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非友好交往作文250字
中國與非洲遠隔千山萬水，但中國人民與非洲人民的友誼源遠流長。新中國把支持非洲人民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斗爭，增進中非人民的友好，作為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1960年4月，由中國17個全國性人民團體發起、20個全國性人民團體作為會員團體和各界熱心於非洲的社會知名人士參加的中國非洲人民友好協會（簡稱中非友協）在北京隆重成立。中非友協由對外友協領導，針對非洲國家開展民間外交工作。全國政協副主席阿不來提·阿不都熱西提為現任會長。縱觀中非民間交往，從內容和時間上區分，大致可分為如下三部分。
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的友協對非工作
中非民間交往歷史的第一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中非人民在反帝反殖基礎上相互支持、友好往來。新中國成立之初，當時非洲國家大多正處在反對西方殖民統治、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斗爭的時期。廣大非洲國家和人民積極開展對中國的友好往來。據統計，從1949年至1960年，非洲41個國家和地區的1000多位民族解放組織的領導人、愛國知識分子及工會、青年、學生、婦女組織的代表和各界人士曾通過民間渠道訪問中國。努力培育中非友誼。
此階段中非往來的主要形式就是中非人民在反帝反殖基礎上加強相互支持和友好合作。中國支持非洲民族解放運動和發展民族經濟，從政治、經濟和人員培訓方面支持非洲未取得民族獨立的的國家進行民族解放斗爭，如培訓「自由戰士」，同時也幫助已獨立的國家發展民族經濟，如援建工程。非洲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國密切合作，打破西方大國對中國的外交封鎖，幫助和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對外友協在1954年成立以後，加入了對非民間交往的大軍。一些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驅和青年，通過對外友協的渠道來到中國，參加培訓、學習和考察，了解新中國和中國革命成功的經驗。在今天的非洲國家領導人中，如辛巴威總統穆加貝、納米比亞前總統努喬馬等就在爭取民族解放期間曾應對外友協的邀請到中國訪問。今天，每當會見對外友協領導人時，他們都會深情回憶起在中國度過的難忘的日日夜夜。
改革開放以後的友協對非工作
中非民間交往歷史的第二個時期是改革開放以後至今，中非人民在政治經濟社會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全面發展。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與絕大多數國家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系，對外友協在保持原有的對非政治交往的同時，開始向經濟、文化以及地方政府等領域開拓中非民間交流，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從1979年到2011年，對外友協接待了來自52個非洲國家的400餘批外賓，派出了近100批團組，訪問了近50個非洲國家。
對外友協對非民間交往最主要的形式是「交朋友」。友協在非洲的朋友大體上可分為三個方面：對華民間友好組織、上層人士和地方政府組織。
對華民間友好組織
在中非關系中，尤其是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成功召開後，非洲民間組織對中非關系及我在非角色的關注度迅速提升，在中非關系發展過程中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其中非洲對華友好組織可以說是一支分布廣泛、歷史悠久、獨具特色的重要力量：非洲53個國家中有33個國家，包括未建交國家布吉納法索在內，都設有對華友好組織，成員覆蓋了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其中最早的成立於1955年，最晚的成立於2009年，對於促進中非政治友好、經濟合作、文化交流扮演了重要角色。
上層人士
廣交各界朋友、特別是結交非洲上層人士，發揚「以民促官」的中國民間外交傳統是對外友協保持至今的特色。20多年來，對外友協邀請了眾多非洲政要以友好人士的身份訪華，其中包括阿爾及利亞憲法委員會主席、賴索托王後、南非祖魯王和王後、塞席爾前總統、象牙海岸國民議會副議長、馬達加斯加副議長、維德角第一副議長、吉布地內政部長、烏干達旅遊貿工部長、衣索比亞能力建設部長、厄利垂亞宏觀政策和國際經濟合作部長、公共工程部長和旅遊部長、烏干達總統事務部長、獅子山總統事務部長等。他們通過訪問增進了對中國的了解，為中非友好關系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這些有「影響力」的朋友不僅成為我可倚重的友好力量、為我企業、華人華僑在當地的工作和生活帶來了許多方便，也是當地對華友好組織的堅定支持者。
㈡ 關於中非貿易和如何看待中非關系的演講稿
