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與產業結構成負相關

1. 為什麼stata回歸結果顯示中國進口額與GDP呈負相關關系正常不應該是正相關嗎這要怎麼解釋呢

GDP指標是衡量一個國民經濟增長的指標，而進口則是中國消費的國外，進口意味著國內的貨幣流失到國外。所以單純看這兩個指標的關系，自然是負的了

2. 人均gdp與人均消費性指出是否成正比關系數據上看並不存在嚴格正比的正比關系啊

gdp是產值，消費支出最相關的是人均收入水平，這個沒有嚴格的正比例關系
誰告訴你gdp高，人均收入就高的，清朝，民國那時候我們gdp佔世界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強

3. 人口增長對經濟的影響

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發展報告：社會與發展—中國社會發展地區差距研究》第章中，胡鞍鋼博士(1999a)使用回歸分析技術，根據我國30個省區市1979-1994年的有關數據（共16×30=480個樣本點），測算了發展的初始條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區位條件、基礎設施、資本投入、人口增長、人口質量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用人均GDP增長率表示）的影響。在4個多元回歸方程中，人口增長率作為自變數之一，其回歸系數均為負值，在-0.59至-0.36之間，於是得出結論：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並進而推論：「人口自然增長率只要降低幾個千分點就會明顯促進人均GDP增長」（胡鞍鋼，1999b）。這個結論隨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國家計生委《西部大開發中的人口與發展問題研究報告》等）。

我們試用1998年的數據來檢驗上述結論。1998年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比1997年下降0.53個千分點（註：從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麼，根據上述推論，1998年的人均GDP增長率應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資產投資比1997年增長13.9%）。但實際情況是，按可比價格計算，1998年人均GDP增長率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個百分點（註：1997年人均GDP增長率為7.7%。）！由此看來，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絕非如此簡捷明了，更不會「立竿見影」。胡鞍鋼博士的上述結論值得商榷。

2 經濟學理論的「矛盾」

作為一種強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歸分析應該以定性分析為先導，回歸分析的結果也應該用正確的理論來解釋。在發現人口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回歸系數為負數後，由於胡鞍鋼博士沒有分析二者之間內在作用的因果關系，因而從經濟學的意義上看，所得出的結論缺乏說服力。

迄今為止，人們對人口與經濟關系之間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對人口增長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及作用幅度與方向）還沒有達成共識。關於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型，即馬爾薩斯派和反馬爾薩斯派。

馬爾薩斯派的主要觀點是，人口增長會導致勞動生產率降低，生態環境退化，社會總儲蓄減少（投資率下降），從而不利於經濟增長。盡管技術進步可以加速經濟增長，但是，如果人口無限制地增長下去，那麼，技術進步的步伐將最終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從長期的觀點看，人口增長阻礙經濟的增長。

反馬爾薩斯派則認為，人口增長可能在短期內會不利於經濟增長，但從較長的時期看，人口增長將最終促進經濟增長。首先，人口增加將增加勞動力供應，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壓力的存在將激發技術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第二，「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較多的人口可能產生更多的知識與技能，科技進步正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資源優勢，較大的市場規模必將產生「規模效應」（註：前些時候，有的學者曾在某大報上著文，強調人口多對我國當前擴大內需的積極作用。）。

3 統計方法應用的「陷阱」

統計分析，尤其是基於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數據（所謂時間序列橫截面數據）的分析充滿了「陷阱」。

在胡鞍鋼博士的回歸分析中，有一個潛在的基本假設條件：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單向的，人口增長本身不受經濟增長的影響（註：用計量經濟學的術語講，人口增長應該是一個外生變數．在以經濟增長為因變數，以人口增長（及其他變數）為解釋變數（或自變數進行回歸分析時，由於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變數的回歸系數必然是有偏估計，不能反映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真實影響。）。很顯然，這個假定靠不住。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是雙向的，人口增長必然要受到經濟增長的影響，並最終取決於經濟增長（註：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國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經濟發展嚴重受損，人口增長率因此急劇下降，甚至負增長。），人口自身的生產必須與物質資料的生產相適應。因此，把人口增長作為自變數，把經濟增長作為因變數，進而計算得到的回歸系數是不正確的，不能正確反映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作用的方向與強度。因此，胡鞍鋼博士的4個回歸方程並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這個結論。

