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我國古代和平外交的主要事例
秦漢時期：國與國之間互送質子；消弭大會。政治和親政策（特別是漢朝）
隋唐時期：周邊各國派遣遣唐使，留學生。和親和番政策（文成、金城公主）鑒真、玄奘出國 冊立西域各國
明清時期：鄭和下西洋
具體事例
洪武二年(1369年)派吳用、顏宗魯、楊載等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國，以後每年都有幾起使臣出使鄰國，同時外國使團也不斷來中國朝貢，出現了「洪武初，海外諸蕃與中國往來，使臣不絕」的興旺景象。
在中外關繫上，從表面上看，明王朝與周邊各國是一種宗藩關系。即周邊國家要向明王朝「稱藩納貢」，受中國冊封，並由中國進行封賞。但在實際上這種宗藩關系只是維系中國與周邊國家友好關系的一種形式，主要是為了顯示中國的富裕和封建大國的泱泱風度，並不具有統治與被統治的實質內容。
朱元璋在與周邊國家外交往來中親自製定並貫徹了「厚往薄來」的原則。所謂厚往，就是受貢國要給予朝貢國豐厚的賞賜。他說：「諸蠻夷酋長來朝，涉履山海，動經數萬里。彼既慕義來歸，則齎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懷柔之意。」因此，他對前來朝貢的外國，不僅回賜國王，還賞賜使者和從人，甚至主動遣使攜厚禮，往外國進行賜贈。這些，都充分體現了他「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的懷柔方針。
但是，「厚往薄來」，實際上是一種不平等的交往。它意味著朝貢國獲利豐厚而受貢國要承受損失。朱元璋雖然也很明白這些來貢各國「雖雲修貢，實則慕利」，但是為了維護大明王朝的威儀，獲得「萬邦來朝」的虛譽，仍然堅持厚賜重齎的方針。後來雖然因為得不償失，虧損太大，曾作琿一定的限制，如規定高麗、安南等國不可朝貢太勤，「令遵三年一貢」之禮，「奉貢之物，不必過厚」等，但厚往薄來的原則未有根本的變動。
(三)頒布「祖訓」，要求子孫後代堅持睦鄰友好的外交政策。
對於睦鄰友好的和平外交方針，朱元璋不僅自己身體力行，而且特地撰寫「祖訓」，正式頒布，要求後世子孫嚴格遵守，堅決貫徹。他在洪武二年(1369年)所頒的《皇明祖訓-箴戒章》中，就其外交原則作了如下闡述：「四方諸夷，皆陰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起民不足以使令。若其字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民輕犯，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幫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同時還將朝鮮、日本、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臘、爪哇、溢亨、百花、三佛齊、渤泥等十五國列為不征之國。並在洪武四年，(1371年)再次重申上述原則。由此可見朱元璋對這一外交政策的堅持與執著，這對保持明初睦鄰友好外交政策的邊疆性、促進中國與亞非名國友好關系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二、明成祖朱棣繼往開來，實行開放，進一步發展睦鄰友好的外交關系
「靖難之役」，兵戎相見，經過三年激烈的爭斗，明成祖朱棣終於登上皇帝的寶座。為了鞏固統治，平息統治階級內部的不滿，他一方面採用鐵的手腕鎮壓始終奉建文為統的反對派；另一方面，處處「格守祖訓」，事實按照祖宗章法辦事，以贏得統治階級內部絕大多數人的認同和擁護。同時採取種種「寬仁」政策，以求盡快發展生產、恢復經濟、穩定民心。國內外的政治經濟形勢決定了明成祖在內政外交上必然繼承太祖遺訓，對內繼續推行「休養安息」的基本國策。對外積極施行「定德化、懷遠人」的和平外交政策，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明成祖朱棣秉承祖訓，繼承朱元璋所制定的一系列睦鄰友好的外交政策
首先表現在指導思想上，他同樣反對武力擴張，主張休養生息。他送故迎新指出漢武帝窮兵黷武、大肆擴張所造成的嚴重患害，明確表示：「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弊生民。」可見在內政外交指導思想上，父子兩代是一脈相承的。
在具體實踐中，明成祖即位之初(1402年)就積極開展外交活動。「遣使以即位詔諭朝鮮」，同年9月又「遣使以即位詔諭安南、暹邏、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蘇門答剌、占城諸國」。據史料記載，永樂元年(1403年)至少有十批使者分赴各國；永樂二年至三年間(1404-1405)又有六批使者被派到安南、占城、婆羅、爪哇、朝鮮等十多國，而且賞賜的規格也遠較明太祖時期為高。如此頻繁的出使，目的只有一個：齎敕往諭，宣傳明成祖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通過往賜諸王，以示懷柔。同時招徠進貢，發展與諸蕃的友好關系。與明太祖時期有所不同的是，變洪武後期被動等待諸國來明朝貢為主動遣使上門懷柔，因此和平外交的效果更為顯著，凡使臣所至之國，基本上都與明朝建立了友好的朝貢關系。
總之，由於明成祖積極開展睦鄰友好的外交活動，使數十個國家與明朝保持了良好的外交關系。據統計，從永樂元年二月至永樂二十一年，先後派出的使節有姓名可考者即有楊渤、鄭和、王景弘、陳誠等50餘名。而在明初的港武、永樂、洪熙、宣德、正德五朝中，總計出使184次，永樂一朝即有61次，占總數38.77%；各國來朝次數總計694次，永樂一朝為318次，占總數45.82%；可見永樂一朝外交活動的規模之大、人數之眾、次數之多，這不僅在明代，而且在整個中國封建王朝的歷史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二)明成祖朱棣對明太祖外交政策的開拓發展
1、放寬海禁，對海外朝貢國家實行較為開放的政策。
明太祖後期曾厲行海禁，嚴禁人民私自出海貿易，結果使沿海人民斷絕了衣食來源，不得不鋌而走險，「連結作亂」，後患無窮。
明成祖即位之初，曾兩次發布「遵洪武事例禁治」的詔令，其中包括海禁在內。但自永樂三年(1405年)以後，即逐步放寬。不斷發布有利於發展中外交往的上諭，對海外朝貢國家實行較為開放的政策。他曾在上諭中宣稱：「太祖高皇帝時，諸蕃國遣使來朝，一皆遇之以誠，其以土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誤干憲條，皆寬宥之，以懷遠人」。上是重申朱元璋「懷柔遠人」的外交政策，實際上卻對外國貢使攜土物貿易網開一面。朱元璋曾取消專門人事對外貿易的市舶司，並屢次卻貢。而明成祖則在永樂三年(1405年)恢復了被朱元璋罷去的浙、閩、粵三地的市舶司。又如日本貢使違反明王朝禁令，私運兵器到寧波出售，朱棣卻以貢使遠來，帶貨以助路費為由，免予懲治。
此外如外國使團以私物與百姓互市，也能得到免稅優惠，由此吸引一些外國商人紛紛隨貢使來華貿易，甚至有一些私商冒充貢使，借朝貢之名牟利。
正是由於明成祖放寬海禁，實行較為開放的政策，因此終永樂一朝西洋共有30餘國與明建立了友好的朝貢關系。永樂十四年(1416年)、十七年(1419年)兩次出現古里等17國、19國齊來朝貢的壯觀場面，其中一鎰朝貢人數最多達到1200人，形成了「諸蕃使臣充斥於廷」的空前盛況。
2、精心部署，直接指揮鄭和下西洋活動
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和世界航海史上的偉大壯舉，也是中外關系史上的空前偉業。這一壯舉所以能在永樂年間出現，並前後綿延近30年之久，是與明成祖朱棣實行比較開放的外交政策，精心部署，認真組織、直接指揮鄭和下西洋活動分不開的。
鄭和下西洋前後共有七次，其中六次都在永樂年間。只要翻一翻《明成祖實錄》，就可以看到從下西洋的動議、決策、主使人選的確定、遠航艦船的製造直到下西洋人員和太監們的日常生活費用的支出，明成祖無不親自過問，作出批示。而鄭和使團每一次下西洋的具體任務的確定以及重大事件的處理無不由明成祖親自宸斷決策。
如永樂四年(1406)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回國，生擒海賊陳祖義等三人，械至京師，明成祖親自下令：「命悉斬之。」又如爪哇西王侵略成性，狂妄自大，對四鄰造成嚴重威脅，甚至擅殺鄭和使團官兵170餘人。在鄭和多次義正詞嚴的譴責下，不得不表示畏服，願以黃金六萬兩謝罪。但後來僅付黃金一萬兩，尚有五萬兩無力支付。明成祖對這一事件處理十分高明。他既對爪哇西王的惡劣行徑予以嚴厲申斥，同時又從實際情況和兩國關系的長遠利益出發，對其無力支付部分，予以寬免。
他在上諭中說：「朕於遠人，欲其畏罪而已，豈利其金耶？今既能知討，所貢金，悉免之。仍遣使齎敕諭意，並賜之鈔幣，這樣處理，既體現了維護國家尊嚴的原則性，又在具體問題處理上給予寬大豁免的靈活性，從而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從根本上改善了明王朝與爪哇的關系，爪哇西王由此感恩戴德，心悅誠服，從此，年年朝貢不斷。
三、三保太監鄭和踏實執行明王朝的外交政策，卓有成效地推動了明朝政府與亞非各國睦鄰友好關系的發展
鄭和下西洋是明代對外關系史上的一件大事、盛事，對當時和後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鄭和下西洋之所以獲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在於明初統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比較開放的符合客觀情況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時也因為選擇了鄭和這樣一位忠於職守、有膽有識、具有非凡智慧和才能的外交家。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眾說紛紜，但最主要的有兩方面：一是顯示中國富強，提高明王朝的威信；二是掃除東西方海上交通障礙，重建東南亞和南亞和平安定的局面。作為明王朝的外交使臣，鄭和對於明朝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和自己所負的外交重任是十分清楚的，而且終其一生為完成睦鄰友好的外交使命而奮斗。分析鄭和的外交活動，具有以下四方面特點：
(一)宣德化、柔遠人，開詔頒賞，遍諭諸國，宣傳明王朝強盛，爭取各國來朝團每到一地即宣讀大明皇帝的上諭，並通過貿易與賞賜給所在國君以實惠，與所在國確立友好的宗蕃關系，並爭取他們到中國來朝貢。由於鄭和等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外交效果十分顯著，鄭和船隊每次下西洋歸來，幾乎都有外國使團隨和朝見。
如第二次下西洋有古里、滿刺加諸國使者隨和朝見，第三次下西洋歸來，有暹羅、占城等國皆因「鄭和使其國」而貢象及方物謝恩……短短數年間，就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派出使節到明朝朝貢。蘇祿、渤泥、滿刺加等國元首還攜家帶口親來中國訪問，至今尚有其後裔留中國，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
正是由於鄭和及其使團堅決貫徹了明朝政府制定的「宣德化、柔遠人」的和平外交方針，打通了中國與西洋諸國的海上通道，從而出現了「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使相望於道」、「四夷君長執藎獻琛頂踵相望」的局面。從而實現了明成祖所追求的「今天下底定、四方萬國，罔不來庭」的盛況，大大提高了明王朝及明成祖本人在亞非各國中的聲望和地位，充分張揚了明王朝的國威。
(二)析矛盾、解糾紛，保進西洋諸國建立睦鄰友好關系，維護東南亞和南洋地區的和平穩定
明初，東南亞各國矛盾重重，爭斗不息。大欺小、強凌弱的現象比比皆是。如安南屢犯占城、爪哇入侵三佛齊；暹羅強近滿剌加年輸金40萬兩等。此外，蘇祿與渤泥之間，寮國與真臘之間也不時發生戰爭。南亞的錫蘭國更自恃「強大」，經常製造事端，謀求向外擴張。各國間的沖突和戰爭，嚴重影響了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定，影響了中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交往。因此，引起明朝政府的高度重視，協助解決這些國家的矛盾與爭端，也就成為鄭和使團的一項外交使命。
鄭和解決國與國之間的矛盾沖突的方法，主要是運用和平的外交翰旋的方法，在矛盾雙方之間，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分析爭斗的利弊、得失，並以明「天朝上國」的威望，勸導他們化干戈為玉帛，建立睦鄰友好的關系。對那些一貫以強凌弱的「大國」，必要時也採取一些強制措施，以罅他們的狂妄行為。
如爪哇屢次侵犯三佛齊，三佛齊向明朝政府尋求保護。鄭和知悉後，屢次與爪哇東、西王交涉，勸諭他們應與三佛齊和平共處。後來，狂妄的爪哇西王吞並了東王的土地，並殺害了正在進行和平貿易的鄭和使團170餘名成員，鄭和對此十分氣憤，曾兵臨城下，嚴詞責，迫使爪哇西王不得不「遣使謝罪」。但鄭和船隊剛走，西王又擅自毀約，引起四鄰的恐慌。
於是，鄭和又奉成祖之命，在再次下西洋時對爪哇西王予以嚴重警告，迫使其不得不畏服，並於永樂六年(1408年)「遣使亞烈加恩等獻黃金萬兩謝罪」。象爪哇西王這樣侵略成性、反復無常的蕃國之君，在鄭和既施之以威，又曉之以理，恩威並施的情況下終於幡然悔悟，不僅逐步改善了與其鄰國的關系，而且密切了明朝的關系，此後年年朝貢，從不間斷。此外如由於鄭和的多次調解，促使暹羅放棄了對滿剌加的侵略，並使兩國和睦相處長達百年之久。
