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投資規則重構中的中國對策

㈠ 新形勢下我國面臨的國際貿易問題及對策

對當前國際形勢進行分析，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認識國際環境對我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所面臨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影響。這既涉及對當前形勢的判斷，也涉及到對當今世界長遠變化大勢中一些深層問題的認識。 1.後金融危機時期我國面臨的經濟競爭將日趨激烈 在此波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雖然也受到沖擊和影響，經濟發展速度仍然是一枝獨秀，保持了8%的增長率，經濟總量也日益逼近日本。這種狀況使得更多的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把中國當成自己的競爭對手，並在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對中國施加壓力和防範中國。 首先是歐美聯合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 2003年2月，西方七國集團財政部長會議上，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提案，要求效仿1985年《廣場協議》，讓人民幣升值。一場有關人民幣匯率的博弈從那時起一直延續到今天。金融危機發生後，世界貿易嚴重萎縮，發達經濟體尤其是美國的貿易逆差嚴重，這些國家把發生逆差的原因歸咎於人民幣低估，因此，在危機後，歐美聯手逼人民幣升值，更加大了對人民幣匯率的指責。今年3月1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美國進出口銀行年會上發表貿易政策講話時，要求人民幣進一步向「以市場為導向的匯率機制」過渡。他同時表示，美國政府將在4月15日發布的財政部半年報告中，決定是否將中國劃為「匯率操縱國」。一旦通過把中國定位為「匯率操縱國」，美國就可以對中國實施貿易制裁。中國出口增長占整個經濟增長超過30%，倘若人民幣大幅升值必然削弱出口競爭力，出口減少將可導致經濟增速放緩和就業機會減少。 其次是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動盪的挑戰。目前，各國已將退市列入議事日程，退市表明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減退，但短期內可能引發國際金融市場再次動盪，包括大量國際「熱錢」流出中國。熱錢一旦大量在短期內流出，對中國資本市場帶來的沖擊不容小視。 第三是中國將面臨越來越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自2009年下半年開始，各國經濟出現復甦跡象。隨著各國進一步走出金融危機並實現經濟復甦，危機的中心問題已不再是討論如何走出衰退，而是如何保持財政的永續性和保證國內的就業。為緩解經濟增長、財政、就業壓力和國內民眾的政治壓力，貿易保護主義將成為許多國家政府的選擇。中國在2009年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佔全球出口份額的比重超過9%。但中國出口競爭力增強的同時也使我國面臨更多的貿易摩擦，根據商務部的統計，2009年全球70%的貿易保護主義舉措與中國的出口貿易有關。截至2009年，中國連續15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連續4年成為全球遭受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其中，美國自2006年11月份至2009年對我國發起「雙反」調查共23起，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僅2009年美國就對我國發起10起「雙反」調查。因此，在世界經濟發展趨緩的背景下，面對越演越烈的貿易保護主義，中國面臨的經濟競爭將日趨激烈。 2.我國的安全環境面臨挑戰 從傳統安全來看，我國面臨的國際安全環境仍然存在隱患。目前，世界軍事安全形勢正在開始經歷著一場深刻的調整與變革。世界主要軍事力量，特別是美國及其盟國已進入新一輪的軍事擴張期。 首先，表現在各國的軍費開支不斷增長上。即使在金融危機發生後，雖然全球經濟出現整體下滑趨勢，但是世界軍費開支卻仍然呈現大規模增長，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有可能出現，世界和平與安全將受到威脅。 其次，各大國特別是美國在加緊軍事戰略的調整和改革。美軍戰爭准備重點已由打贏兩場同時發生的大規模地區戰爭轉變為進行「全范圍」戰爭，這其中包括所謂動用國家乃至盟國的綜合力量對付「潛在的全球性競爭對手」的「國家級戰爭」。為此，美軍已開始了一系列軍事上的實際准備和部署。美國的軍事戰略調整中涉及我國的因素在不斷增強，我國已成為美日等力量假想中的「潛在軍事競爭對手」。據美國軍方網站報道，目前，美國已在我國周邊從日本、韓國到關島、澳大利亞再到印度洋直至中亞地區一共設有大小軍事基地51個。美軍在中國周邊地區的基地密度已比冷戰時期針對蘇聯的還要密集。另外，美國為了彌補美軍在中國西南方向上的薄弱環節，正積極地與印度發展軍事關系，促使美印軍事合作具有一些非常積極的「戰略含義」。美國已表示，作為對付中國的手段，要提高西太平洋上的美軍作戰能力。據國外媒體報導，美國正在加強在太平洋的戰略力量，將一些戰略核潛艇從大西洋調到太平洋，並改進核彈頭。 中國的周邊環境帶來的安全隱患也不可小視。首先是朝鮮半島核問題隨時有惡化的可能，一旦朝鮮半島局勢惡化，受到影響首當其沖的就是中國。周邊國家如日本、印度等國在有不斷加強軍事擴張的趨勢，對我國的安全環境也將構成挑戰;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也給我國帶來安全威脅。印度和巴基斯坦已跨過了核門檻，並已完成了核武器的實戰部署。朝鮮已於2006年9月實驗爆炸了核武器，伊朗正在積極進行核開發。核武器的壟斷已被打破，世界進入了一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時期，對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嚴重威脅。尤其是中國，東西兩個方向均存在著現實的核威脅，使我國的國家安全面臨嚴峻挑戰。 從非傳統安全來看，我國也同樣面臨威脅。全球環境污染造成的氣候變暖問題、跨境犯罪問題、金融危機問題等等，都將影響我國的安全環境。 3.我國在多極化格局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的同時也面臨著單極的壓力 世界格局多極化的發展趨勢下，我國面臨著發展的良好機遇。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在國際上的各方面的影響力也日益提升，越來越多的國際場所都活躍著中國的身影。但從目前發展趨勢來看，美國越來越把中國當成主要競爭對手，在各個領域給中國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 冷戰後特別是21世紀初以來，中美戰略關系的性質由合作為主轉變為對立為主。由於美國是冷戰後唯一的超級大國，並表達了要主導世界秩序的願望，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美國加大了對中國的防範。1997年美國國防部的《四年防務報告》就已明確地表達了這種意願。美國2008年《國防戰略報告》進一步加重了對中國的關注程度，對華的「兩面政策」更趨明朗化。在2005年版《國防報告》中，中國雖被列為美國需重點關注的「關鍵國家」，但只被明確提到一次;而在2008年的這份報告中，中國競被提及多達l7次，而且各部分均將有關中國的內容置於俄羅斯之前，這反映出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布局中的分量越來越重。 美國的一位學者H·格林韋預測，到2025年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規模的經濟」，美國將處於第二。並認為，當中國GDP等於或大於美國的GDP時，美國就無法在世界上稱霸。據於此，在美國國內保守主義回潮的背景下，美國提出中國是美國「潛在對手」或「戰略競爭對手」。悲觀論者甚至認為中美可能發生軍事沖突。 4.我國面臨世界科技革命的競爭 科技競爭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經濟的發展水平，我國與發達國家上百年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相比，科學技術真正穩定和快速的發展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只有20多年的歷程，基礎還相當薄弱，持續積累十分不足;科技體制仍處於不斷調整、完善的轉軌階段;作為發展中大國，一方面面臨著許多經濟社會發展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可支配的財力有限。從目前狀況來看，我國與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代表韓國以及科技大國俄羅斯、印度同處於中等發展水平。因此我國要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科技發展差距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㈡ 美國金融危機中中國的對策，救急！！！！！！！！！！！

國際方面，美國爆發了次貸危機，而且不斷向世界各國擴散，波幅越來越大。國內方面，去年以來中國經濟碰到通脹，股市、房市搖搖欲墜，企業的成本上升，訂單減少等問題。現在流行一個說法，說誰都沒有預料到，突然來了這樣的事，我覺得這個判斷可能不太對。

