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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經濟立法與近代經濟制度在中國的奠基
武 乾*
中國古代的經濟制度在農業方面以農民一家一戶自給自足的個體小農經濟為主；在工商業方面以事關國計民生的鹽鐵酒茶官營專賣和一切礦藏國家壟斷開發為主，限制私營工商業（因此私營資本規模分散而弱小，其最高組織形式為個人合夥制）；財稅體制上則表現為國家統收統支的中央集權模式，以及皇權對財政的無限支配；金融方面則以規模小而分散的高利貸為主要經營方式。整個經濟體製表現出明顯的封閉、分散、狹隘與落後的特徵。鴉片戰爭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優勢打破了中國固有的經濟結構與傳統經濟制度，使中國不得不按照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模式重新構建近代經濟制度體系，即以市場經濟制度為主體，政府調控為輔助的制度體系。在甲午戰爭前，經濟制度的這一變化主要是通過朝野的實際的經濟活動局部或個別進行的；在甲午戰爭尤其是庚子事變以後，這一變化則主要是通過大規模的經濟立法來進行的。本文擬對清末的經濟立法對中國經濟體制、經濟制度近代化的建構或奠基作用作一個初步的探討。
一、清末經濟立法的產生及發展階段（一）甲午戰爭後到清末"新政"前的經濟立法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洋務運動開始了中國近代機器工業，但此時的工業尤其是采礦、航運、鐵路等大型產業部門仍然是由政府以官辦的形式壟斷經營。這些官辦企業的組織形式、管理及經營方法與古代官營手工業作坊或官辦礦場並無質的分別。除工業、運輸業有一定的發展外，其他近代經濟部門如銀行業還尚未萌芽，因而以調整近代經濟活動為主要內容的近代經濟立法當然也沒有發生。到七十年代，繼承了古代官辦手工業的一切弊端的官辦企業陷入了困境，再加上政府委派的企業管理人員對近代機器工業的無知，它們幾乎已經無法進行再生產。甲午戰敗以後，清政府財政更加困難，對官辦企業不可能繼續投資。這一局勢迫使清朝政府改變原來完全由國家壟斷一切重要產業的經濟體制，迫使其允許私商參與上述產業的興辦，因而具有近代化色彩的經濟管理法規應運而生。
這一時期制定頒布的主要經濟法規有：1898年公布的《內港行船章程》、1898年8月頒行的《礦務鐵路公共章程》以及1897年頒布的《振興工藝給獎章程》。上述法規分別對私商開放了新式輪船在內河的自由營運與貿易，以及采礦、鐵路運輸的經營。
（二）清末"新政"時期的經濟立法
庚子變亂後，清政府為應付政治與財政危機，宣布實行"新政"。因經濟體制的改革較之於政治體制的改革相對安全些，因而"新政"首先是從經濟體制的改革開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改革傳統的工商管理體制，進一步放寬對私人資本參與近代工商業的限制，制定法律鼓勵私人資本投資並保障其利益，興辦近代金融業等等。其主要的經濟立法如下表：
1903--1911年清末公布的主要經濟法規一覽表類別法規名稱公布時間綜合性法規《商人通例》與《公司律》1904年1月21日《破產律》1906年4月25日部門經濟法規商標與專利法規《呈請專利辦法》1904年6月23日《改訂商標條例》1904年財政法規《試辦全國預算暫行章程》1911年2月12日《清理財政辦法》1908年12月21日《清理財政章程》1909年1月11日金融法規《試辦銀行章程》1904年3月《通用銀錢票暫行章程》1909年7月23日《大清銀行則例》1908年2月17日《交通銀行則例》1907年12月8日《銀行通行則例》1908年2月17日《幣制則例》1910年5月23日《兌換紙幣則例》1910年6月16日礦業法規《籌辦礦務章程》1902年3月17日《礦務暫行章程》1904年3月17日《大清國礦務正章》1907年9月20日交通運輸法規《重訂鐵路簡明章程》1903年12月2日社團法規《商會簡明章程》1904年1月11日《商船公會章程》1906年2月11日《農會簡明章程》1907年10月20日
二、清末經濟立法初步構建了中國近代化的經濟制度體系（一）工商管理體制的近代化
19世紀60年代以前，清政府掌管全國工商與財經事務的職能機構分為三大系統：管理全國官營手工業的工部系統、管理全國稅收及專賣的戶部系統以及負責宮廷、皇族工商及財經事務的內務府系統。這種工商管理體制的弊端在於：其一，工部與戶部對官營手工業的管理採用的完全是行政的方法，對工商資源的配置完全基於國家的需要而不是從社會利益，更不是順應市場的需要安排；其二，戶部對私營工商業所關心的只是收取稅款，以及盡可能的限制，以保證國營手工業與專賣利潤，而完全缺乏服務的職能；其三，內務府的設置不僅使工商管理機構重疊設置，而且使工商行政管理與市場需要更趨背離；其四，工部與戶部都缺乏從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系統，如戶部內部不是依經濟管理的職能部門為單元分司，而是以省為單元分設14清吏司，從而形成了以分散管理地方為主的管理模式，而各地方的經濟管理權主要掌握在督撫手中，不利於經濟的統一，因而也就不利於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而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又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形成的重要前提。