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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中國人均gdp

發布時間:2021-03-08 19:24:46

Ⅰ 中華民國時期的經濟如何

中華民國經濟:據約翰·K.張的研究:在1912—1949年期間,平均增長率為5.6%;在1923—1936年期間,平均增長率為8.7%;在1912—1942年期間,平均增長率為8.4%,但1937-1949年的戰爭期間,人均產出和人均收入可能還是顯著下降。換而言之,在全面抗戰爆發前,中國現代工業和礦業實現了8—9%的高速增長。民國時期的經濟發展大致可分為農業、現代工商業及影響交易效率的交通運輸業和金融業幾個部分來說。
一、民國的農村經濟
民國時代的土地制度由於1930年土地法的頒布而較清末更為成熟。但由於缺乏長子繼承權,戰亂連綿,制度化的土地市場仍不發達,所以每戶土地分割為很小的數塊。1910年戶均土地為2.62公 頃 , 1933年為 2.27公頃。民國時土地所有權分布雖然不平均,但比其它落後國家要平均,73%的家庭平均每戶擁有15畝地,他們的土地佔全部土地的28%,而5%的家庭戶均擁有50畝以上的耕地,占總耕地的34%。民國時期資本主義式的僱工租地大規模商業化農業經營並不普遍。
1930年代,50%的農業人口與租佃制有關,30%的佃農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20%以上的佃農耕種自己的土地同時租佃部分耕地。但是整個民國時代,財產權由於民法、土地法、公司法的通過和實行而逐漸現代化。清末政府可任意侵犯財產的行為成為非法,中國傳統的佃農的永佃權概念,及地主賣地後永遠可以以原價贖回土地的概念都被現代土地自由買賣概念和司法案例所代替。民國時期的中國農村保持著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基本自給自足的農村人口占人口的75%,農業產出占產出的65%。捲入較高分工水平的人口,主要是大中城市人口,只佔人口的6%。
二、民國商業、交通運輸業、金融業
民國時期的農村,雖然基本是自給自足的,但專業商人在商業發達的城市和沿海地區比一般落後國家要發達,這被稱為商業資本主義或原始資本主義。上海、寧波沿海地區與長江流域其它地區的國內貿易和主要在最終消費品生產中的分工是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
長江流域的絲織業中已有相當發達的商人與手工業者之間的計件外包制。政府於1929-1930年擺脫了固定的關稅額必須償付戰爭賠款的束縛,完全獲得關稅自主權,增加了關稅率。30年代政府也收回一些租界,但收回租界的經濟效果是負面的。1930年進口稅從銀本位改為金本位,1928年鹽稅統一於全國財政系統,各種苛捐雜稅統一成中央政府的稅收及地方政府的土地稅,1933年統一貨幣,幾乎停止使用銀兩,1935年政府用外匯儲備為支持建立起現代化紙幣制度,銀兩完全被禁止用作貨幣。官方的中國中央銀行、中國銀行(601988,股吧)、交通銀行(601328,股吧),正式發行了紙幣,政府開始試行年度預算,稅收和財政報告制度都大大改進。現代政府債券制度也於1931-1932年發展起來。債券主要由國家政府銀行及上海私人銀行購買。
國家政府銀行同時發揮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功能,官商不分,使貪污和國家機會主義行為制度化。大私人銀行通過與四大官方銀行的人事交叉安排,也使官商勾結等壞資本主義的特色出現。但是與1949年以後的制度相比,私人銀行業在民國時期相當自由和發達, 1928-1937年間,共有160家私人現代銀行建立,它們擁有1,597個分支機構。現代銀行資本從1928年的1.86億元增至1935年的4.47億元 , 存款從11.2億增至37.8億元。但由於四個官方銀行的壟斷地位,相當大的金融資源主要用來為政府提供統一戰爭的軍費,用於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設施建設的比重太小,四大政府銀行由於官商不分,也不能按市場競爭的規律有效地支持有利可圖的經濟發展。
現代金融和紙幣制度的發展,可以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促進分工的演進,提高全社會的生產力。但是由於中國還沒有真正統一,1928-1937年中央控制的財政收入70%用於統一戰爭,而中央對地方財政的控制在1929年只到達浙江、江蘇、安徽、江西和河南五省。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於1931-1936年間只佔國民收入的3.2-6%,大大低於美國政府1929年的8.2%。

