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隨著我國人均gdp的增長

『壹』 為何我國政府財政收支佔gdp比例先降後升在上升過程中，我國財政支出與收入規模為何曾兩度形成較大差

根據瓦格納法則等對財政支出規模的一般性描述，財政支出規模(或者說，財政支出佔GDP比重)的發展變化的一般趨勢是隨著人均gdp的增長而上升，達到一定水平則相對穩定;同時，由於各國國情的不同，因而不同的國家以及同一個國家的不同發展時期，這一比重的高低也是不同的。我國財政支出佔GDP
比重的發展變化有本身的特殊性。
改革開放後我國財政支出絕對數除1980、1981兩年負增長外，其餘年份都是增長的，而且增長速度不算很慢，財政支出增長率基本上是一條波折上升的曲線，有的年份波折度較大。但財政支出佔GDP比重的運行則是另外一種情形。1995年以前，由於財政支出增長速度慢於GDP增長速度，導致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一路下滑，1996年才停止下滑，1997年開始回升，而且回升速度較快。因此，改革開放後，我國財政支出佔GDP比重運行的曲線呈現先逐年下滑而後又逐年回升的特徵，這種發展變化的趨勢體現了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徵。
在經濟體制改革前，我國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是比較高的，這是由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決定的。一方面，實行「低工資、高就業」政策，在GDP的初次分配中，個人所佔的比重較小，同時許多個人生活必需品由國家低價乃至無償供給;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的利潤乃至折舊基金幾乎全部上繳國家，相應地，它們的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投資乃至更新改造投資都由國家撥付。簡而言之，在改革前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國家扮演了一個總企業家和總家長的角色，這種角色在GDP分配上的體現，便是實行「統收統支」制度，既然要「統」，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就必然較高。經濟體制改革以後，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經濟改革首先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調動起千千萬萬個微觀經濟主體的積極性，使社會主義經濟充滿勃勃生機，為實現這一目標，實行放權讓利政策顯然是一個必要條件。因此，在改革之初，不可避免地要經歷一個向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和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階段。與此相對應，財政收入增長放慢了，許多項目的支出(特別是預算內基本建設支出)便在財政支出賬上或多或少有所縮小，有的甚至消失了，由此導致財政支出增長彈性和增長邊際傾向的下降，進而導致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出現逐步下滑的趨勢。而且我國列入預算內的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下滑的速度過快，下降的幅度過大，1979—1985年17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1個百分點。
但是，財政支出佔GDP比重的逐年下滑並不符合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我國經濟改革初期之所以逐年下降，是因為改變了計劃經濟時期政府包得過多、統得過死的局面，調整政府職能和分配格局，激發經濟活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結果。一旦經濟體制邁上市場經濟的運行軌道，隨著經濟改革的逐步到位和GDP的加快增長，上述逐年下滑的趨勢理應逆轉，改革之初財政支出比重下降的趨勢會在某一時點中止，轉而趨於回升。我國財政支出增長彈性邊際傾向以及由二者決定的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都在1996年停止下降，1997年開始回升，特別是自1998年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以後，回升速度較快。我國目前的財政支出增長彈性和邊際傾向已遠遠超出美國，這是未來我國財政支出佔GDP比重繼續增長的重要因素。
影響財政支出規模的宏觀因素。
答：為探討財政支出的合理規模，必須從分析影響財政支出規模的因素入手。參照前人的規范性分析並結合本國財政支出發展變化的現實情況，尋求本國財政支出的最佳規模。歸納起來，經常影響財政支出規模的宏觀因素有經濟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和社會性因素三個方面：
(1)經濟性因素。主要指經濟發展的水平、經濟體制以及中長期發展戰略和當前經濟
政策等。關於經濟發展的水平對財政支出規模的影響，如馬斯格雷夫和羅斯托的分析，說明了經濟不同發展階段對財政支出規模以及支出結構變化的影響。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財政支出規模的明顯例證，是經濟發達國家高於發展中國家。總體來說，我國長期內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制仍處於轉軌過程中。從經濟性因素來看，我國在經濟改革之初曾導致財政收入佔GDP比重的下滑，這是財政為經濟改革必須付出的成本和代價。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和經濟穩定的增長，財政收入增長加快了，但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夯實基礎設施等先導產業、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大力發展科學教育，保護生態環境、擴大就業領域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任務，卻十分迫切和十分繁重，而且需要同時並舉。這就要求在一段時間內仍然需要適度提高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因而財政收入增長的可能性和財政支出規模增長的必要性，將是今後一段時間內財政運行的主要矛盾。
(2)政治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對財政支出規模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政局是否穩定;二是政體結構和行政效率;三是政府幹預政策。關於政局穩定問題，皮科克與懷斯曼的分析已有所分析，當一國發生戰爭或重大自然災害等突發性事件時，財政支出的規模必然會超常規的擴大，而且事後一般難以降到原來的水平。政體結構和行政效率首先是和一國的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模式有關。一般來說，傾向於集中的單一制國家，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高一些，傾向於分權的聯邦制國家則相對低一些，北歐各國由於政府包辦高福利而導致財政支出規模最高;行政效率則涉及政府機構的設置問題，若一國的行政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經費開支必然增多，這是確定無疑的。政府的經濟干預政策也是影響財政支出規模的重要因素。顯然，政府通過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對經濟活動的干預與通過財政等經濟手段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具有不同的資源再配置效應和收入再分配效應，如通過政府管制和政府法令進行經濟干預，並未發生政府的資源再配置或收入再分配活動，即財政支出規模不變。不同財政手段的干預效應也是不同的。比如，財政資金的全額投資可以帶動社會的配套資金是無疑的，但如果採取財政貼息、財政補貼和稅收支出等手段投入，則可能以少量的財政資金誘發更多的社會資金投入，並引導社會資金的使用方向，即發揮所謂「四兩撥千斤」的效應。
(3)社會性因素。如人口、就業、醫療衛生、社會救濟、社會保障以及城鎮化等因素，都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財政支出規模。在發展中國家人口基數大、增長快，相應的義務教育、衛生保健、社會保障、失業和貧困救濟、生態環境保護以及城鎮化等支出的增長壓力便大。比如，我國在尚未實現工業化之前人口的老齡化已經來臨，農村富餘勞動力的增加迫切要求加快城鎮化速度，加快經濟建設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日益突出，國有企業改革帶來大量職工下崗失業等等，諸如此類的許多社會問題，會對財政支出不斷提出新的需求，構成擴大財政支出規模的重要因素。

