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國古代對外交往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
一、古代的對外交往
1.條件
中國古代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是發展對外關系的重要社會基礎，發達的交通、工具的進步是其客觀條件，而政府開放、開明的政策則是其有力的推動。
2.概況
①兩漢：實行積極的對外交往。東與朝鮮、日本，南與越南有較為密切的政治經濟聯系，西與中亞、西亞、南亞諸國進行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與歐洲的大秦有了直接的往來。這一時期，中國輸入的主要是各國的特產，輸出的主要是絲綢、鐵器等，中華文明第一次大范圍地向外輻射，形成中華文化圈。
②隋唐：對外交往空前繁盛。中國與朝鮮、日本關系密切友好，政治、經濟、文化往來頻繁；與東南亞國家、印度、波斯、大食和歐洲的東羅馬互派使節，中國的絲綢、瓷器經波斯、大食大量運往歐洲和非洲；唐朝與歐洲、非洲有了直接的往來。這一時期，中國先進的思想文化和制度向外傳播，對周邊國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甚至是革命式的影響。
③宋元：中國領先世界的科學技術不斷傳向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大大推動了世界的發展進程。海外貿易出現高潮，阿拉伯人在中西交往中起了中介作用。
④明清：一方面，對外交往頻繁，鄭和七次下西洋；另一方面遭到外來侵略。明清政府一方面領導進行反侵略斗爭，取得了勝利；另一方面，實行海禁政策，日益走向閉關鎖國。可以說，在這一時期中國古代的光環已經慢慢失去，中國逐漸地落後於世界。
二、古代中外經濟文化交流
1.經濟往來
（1）秦漢：與朝鮮貿易往來頻繁，朝鮮特產檀弓、果下馬等輸入中國，中國的銅鏡、漆器等工藝品以及鐵制生產工具等輸出到朝鮮。越南的象牙、犀牛、珍珠等輸入中國。通過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與西亞、歐洲有著頻繁的貿易往來。中國的絲綢、鐵器等不斷西運，西亞和歐洲的特產也陸續輸入中國。安息是中國與西亞、歐洲各國經濟貿易往來的重要中轉站。
（2）隋唐：唐朝政府鼓勵外商來中國，允許他們長期在中國居住、做官、和中國人通婚。唐朝與朝鮮、日本貿易往來頻繁，日本出土了大量的唐幣「開元通寶」，中國也出土了日本的銀幣。大量的波斯和大食商人來到中國，中國大量的絲綢、瓷器經波斯、大食運往歐洲和非洲。
（3）宋元：四大發明經阿拉伯人傳向世界。
（4）明清：鄭和下西洋，中國的絲綢和瓷器受到各國歡迎，鄭和從西洋購得珠寶、香料和葯材。後來由於實行海禁政策，對外貿易受到嚴格限制，出現萎縮。在官方為主的貿易中，主要是用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換取皇室貴族享用的珠寶、香料、葯材等。
2.文化交流
（1）中學西傳
①科學技術：唐朝時，中國創立的十進位記數法傳入印度，雕版印刷術傳入新羅，造紙術傳到朝鮮、日本、印度、阿拉伯、大食和歐洲。宋元時期，中國的活字印刷術向東傳入朝鮮、日本，向西傳入埃及和歐洲。指南針、火葯和火葯武器在13世紀傳入阿拉伯，後傳入歐洲。明清之際，中國總結性的科技著作《本草綱目》《天工開物》被譯成多種文字流傳國外。
②生產技術：兩漢時期，牛耕和水利工程技術在越南推廣，養蠶繅絲技術以及鑄鐵法、井渠法、造紙術先後傳往西亞和歐洲。隋唐時期，雕版印刷術和制瓷、制銅技藝傳入新羅。中國的棉紡織技術在元朝時傳到高麗，日本從中國招聘雕印工匠發展日本的印刷業。明朝時，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工具傳入南洋。
③思想文化：兩漢時，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文化圈日益擴展，其影響突破了東亞范圍，遠及歐洲和非洲。唐朝時中國的傳統文化和佛教大量傳入日本、朝鮮，老子的《道德經》被介紹到印度，中華文化圈形成。明末清初，一些傳教士東來，把中國的儒學和道家學說介紹給西方。
（2）西學東漸
①科學和生產技術：唐朝時，印度的天文、醫學、歷法知識和熬糖法傳入中國。明清之際，傳教士把西方的天文、數學、地理等方面的著作介紹給中國，歐洲的水利技術傳入中國。
②物種傳播：唐朝時，天竺的鬱金香、菩提樹傳入中國。北宋時，越南的占城稻傳入中國南方。明朝後期，原產美洲的甘薯、玉米、馬鈴薯、煙草傳入中國。
③思想文藝：佛教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唐朝時高麗樂，中亞的舞蹈，印度的繪畫、雕塑、音樂、舞蹈傳入中國。明清之際，傳教士把西方的音樂、繪畫等介紹到中國。
3.對外貿易
（1）先以陸路貿易為主，後以海路貿易為主。漢代雖然開辟了陸上和海上兩條絲綢之路，但由於受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制約，中外貿易以陸路為主。隨著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提高，唐朝時陸路貿易和海上貿易都很發達。兩宋時期，由於國內民族政權並立，通過陸上與西方貿易受到阻礙，對外貿易以海路為主，直至元明時期。