Ⅱ 中國年平均生產值是多少

全世界的GDP核算都是假的,像生產涵數一樣的GDP壓根就不存在,它真正的名稱應該稱作「被買賣流通的勞動總和」

自1929年現代的國民收入核算體系開始應用和隨著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實際GDP成為經濟學中的最重要的概念和統計指標。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首先教給學生的就是這里有一個衡量實物產出的指標——實際GDP。當然,同時還有一個價格指數表示物價總水平,實際GDP是用名義GDP減去物價指數。這樣,所有的學生都學會了這個概念並被所有的人所認同,隨後這個概念就成為教條而加以應用了。這里有一個例子可以充分說明這個實際GDP作為實物統計的觀念對人們的影響。大家都知道,在GDP的統計時,首先得到的是名義GDP,但是在所有的國民收入核算的統計表中(如《中國統計年鑒》),竟然沒有名義GDP的增長率這一指標,而是告訴你實際GDP的增長率和物價指數,要想得到名義GDP增長率指標,你自己去加吧,之所以沒有名義GDP增長率這一指標,因為經濟學家認為GDP就是為了衡量實物產出的,名義GDP的增長率沒有用。
但是,實際GDP這個指標很不好用。例如,在實際GDP的統計中,美國1820年時人均gdp是1600美圓,中國現在的人均GDP不到1300美圓,更要命的是中國宋朝時的GDP相當於2000美元的水平,是不是中國人現在的生活水平比美國1820年或中國宋代的時候還要差呢?這顯然有些荒唐,你只要把美國或者中國宋代當時有的那些產品的人均產量和現在中國的人均產量作個對比就可以了,更不用說我們現在消費的東西絕大部分是當時美國或宋代沒有的。如人們經常說的,中國現在是「世界工廠」,幾乎所有的消費品、包括汽車和民用飛機的擁有量都居世界前列,而且每年向美國出口大量的消費品,怎麼可能比美國1820年的生活水平還要低呢?

在一本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中有一個應用實際GDP的例子,作者在講到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增長時寫到,這些國家和地區通過努力工作和技術進步,使實際GDP的增長率連續三、四十年保持在7%左右,這段話是沒有問題的,但接下來又說,這種7%的增長率使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均GDP從戰後到90年代發生了巨大變化,日本的人均GDP從戰後的130美圓增加到30000美圓,韓國從50美圓增加到12000美圓,台灣地區從80美圓增加到16000美圓等等。當我們把上下兩段話放在一起就出笑話了,因為GDP每年增長7.2%,10年會增長1倍,這些國家和地區怎麼可能按7%的增長率在40年的時間里增長這么多呢?上面的數字當然是名義GDP,要解釋這些數字當然也要用名義GDP,比如日本在高增長時期名義GDP的增長率超過15%,同時日圓對美圓的匯率提高了3倍,而韓國在高增長時期名義GDP的增長率接近30%,而在目前採用實際GDP來說明實際產出的增長,同時分離出物價水平的變動和匯率的變動是經濟學家做不到的,這里可以肯定的說,這在將來也做不到,那麼這樣使用「實際GDP」的統計指標就有些希奇古怪了。
我們還可以舉出更多的例子來說明使用實際GDP比較實物給經濟學家帶來的尷尬。比如要說明中國的GDP究竟是多少美圓就必須先解決人民幣對美圓的匯率問題,經濟學家試圖用購買力平價的方法進行計算,結果怎麼樣呢?從東南亞金融危機時主張人民幣貶值時的低估到現在主張人民幣升值的高估,經濟學家從2美圓到14美圓之間竟然給出了十多種計算結果,這種誤差可能達到7倍的計算是不是還能應用呢?
1930年,凱恩斯在《貨幣論》一書中針對這種國民收入的統計含義提出疑問,GDP統計中的各種產品是異質的,怎麼可以加總在一起表示實物產出呢?實際上,這種加總和指數問題在理論上是有確定的結論的,即只能是單一產品或穩定狀態增長(即所有的產品按同樣的比例增長),比如說有蘋果和梨兩種產品,如果它們的增長率都是10%,可以確定的說產出的增長率是10%;但如果蘋果的增長率是15%和梨的增長率是5%,我們是不可能得到一個確定的指數的。這一問題實際上很容易理解,比如對於我們現實生活的異質品世界來講,說GDP增長8%,顯然不如說去年生產的是21寸電視而今年生產了29寸的電視更清楚。