(三)興貿易、弘宗教，積極開展中外經濟文化交流
國與國之間的外交往來，不僅是送往迎來的禮賓活動，也不只是唇槍舌劍的政治談判，它是一種全方位、多層次的綜合性活動。其中，經濟和文化交流對於建立睦鄰友好關系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鄭和下西洋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開展與亞非各國的經濟貿易活動。其中，以「厚往薄來」為原則的朝貢貿易是建立與亞非各國友好宗蕃關系、招徠朝貢的基本方式；此外還開展「互市」。據《皇明四夷考》(阿丹國)記載：「永樂九年，詔中使鄭和賜命互市」。
所謂互市就是到被訪問的國家和地區做買賣，賣出外國需要的貨物，買進中國需要的東西，這種大規模的貿易活動，不僅與各國的官方進行，而且深入到民間私人，這也就是當時的國際貿易。每次下西洋，鄭和船隊攜帶大批瓷器、絲綢、金銀、漆器、麝香、樟腦、乾果鮮品等貨物送貨上門，深受海外各國官民的歡迎。「蓋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東洋……是兩夷者，皆好中國綾羅雜繪。……而江西瓷器，福建糖果、果品諸物，皆所嗜好。因此往往鄭和寶船一到，傾國轟動。
據鞏珍《西洋番國志》記載：」所齎恩頒諭賜之物至，則蕃王酋長相率拜迎，奉領而去。舉國之人奔趨欣躍，不勝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異獸珍禽等件，遣使領齎，附隨寶舟赴京朝貢。「可見，這種互市貿易受到了西洋各國的普遍歡迎。而當鄭和船隊返航時，又帶回了西洋各地的土特產、手工藝品如象牙、染料、香料、胡椒、硫磺、寶石以及各種珍禽異獸如大象、獅子、鴕鳥等。
這些貿易來的大宗貨物，有的經過變賣，可供國家各項經費開支，如充作軍餉、官俸等，因此，鄭和船隊所開展的國際貿易不僅滿足了各國人民對中國貨物的需要，而且它所創造的財富對國用的充裕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它所帶回的「夷中百貨」也有利於滿足中國的生產和生活的需要，具有互利互惠的作用。
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大多信奉宗教，其中尤以信奉佛教和伊斯蘭教者為多。有人曾就鄭和出使的22個國家的宗教信仰狀況進行考證，得出結論為：一、專奉或兼奉佛教的共10個國家，其中暹羅、真臘、錫蘭山等國佛教徒占國內居民總數的90%以上。二、專門崇奉伊斯蘭教的，有滿剌加、蘇門答臘、祖法兒、阿丹、忽魯謨斯、天方等12個國家，再加上兼有奉回教的爪哇、舊港和古里等3個國家，共有15個國家的居民信奉伊斯蘭教。
因此,宗教在這些國家有著很重要的地位，往往是舉國上下的共同信仰和維系感情的紐帶。鄭和出身於回族世家，自幼信奉伊斯蘭教；後來又皈依佛教，成為佛門弟子。他既是伊斯蘭教徒，又是佛教徒的雙重身份，對他出使任務的完成是十分有利的。他可以通過共同的宗教信仰與有關國家的官員、人民接觸，與他們有共同的宗教語言和感情，這對密切明王朝與有關國家的關系，加強合作，敦睦邦交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四)化頑梗，除凶頑，以強大的武力作為和平外交的堅強後盾
任何外交活動決不是孤立的活動，外交斗爭的勝利往往要以強大的武裝力量為後盾。鄭和下西洋旨在建立睦鄰友好的外交關系，盡可能運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決各種爭端。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有時候，事情並不按照鄭和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在下西洋過程中，有的蕃王自持「強大」，襲擊鄭和船隊；有的海賊拒不降服，反而「潛謀劫官兵」。在兇殘的敵人面前，鄭和雖不輕易用兵，但也決不示弱，他憑借鄭和船隊的強大實力，往往突出奇兵，最終取得勝利。並由此顯示了他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而武裝斗爭的勝利又有力地支持了外交談判，促進明王朝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睦鄰友好關系的確立。
在鄭和七下西洋的28年間，訴諸武力的外交事件主要有三次，一是永樂三年(1405年)首次下西洋生擒海賊陳祖義，二是永樂七年(1409年)第三次出使西洋，俘虜錫蘭國王阿烈苦奈兒及其家屬，三是永樂十一年(1413年)第四次下西洋平息蘇門答臘內亂，生擒叛亂分子蘇干刺。這三次戰役有如下共同特點：
一、先禮後兵，後發制人。對待這些兇殘的國王、賊、鄭和起初都以和平方式「遣人招諭之」，只有在再三規勸無效，對方仍頑梗不化的情況下，鄭和才被迫「整兵提備」、「出兵與戰」，遵循自衛自主的原則，予以反擊。
二、奇兵突出，戰果輝煌
鄭和在指揮戰斗時，顯示了高超的軍事指揮才能，往往出敵不意，奇兵突出。如錫蘭國王阿烈苦奈兒屢次搶劫往來使者，甚至發兵五萬謀劫鄭和。鄭和在忍無中忍的情況下，出奇計率兵二千從小道乘虛攻佔其都城，終於生擒阿烈苦奈兒及其家屬，取得輝煌的勝利。
三、不攻城略地，也不派兵駐守
鄭和軍隊在獲取勝利後，並不佔領有關國家的寸土尺地，更不派兵駐守，仍然通過和平外交手段解決與各國的爭端。或另立賢者為國君，如錫蘭；或誅殺叛亂分子以求穩定局勢，如蘇門答臘。因此，當浩浩盪盪的鄭和船隊在風急浪高的印度洋上游弋時，本身就是一支強大的威懾力量，它不愧是威武之師、正義之師、和平之師！
正因為有鄭和這樣的和平使者和他統領的強大軍隊，才能「及臨外邦，其蠻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滅之。海道由是而清寧，番人賴之以安業。」「自是海外諸蕃，益服天子德，貢使載道。」總之，鄭和下西洋踏實地執行了明王朝睦鄰友好的外交政策，譜寫了中國與亞非各國和平友好關系的新篇章，使中外經濟文化交流達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鄭和的光輝業績光照千秋、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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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明朝明朝明朝明朝明朝明朝
1朱元璋同志已經為大明江山打下了堅實基礎。元璋建立大明後，雖然他親手解決了很多功臣。但是他創建了一整套制度體系，並著力發展經濟，為後代明代的發展奠定了政治、經濟基礎。
2朱棣先生不是個好人，但是個好皇帝。他武力奪權，並且為報復奪權路上來自中原區的激烈抵抗（主要是河北中部到山東），在登基後肅清了河北山東河南安徽局部的人民（殺掉的人口大約占當時人口的1/3，以至後來這一地區的人口很多遷自山西洪洞縣大槐樹下），可見他不是個好人。但是他是個有才乾的皇帝，：他統治時期政局安定、經濟發展較快、邊疆鞏固。值得一提的是，他修成永樂大典，令鄭和下西洋，這兩件事是他得以千古留名的「正面事件」。他修建大運河，是為了發展經濟，沒有像煬帝那樣浪費人力物力；他遠征蒙古只用了10到20萬軍隊，並達到了和平的效果。
3煬帝修建大運河一是為了去江南遊樂，而是為了攻打朝鮮提供運力。他平地開運河遠比後世的工程量大。為了建功立業，他動用150到200萬軍隊攻打朝鮮，戰事未開，先耗去了一半國力。他立下嚴刑峻法，效始皇，乏民力；民憤起，共滅之。另外，他雖然修運河擊朝鮮，但是隋朝並不缺糧，因為文帝打下的基礎殷實，以至唐朝開國20年隋糧仍存。
③ 2010年中美的貿易額是多少啊順差和逆差各是多少啊在線等。謝啦。
10月15日，商務部召開例行新聞發布會，新聞發言人姚堅發布新聞並回答記者提問。實錄如下：
各位記者朋友：
歡迎大家參加商務部10月份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今天我首先簡要向各位介紹今年前三季度商務運行情況，然後再重點介紹一下「十一五」期間中國商務發展主要成就，接下來回答大家關心的問題。
一、對外貿易情況
今年以來，在國際市場需求回升、國內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各項外貿政策基本穩定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國對外貿易延續自去年年底以來的快速恢復態勢。進入三季度以來，受世界經濟復甦放緩、國外補庫存需求減弱和去年同期基數較高影響，外貿增速呈持續回落態勢。今年前三季度，我國對外貿易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一）對外貿易加快恢復，出口增速持續放緩。前三季度，全國進出口21486.8億美元，同比增長37.9%。其中，出口11346.4億美元，增長34.0%；進口10140.4億美元，增長42.4%；順差1206億美元，下降10.4%。與2008年同期相比，進出口、出口和進口分別增長9.1%、5.4%和13.5%，順差下降34.1%。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國外補庫存需求減弱和基數提高，9月份進出口增速從上月的34.7%回落到24.7%，其中出口從34.4%回落到25.1%，進口從35.2%回落到24.1%。
（二）當月進口達到歷史新高，貿易平衡狀況繼續改善。前三季度，進口增速快於出口增速8.4個百分點。9月份當月，進口1281.1億美元，增長24.1%，創下當月進口的歷史新高，當月順差降至5個月以來的最低點。
目前，日本、歐盟、東盟、韓國、台灣和美國是中國前六大的進口來源地，前三季度中國從上述國家的進口增速分別達到38.4%、33.4%、51.1%、39.7%、44.3%和33.8%。
前3季度貿易順差呈現結構性特點。從貿易方式看，一般貿易逆差364.1億美元，加工貿易則出現貿易順差2256.6億美元，增長22.4%，相當於同期總體順差規模的1.9倍。從國別看，中國對美、歐的順差有所增加，但對日本、東盟的逆差則猛增82.2%、1261%。這也說明中國現有的貿易狀況與全球產業結構和分工有很大關系。
（三）與有關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合作更加緊密，對外貿易結構不斷優化。
今年以來，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我國從主要貿易夥伴的進口快速增長，成為拉動有關國家和地區經濟復甦的重要動力。根據對方統計，目前，中國是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巴西、南非等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和出口市場，是歐盟第一大貿易夥伴、第二大出口市場，是美國第二大貿易夥伴、第三大出口市場。1-7月，美國對中國出口增長36.2%，德國對中國出口增長52.1%，1-6月歐盟對中國出口增長42.1%，另外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對中國出口增幅都超過了40%。出口結構繼續優化。1-9月，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長36%，9月份406種「兩高」產品出口下降12.9%，出口規模比6月份下降了60.4%。
④ 古代中國為世界外交提供了哪些範例
秦漢時期：國與國之間互送質子；消弭大會。政治和親政策（特別是漢朝）
隋唐時期：周邊各國派遣遣唐使，留學生。和親和番政策（文成、金城公主）鑒真、玄奘出國 冊立西域各國
明清時期：鄭和下西洋
具體事例
洪武二年(1369年)派吳用、顏宗魯、楊載等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國，以後每年都有幾起使臣出使鄰國，同時外國使團也不斷來中國朝貢，出現了「洪武初，海外諸蕃與中國往來，使臣不絕」的興旺景象。
在中外關繫上，從表面上看，明王朝與周邊各國是一種宗藩關系。即周邊國家要向明王朝「稱藩納貢」，受中國冊封，並由中國進行封賞。但在實際上這種宗藩關系只是維系中國與周邊國家友好關系的一種形式，主要是為了顯示中國的富裕和封建大國的泱泱風度，並不具有統治與被統治的實質內容。
朱元璋在與周邊國家外交往來中親自製定並貫徹了「厚往薄來」的原則。所謂厚往，就是受貢國要給予朝貢國豐厚的賞賜。他說：「諸蠻夷酋長來朝，涉履山海，動經數萬里。彼既慕義來歸，則齎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懷柔之意。」因此，他對前來朝貢的外國，不僅回賜國王，還賞賜使者和從人，甚至主動遣使攜厚禮，往外國進行賜贈。這些，都充分體現了他「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的懷柔方針。
但是，「厚往薄來」，實際上是一種不平等的交往。它意味著朝貢國獲利豐厚而受貢國要承受損失。朱元璋雖然也很明白這些來貢各國「雖雲修貢，實則慕利」，但是為了維護大明王朝的威儀，獲得「萬邦來朝」的虛譽，仍然堅持厚賜重齎的方針。後來雖然因為得不償失，虧損太大，曾作琿一定的限制，如規定高麗、安南等國不可朝貢太勤，「令遵三年一貢」之禮，「奉貢之物，不必過厚」等，但厚往薄來的原則未有根本的變動。
(三)頒布「祖訓」，要求子孫後代堅持睦鄰友好的外交政策。