『貳』 我國GDP增長值和國內生產總值和平均消費水平體現了什麼問題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等抄於 國內生產總值 除以 人口
就拿我國來說，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是世界第三位了，很快就要超過日本了，說明我國的綜合國力很強大，所以我國有飛船火箭原子彈，在世界上說話也擲地有聲，政治影響力大。
但是我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上只能排100位左右。說明我國的國民的素質還有待提高，生產力還需要發展，生活水平也不高。
和老百姓關系密切的還是人均水平，像歐洲的小國，他們國內生產總值和我們差一個數量級，國際影響力差遠了，可是中國人還是擠爆了頭去移民，因為生活水平高嘛。
希望採納

『叄』 重大意義！我國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究竟會為中國甚至世界帶來什麼影響

我國人均GDP突破一萬美元會為中國的綜合國力提升帶來巨大影響，進一步而言，甚至對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除了對中國本地帶來眾多影響以外，我國人均GDP提高也將對世界市場產生重大影響。因為中國人民在世界市場上的購買力增加。中國人民擁有更多樣化的消費選擇。為了搶佔中國這片廣大的市場，眾多品牌需要適應中國市場的需求，對自身做出一定調整，提高對中國市場的佔有率。

考慮到與中國的經濟往來，各個國家與中國的政治沖突也應當有所緩和協調。畢竟和平發展才是時代的主題，也只有在和平的環境下，世界市場才會欣欣向榮，發展越來越好。

中國是一個擁有無限創造力的大國，國家的發展需要依靠人民，只有人民生活的好，生活的幸福，國家的發展才會穩步前進。

『肆』 為什麼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保持了快速增長怎樣縮小我國人均GDP與西方國家的差距