對於物價指數的統計也是如此,這種統計只能在單一產品和穩定狀態下才是可能的,比如蘋果和梨的價格都增長了10%,可以確定的說物價上漲了10%;但如果蘋果的價格上漲了15%和梨的價格上漲了5%,或者價格同時上升而蘋果和梨的產量比例變化了,我們是不可能得到一個確定的物價指數的。前面所舉的用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人民幣的匯率出現的尷尬結果就是一個例子。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也說,物價指數的統計可能忽視了產品質量的變化,對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如果物價指數的統計考慮產品的質量變化,由於產品的質量變化太快(比如電視機),那將使物價指數的統計失去意義,因為只要質量變化了就要把它視為一種新產品而不能與原來的產品構成時間序列的指數。聯繫到國民收入核算的實際,現實中物價指數統計的困難遠超出前面的例子,不僅產品的質量經常在變動,而且新產品層出不窮。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這一問題,目前我國物價指數的計算是以1990年為基期的,而如今在市場上幾乎難以找到與1990年完全相同的產品,更不用說占消費支出很大比重的新產品。顯然,這種物價指數的計算與實物量的統計相差甚遠。
就人們通常所說的物價指數是指消費者價格指數(即CPI),這種消費者價格指數經常被作為計算實際國民收入的依據。然而,這種消費者物價指數顯然不是全部產品和勞務的統計,比如資本品的價格變動被排除了,資本品的價格變動是用單獨的指數來表示的,由於資本品在我國GDP統計的全部產品中要佔到30%左右,所以GDP並不能表示實物量的變動是顯而易見的。就消費品而言,消費者物價指數所包含的產品也不是全部消費支出的構成,比如在上個世紀90年代,家用電器在我國居民消費中已經佔有很大的比重,但只是在2000年時才考慮將其加入到物價指數的計算中。顯然,用這種物價指數的方法來計算實際GDP是大有疑問的。
從上述分析可見,這種實際GDP作為表示實物的統計變數是主流經濟學創造的一個神話,之所以把它叫做神話,是因為這種異質實物產品的加總和統計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在實際應用上也是沒有意義的,或者說,實際GDP是根本不存在的,但主流經濟學卻使它成為人們頭腦中的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並被用於所有的經濟學應用領域。
當然,這種假的實際GDP和物價指數的統計在現實中並不是毫無用處的,正如這種實際GDP和物價指數一直是宏觀經濟分析的重要指標,但只要對目前的宏觀經濟分析有所了解的話就很容易發現,經濟學家實際上是把實際GDP和物價指數的變動加在一起考慮宏觀經濟波動,但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名義GDP,那為什麼不直接使用名義GDP呢?名義GDP正是我們所要研究的最重要的指標,但這種名義GDP絕對不是實物產出的數量和它的貨幣價格單位,而是與實物或技術完全無關的。 什麼是GDP
我們現在來討論名義GDP。在國民收入核算中,名義GDP是一定時期中(如1年)新生產的商品和勞務的價值總和,這一定義中的關鍵是價值,這里的價值概念即是商品和勞務的貨幣價格,從而是可以加總的,但這樣加總的名義GDP已經不表示任何實物,而是一個貨幣交易增加值的概念。如計算國民收入的一種方法就是增值法,即把各個企業新增加的價值加在一起,由此構成企業的總收入,這種收入必等於人們的總支出,因為收入和支出是貨幣交易的賣和買,二者必然相等。這樣,從總支出的角度看,人們花1美圓一定有1美圓的GDP。由於GDP所統計的是貨幣交易值,凡不是貨幣交易的產出(包括勞務)將不會被計入GDP。比如,足球明星的高額報酬被計入了GDP,而農民自己生產和消費的農產品只要不通過市場交易,就不會計入GDP。