很多學者認為，現在世界金融體系的問題是突然爆發出來的。我的觀點倒相反，世界金融體系的問題由來已久，國外學者類似的議論我至少聽到有10年了。

這個問題的核心是美國。美國有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儲蓄率太低，從來沒有超過10％。那麼美國如何維持這個經濟的運轉呢？它利用了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這個特性，大量發行美元。世界上所有人還承認它印的每張票子都是真金白銀，就用這種方法借全世界的錢投資、消費，維持一個很高的生活水平。這樣，就造成了全世界的流動性泛濫。當然，在早期階段美國還是用點小的辦法就能夠解決，如大量發行貨幣，把後果轉嫁給全世界。貨幣發行後，美元就貶值，貶值的損失是所有持有美元的國家來彌補，然後再來做強美元，這個損失就轉嫁出去了，一次又一次地這樣做。美國反復用大量的貨幣發行來支撐美國的繁榮，就帶來了很多泡沫，先是網路泡沫，後來是次貸泡沫。但是高處不勝寒，泡沫總有一天要破，泡沫越大破起來震動就越大。

美國一些有責任心的經濟學家早就說美國這樣的做法不但會害了自己，而且會害了整個世界，並呼籲改變這種狀況，但沒有多大進步。另外，其他國家也沒有想出來，現有國際金融秩序，用一個什麼辦法來加以代替？總之，世界金融體系的問題是個難題，短期也難以解決，中國要考慮到這一點，要有自己的對策。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現在在我國沿海地區的一些經濟重鎮，中小企業生存相當困難，宏觀經濟也存在很多問題。於是有一種說法，說沒人會想到中國會發生這樣的情況；還有一種說法，說沒有人想到，會突然爆發了。但據我了解，好像不是這樣。

這就講到了從本世紀初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增長方式一定會造成內外失衡，現在是內外失衡碰頭了，所以後果爆發了。這種增長方式有兩個特點，一是靠要素投入來支撐增長，另外一個特點是靠出口需求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第一個是靠投資、靠要素投入，造成了很多後果。從宏觀經濟來說使投資率不斷提高、消費率不斷下降，而且投資的效率不斷下降。當然，它就會像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以前說的，金融系統變得非常脆弱。金融系統裡面一些潛在的不良資產大量積累起來。為了解決這種投資率下降最終需求不足，我們亞洲人發明了一個很好的辦法，就是出口導向。用政府的力量，一方面適度保護，加強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另一方面本幣低估，讓本國貨幣貶值。

我們改革開放以來，開始的時候是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並行的，到了1994年外匯改革，人民幣深度貶值，這時候就標志著全面轉向出口導向政策。與其他採用這種政策的國家和地區一樣，這種政策都無一例外獲得成功執行。但十年、二十年後，這些國家都面臨一個大問題———外匯存底的大量積累，造成本幣升值的壓力增加，貿易摩擦加大，而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就是實行匯率形成機制的自由化。如果規定一個均衡利率，就不會有外匯存底的大量積累。於是，我國人民幣開始緩慢升值，到了2006年的12月，我們的外匯儲備就超過了1萬億美元，位列世界第一。

本幣升值的結果是流動性泛濫。流動性過剩則造成三種情況，一是資產價格上升，泡沫形成；二是CPI上升，通貨膨脹；三是二者兼而有之。我國近幾年先是房地產價格和股價猛烈上升，從短期的觀點看是好事，股市如此繁榮，大家都發財了，但不把它看成泡沫形成預示著有一天要崩盤。到了去年7月，通貨膨脹率到了5.6％，CPI超過了溫和通貨膨脹，有一種觀點認為，這是結構性通脹———核心物價指數很低，所以是結構性的、輸入性的。到了今年年初達到8％以上，仍然維持這樣的一種觀點。現在，一方面是股市、房地產市場搖搖欲墜，另一方面CPI居高不下，現在CPI用各種方法被管住，CPI和PPI出現倒掛，變成疑難雜症。我覺得，我們現在要對付這些短期問題的時候，當然需要用短期政策，比如說我們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搭配另外一種財政政策，這都是進行短期調節，短期調節的目的是把它穩住，但是不能根本解決問題。根本的問題是增長的方式問題，是經濟發展的方式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要轉變增長方式。

所以我認為，我們現在要標本兼治。標就是運用我們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穩住它，讓它不要崩盤，而且盡量保持大部分中小企業能夠繼續運轉。但是要根本解決問題，還是要在增長方式的轉變上。

目前這種世界經濟的格局，不大可能在短期中改變，我們沒有這個能力，我們至少不要當冤大頭。轉變增長方式的症結在哪裡？根本的問題在於體制，在於轉變增長模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制度性障礙。所以，要真正能夠實現轉變，就是要推進改革、消除這些制度性障礙。

㈢ 國際秩序之爭下中國面臨的挑戰和應對策略

本文要點：新興經濟體較快發展催生世界經濟格局變動，同時對國際經濟秩序的調整與優化也提出了要求。當代世界經濟格局變動凸顯中國因素，中國不僅是國際經濟秩序的接受者，更應是國際經濟秩序變革的推動者。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秩序不適應世界經濟格局調整的問題日益突出，國際貨幣體系不穩定性、貿易保護主義及宏觀政策外溢性等挑戰亟待化解。中國在推動國際經濟秩序調整問題上既應考慮現有秩序的缺陷，也應考慮未來全球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綜合來看，中國應從以下六個視角構建「中國方案」，推動國際經濟秩序調整優化：堅持國際經濟開放性、國際金融中性、世界發展均衡性、國際投資非歧視性、宏觀政策非外溢性、治理平台兼顧效率性與代表性。
當代世界經濟格局變動凸顯中國因素，中國不僅是國際經濟秩序的接受者，更應是國際經濟秩序變革的推動者。我們應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推動依法處理涉外經濟、社會事務，增強我國在國際法律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運用多種手段維護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然而，國際經濟秩序當前面臨什麼挑戰?中國應著力推動國經濟秩序在哪些方面進行調整、怎麼調整?這些都是當前迫切研究的焦點問題。

一、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秩序面臨的挑戰及問題 Piffle365.com版權所有
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復甦增長分化，美國經濟持續改善的態勢未見逆轉，安倍經濟學未能助推日本經濟持續反彈而重陷負增長，歐洲經濟復甦增長乏力，國際環境變化及深化改革訴求倒逼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結構調整。不同經濟形勢引發的各國差別化宏觀政策可能加劇政策溢出效應，世界主要經濟體分化加速世界經濟格局調整，內在因素要求國際經濟秩序同步變革。然而，迄今為止，國際經濟秩序並未出現實質性的調整，現有國際經濟秩序面臨的挑戰及問題日益突出：
第一，國際經濟秩序不適應世界經濟格局調整的問題日益突出。當前世界經濟格局變動內在要求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的話語權同步上升。以市場匯率測算，七國集團(G7)經濟總量佔全球GDP比重由l980年的62%下降到2014年的46%，而同期新興及發展中經濟體佔全球比重則由25%上升至39%;若以購買力平價測算，G7經濟總量佔全球GDP比重由1980年的51%下降到2014年的32%，而同期新興及發展中經濟體佔全球比重則由36%上升至57%。要使國際經濟秩序具有代表性，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亟待穩步提升。盡管201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份額改革中發達經濟體提出將向發展中經濟體轉移部分投票權，但該計劃目前由於美國國會阻撓尚未通過，而且即便通過了，發達經濟體主導國際經濟秩序的局面依然沒有改變，國際經濟秩序不適應世界經濟格局的問題日益凸顯。

第二，國際貨幣體系不穩定性構成國際經濟秩序重大挑戰。國際貨幣體系是國際經濟秩序的核心，2015年是布雷頓森林會議召開70周年，該會議確立的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已經持續運作至今，但該體系不穩定性的事實日益突出。美元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急劇貶值，每盎司黃金的美元價格由35美元持續飆升到1000多美元，美元國際儲備穩定性難以保障，本次危機以來美聯儲為自身經濟發展而超常規調節貨幣供應，近來伴隨美國經濟復甦改善而逐步退出量化寬松政策(QE)，引發新興經濟體資本跨境頻繁流動，不僅加劇國際金融不穩定性，而且影響國際儲備保值增值，表明國際貨幣體系穩定性問題十分突出。

第三，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亟待國際經濟秩序創新協調。貿易自由化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國際經濟治理的重要目標之一。盡管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快速發展促進了國際貿易自由化的深化，但是貿易保護並未完全消除。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主要以發達國家為主體，為應對本國經濟發展緩慢、解決就業問題、維持在國際貿易領域的優勢地位，這些國家以貿易公平的名義，採取綠色壁壘、技術壁壘、反傾銷和知識產權等新的更為隱蔽的措施，實施貿易保護。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持續推行寬松政策促使本幣貶值以變相獲得競爭優勢，構成了當前貿易保護的另一形式，必須推動國際經濟秩序調整優化以破解潛在的難題。