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政府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掌管一切洋務包括通商事務。後來，總理衙門的職掌逐漸擴張，凡有關鐵路、電報、關稅、礦務、製造、貿易等近代工商事務均由其掌管。但這一體制具有很明顯的弊端。首先，總理衙門對近代工商經濟的管理只是兼職而並非專門機構；其次，其下所設南、北洋通商事務大臣仍以地域而不是以經濟部門為單元進行管理，比如對鐵路、通訊等事務，還是由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分別在所轄區域內行使管理權，事權仍無法統一。
甲午戰爭以後，在維新派的促動下，清朝政府對工商管理體制進行了有限的改革，開始根據近代經濟部門的分類設立礦務鐵路總局，管理礦務和鐵路；設立農工商總局，管理農工商事務；各省設立商務局管理本省商務。這一次改革初步改變了經濟管理主要以地域為單元的模式，開始嘗試以經濟部門為單元實行系統管理，並從單純的行政型控制漸變為含服務性的管理。根據總理衙門奏請在各省設立商務局的奏摺所言，商務局的職責是"將該省物產行情，綜其損益，逐細講求。其與洋商關涉者，絲茶為大宗，近則織布、紡紗、製糖、造紙、自來水、洋胰子諸業，考其利病，何者可以敵洋商，何者可以廣銷路，……經督撫為之提倡" 。但這一改革是有限的。首先，上述機構在職能上很不明確，還未能完全擺脫古代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兼行政與經營於一體的模式。光緒皇帝在頒發成立礦務鐵路總局的上諭時，只是籠統地說"所有各省開礦築路一切公司事宜，俱歸管理"，其後頒布的《礦務鐵路公共章程》也沒有就鐵路總公司、礦務局與礦務鐵路總局的關系作出明確規定。從各省商務局的實際活動看，商務局既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職能，同時又可從事經營活動。1896年初，張之洞奏准用息借商款60萬兩，另加息借官款，作為設立蘇州商務局的股本，從事商業經營。山西商務局根據它的集股章程，負責"一切招商集股事宜"。這樣的商務局，更象是一個官督商辦的公司，而不是政府管理商務的機關。其次，新體制也並未能完全打破經濟管理以地方為主的傳統格局。如在關於設立農工商總局的上諭中沒有說明總局與各省由督撫設立的農工商分局之間的隸屬關系，各省農工商分局被控制在督撫手中。最後，新的經濟管理機關的權力非常有限。如各省商務局的職能性質主要還不是行政機構，而只是向督撫提供信息的咨詢機構；關於農工商總局的職權，上諭也僅規定為對農工商事務"隨時考察"具奏，顯然它還不具備統一管理全國農工商事務的權力。戊戌變法失敗後，農工商總局即被取消。
20世紀初，清政府實行"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於1903年8月設立商部，作為統轄全國農工礦商諸業的最高領導機構。商部仿日本下分設保惠、平均、通藝、會計四司，分別管理招商、農務、路礦、工商等方面事務。新設商部要求實行服務性管理，要求在"所有商人求見或投遞稟牘及面訴商情自當輸誠以待，破除京外衙門吏阻隔之弊"。1906年7月實行官制改革時將商部改為農工商部。1907年6月，將原屬農工商部的交通及郵政事務單獨劃出，新設郵傳部作為最高交通運輸管理機關。地方商務管理機關則漸有垂直之象，先是商務局改隸商部與地方督撫雙重領導，其後於1908年5月各省設立的勸業道也被置於督撫與商部雙重管轄之下。
"新政"時期工商管理體制的又一重大變化是設立商會，實行商會自治管理。中國古代自唐朝始，政府要求同一地區的同業商人組織行會，一方面負責管理本行對內對外事務，另一方面又代表本行業商人接受政府分配的各項攤派任務。其對本行業的管理主要出於維護本地區本行業的行業壟斷利益，對本行業成員的原料、市場及生產規模實行限制性分配，不允許行業外人員從事本行經營，以避免內外競爭，因而具有較強的行業與地域狹隘性。此外，由於行會為政府所扶持，因而也是政府勒奪商人的一個中介機構。1904年1月公布的《商會簡明章程》改變了古代這種狹隘的行業管理模式。首先，商會是更大地域范圍內所有工商業者的聯合會，不再是較小地域某一具體行業的組織。依《商會簡明章程》，商會最高可於省范圍內組織。其次，商會的對工商業的管理方法不再是行會的壁壘式限制性管理，而是廣泛地聯絡工商業者，為工商業者提供諸工商信息、商務合同公證、商務仲裁以及引導商家採用新式記帳方法等項服務，以促進工商各行業的共同發展。再次，商會還應當協助政府對工商業活動實行調控，對商人"攸關民生日用各物，無故高抬藉端壟斷等情"，予以稽查並適當處理，以維護社會利益。
