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有哪些
其實這個定義我也不是很確定,不過前幾天看到一篇文章好象跟你說的主題相關,請參考,希望對你有點用。
（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 劉力）傳統觀點認為，發展中大國由於國內市場廣闊，國內貿易潛力大，對外貿易的重要性降低，因此應該實行依賴國內市場和國內貿易的內向型的貿易戰略。筆者對此持不同看法。理由很多，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傳統觀點忽視對外貿易在經濟發展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動態利益。本文將以對外貿易的動態利益為依據，分析對外貿易（以下按慣例直接稱為「貿易」）對於發展中大國的重要性，並對發展中大國的貿易戰略選擇問題加以探討。 一、貿易動態利益的一般分析根據國際貿易的基本原理，一國總是致力於出口本國能用比較低廉的成本生產的產品，進口本國在貿易前要用比較昂貴的成本生產的產品，從而在資源總量不變的條件下增加本國的經濟福利。這就是貿易的靜態利益。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交換中獲得的收益，即通過貿易可以獲得本國不能生產的產品或者國內生產成本太高的產品，使消費者得到更高水平的滿足；二是從專業化獲得的收益，即通過參與國際分工、專門生產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可以提高本國的資源利用效率。貿易的靜態利益反映了在資源總量、生產成本、技術狀況等都不發生變化的條件下貿易的作用。這時貿易的作用僅在於實現貿易發生前本來已經存在的潛在利益，因而無法真正反映貿易對一國經濟發展的作用。實際上，貿易還具有更加重要的動態利益，即貿易可以促進一國的長期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的改善。貿易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主要就體現在其動態利益上。下面我們從產業演講、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三個方面來加以分析。 1．貿易促進產業演進產業結構的不斷高級化是長期經濟發展的核心內容。貿易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促進產業結構的演進：第一，通過參與貿易活動，一國可以發現自己的比較優勢，並圍繞比較優勢發展自己的產業。一方面，貿易所導致的生產專業化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可以大大促進本國優勢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國外生產要素的進口，可以克服本國的要素瓶頸，使本國優勢產業獲得最大程度的發展。隨著本國比較優勢的變動，產業結構也不斷趨於高級化。在一國經濟發展的初期，往往勞動力豐裕而資本和技術短缺，這時通過生產和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就可以導致本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迅速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本國的比較優勢發生了變化，勞動力不再豐裕，而資本和技術也不再短缺，該國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就隨之發展起來，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第二，貿易可以為新興產業的建立提供市場條件。在一國建立新興產業時，國內需求往往不足以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這時，貿易就可以通過提供新的需求支撐這一產業的發展。尤其是在一國的需求結構同資源結構不一致時，以該國的優勢資源為基礎的產業的發展，如果離開了貿易，幾乎不可能建立起來。例如，如果沒有國外需求和對外貿易，中東國家的支柱產業——石油工業就不可能發展起來。 第三，貿易所帶來的國際競爭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證產業演進的效率。2．貿易促進技術進步 技術進步是經濟發展的主導性帶動因素，貿易也可以通過促進技術進步來推動經濟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貿易是一國技術進步所需技術的主要供給渠道。一國的技術進步需要大量的技術，這些技術僅靠自身發明遠遠無法滿足。「世界文明的發展，是由十分之一的獨創性和十分之九的移植組成的。」〔①〕這一點在現代經濟中越發顯得重要。一方面，現代經濟發展對技術的需求越來越強烈，技術進步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另一方面，現代技術發明越來越具有集合性、規模性和國際性，任何一國的技術發明日益離不開外部世界，都不得不大量引進國外的現成技術，尤其是基礎和原生技術。可以說，任何一國哪怕是最發達的國家，離開了國外技術的進口，都無法維持本國長期的技術進步。 第二，貿易具有重要的「技術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效應和「邊干邊學（Learning by doing）」效應。所謂貿易的「技術外溢」和「邊干邊學」效應，是指通過貿易活動可以間接地帶來外國的先進技術，並且，這些先進技術可以「外溢」到國內的其它行業。「……在進口物資時還可帶進新產品、新技術、新標准和新概念，以及如何掌握它們的技術援助。實際上，貿易是與企業家以及諸如工業工程師等技術專家的進進出出相隨而行的，由於他們的進進出出信息流形成了，技術也穿過國界而轉移。……出口各種製成品可以從外國買主那裡得到關於各種問題的建議和技術援助，這些問題涉及全部從產品設計、生產工藝到成本計算的業務。」〔②〕第三，貿易為技術進步提供強大的動力。「……對外貿易是國際競爭所形成的各種刺激與壓力的原因，而國際競爭又被視為實際掌握技術和趕上國外競爭者標準的主要動力。部分地由於這個原因，學習出口業務甚至試圖出口製成品是很有價值的。同樣，進口競爭也能有利地促進產品性能的改進，……進口競爭幫助除去毫無希望的低效率的國內企業，同時促使其他企業進行更大的努力和謀求更高的性能標准。」〔③〕 3．貿易促進制度創新制度創新和技術進步是經濟發展的兩翼，對經濟發展的意義同樣重大。與促進技術進步相類似，貿易也可以促進制度創新。首先，許多制度作為貿易商品可以引進，從而擴大制度創新的選擇集合，節省制度創新的成本。一方面，通過引進制度，可以得到節省在「基本社會科學」方面的投資費用；另一方面，在引進制度的同時，還可以借鑒他國維持和鞏固新制度的現成經驗，從而節省制度創新過程中的維持費用。其次，貿易也可以通過「外溢」效應和「邊干邊學」效應，促進整個國家的制度創新。貿易活動增強了國內外的信息交流，開闊了人們的視野，有利於形成制度創新所需的意識形態基礎。同時，對外貿易部門往往是新制度的最先採用者，其作用類似於制度創新的「第一行動集團」，對於制度創新具有重要的示範作用，通過學習效應可以把新制度外溢到其他部門。再次，貿易也可以從需求方面拉動制度創新。一方面，貿易導致市場和經濟規模的增大，迫切需要制度創新以降低交易費用；另一方面，貿易所帶來的外部競爭迫使國內經濟主體去積極進行制度創新。19世紀，新古典經濟學大師馬歇爾在其名著《經濟學原理》中早就明確指出：「確定國家經濟進步的原因屬於國際貿易的研究范疇。」這句話精闢地說明了貿易在一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長期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演進方面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技術進步日益迅猛、經濟結構日新月異的當代世界經濟中，貿易在促進產業演進、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等方面的動態利益越發顯得重要。 二、從貿易的動態利益看發展中大國貿易的重要性傳統的觀點認為，發展中大國國內市場廣闊，國內貿易機會多，依靠國內市場就可以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因此對外貿易的重要性下降，與國內貿易相比，國際貿易似乎無關緊要。傳統觀點之所以忽視對外貿易在發展中大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其依據是對外貿易等同於國內貿易，國內貿易可以替代對外貿易的功能。正如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所言：「從供給方企業的角度看，對外貿易和國內貿易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是企業實現產品價值的最後階段，是再生產得以維持和擴大的關鍵，企業也必須在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之間進行選擇；出口和國內銷售的總量反映了企業佔有市場的大小，生產價值的多少，以及所能獲得剩餘的多少。正是這種功能的一致性決定了國內貿易和對外貿易之間的替代關系……。」〔④〕既然對外貿易和國內貿易之間是一種替代關系，那麼，對於國內貿易機會多的發展中大國來說，對外貿易顯然是處於次要地位的。的確，如果單純從靜態來看，對外貿易僅僅是「產品價值的最後實現階段」，是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商品資本向貨幣資本轉換的途徑。這時，對外貿易和國內貿易就沒有本質的區別，其功能可以由國內貿易來代替。但是，單純從靜態的角度來演繹對外貿易的功能是片面的。因為對外貿易不僅具有靜態利益，而且還具有許多不可或缺的動態利益，這些動態利益是國內貿易所完全不具備的。包括發展中大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任務在於建立現代經濟結構，實現經濟現代化。而對外貿易是引進現代經濟結構不可或缺而又迅捷高效的重要途徑。同時，在存在眾多先進國家的條件下，通過對外貿易等手段來移植現代經濟結構，不僅可以使發展中國家享有「後發優勢」，而且是發展中國家自身維持生存的需要。因為僅僅依靠發展中國家從內部演化出現代經濟結構的過程是極其緩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而早就在同先進國家的競爭中被吞噬掉了。「閉門造車」和「落後就要挨打」雖不同源，卻往往相伴！當然，任何激情都代替不了理論。下面我們從產業演進、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三個動態方面來具體說明發展中大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性。 