中非經濟貿易現狀
規模增長不斷躍上新台階。進入新世紀以後的中非貿易，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增速大幅提升。1950年代，中非貿易從1950年的1200萬美元增至1960年的1.1億美元，用了10年時間實現了第一個億美元的跨越。之後，從1億美元到10億美元用了20年時間，從10億美元到100億美元也用了20年時間，而從2000年的108億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近400億美元，僅僅用了4年時間。這一時期，中非貿易額每年以接近40%的速度遞增，充分顯示出中非貿易蓬勃發展的增長勢頭。
進出口商品結構更趨多樣化。近年來，中國對非出口商品構成逐步從紡織、服裝、箱包等輕工產品為主，向工業製成品和半製成品為主轉變。特別是2000年之後，以技術含量和附加值較高的機電產品為主的產品，逐漸佔到中國對非出口商品總額的半壁江山。舉例來說，2005年11月，蒲隆地一次性采購我國某品牌汽車1740輛，作為布本國軍隊用車；我國自行研製開發的新舟60飛機也在非洲獲得了17架銷售合同；2006年1月，山東某公司獲得向安哥拉出口110台推土機的一攬子大宗銷售合同。家電產品銷售更是在非取得可喜進展，每年約有數十萬台空調、洗衣機、電動車等進入非市場。從進口商品結構來看，中國自非進口大類為石油和農、林、礦初級產品等。目前，原油、鐵礦砂、棉花、鋼鐵製品、原木、鑽石、錳礦砂、銅製品、煙草等，佔中國自非洲進口總額的85%。其中，近年來有較大增長的是中非能源貿易。2005年，中國從撒哈拉以南非洲進口的石油和天然氣占總進口量的28%，非洲已經是中國最大的海外份額油來源地。
「大經貿」戰略發揮出積極效應。早期的對非貿易，主要集中在一般貿易范疇，其中也包含一些由於援助項目帶來的出口。但近年來，隨著「走出去」戰略的大力實施，中非貿易已逐步發展為一般貿易與對外投資、承包工程、對外援助等多種經濟合作方式的相互結合，投資帶貿易、工程帶貿易的特點十分突出。以境外投資為例，自2000年至2005年，國內企業共在非洲地區設立了100多個境外加工貿易項目，這些項目中的70%是以國內設備、廠房和儀器等投資，每年還可帶動數億美元的零配件、主輔料等產品出口。對非承包工程的快速發展，也是帶動國內機電產品出口增長的重要原因。中國在蘇丹實施的石油開發項目，就帶動了大批石油鋼管等設備出口。
貿易促進平台和政策日益豐富。進入21世紀後，中非貿易關系更加密切，中國同非洲5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貿易往來，同40多個國家簽訂了《雙邊貿易協定》，與35個國家建立了雙邊經貿混(聯)委會機制，同28個非洲國家簽署了《雙邊鼓勵和保障投資協定》，與8個非洲國家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這些機制和法律框架的建立，為中非貿易的快速發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召開，中國政府做出了包括減債等在內的一攬子承諾，表達了加強與非洲平等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發展的真誠願望。自2005年1月1日起，中國開始施行關於《給予非洲最不發達國家特別優惠關稅待遇的貨物原產地規則》的規定，為進一步拓寬自非洲國家的商品進口提供了新的機遇。根據上述規定，共有25個非洲最不發達國家的190種商品進入中國市場給予特別優惠關稅待遇。從中國海關公布的統計數字來看，2003年在這190個稅目項下，我國從非洲25個受惠國進口的商品總額為0.76億美元；2004年的進口額達2.08億美元，一年凈增了1.3億美元。2005年，我國自非洲上述25個受惠國的進口貿易總額達58億美元，比上年度的39億美元猛增了47.2%。這一優惠關稅措施與其他支持政策一起，構成並不斷豐富了對非貿易的政策體系。
總體來看，近年來中非貿易的迅速發展，不僅促進了雙方經濟發展，也給中非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中國商品物美價廉，適合非洲市場的消費層次，對提高非洲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積極作用。我國自非洲進口的原油、原木、鐵礦砂等能源與礦產品，滿足了相關領域的發展需求，咖啡、鑽石、工藝品等具有非洲特色的產品，也受到國內消費者的歡迎。這充分說明，中非貿易的增長是一種利益雙贏的關系。
如何看待中非關系
中國和非洲友誼源遠流長，基礎堅實。中非有著相似的歷史遭遇，在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中始終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新中國成立和非洲國家獨立開創了中非關系新紀元。半個多世紀以來，雙方政治關系密切，高層互訪不斷，人員往來頻繁，經貿關系發展迅速，其他領域的合作富有成效，在國際事務中的磋商與協調日益加強。中國向非洲國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非洲國家也給予中國諸多有力的支持。
真誠友好、平等互利、團結合作、共同發展是中非交往與合作的原則，也是中非關系長盛不衰的動力。
㈢ 中國與非洲的友好合作問題
