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從1979年算起，到1998年，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這20年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率是9.7%，而改革以前從1953年到1978年這26年中平均增長率是6.1%，所以根據這兩個數字，改革期間平均經濟增長率提高了三個多百分點。關於改革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率究竟有沒有那麼高，國內國外有不少討論。比如世界銀行在前幾年的一個報告里認為，從1978年到1995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率統計局的數字偏高。他們提供的數字是8.2%。還有一位研究長期經濟增長的專家叫安格斯.麥迪森，他對同一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率的估計是7.5%，比世界銀行的估計更低一些。我們對改革以前和改革以後的中國經濟增長率也做了一個估計，主要是根據幾種不同的方法。一個是根據工業產品中1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實物量的增長對工業增長的數據做了核算，另外根據電力和交通運輸同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對經濟增長也做了核算，還有就是運用模型分析的方法把可以解釋經濟增長的因素一項項剔除，剩下的就是數據偏高的部分。做了這樣幾個分析以後，我們大概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改革期間從1979年1998二十年間的平均增長率，我們的初步估計是8.5%。這個數字低於統計局的數字，比我剛才提到的國外的兩個數字稍微高一些。偏高的部分實際上主要集中在90年代，80年代經濟增長率的數字有一些偏高，但偏差不是很大，到90年代偏差就到了兩個百分點。統計局的數據偏高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比如國外一些研究人員提到的我們GDP計算方法有缺陷、對不變價格的計算有缺陷等等，但我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各級地方政府虛報產值造成的。實際上統計局對此是了解的，所以它每年對從地方上匯總起來的經濟增長率要進行調整，他們叫做「壓水份」。所以每年公布的數字都是統計局壓縮了水份後的數字。比如1998年，當時目標是增長8%，統計局的數字最後是7.8%，但實際上如果你看各地方的數字，除了新疆以外，各省市的數據都超過了8%，如果簡單匯總的話可能是9%還多，所以統計局從9%調整到7.8%已經做了很大的壓縮。但是我們這個分析認為盡管統計局做了必要的調整，但是調整還不夠，實際增長率可能還要低一些。但是不管怎麼講，改革期間經濟增長率起碼提高了三個多百分點，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而且即便是8%的增長率，在世界上也仍然是名列前茅的。所以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就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改革期間經濟增長的顯著加速？一個方面是投入要素。首先我們把生產要素分解成資本、勞動力、人力資本幾個方面。大家關注最多的是改革期間投資增加和儲蓄提高，到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多大。我們做了一些計算，計算的結果大概是這樣的。就是改革期間儲蓄率有明顯的提高。平均儲蓄率在改革以前大約是30%，1978-98年期間大約是37%，所以儲蓄率在改革期間大體上提高了7個百分點。投資方面，如果以GDP為100的話，那麼固定資產佔GDP的比重在改革以前平均是18.5%，改革期間提高到了26.8%。再看資本形成。資本形成就是把投資中沒有形成固定資產的部分去掉，最後計算凈的資本。按這個數字算，1961-77年期間平均是12.6%，1978-98年提高到22.2%。這三組數字在改革期間都明顯提高了。這里頭還說明一個問題。改革以前儲蓄率是30%，就是每100塊錢GDP中有30塊錢拿出來作為儲蓄，那麼這30塊錢有多少形成了固定資產？只有12塊6。這是一個相當低的投資效率，就是說有大量儲蓄或者變成了積壓的存貨，或者在投資過程中有很大的浪費，所以最後凈的固定資本形成率相當低。改革以後儲蓄率提高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存貨的相對減少和投資浪費的相對減少。我不是說現在投資沒有浪費，仍然有很大的浪費；我是說因為計劃經濟時期很多項目是由行政命令、主觀意志定下來的，有的項目完全不符合市場規律，所以投資中的浪費非常大，很多項目還沒有建成就已經報廢了。改革期間市場導向的結果，在這方面可以顯著看到投資效率提高了。算下來最後是每100塊錢儲蓄中改革以前有42.1塊形成了固定資本，改革期間是59.4塊。這個數字我們需要說明的是，根據後來的計算，我們又對它做了一些調整，所以最後的結果可能與這個數字有些出入。但基本方向是一致的。這就說明改革期間投資增長，一部分是由於儲蓄的提高，另一部分是投資效率的提高。