由於GDP是一個經濟中全部貨幣交易量的增加值,我們可以用貨幣的交易方程式來表示:MV=PT,即貨幣數量(M)和貨幣流通速度貨幣(V)相乘等於全部貨幣交易值PT(T表示交易的實物量,P表示價格),而名義GDP的計算則只是所有的交易量的增加值,或從企業會計帳戶上考慮的增加值。因此,當假設全部交易值與企業的增加值之間保持一個固定的比例,即GDP在PT中的比例是穩定的,再假設貨幣流通速度不變,則貨幣交易的增加值或名義GDP和貨幣供應量之間將保持穩定的比例,即。
上述對名義GDP的說明似乎是多餘的,因為這些定義在教科書中都可以找到,但我們這里重述這些定義是為了說明與教科書完全不同的含義,即這些定義可以清楚地表明,GDP根本就不是實物的統計,而是一個貨幣值。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這個貨幣值是沒有意義的,從而要用實際GDP和物價水平把這個貨幣值拋棄掉,然後用生產函數去說明實際變數。但正如前面所表明的,這在邏輯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而主流經濟學所拋棄的貨幣和名義變數則正是我們現在所生活的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中最本質的東西,即這些名義變數所表示的正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
在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中,一個最典型的特徵是競爭,這一點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是無時無刻都感覺到的。在競爭中人們想要得到的和為之奮斗的是什麼呢?不是任何實物,而是金錢或貨幣這種純粹的價值符號,普通人為了生活和發財的夢想整天忙碌著,企業家和資本家在殘酷的商戰中沉浮,甚至一些政府官員為了金錢而喪失良心和道德,他們所考慮和追求並不是實際變數而是名義變數,即貨幣本身。在這樣一種比誰掙錢多的游戲中,出現了GDP或名義GDP,這個名義GDP包含著一組由貨幣量值構成的名義變數,其中有工資、利息、利潤、資本、折舊和儲蓄、消費、投資等名義變數,由這些名義變數構成了企業為獲取利潤而產生的財務帳戶,即貨幣量值的成本收益計算。這種成本收益計算完全是以貨幣價值的投入和產出進行的,而根本不涉及任何實物的考慮。正是這一點,使名義GDP成為重要的統計變數,如果假設企業的成本不變,則名義GDP的增加意味著企業贏利的增加,而企業贏利的增加則是企業經營的目的。
我們現在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加總問題,即在國民收入的統計中那些球星和歌星超過千萬的高額收入怎麼會和麵包加在一起構成GDP。為什麼麵包工人的微少工資可以和球星、影星的收入加在一起構成GDP總量呢?原因只是在於他們都是資本家僱用的,假如利潤率是10%,資本家付給麵包工人100美圓的工資,就要把麵包賣110美圓而得到10美圓的利潤,而付給影星的1000萬美圓的工資就要從出售電影中收回100萬美圓的利潤,正是這種性質才使不同質的產品和勞務得以加總。自20世紀30年代人們使用國民收入核算體系以來,並沒有從理論上考慮它的性質和意義。馬克思對生產勞動的定義似乎可以作為GDP等國民收入統計的理論依據,在批評了斯密把物質產品的生產作為生產勞動的定義後,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只有能夠為資本家帶來剩餘價值的勞動或僱傭勞動就是生產性勞動,這里只要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用貨幣計量即可聯繫到GDP及它的這種增長。需要指出的是,勞動價值論所指的價值並非具體的財富,而是一種被買賣流通的勞動,只有使用價值才是財富具體內容的,價值不是,而是被貨幣奴役的一種勞動。在真正的勞動價值論的價值定義里,價值就是一種勞動,社會經濟是是交換關系,而不是供求關系,而交換的原子就是「勞動」(價值),產生「價值」非但不是一種功勞而是一種罪過,正如汽車行駛耗油量越高罪過一大一樣。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以下例證來看。如:一套100米的住房,它的使用價值是在一定條件下客觀存在,只要房子不損毀,其使用價值是不變的。