第四，宏觀政策的外溢性。為應對金融危機的影響，世界主要國家倡導實施超常規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促進了全球經濟較快進入復甦增長軌道，有效地避免了全球經濟出現類似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局面，釋放了宏觀政策協調的積極成果。但伴隨著全球復甦增長，世界各國出現了持續的分化，世界各國尤其是大國宏觀政策出現顯著分化，發達經濟體持續延續量化寬松政策，新興及發展中經濟體面臨結構改革，宏觀政策分化引發國際環境波動，各國宏觀政策效率受到外部的影響加大，宏觀政策亟待協調的問題日益突出。 派智庫：政經資訊專家
第五，國際經濟治理平台亟待發展完善。為應對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世界主要國家通過二十國集團(G20)平台出台了一系列重要舉措，促使全球經濟避免重蹈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覆轍，G20成了比G7或是八國集團(G8)更具代表性的國際經濟治理平台。然而，伴隨著危機以來世界主要國家復甦增長分化，G20成員不再像危機期間共同面臨經濟下滑問題，由此開展的國際協調也就出現分歧，各國關心的重點也開始分化，G20的效率面臨持續下降的風險。G20是維持危機應對的臨時性平台或全球經濟治理的長久性機制嗎?G20與已有國際平台是「替代」、「補充」的關系還是「合作」關系?這些重要問題尚未解決，世界亟待國際經濟治理平台的發展完善。
二、中國推動國際經濟秩序調整的六個策略與原則 本文來自派智庫
中國在推動國際經濟秩序調整問題上既應考慮現有秩序的缺陷，也應考慮未來全球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綜合來看，中國應從以下六個方面推動國際經濟秩序調整優化：
第一，堅持國際經濟秩序的開放性。開放合作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倡導開放應成為國際多邊合作的重要原則，積極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反對有悖於開放合作的區域壁壘的設置。更為重要的是，應針對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採取的綠色壁壘、技術壁壘等新特點，結合世界各國對高標准投資貿易規則的重視，構建深化開放合作的國際協調機制。結合中國來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以東部沿海為重點的開放格局，未來應通過「一帶一路」、自貿區等戰略對接高標准開放新體制，打造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
第二，堅持國際金融的中性。貨幣金融不僅關系各國經濟發展，也是影響外部環境的重要變數。尤其是國際貨幣發行國貨幣金融政策可能引發貨幣金融資本跨境大規模流動，對國際金融穩定性構成潛在影響。未來應積極推動國際貨幣體系變革，提升國際貨幣體系穩定性，積極倡導構建貨幣發行國責任與權力對等的體制機制，研究貨幣發行國超常規貨幣政策的應對政策，促進貨幣金融的中性化，避免其對國際環境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 Piffle365.com
第三，堅持世界發展均衡性。當今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採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效率被置於更加優先的地位，世界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呈現了較快增長。然而，世界經濟發展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那就是世界各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沒有改觀，世界經濟的南北差距沒有縮窄的跡象，公平與效率的平衡成為世界發展的重要問題。全球經濟不均衡的發展越發突出，未來應更加註重世界發展的均衡性，以此促進世界經濟一體化，提升全球化的福利水平。
第四，堅持國際投資非歧視性。投資是未來的生產能力，它是一個國家乃至全球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各國應注重國際合作尤其是國際投資合作，但目前尚未形成全球的國際投資秩序，各國的對外投資合作有待進一步深化，國際投資秩序應積極倡導國民待遇與負面清單模式。結合中國的情況來看，2013年中國對外投資存量佔GDP比重僅6.6%，離世界35%左右的平均水平還有很大差距，未來10-20年中國對外投資將增加3萬-5萬億美元，中國將成為最大的海外投資大國，在此背景下，中國應加快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關於雙邊投資協定的談判，並以此為樣本開展與其他國家的投資談判，營造中國海外投資非歧視性的環境，促進國際投資合作的深化。
第五，堅持宏觀政策非外溢性。缺乏協調的宏觀政策產生外溢性是本次金融危機所凸顯的重要現象，IMF對美國、中國、英國、日本及歐元區等五個系統重要性經濟體的宏觀政策負向溢出效應做出了深入評估，揭示了宏觀政策溢出效應問題的重要性。各國尤其是系統重要性經濟體的宏觀政策需要考慮其對其他經濟體的潛在負向溢出效應，國際經濟秩序的設計應注重國際協調，著力降低各國宏觀政策的負向溢出效應。

第六，堅持治理平台的效率性與代表性。盡管國際經濟秩序面臨諸多挑戰，但歷史經驗表明國際經濟秩序調整具有復雜性、長期性。國際經濟秩序本質上是各國對國際經濟治理討價還價的結果，更深層次上是國際公共產品如何定位、如何提供、誰來提供的問題，但歸根到底是各國在國際公共產品問題上的權利與責任問題。因此，國際經濟秩序調整優化必須考慮治理平台的效率與代表性問題。一方面可以推動G20治理平台體制機制完善以提升治理效率，另一方面可以通過「一帶一路」等新的區域治理機制的構建，倒逼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與完善。

㈣ 貿易保護主義的中國對策

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入世後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程度的加深，全球製造業中心逐步轉移到中國，這些因素決定了我國的國際貿易現狀與發展。作為WTO新加入的成員國，中國對於如何利用世貿規則、掌握國際貿易的知識和經驗還很有限，在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興起的背景下，中國的應對思路與策略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1、從經濟發展趨勢來看，全球製造業中心轉移到中國是客觀趨勢，中國將來會有更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但同時這個轉移過程也是期限的，因為在勞動力方面比中國更有優勢的國家目前正在奮起追趕，只是現階段其他條件還比較落後，應抓住這個時期積極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爭取上一個新台階。
2、以務實外交為指導思想，加強國際間的溝通和協調，爭取西方國家盡快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解決貿易爭端的方法一般有三種：磋商解決；向WTO提起訴訟；打貿易戰。而真正的貿易戰很難發生，WTO的爭端解決機制也缺乏效力，所以國家之間貿易糾紛和摩擦主要靠雙邊磋商和談判來解決。通過交流和談判，努力打破區域貿易壁壘，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貿易環境。
3、積極推進東盟自由貿易區、APEC等區域經濟組織的一體化進程，調整我國貿易方向，避免貿易進出口過分集中於某個國家的現象，重視區域經濟合作。在世界貿易自由化進程受阻、新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情況下，加強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形式的合作，有助於創造一個穩定的國際貿易環境。
4、在貿易主管部門的指導和幫助下，企業主體、行業協會應積極學習國際貿易知識，掌握國際貿易規則，加強國內貿易立法如制定《反傾銷法》等。同時中國應抓住時機、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高商品的技術水平，增強商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
5、作為WTO成員，中國應積極參與正在進行的WTO多哈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積極參與多邊貿易規則的制訂和修改，利用有效的多邊貿易規則約束和抵制新貿易保護主義行為，逐步推進貿易自由化，爭取一個有利的國際貿易環境。

㈤ 中國對外貿易的弊端及對策是什麼

一、當前我國對外貿易中存在的隱憂及其危害

1.我國開拓國際市場的方式過於單一
從理論上說，開拓國際市場至少有對外出口和對外直接投資兩種方式，後者由於是在東道國國內就地生產就地銷售，因此比較容易繞開東道國的各種貿易壁壘。而我國目前開拓國際市場的手段仍以對外出口為主。我國這種千軍萬馬爭過出口獨木橋的開拓國際市場方式，一方面會導致我國同類企業間的惡性競爭，為求得在外貿出口中的數量擴張，致使當前我國外貿出口增量不增價的矛盾十分突出，並極易遭到進口國的傾銷指控。另一方面，我國這種單一的、樹大招風式的外貿策略已使我國出口產品遭受到越來越多的貿易壁壘，如美國時間2003年11月17日，美國紡織品協議執行委員會做出了對從中國進口的針織布、胸衣、袍服三種紡織品提出磋商請求的決定，從而對上述中國出口產品實行極為嚴厲的配額限制.