（2）中國古代的對外貿易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以官方貿易為主。官方貿易大都不以營利為目的，而是以加強友好往來為主。在官方的對外交往中，帶去的是我國最精美的工藝品、絲綢和瓷器，雖然暢銷，但有不少是相贈的，返回時不僅帶回貨物，而且常常有外國使臣跟隨回訪。
（3）對外貿易伴隨著文化交流。對外貿易的過程中，中外文化不斷相互交流，西亞的不少商人帶來了西方的宗教，中國文化也不斷外傳，促進了世界文化的發展。
（4）對外貿易促進了民族融合。不少信仰伊斯蘭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來我國定居，長期與中國人相處，互通婚姻，逐漸融合，在元朝時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
三、古代對外交通的發展
1.陸上絲綢之路
（1）絲綢之路是溝通中西交通的陸上要道。西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並出兵大敗匈奴，開通了陸上絲綢之路，中國與中亞、西亞、南亞諸國進行了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與歐洲有了直接往來。
（2）隋唐時期，打敗西突厥，先後設安西和北庭都護府，保證了陸上絲綢之路的暢通。唐朝的絲綢之路從長安出發，向西可通往今天的印度、伊朗、阿拉伯以至歐洲和非洲的許多國家。通過絲綢之路，唐朝與非洲有了直接往來。
（3）明清時期，由於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通過陸上絲綢之路與西方的交通日益萎縮。
2.海上絲綢之路
（1）西漢武帝後開辟了從廣東沿海港口出發，向西沿海岸線、印支半島南下，繞過今馬來半島，出馬六甲海峽，到孟加拉灣沿岸諸國，最遠抵達印度半島南端的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加強了中國和東南亞、南亞各國的聯系，從水路溝通了東西外交圈之間的聯系。
（2）唐代的海上絲綢之路得到進一步發展，從廣州出發，繞過印度半島南端，最遠可到達波斯灣。
（3）明朝鄭和下西洋推動了海上絲綢之路的進一步發展，最遠可到達紅海沿岸和非洲東海岸。
（4）明末清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海上絲綢之路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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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亦稱絲路。是指西漢（前202年-8年）時，由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並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這條道路也被稱為「西北絲綢之路」以區別日後另外兩條冠以「絲綢之路」名稱的交通路線）。因為由這條路西運的貨物中以絲綢製品的影響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於兩漢時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 絲綢之路是歷史上橫貫歐亞大陸的貿易交通線，在歷史上促進了歐亞非各國和中國的友好往來。中國是絲綢的故鄉，在經由這條路線進行的貿易中，中國輸出的商品以絲綢最具代表性。19世紀下半期，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就將這條陸上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此後中外史學家都贊成此說，沿用至今。 張騫通西域後，正式開通了這條從中國通往歐、非大陸的陸路通道。這條道路，由西漢都城長安出發，經過河西走廊，然後分為兩條路線：一條由陽關，經鄯善，沿昆侖山北麓西行，過莎車，西逾蔥嶺，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今埃及亞歷山大，公元前30年為羅馬帝國吞並），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條出玉門關，經車師前國，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蔥嶺，過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漢時游牧於康居西北即成海、裏海北部草原，東漢時屬康居）。 廣義的絲綢之路指從上古開始陸續形成的，遍及歐亞大陸甚至包括北非和東非在內的長途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線路的總稱。除了上述的路線之外，還包括在南北朝時期形成，在明末發揮巨大作用的海上絲綢之路和與西北絲綢之路同時出現，在元末取代西北絲綢之路成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絲綢之路等等。絲綢之路（德語：die Seidenstrasse）一詞最早來自於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國》，有時也簡稱為絲路。雖然絲綢之路是沿線各國共同促進經貿發展的產物，但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張騫兩次通西域，開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並成功將東西方之間最後的珠簾掀開。從此，這條路線被作為「國道」踩了出來，各國使者、商人沿著張騫開通的道路，來往絡繹不絕。上至王公貴族，下至乞丐獄犯，都在這條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這條東西通路，將中原、西域與阿拉伯、波斯灣緊密聯系在一起。經過幾個世紀的不斷努力，絲綢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廣義上絲路的東段已經到達了韓國、日本，西段至法國、荷蘭。通過海路還可達義大利、埃及，成為亞洲和歐洲、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友誼之路。