北洋政府直接繼承並發展了清末確立的近代工商管理體制。1912年，主管工商業、農業與交通的三大經濟部門的分別確定為工商部、農林部與交通部。1913年，工商與農林兩部並為農商部，與清末無異。至於商會自治管理體制，1915年北洋政府修訂公布《商會法》不僅重申了商會參與工商管理的職能，而且還明確規定，"（省）總商會、商會得聯合組織全國商會聯合會"，進一步將商會的組織范圍擴展到全國。
（二）初步實行了從行政特許經濟到自由主義法制經濟的轉型鴉片戰爭以後的清朝被迫開放了對外貿易，但對國內的工商業經濟仍然很大程度地保留了古代的行政特許權制度。如在甲午戰爭以前，礦業、鐵路、輪船運輸等仍只能由政府經營，私商經營必須獲得政府的行政特許，如1872年清政府同意以民營企業身份出現的輪船招商局向政府作若干"報效"為條件，特許其開辦輪船運輸。其他工商業雖一般允許私商經營，但也存在著不成文的"專利"壟斷特許制度。如上海機器織布局獲得了"十年之內只准華商附股搭辦，不準另行設局"的專利，以致"從1882年到1891年的十年時間，中國沒有出現一家私人資本主義紡織廠"；天津電報局成立時，獲得了清政府批準的經營商用電線和架設電線的專項特權。甲午戰爭以後，尤其是清末實行新政以來，清政府在絕大部分經濟領域實行了較大程度的開放，允許並鼓勵私商自由經營，初步形成了資本主義自由經營傾向。
1895年，清廷電令各省督撫准許"內河行小輪以杜洋輪攘利"，但尚未制定為法律。1898年，清政府始公布《內港行船章程》，規定"中國內港嗣後均准特在口岸注冊之華各項輪船，任便按後列之章，專作內港貿易"。1896年初，御史王鵬運奏請清政府"特諭天下，凡有礦之地，一律准民招商集股，呈請開采，地方官認真保護，不得阻撓"，為清政府批准。1898年8月頒行的《礦務鐵路公共章程》以法律的形式明確賦予了私商自由經辦鐵路與采礦的權利。
（三）開始引入了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形式--公司制，並將其法律化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中國民營經濟組織的最高形式就是合夥。因合夥形式是一種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共同出資共同經營的聯合，因而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合夥制共同經營的特點限制了資金籌集的規模，難以滿足近代工商業社會化生產對資金的需要；其次，合夥制要求合夥人對合夥企業債務承擔風險很大的無限與連帶的清償責任，從而影響到投資者的積極性；最後，合夥企業的經營決策由各合夥人協商一致通過方能作出，難以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情況與激烈的市場競爭。由於合夥制的局限，再加上清政府對早期軍事工業及其配套的民用工業的壟斷政策，因而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清朝近代工業的組織形式仍以官辦為主，民營企業極少。
洋務運動中的官辦企業繼承了古代官辦手工作坊的一切弊端，再加上政府委派的官辦企業管理人員對近代機器工業的無知，造成了官辦企業無法進行哪怕是簡單的再生產，故而清政府不得不引入了西方公司制中的股份制，將官辦企業租賃給私商，或在官辦企業中注入商股。最早引入私商股份的是1872年成立的輪船招商局。到甲午戰爭前，就已經形成了清末第一次"公司熱"。
為了保證政府對這些股份化公司的控制，清朝廷遲遲不願意頒布以保障商股利益，限制公權干預公司營運為主旨的公司法，而是以權利義務關系極其模糊的所謂官督商辦與官商合辦的體制來操縱這些實行了股份化的企業。所謂"官督商辦"，即公司資本全部由私商以股份方式籌集，但股東權利必須受政府的監督乃至干預。對這種企業管理模式，李鴻章在1872年在輪船招商局成立時概括了其大致原則。他說："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病，而聽該商等自立條議，悅服眾商"；"所有盈虧，全歸商認，與官無涉"。由於清朝政府對官督商辦的企業管理體制缺乏明確具體的法規，因而作為洋務專家的李鴻章的上述表述遂成為清朝官督商辦制的基本原則。這一原則雖引入了股份公司制，但卻與西方近代真正的股份公司制度有著很大的區別。西方的股份公司的最高權力來自股東大會，股東大會上即使是政府股東也只能依其出資份額享有權利，政府對公司的具體經營事務並無干涉之權。但在李鴻章確定的上述原則中，政府即使不投入任何股份，也有權干預公司經營，而且對公司盈虧不負任何責任。此外，由於沒有相應的法規明確規定官商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必然導致政府委派到公司的官員盡可能地擴張其權力，從而造成官商之間更多的糾紛與矛盾。實際情況則是，在官督商辦公司里，公司的總辦（督辦）、會辦、幫辦等高級管理人員"均由大憲札委"；商股則完全處於無權地位，"一切惟總辦之言是聽"，"商股雖經入股，不啻途人，即歲終分利，亦無非仰人鼻息；局費之當裁否？司事之當用與否？皆不得過問"；許多公司都不按期召開股東大會，即使召開股東大會，"但都是敷衍塞責而已"。近代《公司法》的缺乏還使得各公司沒有獨立從事民事活動的法人資格，從而任官宰割；不可能形成體現近代公司董事會、監事會、經理人員的權力相互分立，相互制約的運作機制，其衰敗的結果也就成為必然。投資者的權益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以及公司的因無序運作造成的衰敗使得公司形象大受影響，"人人視公司、股份為畏途"。晚清興起的第一次"公司熱"很快消退下去了。