但一個普通的勞動者,以前要花5年的工資來夠買,而現在要花二十三十年的工資。有人只注意到了物價上漲,其實是被拜貨幣教和拜物教思維欺騙了,價值量增長帶來的是大量勞動者的勞動量被吞噬而變成價值,勞動者的勞動強度和時間增加了,他們為了獲取與原來相同或相似的使用價值,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勞動。而更多的勞動不是變成可吞噬更多勞動的資本,就是在生產結構上指向了富人的奢侈品生產,而具體的使用價值確與價值量的增加無關。這就是資本主義所謂的經濟增長,顯然資本主義的這種GDP並非什麼生產涵數一樣的東西,而是生產了資本的僱傭勞動總和。如前面所表述的,當採用貨幣交易時,假設所有的企業都是資本主義企業和所有的工人都被資本家所僱用,則馬克思的生產性勞動的定義是與國民收入的統計相一致的,即所有的產品都是經過貨幣的買和賣兩個過程,以使貨幣增殖,而根本不涉及生產剩餘價值的勞動的具體形式。
因此,對於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來講,重要的是名義GDP,而不是反映實物產出的「實際GDP」,而且這種「實際GDP」根本就不存在。
名義變數與實際變數
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我們前面所列出的國民收入核算的那些統計變數(工資、利息、利潤、資本、折舊、儲蓄、消費、投資)都被作為實際變數來使用,被聯繫到生產函數和人們消費的時間偏好,可是這些統計變數都只是名義的貨幣值。但主流經濟學有辦法處理,即參照名義GDP和實際GDP的解決方法,把貨幣工資除以價格水平就成為實際工資,名義利率除以價格水平就成為實際利率,而廠商在沒有貨幣幻覺的條件下只是考慮實際變數,這樣就可以把這些變數套用在生產函數上了。如前所述,當這些變數根本就不表示實物,那麼主流經濟學的這種濫用一定是漏洞百出的。
先來看折舊,折舊這個概念在實物或技術上是表示固定資產磨損的,但這里卻是個價值概念,即由政府規定固定資產的價值按幾大類每年攤入企業成本的比例。顯然,各種不同的機器設備在技術或實物上的磨損是不同的,而且是政府不可能知道的,那麼為什麼政府要嚴格規定統一的折舊比率呢,道理很簡單,如果政府不這樣嚴格規定,那麼企業一定會逃稅,這種折舊與固定資產的物質磨損以及精神磨損沒有一點關系,美國政府曾採用過的「加速折舊」政策只是減稅。實際上,企業在做投資時,即使完全從價值上考慮也不把折舊率作為成本計算的依據,而是採用毛利和投資回收期的方法進行計算。
對於工資和利息這兩種構成企業成本的因素,企業在進行成本收益計算時顯然只是採用名義量值,最簡單的道理是物價指數只是政府在事後計算和公布的,企業不可能根據政府公布的物價指數向工人和銀行修改以前簽定的契約,而對產品價格的預測也只能是名義的貨幣值,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對實際變數和價格水平進行「理性預期」,只要對企業實際的成本收益計算稍有了解就可以明白這一點。但遺憾的是,在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中根本就沒有這種真正的企業的成本收益計算,更沒有貨幣利潤的概念。
這里最使人困惑的一個概念就是資本了。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資本被作為實物的機器設備納入到生產函數中,即Y=F(K,L),以表明其對實物產出的生產力。但在國民收入統計中,資本只是一個價值概念,它來自於以前用貨幣計量的投資。奇怪的是,主流經濟學在採用生產函數分析時把資本的產出—GDP用物價指數方法分出實際GDP,同時把資本的收益—利率除以價格水平而變成實際利率,但從來沒有把生產函數中的資本以及投資去除以價格水平而變成實際資本及實際投資,這種生產函數的計算顯然存在著邏輯錯誤,即把名義值和實際值攪在一起了。同樣,在生產函數中,勞動的計量採用的是實際值,而資本卻是沒有被價格水平除過的名義值,這又怎麼能夠計算它們各自的邊際產出呢?把名義值和實際值的資本勞動比率(K/L)放在一起又是什麼意思呢?這種邏輯上的混亂引起實際經濟分析中更為嚴重的思維混亂。例如,在實際中,所有的資本勞動比率很低的發展中國家都在採用那些資本勞動比率很高的技術,而在美國則出現了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列昂惕夫悖論」,可以說,只要使用這種生產函數來分析實際問題,就會導致這種悖論。
