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代爾外商投資與國際貿易

❶ FDI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兩種FDI模式對我國出口貿易影響的此較研究
上海國際海事信息與文獻網 發布時間:2007-01-19 瀏覽:23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

國際直接投資與商品貿易作為調整資源在國際間分配的直接手段與間接手段，之間的關系是替代還是互補，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熱點問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論模型就是蒙代爾的替代模型以及小島清的互補模型。

蒙代爾最早提出了投資與貿易的替代模型，認為在存在貿易壁壘的情況下，如果直接投資廠商始終沿著Rybczynski線實施跨國直接投資，就能夠在相對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產要素轉換成本基礎上，實現對商品貿易的完全替代。

小島清基於與蒙代爾的不同假定條件及對於外國直接投資本質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投資與貿易的互補模型，直接投資並不是將資本作為一般生產要素分配到東道國的行業中去，而是有兩個鮮明的特點：(1)不單是資本的流動，而是包括資本、技術、經營知識的總體轉移，其核心不是貨幣資本的流動，而是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及技術、管理、營銷等技能的轉移。因而在理論模型中，可以不考慮投資母國與東道國間相對為數不多的貨幣資本的增減與轉移，而只需把直接投資視為包括銷售問題的先進生產函數的轉移、移植，這就意味著投資母國與東道國間存在不同的生產函數；(2)直接投資是資本、技術、管理知識的綜合體，由投資國的特定產業部門的特定企業，向接受投資國的同一產業部門的特定企業的轉移，而不是作為流動性很高的一般貨幣資本流入東道國。基於以上觀點，小島清得出結論認為，由技術先進國家的「邊際產業」(即處於比較劣勢)進行的直接投資將會促進商品貿易。

小島清認為，日本企業的國外直接投資，正是通過這種「邊際產業擴張」，由本國處於「比較劣勢」的企業進行國外直接投資，因而是促進貿易的；美國企業則是以跨國公司為主導，憑借技術優勢，在優勢產業進行國外直接投資，因而是替代貿易的。

小島清提出的模型和觀點是對20世紀70年代日本企業國外直接投資實踐的理論總結。但在之後的二三十年間，日本企業的投資模式又有了哪些變化?尤其是隨著我國引進日本投資的不斷增長，日本企業對我國的直接投資對雙邊貿易的影響到底是怎樣的，是真如小島清認為的促進作用嗎?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二、兩個階段外國在華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影響的比較

1.兩階段的劃分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引進外商投資20多年來的實踐，為研究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提供了較為理想的實踐基礎。

根據我國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力度及發展速度，一般將我國引進外資的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

(1)起步階段(1979-1986年)。

改革開放之初，外商對來華投資的顧慮很多，大多持觀望態度。

該階段外商直接投資主要來源於港澳地區，中小資本居多，來自以世界500強為代表的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項目很少，外商投資項目的平均規模不足百萬美元；投資項目大多為勞動密集型產業，技術層次較低。

(2)逐步發展階段(1987-1991年)。

在這一時期，我國通過加強立法及實行優惠措施，進一步改善了外資企業的生產經營環境，並對產品出口型及技術先進型外資企業給予更優惠的待遇，改善了投資環境，使外商投資興起了一個高潮。來自美國、日本以及西歐國家的投資日益增長，同時來自台灣地區的投資也隨兩岸關系緩和而呈迅速增長之勢。

(3)高速發展階段(1992年至今)。

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南巡講話中，針對「姓社」與「姓資」的問題，提出了「三個有利於」的標准，徹底打消了外商對我國經濟改革政策穩定性的顧慮，此後，中國的對外開放開始出現嶄新局面，外商投資項目和金額成倍增加。1992年協議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587.36億美元，超過以往13年的總和，實際利用金額110.07億美元，首次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最主要形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來自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越來越多的大型跨國公司也開始進入中國市場，外商投資企業已成為中國經濟結構中新的經濟增長點。

王洛林、江小涓、盧聖亮(2000)也認為，與初期階段相比，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我國吸引外資最重要的變化，是大跨國公司投資數額的增加-跨國公司在技術、管理方面的巨大優勢，使得這一時期外國直接投資在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上與初期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初期階段，我國吸引的直接投資以港澳地區的中小資本為主，即使是美國、日本及歐盟等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也以中小項目為主，並且投資企業的技術並不比國有企業的平均水平先進，因而總體技術水平不高是當時外商在華投資的主要特點之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大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增加，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水平明顯提高。跨國公司尤其是世界500強企業在我國投資的發展歷程也說明了這一點。

500強企業在我國進行的投資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1)起步和初步發展階段(1980-1991年)。

由於受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環境的限制，我國在跨國公司全球投資中的區位優勢不明顯，因而500強企業在我國的投資項目不多，實際完成的項目就更少，且主要位於深圳等少數沿海城市，投資的行業也以勞動密集型及資源利用型為主，並且主要來自日本跨國公司。

(2)大規模發展階段(1992-1996年)。

這一階段500強企業的投資以資本技術密集型為主，以歐洲、美國和日本製造業企業為主體，其中來自歐美500強企業的投資項目年均超過3000個。投資行業包括電子與信息、石油化工、通訊、汽車、建材、醫葯及大型機器設備，項目的平均規模超過了2000萬美元。

(3)調整階段(1997-2000年)。

雖然1992-1996年，500強企業在我國的投資已有較大增長，但由於我國的市場尚不夠成熟，許多企業尤其是歐美企業的投資項目都沒有實現預期目標，且受1997年發生的東亞金融危機的影響，500強企業對我國的投資進入了調整階段，投資項目呈明顯的下降趨勢，但投資規模仍然較大。

(4)恢復性增長階段(2000年至今)。

經過挫折與調整，在投資問題上原本就比一般企業要慎重的跨國公司對我國的投資變得更加理性與成熟，從2000年至今，跨國公司對我國的投資進入了恢復性增長階段。2000-2002年，500強企業在我國共投資2.50多家企業，其中歐洲企業佔40%，美國、日本各佔27%。

中小資本的外資企業與跨國公司無論在技術水平，還是在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從以上我國引進外資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初期的外商投資以中小資本為主，多投向勞動密集型行業，屬於生產導向型直接投資。但跨國公司掌握最先進的技術與管理，投資的行業范圍也比較廣泛，並且是以最能發揮其技術優勢的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行業為主，投資的動機也是多元化，即部分是被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吸引來進行投資，部分是為·了在我國不斷增長的國內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