1．貿易與發展中大國的產業演進上文所闡述的貿易在一國產業演進過程中的作用完全適用於發展中大國。不僅如此，貿易對於發展中大國的產業演進來說還具有特殊的意義。這主要表現在：第一，世界貿易結構的變化是世界產業結構演進規律的反映，因此，貿易可以為後進的發展中大國的產業結構的演進提供信號和方向。這是發展中大國所享有的「後發優勢」的一個重要方面。第二，通過對外貿易，參與國際分工，可以吸納來自先進國家轉移過來的已經成熟的產品和產業，從而加快產業結構演進的步伐。第三，發展中大國受資源尤其是資本短缺的制約，不可能選擇均衡的產業發展模式，只能走不均衡發展的路子。而對外貿易是產業不均衡發展的必要條件。日本學者赤松要的「雁行產業發展」理論和美國學者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形象地描繪了貿易推動後進國家產業發展的動態過程。「雁行產業發展」理論是赤松要通過對日本棉紡業發展過程的考察總結出來的。該理論認為，一般後進國家產業的發展基本上要經歷以下三個階段：首先是進口階段。當對某產品的需求增長，國內生產困難而又有供給條件時，只能通過進口來滿足。其次是國內生產階段。產品的進口為該產品的國內生產創造了市場條件，隨之而來的是技術、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成熟。當國內具備生產條件時，便由國內生產替代進口。最後是出口階段。隨著國內生產條件的成熟和規模經濟的利用，該國在該產品的生產上就具有了競爭優勢，該產品就轉為向國外出口。上述「進口—國內生產—出口」的過程在圖形上可以描述為三隻飛翔的大雁，形象地反映了貿易對後進國家產業發展的推動作用。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則從產品創新的角度描繪了貿易推動產業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過程。根據這一理論，新產品的生產一般開始於某個發達國家，該國最初就壟斷了這種產品的生產和出口。隨著其它發達國家市場的開發和生產技術的定型化，這些國家將逐漸成為主要的生產地和出口供應商。當該產品在全世界已被廣泛了解，生產技術已經標准化時，發展中國家憑借其資源和勞動力優勢，取代發達國家成為主要的生產地和出口商。 2．貿易與發展中大國的技術進步如果說貿易是任何一個國家技術進步都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的話，那麼，貿易則是發展中大國技術進步的首要條件。可以說，沒有包括技術貿易在內的對外貿易，便沒有發展中大國的技術進步。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中大國的經濟發展中，貿易具有一個特殊的功能，即對外貿易是「現代技術的基本進入通道」。上文已經談到，現代技術創新是世界性的，任何國家的科學技術活動，都必須也只能以世界上現有的科技成果為前進的基礎。這一點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具有重要意義。在始於西方工業革命的現代經濟中，絕大多數經濟技術和方法都發韌於西方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經濟現代化，就必須積極地進口這些技術和方法。例如，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統計，發展中國家在1967～1979年世界發明專利中所佔份額僅為0．4％，在1975～1980年世界工業設計專利中所佔份額僅為1％，在1975～1980年世界商標中所佔份額僅為3．6％〔⑤〕。固然，發展中國家自身的技術創新也很重要，但這必須建立在充分利用國外現成的技術尤其是基本技術的基礎之上。否則，僅僅靠閉門造車或者主要靠所謂「獨創」，就不可能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代化。從實踐來看，凡是成功實現經濟現代化的後起國家，無一不重視對國外先進技術的引進和吸收。日本、巴西和韓國就是比較典型的範例。國內外許多學者在論證貿易、技術進步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關系時，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貿易和技術進步對立起來，以貶低前者的作用。如劉易斯所言：「長期的增長發動機是技術變革；除了在開始階段奠定發展基礎之外，國際貿易不能代替技術變革。」〔⑥〕當然，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中，貿易不可能代替技術變革的作用，但不能因此就貶低貿易的作用。因為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變革本身也離不開貿易。 3．貿易與發展中大國的制度創新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發展經濟學家認識到，發展中國家落後的根本原因在於制度安排。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著「貧困的制度均衡陷井」。即盡管貧困，但人們仍然滿足於既定的制度安排，無意或無力改變現行制度。要打破「貧困的制度均衡陷井」是很困難的，一方面是缺乏可以帶來經濟發展的制度；另一方面則是由於自然環境、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制約，人們也缺乏制度變革的需求。對於發展中大國來說，要打破「貧困的制度均衡陷井」尤為困難。例如，發展中大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在普遍缺乏專利保護制度的現實條件下，新制度供給的外部性將更加突出。又如，人口眾多所導致的群體依賴心理使得制度創新的「第一行動集團」難以脫穎而出。在發展中大國內部存在「貧困的制度均衡陷井」的情況下，外部因素的引入和沖擊對於制度創新就顯得至關重要。而貿易是引入外部因素的基本途徑。這樣，上文所述的貿易促進制度創新的作用對於發展中大國來說，不僅沒有絲毫的減弱，反而大大增強。尤其是與現代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經濟制度主要發韌於發達國家，這些現代經濟制度主要通過貿易的方式進入發展中大國。另外，貿易所帶來的信息交流、制度變革的示範效應和國際競爭壓力對於發展中大國的制度創新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綜上所述，與一般發展中國家相比，在發展中大國的經濟發展中，貿易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固然，發展中大國具有國內市場廣闊、國內貿易機會多的優勢，但它絕不能取代對外貿易的作用，尤其是在產業結構演進、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等經濟發展的動態方面的作用。 三、追求貿易的動態利益：發展中大國的貿易戰略選擇既然貿易的動態利益在發展中大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至關重要的作用，那麼，發展中大國在選擇貿易戰略時，就必須高度重視對外貿易的作用，而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借國內市場廣闊而忽視對外貿易的作用。尤其是要通過選擇適宜的貿易戰略，充分享有貿易所帶來的動態利益。1．發展中大國應該把追求貿易的動態利益作為貿易戰略的 基本目標按照戰略目標的不同，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戰略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追求靜態利益的貿易戰略。在該戰略中，盡管貿易的發展客觀上可以帶來一定的動態利益，但發展貿易的基本目的在於追求貿易的靜態利益，即只是在現有資源和技術結構不變的條件下增加本國的經濟福利。至於貿易在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產業演進、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等方面的動態利益則不是該戰略追求的主要目標，該戰略實施後，貿易的動態利益也不明顯。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一些資源小國所實行的「初級產品出口型貿易戰略」就是典型的追求靜態利益的貿易戰略。「初級產品出口型貿易戰略」的根本特徵就在於，單純依賴初級產品的出口來換取他國的工業製成品且主要是消費品，以滿足本國消費的需要，而不是通過貿易來謀求建立現代經濟結構。另一種是追求動態利益的貿易戰略。與追求靜態利益的貿易戰略相反，該貿易戰略的基本目的在於追求貿易在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產業演進、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等方面的動態利益。一些發展中國家實行的「出口導向型貿易戰略」就屬於追求動態利益的貿易戰略。該戰略又稱「出口替代型貿易戰略」，即根據國際比較優勢，通過以製成品來替代傳統的初級產品出口，來帶動本國經濟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作為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大國經濟發展的優先目標同樣是實現經濟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這就要求其貿易戰略必須有利於享有貿易促進產業演進、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等方面的動態利益。更進一步，如果說某些資源小國僅僅憑借初級產品的出口就能維持本國居民的正常生活，從而可以實行追求靜態利益的貿易戰略的話，那麼，對於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來說，僅憑初級產品的出口是無法維持本國居民的生存的，也就無法實行追求靜態利益的貿易戰略。而且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從長期來看，呈不斷惡化的趨勢，這對於發展中大國的長期經濟發展是十分不利的。因此，發展中大國應該以追求動態利益作為其貿易戰略的基本目標。2．發展中大國應該實行開放型的貿易戰略80年代之前，由於受貿易的作用無足輕重甚至有害無益的傳統理論的支配，包括發展中大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長期實行以國內生產來取代進口、以國內銷售來代替出口的內向型的貿易戰略。