建設和諧世界，需要國家及地區之間在和平與發展等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 中國和非洲都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明，都擁有相同或相近的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的血與火的奮斗歷程，都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身份予以認同，又都面臨著共同的發展目標和任務，以及共同的和平、發展、合作的利益訴求。所有這些，使得中非之間在很多涉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上，都能夠達成一致的立場。 在某些人看來，中非友好關系姍姍來遲，而其他人則認為這是一種新型殖民主義。不管怎樣，中國正在整個非洲大陸堅定迅速地擴大其存在與影響力，中國企業進入西方同行不敢涉足的地區。 在政府的支持和國有企業的帶領下，在保障石油供應動機的推動下，僅僅幾年，中國的努力已經改變了非洲的投資及貿易格局。直到不久以前，中國在非洲大陸還只扮演「次要角色」，但如今正超越英國，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法國的非洲最重要商業夥伴。 對中國來說，非洲提供了一個新天地：其面積是中國的3倍，人口密度小於中國，還蘊藏著許多中國需要的原材料。安哥拉的原油、辛巴威的鉑金、尚比亞的銅礦、剛果（布）的熱帶林木、南非的鐵礦石：所有這些都列在中國的采購單中。 反過來，中國人也為非洲各國政府提供了許多自己的優勢。中國帶來快速發展的第一手經驗，適應窮國的條件，而且不會顧忌非洲國家的治理標准或人權問題。對於那些更習慣於與前歐洲殖民勢力和美國打交道的非洲政府而言，中國正以有別於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競爭的方式，迅速成為他們的另一個選擇。
㈣ 中非關系的主要特點是什麼中非建交有何重要意義
中國元朝與非洲的直接交往不斷增加。元世祖曾遣使臣到馬達加斯加「采訪異聞」，中國著名的旅遊大家汪大淵也足至桑給巴爾。中世紀世界四大旅行家之一、摩洛哥人拔圖塔也曾訪問中國南方的泉州、杭州和廣州等城市。我國元朝地理學家朱思本早在14世紀就在地圖上把非洲大陸標繪成一個向南伸展的三角形，而歐洲人到15世紀初對非洲大陸的走向仍模糊不清。已故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稱贊朱思本的非洲圖是一項「傑出成就」。
明代是中非古代交往歷史上最重要的時期，友好關系已發展到雙方官方代表相互訪問。我國明代著名航海家鄭和幾次率領由數十艘大船組成的船隊，攜帶大量金銀緞匹和瓷器寶鈔，代表中國政府訪問了現今索馬里和肯亞一帶的東非港口。索馬里北部一個名為「鄭和屯」的村落就是為紀念鄭和訪問而命名的。好幾個非洲國家也曾先後派使者到中國訪問。東非麻林國（位於現肯亞境內）國王哇來訪問中國抵達福州時去世，被安葬在福建閩縣，中國皇帝贈給他以康靖的謚號。麻林國在1415年還直接遣使送來了一頭被中國人叫作麒麟的長頸鹿。它長期以來作為祥瑞的象徵成為中國詩人和畫家吟詠作畫的題材。明朝從非洲輸入了象牙、犀角、琥珀等珍貴產品和鴕鳥、斑馬、長頸鹿等珍禽異獸，中國的特產錦緞、絲綢、瓷器和漆器等珍品也不斷流向非洲。
15世紀西方殖民者開始侵入非洲，把非洲推入歷史上最黑暗的殖民統治時期。殖民主義者對非洲的征服和瓜分，迫使中非友好往來不得不停頓下來。中國在19世紀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後，中非人民不但被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剝奪了互相交往的權利，而且一同遭受西方壟斷資本集團的奴役和剝削。19世紀80年代後，西方列強把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強迫運到非洲修鐵路、開礦山、事農耕，西非達喀爾鐵路、剛果鐵路、南非的蘭德金礦等都滲透著大批華工的血汗。相同的不幸遭遇把中非人民緊緊地連結在一起。
隨著新中國的誕生和非洲國家相繼獨立，中國和非洲各國人民在互相支持中成為患難與共的朋友。中非友好合作關系也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雨考驗，得到全面的發展和鞏固。
在非洲人民爭取民族獨立時期，中國堅定地站在非洲人民一邊，全力支持非洲各國人民反帝反殖、爭取民族獨立的正義斗爭，並在道義和物質上給予支持，為他們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做出了貢獻。
非洲國家與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密切合作。在恢復中國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席位、挫敗「中國人權狀況」反華議案和「台灣參與聯合國提案」、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中國申辦奧運會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非洲絕大多數國家都給予中國有力的支持。中國也積極關注和支持非洲和平與發展問題，支持非洲國家成立非洲聯盟和實施「非洲發展新夥伴計劃」，並積極參與聯合國在非洲的維和行動。
