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的增長意味著

1. gdp總量人均gdp gdp增長率反映著什麼

GDP總量反映著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人均 GDP則是衡量各國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個標准。而GDP增長率反映的是一個時期到下一個時期GDP百分比的變動。
（一）GDP總量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總體經濟狀況重要指標。GDP是指一個國家所有常駐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的所有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是反映常住單位生產活動成果的指標。GDP是用最終產品和服務來計量的，即最終產品和服務在該時期的最終出售價值。所以，GDP總量大小，反映著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產品和服務產出能力的大小，反映著一國或一個地區的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
（二）人均 GDP是衡量各國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個標准。將一個國家核算期內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與這個國家的常住人口相比進行計算，得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它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核算期內實現的生產總值與所屬范圍內的常住人口的比值。人均GDP狀況，決定著國內每個居民的平均購買力，直接影響著一個國家在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及其社會建設方面的投入取向、投入能力與投入水平，所以常常作為衡量各國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個標准。
（三）GDP增長率反映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不同年度總體經濟狀況變動的情況。當GDP的增長數字處於正數時，即顯示該地區經濟處於擴張階段；反之，如果處於負數，即表示該地區的經濟進入衰退時期了。可以說，它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變化的一個晴雨表。

2. 為什麼說人均GDP是一個國家衡量經濟發展的最佳指標

第一，GDP指標是反映國民經濟發展變化情況的重要工具。首先，GDP增長率是描述經濟增長情況的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世界上幾乎沒有哪一個國家不關心經濟增長，國為沒有經濟的適當增長，就沒有國家的經濟繁榮和人民生產水平的提高。目前，各國政府的統計部門都把GDP增長率作為描述經濟增長情況最重要的綜合性宏觀經濟指標。 第二，GDP指標是描述經濟規模的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是其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的重要標志之一。當然，經濟規模與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並不是對等的。在同樣的經濟規模下，國為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經濟增長的科技含量以及經濟增長的潛力不同，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存在較大差距。但是，沒有一定的經濟規模，就談不上有經濟實力，也很難在國際上發揮應有的作用。 第三，GDP指標是描述經濟結構的重要標志。經濟結構始終是經濟發展中的關鍵環節。許多重要的經濟結構，如產業結構、消費需求、地區經濟結構等等，都是通過GDP來描述的。目前，我國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和地區經濟結構都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如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比重偏低，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重偏低，地區經濟結構中中西部地區比重偏低，等等。這些問題都是通過GDP反映出來的，它們是制定經濟結構調整戰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據。 第四，GDP指標是描述價格總水平變化的指標。國際上通行的描述價格總水平變化的指標有兩個，一個是CPI，即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它描述的是用於居民消費的最終產品的價格變化；另一個是GDP縮減指數，它描述的是所有最終產品的價格變化，即除了用於居民消費的最終產品外，還包括用於政府消費、固定資本形成、存貨變動和進出口的最終產品的價格變化。