因為中國人勤勞，而且以前的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而西方國家的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相對飽和，發展潛力相對較小。所以，中國的發展潛力相對西方國家而言很大，中國的國內國外政局穩定，穩定的社會生活，沒有戰爭的安全的生活環境為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奠定了必要的基礎。所以中國的經濟增長很快速，但是中國政府的有些部門為了好的聲譽，好的政績，誇大了經濟發展的水平，所以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可能有點比實際情況誇張了一點。怎樣縮小我國人際GDP與西方國家的差距這是我們經濟學專業研究的問題，看上去簡單，世界上很復雜，是經濟學學者一個很棘手的問題，也是黨和國家一直盼望的事情。「勿以善小而不為」我還是跟您講一點最基本的方法吧！首先就是要支持國產、拉動內需。其次要兢兢業業、各司其職、相信黨相信政府會慢慢地和我們一起實現我們共同的中華崛起的夢的。第三，保住中國的人才、金錢。不用讓中國的人才、人民幣外流。最後，從小事做起，溫暖身邊，為建設和諧社會出自己的一點點微薄之力。 當你看到不平的事情是，如果你有能力而沒去打抱不平，那下一個倒霉的可能就是你自己。 我是學國際經濟學的，現在也沒什麼成就，我們還是從小事做起吧！小事做多了就變成大事了。

『伍』 如何看待我國連續幾年的GDP增長

當前，中國經濟增速正運行在7%~7.5%的增長區間，這種增長盡管遠比2000~2008年平均10.2%的增長降低一個台階，但也正在經歷一個「提質增效，擠出水分」的新階段。

高增長之後需要「換擋」
最新公布的中國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中同比增長7.3%，增幅創下22個季度以來的新低，固定資產投資受房地產投資大幅下滑拖累繼續放緩，發電量也出現內年首次同比下跌，但這些數據的下滑並不代表中國經濟「衰退」，「硬著陸」，甚至是「崩潰」。
的確，從2010年第一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增速連續下滑18個季度，為改革開放以來時間最長的下滑周期。但全球范圍看，高增長之後的「增速換擋」是一種必然趨勢。根據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統計，二戰後連續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長的經濟體只有不到10個國家，這些國家都是小國，而其餘經濟體在經歷過20年的發展後均開始減速，並且有些國家甚至出現了大幅減速。世界主要經濟體，包括美國、日本、韓國等其他國家走過的道路也都說明，一國經濟在經歷一段高速增長之後，需要有一個調整期。增長速度會回落一些，但這種回落不是直線式的，而是波動式的。
過去中國增長模式的鮮明特點是「高速增長」和「結構失衡」，增長動力主要來自於「高投資」和「強出口」。從動力轉換的角度看，舊增長動力的退出是波動性的，新增長動力的發力也不是平穩的，因此，未來三五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都會出現波動，這並不奇怪。在這種新常態之下，中國一方面需要接受經濟數據的波動，一方面需要盡快完成結構的優化升級。那種經濟下行壓力一增大，就寄望政府出台刺激政策「燙平」周期的論點和做法是一種短視，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並無裨益。

世界需要以新視角看待中國經濟增速變化
世界需要以新的視角和思維來看待中國經濟增速的變化，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個階段有兩大發展目標：一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中高收入發展階段；二是轉換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形成內生性增長機制。2013年我國人均GDP達到6700多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或者說中高收入發展階段。根據國際經驗，這個階段的戰略性任務就是防止經濟發展中出現增長動力「真空」、收入差距擴大、產業升級困難、技術創新緩慢、社會矛盾激化等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現象。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心在於如何尋找新的增長動力和替代動力，而不是短期依賴於政策刺激。
事實上，增長速度再快一點，非不能也，而不為也。為什麼不為？中國增長必須是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是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的增長。這意味著必須刺破過去GDP導向下盲目吹起的泡沫，擠出經濟增長的水分。中國寧可發展速度慢一些，也不再依賴過去的外延式增長。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去杠桿」，「擠水分」的過程從未停止過。
首先是擠投資水分。去產能的過程中，新政府通過收縮非標融資、信貸窗口指導等方式斷了產能過剩領域的水源，實際上相當於擠出投資中的水分，使稀缺的資源更多的投向有利於轉型升級和服務民生的領域。其次是擠消費水分。2013年以來，反腐浪潮大大壓制了政府消費和奢侈品消費。再有就是擠出口水分。從2013年5月的外管局20號文開始，主管當局嚴打隱藏在經常賬戶下的套利資本流入，虛假貿易的水分被大幅擠出，中國經濟增長也回歸理性和常態。