絲綢之路的路線
絲綢之路一般可分為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為北中南三條線路。東段：從長安到玉門關、陽關。（漢代開辟） 中段：從玉門關、陽關以西至蔥嶺。（漢代開辟） 西段：從蔥嶺往西經過中亞、西亞直到歐洲。（唐代開辟） 以下為絲路各段上的重要城市名稱（括弧內為古地名）。東段東段各線路的選擇，多考慮翻越六盤山以及渡黃河的安全性與便捷性。三線均從長安出發，到武威、張掖匯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北線：從涇川、固原、靖遠至武威，路線最短，但沿途缺水、補給不易。 南線：從鳳翔、天水、隴西、臨夏、樂都、西寧至張掖，但路途漫長。 中線：從涇川轉往平涼、會寧、蘭州至武威，距離和補給均屬適中。 西安（長安）：須彌山石窟、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 武威（涼州） 張掖（甘州） 酒泉（肅州） 敦煌（沙州）：莫高窟、榆林窟 公元10世紀時期北宋政府為繞開西夏的領土，開辟了從天水經青海至西域的「青海道」。成為宋以後一條新的商路。 天水 西寧 伏俟城 索爾庫里盆地（索爾庫里） 中段 往返於絲綢之路上的商隊。中段主要是西域境內的諸線路，它們隨綠洲、沙漠的變化而時有變遷。三線在中途尤其是安西四鎮（640年設立）多有分岔和支路。南道（又稱於闐道）：東起陽關，沿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經若羌（鄯善）、和田（於闐）、莎車等至蔥嶺。 陽關 若羌（鄯善） 且末 尼雅（精絕），西漢時期西域三十六國之一。 和田（於闐） 中道：起自玉門關，沿塔克拉瑪干沙漠北緣，經羅布泊（樓蘭）、吐魯番（車師、高昌）、焉耆（尉犁）、庫車（龜茲）、阿克蘇（姑墨）、喀什（疏勒）到費爾干納盆地（大宛）。 玉門關 樓蘭（為鄯善所兼並，現屬新疆若羌縣） 吐魯番（高昌）：高昌故城、雅爾湖故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焉耆（尉犁） 庫車（龜茲）：克孜爾千佛洞、庫木吐喇千佛洞 阿克蘇（姑墨） 喀什（疏勒） 北道：起自安西（瓜州），經哈密（伊吾）、吉木薩爾（庭州）、伊寧（伊犁），直到碎葉。 哈密，水道縱橫盛產哈密瓜 烏魯木齊，迴文意思解作美麗的草原 伊寧（伊犁） 碎葉 西段自蔥嶺以西直到歐洲的都是絲綢之路的西段，它的北中南三線分別與中段的三線相接對應。其中經裏海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線是在唐朝中期開辟。北線：沿鹹海、裏海、黑海的北岸，經過碎葉、怛羅斯、阿斯特拉罕（伊蒂爾）等地到伊斯坦布爾（君士坦丁堡）。 烏魯木齊 阿拉木圖（哈薩克） 江布爾城（怛羅斯，今哈薩克城市） 托克瑪克（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城市） 薩萊（俄羅斯） 薩克爾 伊斯坦布爾（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城市） 中線：自喀什起，走費爾干納盆地、撒馬爾罕、布哈拉等到馬什哈德（伊朗），與南線匯合。 喀什或喀什葛爾 白沙瓦：哈拉和林大道 喀布爾 巴米揚：著名的巴米揚大佛在2001年被塔利班摧毀。 南線：起自帕米爾山，可由克什米爾進入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可從白沙瓦、喀布爾、馬什哈德、巴格達、大馬士革等前往歐洲。 馬什哈德（伊朗） 薩卜澤瓦爾 赫卡托姆皮洛斯（Hecatompylos，番兜，和櫝，可能位於如今的伊朗達姆甘和沙赫魯德之間。） 德黑蘭 哈馬丹 克爾曼沙汗 巴庫拜（伊拉克） 巴格達 阿布哈里卜 費盧傑：沿幼發拉底河至阿列頗。 拉馬迪 阿列頗（敘利亞） 大馬士革 阿達納（土耳其） 科尼亞 安條克 布爾薩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 其他此外還有，還有主要與南亞交流的南方絲綢之路和沿海路行進的海上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作為中國最早推出的旅遊線路之一，長期以來處於不溫不火的境地。國家旅遊局日前宣布，《絲綢之路旅遊區總體規劃》開始啟動。隨著這項規劃的編制與實施，「絲路旅遊」將被打造成擁有強大產品支撐的國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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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橫貫亞洲大陸的交通要道。自公元前119年張騫出使西域後逐漸出現。東起我國古都長安（今西安附近），沿渭水西行，經過河西走廊（今甘肅省狹長地帶），到達敦煌，出玉門關和陽關，進入「西域」（今新疆及以西地區）。南路出陽關沿昆侖山北麓西行，北路出玉門關沿天山南麓西行，翻越蔥嶺（今帕米爾高原）進入今中亞地區，再往西，經今伊朗等國到達大秦（羅馬帝國在中東的領地）境內。漢代多走南路。唐代多走北路。「絲綢之路」全長約7000公里，因運輸西方視同珍寶的中國絲綢而得名。通過絲綢之路，中國的絲綢、鐵器、打井技術等傳到西域，西域的土特產、樂器，印度的佛教等也傳入中國。絲綢之路是漢唐千餘年間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5. 唐朝的對外開放是怎樣的