大體算來，投資效率提高對投資增長的貢獻，要超過儲蓄提高的部分。總的來看，由於資本存量的增長率提高導致經濟增長加速，這一貢獻大約是1個多百分點，不到2個百分點。這1個多百分點中間，儲蓄提高的部分佔不到一半，其餘的很大一塊是投資效率的提高、加上90年代以後外資投入的大量增加這兩個因素導致的。人力資本的增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們對人力資本的增長做了很長時間的計算，得出的結果是我國改革期間與改革以前相比，人力資本的增長速度是放慢了。這里頭有兩個原因。一是在改革以前，特別在解放初期，全國人口很大一部分是文盲，50年代普及中小學教育大大提高了中小學的入學率和升學率，這是促使人力資本增長加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改革期間由於中小學入學率在基礎上就已經比較高了，所以要進一步提高人力資本，速度相對就要慢一些，這是正常的；另外一個因素是，我們認為改革期間在教育方面的投入還很不夠，教育體制也亟待改革。所以，在改革期間人力資本增長沒有加速的傾向，反而比改革以前更低一些。我們在初步的報告里曾經有一個判斷，就是人力資本增長的減速整個抵消了物質資本增長的加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後來又重新對幾個數字做了核對以後，發現這個結論需要做一點更正，就是說人力資本增長放慢的幅度沒有那麼大，所以整體上不能抵消物質資本加速增長的因素。第二個方面我想講一講制度問題，就是改革期間的制度變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很明顯的一個事實就是改革期間非國有部門高速增長，它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在改革以前，如果講非農業部分，就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這塊，國有經濟是占絕對重要的地位的；在改革中間這一部分國有經濟比重顯著下降了。從GDP構成來看，國有部門產出約佔GDP構成的54%，這其中還有很大一塊是農業，非農業中非國有部門的貢獻大約是20多個百分點。改革以後，在GDP構成中國有部門下降了。我們最初估計是29—30%，但後來重新修正了一下，應該是超過30%，但低於40%。國家統計局有一個內部的估算，認為國有部門1997年在GDP構成中的比重是42%，我們的估計比統計局的估計大約要低5個百分點。這是根據每個部門分別算下來的結果。因此可以認為國有部門已從主導地位下降到了非主導地位，而非國有部門迅速增長。所以非國有部門在改革期間是帶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從增長率來看，特別是鄉鎮企業這塊，在改革20年中平均增長率在20%以上，而國有部門增長我們算的結果大約不到7%，這個增長率是低於改革以前的。就是說改革期間國有部門的增長率是下降的，而高速增長的這塊完全是由非國有部門帶動的，在其中鄉鎮企業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在整個非國有經濟中，從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都可以認為，非國有部門中間是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的。城市非國有經濟在改革初期和中期都發展得比較慢，而農村鄉鎮企業這塊增長速度特別高。鄉鎮企業就業人數在1978年是2800多萬人，到了1997年增加到1億3千5百萬人，就是說在改革期間鄉鎮企業多吸收了1億多農村勞動力。我們算了一下，這塊產出在GDP中的比重，改革以前大約在4—5%之間，到1998年佔到了28%。所以在這20年中鄉鎮企業已經發展成一個非常主要的經濟部門了。90年代以來其他非國有經濟，比如個體、三資企業、私營企業等增長也都很快，對經濟增長也有很大貢獻。所以改革以來的經濟增長很大一部分來源於非國有經濟的增長。這實際上與剛才說的要素投入和生產率提高不矛盾，因為那裡是從投入角度看的，我現在講的則是部門構成。另外我們還遇到幾個方面的問題，比如在體制方面仍然存在著障礙。非國有企業在發展中間仍然面臨制度方面、市場環境方面、技術進步方面等諸多方面的約束。這些問題還在影響著經濟增長。所以我們看到，一方面資源重新配置效應的作用在逐漸釋放，另一方面在制度方面還存在很多問題和障礙。這也就是說改革中可以繼續增長的潛力還很大。這里我舉個例子。在融資方面，雖然現在從整個經濟構成來看，非國有部門已經佔了主導地位，國有經濟也就是佔三分之一的樣子，但全國的銀行貸款的投向卻基本上倒了過來。銀行貸款的70%是投向了國有企業，投向非國有企業的只有30%。這30%中，大部分又是用於集體所有制企業，個體、私營企業拿到的微乎其微。而投向國有企業的這部分銀行貸款，形成了大量的壞債，國有企業也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這樣一個狀況，說明了在金融體制方面存在巨大的問題，就是說要素配置在金融領域是不合理的，是違反市場導向的配置原則的。我們在實際中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說非國有企業貸款很難，特別是中小企業在生產中急需的資金很難通過銀行解決；而大量的國有企業則大量的借債，背著沉重的包袱，最後形成既不能還本又不能付息的局面。這個現象說明了金融體制改革是迫在眉睫的。