1、從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歷程看，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永遠保持高速增長。現階段，我國人口結構變化和勞動力成本上升，傳統競爭優勢削弱；越來越多的產業達到或接近世界技術前沿，後發追趕空間縮小；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發展模式，造成資源、環境、生態約束日趨增強。與十年前相比，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的數量明顯不同，實現難度加大。我國經濟增速下降在所難免，也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

2、從發展趨勢看，我國經濟發展存在諸多有利條件。譬如，經濟體制改革將釋放新的增長動力與活力，城鎮化潛力依然巨大，居民消費升級方興未艾，競爭優勢並未根本動搖，全球化孕育新機遇等。去年以來，面對經濟增長下行壓力，我國政府保持了足夠的定力，積極創新宏觀調控方式，把工作重點放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化解各種矛盾和問題上，這也必將為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3、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的是就業狀況。隨著經濟規模和產業結構的變化，單位GDP增長的就業拉動能力明顯擴大。2008年以前，GDP增長一個百分點，拉動就業增加不足100萬人，而目前上升到140-160萬人。因此，在經濟增速有所放緩的情況下，仍能保持就業基本穩定。

4、雖然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但由於經濟規模不斷擴大，我國經濟增量佔全球的份額保持基本穩定，仍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2010年以來，我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保持在20%左右，也就是全球五分之一左右的經濟增長來自於中國，對促進世界經濟復甦發揮了重要作用。

『陸』 GDP的增長,對這個社會的好處有什麼

這么說吧，你就把國家當作是一個很悲慘的打工仔

工資就是GDP

因為加班而導致腎虧就內是環境污染容

雖然知道腎虧很不好，但是為了工資還是的加班

想想為什麼要工資就知道為什麼提高gross domestic proct了

『柒』 指出經濟增長的源泉 並指明推動人均gdp增長的原因是什麼

改革從1979年算起，到1998年，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這20年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率是9.7%，而改革以前從1953年到1978年這26年中平均增長率是6.1%，所以根據這兩個數字，改革期間平均經濟增長率提高了三個多百分點。關於改革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率究竟有沒有那麼高，國內國外有不少討論。比如世界銀行在前幾年的一個報告里認為，從1978年到1995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率統計局的數字偏高。他們提供的數字是8.2%。還有一位研究長期經濟增長的專家叫安格斯.麥迪森，他對同一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率的估計是7.5%，比世界銀行的估計更低一些。我們對改革以前和改革以後的中國經濟增長率也做了一個估計，主要是根據幾種不同的方法。一個是根據工業產品中1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實物量的增長對工業增長的數據做了核算，另外根據電力和交通運輸同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對經濟增長也做了核算，還有就是運用模型分析的方法把可以解釋經濟增長的因素一項項剔除，剩下的就是數據偏高的部分。做了這樣幾個分析以後，我們大概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改革期間從1979年1998二十年間的平均增長率，我們的初步估計是8.5%。這個數字低於統計局的數字，比我剛才提到的國外的兩個數字稍微高一些。偏高的部分實際上主要集中在90年代，80年代經濟增長率的數字有一些偏高，但偏差不是很大，到90年代偏差就到了兩個百分點。統計局的數據偏高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比如國外一些研究人員提到的我們GDP計算方法有缺陷、對不變價格的計算有缺陷等等，但我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各級地方政府虛報產值造成的。實際上統計局對此是了解的，所以它每年對從地方上匯總起來的經濟增長率要進行調整，他們叫做「壓水份」。所以每年公布的數字都是統計局壓縮了水份後的數字。比如1998年，當時目標是增長8%，統計局的數字最後是7.8%，但實際上如果你看各地方的數字，除了新疆以外，各省市的數據都超過了8%，如果簡單匯總的話可能是9%還多，所以統計局從9%調整到7.8%已經做了很大的壓縮。但是我們這個分析認為盡管統計局做了必要的調整，但是調整還不夠，實際增長率可能還要低一些。但是不管怎麼講，改革期間經濟增長率起碼提高了三個多百分點，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而且即便是8%的增長率，在世界上也仍然是名列前茅的。所以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就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改革期間經濟增長的顯著加速？

