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主要內容包括：（1）設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調國際貨幣關系，特別是對各國的匯率政策實行監督；（2）實行以黃金為基礎、美元為中心的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3）在成員國發生國際收支困難時，IMF可提供短期信貸，以補充其國際流動性。在最初的近20年裡，該體系運行比較順利，有效地促進了世界經濟的重建、發展和繁榮。但由於該體系的基礎是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並要求其他各國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因此，當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不斷擴大，無法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時，它的繼續存在便受到明顯挑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停止向各國政府兌回美元後，各國紛紛放棄本幣與美元的固定比價，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趨於崩潰。1976年在IMF的提議和組織下，國際社會達成牙買加協定，宣布黃金非貨幣化，同時承認各國實施的浮動匯率制度合法化，這標志著國際金融體系再次進入了一個不受全球性多邊協定約束的動盪的時代。
自牙買加協定簽訂以來，國際金融體系總體上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由於在許多基本問題上至今沒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近30年來的國際金融體系事實上處於一種「無體系」的狀態。不過，伴隨著國際經濟和金融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特別是經濟區域化的快速發展，該體系也發生了一些局部性變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徵：
第一，國際匯率制度呈現出以浮動匯率安排為主、多種匯率安排並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類基本的匯率安排：一是獨立浮動匯率安排，實行國家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和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二是固定匯率安排，包括實行貨幣局制度和傳統釘住匯率制度的國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貨幣國家（如歐盟內部和實行美元化的國家）；三是「中間道路」安排，即各種介於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之間的安排，如爬行釘住制、區間浮動制和管理浮動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較高或國內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發展中經濟體。據統計，2002年，在IMF的186個成員經濟體中，實行上述三類匯率安排的國家分別佔22％、48％和30％。
由於美、歐、日在全球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們之間的浮動安排對國際匯率制度的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就單個國家而言，浮動匯率安排的利益主要體現在可以維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並在一定程度上自動調節國際收支失衡。但從國際金融穩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兩個缺陷：一是匯率的頻繁波動將對正常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造成不利影響，大大增加全球經濟活動的匯兌成本和風險；二是容易引起匯率政策沖突，即運用本幣貶值政策推行貿易擴張，以犧牲他國利益的方式維護本國利益。在過去一二十年裡，盡管全球范圍沒有發生20世紀30年代那種競爭性貨幣貶值，但局部的沖突卻時有發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情形是較為典型的一個例子。而在工業化國家之間，從80年代後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到最近一個時期美元強勢政策的調整，都充分顯示美國在緩解其經常賬戶逆差時對於匯率貶值政策的依賴。
固定匯率安排的主要意義在於通過全部或部分讓渡貨幣主權，換取匯兌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強的國內財經政策約束。各種形式的「中間道路」則有可能兼收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的優點，並使本國貨幣當局具有一種相機抉擇的自由。然而，在美、歐、日等大國貨幣頻繁波動的情況下，無論固定匯率還是「中間道路」安排，實際上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不少研究顯示，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後美元相對於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國等實行釘住美元安排的國家貨幣急劇升值，並嚴重損害了這些國家的貿易競爭能力。
第二，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具有顯著的作用。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由於各國實行嚴格的金融管制，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作用比較有限，許多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調節主要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在發生嚴重逆差時，也可有限地運用匯率政策，並從IMF獲得一定的短期信貸支持。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各國可以方便地通過商業性國際融資彌補其經常賬戶逆差，從而避免採用財政緊縮等可能影響國內經濟穩定的調節措施。作為一種基於市場的安排，國際金融市場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國際流動性，從而大大降低了各國國際收支調節的代價。但在另一方面，它也產生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國家放鬆內部約束，濫用財政擴張政策，延誤必要的國內經濟改革和調整。結果是不僅經常賬戶逆差最終變得難以控制，而且常常為沉重的外債負擔所累，甚至成為金融動盪的根源。