由於直接度量外國直接投資企業的技術水平存在困難，而且技術水平的高低也是相對的，但一般來說，由於充足的資本是先進技術的基礎與依託，投資規模比較大的企業，其技術水平也相應地比較高，因此可以用投資的規模大小來近似地表示投資企業的技術水平。

圖1顯示了1983-2003年根據外國直接投資的項目總數及實際利用外資額測算的直接投資平均規模的變化。

該圖顯示，外國直接投資的平均規模在1992年達到波谷，1983-1992年呈波浪式變化，總體上呈下降的趨勢，從1992年開始，平均規模開始迅速增長，到1999年達到高峰，雖然從2000年開始，又有下降，但整體上還是比1992年之前要高。

結合前面對我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三階段的劃分及本節中對跨國公司的代表世界500強企業在我國投資的四階段劃分，從外國直接投資的項目規模考慮，我們將整體引進外資的「起步階段」與「逐步發展階段」合並在一起；將500強企業投資的「大規模發展階段」、「調整階段」和「恢復性增長階段」合並，即以1992年為界限，將1992年之前與之後引用外國直接投資的情況進行對比，並分析這種變化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2.兩階段影響的實證分析

(1)1980-1992年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由於從外國直接投資的進入，到形成生產能力，並形成出口，都需要一個過程，尤其是要將外國投資者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整體移植到這些企業中，更是一個長期而持續的過程，因此，投資對貿易的影響是動態的，具有滯後性。

這種滯後性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及我國的總出口額並不只受年度外國直接投資流量的影響，還受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影響。

因此，這里為了分析外國直接投資對出口的影響，將FDI(當年外國直接投資額)、FDIC(截止當年外國直接投資存量)、FDI-1(上一年外國直接投資額)、FDIC-1(截止前一年外國直接投資存量)、FDI-2(前兩年外國直接投資額)、FDIC-2(截止前兩年外國直接投資存量)，作為可能影響出口額(EX)的變數，運用EViews軟體，分別測算了這些變數與出口額間的相關系數，結果如下(見表1)：

表1顯示，外國直接投資流量與存量與出口額間有非常強的相關關系。其中，不論是當年、前一年，還是前兩年的直接投資流量與出口額的相關系數都要小於當年的直接投資存量與出口額的相關系數；而且，當年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相關系數小於前一年，而前一年的又小於前兩年的；在直接投資存量數據中，前一年的存量與出口的相關性最高，前兩年次之，當年的最低。這些比較都顯示出外國直接投資對出口影響明顯的滯後性。

綜合以上各變數與出口相關系數的比較可以看出，前一年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流量和存量與出口的相關程度，在整體上比當年及前兩年的更顯著。FDI-1與FDIC-1的相關系數經測算達到了0.978530，說明存在明顯的線性相關。保留FDIC-1作為解釋變數的估計方程為：

該估計方程中，調整後的擬合優度比調整前略有提高，達到了0.9953，F統計值為2331.963，整體方程顯著，且解釋變數也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FDIC-1的系數為2.7463，說明前一年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每增加1億美元，出口額就會增加2.7463億美元。

(2)1993-2004年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1993-2004年FDI、FDIC、FDI-1、FDIC-1、FDI-2、FDIC-2與出口EX間的相關系數見表2：

與表1類似，表2也顯示出，不論是當年、前一年，還是前兩年的直接投資流量與出口額的相關系數都要小於當年的直接投資存量與出口額的相關系數。

但表2與表1的不同卻更加明顯，1993-2004年各變數與出口額的相關系數中，最大的也只有0.9256，而最小的只有0.7690，而1980-1992年的對應值中，最小的都達到了0.905031，最大的更是達到了0.997863。可見，1993年後的這一階段的外國直接投資流量與存量與出口的相關程度要明顯地小於1992年之前的時期。

而且在當年、前一年、前兩年的直接投資流量與存量與出口的相關系數比較中，不論是流量值，還是存量值，都是當年的最高，前一年的次之，前兩年的最低，但前一年與當年的值相差不大(尤其是FDIC與FDIC-1)。為便於與1980-1992年間的回歸模型比較，將FDIC-1作為解釋變數的估計結果為

估計結果表明，出口主要只受當年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影響，當年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每增加1億美元，商品出口額就增加0.8382億美元，前一年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每增加1億美元，商品出口額就增加0.9570億美元

(3)兩階段的對比。

根據以上兩個階段建立的回歸模型的估計結果，在1980-1992年的這段時間內，前一年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每增加1億美元，出口額就會增加2.7463億美元，而在1993-2004年間，前一年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每增加相等的1億美元，出口額的增加只有0.9570億美元，相同的直接投資存量增長引起的出口增加下降了65.13%。而且，從兩階段相關系數的比較也可以看出，出口與外國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的相關程度下降了。

三、日、美在華直接投資對中日、中關出口貿易影響的比較

1.日本在華直接投資對中日出口貿易的影響

由於中國向日本的商品出口還受到日本的「購買力」，即其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因此可以將進口國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也作為中國對日本出口額的解釋變數，依然運用EViews軟體分析當年、前一年及前兩年的日本直接投資(FDI)。截止當時的日本直接投資累計額(FDIC)及其國內生產總值(GJ)與中國對日本出口(EX)的相關系數，結，果可見表3：

表3中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相關系數要小於其存量，即累計直接投資額的對應值，且當年的值最高，前一年次之，前兩年最低。

由於直接投資與累計投資額之間存在相關性，經計算得相關系數為0.893817，比較高。捨去當年的直接投資，將FDI、FDIC及GJ作為中國對日出口(EX)的解釋變數，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並估計結果如下：

回歸方程調整後的擬合優度0.9778，整體模型顯著，且各解釋變數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出口受截止當年累計日本直接投資、日本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每增加1億美元的累計直接投資，中國對日本的出口就增加1.8712億美元。

2.美國在華直接投資對中美出口貿易的影響

運用EViews軟體分析當年、前一年及前兩年的美國直接投資(F01)，截止當時的美國直接投資累計額(FDIC)及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U)與中國向美國出口(EX)的相關系數，結果可見表4：

相關系數的比較表明，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相關系數要小於其存量，即累計直接投資額的對應值。另外，直接投資與累計投資額間的相關系數，經計算也達到了0.914071，說明存在明顯的相關性，而當年累計直接投資額與出口的相關系數要稍大於前一年及前兩年的值。捨去直接投資以及t檢驗值無法通過的GU以及常數項，保留FDIC作為中國對美國出口(EX)的解釋變數，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並估計結果如下：