2.技術性貿易壁壘嚴重阻礙我國商品的出口
技術性貿易壁壘，是指一國或區域組織以維護其基本安全，保障人類及動植物的生命及健康和安全、保護環境、防止欺詐行為，保證產品質量等為由而採取的一些強制性或自願性的技術性措施。
(1)我國有60%以上的出口企業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每年遭遇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的貨物金額已超過25%，約為450億～500億美元。
(2)已經從生產流通領域擴展到生產加工領域，不僅包括貨物商品，還延伸到金融、信息等服務領域，已經成為我國外貿企業面臨的第一大非關稅壁壘。技術性貿易壁壘，嚴重地影響了我國的商品出口，提高了我國的貿易成本，引發了貿易爭端，造成地區產業發展不平衡。

3.貿易摩擦增多，使得外貿風險加大
近年來，中國的對外貿易實現了快速增長，在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過程中，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但日漸增多的貿易摩擦也阻礙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1)對中國商品提起反傾銷訴訟的國家和地區也越來越多，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加入對我國反傾銷調查的行列。2007年前11個月，中國遭遇反傾銷、反補貼以及特保和保障措施等「兩反兩保」貿易摩擦62起。(2)貿易摩擦的產品和行業結構呈不斷擴大的趨勢，只要他們認為危害到或將要危害到本國競爭力差的產品，都可以列入傾銷產品的范圍，從過去的原材料、簡單加工擴展到現在的高科技產品，幾乎涵蓋我國出口的大部分產品。(3)涉及的金額和反傾銷稅率越來越大，委內瑞拉1999年決定對中國的皮鞋、人造革皮鞋和布鞋等鞋類，採取臨時措施，徵收300％的反傾銷稅；2004年2月，墨西哥經濟部決定恢復對從中國進口的鞋和鞋靴零件徵收165%-1105%的反傾銷稅。
貿易摩擦給我國出口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而且導致我國產品在出口市場受到擠壓，對我國產品的出口造成不利的影響。

4.我國外貿實踐中存在著輕視「原產地」規則以及「原產地」規則本身不完善的問題
目前，我國出口貨物原產地規則標准過低是一個致命的缺陷，制訂如此低的標准，是因為既要考慮到我國與24個國家的普惠制協議中給惠國的要求，又要考慮到進一步吸收外商投資。如果將原產地規則限制過嚴，會影響外商來華進行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圖加工和補償貿易。因此我國判定出口產品的原產地規則是根據該產品：在中國生產或獲取；在中國發生實質性轉變，即在中國經過主要及最後的製造、加工工序，使其外形、性質、形態或者用途發生實質性改變；在中國增值達25%以上。
(1)原產地規則不嚴謹體現在許多方面：1)我國的原產地標準是以HS稅目改變作為實質性改變的標准，但在「規則」中，沒有「以稅目號改變」的文字表述，由此使簽證人員在理解和實際操作中缺乏統一標准；2)「清單」規定的主要加工工序較為簡單，要求的增值百分比標准較為寬松，涉及的稅目也很不全面；3)「清單」中有些產品的原產地標准缺少合理性，甚至嚴於普惠制原產地標准；在此不再一一列舉。
(2)我國出口貨物原產地規則標准過低造成了許多不利：1)不利於拓展加工貿易的加工深度，從而降低了出口產品的國產化率； 2)由於出口產品使用的進口成份過多，不僅增加了不必要的巨額外匯支出，而且不利於我國對原材料資源的充分開發和利用；3)不利於發展關鍵性的高新技術；4)由於標准過低，外商往往通過投資設立企業，在我國從事「三來一補」業務，申領我國十分有限的「被動配額」，擠佔了我國本來就十分有限的配額，致使加工貿易對一般貿易形成了較大的沖擊。

5.我國加工貿易中國內價值鏈過短及因此使得商品附加值低
(1)我國加工貿易中間投入品的本地化比例不高，從而導致其發展後勁不足。2003年1-4月，我國加工貿易出口665.6億美元，占同期出口總額的31.5%；加工貿易進口456.1億美元，占同期進口總額的32.7%。這表明我國加工貿易尚處於典型的簡單加工或組裝型發展階段，加工貿易國內產業鏈短，生產能力集中於下游產業，零部件和原材料過度依賴進口，隨著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將會逐漸失去發展後勁。根據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的調查，廣東省電子工業從改革開放初期在全國同行業中列第8到1991年躍居全國第5位，十幾年的高速發展主要依靠港澳加工裝配業的轉移，但廣東目前的優勢只體現在最終產品的總量，並不具備生產技術上的優勢，產品設計、材料、零部件生產以及銷售均嚴重依賴香港和海外，我國其他沿海地區利用加工貿易發展起來的產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類似問題。
(2)我國加工貿易的增值率極低，致使大量利潤外流。在整個加工貿易的研發、設計、製造、倉儲、運輸、銷售、服務等環節構成的價值鏈中，我國企業承擔的往往是對零件或原輔材料的初級加工、裝配和組裝等勞動密集型環節，佔有的價值鏈環節較少，從而導致產品附加值的提高狀況極不理想。據統計，在來料加工中，目前我方企業平均僅能獲得占出口總額8%左右的工繳費收入，其餘大量的產品增值部分被外方獲得；而在進料加工貿易方式中，由於外方控制著原材料采購和製成品銷售等關鍵環節，便於利用轉移價格等手段，使我方企業利潤嚴重流失。

6. 中國的對外貿易政府管制嚴厲，進出口自由程度地
(1).國內企業要出口產品必須得到政府的批准，大多數生產企業不能直接進入國際市場出口產品。
雖然我國對傳統的貿易體制不斷進行改革，如賦予若干生產企業進出口自營權，但是，獲得進出口自營權的僅僅只是少數國有大中型企業（包括少數科研機構），而且其進出口自營權仍然受到很久的約束，經營范圍受到嚴格的限制，擁有進出口自營權的生產企業實際上並不能真正完全自主地經營進出口業務。此外，雖然我國也允許私營企業獲得進出口自營權，但進入門檻很高，數量極其有限。總之，我國的外貿經營權仍然是由國家控制的，（註：政府對外貿經營權的管制實際上是一種非關稅壁壘。）只有少數生產企業有權可以直接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大多數企業並不直接進入國際市場出口產品。這些沒有進出口自營權的企業要出口產品，就只能通過國有外貿公司代理。這意味著，對於大多數沒有進出口權的生產企業來說，它們並不能直接進入國際市場自由地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因而同國際市場之間實際上仍然存在著「隔層」。
由於外貿經營權由政府行政審批，哪些生產企業能進入國際市場完全由政府指定，因此，在缺乏市場競爭和篩選、淘汰機制的情況下，能直接進入國際市場從事進出口業務的企業並不一定就是最有效率的企業，這樣就必然會造成對外貿易的低效率。同時，由於國內大多數生產企業不能直接進入國際市場自由地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因此，國內許多生產企業就不可能完全自由靈活地根據國內外市場的供求狀況，及時生產出完全符合國際市場需求的產品，從而最大限度地擴大我國的出口，這就人為地壓抑了我國的出口供給彈性。
更重要的是，由於我國的私營企業在沒有得到政府的批准下並不能自由地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因此，這就不利於使我國持續涌現出更多的完全自負盈虧，因而真正具有內在動力和壓力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不斷擴大出口的市場主體，從而極大地阻礙了中國人均出口額的不斷增長。可見，對私營企業的出口限制實際上是對中國出口擴張能力的人為限制。
此外，雖然我國的外貿公司在政府的保護下壟斷了我國的進出口，但我國的國有外貿公司卻因規模小而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而且，由於這些國有外貿企業並不承擔經營虧損的最終財產責任，因此，各國有外貿企業為了擴大出口，而往往不負責任地對內抬價收購、對外低價競銷。國有外貿企業相互之間這種沒有內在約束的無序競爭，不但造成出口秩序混亂、而且增加了我國的出口換匯成本，降低了我國的貿易利得。

(2).我國在進口方面存在著事實上的政府管制，進口的市場化或自由化程度更低
雖然我國自1992年以來不斷降低關稅，但我國降低關稅的政策意圖實際上是側重在緩解我國過大的國際收支順差，同時擴大資本品或技術設備的進口（中國進口中的80%以上是資本品），以提高國內企業的生產率，而並不是著眼於通過實現進口的自由化，以引入國際市場的競爭機制。而且，雖然我國不斷削減非關稅壁壘，但實際上我國對一些已經取消配額、許可證管理的進口商品仍然存在著不同名目的數量限制，一些需要進口品的投資項目需要事先得到政府的立項批准或政府部門的政策性指導。同時，中國在進口的程序上也存在著一些事實上的管制（如需要若干個政府部門的蓋章認可，進口手續過於繁瑣等）。此外，在政府對進口進行嚴格管制的同時，我國對許多產品的進口仍實行國家壟斷，這種進口壟斷實際上也是一種非關稅壁壘。
我國對進口進行管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國內某些行業或企業（特別是保護了國有企業），但卻因減弱了進口產品的競爭壓力，同時使國內企業得不到低成本的生產投入品，從而降低了國內企業的生產效率。