㈤ 怎麼看待中國與非洲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
、中非關系升溫的背景
中非關系的開端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從全球的視角來看，早在14-16世紀「世界經濟或資本主義體系」形成之前[9]，中國與非洲肯定存在著相互間的交往。中國與非洲當時處在印度洋的兩端，兩者之間可以進行直接的來往，如明朝的鄭和（1371-1433）下西洋與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1304-1377）的旅行；也可以經阿拉伯人或印度洋貿易體系發生間接的聯系。[10]
然而，由於中國在14-19世紀中葉、確切地是從明朝建立（1368）到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基本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中非之間的交往還是非常有限的。資本主義體系建立後，非洲雖然處在其邊緣地帶，但她通過大西洋奴隸貿易和其他不平等的貿易、自願或不自願地進入了這個體系。然後，非洲又逐漸淪為歐洲殖民地或美國的半殖民地（如賴比瑞亞）直至20世紀50年代（以撒哈拉以南第一個國家—迦納的獨立為標志）。與此同時，中國也遭到了與非洲同樣的災難：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逐漸淪為半殖民地，飽嘗喪失部分領土（台灣和滿洲里）、喪失關稅自主權並割讓租借的痛苦。這種狀況大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因此，非洲國家與中國是從50年代開始重新獲得各自的主權，並且是以主權國家的身份締結雙邊條約的。1956年，埃及是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第一個非洲國家。
眾所周知，中國在60和70年代給予非洲巨大的援助，支持他們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同時也獲得非洲國家的支持於1971年進入聯合國。由於中國當時還處於非常貧困的狀態，所以，對非洲經濟上的支持比政治意識形態上的支持還是相對薄弱的。但是，中國的真誠相助贏得了非洲人民的信任。有中國援建的長達兩千公里、歷時7年（1969-1976）的坦贊鐵路成為那個年代中非友誼的象徵。
從70年代末開始，一些非洲國家受制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提出的結構調整計劃。而中國開始了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特別是對西方發達國家開放，以便引進它們的資金和技術。
90年代初，非洲的結構調整遭遇失敗，而中國當時因1989年「六·四事件」正受到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講話，提倡加速推進經濟改革的步伐。與此同時，非洲國家開始了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支持、甚至是強制性的民主化進程，因為他們把結構調整的失敗歸罪於非洲國家的政治制度。西方國家對中國和非洲一些國家的人權政策橫加指責，這種對中國與非洲所施加的外在壓力為雙方增強相互間的合作提供了機會。
90年代冷戰的終結使一些東方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從非洲退出、而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對非援助減半。但是，中國仍維持著與非洲的關系。隨著經濟的增長，中國成了「世界工廠」和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能源短缺和資源匱乏由此成為結構性的經濟問題。這一變化促使中國與非洲經濟合作的加強。1994年人民幣貶值50％給中國商品出口提供了契機。1997年的香港回歸和1998年與南非建立外交關系，促使中非政治合作的加強。同時，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又促使中非政治和經濟聯系出現合流，使中非合作關系進一步升溫。
總之，我們可以注意到1971、1994、1997、1998等這樣一些年份對中非政治經濟關系的重要含義。當然還有後來的2000和2006年。我們會在第二部分提到。
中非政治與經濟關系的實踐
在政治領域，獨立的非洲國家行使自己的主權、投贊成票使新中國於1971年成為聯合國一員、並任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自90年代以來，非洲國家行使自己的否決權、11次挫敗了西方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交的《人權報告》、14次拒絕了台灣重回聯合國的請求。[11]
第一次「中非合作論壇—北京部長級會議」於2000年10月10-12日舉行。與中國有外交關系的44個非洲國家派出了外交部長和經濟合作部長。中國還邀請了國際組織和非洲地區組織作為嘉賓出席。《北京宣言》（簡稱《宣言》）和《中非經濟和社會發展合作綱領》是會議發表的兩項成果性文件。《宣言》反映了雙方在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問題上的共識和加強中非友好合作的共同願望。中非雙方一致同意致力於建立中非長期穩定、平等互利的新型夥伴關系。