如果要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繼續推動經濟增長，就必須改革金融體制。金融體制改革，如果僅僅是在國有銀行內部改革它的經營方式、管理體制等，是不夠的；我們認為需要引進非國有經濟成分，需要在這一方面開放。最近在談加入WTO的問題，現在有關方面給了一個比較明確的許諾，就是允許外國銀行進入中國，下一步就將面對國有銀行和外國銀行競爭的局面。在這個競爭中，國有銀行明顯處於不利的地位，因為它體制方面有問題。在這樣的競爭中如果不是靠保護、靠政策的話，國有銀行很難打敗外國銀行。與此同時在金融領域，基本上沒有對非國有部門開放，只有極少數例外。這也不利於我國金融方面的競爭力。其他的還有技術進步方面，我們現在碰到風險投資的問題。企業搞技術開發需要風險投資，因為開發技術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正常的銀行貸款很難支持這樣一種活動。實際上這些東西都是新的經濟增長點的萌芽。這些萌芽如果長不起來，整個經濟增長的速度就不會高，而且整個技術進步就會受影響。所以風險投資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再一個是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我在企業做調查，有些廠長就對我講，我不開發新產品就是等死，但開發新產品就叫找死。為什麼這樣講呢？我花了大量的錢一旦把新產品開發出來了，馬上就會有成百上千的企業模仿、仿造，他們不用付開發成本，因此就有低成本優勢，如果進入這個市場就可能把你吃掉。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說沒有一個非常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就不利於我們的技術進步和科技開發。在這方面前幾年談得較多的是對外國的知識產權的保護，實際上我們認為對國內企業知識產權的保護也應該提到議事議程上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再一個是結構問題。結構問題剛才已經提到了，就是在改革期間，部門間要素的重新分配對經濟增長起到了一個很大的帶動作用，剛才我們算了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約是1.4個百分點；雖然90年代後半期這一貢獻有所下降，但我想1.2個百分點是有的。再加上其他方面資源重新配置的貢獻，估計是在1.5到2個百分點左右。這是對經濟增長最重要的貢獻。如果從要素的配置角度來談，下一步的增長潛力在哪兒？我們認為有一個巨大的增長潛力現在沒有釋放出來，就是城市化。在這個圖中，橫坐標是人均GDP，縱坐標是城市化率，就是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圖中可看到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隨著人均GDP的提高，城市化率會上升。中國的城市化率和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相比，大約低10多個百分點；如果按購買力平價算，大約低20個百分點以上。就是說中國現在城市化率為30%，而按同等收入的城市化水平，應該在40—50%之間。中國城市化程度特別低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很大一部分是政策原因，就是說改革以前有明確的政策措施限制城市、特別是大中型城市的發展。改革以後政策有所調整，但只是強調鼓勵小城鎮的發展，而大中型城市的發展仍然受到限制。雖然限制的程度有所放鬆，比如改革以前嚴禁農民進城，改革後農民逐漸可以進城了，但是農村勞動力進入不同的城市仍然面臨障礙。比如你要想在大城市呆下來，起碼要准備五、六種或七、八種證件，什麼結婚證、身體健康證等等，湊齊這么多證就很不容易，而且不一定哪天又把你轟走了；即便你能呆下來還不一定能找到工作。而且現在從調查看，大部分到城市裡打工的是以年輕人為主，並且是以單身為主，他們過幾年想家了或攢夠錢了就回去了。如果這部分人能把自己的家從農村搬到城市來，如果城市沒有太多的對外來勞動力就業領域的限制，那麼城市化的速度就可以加快。另外中國現在大中型城市人口只佔全國人口比重的6%，這么小的比重對經濟很難有很大的帶動作用。現在城市的作用發揮得遠遠不夠，原因就是城市太少了；它提供的就業機會遠遠不夠，它對周圍地區的輻射作用也遠遠不夠。所以我們做了一個模型分析，今天我沒帶來，這個模型中算了一下不同規模的城市的經濟效應有什麼差別。這里頭要考慮到，一方面城市大了以後，它的規模收入會提高；但另一方面又會產生負的外部效應，比如會帶來比較嚴重的污染、交通阻塞等。隨著城市的擴大產生的這些負效應要從收益中剔除掉，然後才能看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差別。我們對全國600多個城市做了模型的分析，結果是這樣的，大體上城市規模在100-400萬人之間，凈的規模收益最高；少於100萬的城市，規模凈收益非常有限；超過400萬以後也會逐漸下降，到了1000萬左右的時候基本就沒有凈的規模收益了。所以城市化也不是越大越好，但是非常有潛力的是那些100、200萬人的城市，這些城市我國還是太少了。