二、消除我國對外貿易中已存隱憂的對策

1.切實落實「走出去」戰略
(1)明確實施「走出去」戰略的主體。所謂「走出去」，既包括產品打入國際市場，也包括向外輸出資本，但主要是輸出資本，即到國外投資辦廠。目前，通過國有企業的深化改革特別是近幾年的改革攻堅，我國多數國有企業和鄉鎮集體企業已經從政府的懷抱中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市場競爭主體和法人實體，在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過程中，無疑也應當成為主體。各級政府必須擺正自己的位置，在宏觀調控、服務、監督等方面多下功夫，切不可越俎代庖，代替企業作經營決策。
(2)科學確定「走出去」的具體方式。我國走出去的企業大致有以下類型：1)海外直接投資。目前除資源開發型項目規模較大外，我國絕大多數對外投資項目都屬中小項目，企業平均規模為198萬美元。2)對外承包工程和設計咨詢。對外承包工程是商品貿易、技術貿易和服務貿易的綜合載體，也是我國企業「走出去」比較成熟的方式，能夠發揮我國企業產業基礎全面、設備製造技術成熟、勞動力資源豐富和管理成本低的綜合優勢；3)對外勞務合作。我國對外勞務合作的主要市場集中於發展中國家，其中有3／4輸往亞洲國家，勞務人員仍以建築工、縫紉工等中低級勞務為主。
「走出去」作為一項長遠的開放戰略，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在微觀層面上，應制定具體的企業發展戰略和市場開發戰略，解決「走出去」的區域和產業選擇問題。1)對於資源開發型項目，應主要立足於非洲、拉美、中亞及其他友好國家，重點投資於這些國家建設急需的能源、礦產等戰略資源和人民生活必需的農牧漁業資源；2)對於境外生產型項目，重點應放在東南亞、南非、北非、拉美和歐美等經濟環境較好的國家，以投資少、見效快的境外加工貿易項目為主，引導企業將過剩的生產能力和成熟技術向外轉移。3)對於國際承包工程，應立足於傳統的亞洲、非洲和中東市場，力爭提高市場佔有率。同時，利用入世帶來的有利機遇，加大對歐美、大洋洲和拉美市場的開拓力度，爭取有所突破；加強對勞務人員的培訓，提高勞務人員素質，在全球勞務市場不景氣的情況下確保原有市場，力爭擴大外派勞務規模； 宏觀層面上要充分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職能。政府要從金融保險服務、稅收、外匯管理等方面制定各種優惠政策，鼓勵、支持和引導企業「走出去」；做好國際市場和國別情況的信息發布和咨詢工作，以滿足國內企業多方面的信息需求；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使境外投資企業的管理規范化、法制化、科學化，防止一哄而上，在國外搞重復建設，無序競爭，自相殘殺。
(3)科學選擇「走出去」的區位。 「走出去」應當貫徹多元化的方針，面向全球市場，切不可搞單打一。另一方面又必須看到，「走出去」的重點地區應當是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東歐、獨聯體經濟轉軌國家。因為從我國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來看，無論是裝備水平、生產技術，還是產品質量，同歐美發達國家相比，都有較大差距，但同發展中國家相比，卻有一定的優勢。而有無比較優勢，則是「往哪兒走」的最重要的判斷依據。

2.政府企業共同預防和避免貿易壁壘，減少損失
(1)政府方面。①建立預警機制，實現對外貿易保護前置化。政府有關部門要緊密跟蹤重點出口國家和地區情況，保持信息的高度敏感，以便及時了解某貿易壁壘的動向，定期或不定期發布預警信息，提醒相關企業及時做好相應准備。②制定優惠措施，發展循環經濟，扶持「綠色」企業發展。政府應通過優惠政策，扶持一批符合國際標准、管理先進、科技含量高的綠色環保型企業，同時淘汰一批規模小、檔次低、管理水平低、環保意識差的企業。③實施標准化戰略，制定與國際標准一致的國家標准和技術法規。應制訂鼓勵政策，統一並提高我國的技術標准，使國家標准、行業標准與國際標准協調，並按照需要將這些國際標准引入我國，讓生產企業在掌握國際標準的基礎上去安排生產，以使產品符合進口國要求，這對擴大出口貿易,加快對外貿易的發展都有較大的幫助。④政府有關部門要服務和幫助企業開拓其他市場，規避貿易風險。企業還可通過勞務輸出、技術輸出、境外投資等多種方式，在消費國就地生產、加工，讓「銷售地」變「產地」，避開貿易壁壘。
(2)企業方面。①企業應強化標准化意識，採用合理適用的國際標准，嚴格執行標准，並將ISO9000、ISO14000等管理標准與企業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創造出適合自身的管理方法，從制度上保證產品的質量品質和環保品質，使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處於有利的競爭地位。②企業要注重支持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提高產品以及對產品的檢驗檢測能力，才能從根本上沖破現在技術性貿易壁壘。③企業應投入研究開發費用，生產符合外國技術標准特別是苛刻要求的先進產品，還要自覺增強環保意識，努力使自己的產品成為「綠色產品」，預防和避免貿易爭端的發生。當貿易爭端一旦發生，要通過政府的交涉，努力使外國政府取消其技術性貿易壁壘，將企業利益損失降到最低。

3.政府完善應對機制，減少貿易摩擦
(1)政府方面。①我國政府充分利用WTO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加強與外國的交涉。政府應充分援引WTO反傾銷協議中的條款，對其他國家對我國提出的反傾銷措施和調查程序進行嚴格的調查，並提出異議，通過雙邊、多邊談判，記載反傾銷應訴中所作的實踐，進一步澄清相關問題，據理力爭，督促相關國家修訂對華市場經濟體制的認定標准，最終取消歧視性的對華反傾銷政策措施。②建立和完善反傾銷應訴機制，完善我國反傾銷預警機制網路。③加強對出口競爭秩序的規范，設置合理，有效的出口經營管理機制，建立並執行重點行業和重點產品的出口制度，是減少對華反傾銷訴銷的有效措施。
(2)企業方面。①企業應調整戰略，實行國際化經營。②要不斷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加大科技投入，不斷研製開發新產品，提高產品的科技產量，樹立品牌意識，實施名牌戰略，實現由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向資金、技術密集型產品的轉變和以價取勝的戰略轉變。③企業在反傾銷的過程中，應當熟悉國際慣例，依法應對反傾銷，使自己由被動化為主動。

4.完善我國原產地規則
(1)制訂合理、科學、適用的原產地規則
根據我國國際貿易的實際情況制定科學適度的原產地規則標准，如在增值百分比的確定上應結合我國對外貿易的實際情況制定合理的比例標准。同時原產地判斷標准不宜過低，特別是出口貨物原產地的判斷標准更是如此。原產地規則應具有可操作性，在技術上是嚴謹的，同時有適當的靈活性。
(2)原產地規則應有廣泛的適用性
制訂原產地規則時應充分考慮在盡可能廣的范圍內適用，特別是要考慮原產地規則對於我國對外貿易政策執行的重要性。在我國的原產地規則中，應包括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反補貼條例》所需要的原產地判斷標准，以及針對反傾銷、反補貼中規避措施的原產地規則；應制定進口優惠關稅條件下適用的原產地規則，特別是復進口、復出口產品的原產地規則；對實行配額、許可證管理的產品確定專門的原產地判斷標准，提高配額的利用率，為享受普惠制待遇的出口商品規定合理的原產地判斷標准。
(3)加強對原產地證發放的管理工作
我國有多家單位可簽發原產地證，這給我國對原產地證簽發的管理工作帶來了困難，而且各機構對於原產地證簽發標準的尺度不一也給管理工作帶來了不少麻煩。全國目前有200多個發放原產地證的單位，每年發60多萬張，每個證收50元手續費，有個別發證單位，只蓋章收費，不檢查其合同產品是否符合原產地規則，也不監管貨物。此種情況的出現無疑不利於正確執行我國的原產地規則，也會影響到我國與一些國家的貿易關系，因此應強化對原產地證發放的管理工作。