一個方面是投入要素。首先我們把生產要素分解成資本、勞動力、人力資本幾個方面。大家關注最多的是改革期間投資增加和儲蓄提高，到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多大。我們做了一些計算，計算的結果大概是這樣的。就是改革期間儲蓄率有明顯的提高。平均儲蓄率在改革以前大約是30%，1978-98年期間大約是37%，所以儲蓄率在改革期間大體上提高了7個百分點。投資方面，如果以GDP為100的話，那麼固定資產佔GDP的比重在改革以前平均是18.5%，改革期間提高到了26.8%。再看資本形成。資本形成就是把投資中沒有形成固定資產的部分去掉，最後計算凈的資本。按這個數字算，1961-77年期間平均是12.6%，1978-98年提高到22.2%。這三組數字在改革期間都明顯提高了。這里頭還說明一個問題。改革以前儲蓄率是30%，就是每100塊錢GDP中有30塊錢拿出來作為儲蓄，那麼這30塊錢有多少形成了固定資產？只有12塊6。這是一個相當低的投資效率，就是說有大量儲蓄或者變成了積壓的存貨，或者在投資過程中有很大的浪費，所以最後凈的固定資本形成率相當低。改革以後儲蓄率提高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存貨的相對減少和投資浪費的相對減少。我不是說現在投資沒有浪費，仍然有很大的浪費；我是說因為計劃經濟時期很多項目是由行政命令、主觀意志定下來的，有的項目完全不符合市場規律，所以投資中的浪費非常大，很多項目還沒有建成就已經報廢了。改革期間市場導向的結果，在這方面可以顯著看到投資效率提高了。算下來最後是每100塊錢儲蓄中改革以前有42.1塊形成了固定資本，改革期間是59.4塊。這個數字我們需要說明的是，根據後來的計算，我們又對它做了一些調整，所以最後的結果可能與這個數字有些出入。但基本方向是一致的。這就說明改革期間投資增長，一部分是由於儲蓄的提高，另一部分是投資效率的提高。大體算來，投資效率提高對投資增長的貢獻，要超過儲蓄提高的部分。總的來看，由於資本存量的增長率提高導致經濟增長加速，這一貢獻大約是1個多百分點，不到2個百分點。這1個多百分點中間，儲蓄提高的部分佔不到一半，其餘的很大一塊是投資效率的提高、加上90年代以後外資投入的大量增加這兩個因素導致的。

人力資本的增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們對人力資本的增長做了很長時間的計算，得出的結果是我國改革期間與改革以前相比，人力資本的增長速度是放慢了。這里頭有兩個原因。一是在改革以前，特別在解放初期，全國人口很大一部分是文盲，50年代普及中小學教育大大提高了中小學的入學率和升學率，這是促使人力資本增長加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改革期間由於中小學入學率在基礎上就已經比較高了，所以要進一步提高人力資本，速度相對就要慢一些，這是正常的；另外一個因素是，我們認為改革期間在教育方面的投入還很不夠，教育體制也亟待改革。所以，在改革期間人力資本增長沒有加速的傾向，反而比改革以前更低一些。我們在初步的報告里曾經有一個判斷，就是人力資本增長的減速整個抵消了物質資本增長的加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後來又重新對幾個數字做了核對以後，發現這個結論需要做一點更正，就是說人力資本增長放慢的幅度沒有那麼大，所以整體上不能抵消物質資本加速增長的因素。