第三，國際資本流動缺乏有效監管，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不穩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資本管制的不斷放鬆，國際資本流動迅猛擴張。目前，全球各類國際資本的日交易量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近年來不少研究顯示，國際資本市場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缺陷，許多國際投資和信貸決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做出的。在資本流向的國別選擇上，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常常發生「飽飢綜合症」，即當看好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前景時，國際資本大規模湧向那裡，而當這些國家因為資本過度流入而出現危機跡象時，國際資本又快速離去。因此常造成這些國家內外經濟失衡，並最終導致貨幣和金融動盪。此外，在危機發生的前後，由於缺乏有效監管，大規模投機性短期資本的參與更是加劇了有關國家危機的深度，並在危機的國際傳遞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功能存在嚴重缺陷，並且具有明顯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1973年後，該組織已不再具有對各國匯率安排進行約束的權力，其主要功能是對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的國家提供短期信貸，以增強其清償能力。然而，由於該組織長期以來資金來源嚴重不足，因此對於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動遲緩，就是力不從心，而且常常附加緊縮開支和經濟自由化等不切實際的條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對亞洲金融危機處理過程中所顯示的，由於明顯受到美國政府和華爾街利益集團的影響，該組織對於美洲以外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往往顯得十分冷漠。這表明了該組織在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區域性貨幣一體化進展顯著。目前，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國首腦和財長會議。總體上看，這個協調機制常常流於形式和務虛，很少具有實質性內容。近年來，IMF和國際清算銀行也在試圖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但或者成效並不顯著，或者對各國並沒有真正的約束力。相比之下，區域性貨幣合作進程卻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歐元於1999年成功面世，歐元區內部也已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歐元的誕生產生了明顯的示範效應。最近幾年來，在拉美、中東歐等地區，一些國家開始採用美元化和貨幣局制度，或者在區域內實行固定匯率安排。盡管兩年前的金融危機迫使阿根廷放棄了貨幣局制度，但似乎並沒有改變這一趨勢。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權地位基本依舊，但正在面臨挑戰。自人類進入信用貨幣本位時代以來，一直沒有誕生獨立的世界貨幣，因此，國際經濟交易始終依賴少數幾個主權國家的貨幣來充當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資產。美元正是這些貨幣中最主要的一種。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藉助美國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權地位。半個多世紀以來，盡管美元在國際支付和儲備資產體系中的份額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達60％左右。依靠這種地位，美國獲得了大量的「鑄幣稅」收入，可以通過輸出美元不斷佔有別國的實際經濟資源。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學術界對於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提出了不少積極的改革建議和方案。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建議包括：增強發達國家之間的貨幣金融合作，建立匯率目標區，以減少大國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尤其是對投機性資本流動的限制（如實行「托賓稅」，即各國對外匯交易征稅）；改革和重塑IMF，增強其資金實力，提高貸款決策的透明度，增加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的表決權；加強區域性貨幣金融一體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較激進的建議，如回歸金本位體系、恢復布雷頓森林體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銀行。
歷史不會進行簡單回歸，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頓森林時代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近幾年的發展顯示，其他改革建議也大多沒有得到有效實施。一個根本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金融動盪沒有切膚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損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在總體上並不積極，對於限制國際資本流動、改革和重構IMF等發展中國家十分關注的改革建議，則更是反應冷淡甚至持反對態度。另外，相互間的潛在利益沖突，也使發達國家很難在所有的改革問題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國一直反對日本在亞洲推動貨幣金融合作，特別是反對其倡導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
展望未來，可以認為，近期內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不可能發生重大變化。不過，從中長期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持續發展，各國之間經濟聯系將更加緊密和深化，預計會有更多的國家積極致力於構建一個穩定和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這意味著上述改革建議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實現。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已經並且仍將利用各種國際場合積極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事實上，自1999年以來，中國在推動亞洲貨幣金融合作方面已經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⑨ 國際金融中心 特點
1.金融市場的完備程度，是衡量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礎指標。
2.開放程度，是國際金融中心的又一個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