這種戰略實行的結果非但沒有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反而惡化了本國的資源配置狀況，拉大了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經把41個主要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按貿易戰略的開放程度分為強外向型、中等外向型、中等內向型和強內向型四類。這些發展中國家中，既有小國，也有大國。例如巴西為中等外向型國家，墨西哥為中等內向型國家，而印度為強內向國家。這一研究表明，無論國家大小，貿易戰略愈是開放，經濟實績愈優；貿易戰略是內向，經濟實績愈差：強外向型國家1975～1989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05％，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3．2％；中等外向型國家同期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4．35％，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0．85％；而中等內向型國家、強內向型國家同期的指標僅分別為3．35％、－0．2％和2．25％、－0．5％〔⑦〕。內向型的貿易戰略實行的結果之所以如此糟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該戰略排斥貿易利益尤其是貿易的動態利益。而實行開放型貿易戰略之所以成功，最根本的原因也在於該戰略可以充分享有貿易所帶來的利益尤其是動態利益。80年代以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紛紛改弦更張，實行貿易自由化，變內向型貿易戰略為開放型貿易戰略，極大地促進了這些國家經濟的發展。對於擁有廣闊國內市場的發展中大國來說，也必須實行開放型的貿易戰略。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充分享有貿易的動態利益，才能通過貿易活動來推動整個經濟的發展。 3．發展中大國的貿易戰略必須重視進口貿易的作用由於重商主義的概念根深蒂固，人們在談及貿易的作用時，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強調出口的作用而忽視進口的作用。例如，從羅伯特遜和納克斯的貿易為「經濟增長發動機」的學說，到人們對「出口導向」貿易戰略的高度評價，都是從出口的角度出發的。上文提到的「內外貿易替代」論的觀點也是僅僅從出口的角度出發，只不過得出的是否定對外貿易的結論。其實，對於發展中大國來說，進口的作用與出口的作用同等重要，甚至比出口更重要。因為發展中大國要充分享有貿易的動態利益，首先必須依賴於進口：國外現代技術、制度等經濟結構的吸納和移植，如果離開了進口，就幾乎是不可能的。就貿易活動本身而言，進口可以說是發展中大國貿易的基本目的和出發點——發展中大國貿易活動的基本目的就是進口國外的先進經濟結構，進而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這里，出口基本上成了為進口服務的手段——為進口提供外匯支持。強調進口的作用是國內市場較為廣闊的發展中大國的貿易戰略的基本特徵之一，這也是發展中大國開放型貿易戰略同發展中小國「出口導向型貿易戰略」的根本區別。當然，發展中大國在選擇貿易戰略時，不能僅僅從追求貿易的動態利益這個單一因素出發，還必須綜合考慮多種因素。但是，發展中大國選擇貿易戰略必須依據兩個基本的原則：一是能充分享有貿易的動態利益；二是要盡量發揮國內市場廣闊這一優勢。兩者必須兼顧，不可偏廢。基於這一考慮，筆者提出一種適用於發展中大國的新的貿易戰略——「內撐外開」型貿易戰略。即以國際比較優勢為依據，以國內市場為依託，以適度保護為輔助，全面對外開放的貿易戰略
『貳』 斯密提出的國際貿易理論被稱為什麼
斯密提出的國際貿易理論被稱為絕對成本說
1776年 Adam Smith出版了《An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Wealth of Nations》（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一書，批評重商主義，反對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創立了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古典學派自由貿易理論的創始人。
在國際貿易方面，他強調國際專業化分工的好處，強調自由貿易的必要性，強調國際貿易的雙方互利性，從而提出自己的國際貿易理論即絕對成本說（The Theory of Absolute Cost or The Theoryof Absolute Advantage）。
絕對成本說是適應歷史時代的需要，代表產業資產階級的利益提出的一種國際貿易理論。
絕對成本說的基本邏輯：
自然和獲得性優勢不同→同種商品生產效率不同→單位產品絕對勞動成本不同→單位產品的價格國際差別→跨國商品套利交易→產業結構和相對價格結構優化調整→兩國生產專業化程度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各種產品產量增加→各國消費水平提高（貿易雙方都獲利）。
主要論點
①分工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
天然傾向――交換。例如分工對制針業的生產率提高。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三點理由：提高生產者熟練程度；節省與生產沒有直接關系的勞動時間；有利工具的改進和發明創造。
② ②分工的原則是絕對優勢
③國際分工的基礎是有利的自然稟賦或後天的有利條件Natural Endowment
絕對成本說的積極意義
⑴第一次用勞動價值論說明國際貿易的利益和基礎，為科學的雙方互惠互利的國際貿易理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⑵反對重商主義的銳利武器，加速近代工業的發展。
⑶最大貢獻在於說明國際貿易並不一定是「零和游戲」。（雙贏）
絕對成本說的不足之處
⑴不考慮需求因素，無法說明均衡價格如何確定，因而就無法解釋國際貿易的收益分配問題，即誰獲利多少問題。
⑵產業結構和價格調整一步到位的理論邏輯與現實的緩慢到位不相符合。
⑶適用范圍有限。必要條件是每個國家必須有一種絕對勞動成本低於其他國家的同類產品，否則他就無法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要考慮絕對成本說失效。
⑷單一的成本優勢只是影響國際貿易格局的眾多因素之一。
『叄』 請問保羅—克魯格曼對國際經濟與貿易理論的主要貢獻!
亞當·斯來密的「絕對成本」理論的自主指是絕對優勢理論，指各國在生產同樣產品時，勞動生產率的絕對差異所導致的各國之間生產優勢的不同，因此各國應專門生產本國勞動生產率較高的產品。
亞當·斯密是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理論的創始者。在其代表著作《國富論》中，他提出了國際分工與自由貿易的理論。在對其理論的論述中，斯密首先分析了分工的利益。在他看來，適用於一國內部的不同職業之間、不同工種之間的分工原則，也適用於各國之間。他認為，每一個國家都有其適宜於生產的某些特定的產品的絕對有利的生產條件，去進行專業化生產，然後彼此進行交換，則對所有交換國家都有利。
絕對成本學說這一學說從勞動分工原理出發，在人類認識史上第一次論證了貿易互利性原理，克服了重商主義者認為國際貿易只是對單方面有利的片面看法。這種貿易分工互利的雙贏思想，到現代也沒有過時，將來也不會過時。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雙贏理念仍然是當代各國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貿易的指導思想。
成本=機會成本=經濟成本，邊際機會成本=邊際成本。
『肆』 美國主導的雁行模式是什麼呀而我國該怎麼面對
雁行模式
雁形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理論，是指依據技術差距論，對於早期模仿國可能向後進版模仿國發展貿易，形成與權創新國相關對應的理論格局。在國際貿易具體實踐中，發展中國家把從歐美等技術先進國家引進技術生產的商品，進一步向最不發達的國家轉移。
『伍』 什麼叫東亞雁行分工體系
二戰後，作為戰敗國的日本由於成功實施了以政府主導性、出口擴張性為主要特徵的經濟發展戰略，國民經濟在戰爭的廢墟上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隨著日本經濟在戰後的重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特別是70、80年代以來，作為在東亞地區唯一的經濟發達國家，日本開始逐步向東亞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在東亞地區建立了以自己為核心的「東亞雁行國際分工體系」，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東亞雁行發展模式」。
「雁行模式」的提法起源於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的「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在這一理論模式中，赤松要認為，日本的產業發展實際上經歷了進口、進口替代、出口、重新進口四個階段，因為這四個階段呈倒"V"型，在圖表上酷似依次展飛的大雁故得此名。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日本學者引用赤松要「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將戰後東亞地區國際分工體系和經濟發展過程也喻為一種「雁行形態」或「雁行模式」。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基本內涵是：戰後以來，率先實現工業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潛在比較劣勢的產業轉移到「亞洲四小龍」，後者又將其成熟的產業依次轉移到東盟諸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80年代初，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也開始參與東亞國際分工體系，勾勒出一幅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經濟發展的雁行圖景，在他們之間形成了技術密集與高附加值產業－資本技術密集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階梯式產業分工體系。
http://www.woaishang.com/life/info/20220-1.htm
http://www.chinavalue.net/showarticle.aspx?id=11563