對於睦鄰友好的和平外交方針，朱元璋不僅自己身體力行，而且特地撰寫「祖訓」，正式頒布，要求後世子孫嚴格遵守，堅決貫徹。他在洪武二年(1369年)所頒的《皇明祖訓-箴戒章》中，就其外交原則作了如下闡述：「四方諸夷，皆陰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起民不足以使令。若其字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民輕犯，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幫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同時還將朝鮮、日本、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臘、爪哇、溢亨、百花、三佛齊、渤泥等十五國列為不征之國。並在洪武四年，(1371年)再次重申上述原則。由此可見朱元璋對這一外交政策的堅持與執著，這對保持明初睦鄰友好外交政策的邊疆性、促進中國與亞非名國友好關系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二、明成祖朱棣繼往開來，實行開放，進一步發展睦鄰友好的外交關系
「靖難之役」，兵戎相見，經過三年激烈的爭斗，明成祖朱棣終於登上皇帝的寶座。為了鞏固統治，平息統治階級內部的不滿，他一方面採用鐵的手腕鎮壓始終奉建文為統的反對派；另一方面，處處「格守祖訓」，事實按照祖宗章法辦事，以贏得統治階級內部絕大多數人的認同和擁護。同時採取種種「寬仁」政策，以求盡快發展生產、恢復經濟、穩定民心。國內外的政治經濟形勢決定了明成祖在內政外交上必然繼承太祖遺訓，對內繼續推行「休養安息」的基本國策。對外積極施行「定德化、懷遠人」的和平外交政策，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明成祖朱棣秉承祖訓，繼承朱元璋所制定的一系列睦鄰友好的外交政策
首先表現在指導思想上，他同樣反對武力擴張，主張休養生息。他送故迎新指出漢武帝窮兵黷武、大肆擴張所造成的嚴重患害，明確表示：「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弊生民。」可見在內政外交指導思想上，父子兩代是一脈相承的。
在具體實踐中，明成祖即位之初(1402年)就積極開展外交活動。「遣使以即位詔諭朝鮮」，同年9月又「遣使以即位詔諭安南、暹邏、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蘇門答剌、占城諸國」。據史料記載，永樂元年(1403年)至少有十批使者分赴各國；永樂二年至三年間(1404-1405)又有六批使者被派到安南、占城、婆羅、爪哇、朝鮮等十多國，而且賞賜的規格也遠較明太祖時期為高。如此頻繁的出使，目的只有一個：齎敕往諭，宣傳明成祖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通過往賜諸王，以示懷柔。同時招徠進貢，發展與諸蕃的友好關系。與明太祖時期有所不同的是，變洪武後期被動等待諸國來明朝貢為主動遣使上門懷柔，因此和平外交的效果更為顯著，凡使臣所至之國，基本上都與明朝建立了友好的朝貢關系。
總之，由於明成祖積極開展睦鄰友好的外交活動，使數十個國家與明朝保持了良好的外交關系。據統計，從永樂元年二月至永樂二十一年，先後派出的使節有姓名可考者即有楊渤、鄭和、王景弘、陳誠等50餘名。而在明初的港武、永樂、洪熙、宣德、正德五朝中，總計出使184次，永樂一朝即有61次，占總數38.77%；各國來朝次數總計694次，永樂一朝為318次，占總數45.82%；可見永樂一朝外交活動的規模之大、人數之眾、次數之多，這不僅在明代，而且在整個中國封建王朝的歷史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二)明成祖朱棣對明太祖外交政策的開拓發展
1、放寬海禁，對海外朝貢國家實行較為開放的政策。
明太祖後期曾厲行海禁，嚴禁人民私自出海貿易，結果使沿海人民斷絕了衣食來源，不得不鋌而走險，「連結作亂」，後患無窮。
明成祖即位之初，曾兩次發布「遵洪武事例禁治」的詔令，其中包括海禁在內。但自永樂三年(1405年)以後，即逐步放寬。不斷發布有利於發展中外交往的上諭，對海外朝貢國家實行較為開放的政策。他曾在上諭中宣稱：「太祖高皇帝時，諸蕃國遣使來朝，一皆遇之以誠，其以土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誤干憲條，皆寬宥之，以懷遠人」。上是重申朱元璋「懷柔遠人」的外交政策，實際上卻對外國貢使攜土物貿易網開一面。朱元璋曾取消專門人事對外貿易的市舶司，並屢次卻貢。而明成祖則在永樂三年(1405年)恢復了被朱元璋罷去的浙、閩、粵三地的市舶司。又如日本貢使違反明王朝禁令，私運兵器到寧波出售，朱棣卻以貢使遠來，帶貨以助路費為由，免予懲治。
此外如外國使團以私物與百姓互市，也能得到免稅優惠，由此吸引一些外國商人紛紛隨貢使來華貿易，甚至有一些私商冒充貢使，借朝貢之名牟利。
正是由於明成祖放寬海禁，實行較為開放的政策，因此終永樂一朝西洋共有30餘國與明建立了友好的朝貢關系。永樂十四年(1416年)、十七年(1419年)兩次出現古里等17國、19國齊來朝貢的壯觀場面，其中一鎰朝貢人數最多達到1200人，形成了「諸蕃使臣充斥於廷」的空前盛況。
2、精心部署，直接指揮鄭和下西洋活動
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和世界航海史上的偉大壯舉，也是中外關系史上的空前偉業。這一壯舉所以能在永樂年間出現，並前後綿延近30年之久，是與明成祖朱棣實行比較開放的外交政策，精心部署，認真組織、直接指揮鄭和下西洋活動分不開的。
鄭和下西洋前後共有七次，其中六次都在永樂年間。只要翻一翻《明成祖實錄》，就可以看到從下西洋的動議、決策、主使人選的確定、遠航艦船的製造直到下西洋人員和太監們的日常生活費用的支出，明成祖無不親自過問，作出批示。而鄭和使團每一次下西洋的具體任務的確定以及重大事件的處理無不由明成祖親自宸斷決策。
如永樂四年(1406)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回國，生擒海賊陳祖義等三人，械至京師，明成祖親自下令：「命悉斬之。」又如爪哇西王侵略成性，狂妄自大，對四鄰造成嚴重威脅，甚至擅殺鄭和使團官兵170餘人。在鄭和多次義正詞嚴的譴責下，不得不表示畏服，願以黃金六萬兩謝罪。但後來僅付黃金一萬兩，尚有五萬兩無力支付。明成祖對這一事件處理十分高明。他既對爪哇西王的惡劣行徑予以嚴厲申斥，同時又從實際情況和兩國關系的長遠利益出發，對其無力支付部分，予以寬免。
他在上諭中說：「朕於遠人，欲其畏罪而已，豈利其金耶？今既能知討，所貢金，悉免之。仍遣使齎敕諭意，並賜之鈔幣，這樣處理，既體現了維護國家尊嚴的原則性，又在具體問題處理上給予寬大豁免的靈活性，從而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從根本上改善了明王朝與爪哇的關系，爪哇西王由此感恩戴德，心悅誠服，從此，年年朝貢不斷。
三、三保太監鄭和踏實執行明王朝的外交政策，卓有成效地推動了明朝政府與亞非各國睦鄰友好關系的發展
鄭和下西洋是明代對外關系史上的一件大事、盛事，對當時和後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鄭和下西洋之所以獲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在於明初統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比較開放的符合客觀情況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時也因為選擇了鄭和這樣一位忠於職守、有膽有識、具有非凡智慧和才能的外交家。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眾說紛紜，但最主要的有兩方面：一是顯示中國富強，提高明王朝的威信；二是掃除東西方海上交通障礙，重建東南亞和南亞和平安定的局面。作為明王朝的外交使臣，鄭和對於明朝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和自己所負的外交重任是十分清楚的，而且終其一生為完成睦鄰友好的外交使命而奮斗。分析鄭和的外交活動，具有以下四方面特點：
(一)宣德化、柔遠人，開詔頒賞，遍諭諸國，宣傳明王朝強盛，爭取各國來朝團每到一地即宣讀大明皇帝的上諭，並通過貿易與賞賜給所在國君以實惠，與所在國確立友好的宗蕃關系，並爭取他們到中國來朝貢。由於鄭和等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外交效果十分顯著，鄭和船隊每次下西洋歸來，幾乎都有外國使團隨和朝見。
如第二次下西洋有古里、滿刺加諸國使者隨和朝見，第三次下西洋歸來，有暹羅、占城等國皆因「鄭和使其國」而貢象及方物謝恩……短短數年間，就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派出使節到明朝朝貢。蘇祿、渤泥、滿刺加等國元首還攜家帶口親來中國訪問，至今尚有其後裔留中國，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
正是由於鄭和及其使團堅決貫徹了明朝政府制定的「宣德化、柔遠人」的和平外交方針，打通了中國與西洋諸國的海上通道，從而出現了「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使相望於道」、「四夷君長執藎獻琛頂踵相望」的局面。從而實現了明成祖所追求的「今天下底定、四方萬國，罔不來庭」的盛況，大大提高了明王朝及明成祖本人在亞非各國中的聲望和地位，充分張揚了明王朝的國威。
(二)析矛盾、解糾紛，保進西洋諸國建立睦鄰友好關系，維護東南亞和南洋地區的和平穩定
明初，東南亞各國矛盾重重，爭斗不息。大欺小、強凌弱的現象比比皆是。如安南屢犯占城、爪哇入侵三佛齊；暹羅強近滿剌加年輸金40萬兩等。此外，蘇祿與渤泥之間，寮國與真臘之間也不時發生戰爭。南亞的錫蘭國更自恃「強大」，經常製造事端，謀求向外擴張。各國間的沖突和戰爭，嚴重影響了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定，影響了中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交往。因此，引起明朝政府的高度重視，協助解決這些國家的矛盾與爭端，也就成為鄭和使團的一項外交使命。
鄭和解決國與國之間的矛盾沖突的方法，主要是運用和平的外交翰旋的方法，在矛盾雙方之間，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分析爭斗的利弊、得失，並以明「天朝上國」的威望，勸導他們化干戈為玉帛，建立睦鄰友好的關系。對那些一貫以強凌弱的「大國」，必要時也採取一些強制措施，以罅他們的狂妄行為。
如爪哇屢次侵犯三佛齊，三佛齊向明朝政府尋求保護。鄭和知悉後，屢次與爪哇東、西王交涉，勸諭他們應與三佛齊和平共處。後來，狂妄的爪哇西王吞並了東王的土地，並殺害了正在進行和平貿易的鄭和使團170餘名成員，鄭和對此十分氣憤，曾兵臨城下，嚴詞責，迫使爪哇西王不得不「遣使謝罪」。但鄭和船隊剛走，西王又擅自毀約，引起四鄰的恐慌。
於是，鄭和又奉成祖之命，在再次下西洋時對爪哇西王予以嚴重警告，迫使其不得不畏服，並於永樂六年(1408年)「遣使亞烈加恩等獻黃金萬兩謝罪」。象爪哇西王這樣侵略成性、反復無常的蕃國之君，在鄭和既施之以威，又曉之以理，恩威並施的情況下終於幡然悔悟，不僅逐步改善了與其鄰國的關系，而且密切了明朝的關系，此後年年朝貢，從不間斷。此外如由於鄭和的多次調解，促使暹羅放棄了對滿剌加的侵略，並使兩國和睦相處長達百年之久。
(三)興貿易、弘宗教，積極開展中外經濟文化交流
國與國之間的外交往來，不僅是送往迎來的禮賓活動，也不只是唇槍舌劍的政治談判，它是一種全方位、多層次的綜合性活動。其中，經濟和文化交流對於建立睦鄰友好關系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鄭和下西洋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開展與亞非各國的經濟貿易活動。其中，以「厚往薄來」為原則的朝貢貿易是建立與亞非各國友好宗蕃關系、招徠朝貢的基本方式；此外還開展「互市」。據《皇明四夷考》(阿丹國)記載：「永樂九年，詔中使鄭和賜命互市」。
所謂互市就是到被訪問的國家和地區做買賣，賣出外國需要的貨物，買進中國需要的東西，這種大規模的貿易活動，不僅與各國的官方進行，而且深入到民間私人，這也就是當時的國際貿易。每次下西洋，鄭和船隊攜帶大批瓷器、絲綢、金銀、漆器、麝香、樟腦、乾果鮮品等貨物送貨上門，深受海外各國官民的歡迎。「蓋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東洋……是兩夷者，皆好中國綾羅雜繪。……而江西瓷器，福建糖果、果品諸物，皆所嗜好。因此往往鄭和寶船一到，傾國轟動。
據鞏珍《西洋番國志》記載：」所齎恩頒諭賜之物至，則蕃王酋長相率拜迎，奉領而去。舉國之人奔趨欣躍，不勝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異獸珍禽等件，遣使領齎，附隨寶舟赴京朝貢。「可見，這種互市貿易受到了西洋各國的普遍歡迎。而當鄭和船隊返航時，又帶回了西洋各地的土特產、手工藝品如象牙、染料、香料、胡椒、硫磺、寶石以及各種珍禽異獸如大象、獅子、鴕鳥等。
這些貿易來的大宗貨物，有的經過變賣，可供國家各項經費開支，如充作軍餉、官俸等，因此，鄭和船隊所開展的國際貿易不僅滿足了各國人民對中國貨物的需要，而且它所創造的財富對國用的充裕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它所帶回的「夷中百貨」也有利於滿足中國的生產和生活的需要，具有互利互惠的作用。