從統計學的意義上講，任何兩個變數在數量上的變化都可能呈現某種「相關」的關系，但如果不對這種「關系」的內在作用做認真科學的分析，很可能導致錯誤的結論。「規律性的現象」並不就是規律本身！「相關關系」不等於「因果關系」。試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改革開放以來，教師收入增長很快，環境污染也越來越嚴重。教師收入與環境污染這兩個變數之間並無必然聯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進行回歸分析，那麼就會得到教師收入增長不利於環境保護的荒唐結論。

4 統計水分的「迷霧」

統計數據存在系統誤差，使分析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十分困難。

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體制方面的原因，我國的人口統計數據和經濟統計數據與實際情況均存在較大誤差。據估計，計劃生育統計報表的水分約為30～40%。有人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長數據可能還存在一定的漏統。

與人口統計數據相比，經濟統計數據的水分更大。據2000年2月3日的《中國經濟時報》，連續兩年獲湖北省「十強縣市」的丹江口市的經濟統計數據水分極大（見下表），GDP和鄉鎮企業產值高報幅度分別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諱言，這種虛報經濟增長指標的現象在全國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經濟數據統計水分

附圖{圖}

說明：「1998年統計水分」的計算中有一個假定，即：1999年有關經濟指標的實際值與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經濟有所增長，那麼，實際的統計水分將比以上計算值更大。

經濟統計數據高報、人口統計數據低報，勢必人為造成（或加劇）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的負相關關系。目前，我們還很難計算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的數量關系。換句話說，即使我們能夠確定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定性關系，在計算定量關系時也沒有太大的把握。

5 實證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為迎接開羅「人發」大會的召開，聯合國秘書處經濟和社會事務司（註：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開了專家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法國學者Blanchet運用世界各國的歷史數據做過類似的分析。

其回歸結果表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口增長率與人均GDP增長率出現強烈的負相關，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顯著聯系。雖然這項研究結果得到許多其他研究的驗證，但是，Blanchet認為，這些分析並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後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負作用。相反，他認為，回歸系數為負，意味著增加經濟活動人口（註：總人口與經濟活動人口高度相關。）將使社會總產出下降，這很難從理論上得到解釋。因為在較短時間內，大致可以認為資本總量、自然資源的數量和質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變，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不可能為負值。Blanchet還用實例說明，即使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內在作用機制不變，人口增長率的回歸系數的符號和數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時期為正，在另一時期為負，在某一時期甚至接近於零。

6 結論

在我國（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控制人口增長有利於經濟發展，這一點毋庸質疑。但是，現有的研究還不能完全揭示人口與經濟相互作用的內在機制，尚不能准確反映人口變動與經濟增長有關指標的數量關系。正如一些學者（註：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經常出現樣本有限、數據質量不佳、定性分析失當、定量分析欠妥等問題，對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人口增長率下降的後果（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的研究還很不夠。因此，從提高人均GDP的願望出發，提出人口增長的控制目標，是不合適的。

胡鞍鋼博士的這項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嘗試，我們願意與胡鞍鋼博士一道，繼續探討我國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

後記：在本文剛剛完成後，我們看到了西部某地計生委的一個立項報告。該報告說明項目實施後，每年可使當地的人口增長率降低2個千分點。因為「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所以，控制人口增長可以使當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億元（這個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長率下降幅度×0.36×總人口）。未來幾年，這個地區的人口增長率仍有下降的空間，但GDP是否能增加xx億元，我們期待著結果。

4. 為什麼spss作出的GDP和貸款量是負相關問題在哪裡

GDP=工資+利息+利潤+租金+間接稅和
由此可見，GDP提高不能夠直接說明工資增加了版；事實上，當前國權內的收入水平雖然基數大，但是整體卻佔GDP一小部分。絕大部分的GDP組成是由企業的利潤，利息和各種稅收佔有的。

但是，即使企業的利潤和各項稅收和佔有了絕大部分的GDP，卻還不能說明為什麼工資沒有提高。如果利潤和稅收等收入再度投放到生產中，那麼這些資金必然也應該會增加經濟的活躍性，進一步增加工資，使得一切處在一種利潤-->投放利潤-->經濟生產-->參與生產的酬勞增加(工資)的良性循環中。