「盛唐氣象」的出現，與當時實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是分不開的。所謂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就是既有經濟貿易的往來，也有文化思想的交流，還有政治領域的接觸。隋唐的封建文明中，包含有當時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的貢獻，隋唐的封建文明，又對當時與之交往的許多國家和民族的文明進步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人類文明的相互吸納與共同進步史上，隋唐的對外開放，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在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保存有大量的陵墓石刻。除了石碑、華表、飛馬、朱雀（駝鳥）、石馬、石獅等外，還有61個（現存60個）「蕃酋石像」。從文獻記載中可以得知，他們都是當時我國西、南一帶各國的首領，因與唐朝關系密切，前來參加唐高宗葬禮。武則天為了紀念這件大事，予以刻石記功。由於年代久遠，石質風化，這些石像頭部已毀，背後的文字也磨滅不清，但從服飾上可看出少數民族特點，大都身穿緊袖衣，腰束寬頻，足蹬皮靴，體形雄偉，生動有力。明朝的劉伯溫曾作詩道：「蕃王儼侍立層層，天馬排行勢欲騰。」對盛唐的雕刻藝術大加贊譽。而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出，盛唐時期的對外開放，氣魄是何等宏大，影響是多麼深遠。
隋唐時期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經濟的繁榮，邊境的相對安寧和陸海路線的開通，國內基礎設施的建設，使對外開放具備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
一個民族和國家、地區的對外開放，是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的。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既要吸引人，又要使人進得來，住得下。而隋唐時期的封建社會，在這些方面，條件是具備的。
與秦漢時期一樣，隋唐都是統一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在絕大多數時候，國內社會是穩定的，沒有出覡過很大的動亂和公開分裂的現象。在統一、穩定的前提下，國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制度文明），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些我們在前面的諸章中，曾從不同的角度作過介紹，是從歷史發展的縱向來看的。從橫向看，當隋文帝楊堅建立隋王朝時，中國的封建社會已有上千年的歷史，而當時西歐的封建制度才有一個多世紀的歷史。其他各國進入封建社會的時期，更晚於西歐，如拜占庭帝國是從7世紀，也就是中國的隋末唐初開始走向封建社會的；阿拉伯帝國是在7世紀後期，即中國唐高宗以後才過渡到封建社會的；印度是在5～7世紀即中國南北朝到唐前期形成封建制度的；朝鮮、日本也是在7世紀中期，即中國唐高宗時進入封建社會的。這就是說，當時世界上比較先進的國家剛剛進入或者正在進入封建社會的時候，中國的隋唐王朝已是成熟的封建社會了，處於世界歷史的先導地位。這不能不對世界各國尤其是鄰近國家和地區，產生強烈的吸引力。
與國內的統一、強大、繁榮相應的，是這一時期的對外關系也較和睦。隋唐時期，雖然也時有對外用兵，與周邊民族和國家發生沖突的情況，但在大多數時期，邊境是安寧的，國際間的交通路線，也是暢通的，甚至可以說是四通八達的。
當時在西北方面，是陸路往來。陸路方面，通往中亞、西亞和歐洲的路線，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又有三條大道，即北道、中道、南道。北道是循天山北路，從敦煌出發經伊吾（今哈蜜）、蒲類海（今巴里坤）、西突厥可汗庭（今巴爾喀什湖南部），轉東羅馬，出地中海。中道是走天山南路的北道，由敦煌起程往高昌（今吐魯番一帶）、焉耆（今焉耆）、龜茲（今庫車）、疏勒，越蔥嶺而達波斯。南道是走天山南路的南道，從敦煌經鄯善、於闐（今和闐），過蔥嶺及吐火羅至北婆羅國（今北印度）。
在東南方面，主要是海路。與大食、波斯及南海（印度洋）諸國的商路，都從廣州出發，主要經過真臘占不勞山（今越南東200裏海島）、海峽（今馬六甲海峽）、羅越國（今泰國）、佛逝國（今蘇門答臘南部）、訶陵（今爪哇）、哥谷羅國（今蘇門答臘東北部）、獅子國（今斯里蘭卡）、莫來國（今印度西南海岸）、拔風日國（今孟買），再西行到弗利刺河（今幼發拉底河）而達末羅國（今巴拉斯）。通往日本的航線，有南北兩路。北路從登州出海，過渤海海口，沿遼東半島及朝鮮半島到達新羅再轉日本；南路從揚州或明州（今浙江寧波）出發，橫渡東海經值嘉島（今五島列島）而達博多灣。