CPI很重要，因為它直接影響到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GDP縮減指數也很重要，因為它反映的價格變化更全面。 第五，GDP指標是對外交往的重要指標。一個國家承擔國際義務的輕重，享受優惠待遇的多少，以及在國際社會發揮作用的大小，往往和這個國家的GDP有密切的聯系。例如，GDP和人均GDP是聯合國確定其成員國承擔聯合國費用、維和費用的重要依據之一，也是世界銀行確定其成員國享受優惠待遇的重要指標。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確定其成員國發言權時也要重點考察這一指標。 客觀地說，被稱為「20世紀最偉大發明之一」的經濟總量指標GDP在歷史上曾發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和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這三個主要的宏觀經濟運行指標都有著密切的關系，也是一國經濟及其景氣周期、經濟健康與否的最重要依據，因而它至今都是國際上用來衡量所有國家與地區經濟表現的通用標准。 但是，當人類邁入了21世紀後，以GDP作為衡量經濟運行狀況的標准卻日益顯現出其片面性和滯後性。GDP指標只考慮經濟總量的增長，而沒有將經濟發展對資源的使用狀況考慮在內，並且沒有剔除對環境和生態破壞這一因素。目前很受關注的由美、德兩國作者合著的《四倍躍進》一書，對GDP曾這樣描寫道：「鄉間小路上，兩輛汽車靜靜駛過，一切平安無事，它們對GDP的貢獻幾乎為零。但是，其中一個司機由於疏忽，突然將車開向路的另一側，連同到達的第三輛汽車，造成了一起惡性交通事故。『好極了』，GDP說。因為，隨之而來的是：救護車、醫生、護士，意外事故服務中心、汽車修理或買新車、法律訴訟、親屬探視傷者、損失賠償、保險代理、新聞報道、整理行道樹等等，所有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職業行為，都是有償服務。即使任何參與方都沒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還蒙受了巨大損失，但我們的『財富』———所謂的GDP依然在增加。」 在GDP日益顯現其不足的情況下，西方發達國家紛紛推出新的經濟運行指標，力求將環境保護及資源利用率等因素考慮在經濟運行狀況中。然而在中國，GDP增長率目前依舊是考核官員的最重要標准。各地官員為了提高GDP以實現政績，很多時候不顧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上馬各類所謂的「開發區」、「工業區」等項目，不僅造成了濫佔耕地等環境問題，而且經濟效益也微乎其微。雖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GDP的「虛假繁榮」，但就其質量來說，很可能出現《四倍躍進》中所描述的情況。 在世界各國紛紛採用更加合理的經濟運行指標的情況下，依舊堅持「唯GDP論」，顯然是不合時宜的，而且其危害性是顯而易見的。「唯GDP論」的第一個危害在於，它沒有意識到，GDP的增長在一些情況下還會帶來社會財富的減少。比如說，當年的大水災引發了巨大災後重建需求，推動了GDP增長，但實際上社會財富卻是絕對的減少。再比如，在許多地方是一任領導，一任工程。班子一換屆，工程可能就沒人收尾，投入了資源，增加了GDP，卻沒有任何收益。而農村征地和城鎮拆遷中發生的許多問題，實際在很大程度上也與當地政府官員在這方面的觀點錯誤有關。「唯GDP論」的第二個規律在於它為短期目標往往犧牲長期利益，影響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比如，根據一份對蘇州引資情況的調研通報，這些年蘇州由於外資大量進入，經濟發展很快，而代價是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消耗4000畝土地，以目前14％的增長率發展速度來看，到2020年蘇州工業用地就沒有餘地了。這實際上就是將當前的GDP建立在透支未來的基礎上。「唯GDP論」的第三個危害在於：在追求總量增長的情況下，人們往往就容易忽視結構的平衡。 國內湖州市就率先取消GDP指標的意義是非常深遠的，它摒棄了幾十年來「唯GDP論」的片面做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更多考慮到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 為什麼GDP增長率=人均GDP增長率+人口增長率

GDP增長率=人均GDP增長率+人口增長率，是根據根據索洛增長模型得出的。
根據索洛增長回模型，當人口數量不答變時，人均GDP處於穩定狀態，而當人口以n的速率增長時，GDP總量的增長率就等於人均GDP增長率加上人口增長率n。
索洛增長模型是採取差分原始推導而成的。有關公式推導過程為：GDP變化率=GDP變化量/GDP=人均GDP X 人口數量的變化量/GDP=變化人均GDP變化量 X 人口數量+人口數量變化X人均GDP/GDP=人均GDP變化 X 人口數量/GDP+人口數變化量 X 人均GDP/GDP=人均GDP變化量 X 人口數量/人均GDP X 人口數量+人口數變化量 X 人均GDP/人均GDP X 人口數量=人均GDP變化量/人均GDP+人口數變化量/人口數量=人均GDP變化率+人口數量。
當GDP的變化率以增長率代表時，套用上述索洛增長模型公式，即GDP增長率=人均GDP變化量/人均GDP+人口數變化量/人口數量=人均GDP增長率+人口增長率。