1904年公布的《公司律》第一次在法律上肯定了公司的地位，並為公司提供了法律保障。《公司律》共131條，它"在立法原則上取諸英美法系"，規定了合資公司、合資有限公司、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四種法定公司形式。其中合資公司為無限責任公司，與中國傳統的合夥非常類似，從而照顧到了中國的傳統經營習慣。公司內部組織有股東會議、董事局、查帳人（相當於監事會）、總辦（相當於總經理）等機構，基本照搬了西方近代企業的內部組織架構，在法律上完全排除了政府對公司內部事務的干預。政府只負責公司的登記注冊，以及公司及其主管人員違反法律時予以適當處罰。股東的權利被置於該律中的顯要位置，小股東的利益得到了特別的保護。如第100條規定，召開股東"會議時有一股者得一議決之權"，但若1人有10股以上，則公司章程須"酌定1人10股以上議決之權之數，如定10股為1議決之權或20股為1議決之權，依此類推"。這一規定顯然在於保護小股東的權利，防止公司經營壟斷於少數人之手，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階段眾多中小投資者來說，具有很大的鼓勵與保護作用。
《公司律》的公布使中國社會出現了第二次"公司熱"。1892-1901年和1902-1911年兩個10年中，前10年共設廠礦109家，資本3418.4萬元；後10年設廠礦380家，資本8814.4萬元，分別為前10年的3.5倍和2.5倍。新開設的公司中，股份有限公司居於多數。"1904年-1908間，清政府商部注冊的公司共計約265家，其中股份有限公司有154家，占公司總數的58%"。
（四）近代財政管理制度的形成
中國古代財政管理制度主要有兩大特點：其一是皇帝對財政收支的隨意性使得國家的財政預算計劃不具有恆定的法律效力。其二是財政管理高度集權中央，地方沒有相對獨立的財政。雖有"漢之上計，唐之上供、留州，但於支出時區別用途，未嘗於收入時劃分稅項"。這一體制固然便於將全國財政依實際需要實行統籌調配，並利於維護國家的統一，但另一方面又必然會導致政治上的過度集權與專制，地方各項事業難於發展，以及地方官員不得不於體制外尋求非法財源而必然滋生的腐敗。而當中央政府權威下降時，地方割據政權就會實行事實上的財政獨立，並加劇財政的混亂與不穩定性。
清初，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建立了高度集權的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戶部為中央財政總管機關，布政使司及各府州縣為地方財政機關。收入項目無中央與地方的劃分，但支出項目則有此區別。每年冬季，各省布政使司都分別編造清冊，將本省當年財政節余銀數，以及第二年應需開支的費用預先估算，稱為"冬估"，大致相當於下年度的概算，經總督巡撫具名報戶部。戶部據此冊進行審核，然後確定下年度各省的財政支出計劃，相當於全國預算。各省根據戶部核準的預算，徵收賦稅後，存留本省開支數，剩餘銀兩，全部解交戶部或協濟鄰省。次年上半年，各省布政使司在規定時間內根據所屬各州縣造送的收支奏銷草冊核造總奏銷冊，送呈督撫報戶部審核。戶部再於年度匯總奏報皇帝。此種奏銷制度即類似於全國決算。
太平天國運動以後，督撫專權，截留稅收，創設厘金，遂開財權外傾之漸。《馬關條約》與《辛丑條約》的簽訂後，清廷要求各省無論窮富，均須分攤賠款，因而聽任各省督撫巧立名目，多方搜刮。從此，戶部再無從了解更無從控制各省財政收支情況，各省乃至各州縣財政各自為政，即使在京各衙門也是自收自支，國家財政陷入極端混亂之中。1906年，載澤等出洋考察憲政大臣將西方近代財政制度也作為憲政的內容進行了考察，從而促使了清末財政制度的近代化改革。
清末對財政制度改革是作為預備立憲的措施之一。據憲政編查館、資政院向皇帝會奏的《憲法大綱及議院法、選舉法要領及逐年籌備事宜折》中所附"九年預備立憲清單"，自1908年至1917年，政府將先後頒布《清理財政章程》，調查各省歲入歲出總數，試辦各省預算決算，會查全國歲出歲適入確數，頒布《地方稅章程》與《國家稅章程》，試辦全國預算與決算，確定皇室經費，最後確定預算與決算。在清朝滅亡前，清政府基本按這一計劃建立了近代財政管理制度。1．加強中央財政集權，為實行統一的預決算制度作準備
