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與趨勢
為重建國際貨幣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以美英等國為首的國際社會通過多邊協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主要內容包括：（1）設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調國際貨幣關系，特別是對各國的匯率政策實行監督；（2）實行以黃金為基礎、美元為中心的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3）在成員國發生國際收支困難時，IMF可提供短期信貸，以補充其國際流動性。在最初的近20年裡，該體系運行比較順利，有效地促進了世界經濟的重建、發展和繁榮。但由於該體系的基礎是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並要求其他各國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因此，當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不斷擴大，無法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時，它的繼續存在便受到明顯挑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停止向各國政府兌回美元後，各國紛紛放棄本幣與美元的固定比價，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趨於崩潰。1976年在IMF的提議和組織下，國際社會達成牙買加協定，宣布黃金非貨幣化，同時承認各國實施的浮動匯率制度合法化，這標志著國際金融體系再次進入了一個不受全球性多邊協定約束的動盪的時代。
自牙買加協定簽訂以來，國際金融體系總體上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由於在許多基本問題上至今沒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近30年來的國際金融體系事實上處於一種「無體系」的狀態。不過，伴隨著國際經濟和金融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特別是經濟區域化的快速發展，該體系也發生了一些局部性變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徵：
第一，國際匯率制度呈現出以浮動匯率安排為主、多種匯率安排並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類基本的匯率安排：一是獨立浮動匯率安排，實行國家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和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二是固定匯率安排，包括實行貨幣局制度和傳統釘住匯率制度的國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貨幣國家（如歐盟內部和實行美元化的國家）；三是「中間道路」安排，即各種介於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之間的安排，如爬行釘住制、區間浮動制和管理浮動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較高或國內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發展中經濟體。據統計，2002年，在IMF的186個成員經濟體中，實行上述三類匯率安排的國家分別佔22％、48％和30％。
由於美、歐、日在全球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們之間的浮動安排對國際匯率制度的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就單個國家而言，浮動匯率安排的利益主要體現在可以維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並在一定程度上自動調節國際收支失衡。但從國際金融穩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兩個缺陷：一是匯率的頻繁波動將對正常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造成不利影響，大大增加全球經濟活動的匯兌成本和風險；二是容易引起匯率政策沖突，即運用本幣貶值政策推行貿易擴張，以犧牲他國利益的方式維護本國利益。在過去一二十年裡，盡管全球范圍沒有發生20世紀30年代那種競爭性貨幣貶值，但局部的沖突卻時有發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情形是較為典型的一個例子。而在工業化國家之間，從80年代後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到最近一個時期美元強勢政策的調整，都充分顯示美國在緩解其經常賬戶逆差時對於匯率貶值政策的依賴。
固定匯率安排的主要意義在於通過全部或部分讓渡貨幣主權，換取匯兌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強的國內財經政策約束。各種形式的「中間道路」則有可能兼收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的優點，並使本國貨幣當局具有一種相機抉擇的自由。然而，在美、歐、日等大國貨幣頻繁波動的情況下，無論固定匯率還是「中間道路」安排，實際上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不少研究顯示，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後美元相對於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國等實行釘住美元安排的國家貨幣急劇升值，並嚴重損害了這些國家的貿易競爭能力。
第二，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具有顯著的作用。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由於各國實行嚴格的金融管制，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作用比較有限，許多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調節主要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在發生嚴重逆差時，也可有限地運用匯率政策，並從IMF獲得一定的短期信貸支持。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各國可以方便地通過商業性國際融資彌補其經常賬戶逆差，從而避免採用財政緊縮等可能影響國內經濟穩定的調節措施。作為一種基於市場的安排，國際金融市場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國際流動性，從而大大降低了各國國際收支調節的代價。但在另一方面，它也產生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國家放鬆內部約束，濫用財政擴張政策，延誤必要的國內經濟改革和調整。結果是不僅經常賬戶逆差最終變得難以控制，而且常常為沉重的外債負擔所累，甚至成為金融動盪的根源。