這一時期國內的基礎設施也成就斐然，有利於商業貿易活動的開展和對外交往的進行。
作為內外商貿、文化等交流活動的主要載體的城市，建設成就舉世矚目。首都長安和東都洛陽，都是當時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城市，不僅規模宏大，建築雄偉壯麗，而且結構、布局合理，便於工商業的經營和對外交流活動的開展。揚州、廣州、泉州、明州等城市的發展也很迅速，既是有名的商業城市。又是當時的國際港口。其中廣州是當時全國第一大港，也是世界大港之一，每天平均有11隻船舶到達，一年約4000餘只，唐政府在廣州還設有「蕃坊」，專門居住外國商人；設置蕃長、都蕃長等官員，專門管理蕃商事務。都蕃長由蕃商自己推舉，經唐政府任命，都蕃長除了管理蕃商事務外，還協助唐政府招徠外商。
國內的水陸交通也很暢通。水路方面，當時的各主要河流都可以通航。隋朝修建的大運河，更是把南北水路聯接一起，十分便利航運。當時從長安經渭河入黃河到東都洛陽，經永濟渠可北達幽州（今北京一帶），洛陽東南由通濟渠可南達揚州及東南各州。另一路由長安經藍田到商州（今陝西商州市）200里山路過後，可從商州利用丹江、漢水到達長江，由長江順湘江南下，經靈渠（今廣西壯族自治區興安）、桂江、珠江到廣州。陸路方面，更是四通八達。
當時國內的主要通訊設施——郵驛，也是空前發達。官郵交通線以京城長安為中心，向四方輻射，直達邊疆地區，大致是每30里設一個驛站。全國有驛站1600多處，服役人員約5萬人左右。郵驛分為陸驛、水驛和水陸兼辦3種。各驛站設有驛舍，配有驛馬、驛驢、驛船、驛田。傳遞速度很快。緊急事情，驛馬一天傳遞300里以上，公元755年安祿山在范陽（今北京）起兵反唐，當時唐明皇正在陝西臨潼的華清宮和楊貴妃玩樂，兩地相隔3000里，6天之內唐明皇就接到了這個緊急情況，傳遞速度達到每天500里，這在當時是驚人的！唐朝詩人岑參有一首描寫驛騎的詩說，「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把驛騎比作流星，恰到好處。後代小說戲曲中常說「流星飛馬來報、」「流星探馬報到」，就是由此而來。
古人射龍恢弘大度，不懼往來，是這一時期對外開放的基本特徵。它的具體表現是，既有經濟貿易往來，又有文化意識的交往，還有政治方面的接觸，充分體現出當時統治者的自信與開明。
隋唐時期的對外開放，是全方位的。所謂全方位，就是既有經濟貿易往來。又有文化意識的交流，還有政治方面的吸納。這在封建時代，的確是空前的，充分體現出統治者的自信與開明。
經濟的往來以官方的貿易為主。隋朝在京城建國門外設有「四方館」，管理對外貿易，主管東方的稱「東夷使者」，北方稱「北狄使者」。唐朝則除了設有管理陸上貿易的機構外，還在廣州設置市舶使，檢查出港商船，同時也管理唐朝開往國外的商船，檢查貨物，徵收關稅等，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海關機構。為了促進對外貿易，隋唐政府對外國商人採取優待，如隋煬帝時對來到京城的四方外商，從吃、住、行、玩等各個方面予以優待，雖含有誇耀自己的意思，但在客觀上也有利於對外商貿活動的開展。唐朝也曾多次頒發詔令，讓各地妥善處理外商來華事宜，如適當降低關稅，給予交通往來的方便，並在廣州、揚州、明州、登州、泉州、楚州、長安等地設置「蕃坊」，聽任外商居留，在法律上予以優待。這一時期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各種絲織品、陶瓷、茶葉、紙張等，進口商品主要是珍珠、寶石、香料、葯品、犀角、象牙等。在官方貿易中，進口商品多以「朝貢」的形式，出口商品多以「回賜」形式進行，均帶有一定的優惠性質。對外貿易的國家和地區，則擴大到亞洲、歐洲以及非洲的一部分地區。
在官方貿易的同時，民間貿易也很頻繁。如黑衣大食（今阿拉伯部分地區）除了多次向唐朝派遣使節外，民間商業往來也不可勝數，當時長安的西市，是黑衣大食商人的聚集地帶。廣州及東南沿海地區，還有許多從海路來的大食商人，有暫住的，也有久居的，有的還在中國成家立業。波斯（今伊朗）、新羅（今朝鮮）、日本、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地區）、林邑（今越南）、真臘（今柬埔寨）等鄰近國家的民間商業貿易，更是常不間斷。
文化交流方面更為廣泛。以宗教特別是佛教為紐帶的相互交往，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佛教產生於印度，西漢末傳入中國。東漢以後，統治階級逐漸意識到它有利於維護其統治地位的一面，從而加以提倡，使其日益發展，到南北朝時，已非常盛行。隋唐時期佛教更加興盛，一方面，中國的一些學者到印度等地去學習佛教，取回並翻譯佛教經典；另一方面，朝鮮、日本等國的僧人又到中國來學習佛經。一方面，印度等國僧人來中國傳經佈道；另一方面，中國僧人也到朝鮮、日本、印度等地講經傳法，互相往來，切磋交流。
作為文化交流的載體，這一時期來中國的各種留學生人數很多。其名目有「遣隋使」、「遣唐使」、「學問僧」等等。如新羅，僅開成五年（840年）留學生和其他人員一次由中國返回的就有105人。日本，在唐朝前後派遣了19次遣唐使，最多的一次達600多人，都挑選博通經史、嫻熟文藝和熟悉唐朝情況的人擔任，遣唐使的隨行人員中，還有一些醫師、陰陽師、樂師等，是為了進一步深造和求解疑難而被派來中國的。