第二個方面我想講一講制度問題，就是改革期間的制度變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很明顯的一個事實就是改革期間非國有部門高速增長，它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在改革以前，如果講非農業部分，就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這塊，國有經濟是占絕對重要的地位的；在改革中間這一部分國有經濟比重顯著下降了。從GDP構成來看，國有部門產出約佔GDP構成的54%，這其中還有很大一塊是農業，非農業中非國有部門的貢獻大約是20多個百分點。改革以後，在GDP構成中國有部門下降了。我們最初估計是29—30%，但後來重新修正了一下，應該是超過30%，但低於40%。國家統計局有一個內部的估算，認為國有部門1997年在GDP構成中的比重是42%，我們的估計比統計局的估計大約要低5個百分點。這是根據每個部門分別算下來的結果。因此可以認為國有部門已從主導地位下降到了非主導地位，而非國有部門迅速增長。所以非國有部門在改革期間是帶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從增長率來看，特別是鄉鎮企業這塊，在改革20年中平均增長率在20%以上，而國有部門增長我們算的結果大約不到7%，這個增長率是低於改革以前的。就是說改革期間國有部門的增長率是下降的，而高速增長的這塊完全是由非國有部門帶動的，在其中鄉鎮企業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在整個非國有經濟中，從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都可以認為，非國有部門中間是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的。城市非國有經濟在改革初期和中期都發展得比較慢，而農村鄉鎮企業這塊增長速度特別高。鄉鎮企業就業人數在1978年是2800多萬人，到了1997年增加到1億3千5百萬人，就是說在改革期間鄉鎮企業多吸收了1億多農村勞動力。我們算了一下，這塊產出在GDP中的比重，改革以前大約在4—5%之間，到1998年佔到了28%。所以在這20年中鄉鎮企業已經發展成一個非常主要的經濟部門了。90年代以來其他非國有經濟，比如個體、三資企業、私營企業等增長也都很快，對經濟增長也有很大貢獻。所以改革以來的經濟增長很大一部分來源於非國有經濟的增長。這實際上與剛才說的要素投入和生產率提高不矛盾，因為那裡是從投入角度看的，我現在講的則是部門構成。

另外我們還遇到幾個方面的問題，比如在體制方面仍然存在著障礙。非國有企業在發展中間仍然面臨制度方面、市場環境方面、技術進步方面等諸多方面的約束。這些問題還在影響著經濟增長。所以我們看到，一方面資源重新配置效應的作用在逐漸釋放，另一方面在制度方面還存在很多問題和障礙。這也就是說改革中可以繼續增長的潛力還很大。這里我舉個例子。在融資方面，雖然現在從整個經濟構成來看，非國有部門已經佔了主導地位，國有經濟也就是佔三分之一的樣子，但全國的銀行貸款的投向卻基本上倒了過來。銀行貸款的70%是投向了國有企業，投向非國有企業的只有30%。這30%中，大部分又是用於集體所有制企業，個體、私營企業拿到的微乎其微。而投向國有企業的這部分銀行貸款，形成了大量的壞債，國有企業也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這樣一個狀況，說明了在金融體制方面存在巨大的問題，就是說要素配置在金融領域是不合理的，是違反市場導向的配置原則的。我們在實際中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說非國有企業貸款很難，特別是中小企業在生產中急需的資金很難通過銀行解決；而大量的國有企業則大量的借債，背著沉重的包袱，最後形成既不能還本又不能付息的局面。這個現象說明了金融體制改革是迫在眉睫的。如果要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繼續推動經濟增長，就必須改革金融體制。金融體制改革，如果僅僅是在國有銀行內部改革它的經營方式、管理體制等，是不夠的；我們認為需要引進非國有經濟成分，需要在這一方面開放。最近在談加入WTO的問題，現在有關方面給了一個比較明確的許諾，就是允許外國銀行進入中國，下一步就將面對國有銀行和外國銀行競爭的局面。在這個競爭中，國有銀行明顯處於不利的地位，因為它體制方面有問題。在這樣的競爭中如果不是靠保護、靠政策的話，國有銀行很難打敗外國銀行。與此同時在金融領域，基本上沒有對非國有部門開放，只有極少數例外。這也不利於我國金融方面的競爭力。其他的還有技術進步方面，我們現在碰到風險投資的問題。企業搞技術開發需要風險投資，因為開發技術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正常的銀行貸款很難支持這樣一種活動。實際上這些東西都是新的經濟增長點的萌芽。這些萌芽如果長不起來，整個經濟增長的速度就不會高，而且整個技術進步就會受影響。所以風險投資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再一個是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我在企業做調查，有些廠長就對我講，我不開發新產品就是等死，但開發新產品就叫找死。為什麼這樣講呢？我花了大量的錢一旦把新產品開發出來了，馬上就會有成百上千的企業模仿、仿造，他們不用付開發成本，因此就有低成本優勢，如果進入這個市場就可能把你吃掉。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說沒有一個非常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就不利於我們的技術進步和科技開發。在這方面前幾年談得較多的是對外國的知識產權的保護，實際上我們認為對國內企業知識產權的保護也應該提到議事議程上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再一個是結構問題。結構問題剛才已經提到了，就是在改革期間，部門間要素的重新分配對經濟增長起到了一個很大的帶動作用，剛才我們算了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約是1.4個百分點；雖然90年代後半期這一貢獻有所下降，但我想1.2個百分點是有的。再加上其他方面資源重新配置的貢獻，估計是在1.5 到2個百分點左右。這是對經濟增長最重要的貢獻。