4. 「人均GDP」意味著什麼這能代表所有人嗎

人均GDP是指人均國民生產的總值，通常被認為是發展經濟學裡面來衡量經濟發展狀況的重要准則，也是人民了解一個國家或各個地方經濟的運行狀態的一種工具，所以就意味著一個國家或者地方在一定的計算期內所實現的生產總值和所屬的一定范圍內價值范圍，也就可以看出這個國家或者地方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個標准。

就從別的因素考慮，就當今的科技確實發達但是呢我可以肯定的是，還有有的地方並沒有計算的，就拿偏遠山區來說吧，直到現在我國政策的開放，確實是百分之90甚至以上的人得到了福利，但是還有許多地方我們不能缺少的，所以就是意味著我們考慮不能太過片面，那麼就導致我們所說的人數並不能全部的計算進來，致使得出來的值就會偏大，那麼就不可以看出這個國家或地方的人民生活水平，也就失去了這個考察的意義。

5. 指出經濟增長的源泉 並指明推動人均gdp增長的原因是什麼

改革從1979年算起，到1998年，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這20年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率是9.7%，而改革以前從1953年到1978年這26年中平均增長率是6.1%，所以根據這兩個數字，改革期間平均經濟增長率提高了三個多百分點。關於改革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率究竟有沒有那麼高，國內國外有不少討論。比如世界銀行在前幾年的一個報告里認為，從1978年到1995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率統計局的數字偏高。他們提供的數字是8.2%。還有一位研究長期經濟增長的專家叫安格斯.麥迪森，他對同一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率的估計是7.5%，比世界銀行的估計更低一些。我們對改革以前和改革以後的中國經濟增長率也做了一個估計，主要是根據幾種不同的方法。一個是根據工業產品中1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實物量的增長對工業增長的數據做了核算，另外根據電力和交通運輸同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對經濟增長也做了核算，還有就是運用模型分析的方法把可以解釋經濟增長的因素一項項剔除，剩下的就是數據偏高的部分。做了這樣幾個分析以後，我們大概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改革期間從1979年1998二十年間的平均增長率，我們的初步估計是8.5%。這個數字低於統計局的數字，比我剛才提到的國外的兩個數字稍微高一些。偏高的部分實際上主要集中在90年代，80年代經濟增長率的數字有一些偏高，但偏差不是很大，到90年代偏差就到了兩個百分點。統計局的數據偏高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比如國外一些研究人員提到的我們GDP計算方法有缺陷、對不變價格的計算有缺陷等等，但我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各級地方政府虛報產值造成的。實際上統計局對此是了解的，所以它每年對從地方上匯總起來的經濟增長率要進行調整，他們叫做「壓水份」。所以每年公布的數字都是統計局壓縮了水份後的數字。比如1998年，當時目標是增長8%，統計局的數字最後是7.8%，但實際上如果你看各地方的數字，除了新疆以外，各省市的數據都超過了8%，如果簡單匯總的話可能是9%還多，所以統計局從9%調整到7.8%已經做了很大的壓縮。但是我們這個分析認為盡管統計局做了必要的調整，但是調整還不夠，實際增長率可能還要低一些。但是不管怎麼講，改革期間經濟增長率起碼提高了三個多百分點，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而且即便是8%的增長率，在世界上也仍然是名列前茅的。所以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就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改革期間經濟增長的顯著加速？