第三，國際資本流動缺乏有效監管，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不穩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資本管制的不斷放鬆，國際資本流動迅猛擴張。目前，全球各類國際資本的日交易量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近年來不少研究顯示，國際資本市場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缺陷，許多國際投資和信貸決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做出的。在資本流向的國別選擇上，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常常發生「飽飢綜合症」，即當看好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前景時，國際資本大規模湧向那裡，而當這些國家因為資本過度流入而出現危機跡象時，國際資本又快速離去。因此常造成這些國家內外經濟失衡，並最終導致貨幣和金融動盪。此外，在危機發生的前後，由於缺乏有效監管，大規模投機性短期資本的參與更是加劇了有關國家危機的深度，並在危機的國際傳遞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功能存在嚴重缺陷，並且具有明顯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1973年後，該組織已不再具有對各國匯率安排進行約束的權力，其主要功能是對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的國家提供短期信貸，以增強其清償能力。然而，由於該組織長期以來資金來源嚴重不足，因此對於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動遲緩，就是力不從心，而且常常附加緊縮開支和經濟自由化等不切實際的條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對亞洲金融危機處理過程中所顯示的，由於明顯受到美國政府和華爾街利益集團的影響，該組織對於美洲以外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往往顯得十分冷漠。這表明了該組織在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區域性貨幣一體化進展顯著。目前，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國首腦和財長會議。總體上看，這個協調機制常常流於形式和務虛，很少具有實質性內容。近年來，IMF和國際清算銀行也在試圖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但或者成效並不顯著，或者對各國並沒有真正的約束力。相比之下，區域性貨幣合作進程卻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歐元於1999年成功面世，歐元區內部也已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歐元的誕生產生了明顯的示範效應。最近幾年來，在拉美、中東歐等地區，一些國家開始採用美元化和貨幣局制度，或者在區域內實行固定匯率安排。盡管兩年前的金融危機迫使阿根廷放棄了貨幣局制度，但似乎並沒有改變這一趨勢。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權地位基本依舊，但正在面臨挑戰。自人類進入信用貨幣本位時代以來，一直沒有誕生獨立的世界貨幣，因此，國際經濟交易始終依賴少數幾個主權國家的貨幣來充當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資產。美元正是這些貨幣中最主要的一種。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藉助美國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權地位。半個多世紀以來，盡管美元在國際支付和儲備資產體系中的份額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達60％左右。依靠這種地位，美國獲得了大量的「鑄幣稅」收入，可以通過輸出美元不斷佔有別國的實際經濟資源。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學術界對於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提出了不少積極的改革建議和方案。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建議包括：增強發達國家之間的貨幣金融合作，建立匯率目標區，以減少大國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尤其是對投機性資本流動的限制（如實行「托賓稅」，即各國對外匯交易征稅）；改革和重塑IMF，增強其資金實力，提高貸款決策的透明度，增加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的表決權；加強區域性貨幣金融一體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較激進的建議，如回歸金本位體系、恢復布雷頓森林體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銀行。
歷史不會進行簡單回歸，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頓森林時代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近幾年的發展顯示，其他改革建議也大多沒有得到有效實施。一個根本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金融動盪沒有切膚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損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在總體上並不積極，對於限制國際資本流動、改革和重構IMF等發展中國家十分關注的改革建議，則更是反應冷淡甚至持反對態度。另外，相互間的潛在利益沖突，也使發達國家很難在所有的改革問題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國一直反對日本在亞洲推動貨幣金融合作，特別是反對其倡導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
展望未來，可以認為，近期內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不可能發生重大變化。不過，從中長期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持續發展，各國之間經濟聯系將更加緊密和深化，預計會有更多的國家積極致力於構建一個穩定和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這意味著上述改革建議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實現。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已經並且仍將利用各種國際場合積極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事實上，自1999年以來，中國在推動亞洲貨幣金融合作方面已經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② 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及其改革方向有哪些
如果是說國際的話，就以美國為例，美國的金融市場非常的廣闊，品種豐富可以滿足各個風險偏好的投資者，尤其是衍生市場十分的發達，對於衍生品這個東西，其實很難定義。就拿期權來說，其實就可以認為是一種保險，而且其農業期貨業是十分發達，著名的就是芝加哥期貨市場，但是由於衍生品市場具有高杠桿和高風險性，而且美國一些金融機構還合成一些金融衍生品，非常的復雜，造成監管的不利，而且衍生品也可以用於逃稅，例如洗賣等。所以，進過這次金融危機以後，會加強對於金融的監管，抑制金融創新，那種大而不倒的金融機構，也有可能拆分，將傳統銀行業務和金融投資等業務分離，這都是有可能的。
③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發展
一、回歸新金本位制的構想
出於對所謂金融資產和實物資產已經構成「倒金字塔」的疑慮，以及美元代行世界貨幣時所導致的「金融霸權」的疑慮，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相信我們必須重新回到金本位制的軌道上來，並提出了所謂「新的金本位制」構想，即全球所有國家同時加入金本位制國家聯盟，來一致確定或同時變更其貨幣相對於黃金的穩定關系。據說這樣既保留了目前金融全球化可能帶來的全球福利增進，又克服了資本積累和世界經濟的虛擬化(Spencer,M；1995) 。持有該構想經濟學家既有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也有一些發達國家的左派經濟學家，例如美國的哈羅德等(姜凌；1999) 。其理由基本是：1、貨幣作為價值尺度自身必須具有價值，現行的信用貨幣體系只能導致人們對純粹信用貨幣的瘋狂追逐和進入資產的無節制膨脹；2、目前的黃金儲備數額巨大，足以保證以黃金為基礎的貨幣取得相當的穩定性；3、回歸金本位制度還意味著，發達國家榨取通過膨脹稅以及國際鑄幣稅的可能性被剝奪，因此新金本位更公正；4、金本位制能更有效地克服經濟國家主義，由於各國貨幣實際上是用黃金錶徵的，不存在利用名義匯率的升貶值來行"貿易或金融的國家保護主義之實"的可能(Shelton，J；1998) 。