『陸』 我國如何更好的參與國際分工
一、當前的國際分工格局及中國所處的不利地位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經濟全球化作為生產的社會化和分工高度發展的產物，已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並最終實現全球資源的最優配置。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范圍內的分工格局大致發生了以下兩方面的變化：一是發達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由工業經濟時代的水平國際分工逐漸轉變為信息經濟時代的垂直國際分工；二是發達國家把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特別是把這些產業（也包括高新技術產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向發展中國家轉移。
上述兩方面的變化產生了垂直專業化的國際分工格局，這種垂直專業化具有如下特點：（1）最終產品的生產過程分為一系列連續的階段；（2）兩個或多個國家參與上述生產過程，其中每個國家從事一個或一個以上專業化階段的生產，而不是從事所有專業化階段的生產；（3）在整個生產過程中，至少有一個生產階段跨越國界。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這種國際分工格局大致呈金字塔型：美國處於這個金字塔的最頂端，其他各個發達國家構成了金字塔塔身的頂部，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則處於金字塔的底部。其實質是由美國等發達國家組成創新中心和設計中心，主要從事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生產，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則組成了製造中心，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生產。以耐克運動鞋的生產過程為例，其產品的研發與設計階段主要集中於美國，鞋品元件的製造在中國台灣省和韓國，鞋品的組合在中國台灣省、中國大陸省、泰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至於最後的營銷和配送，則以北美和西歐為主。
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來看，發達國家（創新中心和設計中心）處於價值鏈的高端，可以獲得大部分的附加值，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製造中心）則處於價值鏈的中、低端，只能獲得少量的附加值。大部分附加值流入發達國家以後，會形成強大的購買力，進而促使其成為消費中心，並成為對其國內經濟增長的持久推動力，從而形成良性循環。而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由於獲得的附加值甚少，不利於其國內需求的穩定增長，使其國內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從而陷入惡性循環。
二、跨國公司在國際分工中的主體地位使中國所處的地位更加不利
當前，跨國公司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的行為主體，在全球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2002年，全世界共有64000家跨國公司,它們擁有87萬家海外子公司，僱傭了5300萬海外員工，海外子公司實現增加值3.4 萬億美元，約佔世界GDP 的十分之一。
作為經濟全球化的行為主體，跨國公司在全球經濟利益分配過程中起著極為關鍵的作用，已經成為各國參與國際分工的「代言人」。它們從提升全球競爭力的角度出發，往往把決定競爭優勢的核心技術研發留在母國，而把生產和組裝等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環節轉移到東道國。這種技術依賴使得東道國只能從事技術含量較低的產業和生產環節，並且整個國家的經濟受跨國公司行為的影響程度逐漸加大。目前，跨國公司大都以發達國家為母國，中國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缺乏自己的「代言人」，這進一步加劇了國際分工格局的不平等程度，使得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其中所處的地位更加不利。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跨國公司越來越呈現出生產國際化、經營多元化、交易內部化和決策全球化的特點，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其資本、技術和管理等資源，形成全球性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體系。其中交易內部化的特點使公司內部交易成為跨國公司總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90年代全球跨國公司內部交易佔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已達33%。而轉移定價是跨國公司內部交易的最大特點，它是跨國公司以自身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最優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這種轉移定價會對東道國造成稅收流失、資本外逃等後果，在大多數情況下對發展中國家不利。
目前，我國境內的跨國公司普遍採取轉移定價策略，其突出表現就是我國外資企業在普遍「虧損」的情況下堅持生產經營，甚至不斷增資擴產。中國冰淇淋市場第一品牌擁有者和路雪（中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和路雪」）的財務報表顯示，和路雪自成立以來年年都是巨額虧損，9年來累計虧損1.5億美元，摺合人民幣12億左右。對此，人們不禁產生了質疑：這還是那個在市面上賣瘋了的和路雪嗎？對此，中央財經大學劉桓教授分析指出，和路雪的連年虧損，是外資企業充分利用中國稅收優惠政策的典型。和露雪之所以能在連年巨虧的情況下持續經營，就是因為它採取的是轉移定價策略，這種做法雖然犧牲了自己的賬面利潤，卻為其母公司的全球戰略做出了很大貢獻。和路雪的連年巨虧，只是我國跨國公司轉移定價行為的冰山一角。根據劉桓的研究，國內跨國公司60%～70%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轉移定價行為。據國家稅務總局官員估計，目前我國40萬家外企中有60%虧損，年虧損額達1200億人民幣之巨。根據劉桓等的調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境內有30%的外資企業像和路雪一樣從來沒有繳納過所得稅。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宋泓副研究員估算，僅此原因每年給我國造成的稅收流失達500億元左右。
三、當前中國參與國際分工的策略
第一，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積極融入全球生產體系。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勞動力成本比較低，具有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或從事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的比較優勢。必須指出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不一定就是技術落後產業，隨著實用技術，如微電子技術、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和新材料技術的應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含量也大大提高。同時，在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包括高新技術產業）中，也存在著大量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環節。因此，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把發達國家技術先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我國，以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實際就業水平，對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加快實現產業結構升級。高新技術產業代表著全球經濟發展的方向，是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主導力量。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具有後發優勢，可以實現跨越式發展，即縮短由工業化向信息化過渡的時間，甚至有可能同時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方面，我們跟發達國家基本上處於同一起跑線上，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信息產業是新科技革命成果產業化的重要體現，大力發展信息產業，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成為我國融入全球新興產業發展最重要的內容，是我國實現跨越式產業升級的必然選擇。
第三，加強對跨國公司在我國市場行為的監管。加強對外國跨國公司市場行為的監督管理，應協調會計制度與稅制，使兩者相互補充、相互完善。參照國際會計准則有關規定，在會計制度中增加內部交易的計價方法。同時，應披露內部交易定價方法及其與一般交易定價方法的差異。
第四，加快培育中國自己的跨國公司。中國要想在國際分工中分享更多的利益，就必須加快培育自己的跨國公司。首先，必須著力解決困擾中國企業的根本問題——產權問題，使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其次，要促使企業切實提高研發、生產、營銷等生產經營環節的水平，向世界知名跨國公司看齊。
『柒』 中國為世界經濟發展做出了哪些貢獻