回歸方程調整後的擬合優度0.9603，整體模型顯著，且各解釋變數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出口受截止當年累計美國直接投資的影響，每增加1億美元的累計直接投資，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就增加1.8262億美元。

3.比較分析

比較日本與美國對我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對兩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可以看出，雖然兩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都起到了促進作用，但日本直接投資對我國向日本出口的促進程度要大於美國(1.8712比1.8262)。

這說明，與美國依靠巨大跨國公司的技術優勢、寡頭壟斷和企業內部統一化進行投資，主要目的在於佔領當地市場相比，日本主要是依靠中小企業對東道國具有生產成本優勢的產業進行投資，利用東道國在該產業上的比較優勢，且投資的主要目標是對外銷售。所以，不管是日本還是美國對我國的直接投資，都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我國對兩國的出口貿易。只是由於兩國直接投資特點的不同，使得促進程度存在差異，以成本導向為主要投資動機的「日本式直接投資」要大於以市場導向為主要投資動機的「美國式直接投資」。

四、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促進程度減弱的原因

1.「內銷限制」的取消

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促進程度在1992年之後比之前下降了，而且，這種下降卻伴隨著外國直接投資的不斷增長。表5對這種現象進行了解釋。

該表將我國最大的120家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按產品內銷比率高低，分成6組，將內銷率超過50%的企業認定為以內銷為主，則這部分企業的數量為93家(57+15+17+4)，佔120家總數的77.5%。

外商投資企業這種較高的內銷比率與我國的相關政策規定變化緊密相關。為了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並履行人世承諾，我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獨資企業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企業法》進行了修訂，取消了對外資企業產品內銷比率的限制，使外商投資企業在產品銷售上擁有了更大的自主權。

2.外商主要投資動機的變化

美國學者帕特瑞根據動機不同，將國際直接投資分為三大類。：市場導向型、生產導向型和貿易促進型。其中市場導向型對貿易的影響主要是替代效應，生產導向型和貿易促進型，對貿易的影響則主要是促進效應。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對在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所作的一項調查問卷的結果表明(見表6)，雖然進入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仍以成本節約型(即生產導向型)為主，但大型跨國公司以佔領我國國內市場份額為主要動機的市場開發型直接投資所佔的比重正迅速上升。由於跨國公司在直接投資中的主導地位已經確立，隨著我國國內市場逐漸成熟，市場開發型直接投資的比重還會繼續上升。

3.日本對我國直接投資的演變

下面進一步分析被稱為中小企業主導的「日本式直接投資」的主要投資動機。

據日本東洋經濟新報社編(海外進出口企業總覽1996年版)的調查資料顯示，20世紀90年代日本對我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中，「佔領當地市場」占首位(22.6%)，利用勞動力則僅占第三位(17.0%)，此外還包括文化親和力、引資優惠政策及政府支持及良好的企業運營環境等因素。

李國平、田邊裕(2003)根據日本《周刊東洋經濟》增刊《海外進出企業總覽(會社別篇)》(1994年版、1998年版和2001年版)，對2000年與1993年相比的日本企業對我國直接投資主要動機的變化進行了分析，結果可見表7。

2000年與1993年相比，「勞動力保證與利用」的動機所佔的比重由18.6%下降到14.8%，下降了3.8個百分點，而「建立國際性生產與流通網路」與「開拓東道國市場」則分別上升了6.8%和3.0%。據此，兩位學者認為，日本對我國的直接投資正處於從成本型向生產主導的復合型(生產+市場)的轉變過程中。

原口俊道(1994)認為，「日本企業向發展中國家的項目投資大多著眼於運用廉價勞動力」的觀點很多都是基於20世紀70年代末的調查。通過對80年代日資企業最主要投資動機的調查，原口俊道發現，與在韓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日資企業相同，日資企業在中國投資的最主要動機也是「當地市場的發展及銷路的擴大」，排在第二位的動機才是「運用廉價勞動力」。只是由於以「市場」為投資動機的企業在這方面取得成功的很少，才使得80年代的日本投資看起來主要是以中小型企業並以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為主，而「當地市場的發展及銷路的擴大」的投資動機卻仍然為日資企業所看重。原口俊道還認為，隨著90年代日本對中國的投資漸具規模，投資額一定會有更快的增長，分布地區也將會擴大，而且「當地市場的發展及銷路的擴大」作為日資企業對中國投資的最主要的動機，也會真正顯現出來。

可見，即便是日本企業對我國進行的直接投資，在投資的規模與動機上也有一些新的變化，顯示出有別於傳統觀點的新特點：跨國公司的投資迅速增加，以往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日本式直接投資」正逐漸向跨國公司主導的「美國式直接投資」轉變。

❷ 什麼是蒙代爾貿易替代模型

20世紀60年代，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A. Mundell)和J.馬庫斯弗萊明（J.Marcus Flemins)提出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模型，簡稱M-F模型)，即通常所說的經典M-F模型。該模型指出，在沒有資本流動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下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動匯率下則更為有效；在資本有限流動情況下，整個調整結構與政策效應與沒有資本流動時基本一樣；而在資本完全可流動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時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完全無能為力的，但在浮動匯率下，則是有效的。 一般討論兩國模型為例： 模型內的四個市場 第一國的國內商品市場 第二國的國內商品市場 資本市場（利率r） 外匯市場（匯率w） 模型內主要函數 兩國的投資I1(r)和I2(r) 第一國的經常項目余額B1(Y1, Y2, w) 兩國的流動性偏好（貨幣需求）L1(Y1, r)和L2(Y2, r) 涉及變數 內生變數 兩國總產出Y1和Y2 利率r 匯率w 外生變數 兩國名義貨幣供給M（因價格水平P假設為固定，所以實際貨幣供給M/P也是外生變數） 兩國的自發性支出A1和A2 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考察的是資本完全流動的情形，資本完全流動意味著資產所有者認為國內證券與國外證券之間可以完全替代。因此，只要國內利率超過國外利率就會吸引資本大量流入；或者只要國內利率低於國外利率，就會使資產所有者拋售國內資產，引起大量資本外流。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著重分析了在資本完全流動的前提之下財政、貨幣政策的不同效應。其核心結論如下： 1．固定匯率制下的情形 在固定匯率制下，資本完全流動的條件使得貨幣政策無力影響收入水平，只能影響儲備水平；而財政政策在影響收入方面則變得更有效力，因為它所造成的資本流入增加了貨幣供給量，從而避免了利率上升對收入增長的負作用。 2．引入浮動匯率制下的情形 (1)貨幣政策－無論在哪種資本流動性假設下，貨幣政策在提高收入方面都比固定匯率制下更加有效 。 (2)財政政策－在資本完全不流動的情形下，浮動匯率下收入的增長大於固定匯率下的收入增量；在有限資本流動性的情形下，財政政策的擴張性影響仍然有效，但是收入的增長幅度小於固定匯率制下情形；在資本具有完全流動性的情形下，財政政策對於刺激收入增長是無能為力的。