貨幣體系的百年危機和變遷證實，向金本位制度的回歸幾乎不能解決任何問題。1、盡管在80年代以來，爆發了多次區域性金融危機，但是目前尚沒有一例演變為全球性的經濟衰退乃至崩潰。從歷史上看，金本位制並不足以保證世界經濟避免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威脅。例如古羅馬、中世紀的歐洲、西班牙和巴西都在徹底的金本位制下發生了物價漲幅在30倍以上的通貨膨脹；而世界經濟則在金本位制下於1879-1896和1929-1933年之間爆發的以金融體系的崩潰為導火索的世界性經濟蕭條(鍾偉；2000) 。2、金本位制度是對人類資源的驚人浪費，世界經濟越發達，所需要的純粹作為交易中介的全球黃金存量就越驚人(特里芬；1997) 。退言之，即使金本位制度下的金融資本全球化更為公正，但它卻註定要使全球經濟增長收斂於一個極限(全球可充當貨幣用途的黃金存量)，或崩潰於一個極限(這是指要麼世界經濟的發展由於黃金資本的極度匱乏而崩潰；或由於人類技術的進步可以合成黃金而導致金本位基礎全部喪失而崩潰)。經濟金融化或虛擬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進程。3、人類並非沒有進行過回歸金本位制度的失敗嘗試，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英國和1933-1934年的美國。 例如美國在羅斯福新政時期曾經部分地採納過所謂的"償付美元"(Compensated Dollar)的計劃，這種金本位制制度允許貨幣黃金官價進行周期性調整以穩定國家的物價水平，即當價格下降時以提高黃金官價而在價格上升時降低黃金官價，這時的金融資本國際化實際上是公開以犧牲其它國家的通貨穩定來換取本國的物價穩定(Warren, G & Pearson,F；1937) ， 較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金本位沒有任何實質上的公正性。歷史上已經發生過的向金本位制復歸的實踐也說明，試圖重拾被拋棄了近半個世紀的金本位制是不可能的。
二、重建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構想
在1997年2月15日至17 日德國席勒研究所與高克斯國際勞工委員會在瑞斯頓通過的緊急呼籲書中提出來的。在呼籲書上簽名的有席勒研究所的創辦人海爾格和烏克蘭國家議會議員那塔利亞等各國政界學界知名人士數百人、包括80位美國現任和前任議員、53位獨聯體國家的議員、17位拉丁美洲的議員、35位宗教界人士、40位國際工會領導人，以及來自歐洲、非洲和亞洲的政府首腦和知名人士。而持有類似於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觀點的，恐怕還包括諾獎獲得者，法國的阿萊，以及頗有爭議的美國人Lyndon.Larouche等人(Sanger,D；1999) 。
該吁書的主要內容是這樣的：1、目前全球金融投機泛濫和國際金融秩序混亂，世界面臨生產衰退和大規模失業。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制推行的所謂改革政策，給前蘇聯、東歐國家以及許多拉美、非洲國家造成嚴重的社會災難。整個國際金融體系時刻有傾覆之憂，其政治、社會、軍事惡果不堪設想。2、由於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已可能威脅到整個人類的文明，所以必須緊急召開新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世界各個主權國家需要採取聯合行動，破除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制，建立新的國際金融秩序，進行全球性債務重組和恢復固定貨幣匯率制度。金融資本全球化本身所包含的發達國家對國際鑄幣稅的壟斷，已經使外圍國家成為犧牲品，國際金融機構無權要求用人民的血肉來償還他們的債務。2、美元充當世界貨幣是極其危險的，「不僅對於一國的人民，而且對於全世界的人民，現在必須設法廢除國際壟斷金融機構強加給他們的金融枷鎖」。主權國家有權推行獨立的反經濟蕭條經濟政策，對社會基礎設施、工業和農業的大規模投資提供低成本的長期信貸。更為極端的恢復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議則要麼聲稱全球進入廢止現有貨幣的緊急狀態(Larouche，L；2000) ，要麼呼籲銷毀貨幣，重構新的全球管定匯率制和全球中央銀行(Shelton,J；1994) 。
上述構想似乎忽略了貨幣體系自身演進的歷史必然性及其進步性，無論金融全球化造成全球福利增量的分配公平與否，它至少是導致了全球一個福利增量的出現；純粹譴責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並從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出發要求重建金融新秩序，將資本利得的全球分配公平化，其用意無可厚非，但是由於目前國際貨幣和經濟體系基本上是發達國家所壟斷的資本主義體系，這樣的體系勢必服務於世界經濟?quot;一超多強，貨幣體系的改革進程似也很難由發展中國家"呼籲"中的新布雷頓森林體系來解決。
三、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近來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往往還和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世界銀行等的尖銳指責，因此，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不能不和這些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聯系在一起。以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為代表，提出了重構這些國際組織的設想。鑒於這種思路往往寄希望於將IMF改造成全球中央銀行，因此其理論淵源甚至可以追溯到1937年哈耶克在其《貨幣的民族主義與國際穩定》，1982年麥金農的《貨幣穩定的國際准則》等(Mekinnon,R；1984) 。其理由如下：1、IMF最初的目標是保證開放的全球經濟的貨幣穩定，以替代在二戰之前就搖搖欲墜的金本位體系。但IMF和世界銀行一樣，是為美國提供全面控制而設計的，美國否定了全球中央銀行的設想，而代之以更弱的、處於依附狀態的IMF，以便於對它既實施控制，又和其它國家共同分攤責任。2、這樣的制度設計使得IMF既沒有能力強迫發展中國家執行結構調整，並防止其過度聚舉債；也沒有能力要求操縱它的發達國家實施有效的債務減免方案。3、IMF雖然追求在最大公開化條件下，加速其重歸貨幣可兌換的目標，但它所提出的極其野蠻的解決方法是眾所周知的，IMF沒有真正的權威來穩定國際貨幣體系。而其它指責並不局限於IMF，甚至包括世界銀行、WTO、西方七國集團以及聯合國等等。
基於以上分析，薩米爾.阿明認為，改革方案應該包括以下內容：1、將IMF轉變為擁有真實的世界貨幣發行權的世界中央銀行，這種真實貨幣將取代美元，保證匯率的穩定，並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在增長中調整"所需的清償能力。2、把世界銀行變成一種基金，使它能夠從德國和日本等吸收國際資本，並注入到發展中國家(而不是美國)。這種意在推動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資本流動調節同時會迫使美國減少其巨額的經常項目赤字。3、檢討歐洲、日本和美國之間的金融政策協調，使之朝著允許匯率獲得相對穩定，並迫使美國調整其結構性赤字的方向發展。同時依據地區性和世界性相互依存關系來重建第三世界國家組織，從而消除正在進行中的全球單極化的消極影響。4、重建聯合國體系，使之成為政治和經濟談判的場所，以便於把世界主要地區的金融活動和貨幣政策協調機制建立起來(阿明；1995) 。
以上構想的實質，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對美元霸權、對發達國家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安，希望發達國家更多地分攤貨幣危機的損失等。但很明顯地，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實際上處於霸權後體系，該體系中有霸則穩，貨幣體系背後也同樣是國力的對比(Cooper,N；1989) 。發展中國家更應該強調的，也許是貨幣體系中，強國和弱小國家權責的平衡，如何正確分享更多的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引導和發言權，仍然是有待爭取的遙遠路途。
四、國際貨幣的非國家化和組合商品化設想