近代統一的預決算制度必須建立在中央政府對各省財政狀況有確切的了解和實際控制能力的基礎上，因而清末對財政管理體制的改革首先是加強中央的財政控制權。1908年12月，清政府公布《清理財政章程》，要求在度支部下設立清理財政處，各省設立清理財政局，"專辦清理財政事宜"。清理財政處、局的主要職責，是清查、統計各省出入款項，調查財政利弊，並負責財政預決算的編制及冊籍造送、稽核。各省出入款項，截至光緒三十三年（1908）年底止，概作舊案。各省舊案歷年未經報部者，分年開列清單，依清初財政體制並案銷結。各省出入款項，自光緒三十四年（1909年）至宣統二年（1910年）年底止作為現行案，仍由布政司呈請督撫按舊制將全年出入款項分別造冊報銷，但清理財政局應將光緒三十四年的全年財政收支，以及宣統元年、二年季度財政收支情況作出調查報告外，以作預算準備。各省收支款項自宣統三年起作新案，由清理財政局於宣統二年編造次年預算報告冊，宣統四年起編造上年決算報告冊，呈由督撫咨送到度支部。宣統五年，由新召開的國會議決全國預算案。度支部奏請批準的《清理財政辦法》則進一步要求"在京各衙門款項，分別經收，隨時報明度支部"，原"各省官銀號所出紙票，……應由（度支）部稽核"，"各省關涉財政事件，除非常變故外，遇變通成法，須先咨（度支）部籌商，並分別內銷、外銷，咨部辦理"，各省分管財政的"藩司""歸（度支）部考核"，等等。
2．建立統一的財政預算制度
1911年2月12日，清政府公布《試辦全國預算章程》。該章程基本按照《清理財政章程》設定的預算程序，要求自宣統三年起，各省、京中各衙門及軍隊向度支部分別呈送國家歲入、歲出預算報告冊，由度支部匯總編制全國歲入歲出總預算案，奏交內閣行政會議政務會集議後，送資政院議決。各省地方歲入與歲出預算報告冊也應呈送度支部，由度支部審核後交各省編制地方歲入歲出預算案，送交諮議局議決，再咨報度支部及中央主管各部。1911年初，資政院依章程覆核修正後議決通過宣統四年的總預算案，是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近代意義的國家預算。
近代中國建立的財政預算制度相對古代預算制度最大的進步在於預算案必須由國會通過，且具有非國會不得擅自修改變動的法律效力，從而制約了皇帝對財政的隨意支配權。其次，統一了財政權。新的預算制度不僅在法律上改變了地方財政自收自支的混亂狀況，而且還首次將皇室財政納入了國家統一預算。
3．劃分國家財政與地方財政
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體制的特徵之一是劃分國家財政與地方財政，以體現政治上的地方分權。清末預備立憲既然要實現地方分權，就必須建立地方財政。《諮議局章程》規定，諮議局的職權有議決本省歲出歲入預算與決算事件、稅法與公債事件，這是最早規定地方財政制度的法律。《清理財政章程》要求"各省預算報告冊內，應將出款何項應屬國家行政經費，何項應為地方行政經費，劃分為二"，"國家行政經費系指廉俸、軍餉、解京各款以及洋款、協餉等項，地方行政經費系指教育、警察、實業等項"。《試辦全國預算章程》要求各省編制地方歲入與歲出預算案，送交諮議局議決後，咨報度支部及中央主管各部。雖然由於辛亥革命的爆發，清政府未能制定公布計劃中的"國家稅章程"與"地方稅章程"，但其開啟的劃分國家財政與地方財政的近代化改革則由北洋政府繼承下來。1912年冬，北洋政府財政部即擬定《國家地方政費標准》，劃分國家（中央）支出與地方支出項目。1913年又制定《國家稅和地方稅草案》，並於次年修正公布，劃分國家（中央）收入與地方收入項目，從而基本形成了國家財政與地方財政的劃分體制。
（五）近代金融制度的初步形成自古代入近代，中國自有的金融組織只有傳統的錢庄、票號。錢庄是由米店、土布店等商業組織兼營貨幣兌換而逐漸發展起來的，其資本形式一般為獨資或合夥，實行無限責任制。由於其籌集資本的能力非常有限，因而很少經營放款業務。鴉片戰爭以後，錢庄由於充當外國商人在中國傾銷洋貨、收購原料的金融買辦而有所發展，同時也受到外國金融勢力的控制與壓迫。十九世紀末期，當中國民族工商業有了一定的發展後，錢庄雖然開始為民族工商業提供金融支持，但由於其資本組成仍實行獨資或合夥形式，不僅資金規模弱小，而且利息卻非常之高，很難滿足民族工商業的需要。另一方面，由於政府對金融調控能力的缺乏，對錢庄沒有制定頒布相應的管理法規，致使錢庄的經營活動一直處於無政府狀態。如各錢庄自行發行紙幣很少有現金准備，也沒有發行限額，因而在出現紙幣信用發生危機時常常因客戶擠兌導致錢庄連鎖性倒閉，既損害了民眾的利益，也使商業停滯，市面蕭條。此外，盡管清末流通的貨幣基本為銀元，但錢庄卻頑固地堅持以銀兩為計帳單位，給人們的日常經濟生活帶來輾轉折算的麻煩和虧耗的損失。"推其原因，不外銀兩與銀元有兌換之摺合手續，從中可以牟利耳。" 票號則是以經營匯兌為主，兼營存放款，其資本形式一般也是獨資或合夥，因而其資金的籌集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制，而且在選擇合夥人時又特別注重籍貫（票號多為山西人所營），因而較之錢庄具有更大的封閉性與狹隘性。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捻軍截斷了南方各省及海關向北京解運京餉的路線，票號趁機承攬了各南方地方政府向北京匯解京餉的業務，因而其勢力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由於其實力雄厚，清地方政府與軍隊也經常向票號借款。