❸ 蒙代爾貿易替代模型是什麼

20世紀60年代，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A. Mundell)和J.馬庫斯??弗萊明（J.Marcus Flemins)提出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模型，簡稱M-F模型)，即通常所說的經典M-F模型。該模型指出，在沒有資本流動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下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動匯率下則更為有效；在資本有限流動情況下，整個調整結構與政策效應與沒有資本流動時基本一樣；而在資本完全可流動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時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完全無能為力的，但在浮動匯率下，則是有效的。一般討論兩國模型為例：模型內的四個市場第一國的國內商品市場 第二國的國內商品市場 資本市場（利率r） 外匯市場（匯率w） 模型內主要函數兩國的投資I1(r)和I2(r) 第一國的經常項目余額B1(Y1, Y2, w) 兩國的流動性偏好（貨幣需求）L1(Y1, r)和L2(Y2, r) 涉及變數內生變數兩國總產出Y1和Y2 利率r 匯率w 外生變數兩國名義貨幣供給M（因價格水平P假設為固定，所以實際貨幣供給M/P也是外生變數） 兩國的自發性支出A1和A2 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考察的是資本完全流動的情形，資本完全流動意味著資產所有者認為國內證券與國外證券之間可以完全替代。因此，只要國內利率超過國外利率就會吸引資本大量流入；或者只要國內利率低於國外利率，就會使資產所有者拋售國內資產，引起大量資本外流。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著重分析了在資本完全流動的前提之下財政、貨幣政策的不同效應。其核心結論如下：1．固定匯率制下的情形在固定匯率制下，資本完全流動的條件使得貨幣政策無力影響收入水平，只能影響儲備水平；而財政政策在影響收入方面則變得更有效力，因為它所造成的資本流入增加了貨幣供給量，從而避免了利率上升對收入增長的負作用。2．引入浮動匯率制下的情形(1)貨幣政策－無論在哪種資本流動性假設下，貨幣政策在提高收入方面都比固定匯率制下更加有效 。(2)財政政策－在資本完全不流動的情形下，浮動匯率下收入的增長大於固定匯率下的收入增量；在有限資本流動性的情形下，財政政策的擴張性影響仍然有效，但是收入的增長幅度小於固定匯率制下情形；在資本具有完全流動性的情形下，財政政策對於刺激收入增長是無能為力的。

❹ 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

淺析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外貿收益的影響
發布處室：外商投資促進處 信息來源：《商業時代》2009年第24期 發布日期：2009-10-20 點擊數：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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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國際直接投資是一國融入全球化的主要渠道之一，也是企業國際化經營的一種重要模式。從理論角度來看，國際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主要有替代效應和互補效應，即國際直接投資可能減少（替代）貿易，也可能增加（互補）貿易。擴大出口，促進貿易增長，是我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政策目標之一。本文分析了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外貿收益的影響效應，並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外國直接投資，外貿收益，影響效應

國際直接投資分為外國直接投資（Inward FDI）和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DI），它對一國的外貿收益有著重要影響。隨著全球化的加速和跨國公司一體化國際生產體系的形成與發展，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相互促進發展，國際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成為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重點之一。20世紀50年代，蒙代爾、弗農和小島清等人對此問題進行了初步研究；馬庫斯、斯文森和鄧寧等在20世紀80年代初做了更為深入的分析，並對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理論進行了綜合；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Bhagwati和Dinopoulos等經濟學家又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國際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進行了研究。而後又有研究將縱向一體化、橫向一體化對外直接投資納入國際貿易理論體系，探討了不同類型國家之間貿易與投資的相互關系。研究表明，外國直接投資對一國或地區對外貿易的影響並不是孤立的，對外貿易規模發展越快，對外資的吸引力也就越大，而外資對東道國的出口增長也能起到明顯的帶動作用。本文就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外貿收益的影響進行分析。

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外貿收益的影響效應分析

近年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對外開放的程度不斷提高，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出口導向型政策，再加上我國有豐富的、較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所以連續十多年一直是發展中國家吸收國際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在過去十多年裡，中國吸引外資約佔全部發展中國家總額的1/5， 2004年中國吸引FDI突破500億美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FDI最大的受資國。外商投資企業的生產總量不斷增加，為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對中國的出口增長起到了很強的促進作用。

（一）數量效應：增加我國外貿總額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保持著較高的增長速度，外國直接投資對促進我國出口貿易發展，增加我國的外貿總額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出口額從1991年的120.47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4442億美元，增長了36.87倍，年平均增長率達193.62%，增長速度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並且呈現加速的形勢。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出口額佔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自1991年的16.75%開始逐年遞增，1995年時突破30%，1997年則突破40%，2001年達到50%，至2005年已經上升到58.29%，之後年份小有波動，仍呈上升態勢。從出口增加額的角度看，盡管因為受世界經濟形勢的影響有過較大波動（如1994年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出口增加額佔全國出口增加額的比重只有32.38%，而在1996年則高達637.20%），但總體上外商直接投資的出口增加額占據了全國出口增加額的主要份額。

2007年，中國出口額佔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提高到8.8%，躍居世界第二位。中國佔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由1978年的不到1%提高到2007年的近8%，成為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其中外國直接投資具有重要作用。外國直接投資有著極強的外向拓展力，沒有外資企業的出口績效，我國就難以實現對外貿易的平穩快速增長，也就是說，在華的外國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尤其是貿易創造和市場擴張效應是極其明顯的，外國直接投資的大量進入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外貿易的發展推動了中國對外貿易迅猛發展，促進外貿總額的增加。