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大多信奉宗教，其中尤以信奉佛教和伊斯蘭教者為多。有人曾就鄭和出使的22個國家的宗教信仰狀況進行考證，得出結論為：一、專奉或兼奉佛教的共10個國家，其中暹羅、真臘、錫蘭山等國佛教徒占國內居民總數的90%以上。二、專門崇奉伊斯蘭教的，有滿剌加、蘇門答臘、祖法兒、阿丹、忽魯謨斯、天方等12個國家，再加上兼有奉回教的爪哇、舊港和古里等3個國家，共有15個國家的居民信奉伊斯蘭教。
因此,宗教在這些國家有著很重要的地位，往往是舉國上下的共同信仰和維系感情的紐帶。鄭和出身於回族世家，自幼信奉伊斯蘭教；後來又皈依佛教，成為佛門弟子。他既是伊斯蘭教徒，又是佛教徒的雙重身份，對他出使任務的完成是十分有利的。他可以通過共同的宗教信仰與有關國家的官員、人民接觸，與他們有共同的宗教語言和感情，這對密切明王朝與有關國家的關系，加強合作，敦睦邦交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四)化頑梗，除凶頑，以強大的武力作為和平外交的堅強後盾
任何外交活動決不是孤立的活動，外交斗爭的勝利往往要以強大的武裝力量為後盾。鄭和下西洋旨在建立睦鄰友好的外交關系，盡可能運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決各種爭端。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有時候，事情並不按照鄭和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在下西洋過程中，有的蕃王自持「強大」，襲擊鄭和船隊；有的海賊拒不降服，反而「潛謀劫官兵」。在兇殘的敵人面前，鄭和雖不輕易用兵，但也決不示弱，他憑借鄭和船隊的強大實力，往往突出奇兵，最終取得勝利。並由此顯示了他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而武裝斗爭的勝利又有力地支持了外交談判，促進明王朝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睦鄰友好關系的確立。
在鄭和七下西洋的28年間，訴諸武力的外交事件主要有三次，一是永樂三年(1405年)首次下西洋生擒海賊陳祖義，二是永樂七年(1409年)第三次出使西洋，俘虜錫蘭國王阿烈苦奈兒及其家屬，三是永樂十一年(1413年)第四次下西洋平息蘇門答臘內亂，生擒叛亂分子蘇干刺。這三次戰役有如下共同特點：
一、先禮後兵，後發制人。對待這些兇殘的國王、賊、鄭和起初都以和平方式「遣人招諭之」，只有在再三規勸無效，對方仍頑梗不化的情況下，鄭和才被迫「整兵提備」、「出兵與戰」，遵循自衛自主的原則，予以反擊。
二、奇兵突出，戰果輝煌
鄭和在指揮戰斗時，顯示了高超的軍事指揮才能，往往出敵不意，奇兵突出。如錫蘭國王阿烈苦奈兒屢次搶劫往來使者，甚至發兵五萬謀劫鄭和。鄭和在忍無中忍的情況下，出奇計率兵二千從小道乘虛攻佔其都城，終於生擒阿烈苦奈兒及其家屬，取得輝煌的勝利。
三、不攻城略地，也不派兵駐守
鄭和軍隊在獲取勝利後，並不佔領有關國家的寸土尺地，更不派兵駐守，仍然通過和平外交手段解決與各國的爭端。或另立賢者為國君，如錫蘭；或誅殺叛亂分子以求穩定局勢，如蘇門答臘。因此，當浩浩盪盪的鄭和船隊在風急浪高的印度洋上游弋時，本身就是一支強大的威懾力量，它不愧是威武之師、正義之師、和平之師！
正因為有鄭和這樣的和平使者和他統領的強大軍隊，才能「及臨外邦，其蠻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滅之。海道由是而清寧，番人賴之以安業。」「自是海外諸蕃，益服天子德，貢使載道。」總之，鄭和下西洋踏實地執行了明王朝睦鄰友好的外交政策，譜寫了中國與亞非各國和平友好關系的新篇章，使中外經濟文化交流達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鄭和的光輝業績光照千秋、永放光芒
⑤ 明朝有沒有官府主持的對外貿易
您好！
明朝有官府主持的對外貿易哦。
明太祖曾宣布朝鮮、日本、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刺、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齊、渤泥等國為不征國（《皇明祖訓·箴戒篇》）。所謂「不征國」就是對這些國家和地區，和平相處，互不侵犯。周邊國家傳統的貿易活動，仍採用朝貢貿易形式。民間的對外貿易則嚴厲禁止，以防海上的武裝騷擾，甚至規定「片板不許入海。」（《明史》卷二○五）
明朝建國前夕，就在江蘇太倉黃渡設立市舶提舉司。建國後，在廣州、泉州、寧波各設市舶提舉司，並規定「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明史》卷八一）明廷對朝貢國頒發「勘合」一扇作為貿易許可證。來朝貢貿易時，與市舶司所存另一扇勘合相符，方許貿易。各國朝貢的船隻、人數都有詳細的規定。對貢品實行「給價收買」的辦法。除各國王貢品以「賞賜」名義給予報酬外，番使人等附搭的商品，由官府給價收購，其他番貨也允許在限期內於指定地點與民間交易。
明成祖進一步擴大對外貿易，取消對外商的限制，宣布「自今諸番國人願入中國者聽。」（《成祖實錄》卷二三）並多次派遣中官出使東南亞各地，招徠各國朝貢貿易。成祖至宣宗時鄭和、王景弘等率領艦隊遠航，除政治目的外，也是為了拓展海外貿易。鄭和艦隊給海外諸國帶去了紵絲、青花瓷器、銅鐵器、印花布、緞絹、水銀、雨傘、玻璃製品、中國麝香等商品，帶回各種香料，寶石珍珠及其他土產品，有時也進口中國缺少的貴重葯材，如血竭、沒葯、安息香（《西洋番國志》）。明朝的銅錢成為當時南洋等貿易活動中主要貨幣，鄭和艦隊帶回的商品，罕見的珍寶進貢皇室，其他一般的珠寶、香料、葯材等外國產品，則由官府開「庫市」，許商人「博買」，交納商稅，領取執照，轉賣於民間。官府與商人均可由此獲得厚利。（《殊域周咨錄》卷九）
⑥ 進了學校調檔線,然後未過實錄線,會不會被退檔,影響下一個平行志願的錄取
目前的情況下，主要投檔了，一般就不會退檔。學校不會自找麻煩。
請看我的詳細解釋：
如果是以前的普通志願報考方式，招生院校非常看重第一志願，第一志願是非常重要的。平行志願不等於各個志願沒有先後次序、沒有第一志願，但平行志願與以前的志願不同的是，只有考生和招生辦知道你的志願順序，招生院校是不知道的，因此原來只招收第一志願的大學就無從知道報考它的考生是第幾志願報考的它，因此是不是第一志願就沒有以前那麼重要了。從而，第一志願還是很值得冒險的，但在這種情況下，第二志願就應該與第一志願有一定的級差，以防萬一。為了確保錄取，所有志願最好都填滿。
平行志願錄取時，各個志願對於錄取學校有同等的效率，都相當於第一志願。如果不夠第一志願學校的提檔線，就看第二志願學校的提檔線，直到找到一個志願的提檔線不高於你的分數，就把檔案放到這個學校。
具體而言，平行志願中考生報考的各個院校在考分前是平等的關系。只要考生達到了這個批次的錄取控制線，就按考分從高分到低分的循序，由計算機對每個考生所填報的5個院校，依次檢索。「分數優先」是其投檔基本特點，簡單可理解為高分先投檔。比如理科考生甲分數為650分，填報的志願A是北京大學、志願B是復旦大學;考生乙考分為649分，志願A是復旦大學。到甲投檔時，北京大學已投滿，復旦大學還有一個計劃未完成。考生甲將被投檔到復旦大學，同時復旦大學完成招生計劃。考生乙雖然志願排序先於甲，但只能等其他志願錄取了。
「遵循志願」是平行志願投檔的另一個原則。投檔的原則是一旦進入投檔程序將嚴格按照考生填報志願的順序進行投檔，一旦被前面的的志願提檔，後面的學校取分再低也沒戲。比如理科考生丙考分為652分，填報的志願次序是北京大學、同濟大學、復旦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結果是被同濟大學錄取。後來得知能被復旦大學錄取時考生丙後悔不已。
學校的提檔線指這個學校錄取的最低分，一般都要高於分數線。比如假定分數線是500分，那麼北大、清華的提檔線可能有600分，復旦、南大的提檔線可能是550、560 分。
因此，在報考時，要拉開差距（各個學校的提檔線，不要都報同樣的學校），如報了北大，就不要報清華，但可以報北航、北工大；報了復旦就不要報交大和南大，但可以報同濟、上海理工大學。
我不給你具體建議，因為這種建議不一定符合你的情況。只給你一般性建議，相信對你會有好處：
選擇專業應做到六要六不要：（1）不要望文生義，而要了解專業目錄及內涵。（2）不要只追熱門，而要因人制宜分析就業前景。（3）不要一廂情願，而要量力而行、留有餘地。（4）不要就專業論專業，而要分析學校的專業競爭力。（5）不要用選學校代替擇專業，而要把握專業錄取辦法。（6）不要看到就是寶，而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善於思考。
選專業時要避免幾個盲區，第一不要扎堆熱門專業，第二要認清專業本身，要了解所選專業具體是做什麼的，有些什麼課程，也要了解其專業未來的發展，第三，不要忽略自己的潛能，自己沒有嘗試怎麼知道自己不行呢？
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咨詢與就業指導中心近日公布了最新的2011年本專科專業就業狀況。統計結果顯示，國際經濟與貿易等12個本科專業的畢業生規模最大，都在5萬人以上，其中英語、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和會計學的畢業生規模超過10萬人。
這12個專業分別為國際經濟與貿易、法學、漢語言文學、英語、藝術設計、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電子信息工程、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土木工程、臨床醫學、工商管理和會計學。
選對專業是要建立在了解的基礎上,不論考生是否有明確的專業傾向，都需要從了解專業入手。而考生家長為了填報志願了解專業，與專家學者搞教學科研、做行業研究的角度是不一樣的。在此，提供幾點建議，供大你參考：
了解專業的內涵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修訂二稿)，從這個專業目錄里，考生和家長可以初步了解到，目前我國大學本科設有12個學科門類：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管理學、藝術學。每個學科門類下面設有專業大類，專業大類下是各個專業，共469個。其實考生家長所要了解的本科專業都包含在這469個里。在了解某個專業的內涵前，首先要全面了解專業大類以及各大類中有哪些專業，把握專業的整體情況，才能對所選專業有一個理性的認識。
在了解專業大類的基礎上，考生家長還要深入了解各個專業的內涵，不能僅從專業的字面意思揣測專業，也不能道聽途說。所謂專業的內涵，指專業培養目標、專業培養要求、主幹課程、就業及研究領域等。(了解專業內涵可通過高校的招生簡章和學校招生網上關於專業的介紹。)
以往填報志願時，考生和家長因為不了解專業內涵、混淆專業名稱而報錯志願的情況屢有發生。一些考生喜歡選擇那些名稱好聽、時髦的專業，升入大學後，卻對所選專業不感興趣，產生厭學心理。
每個高校每年的招生專業從十幾個到幾十個不等。不少專業的名稱並不能反映出專業的實質和將來的職業。比如，「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和「信息與計算機科學」這兩個專業的名稱很相似，但是一個是屬於工學電氣信息類，一個是屬於理學數學類。不論是主修課程還是將來的就業領域都是大不一樣。還有一些專業名稱很難從字面上了解其專業性質的，比如，化學工程與工業生物工程屬於化學與制葯類，化學生物學屬於化學類。另外，有的專業側重於與就業掛鉤，培養的是技能型人才;有的專業則側重基礎理論，適合繼續深造學習。這些都需要考生家長心理有數。
因此，了解專業內涵，可以避免或減少想當然、望文生義填報志願所帶來的後悔與無奈。
課程設置情況
通常某一個專業會有多所高校開設，比如計算機專業在我國有500多所高校開設，而各高校的課程設置情況也不盡相同，但該專業的主幹課程在這些高校中都會開設。考生家長在選擇專業前，應該先了解專業課程設置情況，這樣才能根據考生的學習成績和能力來確定專業。
因為不少專業的核心課程都是與中學各學科相對應，比如，擅長數學的同學，可以選擇數學與應用數學、經濟學、金融學、信息與計算科學等專業;物理和數學成績都不錯的同學，可以選擇機械類、電氣信息類、土建類、航空航天類裡面的專業;喜歡化學的同學，可以選擇材料科學類、化學工程與工藝、食品科學等專業;對生物有興趣的同學可以選擇生物技術、生物工程、農學、醫學之中的專業;喜歡文學和外語的同學，可以選擇文學、新聞學和外語教育等專業等等。
除了專業的課程設置情況外，考生家長還要了解各專業的學習年限，雖然大部分本科專業都是四年制，但有少數專業的學習年限有所不同，比如，醫學類專業一般需要學習5-8年，了解專業的學習年限，可以在報考時有充分的的心理准備。
專業的就業方向
我國的大學教育基本是專業教育，高考志願時報考的的專業，可以說是為將來的職業發展做出了第一次選擇。大學畢業後，找一份對口工作，既可以將大學的知識學以致用，也可以更快的適應職場生活。如今出現不少大學生畢業「轉行」的現象，往往是當初選擇專業時了解不夠。在選擇專業時，考生和家長必須要認真的了解該專業畢業後可以從事什麼工作，可以在哪些行業發展。
值得考生和家長注意的是，職業工作內容往往與專業學習內容差別很大。喜歡學習專業內容，不意味著喜歡職業工作內容。比如土木工程專業，主要學習力學知識、數學知識，對幾何繪圖能力有一定要求。如果一個男同學在高中階段擅長這幾項，學習土木工程專業自然是很得心應手。但是，如果這位同學不喜歡經常到房屋建築工地、道橋施工地跑現場的話，那麼將來他未必喜歡從事土木工程師這個職業。