庚子變亂中，票號曾資助過逃亡中的慈禧，取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因而此後中央政府的大部分款項都存入票號，票號事實上取得了代理國庫的特權，其勢力達到極盛。為政府提供金融服務雖然也是近代銀行尤其是國家銀行的業務之一，但票號的匯率與利息卻遠高於近代銀行。據粵海關監督奏銷匯費折片稱："與銀號再三酌核，力求減省，議定每千兩費銀40兩"，匯率高達4%；"凡稅項運餉撥款，都不計利息，……票號就以他人的存款，存放其他商家，年利約一分二厘"，"充分表現了封建高利貸資本的寄生性"。此外，由於各地銀兩成色不能統一，而國家又缺乏統一的計量標准，票號便自行規定銀兩成色的計量標准，對其認為不夠標准者進行評估與折價，即所謂"平色"，以此牟利。由於各票號的"平色"標准不一，這就更加加劇了這種利用貨幣的不統一性而牟取暴利的封建性。"它雖然也兼營對工商業的存放款業務，但"存放規模遠比匯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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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海鮮大酒樓乍浦路324號，海鮮，人均50-100元63248888
王朝大酒店肇家浜路288號人均100元左右
來天華酒樓黃河路159號，人均50-100元左右63273204
來天華酒樓1221餐廳延安西路1221號，外籍人開設，人均100-200元62136585
瑞福園茂名南路152號、人均50元左右64374609
虹橋錦亭酒店遵義南路8號錦明大廈1F、幽雅、人均100-200左右62782900
衡山錦亭酒店衡山路領館廣場內家常菜
高安天天海鮮酒家衡山路227號、粵菜、火鍋，人均100元左右64330607
楊家廚房Yang`s Kitchen衡山路9弄3號家常菜、人均100-200元左右64313513
徐家私菜精作坊淮海中路99號大上海時代廣場4F家常菜、人均100元左右63910152
吉訶德酒家巨鹿路257號小飯店、人均50元左右62152675
新虹橋俱樂部New Town Club婁山關路35號餐飲、娛樂、會務、觀光，人均50-100元62757888
亨利餐廳新樂路8號地道上海菜，人均50-100元左右64733448
小滬歲月淮海中路283號香港廣場地下樓海派家常菜，人均50元以下63906513-837
雲庭餐廳吳興路87號衡山路口，花園餐廳，江浙菜64312853
回峰樓興國路72號興國賓館內花園餐廳，為主，兼收各幫62129998轉
席家花園東平路1號懷舊風格，花園餐廳，人均60元64729041
席家花園番禺路400號，銀星假日酒店2樓人均100元左右
席家花園浦東南路360號，新上海國際大廈8樓人均100元左右
席家花園天目西路285號廣場假日酒店2樓人均100元左右
梅園村北京西路240弄4號黃河路最有意思的飯店，人均50-100元63279481
梅園村大連西路255號人均50-100元
雙魚兒家常菜斜土路2673號家常菜64270477
老滿客延安西路1599號老爸神仙雞，兼營川、粵菜，人均50-100元62137988
春進賢路124號門面樸素，人均30元62560301
保羅餐廳富民路271號鬧猛，兼營各地風味，人均50元62792827
夜林酒樓浦東大道1085號浦東張生記樓下海派菜館，人均50元58219784
蘭桂坊酒家婁山關路417號人均50元左右62740084
葡萄園新樂路55號上海最早吸引老外的餐廳，人均50元左右64720486
葡萄園延安西路2060號人均50元左右
我家餐廳My Home華山路229弄7號推薦辣肉面，人均20元62793985
虹橋人家烏魯木齊南路406號，肇嘉浜路休閑，純正，人均100元64671717
虹橋人家仙霞路85號，遵義路休閑，純正62330200
夜上海藍村美食城思南路8號夜上海系列餐廳，人均100元左右53822078
老上海弄堂菜館思南路8號人均50元左右
老上海弄堂菜館虹橋111號人均50元左右
鷺鷺酒家水城南路336號一度風靡上海，人均50-100元62706679
鷺鷺酒家愚園路161號人均50-100元
鷺鷺酒家陸家嘴東路161號人均50-100元
上海翠苑大酒店雁盪路109號復興廣場1F幽雅花園餐廳，兼營粵菜，人均50元偏上63585218
綠波廊豫園路125號著名菜館，點心出名，人均70元63557509
綠波廊張楊路838號人均70元左右
新綠波廊文昌路10號人均50元左右
喜福會武寧南路518號智慧廣場31F長壽路口最高的菜館，家常菜36元以下52987217
家常飯天鑰橋路217號最正宗，雙魚標志，人均40元左右64389036
家常飯天鑰橋路122號人均100元左右
新吉士酒樓太倉路169弄9號，新天地北里9號樓新天地唯一館，人均100元63364746
新吉士酒樓桃江路28號，近衡山路
新吉士酒樓天平路41號，近淮海路