以宗教傳播為主要紐帶，以留學生為載體的隋唐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內容極為豐富。既有佛教、伊斯蘭教等宗教方面的傳播，又有語言、文學、文史、典籍、音樂、舞蹈、書法、繪畫、體育、雜技、天文、歷法、算學、醫學、律令、官制，乃至服飾、飲食、居室、禮儀等各個方面的相互學習、交流與影響。科學發明在這一時期也得到相互交流與及時傳播。如醫學方面，這一時期天竺的外科手術、整骨科、眼科等，已傳入中國，並產生了較大影響；中國的中醫又傳播於日本和朝鮮，切脈術和一些重要醫書還傳到了中亞和西亞，影響了阿拉伯醫學。中國在這一時期發明的雕版印刷術，先傳到朝鮮，唐末五代又傳到了日本，以後又傳到越南和歐洲，促進了這些國家的文化傳播事業。公元751年，唐將高仙芝在怛邏斯戰役中為大食所敗，中國的戰俘把造紙術傳人撒馬爾罕，此後，又由中亞傳入阿拉伯國家，紡織技術，制陶技術，煉丹術和火葯，也在唐代傳到國外。
除了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往來外，隋唐時期中外政治吸納也在進行之中，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在來中國的留學生中，有許多人學習中國的律令和典章制度，有的還參加中國的科舉考試，他們學成後回國，多任高官顯職，並根據唐朝法制改革本國的禮儀和法律，摹仿中國的行政體制立制設官，試用中國的科舉制考選官員。這在當時的新羅（朝鮮）表現得最為明顯。
當時在中國做官的外國人也很多。如隋煬帝時曾為江都通守的王世充是西域胡人。日本的阿倍仲麻呂留居中國50年，因「慕中國之風」，改名為晁衡，先後在中國任右補闕、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鎮南節度使、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等職。波斯被阿拉伯消滅後，其王子卑路斯來到唐朝，唐高宗拜他為右武衛將軍，中宗時又拜為左威衛將軍，後來死在唐朝。阿拉伯人李彥升，曾在唐時考中進士，為唐朝立過大功。歷任開府儀同三司、武威太守、河西節度使的高仙芝，是高麗人。另一高麗人王毛仲，也曾在唐朝當過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並晉封霍國公。安息（在今烏茲別克境內）人李元諒，曾當過唐朝的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鎮國軍節度使等。這些外國人在中國政府中任職，這在當時世界上是少有的。例如。日本的阿倍仲麻呂在唐朝當官，在唐朝看來是很尋常的事，而在當時日本，卻被作為罕有事跡大肆宣傳。
在這一時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涌現出大量值得稱道的人物事跡。其中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在後世已是家喻戶曉；而鑒真和阿倍仲麻呂，也是人們稱贊的中日友好使者。
從《西遊記》問世以來，「西天取經」的故事已是家喻戶曉。《西遊記》的內容是虛構的，只有其中的唐僧，確有其人，他就是玄奘。
玄奘原名陳禕，於隋文帝開皇十六年（596年）生於河南緱氏縣（今河南偃師）。13歲那年受剃度當了和尚，法名玄奘。他自幼聰明好學，出家以後，又在全國許多地方遍訪高僧，鑽研佛經。學得越深，疑問越多，為了了解經典的真義，尋求佛教的究竟，他決心到佛教「聖地」求法。於是，他注意向外國人學習天竺語文，籌集旅費，准備到「西天」取經。
貞觀元年（627年，一說貞觀三年），玄奘從長安出發西行。抱著「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的決心，戰勝了沿途流沙雪山、嚴寒酷暑等種種障礙，經過現在我國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前蘇聯的中亞地區和阿富汗等國，終於到達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他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尼泊爾和印度北部，游學了3年，隨後來到當時印度的佛教學術中心那爛陀寺（今伽維城西北），學習《瑜伽師地論》。在那爛陀寺刻苦學習了5年以後，玄奘繼續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各地求學。經過5年左右，又回到那爛陀寺，在那裡主講《攝大乘論》，發表了重要的論文《會宗論》，並在辯論中駁倒了他的論敵。公元642年，戒日王為玄奘在曲女城（今印度卡諾吉城）舉行了一次佛教經學辯論大會，有五印度十八國國王和各派僧人數千人參加，在這次大會上，玄奘獲得了很高的榮譽。
玄奘在印度留學15年中，無時無刻不想念祖國。貞觀十七年（643年），他用大象和馬匹，馱著657部佛經及其他物品起程回國。貞觀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四日，平安回到唐朝首都長安。唐太宗聽說玄奘回來，派宰相房玄齡、大將軍侯英、長安令李乾佑等迎接，長安市民還在朱雀大街開了歡迎大會。