但我們認為如果今後在城市化政策方面做進一步調整的話，可以對城市的發展提供巨大的空間，而城市經濟的發展會對經濟增長起到非常強有力的作用，這個作用應當不亞於過去20年鄉鎮企業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而且在城市經濟擴張過程中，還會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能夠把大批農村勞動力轉移出來，所以仍然會產生資源的重新分配，仍然會很大程度上推動經濟增長。回過頭來，我們可以看到幾個潛在地對經濟增長起制約作用的方面。比如說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過去20年中，外資的投入、由於開放政策帶來的進出口貿易的高速增長等在經濟增長中也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因為中國的外貿部分的比重已經在過去幾年中提高了很大的程度，所以今後靠外貿的超常增長來帶動整個經濟的增長的作用正在減弱。另外這幾年外資投入也相對擴大了，90年代中期以來基本上每年4、5百億美元，外資大量湧入。但現在外資投入速度也在放慢，去年下降了11%。今後我們想可以穩定在現在的水平上，但不能希望外資投入再像過去那些年那樣高速增長。當然這也取決於加入WTO的時機、談判條件和結果等。另外剛才說到金融風險問題、政府腐敗問題，此外還有失業增加、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也會對未來經濟增長形成制約。但現在看來這些問題嚴格來說不是不能解決的，而是你去不去解決。總體上說，我們對未來的經濟增長有一個大致的判斷。今後20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因素中，資本的貢獻大約仍然能夠保持3個百分點左右；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貢獻，勞動力的貢獻有可能下降，人力資本的貢獻有可能加速。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策方面的因素。再考慮到結構變化和體制改革這幾個方面的因素，比如說加快城市化進程、加快金融體制的改革等等，如果把這些因素包括在內，今後20年中比較樂觀的估計是，經濟增長率保持在7%或接近於7%的水平是有可能的。當然還有一些不確定性因素，比如說你要不要推動城市化進程、要不要較大幅度的推動金融體制的改革，包括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等；這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取決於政策。但經濟保持高速增長是有可能的。
Ⅱ 為什麼說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社會發展將進入一個關鍵階段
1按照全球休閑與旅遊業發展的一般規律，一個國家當人均GDP達到1000－3000美元，就將進入休閑專消費、旅遊消屬費的爆發性增長期。
2 這是一個社會生產力升級，加快發展的時期；也是人們消費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人們告別了溫飽型向小康型過渡。
同時也是黃金發展期+矛盾凸顯期機遇
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後，消費結構將進一步升級，由「吃穿用」向「住行」及相關產業轉換，進而促進投資結構和生產結構發生變化，經濟發展蘊含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和空間。
可能有人會問，為何老百姓感覺不出消費能力大幅提高？其實，受物價上漲和社會保障水平影響，城鄉居民實際消費能力並未得到充分釋放，所以不容易感同身受，但是以汽車、住房為主的消費必將呈加劇趨勢。
人均GDP躍上1000美元台階，也意味著產業結構、市場結構、產品結構和經濟結構會逐步產生重大調整。但這個調整期會因地制宜，經濟總量和發展速度都較快的經濟發達地區調整會快一些。
這既是一個發展的黃金時期，又是一個矛盾的凸顯期。
Ⅲ 2019年12月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000美元 這代表中國處於哪個階段
發展中國家階段，離發達國家水平仍很遙遠。
Ⅳ 人均GDP超過11000美元的國家為發達國家嗎
人均GDP超過11000美元的國家為發達國家
較高的人均GDP（不是GDP總量）和社會發展水平。回按1995年前後的標准，答人均GDP在8000美元以上（按名義匯率計算）加上一定程度的社會發展水平就可基本定義為 發達國家。
Ⅳ 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1000美元以上的是
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人均GDP，但人均GDP僅為日本的十分之一，;不足4500美元僅排世界第94位。
Ⅵ 哪一年我國人均gdp1000美元
2003年中國人均GDP首次突破了1000美元,標志著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內段。
2003年我國國內容生產總值為116694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9.1%,是1997年以來增長最快的年份。按照現行匯率計算,2003年我國GDP總量相當於1.4萬多億美元,人均達到1090美元。