填報志願時選擇考生感興趣的專業，並明確專業的就業方向，那麼，在考生未來的學習、工作中無疑可以揚長避短，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
畢業生就業情況
面對近幾年大學畢業生嚴峻的就業形勢,什麼專業就業前景好已經成了眾多學生和家長填報志願的導向。
社會對不同專業畢業生的需求並不平衡，這些專業的供求狀況,在不同學校、不同學歷層次的表現不一樣,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那麼，考生和家長就要對某專業社會需求情況有一個前瞻性的了解，還要著重了解欲報考院校某專業的就業率及就業質量。
考生和家長一定要明白,表面看起來熱門的專業,就業率不一定高。一項調查顯示,2010屆本科大學生簽約率排名前十位的專業為：能源動力類、化學類、機械類、化工與制葯類、土建類、電氣信息類、工程力學類、材料科學類、管理科學與工程類、工商管理類。這十類就業率高的專業,多為報考時的冷門專業,在一些專業中,90%以上為調劑生。而報考時的熱門專業卻成為就業時卻遭遇尷尬，比如，法學、醫學、國際貿易、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生物技術、環境工程、生物工程等。十大類就業率高的專業,往往學習難度大、工作環境艱苦、成功感低,降低了進入這些專業的學生數量,就業率自然上升。
考生和家長要了解所選專業的就業情況，一般可以從教育部公布的專業就業狀況、社會調查機構的相關數據、專業所在高校的就業情況、專業行業的統計數據、招聘網站的供求情況等幾個方面著眼。
高校開設情況
選定了心儀的專業後，考生和家長還要了解哪些學校開設這個專業，是否在你省(市、區)招生等情況。另外即使是同一專業，由於各高校在培養特色和優勢研究方向上也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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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關於鄭和七次下西洋的資料
七下西洋的時間
永樂三年（1405）五月己卯，「中官鄭和等齎敕往諭西洋諸國」；五年（1407）九月壬子，「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還，械至海賊陳祖義等」。
永樂五年回加不久復受命出使西洋，永樂七年（1409）回國。
第三次奉命出使，至永樂九年（1411）六月乙巳，「內官鄭和使西洋諸國還，獻所俘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並真家屬」。
第四次，據《明成祖實錄》卷86載，永樂10年（1412）「十一月丙申，遣太監鄭和等齎敕往賜滿刺加、爪哇……諸國錦綺紗羅彩絹等物有差。」實際上該年鄭和並未成行，而是駐軍長樂縣十洋街，並奏建長樂南山行宮以為官軍祈報之所。第二年（1413），又重修長樂南山三峰塔寺；4月，「道出陝西，求所以通譯回語可佐通信者，乃得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哈三。」直至這一年冬天，鄭和才統領舟師往忽魯謨斯等國。永樂十三年（1415）七月癸卯，「鄭和等第四次奉使西洋等國還。九月壬一寅，鄭和獻所獲蘇門答刺賊首蘇干刺等於行在。」
第五次，永樂15年（1417）五月十六日，鄭和在泉州伊斯蘭教靈山聖墓行香並勒石紀念，不久即統帥舟師下西洋；永樂十七年（1419）七月戊午，「官軍自西洋還」，受到成祖的賞勞。
第六次，永樂十九年（1421）正月癸巳，「鄭和等第六次奉使西洋諸國」；永樂二十年（1422）八月壬寅，「中官鄭和等使諸蕃國還，暹羅、蘇門答刺、阿丹等國悉遣使隨和貢方物。」
第七次，宣德五年（1430）六月戊寅，「遣太監鄭和等齎詔往諭諸番國」。這時，鄭和已所屆花甲。宣宗詔諭下達後，鄭和並未立即成行。第二年（1431）正月，他在太倉劉家港天妃宮刊勒《通番事跡碑》；十一月，又在長樂南山寺刊立《天妃之神靈應碑》，並「駐泊茲港，等候朔風開洋」。直到這一年的十二月九日，他才率船隊出五虎門，正式起航。宣德八年（1433），鄭和「奉使歷忽魯謨斯第十七國而還」。不久，約在宣德十年（1435），他默默地在南京辭世，終年65歲。鄭和墓在南京市南郊牛首山南麓，當地群眾俗稱「馬回回墓」。其後裔自明清以來世代相沿，定期來這里祭掃，從未間斷過。
第七次下西洋航程
明朝祝允明所撰《前聞記》(1525年刻)詳細記載鄭和第七次下西洋行程日期及各地停留之日期，可供參考：
人數：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史、事、辦事、書算手、醫士、鐵錨、木艌、搭材等匠，水手、民稍人等，共27550員名。
里程：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六日(1431年1月19日)龍灣開舡，十日到徐山，二十日出附子門，二十一日到劉家港，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到長樂港。十一月十二日(1431年12月16日)到福斗山。
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門，二十四日到占城。(註：自福建五虎門至占城共行船16日。)
七年正月十一日開舡，二月六日到爪哇。(註：自占城至爪哇共行船25日。)
六月十六日開舡，二十七日到舊港。(註：自爪哇至舊港共行船11日。)
七月一日開舡，八日到滿剌加。(註：自舊港至滿剌加共行船7日。)
八月八日開舡，十八日到蘇門答剌。(註：自滿剌加至蘇門答剌共行船8日。)
十月十日開舡，十一月六日到錫蘭山。(註：自蘇門答剌至錫蘭山共行船36日。)
十日開舡，十八日到古里國。(註：自錫蘭山至古里國共行船9日。)
二十二日開船，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忽魯謨斯。(註：自古里國至忽魯謨斯共行船35日。)
八年二月十八日(1433年3月9日)開船回洋。
三月十一日到古里。(註：自忽魯謨斯至古里國共行船23日。)
二十日大綜船隊回洋，四月六日到蘇門答剌。(註：自古里國至蘇門答剌共行船17日。)
十二日開船，二十日到滿剌加。(共行船9日。)
五月十日回到昆侖洋，二十三日到赤坎，二十六到占城。
六月一日開舡，三日到外羅山。(共行船2日。)
九日見南澳山。十日晚，望見望郎回山，六月十四日到碕頭洋。十五日到碗碟嶼。二十日過大小赤。二十一日進太倉。七月六日到京。二十一日關賜獎衣寶鈔。
船號：如清和、惠康、長寧、安濟、遠之類，又有數序一二等號。
船名：大八櫓、二八櫓之類。
備註：鄭和第七次大航海於1431年1月19日離開南京龍灣港，於1432年1月12日離開福建五虎門，途徑占城、爪哇、舊港、滿剌加、蘇門答剌、錫蘭山、古里國，於1433年1月17日到達忽魯謨斯(位於今伊朗東南米納布附近，臨霍爾木茲海峽。)，共用兩年時間到達目的地忽魯謨斯。1433年3月9日，離開忽魯謨斯，1433年7月22日回到南京，回程共用了4個月時間。
七下西洋所經過的國家和地區
據《明史·鄭和傳》記載共有36個：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羅、古里、滿刺加、勃泥、辦門答刺、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里、蘇祿、加異勒、阿丹、南巫里、甘巴里、蘭山、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溜山、孫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兒、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兒、沙里灣尼（今印度半島南端）、不刺哇（今索馬里境內）。
鄭和大航海所涉及中外地名解釋
1、西域
在古代，狹義的西域指玉門關以西、蔥嶺以東地區；廣義的西域指越過狹義的西域向西所能到達的地主，包括中亞、西亞、印度半島，直至歐洲東部、非洲東北部。「其西域之西」中的「西域」指狹義西域，若與下文「迄北」對應，似可作「西部疆域」解；「西域忽魯謨斯國」中的「西域」指廣義西域。
2、西洋
元、明時的西洋，指南海以西(約東經110以西)，相當於今汶萊達魯薩蘭國以西的海洋和沿海各地，遠至印度半島、波斯灣及紅海沿岸、非洲東北部一帶。
3、占城國
亦稱占婆，古國名，在今越南的中南部。中國史籍上曾稱之為林邑、環王。當地盛產稻穀，稱「占城稻」，為稻穀良種之一，宋時傳入我國；鄭和下西洋後，占城稻在我國長江、珠江、閩江流域大面積引種、推廣。福建省福州長樂一帶稱此稻為「占谷」或「黃占」，直至三十年前，都是當地高桿晚稻的一個優良品種。
4、爪哇國
亦即麻口若巴歇國，在今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島(Java Island)。唐代以來的史籍稱其地為「訶陵」「 婆」。該島北臨爪哇海，南濱印度洋，面積12.6萬平方公里，人口近億，是印尼人口最密集、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主要城市有雅加達(首都)、萬隆、三寶壟、泗水蘇拉卡爾塔)、泗水為華裔長樂人聚居地。
5、三佛齊國
亦即室利佛逝國，梵文Srivijaya的音譯，在今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島上的古國，當時都約在今日的巨港(巴鄰旁，Balenbang)，位於蘇門答臘東南部慕西河畔。
6、暹羅國
泰國(Thailand)的舊稱，位於東南亞中南半島中部。十四世紀中葉，由暹國與邏國合並而成，南臨暹羅灣。現首都為曼谷，泰國的華僑 與華裔人數居世南亞首位。
7、南天竺
天竺為古印度別稱，古籍又稱天竺為身毒。天竺分北、中、南三部分，南天竺指印度半島的南部地區。
8、錫蘭山國
亦即錫蘭(Ceylan)，或稱獅子國，今稱斯里蘭卡(Srilangka)為亞洲南部島國，隔保克海峽與印度東南部相望，面積6.5萬平方公里，為佛教古國之一，主要民族為僧伽羅族與泰米爾族。首都科傖坡(Colombo)，位於該島西南。
9、古里國
又稱「古里佛」，故地約在今印度半島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澤科德(Koxhikode)一帶，為海上交通要沖。明永樂五年(1407)鄭和二次下西洋時曾到此訪問並立碑紀念。
10、柯枝國
亦譯作「國貞」，故地在今印度西南部的柯欽(Cochin)一帶，是航道要沖和重要港口。十五世紀初與我國有友好往來。
11、忽魯謨斯國
即霍樂木茲(Hormuz)，又譯作和爾木斯，地在今伊朗東南米納布(Minab)附近，臨霍爾木茲海峽，廢址在霍爾木茲島北岸，扼波斯灣出口處，為古代交通貿易要沖，今為對岸阿巴斯港所取代。
12、木骨都束國
今譯作摩加迪沙(Mogadiscio)是被稱為非洲之角的索馬里共和國首都，位於索馬里東南，臨印度洋。13世紀以前建有古城。鄭和下西洋曾兩度訪此。
13、南京龍江
明初設「龍江船廠」於此。故址在今南京下關三汊河附近的中保村一帶；水道舊稱龍江，出龍江關通長江，龍江船廠曾為鄭和下西洋造「寶船」，故又稱「寶船廠」，造船的船塢叫「船作」，遺址猶存，宛如一口口巨大的水塘。1957年此地出土一根大舵桿，長1107米，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此舵桿之長，足證鄭和寶船規模之大。據《龍江船廠志》載，1411年(永樂九年)該船廠「改、造海船247隻，備使西洋諸國」。龍江之濱原有天妃宮，已圮。
14、長樂南山
因位於福建省長樂縣縣治之南而得名，今長樂縣城區街道環繞此山。海拔僅約四十餘米，又稱登高山；該山有蘭茗、香界、石林三個小山峰，故亦稱三峰山，山上登高山；該山有蘭茗、香界、石林三個小山峰，故亦稱三峰山，山上有塔，稱三峰塔(聖壽寶塔)；有寺稱三峰寺或三峰塔寺；寺旁有「天妃行宮」，祀媽祖，《天妃靈應之記》碑即立此宮內；宮旁有鄭和所建「三清寶殿」，殿內「鍾鼓供儀，靡不俱備」，鍾即「鄭和銅鍾」，原件抗戰期間移南平市。以上寺、宮 、殿均已圯，塔巍然存，近年加固整修，更為壯觀。1935年，在原寺、宮、殿廢址上建有鄭和史跡陳列館，《天妃靈應之記》碑系該主館主要陳列文物，南山(三峰山)同年辟為「鄭和公園」。
15、茲港
指長樂太平港通閩江。位於長樂縣南山西麓以西、以北，狹義指靠近長樂縣城吳航頭一帶的下洞江水域；廣義泛指整個下洞江水域，該港原來江面寬闊，水深可泊巨舟，有「無風萬里磨平玉，有月千波漾碎金」之說；港東北、東南屏峙首石、六平諸山，可蔽阻台風襲擊，為避風良港。《長樂縣志》《長樂六里志》均載有；三寶太監鄭和通西洋，駐舟師造巨舶於此，奏改名為太平港等句。由於淪桑變化，今僅餘一狹長水道，通小汽輪，原水道大部分成為沃野良田，部分辟為新居民區，該居民區主幹道路稱「太平港」路，與鄭和路垂接。
16、蘇門答臘國
又譯作蘇木都剌(Samud'ra)、蘇文答剌、蘇文達那。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Sumatra Island)北部洛克肖馬韋附近，今為全島總稱，該島北臨馬六甲海峽，南瀕印度洋，赤道橫貫中部，為印尼西部大島，面積43.4萬平方公里，首府棉蘭。
17、滿刺加國
舊譯亦作麻六甲，今譯作馬六甲(Malacca)14－16世紀馬來亞半島上的封建王國，位於今馬來西亞、馬六甲洲一帶，居馬六甲海峽要沖，1411年(永樂九年)，該國國王拜里迷蘇剌(Parmesvara)曾率妻子、大臣等540人來中國訪問；鄭和船隊屢經其處，現馬六甲州居民半數為華裔，其首府馬六甲市居民四分之三為華裔；市內有三保廟、三保井、三保城等古跡。
18、阿丹國