中國為促進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近年來，在世界經濟波動幅度加大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為世界經濟的增長帶來了希望和動力。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2000年到2004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13％。2004年，世界經濟實現了近30年來最快的增長，中國經濟增長為9.5％，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2004年，中國的進出口總額比三年前翻了一番，達到11548億美元；進口總額為5614億美元，比三年前增長了近一倍。截至2004年底，中國累計實際利用外資額達到7453億美元，批准外商投資企業50多萬個。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同樣世界的繁榮需要中國。中國順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堅持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向有利於各國共同繁榮的方向發展。互利共贏是當今國際貿易發展的主流。中國堅持實行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把既符合本國利益、又能促進共同發展，作為處理與各國經貿關系的基本原則，堅持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發展經貿關系，不斷為全球貿易持續增長作出貢獻。
中國努力推動多邊經貿關系發展和區域經濟合作，積極參與制定和實施國際經貿規則，與各國共同解決合作中出現的分歧和問題，促進世界經濟平衡有序發展。
中國是多邊貿易體制的積極擁護者和參與者。自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嚴格信守承諾，為開展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創造更加良好的條件。中國清理並修訂了約3000部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涉外經濟法律體系不斷完善，貿易政策的透明度不斷增強。中國依照承諾逐步降低關稅，2005年平均關稅水平已降到9.9％，並取消了大多數非關稅措施。在銀行、保險、證券、分銷等服務貿易領域加快了開放步伐，在世界貿易組織分類的160多個服務貿易的部門中，中國已經開放了100多個，佔62.5％，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中國積極推動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全面參加了各項議題的談判，在農業、非農產品市場准入、服務貿易等談判中，開展一系列多雙邊磋商，為推動發展中成員與發達成員相互溝通、減少分歧，發揮了建設性作用。中國和世界貿易組織其他成員一道，為推動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盡早達成共識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不斷深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進程正在加快，繼實施「早期收獲」農產品零關稅措施之後，已經於2004年11月正式簽署了《貨物貿易協議》和《爭端解決機制協議》，2005年7月，自由貿易區減稅進程全面啟動，為實現自由貿易區建設目標奠定了基礎。目前，上海合作組織建設進入全面務實合作階段，貿易投資便利化進程全面啟動。中國還相繼啟動了中國—南部非洲關稅同盟、中國—海灣合作委員會、中國—紐西蘭、中國—智利、中國—澳大利亞、中國—巴基斯坦等自由貿易區談判，並與有關國家簽署了自由貿易區協定。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中非合作論壇、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亞歐會議、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等活動中，中國也是積極和務實的參與者。中國還與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雙邊貿易協定或議定書，與110多個國家簽署了雙邊投資保護協定，與80多個國家簽署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成為雙邊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積極參與者。
中國堅持互利共贏的方針，妥善處理貿易摩擦等問題，促進與各國的共同發展。國家間存在貿易摩擦，這在國際經濟交往中是完全正常的。中國遵守國際慣例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堅持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上，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處理貿易摩擦問題，並在制定和實施國內經濟政策時切實考慮國際因素和國際影響，注意把握中國經濟發展給外部世界帶來的經濟效應。中國根據自身改革發展的需要，認真考慮中國匯率改革對周邊國家、地區及世界經濟金融的影響，穩妥推進匯率機制改革，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使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中國不斷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健全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打擊各種違法行為。
不斷發展的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給世界各國帶來了良好的機遇和巨大的市場。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通過投資和服務貿易從中國獲得豐厚的收益。
中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合作有利於全球資源合理有效配置。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豐富且素質不斷提高的勞動力資源是中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部分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天然優勢。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對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產品的需求不斷增長，給外國產品、技術和服務進入中國市場提供了大量機會，中國已成為國際公認的大市場之一。中國對外貿易與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互補性很強。中國出口到美國、日本和歐盟的產品中有70％為勞動密集型產品,而從美國、歐盟和日本進口的產品中80％以上是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產品。在新的國際分工格局中，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產業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中國質優價廉的產品，在滿足進口國市場需求的同時，減少了進口國的支出和通貨膨脹壓力，增進了各國消費者的福利。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上有著自己的比較優勢。1997年以來，隨著中國商品進入美國市場，美國消費者每年至少節約數百億美元的支出。過去10年，中國產品使美國消費者節省了6000多億美元，僅2004年就節省了近1000億美元。
中國對外互惠互利經貿關系的不斷擴大，給中外雙方帶來了巨大的實際利益。1978年以來，中國進口年均增長16％以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三年過渡期間進口了大約1.27萬億美元的商品。2004年，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和德國的世界第三大進口國；進口增加額達1484.7億美元，佔全球進口增加量的9％。2004年中國與美國、日本和歐盟的貿易額分別為1696億、1678億和1773億美元，歐盟、美國、日本已經成為中國的三大貿易夥伴和外資的主要來源地。2004年，中國與亞洲國家和地區貿易總額達664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4.2％，佔中國外貿總額的57.6％。中國已成為東盟第四大貿易夥伴和增長最快的市場。
中國巨大的市場為國際資本提供了投資機會，使各國投資者能夠分享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利益。從1990年到2004年，外來投資者從中國匯出利潤達2506億美元。2004年，美國在華投資企業在中國市場實現銷售約750億美元，在中國生產的產品出口到其他市場約750億美元。中國美國商會2005年調查顯示，約70％的美國公司在華贏利，約42％的公司在華利潤率超過其全球的平均利潤率。
中國對外投資不斷擴大為東道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機會。到2004年底，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448億美元，遍及149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對亞洲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達334億美元，占同期全部對外直接投資的75％。
中國開展對外經貿合作有著巨大潛力和美好前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從2001年12月至2005年9月，中國平均每年進口近5000億美元的商品，為相關國家和地區創造了約1000萬個就業崗位。今後幾年，中國每年進口將超過6000億美元，到2010年將超過1萬億美元。到2020年，中國市場的規模和總需求將比2000年翻兩番。在這一過程中，世界各國都能從與中國的互利合作中找到自己的發展機遇和巨大商機，這將對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產生重要的積極作用。