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認為，既然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種種弊端與國別信用貨幣(尤其是美元)充當世界貨幣有關，那麼最直接和最大膽的設想當然就是將貨幣非國家化，這種思路包括兩種方案。一是私人金融機構發行的競爭性貨幣，使貨幣與國家信用完全脫鉤。我們來看貨幣非國家化根治現行金融體制諸種難題的理由：1、國際金融體系脆弱性加深的問題實際上可以歸結為政府壟斷貨幣發行的弊端。從孟德爾、米塞斯一直到N.Wallace 、L.White等的所謂貨幣法律限制學派，一致將貨幣定義為法律限定之結果， 政府將國內和國際鑄幣稅收入當做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2、政府先天就缺乏制約貨幣發行的內在動力，政府對貨幣發行權的濫用和壟斷是造成貨幣體系脆弱不堪的關鍵。解決這些問題的捷徑就是貨幣發行的非國家化，即廢止國家發行貨幣的特權，由私人銀行來發行貨幣。因為非國家化貨幣具有自由競爭性，競爭將導致大多數具有私人貨幣退出流通領域，市場上將僅存信譽卓著的跨國金融機構所發行的非國家化貨幣，這種建議甚至沒有超出哈耶克早年的思想(Hayek,F；1973) 。二是以組合商品為基礎的價值貨幣，使貨幣成為純粹的商品本位貨幣。部分反對美元本位的經濟學家，除了象阿明那樣建議創造全球通貨以外，也有持商品組本位貨幣的。實際上早在1931年時格雷厄姆就已經預見到了這些缺陷並提出了貨幣的組合商品化建議。即人們可以用一組基本商品，例如鋼、銅(資訊 論壇)、煤、木材和小麥(資訊 論壇)作為貨幣基礎來發行貨幣，金融機構發行的組合商品貨幣來替代信用貨幣，將使貨幣從根本上喪失信用特徵，而成為一種以實物資本為抵押的價值貨幣，自然現在貨幣體系就對所謂金融資產膨脹之類?quot;金融癌症具有先天免疫力。
以貨幣非國家化來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治療方案十分危險，其實質乃是剝奪國家的任何鑄幣稅可能，轉而將這種鑄幣稅利益完全交付給市場約束下的金融機構，以此來完全消除國家可能從金融資本全球化中獲得的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的影響。這種理想主義設想之所以比現行的貨幣體系更為危險，是因為它建立在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理念上，實際上自由以及市場機制的有效性都是有限的(Buchanan,J；1976) 。貨幣非國家化改革的失敗意味著世界金融經濟的總危機，其成功則意味著具備發行世界貨幣資格的巨型金融機構的出現，這種巨型金融機構幾乎可以摧垮一切試圖對其本身進行監管的國家或國際組織，而這種"金融巨無霸"當然不大可能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機構。
至於由私人機構發行以商品組為基礎的、具有全額實物資本抵押式的貨幣，其本身可能給貨幣體系帶來的問題遠多於其能解決的問題。不僅將使設置、儲備、保管這些所謂商品組的費用極度高昂；且一旦發生貨幣危機，由於作為貨幣價值基礎的抵押商品組構成復雜，難以分割和分配，實際上是不可能和相應的貨幣相兌現的，貨幣體系將失去對金融危機的幾乎全部自我調節能力。因此上述兩種方案在理論和實踐上難有希望。
發展中國家還就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提出了許多其它方案，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改革方案還有：1、24國集團簽署的《加拉斯加申明》，意在由國際債務人(通常是發展中國家)和債權人(通常是發達國家)共同承擔國際貨幣體系危機的損失，以及擴大發展中國家在重大國際金融機構中的參與權。2、世界經濟論壇第七屆東亞經濟高峰會提出的《危機地區方案》，意在整頓金融體系，加強全球資本流動監管，以及採取區域貨幣制度、徹底美元化、強化國際貨幣協調等等。總體上來看，發展中國家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要求在於降低匯率波動、增強自身清償力、強調危機損失的全球分攤等。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自從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人類的貨幣體系一直在"無制度"中運行(陳彪如；1990) 。目前以美元代行世界貨幣，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國際貨幣領域擁有強大的發言權的確於發展中國家不利，於防範貨幣危機不利，但迄今我們既未探索出，也沒有充分預見到可以取代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更為公正和穩健的新世紀貨幣體系。
④ 論述及評價國際金融體系的發展演變歷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以美英等國為首的國際社會通過多邊協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
主要內容包括：
（1）設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調國際貨幣關系，特別是對各國的匯率政策實行監督；
（2）實行以黃金為基礎、美元為中心的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
（3）在成員國發生國際收支困難時，IMF可提供短期信貸，以補充其國際流動性。在最初的近20年裡，該體系運行比較順利，有效地促進了世界經濟的重建、發展和繁榮。但由於該體系的基礎是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並要求其他各國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因此，當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不斷擴大，無法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時，它的繼續存在便受到明顯挑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停止向各國政府兌回美元後，各國紛紛放棄本幣與美元的固定比價，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趨於崩潰。1976年在IMF的提議和組織下，國際社會達成牙買加協定，宣布黃金非貨幣化，同時承認各國實施的浮動匯率制度合法化，這標志著國際金融體系再次進入了一個不受全球性多邊協定約束的動盪的時代。
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充分說明了國際金融機構在危機中的乏力。金融危機暴露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的一系列嚴重弊端：首先是作為儲備貨幣的美元，其發行不受任何限制，實際上是一種「信用」本位，美國幾乎可以無約束地向世界傾銷其貨幣，但其償還卻因為匯率的「浮動」而得不到保障。其次是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缺乏平等的參與權和決策權，仍是建立在少數發達國家利益基礎上的制度安排。因此，構建新的國際金融體系，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至關重要。
⑤ 當前國際體系變革主要表現出哪些內容
國際權力好比一個蛋糕，它就那麼大，總的大小不會變，你的實力上升了，相對的別人的就下降了，那麼你必然會要求更多的國際權力，就會改變現有的權力格局，所以國際體系就只能隨著變動了……
變化一:國際地位提升的基礎是綜合國力增強
1.中國找到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將現代化規律和本國國情有機結合，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21世紀頭8年中國經濟在世界的排位幾乎是一年上一個台階2008年GDP達到 4.4萬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今年可能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增長奠定了中國國際地位提升的基礎。
2.中國與世界的關聯度空前增強。中國廣泛參與全球和區域合作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2007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首次超過美國，躍居世界首位。2008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近22%。中國同國際社會建立起千絲萬縷的聯系積極參與國際和地區事務履行應盡的國際義務在反恐、防擴散、打擊海盜等國際事務上發揮著負責任的建設性作用成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重要力量。
3.其他主要力量受到國際金融危機沖擊而實力地位發生變化。美在伊戰後國際形象和軟實力受損，其秘密監獄、虐待戰俘等行徑使美國「民主、自由、法治、人權」旗手形象大打折扣，國際地位和聲譽下降。國際金融危機又使其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受到沖擊。俄羅斯受金融危機沖擊較大，歐盟一體化進程放慢，日本經濟發展面臨新困難印度、巴西等發展中新興大國受到金融危機影響增大。
變化二:中國成為應對金融危機的重要力量