Aden，古國名，今譯作亞丁，故地在今亞丁灣西北岸一帶，扼紅海和印度洋出入口，為海陸交通要沖。古時為寶石珍珠集散地，十五世紀前期便與中國互通使節、貿易。今之亞丁市位於亞丁灣一個突出的小半島上。為葉門民主隊民共和國(南葉門)首都。1990年5月，南、北葉門合並為葉門共和國，亞丁成為該國的「經濟首都」。
19、卜剌哇國
故地在今索馬里共和國布拉瓦(Brava)一帶；十五世紀前期與中國友好往來，互通使節，鄭和船隊曾到此訪問，布拉瓦東臨印度洋。
現存史料關於
鄭和寶船紀錄
1、《明史》鄭和傳："永樂三年（1403年）6月，命（鄭）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域，以次遍歷諸國"。
2、南京下關"靜海寺碑"雲："永樂三年，將領官軍，乘駕二千料海船並八櫓船。永樂七年，將領官軍，乘駕一千五百料海船並八櫓船。"。
3、《崇明縣志》和《太倉州志》記載鄭和船隊自瀏河出海時，有海船二百零八艘。
4、《國榷》記載：永樂三年，造寶船六十三艘。
5、顧起元在《客座贅語》中記錄有："寶船共六十三號，大船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船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 。
6、《星槎勝覽》"占城國"條雲："永樂七年，太宗皇帝令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等統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舶四十八號，往諸番國開讀賞賜，是歲秋九月，自太倉劉家港開船，十月至福建長樂太平港停泊，十二月於五虎開洋，張十二帆，順風十晝夜至占城國"。
7、《西洋番國志》記載宣宗皇帝的敕書雲："今命太監鄭和等往西洋忽魯漠斯等國公幹，大小舡六十一隻……及隨舡合用等火器……"。
8、《前聞記》中記載鄭和下西洋所用海船有大八擼和二八擼船。
9、刻於永樂十八年（1420年）的《天妃經》卷首有關鄭和下西洋插圖描摹復原圖，整幅圖由六面連接而成。《天妃經》全名《太上談天妃救苦靈應經》，全一卷，是跟隨鄭和下西洋的僧人勝慧在臨終時，命弟子用他所遺資財，發願刻印的。刊刻時間為第五次下西洋後，正准備進行第六次下西洋。該圖繪出了6桅帆船的形象資料，與《龍江船廠志》上所附該廠曾建造的早期4桅海船形制甚為相合。
10、《天工開物》雲："凡風篷之力，其末一葉敵其本，三葉調勻和暢。順風則絕匪張篷，行疾奔馬，若風力洧至，則以次減下，狂甚則帶一二葉而已"。
11、明《武備志》中之"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後附載的過洋牽星圖，圖內繪有三桅海船。
鄭和寶船的主要造船地
鄭和寶船號稱巨舶，其主要造船地為南京。
由於海船體積大，構造也較復雜，必須有相當規模的船塢和作坊。據《武備志》中的《自寶船廠開始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記載，鄭和寶船自其建造地寶船廠出發去西洋。據《同治上江兩懸志》記載："都船廠在儀風門，即寶船廠，永樂三年三月命鄭和等行賞占城"。龍江船廠是在原龍江船廠廠址再向南擴建而成，越過秦淮河，直達下保、中保、上報村及三汊河地區，龍江船廠內設提舉司、作房、分司、篷廠、指揮舉，在造船時實行明確的分工和嚴格的制度。
《龍江船廠志》記載："洪武、永樂時，起取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南直隸（今江蘇）濱江府縣居民四百餘戶，來京（即南京）造船，隸屬提舉司，編為四廂。一廂出船木梭櫓索匠；二廂出船木鐵纜匠；三廂出艌匠；四廂出棕篷匠。"
《明會典》記載大規模的造船廠，擁有工匠數百人，有船木工、艌工、箬篷工、櫓工等。
鄭和寶船的另一建造地點是船隊出發港福建長樂。
據《長樂縣志》記載："太平港在縣西半里許，舊名馬江。……明永樂間，太監鄭和通西洋，造巨船於此，奏改太平港"。
鄭和下西洋後還有一些下西洋巨舶停泊於福建，正統四年（1439年）明英宗命福建三司於見存海舟內擇一，以賜琉球國使回國。
據統計，在鄭和大航海期間，全國共造大小海船近4000艘，船場遍及全國各地；永樂年間，明朝海軍擁有3800艘艦只，其中包括1350艘巡邏船，南京新江口有400艘大型主力艦。因此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李約瑟斷言："在1420年前後，中國海軍也許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的其它亞洲國家，甚至可能超過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乃至超過所有歐洲國家海軍的總和"。
鄭和大航海發展了嶄新的造船技術與航海技術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造船與航海事業相當發達的國家，到了明朝鄭和大航海時代更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高峰。《明史·鄭和傳》記載：「寶船六十三號，大船長四十四丈，闊一十八丈。」相當於現代船身長約138米，寬約56米，這種巨型海船充分顯示當時中國造船業已經遙遙領先於全世界。至今殘留在江蘇省南京市下關的龍江寶船廠「上四塢」、「下四塢」等作塘和水道，就是明證，作塘呈東西向，與長江的夾江相通，便於寶船下水。作塘很大，經現代實測，長約500餘米，寬約40米。龍江寶船廠是明朝大規模造船基地和停泊中心之一。中國航海史研究會曾根據44.4×18丈尺寸復原製作成9桅12帆的福船(尖底)模型，作為當時鄭和寶船的標准船型和尺寸。而有專家認為依據南京靜海寺殘碑拓片所記，結合明永樂十八年《天妃經》卷首鄭和船隊插圖等材料考證，鄭和寶船可復原為長19丈、寬4.4丈、排水量約1100噸的船舶。還有專家認為這僅是中小型寶船，大型寶船應仍維持原有尺寸。根據遺跡情況，寶船廠所造船應為平底。平底船吃水淺，可以壓浪航行，它的首尾可以翹起，安全無虞，並且靠岸方便。
鄭和大航海綜合應用了天文導航、羅盤導航、陸標導航、測量水深和底質等多種導航手段，如《西洋番國志》所記載：「砍木為盤，書刻干支之字，浮針於水，指向行舟。」這種航海技術，在當時世界上是很先進的。
鄭和大航海的重要成果是繪制了《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邸外國諸番圖》，全圖使用中國傳統的山水畫法，配上所記的針路和過洋牽星圖，以南京為起點，最遠到東非肯亞的慢八撒，到南緯四度左右為止，包括亞非兩洲，所收地名達500多個，其中亞非諸國約佔300個，相當准確地記錄了航向、航程、停泊港口、暗礁、淺灘的分布，詳細紀錄了鄭和大航海全部航程中開辟的眾多新航道，重要的出航地點有20餘處，主要航線有42條之多。它充分證明鄭和大航海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發達的航海事業、豐富了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
使命與功績
鄭和下西洋是一種國家行為,鄭和船隊是一支強大的戰略力量.明政府派遣鄭和船隊下西洋顯然是從當時國家利益(包括皇帝的意志)和國家需要出發.鄭和下西洋的使命和功績概括起來,主要包括4個方面:
1、推行和平外交,穩定東南亞國際秩序
鄭和下西洋前,中國周邊的國際環境動盪,主要表現在東南亞地區各國相互猜疑,互相爭奪.當時東南亞兩個最大的國家爪哇、暹羅對外擴張,欺壓周邊一些國家,威脅滿剌加、蘇門答臘、占城、真臘,甚至在三佛齊,還有殺害明朝使臣的,攔截向中國朝貢的使團;再一個海盜猖獗,橫行東南亞、南亞海上,十分囂張,海上交通線得不到安全保障.這些不穩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響中國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極大影響了明朝的國際形象,不利於明朝的穩定和發展.在這種形勢下,明朝皇帝採取了「內安華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鄭和率領船隊下西洋通過各種手段,調解和緩和各國之間矛盾,維護海上交通安全,從而把中國的穩定與發展同周邊聯系起來,試圖建立一個長期穩定的國際環境,提高明王朝的國際威望.所以從明朝派遣鄭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實現和平的使命.
鄭和下西洋調解矛盾,平息沖突,消除隔閡,有利於周邊的穩定,維護了東南亞、南亞地區穩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聲望.所以,可以看出鄭和的船隊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但不是用於侵略擴張,而是用於實現和平目的.在當時國際環境條件下,陳祖義幾千人,阿烈苦奈兒上萬人,沒有強大軍事實力做後盾,是難以實現和平的.
李約瑟評價:東方的航海家中國人從容溫順,不記前仇,慷慨大方,從不威脅他人的生存,雖然有恩人自居;他們全副武裝,卻從不征服異族,也不建立要塞.
2、震懾倭寇,牽制蒙元勢力,維護國家安全
當時,威脅明朝安全的主要來自兩個方向:東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殘余勢力和西北的帖木兒帝國.中國倭寇最早出現在元朝末年,日本國內發生內戰,部分武士和浪人為了生存便到中國沿海搶劫,到明初朱元璋時期,非常猖獗.當時明朝剛剛建立,國內還不穩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內,國防上採取被動的防禦戰略,在沿海省份設立衛所,在北方修長城和派兵屯邊.
朱棣時期,陸海兩方面對明朝的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改變了被動防禦戰略,主動出機,陸上方向實施遷都、親征漠北;海上方向組建了鄭和舟師,震懾和打擊倭寇和反明勢力,並從海上實施戰略包抄,對西北方向進行戰略上的牽制,從而減輕明朝北部的壓力.
3、發展海外貿易,傳播中華文明
鄭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時也帶有一定的經濟目的,國家實施這么大的戰略行動,它是多方面考慮的.在鄭和船隊下西洋過程中展開許多貿易活動,主要有三種形式:
第一種朝貢貿易.這種貿易是鄭和下西洋貿易活動的基本形式,帶有封建宗主國的性質.它通過這種形式獲得這些小國對明朝宗主地位的認可,這是朝貢貿易的政治目的.當時各國都積極到中國來朝貢,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護,一方面得到的豐厚賞賜.據統計,永樂在位22年,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亞非國家使節來華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況空前.更有汶萊、滿剌加、蘇祿、古麻剌朗國4個國家先後7位國王親自率團前來,最多一次有18個國家朝貢使團同時來華,還有3位國王在訪問期間在中國病逝,他們遺囑要托葬中華.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種官方貿易.是鄭和下西洋的重要內容,它是在雙方官方主持下與當地商人進行交易,是明朝擴大海外貿易的重要途徑.鄭和船隊除了裝載賞賜用的禮品外,還有中國的貨物,如銅錢、絲綢、瓷器、鐵器等.這種貿易可以用明代銅錢買賣,多數以貨易貨.最有影響的是擊掌定價法.在印度古里國,中國船隊到達後,由當地的代理人負責交易事宜,將貨物帶到交易場所,雙方在官員主持下當面議價定價,一旦定下,決不反悔.雙方互相擊掌表示成交.這種友好的貿易方式,在當地傳為美談.鄭和下西洋期間,尤其是後幾次下西洋貿易規模擴大,遵循的平等自願,等價交換,具備了國際貿易的一些基本原則.
第三種民間貿易.這種貿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鄭和下西洋貿易活動的帶動下出現的.它不是通過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間自發性展開的.鄭和下西洋消滅海盜,維護了海上安全,開辟了航線,促進和刺激了民間貿易.據有學者研究,鄭和使團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帶一些中國貨物在沿途進行交換.東南亞百姓對中國絲綢、瓷器、工具非常喜歡,鄭和船隊一到都爭先恐後的劃船或到碼頭交易,有的還請官兵到當地的集市設攤交易.當時中國主要輸出的瓷器、絲綢、茶葉、漆器、金屬製品、銅錢等,中國換回的主要是珠寶、香料、葯材、珍奇動物等,當時中國從海外進口100斤胡椒,當地價值1兩,回到國內出售20兩,利潤豐厚.
鄭和下西洋進行的貿易活動有政治行為的貿易,也存在經濟行為的貿易.
鄭和下西洋所到之處,不僅進行海外貿易,還傳播先進的中國的文化.當時東南亞、南亞、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社會發展比較落後,非常嚮往中華文明.朱棣派遣鄭和下西洋還肩負了「宣教化於海外諸番國,導以禮儀,變其夷習」的使命.鄭和出色將中華文明遠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新的篇章.鄭和下西洋傳播中華文明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中華禮儀和儒家思想、歷法和度量衡制度、農業技術、製造技術、建築雕刻技術、醫術、航海造船技術等.