『捌』 亞當斯密對國際貿易理論的主要貢獻有哪些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觀點是「自由放任」，這是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主張由版市場這只權「看不見的手」來調節私人經濟，主張國家充當「守夜人」的角色。成為19 世紀早期和中期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同義詞。自由放任主義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干涉，並且反對政府徵收除了足以維持和平、治安和財產權以外的稅賦。在歐洲和美國早期的經濟學理論中， 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通常與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相對立。 斯密分工的思想，成為管理學誕生的直接原因。從數學家巴貝奇到工程師泰羅，都秉承了斯密的分工理論。科學管理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不僅強調生產技術的分工，而且主張組織結構的分工和管理職能的分工。 可以說，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和分工理論，構成了管理學的理論前提和技術前提
『玖』 國際分工有哪幾種類型中國企業如何參與國際分工(用要素稟賦理論說明)
貿易競爭力問題
這樣的問題作出准確的判斷，我們首先需要弄清楚一個國家的貿易競爭力的來源在哪裡？古典貿易理論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貿易競爭力是決定其絕對水平的生產成本;新古典貿易理論告訴我們，一國的貿易競爭力的相對成本，而且在所謂的「比較優勢」，進一步的分析表明，比較優勢可以被派生的結構變化在一個國家的養老，也可得出一個國家的科技創新，前者可以被稱為的結構影響的養老，然後你就可以調用熊彼特式創新的影響，最後，當過程中，國際貿易，市場失靈，這可能會導致各種類型的租金（如租金所產生的規模經濟效益所產生的產業集聚所產生的市場壟斷租金租金），一個國家也可以通過政府的干預，以改善戰略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做一個簡要的分析，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的來源，我們可以輕易發現，中國的參與中的勞動要素的國際經濟分工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僅無可避免，但還了正確的事情，以改善中國的國際貿易競爭力。根據我們的結論源可以發現，從實際出發養老。捐贈：一個嚴重過剩勞動力因素，資本項目仍然供應不足，導致企業家資源高度匱乏的國家，在教育和科研的投資是非常不足的企業制度是相對落後的。所有這些情況表明，中國目前缺乏資本密集型的??元素和密集的知識要素行業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而且，由於缺乏中國企業家的高度稀缺的資源，以及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導致企業在中國的競爭力是困難的，以處於壟斷地位，在國際市場，因此很難通過政府的戰略干預，以提高企業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這些股票稟賦約束，在國際貿易中顯然是最有競爭力的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的元素。在這里，我們需要強調的是，正是由於資本供給不足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提請注意一個事實，即國民儲蓄不等於國內資金的供應，因為是否轉化為國民儲蓄的實際供應量的資本，但也一個國家的金融系統的有效性，而中國的目前的問題發生金融體系是非常不好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它是唯一的政府補助低效的國有企業作為一種工具，而不是稀缺的金融資源，有效配置市場），即使中國
競爭優勢是由要素稟賦的發展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的元素，也不得不採取引進大量的外
國家的資本和外國的商業行為來實現的。
增長的限制而造成的高度稀缺的天然資源，進一步考慮，我們也有去通過加工貿易發展的實現，提高中國在國際勞動分工和貿易
競爭力。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特別要感謝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歷史性機遇。假
經濟全球化，中國仍然堅持傳統的封閉的經濟政策外，然後，盡管中國有世界
社會最有競爭力的大超過中國勞工，也不可能實現或
在世界勞動要素密集的生產和貿易產生的競爭力。中國的對外貿易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通過使用大量的外國元素和進入和發展，來區分的企業在中國貿易增長中的不同元素的不同的所有者和不同國家的大小作出的貢獻是必要的，但頂多隻有貿易的分配問題，或只是一個經濟福利的問題，而不是競爭或弱。全球化中的元素可以流動，促使價格均等化的相同元素，但無法實現的要素價格均等化，由於各種要素的稀缺性是不一樣的。所以，當我們的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發達國家進行比較，並得??出結論，中國的貿易是沒有競爭力的，因為資本收益超過勞動收入，並清楚地犯了方法論的錯誤。至於中國在國際分工的勞動和貿易多的經濟利益，這是決定中國的稟賦結構中，為了以增加對中國經濟的福利的國際分工的勞工和貿易，我們的稟賦結構必須被改變，盡快盡可能。的稟賦結構的變化，中國的參與了國際分工的勞動力和貿易模式中還必須遵循以改變，如果在未來的股票人力資本和知識要素的增加顯著，屆時，中國人仍堅持等勞動力密集型要素的產業分工，它是沒有競爭力的。因此，我們的結論是，一個國家的貿易競爭力就在於沒有什麼它想要做的，但什麼是可以做的現有稟賦結構下，你首先需要改變，以改變在現有部門的勞動，該股票的養老結構，否則不僅會導致其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下降，但也可能導致巨大的福利損失。
「沒有行業出口」，可以成立嗎？
教授章憂聞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的評價，表示了極大的關注加工貿易在中國出口貿易的比重過高，而加工貿易的發展不僅可以提高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但也可能導致出口無產業「的現象在中國經濟。
這個命題是你是否能成立，我們需要認真思考。以往的經驗，一個國家的地位的國際分工的勞動力一般取決於兩個因素：第一，從一個靜態的角度來看，該國的國際分工的勞動，不取決於他們的良好願望，而是取決於其建立了要素稟賦結構上面，我們已經做了分析，就不再贅言;其次，從動態的角度看，一個國家在國際分工中做到這一點，將取決於其現有的稟賦什麼方向演變。然而，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一些新的變化，因為每個國家的外部世界，促進要素的國際流動性改變的分工模式，如國家有豐富的勞動力因素，通過引進國際資本，打破既定的稟賦約束，更快地實現經濟結構的演變和提升國際分工的地位。但是，考慮到各種要素的國際流動性高，不對稱的事實，尤其是勞動要素的跨國流動，幾乎是不可能的和稀缺的如果自然要素的跨國流動非常昂貴的，每個國家的地位的國際分工的勞動力在最後的分析中仍然約束的捐贈，特別是那些元素的養老不??能流動，自由的國際約束條件。上述邏輯的建立，然後在加工貿易在中國的崛起是的不可避免的結果，中國的對外開放，這是因為：中國的開放外界一個大數量的國際資本進入中國的可能性，但是，過剩的勞動力是可以國際移民，再加上中國的自然資源十分稀缺，所以只能做加工貿易，利用外資不被淘汰，以達到增加就業和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
然後需要討論的問題是，是否在中國加工貿易發展的「出口無產業現象呢？無論是國際經濟理論，或對現實世界的經驗已經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在國際分工中，全球化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的向行業和企業內的發展方向，出現了兩個新的國際分工勞動模型，所以，當今世界幾乎所有重要產品已迅速演變成的「國家」正因為如此，幾乎所有的國家參與的國際分工的勞工和貿易都涉及2新的國際分工勞動的垂直的差異造成的只在於各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分工做什麼只。此外，正如我們在前面的文章中反復強調，每個國家做什麼分工，不依賴於自己的主觀意願，而是取決於個人的稟賦特徵。這種垂直的國際分工，國際分工的一般規律：高端知識要素富裕的國家，人力資本豐富的國家做到底，做低端勞動力豐富的國家的元素。由於在一個垂直的國際分工，任何國家都不能完成生產的產品，然後做加工貿易參與國際分工的勞動力和出口貿易為無行業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種推理的基礎上，即使是那些國家，高端和中端，只要他們參與國際垂直分工，他們最終將成為一個工業大國。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其他各國。
最後，如果我們說這是因為加工貿易在中國的產業控制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中，但由於控制在手中的外國人在中國的產業現象，這一命題仍然是不成立，那麼中國因為加工貿易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造成的「出口產業」，這個問題是不是中國沒有什麼工業，但在中國沒有業務。要解決的，但是，沒有任何公司或企業的發展極其落後的關鍵顯然在於企業制度的改革，而不是加工貿易的是，中國真的想要它。因此，我們的觀點是，加工貿易在中國的發展並不意味著，中國有沒有哪個行業，中國的工業控制在誰的手裡就在於在企業系統改革，因此，我們並不贊成那種滯後的因中國的企業制度改革出現的問題歸咎於加工貿易有沒有做這種基本的方法。如果我們不盡快而徹底的企業制度改革，但對加工貿易的快速發展，發泄自己的憤怒，那麼我們將有內部改革，開放完全關繫到中國的前途和命運的大反。
第三，中國在國際勞動分工和貿易的國家利益是什麼？