1.中國應對金融危機採取的措施，不僅對本國經濟，而且對區域經濟乃至世界經濟都產生了積極影響。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形成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一攬子計劃。今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139862億元同比增長7,1%。在美歐日經濟衰退的情況下，世界普遍寄希望於中國率先走出危機帶領世界經濟復甦。中國一再表明，將繼續同國際社會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積極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穩定為推動恢復世界經濟增長作出應有貢獻。可以說中國一直在向世界傳遞著戰勝危機的「中國信心『』。
2.國際社會高度評價中國在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的積極姿態和果斷行動。大多數國家認為中國的一系列舉措展現出了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的責任感。歐盟財政規劃和預算事務委員達莉亞•格里葆絲凱特的觀點頗有代表性:「雖然具體問題如何解決還需各方的磋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這輪金融危機是無法完全得到解決的。」國際社會認為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可望在危機後進一步提升甚至有專家認為，「金融危機將成為中國從地區大國崛起為全球性大國的標志性事件」。
變化三:中國深入參與國際體系調整，將牽動世界格局走向
國際金融危機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拉開序幕。受金融危機影響西方國家深陷衰退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從金磚四國的迅速崛起到發展中國家有一席之地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一個明顯的趨勢是:作為金磚四國中最大的經濟體，中國正從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邊緣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作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二大進出口國、第三大經濟體同時也是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最大的國家，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及國際秩序變革中的作用和影響備受矚目。美歐等西方國家主動深化與中國的合作，新興大國希望加強與中國的協調發展中國家希望中國維護其利益各國對中國的借重明顯增強。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中的話語權提高，在聯合國改革、氣候變化談判、糧食和能源問題等其他重要國際議題方面中國的主張和建議也越來越受到重視。英國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公開稱:「歷史學家將會審視2009年發生的一切.看到中國在穩定全球資本市場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人們相信中國將成為國際舞台上更為引人矚目的力量。
變化四:「中國模式」等軟力量大幅提升，推動發展模式多樣化
此次金融危機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活力和影響力提高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突破了傳統計劃經濟的框框，又不盲目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模式，而是將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運行方式相結合。在強有力的國有經濟支持下政府對市場進行有效的調控和監管.使得中國具有較強的規避危機與應對危機的能力。
提升中國國際地位的機遇與挑戰
1.全面認識中國國際地位的復雜性
實力上升並不一定導致地位上升和影響力上升。鄧小平指出:「中國是個大國，另一方面實際上是小國，是不發達國家，或叫發展中國家。」中國是人口大但還不是人力資源大國、人才強國。由於有13億人口，不管多麼可觀的財力物力只要除以13億那就成為很低的人均水平。這種既大又小、既強又弱的矛盾現狀在相當長時期內都難以根本改變。這突出反映在經濟上中國已成為當之無愧的經濟大國但仍非經濟強國。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居世界第三佔世界經濟總量7.25%接近美國的1/30但人均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人均GDP只有美國的1/16仍然排在全球100多位。「中國製造」無處不在但中國有自主創新能力的企業僅為0.3%，中國自己的世界名牌屈指可數。
同時隨著中國綜合國力不斷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待日益上升要求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中國歷來是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一員，始終以認真、負責的態度處理國際和地區事務。作為一個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的主要任務是首先把自己的事情辦好這是中國對自己、對世界承擔的最大責任。對於中國來說也只有解決好自身發展問題才可能在世界上承擔更大責任。而且，隨著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地位和影響不斷上升，中國也應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2.中國國際地位進一步提升有四大機遇
(1)和平轉型的國際體系，有利於中國漸進式地成為世界主要大國。當代國際體系轉型的大趨勢是從大國對抗為核心的傳統特徵向大國合作治理全球問題的未來特徵轉變。「和平與發展」將成為未來幾十年國際體系的主導力量。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與當代國際體系轉型是正相關的歷史進程這是以往後起大國所沒有的歷史條件。
(2 )在全球事務中各方對中國的借重和需求顯著上升。雖然以聯合國為主體的全球治理體系尚需完善但國際社會認為主要國際組織應在現有架構基礎上發展和演變，繼續發揮而不是削弱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作用。中國是國際體系的積極建設者各方對中國的借重和需求顯著上升，中國在重大國際議題上的發言權和影響力上升，正從世界舞台的邊緣走向中心，戰略迴旋空間大大拓寬。
(3)廣大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和影響上升，是中國實現和平發展道路不可或缺的戰略依託。進入21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開始進入經濟高速增長的快車道。這不僅表現在「金磚四國」對世界經濟日益顯著的影響力而且出現了「鑽石七國」迅速上升的勢頭，整個非洲經濟也呈現前所未有的增長態勢。這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現象。也就是說中國作為其中的一員不是孤軍奮戰不是單兵崛起發展所遇的阻力會減小。
(4)中國和諧世界的理念已經形成，使世界各國對「中國wei脅」的看法和擔憂有所減弱，對中國的信任、肯定和信心有所增強。
3.面臨的風險挑戰
(l)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造成全球經濟衰退，中國外部發展環境空前嚴峻。美歐日經濟同步滑向衰退邊緣，全球經濟陷入深度衰退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中國進出口下滑工業生產明顯放緩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能否確保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將決定中國能否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進一步增強綜合國力，提高國際地位。