（二）結構效應：促進貿易結構優化

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貿易結構的優化調整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一方面，外國直接投資對貿易結構的轉變有直接效應，自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我國出口結構與外貿企業增長發生著相隨的變化，在外資企業迅猛增長的同時，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商品結構進一步優化，我國出口結構也基本實現了從以初級產品為主向以製成品為主的根本性轉變。目前我國製成品出口的比重達到85%以上，機電產品、服裝紡織、皮革、家用電器、文體用品、塑料及金屬製品和電子通訊設備等外資進入比較密集，且外資出口比重高、增長快、貢獻率大的行業的迅速增長在我國貿易結構轉變中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外國直接投資有間接貿易效應，即經由生產技術和營銷知識的外溢、市場網路的轉移和示範效應等，帶來國內製成品企業出口狀況的改善，從而帶動中國企業出口的發展。外國直接投資內含的人力資本、研發投入和先進生產力等要素通過各種渠道非自願擴散， 為我國帶來了國外先進的技術設備以及科學的管理經驗與管理模式等，實現了技術知識的外溢，帶動和加快了我國產業與產品結構的調整和升級。這有利於擴大我國企業產品的出口競爭能力，增強了國內企業的競爭意識，促進我國生產率增長和貿易結構優化，在我國經濟建設的轉軌時期，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的建立以及市場機制的完善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外國直接投資在帶給我國收益的同時，也帶來一些問題。首先，從整體上看，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在我國三次產業之間的分布格局是：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中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很小，投向第二產業的資金占據主導地位，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結構的深層次優化，即在促進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方面的作用有待提高。其次，外資企業進口增長過快，以及進入成熟期的外資企業利潤匯出的逐步增加，給國際收支平衡造成壓力。再者，部分外國直接投資落戶中國後憑借其技術、規模、資金等方面的優勢擠占我國市場並形成壟斷， 尤其在新興產業和高科技領域，部分外國企業已佔據絕對優勢，對我國產業安全構成威脅。

提高外國直接投資外貿效益的政策建議

目前，我國外貿發展呈現進出口增長速度雙雙回落，貿易順差明顯縮小的特點。在國際市場受金融危機影響的形勢下，外商投資企業出口依然保持了13.4%的增長率，所以當前我國在進一步擴大內需、拉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要繼續強化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政策建議如下：

利用我國勞動力和資源等比較優勢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推動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對外資企業出口實施更為有效的管理，保持其貿易高速、穩定的增長。各種旨在提高外商直接投資貿易效應的努力，都應以促進結構優化為核心。

優化宏觀環境，進行稅制、外貿體制改革，促進國內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之間的聯合與競爭。加速金融體制改革與創新，加速銀行商業化進程，健全資本市場，增加金融產品種類，拓寬儲蓄轉化投資渠道，增強市場活力。建立健全法制，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為外國直接投資創造良好環境。

制定科學的外商投資企業行業規劃，配合以有效的產業政策指導。重點引進技術先進型產業的外商投資，嚴格控制技術傳統型產業的投資，適當引進外國金融產業資本進行有效的產業政策指導，完善外商投資的外貿效益檢測評估工作。

改變傳統的以比較優勢為基礎，在出口導向戰略條件下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以競爭優勢為導向，將比較優勢與新技術優勢發展模式結合起來，在充分發揮現有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通過吸收發達國家的技術、制度、管理，支持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結構創新，從而實現出口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