老正興福州路556號圈子草頭、油爆大蝦
老飯店城隍廟蝦子烏參、
上海老飯店福佑路242號
鴻運樓肇嘉浜路567號、真漢咖啡劇場樓上號稱港星的食堂，以紅燒為主，人均50元
紫荊苑烏魯木齊北路505號人均100元左右
白家餐室宛平路189弄12號人均25元左右
翠庭山西南路211號
德城大寧路241號
丁香花園申粵軒華山路849號環境一流，人均50-100元62511166
富豪環球東亞酒店衡山路516號人均150元左右
感恩苑復興西路62號人均25元左右
洪遠樓淮海中路222號力寶廣場3樓人均150元左右
極品軒水城南路45號人均150元左右
家香飯店黃陂北路227號
金風樓延安西路65號，貴都大飯店內人均150元左右
孔家花園宛平南路336號斜土路口家常菜，人均50元64683159
老夜上海漕寶路66號4樓，光大中心人均100元左右
老夜上海茂名南路59號，錦江飯店北樓底層人均100元左右
老夜上海茂名南路205號，瑞金大廈3樓人均100元左右
麗醇酒家長樂路139號乙人均50元左右
麗晶大酒家吳中路418號，近桂林路人均50元左右
利嘉苑仙霞路31號
梅龍鎮酒家南京西路1081弄22號
梅龍鎮酒家江寧路77號
美林閣虹橋路1508號人均100元左右
美林閣虹橋路1881號，仙霞網球中心內人均100元左右
美林閣張楊路816號人均100元左右
美林閣四平路257號人均100元左右
美林閣嵩山路77號，上海皇宮內人均100元左右
美林閣武寧南路85號人均100元左右
任仁菜館銅仁路258號，九安廣場底樓人均50元左右
上海餐館淮海中路99號大上海時代廣場
上海老站漕溪北路201號人均150元左右
上海人家甜愛支路50號人均50元左右
上海人家柳州路531號人均50元左右
上海人家雲南中路41號人均50元左右
上海人家南京西路869號人均50元左右
上海人家陝西南路90號人均50元左右
上海人家驪山路26號人均50元左右
上海人家銀城西路17弄E座58號人均50元左右
上海人家五角場新蘭天賓館內人均50元左右
申申酒家復興西路8號2樓人均100元左右
十里揚酒家江安路59號
思美坊復興東路203號人均25元左右
蘇浙匯延安中路1121號人均200元左右
蘇浙匯茂名南路127號人均200元左右
蘇浙匯肇家浜路388號人均200元左右
太原別墅太原路160號6樓B
泰福樓成都南路168號4樓，淮海路口人均100元左右
王寶和酒家福州路603號人均150元左右
鮮牆房傳菜酒家虹橋路1468號人均50元左右
鮮牆房傳菜酒家進賢路120號人均50元左右
鮮牆房傳菜酒家南昌路57號人均50元左右
鮮牆房傳菜酒家浦東商城路660號，樂凱大廈4樓
小南國長樂路161號，新錦江大酒店3樓人均200元左右
小南國長沙路183號人均100元左右
小南國虹梅路3337號人均100元左右
小南國虹橋路1848號人均100元左右
小南國黃河路216號人均100元左右
小南國銀城西路17號人均100元左右
小南國商城路618號28樓旋轉廳人均100元左右
小香樟大酒店滬青平公路177號人均50元左右
新世界海鮮城南京西路2-68號新世界城12樓人均50元左右
圓苑酒家興國路201號人均50元左右
芝麻餐廳延長東路558號
朱記食府巨鹿路782號
德興館東門路29號人均50元左右
花滿樓海鮮酒家武寧路200弄16號人均100元左右
家友飯店浦東南路2140號人均50元左右
沙田酒樓中山北路3159號2樓人均50元左右
上海鑫盛大酒店華容路85弄8號人均150元左右
小洋房酒家北京西路607號，近石門二路人均50元左右
朱錦酒樓長寧路451號，近中山公園人均50元左右
紫苑酒樓肇家浜路268號
奧林酒樓西藏南路1737號
大富豪海鮮酒樓黃河路163號人均50元左右
美心酒家建國西路652號人均50元左右
乾隆美食黃河路72-76號人均50元左右
全申樓陸家嘴美食廣場，銀城西路17弄77號F人均50元左右
食府延安西路2000號人均100元左右
食府世紀大道88號金茂大廈地下1樓人均100元左右
仙門大酒樓新閘路243號人均100元左右
仙門大酒樓欽州路、田林路人均100元左右
小桃園餐廳建國西路645號人均25元左右
小鄉村酒家天鑰橋路108號人均50元左右
蟹林閣巨鹿路807號人均100元左右
⑶ 上海大中華餐飲公司的歷史
上海[3] 飲食業的歷史比較悠久。早在1260年南宋咸淳間，上海已有本地人開設的便飯店。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上海建立縣級政權後，經濟上逐步發展成貿易港口和漕糧運輸中心，人口增加到20多萬。明代，在蘇州河以北和徐家匯等集市地區，均已開設酒菜館。清代初期，在城隍廟和十六鋪一帶商業區經營飯菜、點心的飲食店、攤增至百餘戶，在洋行街（現陽朔路）就有六七家酒菜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辟為通商口岸後，萬商雲集，促進經濟飛躍發展。飲食業網點也隨著迅猛發展，從十六鋪、城隍廟一帶逐步延伸到廣東路、福州路、浙江路、南京路、西藏路一帶，繼又發展到蘇州河以北天潼路、河南北路、寶山路一帶。