現在在海外還流傳許多鄭和的故事.在馬來西亞有三寶山、三寶井,印尼有三寶壟、三寶廟,留下鄭和遺跡,表達了當地人民對這位傳播中華文明的先驅的敬意.
4 、開拓海洋事業,鋪平亞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搖籃,占據著地球表面積70.8%,擁有著豐富的資源.自古以來,是人類生產和生活的空間,對人類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也與我們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和盛衰休戚相關.我們的祖先早期創造了龍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紀初,鄭和大規模遠航活動,把中國古代的海洋事業推向發展高峰,對人類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貢獻.主要表現在:
一是開辟了亞非的洲際航線,為西方人的大航海鋪平了亞非航路.當葡萄牙的航海家達加馬沿非洲西海岸繞過好望角,抵達東非海岸時,當地人就告述幾十年前中國人曾幾次來到這里.他們在阿拉伯領航員的幫助下,沿著鄭和船隊開辟的航線順利到達了印度.
二是對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進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許多海洋科學數據.《鄭和航海圖》就是通過大量海洋調查繪制的.這種海洋考察活動比世界記載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國的「挑戰者」號進行海洋調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對航海區域進行了戰略布局.鄭和下西洋根據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識,在遼闊的海外選擇了占城、滿剌加、舊港、古里、忽魯莫斯等地作為海洋發展的重點區域,有利於擴大海外交通和貿易范圍.
鄭和下西洋在海洋事業上還有許多貢獻.鄭和的功績是輝煌的,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他從30多歲開始,前後28年獻身海洋,最後一次下西洋時,已經60歲了,為了中外文化交往和航海事業,他毅然率領船隊出使,這次他再沒有回來,病逝在印度的古里,時年62歲,永遠的長眠在他開辟的和平的道路上.
在群星璀璨的中華英傑中,鄭和不但以先於西方人航海,勝於西方人的航海技術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我覺得人們關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層面,恐怕是鄭和所代表的一種文化精神:一種中國人不畏艱險,征服自然的價值趨向,一種打開國門走向世界進行文化交流的決心.
鄭和這種敬業獻身報效國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著中華民族開放進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經略海洋和敢為天下先的優秀品德,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後人繼承和弘揚,推進人類的文明。
⑨ 請寫出鄭和下西洋的有關資料
鄭和下西洋
鄭和下西洋
鄭和世稱三保太監，十五世紀初葉著名的航海家。自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八年間，鄭和率眾七次遠航。第一次從永樂三年六月到永樂五年九月，自蘇州劉家港出發，經歷爪哇、蘇門答臘、錫蘭、印度西海岸的柯欽以至古里(今科澤科德)。第二次從永樂五年十一月到永樂七年七月，沿同樣的路徑至古里。第三次從永樂七年九月到永樂九年六月，以東印度洋為中心，從爪哇、蘇門答臘往錫蘭，又北上印度東海岸，抵孟加拉灣，然後折回馬六甲海峽，在馬六甲修築城塞後返國。第四次從永樂十一年十月到永樂十三年七月，又經東印度海岸折往波斯灣，到達霍爾木茲。也有認為這次遠航到達東非沿海的。第五次從永樂十五年秋到永樂十七年七月，與前次航線相同，抵波斯灣，又另分一支船隊經由阿拉伯南岸遠航到東非沿海的摩加迪沙、布臘瓦、馬林迪等地。第六次從永樂十九年春到永樂二十年八月，除駛入波斯灣外，另有分隊繞東非沿海諸港口航行。第七次從宣德六年元月到宣德八年七月，進行了經由印度西海岸入波斯灣的最後一次航行。這次，鄭和的部下到達了阿拉伯的麥加。據《明史》記載，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時所率部眾就有二萬七千多人，船舶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的就有六十二艘，規模之大，史所未有。前後七次所經國家凡三十餘國。這樣的空前壯舉，較之葡萄牙的達·伽馬由伊斯蘭教徒導航橫渡阿拉伯到達科澤科德早八十多年，也加深了中國和所到各地貿易和文化交流。而鄭和遠航對東南亞地區的開發，貢獻尤大。
鄭和的航海筆錄
鄭和船隊到達舊港（今蘇門答臘島的巨港）的時候，突然遭到海盜的攔截襲擊。這群海盜的頭子叫陳祖義。陳祖義本是廣東人，洪武年間跑到現在的南洋，召集一夥人佔領了舊港，常常打劫路經此地的商船，許多國家的商人都深受其害。這一次，陳祖義見鄭和船隊船多兵眾，不敢貿然下手，就假意向鄭和投降，暗地裡卻准備打劫船隊。鄭和及時發現了陳祖義的陰謀，立即部署對策。等陳祖義率眾人來搶劫時，他指揮將士們把海盜打敗，殺死了五千多人，燒毀了海盜船隻十艘，俘獲七艘，還活捉了陳祖義。 在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贈送了許多禮物給明朝，表示兩國修好。哪知貪心不足的亞烈苦奈兒見鄭和船隊裝載了大量金銀，就假意請鄭和到他的宮殿。盛宴招待之後，他再次向鄭和索取金幣，暗地裡卻發兵去劫奪鄭和的船隊。鄭和沉著冷靜，了解到錫蘭山的大部分兵力已派去攻打船隊，都城空虛，就火速傳令，調來了兩千多將士，出其不意地攻打了錫蘭山的都城，生擒了亞烈苦奈兒及其妻子官屬。領兵打劫船隊的將領聽說明軍回攻都城，趕忙下令撤兵回救。鄭和的軍隊乘勝殺了個回馬槍，又把敵兵打地潰不成軍。他們只得向明軍投降了。鄭和當場釋放了投降的將士兵卒，只把亞烈苦奈兒和幾個重要官屬扣留在船上，然後繼續訪問其他地區。 當鄭和的船隊到達木古都束時。國王親自去迎歡，並且設宴款待。鄭和向國王和王妃贈送了絲織品陶器和茶葉。國王送給明朝皇帝一隻珍貴動物，叫做「麒麟」，也就是非洲長頸鹿。回來的時候，不僅帶回來了十七國的使節，和他們同來中國訪問的，其中有的是王子，有的是王叔王弟，都同明朝建立了邦交。鄭和還帶回來了忽魯謨斯的獅子、金錢豹、大西馬；阿丹國的麒麟、長角馬哈獸；木古都束的花福祿和獅子；卜刺哇的千里駱駝和駝鳥。
鄭和在國內休整了一年多時間後，永樂十年十一日，成祖又令他第三次遠航西洋諸國。這次正好趕上了東北季風時節，鄭和的船隊順風而行，不久就到達蘇門答刺（今印尼蘇門答臘島）。
蘇門答刺剛剛經過一場大的事變，使鄭和的訪問遇上麻煩。原來，蘇門答刺的西面有個那孤兒國。1408年（明樂永六年），那孤兒國和蘇門答刺打了一仗，蘇門答刺國王中箭身亡。王子年齡尚小，不能替父王報仇。王後卻復仇心切，她曉諭全國：誰能領兵打敗那孤兒國，替先王報仇，我就嫁給他，並請他當國王。一個有本領的漁夫奮勇領兵打敗那孤兒國的軍隊，殺了他們的國王。漁夫娶了王後，當上了蘇門答刺國王。老國王的兒子長大以後很不甘心。他培植了一夥心腹勇士，乘機殺死了漁夫，自己登上王位。鄭和到達蘇門答刺後，向新國王贈送了許多禮品。 漁夫有個兒子蘇干刺，想替父親報仇，發兵攻打蘇門答刺，企圖爭奪王位。沒想到反被新國王打敗了。他只得逃到一個叫鄰山的地方，自立一寨。他聽說鄭和贈送給蘇門答刺新國王許多禮物，卻沒有送禮給自己，心中有忌又恨就帶領幾萬兵眾，襲擊鄭和的船隊。在蘇門答刺的配合下，鄭和指揮將士英勇還擊，把蘇干刺的兵眾打得大敗，乘勝追擊到一個叫南渤利的地方，活捉了蘇干刺和他的妻子、兒子。到永樂十三年回國後，永樂帝下令把蘇干刺殺了。 1430年（宣德五年六月），明代的第五個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又一次派遣鄭和、王景弘率領船隊，訪問了忽魯謨斯等二十來個國家。因為這次訪問的國家多，地域廣，路程遠，因而時間也就很長，到1433年才啟程回國。不料船隊返航至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之科澤科德）時，六十三歲的鄭因積勞成疾，不幸辭世。王景弘命人把鄭和的遺體妥為裝殮，准備回國安葬。當時已進入夏季，熱帶氣候酷熱，船隊航進爪哇（今印尼爪哇島）時，眼見鄭和的遺體難於保存，已不可能運回國內安葬，王景弘只好決定埋葬在當地。
七下西洋欲何求
朱棣奪得皇位時，明朝已經建立了二十多年，農業與人們的生活並沒有受到這場政變的影響。這時，中國廣州等沿海的大都市發展得十分繁榮。在經濟獲得良好的發展之後，發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貿易已經是十分逼切的事。另一方面，朱棣也想利用對外的活動，展示自己的勢力，並建立自己的聲望。因此，遠航的活動就勢在必行了。
明代初期，由於朱元璋三十一年得勵精圖治，農業經濟恢復了。在手工業方面，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礦治、紡織、陶瓷、造紙、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國的絲織品、瓷器以至一些歐洲國家的歡迎，贏得了很高的聲譽。尤其是造船業的發達，航海技術的進步（包括羅盤針的使用，航海經驗的積累，航海知識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養成，以及明初工商業的恢復和發展，宋、元以來中國海外貿易的發達，對外移民的增加，所有這一切，都為鄭和下「西洋」准備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提供了較為雄厚的物質條件。明初這種強盛的國勢、發達的貿易，本身具有加強同海外各國的聯系，擴大海外的貿易和來往的要求。於是，明成祖朱棣決定組織一支強大的船隊，前往「西洋」諸國。
鄭和下「西洋」的動機和目的，也是明成祖朱棣派遣他出使「西洋」的動機和目的。明朝初年，正是國勢向上發展的時期。這時在北方，蒙古的勢力已被驅逐出長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統治已十分鞏固，加上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國勢日趨強盛，這就有可能使它向海外發展。朱棣自認為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供主」，要海外各國都來朝貢。和歷代功利主義的封建帝王一樣，朱棣也是一個功利主義者，他也要宣揚國威，向外示富。
到了永樂年間，由於國力強盛，朱棣要建立一個天朝大國的思想就更加強烈。明成祖的個性好大喜功，常常向異域顯示中國的富強，對明朝初期對海外的消極政策深表不滿，故朝廷對外政策為之一變，即位後便派宦官出國，召各國來朝，此舉無疑可以提高明成祖的威望。鄭和下西洋便可以在國外顯耀兵力，向海外各國誇示中國的富強，宣揚明朝的威德。同時他還想用揚威海外來緩和國內國內一部分人對他武力奪取皇位的不滿。
他還想用揚威海外來緩和國內一部分的人對他武力奪取地位的不滿。有些書上說的朱棣派鄭和下「西洋」，是找尋建文帝朱允文的下落。據說，「靖難之役」以後，朱允文出走，不知所終。祖的皇位是發動靖難之變後，從侄兒建文帝手中奪得的。這在猜忌心很重的朱棣看來，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明成祖懷疑他逃到海外避難，恐怕他將來對自己構成威脅，所以派鄭和下西洋暗中偵察建文帝的蹤跡，以杜絕後患。
鄭和率領的龐大船隊，就其活動的性質來說，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隊，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團，而是由封建統治者組織的兼有外交和貿易雙重任務的船隊。
他出使的任務之一，就是招徠各國稱臣納貢，與這些國家建立起上邦大國與藩屬之國的關系。為了完成這一任務，鄭和所到各國以後，第一件事便是宣傳朱棣的皇帝詔書。向各國宣諭：明朝皇帝奉天乘命的上邦大國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來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說的去做，各國之間不可以眾欺寡，以強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來朝貢，則禮尚往來，一律從優賞賜。
第二件事便是贈送禮物。賜各國國王誥命銀印，賜國王及各級官員冠服和其他禮物，表示願意和那些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的關系。
第三件事是進行貿易活動。以中國的手工業品換取各國的土特產品，使各國為中國的精美、完好的手工業品所吸引，從而願意來中國稱臣納貢，進行貿易活動。中國出口的絲織品和瓷器等，早就在亞非各國享有盛譽。亞非的很多國家早就想同中國發展貿易關系。只是由於朱元璋「海進政策」，才限制了這種貿易的發展。朱棣取消「海進政策」派遣鄭和出使，表明中國恢復了同海外各國的正常貿易。海外各國同時也認為，跟中國納貢稱臣，進行貿易，建立友好關系，是有利可圖的事。