5.通過提高加工貿易料件的本地化率來延長我國加工貿易的國內價值鏈
從跨國公司的利潤最大化目標分析，加工貿易企業希望通過對料件的本地采購來降低成本，提高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現階段，有一些外資企業嘗試將零部件的采購轉移到我國國內。因此，要提高加工貿易中間投入品的本地化率，擴大我國國產料件的出口，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調整有關政策。
(1)確定科學的產業政策。我國的上游產業包括機械、電子、化工等基礎產業，長期以來，這些產業生產發展的滯後問題一直未得到解決，而國家的價格、投資、稅收、貸款等政策幾乎都是向下游產業傾斜。因此，不從根本上扭轉對加工貿易中間投入品的現行政策，就難以實現加工貿易中間投入品的進口替代。
(2)從資金方面給予支持。為使國內企業生產的材料和零件在質量、規格和成本等方面適應加工貿易出口的要求，國家應提供資金扶植國內企業開發、試制新產品或者向用戶提供試用品。有關部門可考慮在新產品試制費、新產品開發費、外貿發展基金中單列鼓勵加工貿易本地化基金，簡化申請和審批程序。同時國家應鼓勵建立民間的「風險融資」機制，如通過減免稅改革，鼓勵企業間成立「風險基金」，投資於具有較高風險的新產品開發和試制項目。
(3)鼓勵來料加工、進料加工企業進行國內采購。一方面，由於我國國內來料加工企業的大多數產品會進入國際市場，對於其國內零部件供應商而言屬於間接出口，因此可對這部分產品實行出口退稅，以降低來料加工企業國內采購的成本，從經濟角度激勵來料加工企業擴大國內采購；另一方面，鑒於我國目前出口退稅機制運行效率較低，對進料加工企業的深加工結轉實行稅收「免、抵、退」會擠占企業大量資金，進而嚴重削弱了出口退稅制度的激勵效果，因此可對進料加工企業的深加工結轉貨物實行免徵相關稅收的優惠政策。
(4)建立需求信息庫。在加工貿易企業比較集中的地區建立中間投入品供求信息庫。由於企業對信息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而對信息採集、更新的投入大，投資風險高，因此國家應實行扶植政策。針對加工貿易可選擇的替代產品建立專業信息庫和信息網路，及時公布產品的質量標准、規格、價格和供應渠道等。

㈥ 中國如何應對當今復雜的國際環境和戰略格局

我們中國在面對當今復雜的國際環境和戰略格局，我國應看清現狀並抓住機遇，積極主動應對挑戰，有效維護戰略機遇。

1、利用外部環境機遇 加快轉變發展方式

世界經濟的中低速增長新常態並不是一種靜態，而是一種動態。

危機是「創造性破壞」，它會消除落後產能，推動新產能發展。蓄勢待發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包括以信息技術發展為先導的「互聯網+」經濟。

以創新技術研發為驅動的新能源變革，以構建國內和跨國互聯互通網路為基礎的綜合發展，以綠色理念推動的新生活方式，以及分享經濟、3D列印、智能製造等。

這些產業將改變以往經濟增長的方式，逐步生成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即將出現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為我們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了難得的重大機遇。

以變革與創新為驅動，以積極主動的姿態應對新環境，是利用好新發展戰略機遇期的重要途徑。

2、提高全球治理能力 促進優化發展環境

全球問題凸顯是戰略機遇期內涵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世界經濟的深刻調整和全球問題的日益凸顯，都需要加強並改善全球治理。

為此，一方面需要推動現有國際機制的改革和完善，另一方面需要建立新的治理機制，制定新的國際貿易、投資、金融等規則。

這既為我國參與國際經濟體系提出了新的挑戰，又為我國發揮積極作用參與新國際規則的制定，「推動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完善，積極引導全球經濟議程，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提供了機遇。

3、積極主動應對挑戰 有效維護戰略機遇

從國際安全環境看，盡管和平仍然是時代主題之一，但在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深刻調整的背景下，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相互交織，維護地區和世界局勢和平穩定的任務仍面臨諸多挑戰。

維護一個長期和平的環境符合我國根本利益。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尤其是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正是中國主動營造和平環境的重要舉措。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核心內涵是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這是打破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對抗沖突陳舊邏輯的重要方式。

(6)國際貿易投資規則重構中的中國對策擴展閱讀：

國際間戰略利益的矛盾及其發展；政治、軍事、經濟力量在世界范圍內的分布與配置；主要國家之間的戰略關系及其斗爭、制約、合作的態勢；戰爭的進程和結局，以及戰爭威脅的性質和程度等。

國際戰略環境是國家安全和發展的國際條件，對實現國家的戰略目標和戰略利益有重大的影響，並決定或制約著一個國家政治、軍事、經濟斗爭的對象和敵友關系以及採取的方針、政策和策略。

任何一種戰略，都是依據一定的環境條件而提出來的，在實施過程中都要受到這種環境條件的制約，因此，對國際戰略環境的分析和判斷，是制定戰略決策和戰略實施過程中必須特別加以重視的一個至關緊要的問題。

站在時代的高度，從各主要國家或政治集團的戰略利益關系入手，較系統地考察一個較時期內國際戰略格局的狀況和國際戰略形勢的發展趨勢，綜合分析影響國家安全和發展的各種國際化條件，判明本國遭受威懾的可能、方向、性質和程度，才能提出正確的戰略對策。

㈦ 為適應新的國際關系,中國應採取哪些對策

1.推廣中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當然口頭上要以這個為旗號，包括睦鄰友好
2.深化內中美關系，推進中美日三國容關系變化，說白了就是拉攏下日本
3.積極推進中俄，中巴，中緬，中柬等傳統友好國家合作關系
4.採用政經結合的手段，充分利用中國政治地位優勢為經濟謀取利益，並利用投資牌謀取政治利益，比如對台灣
5.積極發展中國自主軍事力量，推動中國軍事技術革新

㈧ 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面臨怎樣的挑戰為此中國採取了哪些具體對策

(一)中國正在逐步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

過去20多年間，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經濟從封閉走向開放，並逐步擴大開放的廣度和深度，融入國際分工體系，成為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主動參與者。世界銀行認為中國是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少數幾個最大的贏家之一。中國的國際貿易規模在過去22年裡擴大了約22倍，世界排名從開放之初的第32位上升到目前的第9位，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80年代初的不
到20億美元，上升到現在的400億美元左右，從1993年以來一直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資東道國，如今累計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已達3500億美元。中國經濟的國際化程度大大提高。中國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吸收外國投資與擴大國際貿易，有力地促進了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創造了大量新的就業機會，推動了國內經濟體制改革，提高了國民經濟運行效率，增強了綜合國力，使中國在國際經濟與政治事務中能夠發揮更大作用。

中國之所以在經濟全球化中贏得主動，是因為中國政府從本國的比較優勢出發，制定了正確的對外開放戰略，並一以貫之地加以實施。總體而言，中國的比較優勢主要是其低廉的勞動力與土地，成體系的製造業基礎和潛在的巨大市場規模；比較劣勢則主要是一些重要技術開發能力弱、某些自然資源相對匱乏和經濟體制中存在的缺陷。中國並行地在汽車、石化等「制高點」領域實行：進口替代」戰略和在勞動密集型部門實行「出口導向」戰略。這兩種戰略的同時實施，使中國避免了其他單純實行「進口替代」戰略的發展中國家所出現的國際收支嚴重失衡惡果。為了克服體制上與國際規則不接軌的劣勢，中國在經濟特區、開發區等局部地區率先實行與國際接軌的體制和優惠政策，這種局部突破的策略有效地促進了吸引外資與國際貿易的擴大。

上述開放戰略雖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成本也相當高。例如，汽車、石化等「制高點」產業由於長期受到過度保護，其國際競爭力一直較低；出口導向部門具有「大進大出」的特點，與國內經濟聯系少，對國內經濟的帶動作用有限；國內市場的部門分割與地方保護現象普遍存在，大國經濟的優勢難以發揮；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在稅收、市場准入、投融資等諸多方面存在著普遍的差別待遇，嚴重影響了市場的公平競爭，等等。