如果從要素的配置角度來談，下一步的增長潛力在哪兒？我們認為有一個巨大的增長潛力現在沒有釋放出來，就是城市化。在這個圖中，橫坐標是人均GDP，縱坐標是城市化率，就是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圖中可看到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隨著人均GDP的提高，城市化率會上升。中國的城市化率和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相比，大約低10多個百分點；如果按購買力平價算，大約低20個百分點以上。就是說中國現在城市化率為30%，而按同等收入的城市化水平，應該在40—50%之間。中國城市化程度特別低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很大一部分是政策原因，就是說改革以前有明確的政策措施限制城市、特別是大中型城市的發展。改革以後政策有所調整，但只是強調鼓勵小城鎮的發展，而大中型城市的發展仍然受到限制。雖然限制的程度有所放鬆，比如改革以前嚴禁農民進城，改革後農民逐漸可以進城了，但是農村勞動力進入不同的城市仍然面臨障礙。比如你要想在大城市呆下來，起碼要准備五、六種或七、八種證件，什麼結婚證、身體健康證等等，湊齊這么多證就很不容易，而且不一定哪天又把你轟走了；即便你能呆下來還不一定能找到工作。而且現在從調查看，大部分到城市裡打工的是以年輕人為主，並且是以單身為主，他們過幾年想家了或攢夠錢了就回去了。如果這部分人能把自己的家從農村搬到城市來，如果城市沒有太多的對外來勞動力就業領域的限制，那麼城市化的速度就可以加快。另外中國現在大中型城市人口只佔全國人口比重的6%，這么小的比重對經濟很難有很大的帶動作用。現在城市的作用發揮得遠遠不夠，原因就是城市太少了；它提供的就業機會遠遠不夠，它對周圍地區的輻射作用也遠遠不夠。所以我們做了一個模型分析，今天我沒帶來，這個模型中算了一下不同規模的城市的經濟效應有什麼差別。這里頭要考慮到，一方面城市大了以後，它的規模收入會提高；但另一方面又會產生負的外部效應，比如會帶來比較嚴重的污染、交通阻塞等。隨著城市的擴大產生的這些負效應要從收益中剔除掉，然後才能看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差別。我們對全國600多個城市做了模型的分析，結果是這樣的，大體上城市規模在100-400萬人之間，凈的規模收益最高；少於100萬的城市，規模凈收益非常有限；超過400萬以後也會逐漸下降，到了1000萬左右的時候基本就沒有凈的規模收益了。所以城市化也不是越大越好，但是非常有潛力的是那些100、200萬人的城市，這些城市我國還是太少了。但我們認為如果今後在城市化政策方面做進一步調整的話，可以對城市的發展提供巨大的空間，而城市經濟的發展會對經濟增長起到非常強有力的作用，這個作用應當不亞於過去20年鄉鎮企業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而且在城市經濟擴張過程中，還會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能夠把大批農村勞動力轉移出來，所以仍然會產生資源的重新分配，仍然會很大程度上推動經濟增長。