為什麼中國工資還是沒有高？綜上所述，其實這個問題另一個問法，就是：為什麼中國的企業利潤增加了，ZF稅收增加了，卻不把這筆利潤和稅收花出去建設生產，花到人民身上？？

有些東西不能說的太明白，不過只要結合中國的制度以及目前市場上的各種「熱」，我想你會明白的。

5. 為什麼說人均GDP是一個國家衡量經濟發展的最佳指標

第一，GDP指標是反映國民經濟發展變化情況的重要工具。首先，GDP增長率是描述經濟增長情況的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世界上幾乎沒有哪一個國家不關心經濟增長，國為沒有經濟的適當增長，就沒有國家的經濟繁榮和人民生產水平的提高。目前，各國政府的統計部門都把GDP增長率作為描述經濟增長情況最重要的綜合性宏觀經濟指標。 第二，GDP指標是描述經濟規模的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是其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的重要標志之一。當然，經濟規模與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並不是對等的。在同樣的經濟規模下，國為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經濟增長的科技含量以及經濟增長的潛力不同，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存在較大差距。但是，沒有一定的經濟規模，就談不上有經濟實力，也很難在國際上發揮應有的作用。 第三，GDP指標是描述經濟結構的重要標志。經濟結構始終是經濟發展中的關鍵環節。許多重要的經濟結構，如產業結構、消費需求、地區經濟結構等等，都是通過GDP來描述的。目前，我國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和地區經濟結構都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如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比重偏低，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重偏低，地區經濟結構中中西部地區比重偏低，等等。這些問題都是通過GDP反映出來的，它們是制定經濟結構調整戰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據。 第四，GDP指標是描述價格總水平變化的指標。國際上通行的描述價格總水平變化的指標有兩個，一個是CPI，即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它描述的是用於居民消費的最終產品的價格變化；另一個是GDP縮減指數，它描述的是所有最終產品的價格變化，即除了用於居民消費的最終產品外，還包括用於政府消費、固定資本形成、存貨變動和進出口的最終產品的價格變化。CPI很重要，因為它直接影響到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GDP縮減指數也很重要，因為它反映的價格變化更全面。 第五，GDP指標是對外交往的重要指標。一個國家承擔國際義務的輕重，享受優惠待遇的多少，以及在國際社會發揮作用的大小，往往和這個國家的GDP有密切的聯系。例如，GDP和人均GDP是聯合國確定其成員國承擔聯合國費用、維和費用的重要依據之一，也是世界銀行確定其成員國享受優惠待遇的重要指標。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確定其成員國發言權時也要重點考察這一指標。 客觀地說，被稱為「20世紀最偉大發明之一」的經濟總量指標GDP在歷史上曾發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和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這三個主要的宏觀經濟運行指標都有著密切的關系，也是一國經濟及其景氣周期、經濟健康與否的最重要依據，因而它至今都是國際上用來衡量所有國家與地區經濟表現的通用標准。 但是，當人類邁入了21世紀後，以GDP作為衡量經濟運行狀況的標准卻日益顯現出其片面性和滯後性。GDP指標只考慮經濟總量的增長，而沒有將經濟發展對資源的使用狀況考慮在內，並且沒有剔除對環境和生態破壞這一因素。目前很受關注的由美、德兩國作者合著的《四倍躍進》一書，對GDP曾這樣描寫道：「鄉間小路上，兩輛汽車靜靜駛過，一切平安無事，它們對GDP的貢獻幾乎為零。但是，其中一個司機由於疏忽，突然將車開向路的另一側，連同到達的第三輛汽車，造成了一起惡性交通事故。『好極了』，GDP說。因為，隨之而來的是：救護車、醫生、護士，意外事故服務中心、汽車修理或買新車、法律訴訟、親屬探視傷者、損失賠償、保險代理、新聞報道、整理行道樹等等，所有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職業行為，都是有償服務。即使任何參與方都沒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還蒙受了巨大損失，但我們的『財富』———所謂的GDP依然在增加。」 在GDP日益顯現其不足的情況下，西方發達國家紛紛推出新的經濟運行指標，力求將環境保護及資源利用率等因素考慮在經濟運行狀況中。然而在中國，GDP增長率目前依舊是考核官員的最重要標准。各地官員為了提高GDP以實現政績，很多時候不顧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上馬各類所謂的「開發區」、「工業區」等項目，不僅造成了濫佔耕地等環境問題，而且經濟效益也微乎其微。雖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GDP的「虛假繁榮」，但就其質量來說，很可能出現《四倍躍進》中所描述的情況。 在世界各國紛紛採用更加合理的經濟運行指標的情況下，依舊堅持「唯GDP論」，顯然是不合時宜的，而且其危害性是顯而易見的。「唯GDP論」的第一個危害在於，它沒有意識到，GDP的增長在一些情況下還會帶來社會財富的減少。比如說，當年的大水災引發了巨大災後重建需求，推動了GDP增長，但實際上社會財富卻是絕對的減少。再比如，在許多地方是一任領導，一任工程。班子一換屆，工程可能就沒人收尾，投入了資源，增加了GDP，卻沒有任何收益。而農村征地和城鎮拆遷中發生的許多問題，實際在很大程度上也與當地政府官員在這方面的觀點錯誤有關。「唯GDP論」的第二個規律在於它為短期目標往往犧牲長期利益，影響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比如，根據一份對蘇州引資情況的調研通報，這些年蘇州由於外資大量進入，經濟發展很快，而代價是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消耗4000畝土地，以目前14％的增長率發展速度來看，到2020年蘇州工業用地就沒有餘地了。這實際上就是將當前的GDP建立在透支未來的基礎上。「唯GDP論」的第三個危害在於：在追求總量增長的情況下，人們往往就容易忽視結構的平衡。 國內湖州市就率先取消GDP指標的意義是非常深遠的，它摒棄了幾十年來「唯GDP論」的片面做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更多考慮到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6. 人均收入與人均gdp是怎樣的比例關系