中國加入WTO以後，在新的國際環境下，以往實行的「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並行的戰略將有必要調整，逐步轉向在更加開放的條件下謀求競爭優勢的戰略。競爭優勢的基礎是比較優勢，這個問題已經有了較多的研究。人們通常強調的是中國勞動力供給充裕、價格相對較低的優勢，國家幅員遼闊，某些資源供給充足的優勢等。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值得重視的優勢。

一個優勢是大國市場的規模經濟。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且處在經濟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長階段，人均收入正接近1000美元。隨著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中國已經和正在進入對具有顯著規模經濟效應的家電、汽車、電子通信等產品的需求迅速擴張期。這一市場條件有可能使某些相關產業形成世界上特有的規模經濟效應，其中既包括企業內部的規模經濟，也包括由於產業聚集而形成的外部規模經濟。由此而產生的低成本不僅會使國內消費者受惠，也有助於提高這些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另一個優勢是具備了重點發展加工組裝製造業的有利條件。一些年來，中國經歷了以輕紡工業、重化工業為重心的發展階段，目前正在進入一個以加工組裝製造業為特徵的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可以提供加工組裝製造業所需要的資本、勞動力(特別是技術人員和熟練勞動力)，利用有較高水平且相對成熟的技術，生產出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逐步提升的產品。從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走勢看，一批有較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的加工組裝產業也會向中國轉移。近年來，頗具規模的計算機組裝加工基地在中國的珠江三角州地區快速形成，已經顯示了這一趨勢。一般認為，汽車產業是中國加入WTO後受沖擊較大的領域之一；但據我們的研究，在經過必要的調整後，在今後10年左右，中國極有可能成長起全球最大的汽車生產基地之一。

如果上述比較優勢能夠成功地轉化為競爭優勢，在加入WTO和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的新形勢下，中國完全有可能在國際分工格局中處於較為有利的地位。

(二)中國政府的職能轉變：已經取得的進展

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有力地推動了國內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為了避免國內經濟體制與國際通行的市場規則的不一致，中國在經濟特區等局部地區率先引入市場機制，實行符合國際慣例的經貿規則。特區不僅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而且是市場化改革的實驗田。中國政府將特區的成功經驗向更大范圍推廣，形成了開放與改革良性互動的局面。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政府職能的轉變方向和界定依據逐步得到明確。1993年《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政府機構，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主要是制定和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同時，要培育市場體系、監督市場運行和維護平等競爭，調節社會分配和組織社會保障，控制人口增長，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管理國有資產和監督國有資產經營，實現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政府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國民經濟，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這段論述概括了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在政府經濟職能上的認識進展，同時也指出了政府職能轉變的基本方向。按照這一基本方向，一些年來政府職能發生了多方面的積極變化。

——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框架初步建立。計劃、財稅、金融體制改革逐步深化，基本形成了計劃、金融、財政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調控機制。國家計劃突出了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大幅度消減了指令性計劃指標，強調計劃指標要少而精，總體上是預測性和指導性的。財稅體制正在由計劃經濟下的生產建設經營性財政向現代市場經濟下的公共財政轉變，以分稅制為核心的新財稅體制初步形成。金融體制擺脫了計劃經濟時期「財政的出納」的窠臼，正在按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構建現代化的金融機構體系、金融市場體系和金融調控監管體系。政府通過綜合運用財政稅收政策、貨幣信貸政策等經濟手段以及法律手段調節經濟運行，有效地治理了先後出現的嚴重通貨膨脹和一定程度上的通貨緊縮趨勢，逐步積累了在經濟轉軌過程中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有益經驗。

——培育、規范、監管市場體系取得一定進展。中國政府在不斷發展商品市場的基礎上，逐步培育生產要素市場，努力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日益明顯。2000年，在社會商品零售額中，按市場價銷售的比重已高達95%，比1995年提高6個百分點。上海、深圳兩個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超過1000家，股票總市值48000多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7%，成交金額60800億元。外匯市場、勞動力市場和技術市場獲得長足發展。90年代以來，相繼頒布實施了產品質量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公司法、商業銀行法和證券法等法律法規；對風險較大的期貨市場和證券市場，通過健全上市規則、交易規則和信息披露制度，加強了風險防範和監管機制。政府在規范、監管市場主體、市場組織形式和市場交易行為等方面，正在走向制度化軌道。

——政府以往直接管理國有企業的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變。政企分開邁出較大步伐。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軍隊、武警部隊和政法機關經商辦企業的做法，已經改變。政府各部門解除了與所辦經濟實體和直屬企業的行政隸屬關系，不再直接管理企業。電信、電力、鐵路、民航等壟斷性行業的改革已經有了良好的開端。在加強所有者監督職能方面，政府採取了向重點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派駐監事會，以及向資產經營機構和大企業授權經營國有資產等措施，以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國家提出「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正在對國有經濟實行戰略性調整。多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迅速。各種所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發生了重要變化，國內生產總值中非公有制經濟所佔份額接近1／4。中國政府已經承諾，加入世貿組織後，政府不對國有企業施加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以保證各類企業之間的平等競爭。

——在管理涉外經濟方面逐步向國際慣例靠攏。外貿、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逐步深化，通過降低關稅、減少配額、取消出口補貼，及實行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可兌換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等，初步形成了符合國際通行規則的外貿、外匯運行機制。引進外資的地域和行業限制逐步放鬆，各級政府在健全有關法律法規、依法管理外商投資、簡化辦事程序、改善投資環境等方面作出積極努力。

——政府促進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職能有所加強。隨著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日益提高，入口、資源、環境和社會保障對現代化建設的壓力日益增大。適應這種形勢，中國政府制定和實施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科教興國戰略，並積極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目前，中國人口出生率已經降到一個較低水平。政府實行了嚴格的資源管理制度，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取得一定成效。政府加強了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支持，將應用型科研機構推向市場。普及義務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和改革高等教育體製取得明顯進展。與新體制相適應的包括養老、醫療、失業保險等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正在有序推進。

——政府自身改革取得一定進展。首先，確立了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基本方賂，提出建立廉潔、勤政、務實、高效政府的目標，並努力付諸實施。按照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政府依照國家法律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重視和加強了行政立法、行政執法和行政監察工作，建立並逐步完善公務員制度和廉政建設制度。其次，政府機構改革逐步深入。1998年以來，從國務院到地方政府，相繼開始了力度較大的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這次改革強調轉變政府職能，實行政企分開；按照精簡高效、權責一致的原則，較大幅度地調整和精簡機構和人員編制；重點加強綜合經濟部門和執法監管部門，精簡撤並專業經濟部門，適當調整社會管理部門。機構改革後，國務院組成部門從40個減少到29個，部門內設機構精簡了1／4。移交給企業、社會中介機構和地方的職能200多項，人員編制減少一半。機關工作作風和效率有了一定改進。各級地方政府也進行了相應精簡，職責許可權進一步明確。再次，政治民主化向前推進。更多地聽取專家、公眾意見和接受媒體監督，促進了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通過直接選舉區、縣人民代表和農村基層政權領導，以及推行政務公開和村務公開等，基層民主政治得到發展。公益組織和行業協會等非政府的自主治理機制也逐漸發育，在爭取公共利益、協調經濟社會矛盾以及補充、替代和監督政府職能等方面，開始發揮積極作用。

(三)政府職能轉變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中國各級政府的職能轉變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同時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從總體上看，政府自身改革仍然落後於經濟體制轉軌的進程，政府職能轉變力度也小於機構改革的力度。政府職能轉變和自身改革在有些情況下是主動推進的結果，在另一些情況下則是迫於形勢壓力，缺乏遠見、深度和系統性，治標不治本。在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自主治理的關繫上，一系列深層次的矛盾尚待解決。