價值的留存量最終多會形成資本,而資本是不是主流經濟學生產函數中的機器呢?對此在統計資料中是不難找到說明的。按照統計資料,美國的總資本中65%左右是地產,而且這個比例在長期中一直保持穩定,由於美國的投資率在長期是穩定的,那麼就意味著,由投資所轉化的資本增加或資本積累只是地產的增值或地價上升,而根本不是機器的增加。這樣,資本就只是那塊兒地,資本積累只是人們用更高的價錢(投資)去買那塊兒地。當然,除去地以外還有35%的資本,它們是不是機器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在剩下的35%的資本中,絕大部分或50%以上是由專利和商標等無形資產構成的,機器的價值只是占總資本中很小的比重。教科書中總是使用統計數據來說明美國的資本勞動比率是中國的40倍,但大家都知道,機器是由勞動生產的中間產品,美國現在所使用的機器存量只是近20年生產出來的,以前的機器都報廢了,美國的產業工人只有幾百萬人,而中國卻存在幾個億的剩餘勞動力,如果資本是機器的話,中國完全可以用這些人在1年中生產出美國的這些機器(當然要知道這些機器的生產技術),實際上,中國現在也正在按照這個速度生產機器而成為世界工廠,但在資本的價值上趕上美國的可能性卻很小,因為這意味著中國的投資和貨幣供應量要以比現在高出幾十倍的比率增加,當然這里排除了人民幣匯率成倍升值的可能性。
再來看投資概念,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投資意味著固定資產或機器的形成。但現實中的投資卻只是一個貨幣額的支出,它可以用於購買各種商品和勞務(比如股票和球星),與消費不同的是,投資的目的是要形成價值上的資本存量以獲取利潤。舉一個例子,美國的摩托羅拉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如果按照教科書的定義就是把美國的機器運到中國來,但實際上摩托羅拉公司投資的絕大部分並不是把機器運到中國,而是在中國購買土地和僱用工人蓋廠房,並僱用我國的管理人員和工人進行生產,所帶來的「機器」只是一個晶元,摩托羅拉公司的投資顯然只是使用美國的銀行印發的美圓而不是機器。
採用簡化的方法,我們可以把投資所購買的商品和勞務分成三類,即僱用工人、購買機器設備和直接購買原有的資本存量;對這三類還可以簡化為僱用工人和資本存量兩類,因為機器只是生產機器的廠家僱用工人和購買原有的資本存量生產出來的,從而可以把機器「還原」掉;再進行簡化,使用前述的地產在總資本中佔有絕大的比重,我們可以把資本存量理解為就是一塊兒數量固定的土地。上述簡化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出投資的含義,投資作為一種增加的貨幣額的支出,當它用於僱用工人時將增加工人的工資和同時增加企業的成本,當被用於購買原有的資本存量或土地時將引起資本存量的價格或地價上升,這種資本存量的升值就成為企業的利潤,利潤就來自於新增的投資購買原有的土地而引起的地價上漲的部分。因此,從實物角度看,投資還可能生產機器,但從價值的角度看,投資與機器是完全無關的,只是與作為價值量的工資和利潤相聯系。按勞動價值論,價值是一種勞動,社會經濟交換的是勞動,而利潤或者說剩餘價值就是以貨幣的形式得以兌現的交換中的剩餘勞動,而不是具體的剩餘「財富」(使用價值)。從系統整體上說虧損或者利潤本質上沒有什麼並別,都是一種勞動消耗或者說剩餘,由於企業追求價值和剩餘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因此卡爾.馬克思也把企業當成階級斗爭的產物。在這里資本主義里所謂的價值就是貨幣,與不是普通人潛意識默認的價值定義。勞動價值論的價值定義指的就是資本主義的這種貨幣關系,即價值量(錢)兌現的是一種「勞動」,而不是具體的「使用價值」(普通人潛意識默認的價值定義)。