開設較早的有清咸豐八年（1858年）在山西路、南京路創建的五芳齋點心店，清同治元年（1862年）在九江路開的同治老正興，創建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杏花樓，都稱得上是「百年老店」。清朝末期，除本幫菜館德興館、茶順館（即老飯店）外，又增加了不少具有外地各幫風味的菜館。徽幫菜館其萃樓、大富貴、大中華等率先進入上海，繼之而來的是蘇州、無錫幫以太湖船菜著稱，有大加利、大鴻運、老正興等菜館，接著廣幫杏花樓、新雅、大三元、新亞大酒店等較早在滬經營。寧波菜館甬江狀元樓、四明狀元樓等，四川菜館大雅樓、蜀腴、梅龍鎮等，鎮揚菜館新半齋、老半齋等，京幫菜館會賓樓、悅賓館等，河南菜館梁園致美樓、厚得福等，福建菜館小有天、天樂園等，清真菜館洪長興、南來順等，素菜館功德林、春風松月樓等均先後來滬，競相經營。民國以後，杭幫、潮州幫以及湖南幫菜館也陸續開設。到20世紀30年代，上海酒菜業已具有京、廣、川、揚、滬（本地）、蘇、錫、寧、徽、閩、湘、豫、潮、杭、清真和素菜等16種地方風味特色。
列強在上海建立英美公共租界、法租界後，英、法、美諸國商人在租界內開設夜總會（俱樂部），內部有酒吧、舞廳、餐廳、夜花園和保齡球、檯球等娛樂設施，備有西菜、西點、洋酒、飲料供客吃喝玩樂，消費對象主要是洋人、中國買辦及其家屬。咸豐十年（1860年），美商在外白渡橋北堍開設禮查飯店（今浦江飯店）。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九層高的匯中飯店（今和平飯店南樓）在南京東路外灘建成開業，經營旅館、西菜、咖啡茶室、酒吧、舞廳等業務，是本市規模最大的一家飯店。外灘是外國銀行集中點，洋行的辦事機構（寫字間）增多，為了適應中外職員就餐需要，在外灘附近的南京路、四川路、江西路、漢口路周圍，陸續開設了水上飯店、麥賽爾飯店、沙利文、東海飯店、德大飯店等經營西菜單位，在中午供應歐美式西菜和快餐。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一批白俄貴族逃至上海，在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路）一帶，先後開設了俄式菜館40餘家，以「羅宋大菜」招攬顧客，2角錢「可吃一菜一湯（羅宋湯）麵包加黃油的經濟大菜」，受到消費者歡迎。20世紀30年代，國人品嘗西餐的日益增多，西菜業步入全盛時期，在福州路、漢口路、西藏路、延安路一帶就有「杏花樓」「同香樓」「一品香」「一家春」「申園」等番菜館近30家。當時稱之謂「四馬路大菜」。至抗戰前，全市西菜咖啡館共有200多戶。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吃西餐幾乎成為一種時尚，在老上海所有的西餐品種里，以英美西餐為主，其他還有法、德、義大利、俄羅斯式等。當時供應西餐的大飯店有：國際飯店、金門大酒店、百老匯（上海大廈）、匯中飯店（和平飯店）等10餘家，中小菜館達150餘家。當時較著名的有紅房子、德大西菜館、凱司令西菜社、蕾茜飯店、復興西菜社和天鵝閣西菜館等。
抗日戰爭時期，沿海地區，鄰近省縣來滬經商謀生、避難的增多，人口集中在租界，飲食業有較大發展，菜館、點心店、茶樓林立，攤販成市，形成了酒菜、西菜咖啡、廚房、糕團、面團、粥、油餅饅、茶樓、熟水等9個自然行業及其同業公會。網點總數1萬多個，比抗日戰爭前約增1倍，酒菜業從300多戶增加到1000多戶，競爭激烈，以幫別特色，地方風味爭取消費者，擴大業務。為適應消費者需要，廚房業也有發展，除承包商店、工廠、洋行、錢庄等伙食，每天按時送飯菜上門服務外，還就店供應便飯小吃，承辦居民婚喪喜慶筵席或派廚工，帶上已初步加工好的原料、調料、餐具、工具等，上門服務。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市場繁榮，宴請交際之風盛行，飲食業又一次畸形發展。許多菜館、酒家以名牌、名店招攬顧客，全市以「老正興」為店名的菜館超過120家。有的酒家講究門面裝飾，金門、南國、紅棉、康樂等「十大酒家」裝潢得富麗堂皇。新雅粵菜館1927年創設於虹口區，後又在南京路開設支店，以烹飪技術著名，業務較好。開始僅有一層樓，隨著業務不斷發展，逐步擴大為三層樓，並裝上冷暖氣設備，大小廳堂在同一時間內，可供700人用膳。西咖業隨著美軍剩餘物資咖啡、奶粉、奶油等在市場上傾消，相應地開設了一批小型咖啡館。從外灘到靜安寺的南京路上就有30多家咖啡館。為適應消費需要，飲食業的小店小攤也大量發展。從1948年下半年起，貨幣貶值，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上海臨近解放，官僚買辦、中外資本家紛紛離滬去香港、台灣，飲食市場轉趨蕭條，營業急劇下降。酒菜、西咖業中大戶紛紛關閉停業，但在解放前夕，仍有飲食店、攤1萬5千
⑷ 金匱腎氣丸是女人專用的嗎桐均閣的賣家這樣說的。
病情分析： 金匱腎氣丸具有補腎溫陽的功效，主要用來治療腎陽虧虛所致的腰膝冷痛，畏寒肢冷，夜尿頻多等病症。
意見建議：是治療腎陽虧虛的病症，無論男女都可以出現腎陽虧虛，所以男女都可以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