第二次中非合作論壇於2003年12月15-16日在衣索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舉行。中國新一屆領導人率領150名企業界人士與非洲44個國家的13名首腦、70名部長和350名企業家聚集一堂，發表了《中非合作論壇：亞的斯亞貝巴行動計劃（2004-2006）》。與會的企業家還舉行了「中非企業家大會」。作為人力資源方面的合作項目，中國設立了「非洲人才開發基金」，承諾在這三年內為非洲培養1萬名各類人才。
2006年1月12日，中國政府發表了《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其中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和國防等方面的合作。同年11月3-5日，「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暨第三次部長級會議在北京召開。53個非洲國家中除了布吉納法索、甘比亞、聖多美和普林西比、馬拉維和史瓦濟蘭，其餘48個與中國建交的非洲國家中有40名首腦出席了這次會議。
北京峰會最終發表了《北京行動計劃2007-1009》。該文件強調了中非在五個方面或層次的政治合作：高層次（即部長級以上）的對話和互訪，完善政治合作與磋商機制，加強雙方立法機構和地方政府的聯系，司法和咨詢方面的合作，中國與非洲聯盟組織、以及其他非洲地區組織的合作。與2006年初的中國對非政策相比較，因考慮政黨之間的合作屬於黨的活動范疇，該文件去掉了政黨之間的合作事項。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胡錦濤主席自2003年上任後已經訪問了三次非洲，尤其是在2006-2007年的10個月內訪問了17個非洲國家，這超過了任何一個非洲國家的領導人，包括南非總統塔博·穆貝基。最近一次訪問的宗旨是「加強中非之間的傳統友誼，貫徹2006年中非峰會的成果，發展務實的合作，尋求共同的發展」[12]。
此外，中國在2003年3月首次派出218名工程技術武裝人員到達民主剛果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2004年又派出558名前往賴比瑞亞參與聯合國的維和部隊。[13]
在經濟領域，中國在最近十來年對非洲的貿易和投資增長迅速。從1993年開始，中國對非洲的貿易先後超過了葡萄牙、日本、印度、義大利、英國和德國，到2004年成為非洲的第三大貿易夥伴。[14]雙方貿易額從2000年100億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400億美元，使中國佔到了非洲市場份額的6.8％，並且超過美國（5.8％）。[15]
1979-2002年中國每年在非洲的直接投資（FDI）占其對外投資總額的10％左右。2004年達3億多美元，雖然比2003年（7,479萬美元）增長了四倍以上，但是占當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55億美元）不到6％，占整個非洲直接投資（180億美元）不到2％ 。[16]。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非洲2005年創三十年經濟增長率最高，即5.8 %，這部分歸功於中國的投資。[17] 中國在非洲的投資項目涉及貿易、加工生產、資源開發、交通和農業發展等。
到2000年峰會召開時，中國援助非洲的項目總計有800多項、金額累積已達444億元，主要用於建設紡織廠、水電站、體育場、醫院和學校等。同時，中國政府也鼓勵和支持企業家到非洲投資和建廠。對中非雙方有益的合作，如貿易、農業、基礎設施、礦產資源的開發和旅遊業等已經付諸實施。[18]
中國第一次在 2000年部長級會議上提出三年內減免非洲最貧困或債務最重國家的100億元。到2002年6月，中國已經取消了非洲31個國家的109億債務，實現了自己的承諾。鑒於中非貿易之間的不平衡，中國又取消了來自28個非洲國家的190種物品的進口稅。
除了以上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實踐外，中非之間還保持著社會和文化的交流，譬如醫療援助、文化團體的互訪和演出、以及為迎接奧運而開展的＂同心結＂小學生聯誼活動，等等。在此不再一一贅述。
三、中非關系在不同時期的差別
經濟改革以前，中非關系更側重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交往，一方面支持非洲抵制蘇聯的擴張，另一方面是發展與非洲獨立的合作友好關系。還有，這個時期的中非交往完全是由國家主導的。而現在，經濟利益成為雙方合作的一個重要話題。自第二次部長級會議開始，中非企業家會議也同期召開。中非出現了不同層次的交往，中國人可以憑個人的身份去非洲十國（埃及、南非、衣索比亞、肯亞、模里西斯、塞席爾、坦尚尼亞、突尼西亞、尚比亞和辛巴威）旅遊或去有外交關系的國家經商。非洲也加大了經濟開放度。
90年代，中非貿易增長了700％。中國已經有674家國營公司在非洲扎營，而且深入非洲一些具有潛在的贏利部門，如礦產、木材和電信行業。西方國家認為這些部門收益少，因而放棄了對這些部門的投資和經營。中國提出對尚比亞的錢博茲銅礦進行再開發，並在加彭被認為是儲備枯竭的石油地區進行研究和開發。2004年中國在非洲的投資達9億美元，占非洲地區總投資150億美元的6％。[19]