章憂聞教授在文章中提出了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即中國的大規模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將在國際勞動分工和貿易中處於不利地位。主要的原因是：發達國家通過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擴散帶來積極的外部溢出效應的技術要素參與勞動的國際分工和貿易在世界上的所有國家;通過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的元素參加勞動的國際分工和貿易的行業可能給世界帶來就業方案的負面溢出效應，因此，只要中國繼續堅持現有的要素，對產業發展的勞動密集型參與國際分工，勢必受到影響世界貿易制裁。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確實應該如何正確對待它呢？
首先，在這篇文章中反復強調，中國的勞工和貿易參與國際分工的優勢，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因此，中國的國家利益的元素。此外，考慮到的養老元素，是一個巨大的數字的失業人口參加的國際分工的勞工和貿易，通過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的行業是也極為重要保證，中國的經濟增長，社會公平。因為失業會導致貧困，社會能夠實現充分就業時，唯一的問題是，多少的收入分配，而不是一個貧困社會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政府有能力的國家通過一系列不傷害經濟增長，公平的收入分配或再分配政策來消除這種差距，以避免社會和經濟問題，是不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其次，從國際角度來看，中國作為一個有競爭力的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的時候，那麼勞動要素密集型產業失去競爭力，通過結構調整和改革的國家應重建他們的競爭力，而且一旦他們選擇的調整路徑，其經濟增長和經濟福利，因為這種調整將大大改善，而不是相反。例如，當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領先的國家，在美國英國它已經逐漸演變成一個專門的金融服務，為世界各國，日本取代美國作為世界的製造功率，美國的IT行業的革命和重建，在國際經濟中的競爭力和領導地位。鑒於此，我們不妨作為一個過渡性的現象，在中國勞動力密集型要素，對產業的發展引起國際貿易摩擦，因為經濟規律最終會發揮作用，這將迫使所有國家重新在國際分工中找到自己的競爭力的國際分工地位。自人類社會進入工業時代以來，該部門的勞動力結構和經濟增長對整個世界是如此的演變。貿易戰的發生發展過程中的這種結構，只是暫時現象，歸根到底是調整的過渡時期。
因此，得出的結論是明確的，從長期的角度來看，中國現在參與國際分工的勞動和貿易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要素的基礎上，不僅有利於中國人自己的，但也對全世界有利。中國能否實現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社會穩定，世界可以得到進一步通過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的勢頭。如果我們放棄既定的分工，因為恐懼的調整過渡期貿易摩擦，不僅是犧牲了中國自身的國家利益，而且對整個世界的長遠利益為代價的。
『拾』 國際貿易所涉及的環節由最初開始到結束的
當前，貿易摩擦頻繁發生，成為困擾世界經濟的主要問題之一。由於對貿易摩擦解決方式的異議，各國學者從不同各自的角度對貿易摩擦的成因進行了探討，以為貿易摩擦的解決提供合理的依據。但是，迄今為止，關於貿易摩擦的討論大多直接談貿易摩擦的成因及結果，而沒有對貿易摩擦本身進行明確的界定，這使得一些討論將貿易摩擦與一國對外貿易的巨額逆差或國內市場的嚴重受損混為一談。而關於原因的探討也大多集中於貿易摩擦問題的某個側面，不能揭示貿易摩擦生成的各個側面之間的相互關系。為此，本文將在對貿易摩擦內涵做出界定的基礎上，系統分析貿易摩擦生成的各種影響因素及其相互關系。
二
貿易摩擦問題雖然起源較早，相關研究亦極其紛雜，但關於貿易摩擦的基本概念和本質特徵的明確描述卻很難找到。在大多數文獻中，經濟摩擦和貿易摩擦之間的界限並不清晰，二者內容上是混同的，在使用上也是或相互替代，或前者包含後者。因此，我們將首先從貿易摩擦的概念入手來展開對貿易摩擦的理論分析。
盡管每一個研究都沒有提及「貿易摩擦」的概念，但幾乎每一個討論貿易摩擦問題的研究都約定俗成地把「摩擦」這一詞彙概念問題視為這樣一種簡單的、不言而諭的事物——一種低強度、小范圍、不具備根本性破壞作用的矛盾及其具體反映。所不同的是，有的研究使用不加解釋的「經濟摩擦」概念，有的研究則使用不加解釋的「貿易摩擦」概念。
在WTO文件中，使用爭端解決諒解（DSV）來約定關於爭端「Dispute」的解決諒解機制。所謂爭端，是指雙方中的一方（通常是出口方）在另一方（通常是進口方）採取一定關稅、非關稅壁壘的措施來阻止其產品出口時提出反對意見並要求對方予以糾正，終止其壁壘措施甚至予以補償的行為及其過程。也就是說，即便存在進口國對出口國的產品出口的制裁措施，但如果出口國沒有異議地予以接受，則完全可以看成是對不合理的國際貿易機制的糾正，因而不能稱之為爭端。「爭端」這個詞雖然出自權威性的文件，但其使用僅限於WTO所受理的貿易摩擦案件，並不能代表全部。因此，我們仍以「貿易摩擦」為本文研究對象的基本表達方式。
一些學者在研究中對「經濟摩擦」、「國際經濟摩擦」做出了明確的定義。胡方在對日美經濟摩擦的研究中提出，一般說來，經濟摩擦是指經濟體系中相互聯系的各種經濟主體之間，為了謀求經濟利益，獲得某種滿意的結果而針對某種經濟問題產生的矛盾和糾紛。 而關於國際經濟摩擦，他的定義則是：一般說來，國際經濟摩擦是一種涉及兩個國家的相互發生經濟聯系的經濟主體之間針對某種經濟問題，為了各自的經濟利益和獲得某種滿意的結果而產生的矛盾和糾紛。 上述概念基本的概括了經濟摩擦及國際經濟摩擦的內涵。但是，也應該看到，經濟摩擦與國際經濟摩擦都不能准確地表述貿易摩擦的基本內涵。
我們認為，貿易摩擦是指存在國際經濟交流關系的兩個及兩個以上的國家，由於相互間的國際貿易的不平衡導致一方經濟乃至社會利益受到嚴重損害而引發的爭端。
在此，貿易摩擦與經濟摩擦、國際經濟摩擦有如下不同：
第一，涵蓋范圍不同。如前所述，經濟摩擦涵蓋同一經濟體系的所有經濟沖突，其中既有國內不同經濟主體的，也有國際間不同經濟主體的經濟沖突。 而國際經濟摩擦在摩擦領域上則涵蓋貿易、投資、政府間合作等多個經濟領域；相比之下，貿易摩擦則只側重於因國際貿易問題引起的爭端。盡管現今的國際經濟摩擦大多是由貿易問題引起的，但就其本質特徵來講，國際經濟摩擦畢竟是包含著貿易摩擦的。
第二，爭端解決機制不同。屬於同一行政主權管轄范圍內的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經濟沖突，其爭端的解決可由該行政主權行使機構來完成。國際經濟摩擦則有的有解決機制，有的沒有解決機制。其中，貿易摩擦是有解決機制的，從GATT到WTO，都有相應的文件對此做出詳盡規定。
雖然貿易摩擦就是由國際貿易問題引起國際經濟沖突，但是，貿易摩擦的本質特徵並不在於其是一種沖突，而在於其是進出口雙方為最大限度地擴大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而引發的沖突。
首先，貿易摩擦的發生是以進口國的國際貿易利益因進出口失衡而下降至低於不參加國際貿易所獲利益的水平為前提的。這種進出口貿易的失衡，主要體現為整體上貿易收支的巨額逆差和個別產業領域的嚴重損害。
其次，即便出口國的產品並沒有危及進口國的產業發展、破壞其市場秩序或降低其社會福利、增加失業人口，進口國也會出於抑制對方發展，保障進口國長期利益的角度出發，也會千方百計地對出口國施以制裁，挑起貿易爭端。
最後，貿易摩擦的解決，無論是否經過WTO等國際組織的協調還是當事兩國（雙方各國）的協商，最終總是以各自利益的相互制約及相對平衡為基準的。
由此可見，無論是貿易摩擦的發生還是貿易摩擦的解決，都是由貿易雙方國家利益的相互關系決定的。因此，可以說，貿易摩擦在本質上，就是國際貿易中國家利益的沖突。
三
貿易摩擦產生的原因是多重的。正因如此，關於貿易摩擦成因的理論分析也是莫衷一是的。
由於貿易摩擦是進口國、出口國兩者之間關於進口國所採取限制進口政策的爭端，所以，貿易摩擦的成因就應該包括兩個方面：其一，進口國貿易收支的巨額逆差或個別產業領域的嚴重損害的形成原因；其二，出口國對進口國的限制政策提出異議的理由。而迄今為止關於貿易摩擦生成原因的理論分析，基本上都是針對前者而來的，對後者則很少予以關注，只有戰略性貿易理論從進口國的角度解釋了這個問題。在此，我們將對貿易摩擦的成因加以梳理，並提出一個相對系統的體系。
貿易摩擦生成的最直接原因，在於進口國參加國際貿易所獲得的收益小於其退出國際貿易的收益水平。換言之，當進口國因參加國際貿易而受到比自給自足狀態更多的損害時，該國就會選擇退出或阻止國際貿易。對此，帕那格里亞（A.Panagariya）、三邊信夫等都有論述。其中，帕那格里亞提出了外部效果條件下國際經濟摩擦問題的經濟模型，三邊信夫提出了規模經濟條件下的國際經濟摩擦的經濟模型，二者的模型都首先分析了外部效果和規模經濟條件下的國內自給自足的經濟均衡，然後探討對外經濟聯系條件下的均衡，比較兩種經濟均衡的收益水平，並以這種比較結果作為該國有可能與相互貿易的國家發生經濟摩擦的依據。
在此，一個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是，古典國際貿易理論所提倡的國際分工的好處應該是由參與國際貿易的雙方來分享的，而在此的情形則恰恰相反。這一事實說明，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兩雙模型有嚴重的局限性。傳統模型是以兩個國家市場互換為前提的；但在現實中一國的對外貿易不可能只針對另一國，因而，一個國家很可能對多個貿易夥伴都出現貿易逆差，而只對少數幾個貿易夥伴有順差，但最終就有可能形成巨額逆差。反之，雖然一國對某一貿易夥伴國有嚴重的甚至長期的逆差，但仍然不能排除其通過對其他貿易夥伴國的巨額順差來實現國際收支均衡、市場互換的可能性。因此，以傳統理論為基礎的國際經濟扭曲理論、貿易和產業調整理論在此都顯得蒼白無力。