⑩ 我國對外公函的結構與別國有什麼不同
對外貿易地理方向（Direction of Foreign Trade）
對外貿易地理方向又稱對外貿易地區分布或國別結構，是指一定時期內各個國家或區域集團在一國對外貿易中所佔有的地位，通常以它們在該國進出口總額或進口總額、出口總額中的比重來表示。對外貿易地理方向指明一國出口商品的去向和進口商品的來源，從而反映一國與其他國家或區域集團之間經濟貿易聯系的程度。一國的對外貿易地理方向通常受經濟互補性、國際分工的形式與貿易政策的影響。
歷史上的對外貿易地理方向
明清晉商對外貿易地理方向選擇原因分析
對外貿易是國家間的商品交換活動，對外貿易地理方向，說明的是一個國家的進口貿易、出口貿易的主要對象及其所佔比重。也就是說，一個國家貿易中心或貿易集團，商品的出口，主要出口到什麼地方去，進口商品主要從何而來。研究對外貿易地理方向，可以看出哪些國家（或貿業中心、貿易集團）是本國的主要貿易對象和貿易夥伴；也可以看出一個國家同其主要貿易夥伴間貿易關系消長的變化（或自身的變化）。如某時期，商品主要出口到某一個國，進口也主要從該國來。一段時期後，貿易關系冷卻下來，再過一段時間，貿易關系又逐漸恢復，發展起來。
明朝的版圖，在北面以陰山一線為界，與蒙古後羿韃靼、瓦剌交界，因此，從政權劃分的角度來看，明朝時期山西商人同蒙古族後羿韃靼、瓦剌的交易行為應視為對外貿易。清朝統一了大漠內外和天山南北，在中國北部，當時烏里雅蘇台（現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屬清政府管轄，所以清朝時期，山西商人的對外貿易夥伴主要為俄羅斯。
清代前期殘酷的禁海令以及中後期的閉關鎖國政策，使海上對外貿易的發展受到極大阻礙，在鴉片戰爭前只有廣州口岸開放通商。但是，清政府卻並不限制對俄羅斯的貿易的發展。因此，在清代，基本以長江為線，長江以南地區的商品主要通過廣州口岸同英、美等國家進行商品交換；長江以北地區的商品主要是供應西北漫長的中俄邊境線上的商品交易。晉省商人憑借天時、地利、人和之勢，成為中俄貿易中的勁旅，並很快發展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之首。那麼，為什麼明清晉商的邊貿夥伴主要是西北地區的蒙、俄呢？究其原因如下：
一、政治原因
十九世紀，法國的一位經濟學家指出：如果商品不能跨越國界，士兵將跨越國界。
明王朝取代元王朝統治中原後，為鞏固其政權，在繼續追擊元蒙殘余勢力方面下了很大力氣。洪武時期，朱元璋多次出兵塞北，其中使用兵力較多、規模較大的就有三次。永樂時期，朱棣曾經五次親征漠北，並遷都北京，以加強對北邊政治、軍事的領導。元蒙勢力在明朝軍事的壓力下，被迫北歸。後來，由於統治勢力削弱和內部爭權奪利，逐漸分化為韃靼、瓦剌、兀良哈三部。明代蒙古各部雖無統一政權，不能有統一行動計劃，但由於是單一的游牧經濟，生活必需品都要依靠中原，而明政權對蒙古各部採取嚴密的防範政策，限制他們與中原的交往。因此，頻繁外征，大肆「犯塞」掠奪是蒙古各部改變他們因游牧經濟單一性造成的窘迫物質境遇的一種措施和最便捷的經濟補救手段。
「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兵部言虜以盛暑深入大同，使我疲於奔命，今雖收斂人畜，堅壁清野以待之，然虜盤踞既久，則在我防範漸疏。」
「嘉靖三十年（1552年）八月，虜二萬余騎寇大同虜衛，分掠朔、應、山陰、馬邑等州縣，攻夷打堡，殺擄數千人。」為防範戰爭掠奪，明永樂三年（1405），遼東馬市正式開市，時隔三十六年，即正統三年四月，大同又設立馬市。此後，多處設立馬市，供蒙漢邊貿，進行商品的物物交換，在滿足蒙古民族生產、生活之需的同時，也為中原內地提供了良種馬匹、人參、獸皮等塞外特產，溝通了長城內外的經濟交流，穩定的政局，為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有史料記載，從隆慶六年以後，山西潞州鐵鍋流入馬市。至於邊外民族所需鐵制農具，也是「皆仰商人從潞州販至」。③明朝大臣楊一清，弘治十六年(1503)受命督理陝西馬政時，曾言：「自弘治十八年（1505）為始，聽臣出榜招諭山陝等處富實商人，收買官茶五六十萬斤，其價依原定每千斤給銀五十兩之數，每商所買不得過一萬斤，給與批文，每一千斤給小票一紙，掛號定限，聽其自出資本，收買真細茶斤，自行雇腳轉運」。由此可知，晉商在明代的主要貿易夥伴就是以蒙人為代表的西北地區的邊塞少數民族。
1652年（清順治九年），清軍隊同入侵黑龍江流域的哥薩克武裝首次發生直接沖突。①此後，清俄之間在黑龍江及其上游一帶的侵略與反侵略的沖突、戰爭時斷時續地打了幾十年。康熙二十八年九月（1689年），雙方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確立了雙方貿易和友好往來的各項原則，從此，為晉商對俄貿易打開了大門。1728年（清雍正六年），中俄雙方又簽訂了《恰克圖條約》，規定在中俄邊境的尼布楚、恰克圖等地通商互市。條約簽訂後北方邊境地區的安定與和平，為山西商人打開了更為廣闊地對外貿易途徑。俄羅斯所需要的中國商品，如茶葉、布匹、煙葉、絲綢等，更是山西商人運銷俄國的大宗商品。據《中國對外貿易史料》記載,道光十七年（1837）到道光十九年（1839），恰克圖每年平均銷往俄方的茶葉高達8萬箱，道光二十三年（1843），增至12萬箱，約折1240萬盧布。就中俄雙方貿易值而言，嘉慶五年（1800）達1596萬盧布。此後，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一直保持在 1300——1500萬盧布之間。俄國成為清政府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英國。山西商人正是這對俄貿易中的勁旅。
二、自然地理原因
明清晉商的崛起與山西自然環境、地理條件有著很重要的關系。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說，境內東西分別為太行、呂梁山脈，北部地瘠人貧，南部和中部汾河沿岸雖然多沃土，但「地狹人稠」，農田不足。據統計，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至1949年山西省人均耕地由10.28畝降至 4.88畝。其中清嘉慶十七年（1812年）人均耕地達到最低點，為3.95畝。
盡管山西耕地較少，但自然資源卻很豐富。據顧炎武《肇域志》記載：「綾：太原、平陽、潞安三府及汾澤二州俱出。綢：出潞安府，澤州之間有之。鐵：各處多有，冶為陽城尤廣。黃鐵：交城靜樂縣有冶。銅：代州風游谷及垣曲縣北山俱出」。由於人多地少，生活艱辛，人們不得不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加工製作後出售，以換回自己需要的物資。因此，晉地極為豐富的自然資源，為人們從事商業活動奠定了物質基礎。
此外，山西自古以來是東西南北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東有全國的政治中心北京和商業集聚地天津，西和另一有勢力的商幫陝商所在地陝西隔河相望，北部有萬里長城，內地和塞外商品在長城沿線的交通要道進行交換，向南通過河南和南方諸繁華之地聯系，顧在中原素有「天府」之稱。像平陽經水路可達外府，「其陸路則方軌並通，男下風陸，渡河即中州之陝洛，關中之三輔，四通八達，無往不宜。」至今平陽城鼓樓書有「南通秦蜀，北達幽並」的匾額。太原是「正當孔道四交之沖」。潞安等地也因地處孔道而引起商業的發展。尤其是汾河沿岸的一些州縣，如介休、平遙、太谷、祁縣、由於交通方便，商業交往頻繁，成為商賈輻輳、市肆鱗集的都會。
三、經濟原因
對外貿易地理方向決定於兩個國家經濟間的互補性，兩個國家經濟間的互補性越強，貿易關系就越密切。
明長城以西、以北地區的韃靼、瓦剌、海西女真等游牧民族，人不耕種，地無他產，「衣皮毛，食肉酪」，因而，日用的緞布、茶葉、米鹽、鐵器以及針線等，一向依賴漢族地區供給。他們用馬匹或採集、狩獵得到的人參、貂皮等特產與漢族交換鐵鍋、農具、耕牛、鹽、布等生活用品，以維持再生產。俄國當時的生產力也不發達，緞布、茶葉、鹽等也是靠貿易換取，以維持經濟正常發展。
明清時期，正是我國商品經濟出現並迅速發展的時期，山西的手工業商品的生產，特別是鹽、鐵、潞綢、煤炭業等均有一定發展。在鹽池生產技術上，明代比前代有所進步，如：以池旁耕地為畦隴，「引清水入所耕畦中，忌濁水滲入，淤定鹽脈。凡引水種鹽，春間即為之，久則水成赤色，待夏秋之交，南風大起，則一宵結成，名曰顆鹽，則古老所謂大鹽也。」這就是所謂的制解鹽法。明萬曆時，鹽引達1440700道，反映了明代池鹽生產的增長趨勢。
洪武初，山西全省生鐵產量為「1146917斤」，居全國各省鐵產量第五位，其中交城的方子鐵，質地優良，適用於鑄造兵器。《明太祖實錄》卷176載，洪武二十八年（1395），「詔罷各處鐵冶，全民得自采煉，而歲輸課程，每三十分取其二」。從此，民營鐵冶在山西日益發展起來，鐵產量大幅度上升。天順年間（1457——1464），陽城「每年課鐵不下五六十萬斤」。按上述明代鐵課「每三十分取其二」的稅率計算，則陽城縣年產鐵750—900 萬斤，如再加上其他縣的民營鐵冶產量，則山西民營鐵冶產量在當時應列「世界第一」。
山西潞安府在明清時期是北方絲綢業中心，這里出產的潞綢，以質地精美聞名於世。潞綢機戶分布在長治、高平、潞州。這些機戶並不赴府當班，而是在當地分造交納，再由當地政府派員解送赴京，向工部交納。由於潞綢機戶為居民散處，分頭織造，他們在勞動時間的掌握上比輪班匠和住坐匠有較多自由，除完成了供織造外，有條件從事家庭紡織，潞綢生產就由上供生產范圍擴大到一般商品生產。後來由於產品品質好，受到市場的歡迎，產量日增，上供數量在產量比例上逐漸退居次要地位，而為市場生產的商品躍居首位。到嘉靖、萬曆時，這種商品化成都發展尤為迅速，萬曆時達到高峰，成為全國及邊貿中的暢銷品。明人郭子章說：「潞城機杼鬥巧，織作純麗，衣被天下。」順治《潞安府志》載，明代潞綢，除「貢篚互市外，舟車輻輳者傳輸於省直，流衍於外夷，號稱利藪」。
由此可見，邊外民族和國家的生活必需品稀缺，而邊內中原地區由於商品經濟發達，而具備了多種物產的供給能力，這種經濟上的互補性，恰是游牧民族單一經濟與農耕民族商品經濟的互補。因而，明清時期對蒙、俄邊貿迅速發展。此外，漢族地區所需牛馬（特別是軍馬）及皮毛，也一向依賴邊外地區民族供給。地區之間物質生產的差異所形成的經濟聯系，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明清晉商對外貿易夥伴的選擇也就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地偏向西北邊塞地區。
四、社會原因
對外貿易的產生來源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商品經濟的發展又離不開社會的進步，社會進步的根本是人口活動的直接結果。人口是文化中最活躍、最豐富的載體，更是經濟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參與者。
山西北部與西部正好位於中國經濟區域中農牧業分界線上，歷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盛衰消長對山西地區的發展及人口變遷影響甚大。尤其是明清時期，山西人口大量外遷，為山西商人的發展提供了聯姻帶。
明中央政權建立不久，就傾全國之財力築長城，設九邊以御蒙古。然而，由於單一的游牧經濟不能滿足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為了盡快捷地解決供需嚴重不平衡的問題，邊外民族經常南侵掠奪，而人口是蒙古人南下掠奪的重要目標。山西地接塞外，是邊外民族南下的重要通道，因而成為被掠奪的重點。如：
嘉靖三十三年（1554）九月，巡按直隸御史毛鵬霞勘「三十二年七月至八月虜寇宣大，凡屠戮墩堡二十五座，殺傷軍民及陣亡者幾三千人。被擄者一千七百餘人。」
隆慶元年十月庚戊，山西巡按御史王漸奏邊臣失事罪狀言：「…自虜入犯距出邊之日，縱橫蹂賤已逾三旬，劫掠傷殘者追將千里，中間攻陷燒毀殺擄者，何啻數萬計。」
據安介生粗略估計「俺達封貢」前，塞外蒙古部眾前後擄掠山西居民至少50萬人左右。但我們也看到，在大批山西平民被擄往塞北的同時，也有不少山西人自願進入漠北地區，「板升」農業區域的出現是兩類山西移民的共同努力的結果。
《明世宗實錄》卷四八六載：「當大同右衛大邊之外，由玉林舊城而北，經黑河、二灰河，一歷三百餘里，有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甘美。中國叛人丘富、趙全、李白馨等居之，築城建設，構宮殿甚宏麗，開糧田數千頃，接於東勝川，虜人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
在「俺達封貢」後南北和睦，邊庭寧謐的氣氛中，臨邊漢民投往塞外的勢頭進一步加劇。據明朝官員的講法，至萬曆年間，「板升」漢人已至少有10萬之眾。
總之，無論是被擄往塞北的山西平民，還是自願北上的「板升」，其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在塞外廣大的地區，居住著大量的山西移民。這些山西移民在語言、風俗習慣及文化上仍保留著家鄉的傳統，這就為晉人在塞外經商創造了便利條件，進而為後來晉商的崛起和發展提供了人和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