最後來看儲蓄和消費。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儲蓄和消費的比例取決於人們消費的時間偏好,比如有一種產品——綠豆芽,你今天不吃它明天就會長一節兒,長的長度就是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和原來的豆芽相比就是利率,那麼,人們什麼時候把豆芽吃掉取決於人們的時間偏好,即豆芽的生長速度和人們的忍耐性。按照這種理論,經濟學家創立了各種消費函數模型來解釋宏觀經濟的變動,如生命周期假說和世代交疊模型。然而,國民收入核算中的儲蓄和消費只是一筆貨幣額,或者說是人們在一定時期獲得的金錢支出掉和沒有支出的比例,還可以說人們是把錢花掉還是存起來或用於投資去掙更多的錢,而根本就不是按照時間偏好去消費某種實物產品。凱恩斯在《貨幣論》和《通論》中提出了節儉的悖論和建立在富人有更高儲蓄率的消費函數和收入決定理論,但凱恩斯的消費函數理論被主流經濟學完全曲解了,並被用於對現實經濟的解釋。舉我國現實中的例子,自1997年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了經濟增長率下降和失業增加的經濟衰退,其中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消費的大幅度下降。國內的許多經濟學家都按照主流經濟學的消費函數理論來對此進行解釋,即消費的下降是由於社會福利制度的變革引起的人們消費傾向的改變,比如要存錢支付養老、醫療、購買住房和子女的教育費用等,但這種似乎有道理而又看似符合實際的說法卻是大有問題的。我們把復雜一些的理論分析留到後面,這里只是指出一個重要的經驗事實,即在美國的長期國民收入統計中消費傾向是相當穩定的,是不是美國在一百多年中社會福利制度沒有發生變化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不僅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且在技術(如新技術革命)和人們的文化理念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比如老一代的美國人拚命的攢錢而現在年輕人卻大量的負債消費,但奇怪的是,統計上的消費傾向竟然沒有變化。確實,上述這些技術上的因素會影響人們消費的時間偏好或時間選擇,但它們只能改變商品的相對價格(期貨價格),而不能影響國民收入核算統計中貨幣的消費和儲蓄變數,因為這些變數只是表示人們社會關系的貨幣量值,而與技術或時間偏好完全無關。
消費和儲蓄既然是貨幣量值,我們可以從貨幣的角度來解釋上述問題,如果假設人們的儲蓄是作為銀行存款保持的(這在貨幣供給的統計上即是),那麼人們能不能把作為儲蓄的銀行存款多取出10%用於消費呢?顯然不可能,這必然會使商業銀行倒閉;同樣,人們也不能多儲蓄10%作為銀行增加的存款而沒有相應的投資貸款,這也會使商業銀行倒閉,當人們試圖這樣做時,必然會使商業銀行改變貨幣供應量,從而引起收入水平的變化而阻止人們改變貨幣量值消費與儲蓄比例的企圖,或通過經濟波動來加以調節,這即是凱恩斯的收入決定理論和節儉的悖論。對於我國1997年以來的消費下降,其重要原因是從1991年以來收入分配發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或工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消費傾向的改變則是次要的。
以上對國民收入核算中的統計變數的分析表明,這些以貨幣量值表示的統計變數與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說的實物、生產函數、時間偏好等技術關系是完全無關的,而是表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或用於表示這種特殊的比誰掙錢多的競爭游戲。
因此對於資本主義或者說市場經濟來說這種GDP增長是重要的,只要它不增長資本主義就得癱瘓,但是所謂的像生產涵數一樣的生產總值是壓根就不存在的,它實際上的名稱應該叫做「生產了資本的僱傭勞動總和」或者稱作「被買賣流通的勞動總和」。一極端的例子,完全軍管的社會其價值(依據勞動價值論的價值定義)量將為零,作為價值總量的GDP也將為零,這是把它當成生產涵數的人永遠無法理解的。