一個方面是投入要素。首先我們把生產要素分解成資本、勞動力、人力資本幾個方面。大家關注最多的是改革期間投資增加和儲蓄提高，到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多大。我們做了一些計算，計算的結果大概是這樣的。就是改革期間儲蓄率有明顯的提高。平均儲蓄率在改革以前大約是30%，1978-98年期間大約是37%，所以儲蓄率在改革期間大體上提高了7個百分點。投資方面，如果以GDP為100的話，那麼固定資產佔GDP的比重在改革以前平均是18.5%，改革期間提高到了26.8%。再看資本形成。資本形成就是把投資中沒有形成固定資產的部分去掉，最後計算凈的資本。按這個數字算，1961-77年期間平均是12.6%，1978-98年提高到22.2%。這三組數字在改革期間都明顯提高了。這里頭還說明一個問題。改革以前儲蓄率是30%，就是每100塊錢GDP中有30塊錢拿出來作為儲蓄，那麼這30塊錢有多少形成了固定資產？只有12塊6。這是一個相當低的投資效率，就是說有大量儲蓄或者變成了積壓的存貨，或者在投資過程中有很大的浪費，所以最後凈的固定資本形成率相當低。改革以後儲蓄率提高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存貨的相對減少和投資浪費的相對減少。我不是說現在投資沒有浪費，仍然有很大的浪費；我是說因為計劃經濟時期很多項目是由行政命令、主觀意志定下來的，有的項目完全不符合市場規律，所以投資中的浪費非常大，很多項目還沒有建成就已經報廢了。改革期間市場導向的結果，在這方面可以顯著看到投資效率提高了。算下來最後是每100塊錢儲蓄中改革以前有42.1塊形成了固定資本，改革期間是59.4塊。這個數字我們需要說明的是，根據後來的計算，我們又對它做了一些調整，所以最後的結果可能與這個數字有些出入。但基本方向是一致的。這就說明改革期間投資增長，一部分是由於儲蓄的提高，另一部分是投資效率的提高。大體算來，投資效率提高對投資增長的貢獻，要超過儲蓄提高的部分。總的來看，由於資本存量的增長率提高導致經濟增長加速，這一貢獻大約是1個多百分點，不到2個百分點。這1個多百分點中間，儲蓄提高的部分佔不到一半，其餘的很大一塊是投資效率的提高、加上90年代以後外資投入的大量增加這兩個因素導致的。

人力資本的增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們對人力資本的增長做了很長時間的計算，得出的結果是我國改革期間與改革以前相比，人力資本的增長速度是放慢了。這里頭有兩個原因。一是在改革以前，特別在解放初期，全國人口很大一部分是文盲，50年代普及中小學教育大大提高了中小學的入學率和升學率，這是促使人力資本增長加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改革期間由於中小學入學率在基礎上就已經比較高了，所以要進一步提高人力資本，速度相對就要慢一些，這是正常的；另外一個因素是，我們認為改革期間在教育方面的投入還很不夠，教育體制也亟待改革。所以，在改革期間人力資本增長沒有加速的傾向，反而比改革以前更低一些。我們在初步的報告里曾經有一個判斷，就是人力資本增長的減速整個抵消了物質資本增長的加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後來又重新對幾個數字做了核對以後，發現這個結論需要做一點更正，就是說人力資本增長放慢的幅度沒有那麼大，所以整體上不能抵消物質資本加速增長的因素。

第二個方面我想講一講制度問題，就是改革期間的制度變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很明顯的一個事實就是改革期間非國有部門高速增長，它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在改革以前，如果講非農業部分，就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這塊，國有經濟是占絕對重要的地位的；在改革中間這一部分國有經濟比重顯著下降了。從GDP構成來看，國有部門產出約佔GDP構成的54%，這其中還有很大一塊是農業，非農業中非國有部門的貢獻大約是20多個百分點。改革以後，在GDP構成中國有部門下降了。我們最初估計是29—30%，但後來重新修正了一下，應該是超過30%，但低於40%。國家統計局有一個內部的估算，認為國有部門1997年在GDP構成中的比重是42%，我們的估計比統計局的估計大約要低5個百分點。這是根據每個部門分別算下來的結果。因此可以認為國有部門已從主導地位下降到了非主導地位，而非國有部門迅速增長。所以非國有部門在改革期間是帶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從增長率來看，特別是鄉鎮企業這塊，在改革20年中平均增長率在20%以上，而國有部門增長我們算的結果大約不到7%，這個增長率是低於改革以前的。就是說改革期間國有部門的增長率是下降的，而高速增長的這塊完全是由非國有部門帶動的，在其中鄉鎮企業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在整個非國有經濟中，從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都可以認為，非國有部門中間是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的。城市非國有經濟在改革初期和中期都發展得比較慢，而農村鄉鎮企業這塊增長速度特別高。鄉鎮企業就業人數在1978年是2800多萬人，到了1997年增加到1億3千5百萬人，就是說在改革期間鄉鎮企業多吸收了1億多農村勞動力。我們算了一下，這塊產出在GDP中的比重，改革以前大約在4—5%之間，到1998年佔到了28%。所以在這20年中鄉鎮企業已經發展成一個非常主要的經濟部門了。90年代以來其他非國有經濟，比如個體、三資企業、私營企業等增長也都很快，對經濟增長也有很大貢獻。所以改革以來的經濟增長很大一部分來源於非國有經濟的增長。這實際上與剛才說的要素投入和生產率提高不矛盾，因為那裡是從投入角度看的，我現在講的則是部門構成。