❺ 蒙代爾的學術貢獻

蒙代爾教授對經濟學的偉大貢獻:
一是開放條件下宏觀穩定政策的理論蒙代爾-弗萊明模型；
二是最優貨幣區域理論。蒙代爾教授敏銳地觀察到，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與全球化的發展，產品、服務、尤其是資本可以通過貿易和投資大規模的跨國界流動。在一個更為開放的經濟體系中，一國的貨幣主權和財政政策效果更多的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約，宏觀調控能力下降。經濟學越來越難以對經濟前景進行預測，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傳統的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面臨新的挑戰。
在國際金融領域，他是一位偉大的先行者和預言家。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授獎公告中稱：蒙代爾教授奠定了開放經濟中貨幣與財政政策理論的基石……盡管幾十年過去了，蒙代爾教授的貢獻仍顯得十分突出，並構成了國際宏觀經濟學教學的核心內容。
蒙代爾的研究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影響，是因為他幾乎是在准確預料未來發展方向的基礎上進行選題的。在60年代，國際貨幣安排的格局是各國都有自己的一套貨幣，並且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為這是必須和理所當然的；國際資本市場開放的程度也相當低。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蒙代爾提出了超前於現實的問題：與國際資本市場一體化相關的貨幣與財政政策的結果會如何？這些結果將如何依賴於一個國家是採取固定匯兌抑或採取自由匯兌？一個國家都該有自己的一套貨幣嗎？經過詢問和回答這樣一些問題，蒙代爾改造了開放經濟中的宏觀經濟理論。他最重要的貢獻是在本世紀60年代做出的。到60年代後半期，蒙代爾已是芝加哥大學學術界的領袖人物。他那個時候的許多學生，現在都已成為他奠基的這一領域中卓有成效的研究者。
在60年代初期發表的幾篇論文中，蒙代爾發展了開放經濟中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即穩定政策)的分析。他在《固定和彈性匯率下的資本流動和穩定政策》(1963)中探討了開放經濟中貨幣與財政政策的短期效應，分析得很簡單，但結論卻很豐富、新穎、清楚。在這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論文中，蒙代爾把對外貿易和資本流動引入了傳統的IS-LM模型(該模型由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希克斯發展，用於分析封閉經濟)，闡明了穩定政策的效應將隨國際資本流動性的程度變化。特別地，他論證了匯率體制的重要意義：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更有威力，在固定匯率下則相反。
我們可以這樣考慮，假定資本具有高流動性，國外和國內的利率一致。那麼在固定匯率下，央行必須干預流通市場，以滿足該匯率下公眾對外幣流通的需求。結果是，央行將失去對貨幣供給的控制，不得不被動地調整貨幣的供給以適應貨幣需求(國內流通)。央行試圖通過所謂的公開市場操作執行單一的國家貨幣政策也將是無效的，因為無論利率還是匯率都不可能被影響。但是，如果增加政府支出或其他財政措施，則可以提高國民收入和國內經濟活力水平，從而避免上漲的利率和強勁的匯率障礙。
再看看浮動匯率。浮動匯率是由市場決定的匯率，即央行將對流通領域的干預將受到限制。財政政策就沒多大威力了。在貨幣政策不變的情況下，增加政府支出將導致對貨幣的更大需求和追求高利率的傾向。資本的流入將強化除去高政府支出的全部擴張效應後的凈出口較低的地區的匯率。但是，在浮動匯率下的貨幣政策將成為影響經濟活力的有力工具。擴大貨幣供給往往會提高較低的利率，導致資本流出和更疲軟的匯率，而這反過來可以使凈出口增加從而促進經濟擴張。
浮動匯率和高資本流動性准確低揭示了許多國家當前的貨幣體制。但在60年代早期，幾乎所有的國家都被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固定匯率連結在一起，因此，對浮動匯率和高資本流動性的後果進行分析完全象是滿足學術好奇心而已。為什麼這好奇心會發生在蒙代爾身上？這可能與蒙代爾出生在加拿大有關，因為在50年代，加拿大就開始放鬆管制，允許自己的貨幣與美元聯系浮動。隨著國際資本市場的開放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蒙代爾有遠見卓識更與隨後的十年緊緊相關。 與同時期其他研究人員不同的是，蒙代爾的研究沒有停留在對短期的分析。他對貨幣進行了動態考察，貨幣動力學是幾篇重要論文的關鍵主題。他強調產品和資本市場調整速度是不同的(這稱為有效市場分類法則[principle of effective market classification])。後來他的學生和其他人使這個問題受到重視，並說明了匯率在某些干擾因素下怎樣暫時地過火(overshoot)。
一個重要問題與報酬平衡表中的赤字和盈餘有關。戰後期間，研究這些不平衡建基於靜態模型之上並強調真實的經濟要素和對外貿易流量。得益於David Humes經典的關注貨幣因素和存量的國際價格調整機制，蒙代爾用公式表達的動態模型來揭示延續的不平衡將如何出現又怎樣使之消失。他論證了隨著私有部門持有的貨幣資產(也是它的財產)因為盈餘或赤字而進行兌換，經濟將隨時間的過去逐漸調整。例如，在固定匯率下，當資本流動緩慢的時候，擴張的貨幣政策將降低利率並提升國內需求。隨後報酬平衡表中的赤字將產生貨幣流出，這反過來會降低需求，直到報酬平衡表達到均衡。這個被許多研究者採用的方法，已成為人們熟知的報酬平衡的貨幣方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它被認為是一種分析開放經濟中穩定政策的長期的基準(long-run benchmark)。這個見解已被頻繁地應用到經濟政策制定的實際工作中--特別是IMF的經濟學家。
在蒙代爾之前，穩定政策不僅是靜態的，而且假定一個國家所有的經濟政策都被一隻單獨的手所調整和組合。作為對照，蒙代爾用了一個簡單的動態模型，來考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兩種工具，它們各自怎樣走向自己的目標、外部和內部的平衡，以帶動經濟隨時間的推移而接近目標。這意味著兩個不同的權威--政府和央行--將為他們的穩定政策工具承擔各自的職責。蒙代爾的結論直截了當：要防止經濟不穩定，政策與經濟生活的聯系就應與兩種工具的功效一致。在他的模型中，貨幣政策與外部平衡聯系，財政政策與內部平衡聯系。蒙代爾最初關注的不是貨幣與財政政策分離本身，而是解釋分離的條件，他率先認為，央行應該獨立地對價格穩定負責，這一思想在後來被人們普遍接受。
蒙代爾的貢獻已經被證明是國際經濟學研究的分水嶺。它們引入了動態方法，在清晰區別存量和流量的基礎之上，分析兩者在經濟走向長期穩定的調整過程中的相互作用。蒙代爾的研究也對凱恩斯主義者的短期分析和古典經濟學的長期分析進行了必要的調和。後來的研究者擴展了蒙代爾的成果。這個模型被擴展到綜合包括了家庭和企業的預期決策、另類金融資產和更具動態的經常項目和價格調整。盡管有這些修正，蒙代爾的絕大多數結論仍然經受住了考驗。
從蒙代爾進行的短期和長期分析中也可得到有關貨幣政策條件的基本結論。在a.資本自由流動條件下，貨幣政策既能夠被導向b.外部目標--比如匯率--也能夠被導向c.內部(國內)目標--比如說價格水平--但是它們不是同時進行的。這個矛盾的三位一體(incompatible trinity)對理論經濟學家是不言自明的。今天，這些遠見卓識也被大多數實踐辯論的參加者所分享。 固定匯率在60年代早期占據著主流地位。少數研究人員討論過浮動匯率的優點和缺點，但都認為一國(有自己)的通貨是必須的。蒙代爾1961年在其論文中提出最優貨幣區域問題看起來似乎有些激進：幾個國家或地區放棄各自的貨幣主權而認同共同的貨幣，在什麼時候會更有利？ 蒙代爾的論文簡要地提到了共同貨幣的好處，比如貿易中更低的交易費用和相關價格更少的不確定性等。這些好處後來得到了更多的描述。而最大的缺點是，當需求變動或其他非對稱沖擊要求某特定地區削減實際工資的時候，維持就業就很困難。蒙代爾強調，為抵消這些干擾，勞動力需要具有較高的流動性，這一點非常重要。蒙代爾刻畫了這樣一個最優貨幣區域，該區域的國家和地區之間移民傾向足夠高，高到可以保證某一個地區面臨非對稱沖擊時仍可以通過勞動力流動來實現充分就業。其他研究者擴展了這一理論並確定了附加標准，比如資本流動、地區專業化、共同的稅收和貿易體制等。
蒙代爾幾十年前的思考，似乎與今天密切相關。由於世界經濟中資本流動性不斷變得更高，曾經固定但現在可以調整的匯率體制下，匯率越來越變得脆弱；一些地區正捲入這個問題。許多觀察家認為一個國家在貨幣聯合或浮動匯率(蒙代爾的論文討論的兩種情況)之間必須二者擇一。不必我們多說，蒙代爾的研究也影響到歐元的結合。經過對利弊的權衡，EMU研究人員把最優貨幣區域經濟思想當作新的葯方予以了採納。甚至，此間的關鍵問題正是勞動力流動以應付非對稱沖擊。 蒙代爾對宏觀經濟理論還做出了其他貢獻。比如，他指出，較高的通貨膨脹將使投資者降低他們的現金余額以增加真實資本。結果，預期的通貨膨脹也可以產生真實的經濟效應--即已眾所周知的蒙代爾-托賓效應。蒙代爾也對國際貿易理論做出了持久的貢獻。他闡明了國際間資本和勞動力流動怎樣促使國家之間的商品價格相等，即使在對外貿易被貿易壁壘所限制的情況下。這可以看作是眾所周知的赫克希爾-俄林-薩默爾森結論的鏡像，該結論認為，商品自由貿易往往導致國家之間的資本和勞動的報酬趨於相等，即使國際資本流動和移民受到限制。這些研究結果清楚地表明：貿易壁壘將刺激國際間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動，反過來移民和資本流動壁壘又將刺激商品貿易。