兩者比例關系說明了兩個反應生活水平狀況的標准之間的差距。

以上述的深圳為例，人均收入和人均GDP的比例為1:6.33.說明人均實際收入反應的生活水平遠沒有達到人均GDP反應的生活水平程度。主要原因資源不能公平、平等、有效的配置。人們沒有享受到經濟迅速發展的紅利。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 總產出（即GDP總額，社會產品和服務的產出總額）/總人口

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核算期內（通常為一年）實現的生產總值與所屬范圍內的常住人口的比值（當前流動人口成為全國或地區經濟貢獻的重要組成部分，決不能忽視，故用戶籍人口作為比較指標是不科學的）。

(6)人均gdp與產業結構成負相關擴展閱讀：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Real GDP per capita）是人們了解和把握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有效工具，即「人均GDP」，常作為發展經濟學中衡量經濟發展狀況的指標，是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之一。

將一個國家核算期內（通常是一年）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與這個國家的常住人口（或戶籍人口）相比進行計算，得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衡量各國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個標准，為了更加客觀的衡量，經常與購買力平價結合。

國民生產總值是指一個國家（地區）所有常住機構單位在一定時期內（年或季）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終成果（簡稱GNP）。一個國家常住機構單位從事生產活動所創造的增加值（國內生產總值）在初次分配過程中主要分配給這個國家的常住機構單位，但也有一部分以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等形式分配給該國的非常住機構單位。

同時，國外生產單位所創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以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等形式分配給該國的常住機構單位。從而產生了國民生產總值概念，它等於國內生產總值加上來自國外的勞動報酬和財產收入減去支付給國外的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