中國在非洲有數千個投資合作項目正在進行之中。位於世界同行225個公司中排名第43位的中國公路和橋梁公司一家就擁有500項工程。中國還進入了衣索比亞和尼日的通信行業，獲得一部分剛果採石和礦業總公司的合同，更新肯亞境內從蒙巴薩到內羅畢的鐵路，並且為奈及利亞發射了人造衛星。中國有25％的石油來自幾內亞灣和蘇丹內陸地區。在蘇丹名列前十五位的外國公司中，中國占據了前13位。這無疑對非洲當地的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
但從非洲的角度來看，用位於約翰內斯堡的維特瓦特斯蘭德大學（Witwatersrand）南非外交事務研究所的副主任莫勒茨·穆貝基（Moeletsi Mbeki）的話說，中國使南非這個最大的非洲夥伴突然同時面對「誘人的合作和可怕的威脅」。「我們出售的初級產品，買進的是製成品，從而導致我們的貿易赤字。難道我們不是在重復舊的歷史嗎？」[20] 話出有因，南非與中國的貿易赤字從1992年的2,400萬美元擴大到2001年的4億美元。
另外，美國前國務院非洲事務助理沃爾特·坎斯特納（Walter Kansteiner）批評中國目前的這種對非關系就象是「海嘯（Tsunami）」[21]。
然而，中非關系也受到許多人的贊揚，辛巴威總統羅伯特·穆加貝說因為這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礎上的，「比起西方，中非之間的牢固關系將更有益於非洲，因為西方的援助都是有條件的」[22]。南非斯泰棱博克大學（Stellenbosch）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馬丁·戴偉斯（Martyn J.Devies）說「中國是非洲最堅定可靠的貿易參賽者。看來中國在非洲將取代西方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影響。中國不是新殖民主義，而是一種正在發展的全球性力量。面對這股力量，非洲必須務實地與之結盟」[23]。
正是在全球化時代，我們應當區分中國國家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中國當前的對非政策一方面是出於戰略的考慮，另一方面也是試圖對貿易上的混亂進行重新整頓，譬如規制一些從事礦產品非法貿易的活動。我們也希望國家能在這方面起到作用。否則，那些在加丹加礦上的「淘金者」雖然有很多是出於生存的目的、仍將在一種非人的狀況下繼續工作。鑒於以新自由主義為主導的全球化一直是在試圖削弱並且已經削弱國家的作用，我們更應當把當前的中非關系看成是全球化過程中雙方國家力量的合作、以及在國際舞台上提升其作用。
至於「新殖民主義」的問題，應該說與中國相去甚遠。1884-1885年柏林會議上是15個歐洲國家討論如何解決他們之間的剛果河危機、並規定對非洲進行「有效佔領」的原則，其結果是導致非洲殖民地的建立。[24]這種殖民地的理論基礎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即種族主義。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非洲民族獨立運動摧毀了強加於人的殖民統治制度。但由於殖民經濟結構的延續，西方仍然控制著非洲的經濟命脈，使非洲許多國家不能獲得經濟上的獨立，這才在學術界出現了表述這種情形的「新殖民主義」。而今天令人矚目的中非峰會，則是在雙方領導人平起平坐的情況下共同商討非洲的發展和相互間的合作。況且，中國政府在與非洲國家的合作上所採取的行動還是很謹慎的。雙方在經濟上的合作項目也是盡量避開會引起與其他強國的競爭，在政治上則始終維持著與發達國家和非洲聯盟的磋商和聯系。
四、中非關系的影響
這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雖然眾說紛紜，但我們應當客觀地看到中非關系對今天的世界同時存在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影響。
就積極影響而言，首先是中非政治經濟關系的升溫增強了雙方的相互了解。中非貿易增長多少改善了國際市場體系的結構，因為中國對非洲初級產品的需求提高了市場價格，譬如原油、鐵礦石和棉花。這些初級產品價格的提升可以使非洲的得到一定的利益。[25]
其次是中非關系重新引起歐美對非洲大陸需求的關注。法國人說「中國和美國對非洲總是表現出最大的興趣。沒有比現在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研究非洲！」[26] 比利時列日大學（Liège）在2007年1月舉行的討論會上提到「剛果—比利時：未來礦產部門發展具優先夥伴關系」[27]。可以想像，比利時退出其剛果殖民主義地已近半個世紀，但她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礦業一直是關注的。由於兩國之間有過一段的共同歷史（1908-1960），比利時現在仍享有一定程度的特權。
再次是中非關系的發展可以加強雙方在國際舞台上的相互援助和道義上的支持，如抵制西方的人權報告，增加發言權。
至於消極影響，首先是上面已經提到的中國人對非洲國家及其人民的了解不夠，雙方的生活習慣、社會法律、思考方式存在較大的區別。還有，國家利益和私人企業或個體商人利益並不總是一致的，由此就會出現一些不易解決的問題。