——政府對微觀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直接干預依然過多，有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尚未形成。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經濟轉軌時期又有某種擴展的行政審批制依然廣泛存在，特別是企業設立、領導人任免、投資、外貿等領域的行政審批亟待清理、削減。值得注意的是，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某些政策的實施又產生了強化行政審批和個案處理的副作用。在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股票發行以及兼並收購等資產重組活動中，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往往出於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甚至長官意志，對企業進行不適當的行政干預。例如，強行要求效益好的企業在投資、擔保貸款、資產重組等方面照顧劣勢企業，甚至向企業攤派政府的行政性支出。國有經濟布局不合理、戰線過長的問題依然突出，對其進行戰略性調整的力度不夠，進展遲緩。對非公有經濟的限制依然過多，公乎競爭環境尚未形成。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和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混淆不清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如何構建新型的國有資產管理運營體系，已成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所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投融資管理體制改革滯後。在投融資領域，存在著政府以直接干預微觀投融資活動達到宏觀調控目標的傾向，其結果往往達不到宏觀調控的預期目的，同時又加強了政府對投融資活動的不正常的干預。不少部門和地方政府仍然過多地承擔著投融資主體的職能，花費大量精力爭資金、爭項目，投資決策依賴於行政機關的層層審批，不按科學嚴謹的、市場化的投資決策程序辦事，缺乏嚴格的投資風險責任機制，屢屢造成重大的投資失誤。

——規范、監管市場秩序的力度不夠。一是規范市場秩序的法律法規仍不健全。例如反壟斷法遲遲沒有出台，難以運用法律手段打破行政性壟斷；證券市場的退出機制至今沒有最終建立，難以保證上市公司質量。二是執法不嚴，管理鬆懈，紀律鬆弛，甚至有法不依，違法不究，致使已有的法律、規章和制度形同虛設。三是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分割不斷變換手法，阻礙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這些因素導致了市場秩序比較混亂，突出表現為假冒偽劣商品泛濫，偷稅、逃稅、騙稅、騙匯和走私活動猖獗，社會信用關系紊亂，逃廢債務現象相當普遍，建築領域弄虛作假、工程質量低劣的問題嚴重，等等。

——一些政府部門出現利益集團化和非公共機構化傾向，公共服務職能弱化，乃至體制性腐敗加劇。政府改革中專業經濟部門陸續撤銷以後，綜合經濟部門、執法監督部門和社會公共管理部門的公共服務職能需要加強。但是，目前一些政府部門在制定規劃、方案和法規時，或在處理部。門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時，往往受到本部門或所管轄的行業利益的局限，對國家利益、公眾利益考慮不夠，甚至作出違背這些利益和法定程序的行政決策。隨著市場化改革向壟斷性行業的逐步深入，相關領域的部門利益、行業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矛盾正在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現行行政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同一部門兼有決策、執行和監督職能的狀況，容易強化部門的既得利益，使某些行政主管部門比地方政府更加留戀行政審批權。由於對微觀經濟活動設置了過多的行政審批事項，使體制性腐敗難以得到有效遏制，在一些地方和部門甚至愈演愈烈。

——中央和地方的責權利關系尚未理順。當前比較突出的問題有：(1)國家財權財力在中央和地方間的分配關系尚不合理。一方面，中央財政可支配的財力明顯低於國外平均水平。不少地方挪用工資和養老金搞建設，把欠帳留給中央和省級政府，不利於中央政府實施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也不利於通過轉移支付手段幫助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另一方面，國家稅收立法權過於集中於中央，稅權劃分缺乏穩定的法制基礎，難免導致地方政府變通國家稅法、越權減免稅和濫用收費權。(2)在分權過程中，一些應當下放給企業的權力沒有落實到企業。中央政府放給企業的一些自主權，往往被地方政府截留，不少地方政府遲遲不願向企業放權，在政企分開方面落後於中央政府。(3)行政性集權一分權一收權的框框還沒有根本突破，按市場經濟規律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經濟職能、責任和權利的框架還不清晰。人們習慣於按計劃經濟下「先集權、再分權」的思路考慮問題，還沒有確立市場經濟下「分權優先、集權居後」的觀念。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案以及國家制定的優惠政策，大多按行政層次、行政區劃進行試點再逐步推廣，或者限制在一定行政區劃的范圍內實施。這樣往往增加行政層次，例如計劃單列市的設置就使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更加復雜。中央政府對不同地區實行差別性優惠政策，不利於加強區域經濟聯系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不適當的分權容易導致宏觀經濟失控、地區差距擴大和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反過來又可能成為重新集權的誘因。

——依法行政的統一性和透明度不高。首先是經濟體制改革進程與立法進程不協調，影響執法效果。目前中國在制定有關市場主體、市場行為和宏觀調控的法律法規方面已經取得長足進展，但是由於經濟體制轉軌和政府職能轉變還不到位，執法效果往往不理想。例如，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實施經常遇到行政性壟斷的阻礙。其次是執法落後於立法。對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違法不究的行為缺乏有力的監督制約，人治大於法治的現象在許多地方時有發生，嚴重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再次是部門、地方政府的法規甚至內部文件與國家法律存在矛盾。在行政執法實踐中，出現內部文件的權威大於部門法規，部門法規的權威大於國家法律的現象。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在處理矛盾和問題時，往往先依據本地內部文件和法規，然後才考慮中央政府的法規、部門規章和國家法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法院在審理案件時，不是以國家法律法規而是以內部文件甚或長官意志作為判決依據。此類問題較多地表現在企業改制和涉外經濟糾紛等方面。

(四)加入WTO對中國政府提出的新挑戰

應當說，在經濟轉軌的復雜環境中，中國政府的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能夠取得已有的進展是很不容易的。國際社會對此也作出了積極評價。改革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間內是難以避免的，只能通過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求得解決。中國加入WTO，對政府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戰，甚至在某些方面規定了政府改革進展的時間表，這就大大增強了加快政府改革的緊迫性。

加入WTO是中國政府和人民自主的、主動的選擇。之所以作出這種選擇，是基於對國際經濟發展規律的理解，對中國參與全球經濟競爭潛力的認識和信心。對現階段的中國來說，WTO和經濟全球化都是一把雙刃劍，有利有弊。一方面，加入WTO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新機遇。例如，中國可以抓住當前國際產業轉移的時機，吸引更多的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加速中國工業化進程，提升產業結構；可以更加深入地參與國際分工，發揮本國現實和潛在的比較優勢；可以抓住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發揮後發優勢，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另一方面，加入WTO後中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由於市場對外開放程度進一步提高，國內經濟勢必面臨國際市場的強大競爭壓力。中國傳統的優勢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會受到其他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強的挑戰。在吸引外資方面，我們面臨周邊國家強有力的競爭。中國在加入WTO談判中承諾了開放市場的義務，「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相結合的戰略將難以像過去那樣繼續實施。國際上有的研究報告指出，20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的經濟競爭力非但沒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加入WTO後能否有效提升自己的經濟競爭力，將對中國構成嚴峻考驗。加入WTO後，對中國現行經濟體制將會產生更為深刻的影響，其中最為直接和突出的是各級政府面臨的挑戰。

——對加快推進市場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實質上是按照統一的市場經濟規則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能否通過進一步開放市場和引人競爭來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關鍵在於國內市場機制能否充分發揮作用。中國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初步確立了市場經濟的框架，但國企改革、建立國內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等方面還相對滯後。如果這些領域的改革不能加快並取得顯著成效，擴大開放市場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對合理把握市場開放進程，趨利避害，實現以開放促發展提出了較高要求。加入WTO後，中國政府要履行所承諾的開放市場時間表，所涉及的問題包括降低關稅、取消非關稅壁壘、放開貿易經營權、開放服務貿易市場、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這些變化大部分將在2005年以前實現，時間緊迫。市場開放將會引入競爭壓力，有利於提高國內的資源配置效率；但開放過快，也可能使國內產業受到過大沖擊，引發一些經濟和社會問題，對開放與改革進程產生不利影響。這就要求政府在擴大開放前加快國內改革，提高國內企業和市場對外部沖擊的適應能力，同時合理把握市場開放進程，採用得力措施化解開放市場可能引起的矛盾，使負面效應盡可能降低。

——對政府在開放條件下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入WTO後，中國經濟更深地融入全球經濟之中，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分享全球分工之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來自國外的沖擊。從理論上講，一國政府難以同時兼顧獨立的貨幣政策、固定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三個目標，政府只有具備較強的在開放條件下穩定本國宏觀經濟的能力，才可能為本國企業創造一個較平穩的市場環境。同時，面對種種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要求政府在危機治理、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上表現出更強的能力。

——對政府管理機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後，要求政府機構更加精簡和人員更加精幹，決策更加科學，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潔程度提高，效率進一步改進。只有如此，才能創造出有利於增強中國經濟競爭力的「軟環境」，使中國在國際經濟競爭與合作中居於有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