(2 )地區熱點此起彼伏，周邊亂象叢生，中國外部安全環境風險和隱患增多。朝核、伊核等國際熱點問題有升溫趨勢中東、中亞和外高加索地區動盪加劇海盜、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等問題日益突出國際安全形勢依然嚴峻。中國周邊一些國家處於經濟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加劇，政局持續動盪。中國仍然面對外部的戰略防範和牽制面對分裂勢力和敵對勢力的干擾破壞外部安全環境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對國家安全與和平發展造成重大挑戰。
(3)意識形態因素對國際關系的影響上升，中國外部典論環境仍存在較大壓力和挑戰。盡管國際上越來越多的人接受、認同中國和平發展是機遇但仍有一些人對中國的和平發展抱有種種疑慮，充滿誤解和偏見，甚至鼓吹形形色色的「中國wei脅論」。部分學者將西方現代國際關系史上存在的大國興衰、霸權更替規律強加於中國宣揚「強國必霸」等論調，質疑中國的和平發展。同時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依然深刻復雜國際上一些勢力仍在利用民主、人權和宗教問題「抹黑」甚至妖魔化中國。如何消除外部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偏見，讓更多的人接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一個客觀友善的國際輿論環境，將是中國長期面臨的挑戰。
(4)中國發展面臨諸多內部困難。當前中國發展呈現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徵:經濟結構不合理和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還沒有根本改變，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夠協調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加大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民生問題比較突出;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衛生、居民住房、安全生產、司法和社會治安等方面的問題仍然較多。這些內部問題是中國進一步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
總的看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是單一的、靜態的.而是復合的、動態的。中國的國際地位內在蘊含著大和小、強和弱的對立統一，具有復雜性、快速多變的特性中國正處在從大而弱的國家走向大而強的國家、從地區大國走向世界大國的歷史進程之中。
⑥ 國際金融體系深化改革的阻力和障礙主要有哪些
①國際多邊機構的一些運作看，往往是承諾容易，執行困難。在後續程序專和政策的協調，
監管框屬架的建立，全球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的穩定方面，執行的任務依然艱巨。
②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強國仍然想接著以前的體系維護本國的利益，使得國際經融機構的職能形
同虛設！
③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且需要很大的成本，單靠幾個國家改革起來比較困難！
⑦ 國際金融危機下國際金融體系重新構建研究
暈。。你這課題做的。。。很趕潮流喲。
但是可能有點難做喲，因為這個東版西是眼下各國都在努力權希望解決的，也是布林森頓體系瓦解後30餘年裡世界希望解決但一直解決不了的。。。
只有多上網搜搜，多借鑒。。。多說套話。。。
⑧ 如何看待後金融危機時代的國際格局大調整及體系大變革
我也是來找答案的，GDMC的同學嘻嘻
不過，估計你要給分我！
世界格局包括世界經濟格局和世界政治格局，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快於世界政治格局變化。南北經濟力量博奕是促進當今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重要因素。所謂南，系指南方國家，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獲得獨立與主權的發展中國家。所謂北，系指北方國家，即發達國家，集中在被稱之為「富國俱樂部」的經合組織（OECD）之中。南北關系，體現為南北政治、經濟、科技和安全、軍事等各方面的相互合作與斗爭，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南北經濟實力對比逐漸發生的變化。聯合國及其所屬機構發表的數據表明，20世紀80年代，南方國家的GDP增速已高於北方國家，但人均GDP增速則低於北方國家。然而步入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不僅在經濟總量上縮小了同發達國家的差距，而且在人口基數增加的前提下，人均GDP也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鴻溝。在21世紀頭10年，發展中國家的GDP和人均GDP增速以及拉動經濟增長的私人消費、固定資產投資和對外貿易「三大要素」的增速都繼續保持高於發達國家的勢頭。變是永恆的，世界唯一的不變就是變。人們不應再以靜止的觀點看待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和作用。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比發達國家以更快速度增長，南北差距就會趨於縮小，世界經濟格局就會發生改變，這是必然的結果。
一、亞洲率先走向崛起
亞洲地域面積約佔世界陸地面積的三分之一，人口約佔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三,堪稱世界第一大洲，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有過自己的輝煌。1820年，全球經濟總量為6950億美元，法國、英國、美國分別佔5.4%、5.2%、1.8%，而中國和印度則分別佔28.7%和16%。但是,伴隨著工業革命，西方列強對亞洲進行了大規模的殖民擴張與侵略。然而，二戰後，由於眾多因素的綜合作用，在亞洲率先涌現出一批跳躍式發展的國家和地區。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台灣、韓國、香港和新加坡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相繼起飛成「龍」，被國際社會譽為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NIES)；80年代至90年代，馬來西亞、泰國「准新興工業經濟體」以及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等也都在加速經濟發展，以爭取早日成為新興工業國。尤其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未、越南在80年代中、印度在90年代初開始的經濟變革，促進了各自經濟的騰飛，為東亞乃至亞洲的持續高速增長發揮了「拉動效應」。在1997—2007年的10年裡，亞洲國家和地區克服了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躍居為全球經濟發展最快和最具活力的地區，亞洲新興經濟體的GDP年均增速超過9%，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愈益增大。日本《富士產經商報》在2008年4月4日報道中指出，2007年，中日韓、台灣、香港、東盟10國等亞洲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1.7萬億美元，是1980年的6倍。中國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業已替代日本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引擎，以日本為領頭雁的「雁行模式」早己不復存在。約翰?奈斯比特在《亞洲大趨勢》一書中指出，150年來，西方享受了進步與繁榮，而亞洲卻遭受貧困與飢餓。現在，亞洲正走上經濟復興的道路，這將使他們重新得到他們以前文明所擁有的輝煌和榮耀。
二、新興大國的騰飛和「超高速」發展