另外我們還遇到幾個方面的問題，比如在體制方面仍然存在著障礙。非國有企業在發展中間仍然面臨制度方面、市場環境方面、技術進步方面等諸多方面的約束。這些問題還在影響著經濟增長。所以我們看到，一方面資源重新配置效應的作用在逐漸釋放，另一方面在制度方面還存在很多問題和障礙。這也就是說改革中可以繼續增長的潛力還很大。這里我舉個例子。在融資方面，雖然現在從整個經濟構成來看，非國有部門已經佔了主導地位，國有經濟也就是佔三分之一的樣子，但全國的銀行貸款的投向卻基本上倒了過來。銀行貸款的70%是投向了國有企業，投向非國有企業的只有30%。這30%中，大部分又是用於集體所有制企業，個體、私營企業拿到的微乎其微。而投向國有企業的這部分銀行貸款，形成了大量的壞債，國有企業也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這樣一個狀況，說明了在金融體制方面存在巨大的問題，就是說要素配置在金融領域是不合理的，是違反市場導向的配置原則的。我們在實際中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說非國有企業貸款很難，特別是中小企業在生產中急需的資金很難通過銀行解決；而大量的國有企業則大量的借債，背著沉重的包袱，最後形成既不能還本又不能付息的局面。這個現象說明了金融體制改革是迫在眉睫的。如果要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繼續推動經濟增長，就必須改革金融體制。金融體制改革，如果僅僅是在國有銀行內部改革它的經營方式、管理體制等，是不夠的；我們認為需要引進非國有經濟成分，需要在這一方面開放。最近在談加入WTO的問題，現在有關方面給了一個比較明確的許諾，就是允許外國銀行進入中國，下一步就將面對國有銀行和外國銀行競爭的局面。在這個競爭中，國有銀行明顯處於不利的地位，因為它體制方面有問題。在這樣的競爭中如果不是靠保護、靠政策的話，國有銀行很難打敗外國銀行。與此同時在金融領域，基本上沒有對非國有部門開放，只有極少數例外。這也不利於我國金融方面的競爭力。其他的還有技術進步方面，我們現在碰到風險投資的問題。企業搞技術開發需要風險投資，因為開發技術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正常的銀行貸款很難支持這樣一種活動。實際上這些東西都是新的經濟增長點的萌芽。這些萌芽如果長不起來，整個經濟增長的速度就不會高，而且整個技術進步就會受影響。所以風險投資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再一個是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我在企業做調查，有些廠長就對我講，我不開發新產品就是等死，但開發新產品就叫找死。為什麼這樣講呢？我花了大量的錢一旦把新產品開發出來了，馬上就會有成百上千的企業模仿、仿造，他們不用付開發成本，因此就有低成本優勢，如果進入這個市場就可能把你吃掉。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說沒有一個非常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就不利於我們的技術進步和科技開發。在這方面前幾年談得較多的是對外國的知識產權的保護，實際上我們認為對國內企業知識產權的保護也應該提到議事議程上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再一個是結構問題。結構問題剛才已經提到了，就是在改革期間，部門間要素的重新分配對經濟增長起到了一個很大的帶動作用，剛才我們算了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約是1.4個百分點；雖然90年代後半期這一貢獻有所下降，但我想1.2個百分點是有的。再加上其他方面資源重新配置的貢獻，估計是在1.5 到2個百分點左右。這是對經濟增長最重要的貢獻。