Ⅶ 中國是哪一年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的
中國是2003年3月份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的。
Ⅷ 中國人均GDP何時突破11000美元
至少2020年
Ⅸ 中國人均gdp多少美元
200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300670億元，人口：約為13.28億人 人均gdp：22640元人民幣 2008年底匯率：1美元---6.8346元人民幣 人均GDP：約為3313美元
Ⅹ 據說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的時候是社會最不穩定的時期，為什麼啊
今年我國人均GDP將超過1000美元 消費轉向發展型
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意味著什麼？
厲以寧表示，世界經驗表明，人均收入1000美元後，國家發展趨勢會分化為兩類：一類國家，如新加坡、韓國，人均1000美元後繼續2000、4000往上發展；另一類，如拉美等地的國家，人均達到1000美元後經濟就停滯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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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國的人均年收入達到1000美元。這則消息，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家厲以寧看來顯得有些喜憂參半。
1月6日，在首屆中國企業發展論壇上，厲以寧公開表示，世界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表明，人均收入達到1000美元水平後，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將在四個方面出現顯著變化。中國當前正處於一個關鍵時刻，迫切需要全面協調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假如處理得當，中國經濟就能順利地發展上去，而如果處理不當，則「不是沒有可能長期在一、二千美元之間徘徊。」
厲以寧說，根據他國經驗，人均年收入達到1000美元後，國家發展趨勢會分化為兩類：一類國家，如新加坡、韓國，人均1000美元後繼續2000、4000往上發展；另一類，如拉美等地的國家，人均達到1000美元後經濟就停滯不前。原因在於，人均1000美元後，這些國家原來的比較優勢降低了。比如，原來的土地價格、勞動力價格都比較低，生產要素的低廉吸引外資流入，從而推動經濟發展，而人均1000美元後，這種優勢會逐漸消失。有沒有自主知識產權，能不能有核心競爭力，成為發展的關鍵。假如在人均1000美元以後仍然靠過去的生產要素價格低廉來發展經濟的話，優勢將逐漸減弱。現在，許多人為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而沾沾自喜，但不能被這種假象迷惑。如果沒有自主知識產權，製造業的價格優勢就喪失了。這時，製造業基地將會向其他政治環境比較穩定、勞動成本更加低廉的國家轉移。
第二個方面，人均年收入1000美元以後，人們的消費需求開始升級，生活的要求出現多樣化。1000美元以下是以溫飽為主，到1000美元以後，對住宅、汽車、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養老保健、環境保護以及生活質量等方面的需求均有明顯提高。而要滿足這些需求，國家必須要有充足的財力，這也對財政稅收等公共事業的制度安排和政府職能轉變等提出新的課題。
第三，人均年收入達到1000美元以後是一個關卡，因為這個時候，人的差別明顯地表現出來，出現了不同的利益集團。由於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加劇，世界上許多國家因此出現社會動盪。所以，必須注意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區域協調發展，收入差別問題要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可以說，人均年收入1000美元以上時，差別問題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決，社會矛盾將更加突出。
第四，人均年收入達到1000美元時，人們對參政、議政的要求也相應地提高了，要求廉政建設，要求政策透明，要求政府的公務員能夠受到社會監督。假如參政議政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提出的問題不能及時解決的話，同樣會引起社會動盪。
厲以寧強調說，生產要素原來的廉價優勢喪失，消費需求升級和生活要求的多樣化，社會利益集團沖突的加劇，以及對參政議政的要求，以上四個方面，都表明了我們當前正處在一個關鍵的時刻，中國要抓住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繼續保持發展的話，一定要關注社會和經濟的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