美國高盛集團全球經濟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奧尼爾，在本世紀初就開始關注和研究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巴西經濟的可能發展，並在2003年發表了《與「金磚四國」一起夢想——2050年之路》研究報告，提出了「金磚四國」(BRICs)的概念。「金磚四國」都是大國，盡管在這場歷史罕見的金融危機中，俄羅斯經濟嚴重衰退，巴西經濟陷入零增長，但由於中印經濟的拉動，「金磚四國」經濟總和佔全球GDP 的比重還是由2007年的13%上升為2009年的15%，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國際力量，加速了南北經濟格局的變化。繼「金磚四國」之後，美國高盛集團於2007年推出了所謂「鑽石十一國」概念（ 菲律賓、孟加拉、埃及、印尼、伊朗、韓國、墨西哥、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土耳其和越南），指出在2004—2007年4年間，十一國的經濟增長率平均約為5.9%，是歐洲國家平均增長率的兩倍以上。日本「金磚四國」研究所在2007年則提出一個新的專有名詞「展望五國」（VISTA），系指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認為這五個國傢具有很大的發展潛能，在未來幾十年內，其經濟將會有飛速的發展。根據日本「金磚四國」研究所的推算，從2005—2050年，西方七國集團的經濟規模以美元計算，與現在相比最多擴大到2.5倍，「金磚四國」將擴大到20倍，而「展望五國」可能擴大到28倍。這雖然只是對未來的一種展望和一種預期，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南北經濟未來發展的變化趨勢。
「金磚四國」、「鑽石十一國」和「展望五國」的成員被國際社會冠以新興市場、新興經濟體和新興工業國等稱謂。何為新興市場或新興經濟體？究竟有多少新興市場或新興經濟體？現在尚沒有明確的界定標准和准確的數字，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新興市場或新興經濟體現已遍布於亞洲、非洲、南美洲、東歐及中東各個角落，形成了「新興經濟群體」。新興經濟體屬於發展中國家，因而發展中國家興起與騰飛己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美國《外交》雜志前總編輯、《新聞周刊》國際版主編法里德．扎卡里亞認為，20年來，工業化西方之外的國家以過去不可想像的速度發展。這意味著他者的崛起——世界其他地區的崛起（見美國《新聞周刊》，2008年5月12日版）。所謂「他者的崛起或世界其他地區的崛起」，不僅包涵著充滿經濟活力的亞洲及發展中大國的崛起，而且包涵著其他地區及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正在發生的「悄悄的巨變」。每次大危機都會帶來大變革，導致世界經濟格局的調整與變化。這次起源於美國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更是如此，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發展模式、美國的金融創新制度、美國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及國際金融機構的作用等等，都受到了廣泛的質疑。美國匹茲堡G20峰會弱化了八國集團的作用，將包括10個新興經濟體的G20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最重要論壇」和「世界經濟新協調群體」，標志著主導世界經濟的美日歐三強已無法單獨解決全球性大問題，標志著影響力日益增長的大型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地位的提升和話語權的擴大，標志著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新的變化。
三、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仍具備持續發展的基礎
從各方面的預測考量，2009年世界經濟陷入二戰後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衰退。盡管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收縮幅度變小，但世界經濟和發達經濟體衰退的總趨勢已成定局，不會出現逆轉。在經濟全球化作用下，發達國家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迅速慢延到發展中國家，使發展中國家受到拖累和影響，俄羅斯、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等大型新興經濟體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經濟萎縮，然而，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經濟表現依然好於發達國家。據世界銀行預測2009年發展中國家的GDP約增長2.1%，與發達國家超過負3%的經濟表現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從當今實際情況分析，國際金融危機最壞時期業已基本過去，世界經濟開始觸底反彈，其主要依據是恐慌指數（VIX波動率指數）已降至30%以下，表明投資者對後市的恐慌程度開始降低；企業投資慾望開始增強，銀行開始改變惜貸政策；PMI持續回升；消費者信心開始回暖；首次申請失業人數開始下降；股市反彈。上述六個經濟觸底指標雖己有所改善，但都只是初見端倪，此外，還存在著眾多不確定因素，有毒資產尚未消除，債務危機和銀行倒閉事件時有發生，因此，世界經濟復甦基礎尚不穩固，經濟復甦力度尚較為脆弱，世界經濟和發達經濟體不可能在短期內恢復到2002—2007年的增長水平，將會在低速增長甚至是衰退軌道上持續滑行兩三年，亦即呈現「U型」反轉走勢。如果各國特別是二十國集團能夠真正「同舟共濟」，把對金融的救助轉向對實體經濟的支持，排除持續增長的障礙，不輕意改變宏觀政策，不向他國轉嫁危機，那麼2010年全球經濟出現「雙谷衰退」的機率不大，但個別國家在持續幾個季度的復甦增長後，經濟增速再度下行則是有可能的。由於日元升值及通貨緊縮，為防止經濟反彈後再次下滑，日本央行於2009年12月1日再度將基準利率維持在0.1%水平不變，並將通過新的貸款工具向金融體系提供10萬億日元資金，以增加流動性。聯合國發表的《2010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預測2010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僅為2.4%。世界經濟從2009年的負增長轉為2010年的正增長是一個重要的積極變化，但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傳統定義，世界經濟增長率在2.5%以下，即認定為世界經濟衰退，因而2010年世界經濟仍將在衰退之中或衰退的邊緣徘徊。
然而，在世界經濟逆境中，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以高於發達國家經濟增速向前發展的態勢並沒有改變，其發展前景仍具有持續性，其主要依據：一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消費市場需求龐大；二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擁有雄厚的外匯儲備和國內儲蓄；三是 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研發支出顯著增長，高新技術產業正在逐步興起；四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組建的新興跨國公司，在世界500強中所佔數目及市值日趨增加；五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積極推動簽署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全球現有209個自由貿易區和自由貿易協定，區內貿易已佔世界貿易額的50%；六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發展指數，亦即將貿易盈餘轉變為本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能力正在逐步增強；七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貿易保護力度增強的形勢下，相互之間的貿易激增。鑒於上述情況，2010年發展中國家作為整體將以5.1%的速度增長，其中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率約為6%，而發達國家僅約為1.75%（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值為1.3%），由此可見，新興經濟體追趕發達經濟體的空間依然十分巨大，在全球經濟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一趨勢必將有助於世界經濟格局及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的變革。