巨額逆差的形成雖然在一個側面上可以說是更多地享受了國際分工所帶來的廉價商品的好處——這也是其之所以出現巨額逆差的原因之一，但學者和政府官員們往往看到其弊害的一面，並認為弊大於利。以馬克盧普和哈羅德等人為代表的對外貿易乘數理論認為，出口與國內投資一樣，對就業和國民收入有倍增作用；進口則與國內儲蓄一樣，對就業和國民收入有倍減效應。而更進一步地說，在工資剛性的前提下，進口的擴大對國內市場、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都是可以預見的。對此，新凱恩斯主義的隱含合同理論和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理論都有論述。隱含合同理論是新凱恩斯主義分析工資剛性或工資粘性原因的理論。隱含合同，指的是風險中立的企業和風險厭惡的勞動者之間為了穩定工資收入而達成的一種非正式的協議。在達成隱含合同之後，勞動者獲得的工資就不等於勞動的邊際產品，它實際上等於勞動的邊際產品和一個隨經濟狀態不斷變動的、依據其協議而給予勞動者的保險金額之和，這個保險金額是隱含合同中規定的金額，是依合同而定的，不會單純地隨著勞動市場的狀態而進行調整。因而，即使勞動市場出現變化，但由於合同沒變，工資也不會有較大的調整，會出現工資調整剛性或粘性的問題，並由此導致失業等問題。中心—外圍理論則指出，由於中心的發達國家工會組織的強大，迫使工資呈現剛性，工業品價格維持在較高水平，形成了外圍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的原因之一。這些理論側面說明了阻止自由貿易政策出台的原因。當一國大量進口至巨額逆差，意味著其在整個世界市場並未首相相對均衡的互換，國內市場被更多地搶占，國內相關產業收益水平下降，而工資剛性使得企業收益只能惡化，迫使政府部門在企業和工會的壓力下阻止相關的產品進口，保障國內市場份額。
巨額逆差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著產業領域受到嚴重損害的情形，因而就巨額逆差進行探討以尋找其成因與對策的研究也較多。
從貨幣角度出發來探討這一問題的理論在美日學者中都有反映。日本學者提出的有關國際經濟摩擦的貨幣理論認為，在考慮貨幣層次的因素之後，實物層次的比較優勢原理將規定各國在相互貿易中阻礙進口過多或出口過量的各種貨幣因素，如物價水平、與勞動生產率相關的貨幣工資和匯率等變動因素的變動范圍，但不一定保證各國貿易收支必然趨於平衡。由於一國存在著無數可參與貿易的商品，各種商品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的程度各不相同，同時還存在著既可以作為出口商品也可以作為進口商品的邊際產業產品。依據比較優勢理論，在一定條件下，比較優勢的產品、邊際產業的產品以及比較劣勢的產品便可以排列成一個序列。與此相對應地，各種貨幣因素的變動范圍也同時確定。這時，若與貨幣因素相關的某種條件發生變化，貨幣因素的變動范圍也就會相應地發生變化，而貨幣因素變動范圍的變化就會影響上述的產品序列，從而導致一些邊際產業產品的位置發生相應的變化。由此，該國的貿易收支就會發生相應變化，形成順差、平衡和逆差等態勢。例如，在一國物價上漲率低於他國的場合，若其他條件不變，則該國的國際競爭力便會增強，出口產品的范圍將擴大，進口產品的范圍將縮小，從而該國與他國之間便會出現貿易收支不平衡，該國將出現貿易順差，他國將出現貿易逆差。和物價上漲率的變化相同的還有匯率下跌（或上升）以及貨幣工資率的上升（或下跌）等的變化，這些因素的變化所帶來的效果是相同的，都將影響一國比較優勢的產品序列的變化。如果這種變化過於巨大，導致相關國家出現巨額的貿易不平衡，那麼就有可能引起國際經濟摩擦問題。
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有關美國對外（特別是對日）貿易收支和經常收支不平衡問題的討論在美國興起。克魯格曼（Krugman,P.R.）的維持可能性理論預見到，在美國日益增多的對外貿易和經常收支不平衡中，美元高估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需要執行美元貶值的政策，以減少對外貿易和經常收支的不平衡。在隨後的1985年9月，美國通過廣場協議與其他主要國家進行了國際經濟政策協調使美元貶值。
與此同時，從財政角度的談論也在展開。其主要代表是美國的布蘭查德（Blanchard,O.J.）對經常收支和財政赤字關系的分析，弗蘭克等人（Frenkel,J.A.and A.Razin）對稅制改革和貿易收支關系的研究。布蘭查德通過生存期間不確定性世代模型進行分析，得出了美國對外經常收支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在於財政收支不平衡的結論。弗蘭克等人則利用兩國間統一的資本市場模型進行分析，其結論是在一定的條件下，所得稅乃至消費稅的改革將增加或減少一國的對外貿易不平衡。
那麼，具體到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的日美經常收支不平衡問題，到底是由什麼決定的呢?M?費爾德斯坦（Feldstein M）和 R?麥克隆（Mokinon R）等人為此展開了爭論。費爾德斯坦認為：「貿易不均衡惡化的最大的原因是1980年到1985年春出現的70%的美元升值，這種前所未聞的美元升值使美國製品的價格和外國製品的價格急劇上升，並使美國的純出口量減少和增加了將近50%的商品進口。影響美國貿易赤字的因素還有許多，這些特殊因素（債務危機、中國的農業政策、原油價格等）全部綜合起來，也沒有急劇的美元升值重要。」麥克隆則認為：「這種年率1500～2000億美元的貿易赤字，只不過反映了緣於財政赤字的美國經濟的儲蓄投資缺口，這兩種赤字的金額相似決不是偶然的。」
日本學者小宮隆太郎的研究在支持財政角度同時，進一步將其擴大到對整個宏觀經濟的分析。小宮提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國民經濟核算的基本公式為：
（民間儲蓄-民間投資）＋（租稅-政府支出）=經常收支
民間過量儲蓄-財政赤字=經常收支黑字
因而，可從說，一國經常收支出現黑字或赤字的原因就在於民間部門和政府部門的儲蓄和投資、收入和付出的不平衡上。由於國際經濟摩擦問題基礎之一就是經常收支不平衡，因而可以運用上述方程式來明確國際經濟摩擦問題的基本原因。即，日本國內存在過量的儲蓄，而美國國內存在大量的赤字，因而在日美兩國之間必然形成大量的經常收支黑字，結果必然會引起兩國間的經濟摩擦。因此，國際經濟摩擦問題的解釋最終可以歸結為各國的國內因素，解決國際經濟摩擦問題必須由各國從其國內因素入手進行。那種認為通過兩國政府之間的經濟協商就能解決其經濟摩擦問題的想法和做法（如單方面地實施出口自主限制等）既是不理解經濟運行的結果，也是一種十分愚蠢的行為。 除小宮外，植田和男、竹中平藏、小川一夫、須田美矢子等人也持相似觀點。
從國際收支入手進行分析的，還有國際收支發展階段學說。該學說認為：當一國經濟處於不成熟的發展階段時，大量輸入資本，資本收支為黑字，同時進行旺盛的國內投資，從國外大量進口，故經常收支為赤字。從國際收支結構來看，其資本收支黑字將等於經常收支赤字。隨著該國經濟的逐漸成熟，國內投資機會減少，收入增加，出口產業走向興旺，對外貿易趨向盈餘，由此便會形成較高儲蓄，將使該國成為資本輸出國，並且在一定時期後成為債權國。這時，在國際收支結構上，資本收支赤字將等於經濟收支黑字。因此，當一國處於成熟階段而與該國進行國際貿易往來的國家則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時，就有可能引起經濟摩擦。
盡管在理論上巨額逆差可以包含產業領域受到嚴重損害的情形，但在現實中僅就單個產業領域的大量進口而引發的貿易摩擦也不鮮見。因此，關於貿易摩擦的供給因素的探討也較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關於產業技術的作用的研究。
20世紀60年代初，波斯納（M.A.Posner）提出了技術差距論，又稱創新與模仿理論。該理論把技術差距視為國際貿易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國的技術優勢將使其得以出口技術領先產品，直到進口國逐步模仿其創新技術、形成足以滿足其自身需要的生產能力。在隨後的20世紀60年代中期，弗農（Vornon）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並得到了威爾斯（L.T.Wells）、赫希哲（Hirsch）等人的驗證。這一理論拋棄了傳統的前提，提出了新的假設：第一，國與國之間的信息傳遞受到限制；第二，生產函數可變，而且當生產達到一定水平後會產生規模經濟；第三，產品在生命周期的各階段所表現的要素密集特點各不相同；第四，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需求和消費結構是有差異的。在此前提下，由於技術的創新和擴散，製成品的生命周期將包括五個階段：新生期、成長期、成熟期、銷售下降期、讓與期。在上述不同的產品生命周期階段，各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是不同而且變化著的。隨著技術的創新和擴散，在國際市場上扮演國際者的國家將由創新國的發達國家轉向模仿的其他發達國家，再到發展中國家。這種通過技術傳遞所形成的比較優勢的轉移，隨後被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概括為「雁行模式」，用來解釋亞洲的同類情況。邁耶（G.M.Meier）進一步將其發展為「爬梯」理論，即隨著經濟發展，一國的比較優勢就會像爬梯子一樣，從出口資源密集型產品，逐步向出口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資本密集型產品、知識密集型產品爬升。
上述關於進口國巨額逆差及個別產業領域受到嚴重損害的成因的探討，有的可以說是一種相對客觀的解釋，有的則有為自身辯解的味道。但是，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則從進口國角度出發說明了其實施限制進口政策的真正目的。
戰略性貿易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伯蘭德和斯彭斯（J.A. Brander and B.J.Spencer）、克魯格曼（P.Krugman）等人。 這一理論認為，工業品的國際市場競爭是不完全的，工業品的生產存在規模經濟，因此一國政府可以通過貿易保護和補貼、信貸優惠、國內稅收優惠等政策保護和扶持那些風險大、需要獲取規模經濟並能產生外部經濟的重要產業和高科技產業，以培育不過這些產業的國際比較優勢，在增強本國的國際競爭力和增長後勁。而在此，由於各國政策介入能夠改變各國參與國際貿易的收益，帶來國際貿易收益的重新分配，因而就會引起相關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這一理論，從側面說明了許多來自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實施限制進口措施時的根本目的，從戰略上扶植自己的競爭優勢產業，壓抑對方正在快速增長的產業，延緩自己產業的衰退進程和出口國產業的成長速度，最終實現自己保持國際競爭優勢的戰略目的。
四
綜上所述，貿易摩擦的成因已非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所能解釋，大多的討論集中於巨額逆差和個別產業市場受到嚴重損害的形成機制。而事實上，正如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所解釋的那樣，貿易摩擦在本質上是國家利益沖突的反映，是為了保障國家長期的戰略意義而採取的政策行為。因此，那些指望進口國合理判斷進口商品的市場損害，正確對待巨額逆差而從自身著眼來調整本國經濟均衡的想法都是不現實的。作為出口國，一方面要注意建立貿易摩擦的預警制度；另一方面，也要關注自己的戰略利益是否也處於國際競爭的威脅之中。
希望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