Ⅲ 1929年美國的人均GDP

美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929年為847美元

Ⅳ 中國人均gdp相當於美國什麼時代的水平

不止算人均gdp,還要看物價水平,購買力,中國現在物價比以前高了很多,現在的水平相當於美國五六十年代

如果純粹算人均gdp,可能一二十年代都不到

Ⅳ 世界主要國人均GDP都是什麼時候到達4000美元的,也就是今天中國現在水平的。例如,像美國,日本。

美國在1970年的時候,人均gdp為4084美元;
日本在1969年的時候還沒到4000美元,1970年統計數據已經4000多美元了。

Ⅵ 誰知道人均GDP是什麼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Real GDP per capita)是人們了解和把握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有效回工具,即「人均答GDP」,常作為發展經濟學中衡量經濟發展狀況的指標,是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之一。

Ⅶ 人均GDP是什麼意思

人均GDP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以某地區一定時期國內生產總值(現價)除以同時期平均人口所得出的結果。例如,2001年,初步統計北京市國內生產總值為28175700萬元,年平均戶籍人口為1112萬人,那麼,人均GDP=28175700÷1112≈25338(元)/人,摺合成美元(年平均匯率8.276),即25338÷8.276≈3060(美元)/人 隨著經濟日漸成為人們生活的焦點,經濟領域的一個重要指標———GDP(國內生產總值)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關注。盡管大多數人都聽說過GDP,但真正能明白的人恐怕並不多。日前有報道說我國的GDP中有約10%—20%是無效成本,這具體是怎麼回事呢?記者采訪了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許憲春博士。 內在含義是什麼 許憲春介紹說,GDP是宏觀經濟中最受關注的經濟統計數字,因為它被認為是衡量國民經濟發展情況最重要的一個指標。GDP是按市場價格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簡稱,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它涉及的是經濟活動,是實實在在的。一般來說,國內生產總值有三種形態,即價值形態、收入形態和產品形態。從價值形態看,它是所有常駐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的全部貨物和服務價值與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資產貨物和服務價值的差額,即所有常駐單位的增加值之和;從收入形態看,它是所有常駐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直接創造的收入之和;從產品形態看,它是貨物和服務最終使用減去貨物和服務進口。 不應混淆概念 針對日前有關報道說,我國市場交易中的無效成本佔GDP的比重至少為10%—20%的問題,許司長說,國家統計局作為GDP發布的權威機構至今從未公布過這一數據,無效成本是經濟學名詞,國家統計局在統計GDP時從未使用過這個術語。雖然在核算GDP時,疏漏和重復在所難免,但使用無效成本來衡量是不恰當的,至少有關GDP三種形態的計算中都不涉及無效成本的概念。 有關報道中還提到,我國每年因為逃廢債務造成的直接損失約1800億元;國家工商總局統計,由於合同欺詐造成的直接損失約55億元,還有產品質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種損失至少有2000億元,由於三角債和現款交易增加的財務費用約為2000億元,由於不合理的稅外收費和不必要的審批造成的各種費用約 3000億元,另外還有逃騙稅款損失以及發現的腐敗損失等,正是這些因素造成無效成本佔了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至少為10%—20%。 對此,許憲春說,上述報道中提到的概念很混亂,它們和GDP不是一個口徑,比如三角債、逃廢債務造成的損失、欺詐造成的損失等,這些概念和GDP都不是同一類概念。通常我們在計算GDP時使用的數據是來自統計部門、財政部門和各有關部門,如金融保險系統、鐵路系統、民航系統、郵電系統等,這些部門的數據均不會討論無效成本的概念。當然,GDP也不是萬能的,並非什麼數值都能往GDP上靠,否則容易造成混亂。 GDP值是如何確定的 國家統計局每年公布GDP數據是怎麼得到的呢?許憲春說,GDP計算需要經過以下幾個過程:初步估計過程、初步核實過程和最終核實過程。初步估計過程一般在每年年終和次年年初進行。它得到的年度GDP數據只是一個初步數,這個數據有待於獲得較充分的資料後進行核實。初步核實過程一般在次年的第二季度進行。初步核實所獲得的GDP數據更准確些,但因仍缺少GDP核算所需要的許多重要資料,因此相應的數據尚需要進一步核實。最終核實過程一般在次年的第四季度進行。這時,GDP核算所需要的和所能搜集到的各種統計資料、會計決算資料和行政管理資料基本齊備。與前一個步驟相比,它運用了更全面、更細致的資料,所以這個GDP數據顯得就更准確些。 此外,GDP數據還需要經過一個歷史數據調整過程,即當發現或產生新的資料來源、新的分類法、更准確的核算方法或更合理的核算原則時,要進行歷史數據調整,以使每年的GDP具有可比性,這是國際慣例。如美國在1929年至1999年之間就進行過11次歷史數據調整。 總之,每個時段公布的GDP都有其特定階段的含義和特定的價值,不能因為在不同時間公布的數據不同,而懷疑統計數據存在問題。當然,我國在GDP的計算體繫上也有一些缺憾,例如我國長期採用的原產生於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統計核算體系,從實際情況看,不少地方已經滯後於時代的發展了

Ⅷ 請問人均GDP指的是什麼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Real GDP per capita)是人們了解和把握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有效工具,版即「人均GDP」,常作為權發展經濟學中衡量經濟發展狀況的指標,是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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