如果從要素的配置角度來談，下一步的增長潛力在哪兒？我們認為有一個巨大的增長潛力現在沒有釋放出來，就是城市化。在這個圖中，橫坐標是人均GDP，縱坐標是城市化率，就是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圖中可看到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隨著人均GDP的提高，城市化率會上升。中國的城市化率和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相比，大約低10多個百分點；如果按購買力平價算，大約低20個百分點以上。就是說中國現在城市化率為30%，而按同等收入的城市化水平，應該在40—50%之間。中國城市化程度特別低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很大一部分是政策原因，就是說改革以前有明確的政策措施限制城市、特別是大中型城市的發展。改革以後政策有所調整，但只是強調鼓勵小城鎮的發展，而大中型城市的發展仍然受到限制。雖然限制的程度有所放鬆，比如改革以前嚴禁農民進城，改革後農民逐漸可以進城了，但是農村勞動力進入不同的城市仍然面臨障礙。比如你要想在大城市呆下來，起碼要准備五、六種或七、八種證件，什麼結婚證、身體健康證等等，湊齊這么多證就很不容易，而且不一定哪天又把你轟走了；即便你能呆下來還不一定能找到工作。而且現在從調查看，大部分到城市裡打工的是以年輕人為主，並且是以單身為主，他們過幾年想家了或攢夠錢了就回去了。如果這部分人能把自己的家從農村搬到城市來，如果城市沒有太多的對外來勞動力就業領域的限制，那麼城市化的速度就可以加快。另外中國現在大中型城市人口只佔全國人口比重的6%，這么小的比重對經濟很難有很大的帶動作用。現在城市的作用發揮得遠遠不夠，原因就是城市太少了；它提供的就業機會遠遠不夠，它對周圍地區的輻射作用也遠遠不夠。所以我們做了一個模型分析，今天我沒帶來，這個模型中算了一下不同規模的城市的經濟效應有什麼差別。這里頭要考慮到，一方面城市大了以後，它的規模收入會提高；但另一方面又會產生負的外部效應，比如會帶來比較嚴重的污染、交通阻塞等。隨著城市的擴大產生的這些負效應要從收益中剔除掉，然後才能看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差別。我們對全國600多個城市做了模型的分析，結果是這樣的，大體上城市規模在100-400萬人之間，凈的規模收益最高；少於100萬的城市，規模凈收益非常有限；超過400萬以後也會逐漸下降，到了1000萬左右的時候基本就沒有凈的規模收益了。所以城市化也不是越大越好，但是非常有潛力的是那些100、200萬人的城市，這些城市我國還是太少了。但我們認為如果今後在城市化政策方面做進一步調整的話，可以對城市的發展提供巨大的空間，而城市經濟的發展會對經濟增長起到非常強有力的作用，這個作用應當不亞於過去20年鄉鎮企業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而且在城市經濟擴張過程中，還會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能夠把大批農村勞動力轉移出來，所以仍然會產生資源的重新分配，仍然會很大程度上推動經濟增長。

回過頭來，我們可以看到幾個潛在地對經濟增長起制約作用的方面。比如說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過去20年中，外資的投入、由於開放政策帶來的進出口貿易的高速增長等在經濟增長中也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因為中國的外貿部分的比重已經在過去幾年中提高了很大的程度，所以今後靠外貿的超常增長來帶動整個經濟的增長的作用正在減弱。另外這幾年外資投入也相對擴大了，90年代中期以來基本上每年4、5百億美元，外資大量湧入。但現在外資投入速度也在放慢，去年下降了11%。今後我們想可以穩定在現在的水平上，但不能希望外資投入再像過去那些年那樣高速增長。當然這也取決於加入WTO的時機、談判條件和結果等。另外剛才說到金融風險問題、政府腐敗問題，此外還有失業增加、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也會對未來經濟增長形成制約。但現在看來這些問題嚴格來說不是不能解決的，而是你去不去解決。