❻ 國際收支是個什麼概念啊和國際貿易有什麼關系

國際收支：在一定時期內，一個經濟實體的居民同非居民所進行的全部經濟交易的系統記錄和綜合。國際收支是一個流量概念，反映的內容是以貨幣記錄的全部交易，記錄的是一國居民與非居民之間的交易。
最優貨幣區：指若干個國家或地區因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而構成的一個區域，在該區域內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或單一貨幣制度有利於建立該區域與其他區域的調節機制。
特里芬兩難：是指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作為唯一的儲備貨幣，具有不可克服的內在缺陷的問題：美國國際收支順差，國際儲備資產供應則不足；若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則美元的信用難以維持。
馬歇爾—勒納條件：當本國國民收入不變時，貶值可以改善貿易余額的條件是進出口的需求彈性之和大於1。
匯率制度：是指一國貨幣當局對本國貨幣匯率水平的確定、匯率變動方式等問題所作的一系列安排或規定。包括：確定貨幣匯率的原則和依據；維持與調整匯率的辦法；管理匯率的法令、體制和政策；確定維持和管理匯率的機制。
經常賬戶：是指對實際資源國際流動行為進行記錄的賬戶。它包括以下項目：貨物、服務、收入和經常轉移。
資本與金融賬戶：是指對資產所有權國際流動行為進行記錄的賬戶。它包括資本賬戶和金融賬戶兩大部分。
國際投資頭寸：反映一國某一時點上對世界其他地方的資產與負債的概念就是國際投資頭寸，而一國對外資產與負債相抵後所得的凈值就是凈國際投資頭寸。
米德沖突：是指在固定匯率制度下，一國只有支出變更一種政策工具，無法同時實現內外均衡兩個經濟目標的情況。
遠期外匯交易：外匯交易的一種，交易雙方事先簽訂交易合約，確定交易時間、交易價格、匯率及交易幣種，到期進行交割。運用此交易也可以避險也可以投機。
一價定律：指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同一種商品在世界各地以同一貨幣表示的價格是一樣的。
貨幣危機：廣義貨幣危機，也可稱為匯率危機，指一國的夥伴匯率在短期內大幅度的變化；狹義的貨幣危機是指實行固定匯率制度國家發生大規模資產置換，固定匯率制度崩潰的情況。
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在某一時點上兩國的貨幣購買力（或物價水平）之比決定兩國貨幣交換的比率；它等於兩國物價水平的倒數比。
國際收支綜合賬戶差額：指經常賬戶與資本和金融賬戶中的資本轉移、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其他賬戶構成的差額，也就是將賬戶中的官方儲備賬戶剔除後的余額。
貨幣替代：經濟發展過程中，國內對本國貨幣幣值的穩定失去信心或本國貨幣資產收益率相對較低時，外幣在貨幣的各個職能上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幣發揮作用的一種現象。
歐洲貨幣市場：是指非居民之間以銀行為中介在貨幣發行國國境之外，進行該國貨幣（可自由兌換）借貸存儲的市場，也稱離岸貨幣市場。
蒙代爾法則：在固定匯率制度下，把內部均衡目標分派給財政政策，把外部均衡目標分配給貨幣政策的政策搭配原則。
J型曲線效應：當一國貶值後，最初會使貿易狀況進一步惡化而不是改善，只有經過一段時間後貿易收支狀況的惡化才能得到控制並趨好轉，最終使貿易收支狀況得到改善。這個過程用曲線描述出來，與大寫字母J相似，代指貶值對貿易收支改善的時滯效應。
支出轉換政策：是指匯率政策和直接管制政策。匯率政策指通過調整匯率從而調整進出口的對比關系來調節國際收支的目的。直接管制政策是指政府通過行政命令形式（如數量性管制和價格管制）來平衡國際收支的政策。該兩種政策都沒有改變總需求水平，而只是改變了支出的方向。
特別提款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會員國根據其份額分配的，可用以歸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會員國政府之間償付國際收支赤字的一種賬面資產。
套匯：是指利用不同外匯市場、不同貨幣種類、不同交割期限的某些貨幣在匯率上的差異，進行低價買進高價賣出的外匯買賣，從中賺取匯差，套匯的種類有直接、間接和時間套匯。
與國際貿易的關系不太清楚。

❼ 請問什麼叫「蒙代爾效應」

蒙代爾-托賓效應（Mundell-Tobin effect）：芒德爾指出，在高通貨膨脹情況下，投資者為了應付不斷提高的實物資本，就會降低他們的現金支付平衡。因此，甚至預期的通貨膨脹也會產生真正的經濟效應——這被稱為芒德爾-托賓效應（Mundell-Tobin effect）。
當貨幣增長導致通貨膨脹，通脹的增長導致名義利率的增長，這時，「持有貨幣」的成本提高了。另外，由於貨幣是社會財富的一部分，通貨膨脹造成實際財富的減少，財富的減少又會造成消費減少和儲蓄的增加，使得儲蓄曲線向外移動，這樣就會導致更低的實際利率。

❽ 請教關於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和小型開放經濟的一些問題

坦率地說，我沒看到CCER出題有什麼高明之處。它不是幾乎年年都考IS-LM或者M-F嗎？再說Barro的書經濟增長也只有一章，這能說明什麼問題？※ 編輯：abigman 於2008-12-24 21:57 編輯本文