回到長安後，玄奘即組織專門機構翻譯佛經。20年中，共譯出佛經75部，1335卷。他還根據自己在旅途中的豐富見聞，寫成了《大唐西域記》一書，記載了我國新疆及原蘇聯中亞地區、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和錫蘭境內的138個古國的山川、物產、風俗、宗教和政治經濟情況，是研究這些國家和地區7世紀中葉歷史的重要文獻。他的另一個貢獻，就是把老子的《道德經》譯成梵文，介紹給印度。又把唐朝的《秦王破陣樂》介紹給印度，印度的戒日王了解到《秦王破陣樂》的來源後，決定派使臣到長安，與唐朝建立正式外交關系。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玄奘死於玉華寺。四月十四日，安葬在終南山下。在舉行葬禮時，長安周圍500里內。有數萬人來送葬，3萬餘人廬於墓旁，可見當時人們對玄奘是多麼愛戴。
在玄奘「西天取經」後不久，公元688年，鑒真出生在江蘇揚州江陰縣。鑒真俗姓淳於，14歲出家，曾在長安、洛陽兩京游學。他的活動以他所住持的揚州大明寺為中心，遍及淮南地區，威望很高。鑒真除了戒律以外，還學習鑽研建築和醫葯知識。他特別熱心社會活動，主持建寺80餘所，鑄像無數，還開慈悲院救濟貧民，給貧病的人親自煎葯。
天寶元年（742年），日本高僧榮睿和普照從長安來到揚州大明寺，拜謁鑒真大師。除了聽他宣講戒律以外，還希望取得他的支持，派幾位弟子東渡日本。鑒真答應了這一請求，但他的弟子們認為日本遠涉大海，不願東渡。鑒真庄嚴宣誓：「這是法事，不應顧惜生命。大家不願去，我去！」弟子深受感動，有20多人決心跟他一起東渡，但因為種種原因，5次東渡計劃均受到阻礙，未能成功。
天寶十一年（752年），日本遣唐使從長安回國途中，到揚州延光寺，拜會鑒真，敦請他繼續東渡日本。這時鑒真已66歲，且已雙目失明，揚州僧俗都挽留他，但他決心東渡傳戒。這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鑒真率弟子們乘日本副使大伴古麻呂的船隻東渡，於天寶十四年（755年）二月四日，到達平城京（今日本的奈良市），受到天皇以下朝野人士的歡迎。
隨鑒真到達日本的25人中，有建築師、畫師、雕刻家，以及醫葯、刺綉、鑄寫等方面的人才，他們實際上是一個文化使節團。他們到達日本後，除宣傳戒教外，在建築、藝術、醫學等方面也對日本做出了很大貢獻。鑒真在日本領導創建的唐招提寺，其中的金堂、講堂和一些重要的經象法物，代表了我國盛唐時期建築雕刻的最高水平，是日本的藝術明珠，至今保存完好，視為國寶。鑒真又是醫學、葯物學專家，他給日本皇太後治癒了疑難病症，當時曾有《鑒真上人秘方》一書問世，據說就是他的處方記錄。當時日本葯物學初興，葯物真偽混雜，日本天皇下令「辨證」，鑒真雖然雙目失明，但他憑著自己的嗅覺，識別葯物品種，鑒定葯物性能，給日本古代葯物學奠定了基礎。據說現在日本東大寺傳的「奇效丸」，就是鑒真傳到日本去的。正因為如此，一直到江戶時代（1603～1867年），日本的葯袋上，仍然畫著鑒真的圖像。
唐廣德元年（763）三月，鑒真開始患病，弟子們為他造了肖像，至今仍保存在日本的唐招提寺開山堂，這就是日本的國寶「鑒真和尚坐像」。這年的五月六日，鑒真在招提寺逝世，終年76歲。
在這一時期的中日友好關系史上，還有一位傑出的人物，就是日本的著名學者阿倍仲麻呂。
阿倍仲麻呂公元689年生於日本本州大和。他自幼聰明好學，少年時代在本國度過。唐開元五年（717年）十月，他被選人唐朝留學，隨日本遣唐使來到中國長安。到達長安後，唐政府分配他到太學學習。這里的學生都是五品以上官員子弟，太學的教師都是全國的知名學者，課程有《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等必修課，還有《孝經》、《說文》和時務策等，阿倍仲麻呂在太學經過9年的勤奮學習，不僅精通經典，而且善作詩賦，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強烈的愛慕之心，改名叫晁衡（一說叫「朝衡」）。
大約開元十六年（728年），阿倍仲麻呂擔任了唐朝左右春坊司經局的校書郎（從九品），專門校理圖書。次年，轉任「補闕」（從七品），這是皇帝身邊的諫官，職位雖然不高，但接觸中央高級官員的機會較多，是中央政府中的清貴官職。4年以後，他又擔任了儀王李燧的「友」（從五品下），職責是陪伴親王，並以封建道德教育親王。就在這個時期，大詩人李白應唐玄宗的邀請來到長安。擔任翰林供奉，是皇帝的文學詞章顧問侍從。李白在長安居住的兩年多時間里，除結識了賀知章等人外，還結識了阿倍仲麻呂。兩人經常在一起痛飲酣歌，高談闊論，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天寶年間，傳說阿倍仲麻呂在歸國途中的海上遇難，李白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寫詩悼念他的摯友：「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日本史籍中至今仍記載著這首詩。
阿倍仲麻呂在海上遇救後，又回到長安。任秘書監（國家圖書館館長，從三品）。這一時期，他又與王維等人結成密友。阿倍仲麻呂回國時，王維送他到海邊，寫下《送秘書晁監還日本》的五言詩：「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村扶桑外，主人孤舟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在詩句里，王維心隨神往地寫出阿倍仲麻呂東渡的艱險。充滿對摯友安危的深切關注和惜別之情。
阿倍仲麻呂在擔任唐政府官職，以及與中國文人交往的過程中，逐漸成為兩國友誼交往的橋梁。他既是唐朝官員，又執行日本大使任務。每當日本遣唐使來到長安。他都主動協助使團。與唐政府接洽有關事務。比如，天寶十二年（753年），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到達長安後，阿倍仲麻呂即引領日本使團會見唐玄宗。會見後，唐玄宗令阿倍仲麻呂帶領使團參觀唐中央政府的府庫和三教殿等。由於阿倍仲麻呂的疏通，唐玄宗授予日本大使藤原清河「特進」（正二品散官），授予副使大伴古麻呂銀青光祿大夫、衛尉卿（從三品）。