總體上說，我們對未來的經濟增長有一個大致的判斷。今後20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因素中，資本的貢獻大約仍然能夠保持3個百分點左右；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貢獻，勞動力的貢獻有可能下降，人力資本的貢獻有可能加速。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策方面的因素。再考慮到結構變化和體制改革這幾個方面的因素，比如說加快城市化進程、加快金融體制的改革等等，如果把這些因素包括在內，今後20年中比較樂觀的估計是，經濟增長率保持在7%或接近於7%的水平是有可能的。當然還有一些不確定性因素，比如說你要不要推動城市化進程、要不要較大幅度的推動金融體制的改革，包括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等；這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取決於政策。但經濟保持高速增長是有可能的。

6. 人均GDP是什麼意思代表什麼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Real GDP per capita），也稱作「人均GDP"，常作為 發展經濟學中衡量經濟發展狀況的指標，是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之一，它是人們了解和把握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有效工具。

將一個國家核算期內（通常是一年）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與這個國家的常住人口（目前使用戶籍人口）相比進行計算，得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衡量各國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個標准，為了更加客觀的衡量，經常與購買力平價結合。

(6)人均gdp的增長意味著擴展閱讀：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總產出（即GDP總額，社會產品和服務的產出總額）/總人口

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核算期內（通常為一年）實現的生產總值與所屬范圍內的常住人口的比值（當前流動人口成為全國或地區經濟貢獻的重要組成部分，決不能忽視，故用戶籍人口作為比較指標是不科學的）。

人均GDP雖然不能直接等同於居民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但構成了一國居民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主要物質基礎，是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重要參照指標。事實上，強調人均GDP的國家，一般也比較注重提高本國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和社會公平程度。

人均GDP觀念及其人均GDP狀況直接決定和影響著一個國家在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及其社會建設方面的投入取向、投入能力與投入水平。

7. 分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總量和人均GDP快速增長的原因

小平爺爺改革開放的功勞咯、大量的對外開放，引進外資企業，開放沿海城市，設立經濟特區等等，使得中國經濟更加自由化，所以發展越好，GDP和人均GDP自然也就上去咯、

8. 人均GDP是什麼意思，代表什麼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RealGDPpercapita），即「人均GDP」，常作為發展經濟學中衡量經濟發展狀況的指標，是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之一，它是人們了解和把握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有效工具。

代表的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衡量各國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個標准，為了更加客觀的衡量，經常與購買力平價結合。

將一個國家核算期內（通常是一年）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與這個國家的常住人口（或戶籍人口）相比進行計算，得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衡量各國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個標准，為了更加客觀的衡量，經常與購買力平價結合。

中國統計局數據顯示，2011和2012年分別為5577美元和6264美元，2013年為6995美元，2014年為7595美元，2015年為8016美元。《中華人民共和國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7年全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8665美元，比上年增長6.3%。

(8)人均gdp的增長意味著擴展閱讀

人均GDP計算方法：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總產出（即GDP總額，社會產品和服務的產出總額）/總人口

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核算期內（通常為一年）實現的生產總值與所屬范圍內的常住人口的比值（當前流動人口成為全國或地區經濟貢獻的重要組成部分，決不能忽視，故用戶籍人口作為比較指標是不科學的）。

9. 中國人均gdp為什麼會增加

一是真實經濟增長、抄二是本國貨襲幣對美元升值、三是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這個三因素將加速了中國人均GDP的猛烈增長。
胡主席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此前，胡主席2005年在20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開幕式上發表題為《加強全球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的講話時說，中國將在15年內使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至3000美元左右。「十一五」規劃提出，到2010年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
這政府方面不可缺，廣大人民的努力也少不了。

10. 經濟增長速度與人均gdp的關系

狹義的經濟增長，就是指GDP（國內生產總值） 增長率。經濟增長是經濟學家和記者常用的表達方式，意思是一個國家當年國內生產總值對比往年的增長率。
廣義的經濟增長，與GDP 增長不同的，GDP 增長率只是其中的一項主要指標。度量經濟增長除了測算增長總量和總量增長率之外，還應計算人均佔有量，如按人口平均的國內生產總值或國民生產總值及其增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