其次是中非雙方在吸引發達國家的外資和技術上存在著潛在的沖突。由於中國一些工會在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OIL）的支持下、正在要求增加工資，而非洲的工人將可能降低生產的成本，從而在吸引企業家投資上展示其競爭的優勢。
再次是中非貿易發展之迅速對普遍的貿易倫理產生了疑問，也就是說談判桌下的腐敗。據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IAGS）主任伽勒·路福特（Gal Luft）估計：「中國正在傾向於用一種美國人和歐洲人開始拋掉的方法行事，即談判桌下的行賄。一些非洲國家因為可以從中獲利，他們更願意與中國、而不是與西方的公司合作，因為後者的行動底線是要求對方財政公開化，公開發表資金的用途。」[28]雖然這種猜疑和指責有其道理，但是在倫敦金融市場上購買非洲大企業的仍然是歐美強國、而且非洲許多大公司的總裁是歐洲人。後者也難免將非洲的財產放入自己的腰包，而且不會受到國際社會的任何監督。[29]
幾點結語
不管怎麼樣，中非關系成為今天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對研究者來說這是一座有待開發的金礦，盡管已經有不少先驅者了。但是她的發展還是令人興奮的。我們不能預言這一關系的將來，但我們應該希望她是走在一條又長又好的路上，最終是趨向至少是雙方利益結構的平衡。
為了達到中非關系的平衡發展，中國可以和南非一起工作。還有，歐洲與非洲的關系有積累數百年、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和教訓。中國不應該忽略這一點。
不管怎樣，大家應當知道：中國不是非洲的救世主，非洲也不是都處於癱瘓狀態。我想以比利時工程師讓-雅克·薩凱的話做結語，他在回憶錄《從加丹加聯合礦業到採石和礦業總公司》的結尾寫道：「……黑非洲發展的唯一可能性有賴於完全成功地取得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新）南非。因此，南非應該用一種完全人道的、為其他國家願意接受的方法來指導黑非洲的發展」。[30] 中國正在與南非共同努力。[31]至於他們所做的努力及其成果有待另一篇研究論文，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所的楊立華研究員一直在做這方面的努力。
總之，中非政治和經濟關系的發展雖然受到資本主義主宰的世界體系的限制，但反過來對該體制產生影響。我們期待中非關系的發展能夠克服自身的弱點、努力促使今天的世界體系朝著更趨合理的方向發展。(etudes)
㈥ 我國發展中非關系方面的基本政策是什麼
中非關系的主要特點是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合作共贏、文化上交流互鑒的中非新型戰略夥伴關系。
具體內容有三個方面：
政治上，中國和非洲應當成為彼此信賴、相互支持的戰略夥伴。中非之間要保持高層交往和對話，增進各種形式的人員往來，推動中非友好更加深入人心；要堅持平等相待，互不幹涉內政，尊重彼此自主選擇發展道路；要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協調與配合，共同致力於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合法權益。
經濟上，中國與非洲應當成為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中非要共同致力於加強南南合作，推動南北對話，促使經濟全球化向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要開展形式多樣的經貿合作，擴大貿易規模，優化貿易結構。中國政府將認真落實胡錦濤主席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發展籌資高級別會議上提出的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的五項舉措，繼續鼓勵和支持中國企業到非洲投資。我們也熱情歡迎非洲企業來中國興業。
文化上，中國與非洲應當成為推動文明進步、建設和諧世界的交流夥伴。中非要加強治國理政經驗的交流，尊重文明多樣性，推動不同文明相互包容、平等對話、取長補短、共同繁榮；要加強中非文化交往，相互學習，相互借鑒。
中非傳統友好是雙方的共同財富。全面深化中非友好合作關系，是中國的長期戰略選擇，也是新世紀中非實現共同發展和繁榮的必由之路。
㈦ 新中國成立後,中非之間友好交往有哪些
民間外交是國家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立於1960年的中國非洲人民友好協會