回過頭來，我們可以看到幾個潛在地對經濟增長起制約作用的方面。比如說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過去20年中，外資的投入、由於開放政策帶來的進出口貿易的高速增長等在經濟增長中也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因為中國的外貿部分的比重已經在過去幾年中提高了很大的程度，所以今後靠外貿的超常增長來帶動整個經濟的增長的作用正在減弱。另外這幾年外資投入也相對擴大了，90年代中期以來基本上每年4、5百億美元，外資大量湧入。但現在外資投入速度也在放慢，去年下降了11%。今後我們想可以穩定在現在的水平上，但不能希望外資投入再像過去那些年那樣高速增長。當然這也取決於加入WTO的時機、談判條件和結果等。另外剛才說到金融風險問題、政府腐敗問題，此外還有失業增加、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也會對未來經濟增長形成制約。但現在看來這些問題嚴格來說不是不能解決的，而是你去不去解決。

總體上說，我們對未來的經濟增長有一個大致的判斷。今後20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因素中，資本的貢獻大約仍然能夠保持3個百分點左右；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貢獻，勞動力的貢獻有可能下降，人力資本的貢獻有可能加速。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策方面的因素。再考慮到結構變化和體制改革這幾個方面的因素，比如說加快城市化進程、加快金融體制的改革等等，如果把這些因素包括在內，今後20年中比較樂觀的估計是，經濟增長率保持在7%或接近於7%的水平是有可能的。當然還有一些不確定性因素，比如說你要不要推動城市化進程、要不要較大幅度的推動金融體制的改革，包括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等；這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取決於政策。但經濟保持高速增長是有可能的。

『捌』 我國人均GDP說明了什麼

（回答這樣的問題要首先從「人均GDP」這個詞語上面解釋。）
人均GDP是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以某地區一定時期國內生產總值（現價）除以同時期平均人口所得出的結果。

（既然是政治題，不可避免的要吧政治因素加入進去）
人均GDP，這一詞在以前是沒有出現過的。而現在出現了這一新詞。可以說明一下幾點
一、政府從以前的注重國家整體的發展過度到每一個國民的發展。也體現出了國家，政府和黨對民計民生的關注度越來越高。
二、逐漸與發達國家接軌。我國經過了長時間的發展，並且初步的完成了小康生活的建設。而現在而要將國家的建設的方式與類型等，逐漸的轉變。
。。。。
。。。。
（政治題的回答，一定要加入自己的觀點，不然很難拿高分）
一、他體現出我國的經濟水平達到了一定的水平。。。。。
。。。。
。。。。
（切忌不要忘記說一句終結的話）
因此「人均GDP」不僅僅是一個詞語，他代表著我國的發展，。。。。。。

你要標准答案。。我找不到。但是有政治題的萬能公式。。。希望能幫上忙。
可以的話，給個小紅旗吧

『玖』 上年度我國GDP和人均GDP分別是多少什麼是綠色GDP

2005年我國GDP是183085億圓人民幣。是我們政治老師說的 絕對可信

綠色GDP，指用以衡量各國扣除自然資產損失後新創造的真實國民財富的總量核算指標。簡單地講，就是從現行統計的GDP中，扣除由於環境污染、自然資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數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經濟損失成本，從而得出真實的國民財富總量。

人類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不僅依賴GDP的增長，還依賴自然資源環境和諧統一度的提高。綠色GDP不僅能反映經濟增長水平，而且能夠體現經濟增長與自然保護和諧統一的程度，可以很好地表達和反映可持續發展觀的思想和要求。綠色GDP佔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國民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越高，負面效應越低。

『拾』 如何增加我國的人均gdp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們要求的是更高水平的社會的全面發展，此時，集權體制這個落後經濟基礎的產物就不可避免的成為了社會進步的障礙。首先在經濟領域，中國政治與經濟雙重集中的體製造成了嚴重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經濟發展在消除了絕對貧困的同時卻加深了相對貧困，造成了生產相對過剩，經濟難以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