大歷五年（770年），阿倍仲麻呂在中國辭世，終年72歲。
隋唐時期的對外開放，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隋唐的封建文明中，包含有當時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的貢獻。隋唐的封建文明又對當時與之交往的許多國家和民族的文明進步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人類文明的相互吸納與共同進步史上，隋唐的對外開放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隋唐時期的國門四開、不懼往來的全方位對外開放，對當時中國和世界的文明進步，都產生了積極的深遠的影響。
從中國方面而言，以佛教廣泛傳播為代表的思想文化領域，以及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從對外開放中吸納了許多新的有益的成分。
佛教既是宗教，也是哲學。佛教在這一時期的廣泛傳播，對中國哲學思想領域的影響，是相當深刻的。這一時期的天台、法相、華嚴、禪宗等四大佛教宗派，程度不同地滲透到各個階層的思想意識之中，與中國傳統的統治思想之間，發生著錯綜復雜而又有些微妙的相互影響，總的來說，是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的成熟與完善的，這從當時絕大多數統治者對佛教的大力提倡中，就可以得到證明。當然，在某些時候，也會產生一些不利於社會穩定的副作用，並因之而受到統治者的排斥，甚至出現武力滅佛的事件，如唐武宗時期就是如此。但這只是短暫的插曲，沖突過後，是更廣泛的發展。到了宋代以後，有人感嘆，傳統的儒家思想只剩一副假面具，骨子裡完全是佛家思想了。
佛教的影響，主要是在思想意識領域，但又不止在思想意識領域，而是十分廣泛的。如文字方面，唐朝沙門守溫仿擬梵文字母體系，擇定了漢語的30個字母（後經宋人修訂為36個字母）。此外在大量經典翻譯中所新創的詞彙和成語，有數萬之多，雖然未必一一流行，但確有不少成為中國的新詞彙和新成語。在文章方面，當時佛教界所用的，通常是帶有白話性質的新文體，文章的組織結構，也隨佛經本身的組織結構而有新的類型，有人甚至認為，唐代的義疏之學，就是從佛典的疏鈔中學來的。文學體裁方面，起於隋唐、盛行於宋元明以後的傳奇小說等，顯然與佛教傳播中的「俗講」與「變文」有淵源關系。建築方面，隨著佛教的傳人，中國建築領域也出現了浮屠（梵文的音譯，意為「塔」）、石窟、佛寺等新的成分。舉世聞名的唐代大雁塔，就是唐高宗時期，為安存玄奘取回來的佛經而建造的。此外，在雕琢、印刷、繪畫等方面，也都因佛教的傳入而增添了一些新的成分或因素。
在學術藝術領域，這一時期天竺的數學、天文學傳入唐朝，唐代《開元占經》中就保留有天竺數學的數碼、圓弧的畫法、弧的正弦等知識；僧一行編制《大衍歷》時，就曾參考過天竺的《九執歷》。音樂、舞蹈方面。外國的音樂、舞蹈占相當比重，如隋煬帝制「九部樂」、唐太宗制「十部樂」，其中都有外國樂，安國（今烏茲別克的布哈拉）樂，康國（今烏茲別克的撒麻爾罕）樂，就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醫葯學方面，天竺的外科手術、骨科、眼科等，阿拉伯傳人的大量新葯材品種，都對當時的中國醫葯學領域產生一定的影響。在其他學術、藝術領域中，都能或多或少地找到外來因素的成分，堪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相輝映，共同繁榮。
在經濟生活領域，一些新的動、植物品種引入中國。如印度的白茄、刀豆，尼泊爾的菠菜，地中海沿岸的萵苣，都於這一時期在中國種植成功。漢武帝時由西域傳來的葡萄，這一時期經過培育繁殖，已十分興盛。長安一帶的葡萄是「園種戶植，接蔭連架」。在原有的製糖技術基礎上，這一時期還從印度吸收了新的製糖技術，加工制出了白糖和冰糖。從西域引人大批優良馬種，進行繁殖雜交，使內地的馬種得到改良，體質健壯，外形優美。還利用雜交方法製造出新畜種——騾，更是畜種科學中的一大成就。除了新的動、植物品種的引進和加工方法的革新外，經濟生活中的居室、服飾、飲食等方面，也受到域外習俗的影響。如唐玄宗曾築「涼殿」，引水入室，以轉風扇，據傳說就是從佛菻（東羅馬）傳來的。唐朝宮人騎馬都戴「胡帽」，並影響到民間，還學習外國的化妝技術，白居易以詩形容「元和（唐憲宗年號）妝梳君記取，髻堆面赭非華風」。波斯的三勒漿、龍膏酒以及西域的「胡餅」等，也傳入長安，當時曲江池一帶，開設不少波斯酒店，酒店裡還有外國女招待，著名詩人李白曾在這里醉酒吟詩。
與隋唐的封建文明中有當時世界上眾多國家、民族的貢獻相應的，是中國的封建文明，也對世界眾多國家和民族的文明進步，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古代人物中國的一些重要的科學發明成果，在這一時期廣泛傳播到世界許多國家，對這些國家的技術進步與社會繁榮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唐天寶十年（751年）十月，唐將高仙芝率軍與阿拉伯軍在怛邏斯（今哈薩克江布爾）打仗，唐軍大敗，很多士兵被俘，其中有的是造紙工匠，阿拉伯就利
6. 中道正雅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怎麼樣
現在向外發放一次性手工活是真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