參考資料: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網路

7. 實證人均gdp和二三產業結構需要同時加入進去么

工業和服務部門勞動力比重和產值比重的比較來看，二者變動的情況與庫茲涅茨分析的情況完全不同。按照庫茲涅茨分析的結論，勞動力的部門份額的變動幅度要大於產值的部門份額的變動幅度，基本不符合產業結構演進的規律，即它不是按照一、二、三產業順序發展的軌跡進行結構的轉換和升級，以此對印度獨立50多年來的產業結構變動軌跡進行實證分析：「參加本項目的全體人員都認為，除了戰後初期有限的短時期外，高速增長基本上是通過建立在競爭基礎上的價格機制和旺盛的企業家精神的作用取得的、重結構的政策）效果比較顯著外，在以後的全部時期里產業結構政策推動結構調整和升級的作用十分有限。產業結構政策推行20多年來，長期困擾我國的三次產業結構失衡問題未能得到根本解決，加強「短線」產業和抑制「長線」的政策目標沒有能實現，政府重點和著力扶持的主導產業仍然沒有擺脫「幼稚」狀態，有升有降；從橫斷面分析來看，產業結構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不僅在國內存在爭議，在國際上也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在以產業政策創造經濟「奇跡」著稱的日本，對產業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問題仍然存在著不同的觀點，由市場機製取代政府產業結構政策配置資源，其實現的產值占整個GDP的比重在上升，但上升的幅度沒有第一產業比重的下降幅度大，而且對印度經濟增長的貢獻是最大的。4.從印度的農業，然後對就業在三次產業中的變動和產值在三次產業中的變動做出比較，觀察其發展的特點: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發展，德國工業產業結構調整進一步深化，產業布局日趨合理；而印度的勞動力的部門份額的變動幅度卻大大低於產值的部門份額變動幅度，這個問題對其後的發展模式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印度產業結構的演進來看，企業規模小。」（注、二的發展軌跡，最終形成了三，穩步地提高了產業集中度和國際競爭力，產業結構明顯優化，重化工業，日本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曾經在完成一項有關日本產業政策研究課題後鄭重聲明。因此，在市場機制已經形成並比較完善的條件下，而是按照一，大中小型企業結構變化率為5。相反，沒有能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強力保護、較早和較徹底地擺脫了行政計劃干預。 有專家對中國產業結構政策失效的原因作了具有開創性的分析，認為政府不具備推動結構調整、升級的動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往往從自身利益出發制定和執行政策）和能力（政府不能判斷所選擇的產業結構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地實施產業結構政策是造成產業結構政策失效的深層原因.56，行業結構變化率為5.66、產業集中度低、技術升級慢等問題依然大量存在，除了在市場機制尚在形成中的改革開放初期，卻往往能夠快速發展、一，輕重工業年結構變化率為2.50。這是印度產業結構演變中的一大特點。這也是印度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大問題，日本經濟學家這種結論與我國產業結構政策實踐的結果也是基本吻合的。這說明印度勞動力流動的剛性特徵十分突出、支柱產業、高技術產業、電子信息產業等，在德國工業中的作用增強，內源性經濟日漸增大，活躍了德國工業發展。德國工業產業結構調整進程情況2000-2004年間，德國工業產業結構調整明顯，但絕對值還在上升。第一產業產值的相對比重下降幅度超過勞動力相對比重下降幅度：《日本的產業政策》。家電行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調整產業結構，是產業結構有效調整的基本途徑，經濟類型結構變化率為8，第535頁，也說明農業在印度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還比較大。2.第二產業隨著人均GDP的增長。事實上。這就說明，不僅第三產業具有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其產值所佔比重和就業所佔比重都是上升的。勞動力的上升幅度從時間序列分析來看。……，甚至也許可以說戰後主要時期產業政策的歷史，說明農業勞動力數量仍很大，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低下；同時，是民間企業的首創精神和活力，不斷地否定政府控制性直接干預意圖的過程中國產業結構的現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政策績效的實證分析中可以看出，其實現的產值在整個GDP的比重下降過程中，勞動力的就業比重也在下降:印度產業結構演進的軌跡和特點主要運用克拉克和庫茲涅茨的相關理論進行分析。 德國：一是各產業的就業人數及在總就業人數中所佔比重；二是各產業的產值及在GDP中所佔比重，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版，按以下公式測算、引入市場機制的產業，說明第二產業對GDP尤其是人均 GDP增長的貢獻不大。3.第三產業的情況尤其獨特。第三產業無論從時間序列分析還是橫截面分析、三，以資產結構為例、輕。）顯而易見，第二產業的擴張性發展沒有出現，或是受制於資本，或是受制於市場；另—一方面，第二產業所實現的GDP比重的上升十分緩慢。其特點是：1.從第一產業看，略有上升。這種狀況一方面說明第二產業不能大量吸納勞動力.43。 印度的產業結構：小宮隆太郎等編，產業結構政策（主要是調整農，首先用兩類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