新興經濟群體的崛起是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典型體現。正如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所說，未來世界經濟格局的一個鮮明特點是主要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在金融危機之前，這些經濟體已經開始崛起，隨後而至的危機則更加快了崛起的步伐。亞洲是「新興世界的中心」，在世界經濟回暖之際，亞洲經濟回升的勢頭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區都更加迅速和強勁。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說，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支撐了亞洲的經濟，即便是美國經濟減速，亞洲也不會陷入經濟衰退（《日本經濟新聞》，2008年4月3日）。英國《經濟學家》預測新興亞洲國家將呈現V型反轉，未來五年內，年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7—8%，其復甦速度是全球各國平均速度的三倍以上。因此，亞洲是世界經濟增長的
新源泉，世界經濟發展重心正向亞洲轉移。在亞洲的引領下，預計2020年左右，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將佔全球GDP的50%。日本《福布斯》月刊2008年5月號發表了李光耀的題為《世界經濟的中心是亞洲》的撰文，他預測今後20年，中國和印度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會超過9%，其他東亞國家約為7.5%，到2030年，亞洲將佔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50%，回歸「世界笫一」的位置。2009年11月在新加坡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奧巴馬不得不強調亞洲對美國的重要性，宣示美國脫離全球發展最快速地區的時代已經結束，美國將重返亞洲。
四、經濟實力是經濟權力分配和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基礎
世界經濟發展新態勢，必然導致國際經濟關系、世界格局變化以及國際經濟政治秩序調整的連鎖反映。正如法國《青年非洲》所指出的「危機就像一場風暴或者龍卷風，所到之處景象改變。而當危機結束時，我們將發現一個不同的世界，世界格局己然改變」。事實表明，美國在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中遭受到多重挑戰，具體表現為：美國第一經濟強國地位受到挑戰；美國治理全球能力受到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受到挑戰；美元特權地位受到挑戰，等等。這些挑戰歸結為一點就是世界格局不應以「單極世界」為主導，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應該承認和接受這一客觀現實。
新興經濟體的崛及世界經濟格局轉變，說到底是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作用的結果。《共產黨宣言》發表150多年以來，世界格局大體經歷了英國獨領風騷，英法德群起稱雄，美國充當救世主，稱霸世界。從世界體系論的角度看，大國興衰的實質是：有的國家從世界的「中心」向「外圍」滑落，有的國家則從「外圍」走向「中心」。大型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中印兩國的崛起是「歷史的復歸」，將逐漸改變世界經濟現有版圖和格局，對重振亞洲雄威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鄧小平早就說過「中印兩國不發展起來就不是亞洲世紀。真正的亞太世紀或亞洲世紀，是要等到中國、印度和其他一些鄰國發展起來，才算到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頁）。印度也看到中印兩國共同發展的重要性，2004年印度商務國務部長齋拉姆使用了一個新詞CHINADIA，把中國與印度連在一起，CHINADIA意味著中國和印度共同前進與合作。
然而，在當今新的時代條件下，新興大國的崛起不能再沿襲近代以來大國爭霸的歷史，走依靠發動侵略戰爭，實行對外擴張的道路，而只能是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亦即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胡錦濤在越南國會的演講，2005年11月1日）。從亞洲新興大國的迅速發展中，可以看到亞洲發展和亞洲崛起的前景。亞洲崛起與以往歐洲崛起、美國崛起的歷史背景不同，它是多元文化共同發展、共同存在、共同繁榮、共同融合的產物；是在全球化條件下的崛起，與歐洲、美洲等其他大陸是一個相互交叉、共同促進的過程，它的崛起並不意味著其他大陸的災難（澤羽：國際亞洲研究學者大會，社會科學報2005年8月18日）。
世界許多國家看到了亞洲崛起的勢頭，並給予了積極的評價。早在2004年12月，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所做《展望2020年描繪全球未來》的預測報告指出，今後15年「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將足以匹敵19世紀的德國和20世紀的美國，在地緣政治學上產生劇烈的沖擊」。美國《商業周刊》認為，世界從未見過這兩個佔全球1/3人口的國家在同一時刻崛起，中國和印度擁有改變21世紀全球經濟的實力和活力（美國《商業周刊》：《中國和印度的崛起》，2005年8月22日）。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在2006年1月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甚至說，中印的崛起有可能與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並列成為過去一千年三大重要經濟事件。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南北差距雖然趨於縮小，但差距依然巨大，發展中國家要想擺脫不發達狀態，中印等大型新興經濟體要想做到既受國際社會重視，又受國際社會尊敬，仍任重而道遠。
⑨ 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影響
奧巴馬說，美中關系從未像現在這樣對我們共同的未來如此重要。21世紀的重大挑戰，無論是氣候變化、核擴散，還是經濟復甦，都不能通過單獨行動加以應對。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歡迎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作用，也是胡主席和我決定建立21世紀美中積極合作全面的關系的原因。他說，我們同中國的夥伴關系使我們得以擺脫幾代人以來遭遇的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美中夥伴關系對應對危機發揮了重要作用。 雙方昨日還發布了《中美聯合聲明》。《聲明》強調，雙方決心共同努力，推動全球經濟實現更加可持續和平衡的增長。為此，雙方注意到彼此強有力和及時的政策措施有助於遏制全球產出下降和穩定金融市場。雙方同意延續現有舉措以確保強健、可持續的全球經濟復甦和金融體系。雙方重申將繼續在宏觀經濟政策領域加強對話與合作。雙方承諾履行在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二十國集團峰會和在新加坡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中作出的所有承諾。《聲明》說，雙方將進一步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溝通與信息交流，共同努力採取調整國內需求和相關價格的政策，促進更加可持續和平衡的貿易與增長。中方將繼續落實政策，調整經濟結構，提高家庭收入，擴大內需，增加消費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改革社會保障體系。美國將採取措施提高國內儲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推動可持續的、非通貨膨脹式的增長。為此，美方致力於將聯邦預算赤字降到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水平並採取措施鼓勵私人儲蓄。雙方將採取前瞻性的貨幣政策，並適當關注貨幣政策對國際經濟的影響。《聲明》指出，雙方認識到開放貿易和投資對本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的重要性，並致力於共同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雙方同意本著建設性、合作性和互利性的態度，積極解決雙邊貿易和投資爭端。雙方將加快《雙邊投資協定》談判。雙方承諾推動多哈發展回合在2010年達成一個積極、富有雄心、平衡的最終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