（以下簡稱中非友協）是成立較早的民間外交團體，40多年來緊密配合國家總體外交，堅持增進中非人民之間的友誼，為推動中非政治友好，促進中非經貿合作，加強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績。中非友協的發展歷程充分證明，民間外交在國家總體外交中具有重要地位，中非友協是推動中非民間外交事業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與非洲民間友好往來的主要形式是中非人民在反帝反殖的斗爭中相互支持和友好合作。中國支持非洲民族解放運動和發展民族經濟，從政治、經濟和人員培訓方面支持非洲未取得民族獨立的國家進行民族解放斗爭，同時也幫助已獨立的國家發展民族經濟。非洲國家在國際事務中與中國密切合作，為打破西方大國對中國的外交封鎖，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鼎力相助。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國際地位空前提高，對外交往日益廣泛，目前同53個非洲國家中的47個國家保持著外交關系。中國與非洲人民之間的友好交往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保持以往傳統友好合作的同時，逐漸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社會各領域展開交流與合作，並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中非友協始終堅持以「廣交朋友、深交朋友」的方式開展對非民間工作。非洲國家對華民間友好組織是中非友協在非洲最基本、最可靠的朋友。這些組織由當地對華友好人士組成，為宣傳中國建設成就、傳播中非友誼做出了重要貢獻。友協專門設立了「人民友好使者」獎，表彰那些長期從事對華友好工作的協會負責人，馬達加斯加中國友協會長克雷桑·拉克托菲琳加曾榮獲此獎。
中非友協十分重視廣交非洲各界朋友，特別是結交「有影響力」的非洲上層人士。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非友協邀請眾多非洲政要以友好人士的身份訪華，其中包括賴索托王後、南非祖魯王、阿爾及利亞憲法委員會主席、塞席爾前總統、象牙海岸國民議會副議長、馬達加斯加副議長、吉布地內政部長、衣索比亞能力建設部長、厄利垂亞宏觀政策和國際經濟合作部長、公共工程部長和旅遊部長、烏干達總統事務部長、獅子山總統事務部長等。通過友好訪問，他們進一步增進了對中國的了解，為中非友好關系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
2003年1月，中非友協熱情周到地接待了烏干達總統事務部部長布凱尼亞訪華。布凱尼亞回到國內時，從飛機場直接前往中國駐烏干達使館，參加使館組織的中國春節聯歡活動。他在聯歡會上介紹訪華觀感，贊揚中國的經濟建設成果，暢談烏中友好合作前景，並鄭重地對在場的華僑華人表示，「你們以後有什麼事情，可以直接來找我，我就是你們的同胞，我是『黑皮膚的中國人』」。布凱尼亞當選為烏干達副總統後，為促進中烏友好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非地方政府交流與合作是加深中非人民友好感情的重要紐帶和渠道。自1982年湖南省長沙市與剛果首都布拉柴維爾市建立友好城市關系以來，已陸續有28個省市與非洲各國結成了69對友好省市關系。通過不斷鞏固和加強中非友好城市、友好省份之間的關系，使中非友誼延伸到基層，進入尋常百姓家庭。
中非友協還通過「以官帶民」結交非洲官方人士，帶動非洲民間對華友好活動；通過「以友促經」促進中非經貿領域的合作；通過「以文促友」鞏固中非友誼的基礎。中非友協計劃近期設立「中非友好貢獻獎」，用於獎勵那些長期從事對非工作的中國人，讓中非友誼更加深入中國百姓心中。
㈧ 新中國成立後，中非之間友好交往的例子有哪些
48個非洲成員國代表與會，將審議北京峰會成果文件
據新華社北京11月1日電（記者林立平熊爭艷）中非合作論壇第五屆高官會1日在北京開幕。來自中國和論壇所有48個非洲成員國的代表與會。北京峰會中方籌委會秘書長、外交部部長助理翟雋和論壇共同主席國衣索比亞政府論壇特使、駐華大使海爾基洛斯分別在開幕式上致詞。
中非合作論壇高官會是論壇框架內的重要會議，本次高官會為期兩天，將審議北京峰會成果文件，為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暨第三屆部長級會議做最後准備。會議由中非合作論壇中方後續行動委員會秘書長許鏡湖和海爾基洛斯共同主持。中非合作論壇第五屆高官會開幕
新華社北京11月1日電（記者林立平熊爭艷）中非合作論壇第五屆高官會1日在北京開幕。來自中國和論壇所有48個非洲成員國的代表與會。北京峰會中方籌委會秘書長、外交部部長助理翟雋和論壇共同主席國衣索比亞政府論壇特使、駐華大使海爾基洛斯分別在開幕式上致詞。
翟雋說，6年前，中國和非洲國家共同創立了中非合作論壇，不僅鞏固了中非傳統友誼，也為新形勢下中非加強合作，共謀發展開辟了新的天地。今年是新中國與非洲國家開啟外交關系50周年。值此重要年份，召開北京峰會必將把中非友好推向新的高潮，也將有助於推動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事業。
海爾基洛斯說，非中關系建立在真誠友好、團結合作、共同發展的基礎之上。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召開以來，非中雙方在貿易、人力資源開發、農業、文化、旅遊、醫療衛生和其他領域的後續行動進展順利，非中互利合作不斷發展。北京峰會的召開必將進一步推動非中友好合作，促進共同發展。
中非合作論壇高官會是論壇框架內的重要會議，本次高官會為期兩天，將審議北京峰會成果文件，為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暨第三屆部長級會議做最後准備。會議由中非合作論壇中方後續行動委員會秘書長許鏡湖和海爾基洛斯共同主持。>（來源：北京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