❾ 羅伯特·蒙代爾的學術貢獻

蒙代爾教授對經濟學的偉大貢獻:
一是開放條件下宏觀穩定政策的理論蒙代爾-弗萊明模型；
二是最優貨幣區域理論。蒙代爾教授敏銳地觀察到，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與全球化的發展，產品、服務、尤其是資本可以通過貿易和投資大規模的跨國界流動。在一個更為開放的經濟體系中，一國的貨幣主權和財政政策效果更多的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約，宏觀調控能力下降。經濟學越來越難以對經濟前景進行預測，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傳統的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面臨新的挑戰。
在國際金融領域，他是一位偉大的先行者和預言家。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授獎公告中稱：蒙代爾教授奠定了開放經濟中貨幣與財政政策理論的基石……盡管幾十年過去了，蒙代爾教授的貢獻仍顯得十分突出，並構成了國際宏觀經濟學教學的核心內容。
蒙代爾的研究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影響，是因為他幾乎是在准確預料未來發展方向的基礎上進行選題的。在60年代，國際貨幣安排的格局是各國都有自己的一套貨幣，並且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為這是必須和理所當然的；國際資本市場開放的程度也相當低。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蒙代爾提出了超前於現實的問題：與國際資本市場一體化相關的貨幣與財政政策的結果會如何？這些結果將如何依賴於一個國家是採取固定匯兌抑或採取自由匯兌？一個國家都該有自己的一套貨幣嗎？經過詢問和回答這樣一些問題，蒙代爾改造了開放經濟中的宏觀經濟理論。他最重要的貢獻是在本世紀60年代做出的。到60年代後半期，蒙代爾已是芝加哥大學學術界的領袖人物。他那個時候的許多學生，現在都已成為他奠基的這一領域中卓有成效的研究者。
在60年代初期發表的幾篇論文中，蒙代爾發展了開放經濟中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即穩定政策)的分析。他在《固定和彈性匯率下的資本流動和穩定政策》(1963)中探討了開放經濟中貨幣與財政政策的短期效應，分析得很簡單，但結論卻很豐富、新穎、清楚。在這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論文中，蒙代爾把對外貿易和資本流動引入了傳統的IS-LM模型(該模型由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希克斯發展，用於分析封閉經濟)，闡明了穩定政策的效應將隨國際資本流動性的程度變化。特別地，他論證了匯率體制的重要意義：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更有威力，在固定匯率下則相反。
我們可以這樣考慮，假定資本具有高流動性，國外和國內的利率一致。那麼在固定匯率下，央行必須干預流通市場，以滿足該匯率下公眾對外幣流通的需求。結果是，央行將失去對貨幣供給的控制，不得不被動地調整貨幣的供給以適應貨幣需求(國內流通)。央行試圖通過所謂的公開市場操作執行單一的國家貨幣政策也將是無效的，因為無論利率還是匯率都不可能被影響。但是，如果增加政府支出或其他財政措施，則可以提高國民收入和國內經濟活力水平，從而避免上漲的利率和強勁的匯率障礙。
再看看浮動匯率。浮動匯率是由市場決定的匯率，即央行將對流通領域的干預將受到限制。財政政策就沒多大威力了。在貨幣政策不變的情況下，增加政府支出將導致對貨幣的更大需求和追求高利率的傾向。資本的流入將強化除去高政府支出的全部擴張效應後的凈出口較低的地區的匯率。但是，在浮動匯率下的貨幣政策將成為影響經濟活力的有力工具。擴大貨幣供給往往會提高較低的利率，導致資本流出和更疲軟的匯率，而這反過來可以使凈出口增加從而促進經濟擴張。
浮動匯率和高資本流動性准確低揭示了許多國家當前的貨幣體制。但在60年代早期，幾乎所有的國家都被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固定匯率連結在一起，因此，對浮動匯率和高資本流動性的後果進行分析完全象是滿足學術好奇心而已。為什麼這好奇心會發生在蒙代爾身上？這可能與蒙代爾出生在加拿大有關，因為在50年代，加拿大就開始放鬆管制，允許自己的貨幣與美元聯系浮動。隨著國際資本市場的開放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蒙代爾有遠見卓識更與隨後的十年緊緊相關。 與同時期其他研究人員不同的是，蒙代爾的研究沒有停留在對短期的分析。他對貨幣進行了動態考察，貨幣動力學是幾篇重要論文的關鍵主題。他強調產品和資本市場調整速度是不同的(這稱為有效市場分類法則[principle of effective market classification])。後來他的學生和其他人使這個問題受到重視，並說明了匯率在某些干擾因素下怎樣暫時地過火(overshoot)。
一個重要問題與報酬平衡表中的赤字和盈餘有關。戰後期間，研究這些不平衡建基於靜態模型之上並強調真實的經濟要素和對外貿易流量。得益於David Humes經典的關注貨幣因素和存量的國際價格調整機制，蒙代爾用公式表達的動態模型來揭示延續的不平衡將如何出現又怎樣使之消失。他論證了隨著私有部門持有的貨幣資產(也是它的財產)因為盈餘或赤字而進行兌換，經濟將隨時間的過去逐漸調整。例如，在固定匯率下，當資本流動緩慢的時候，擴張的貨幣政策將降低利率並提升國內需求。隨後報酬平衡表中的赤字將產生貨幣流出，這反過來會降低需求，直到報酬平衡表達到均衡。這個被許多研究者採用的方法，已成為人們熟知的報酬平衡的貨幣方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它被認為是一種分析開放經濟中穩定政策的長期的基準(long-run benchmark)。這個見解已被頻繁地應用到經濟政策制定的實際工作中--特別是IMF的經濟學家。
在蒙代爾之前，穩定政策不僅是靜態的，而且假定一個國家所有的經濟政策都被一隻單獨的手所調整和組合。作為對照，蒙代爾用了一個簡單的動態模型，來考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兩種工具，它們各自怎樣走向自己的目標、外部和內部的平衡，以帶動經濟隨時間的推移而接近目標。這意味著兩個不同的權威--政府和央行--將為他們的穩定政策工具承擔各自的職責。蒙代爾的結論直截了當：要防止經濟不穩定，政策與經濟生活的聯系就應與兩種工具的功效一致。在他的模型中，貨幣政策與外部平衡聯系，財政政策與內部平衡聯系。蒙代爾最初關注的不是貨幣與財政政策分離本身，而是解釋分離的條件，他率先認為，央行應該獨立地對價格穩定負責，這一思想在後來被人們普遍接受。
蒙代爾的貢獻已經被證明是國際經濟學研究的分水嶺。它們引入了動態方法，在清晰區別存量和流量的基礎之上，分析兩者在經濟走向長期穩定的調整過程中的相互作用。蒙代爾的研究也對凱恩斯主義者的短期分析和古典經濟學的長期分析進行了必要的調和。後來的研究者擴展了蒙代爾的成果。這個模型被擴展到綜合包括了家庭和企業的預期決策、另類金融資產和更具動態的經常項目和價格調整。盡管有這些修正，蒙代爾的絕大多數結論仍然經受住了考驗。
從蒙代爾進行的短期和長期分析中也可得到有關貨幣政策條件的基本結論。在a.資本自由流動條件下，貨幣政策既能夠被導向b.外部目標--比如匯率--也能夠被導向c.內部(國內)目標--比如說價格水平--但是它們不是同時進行的。這個矛盾的三位一體(incompatible trinity)對理論經濟學家是不言自明的。今天，這些遠見卓識也被大多數實踐辯論的參加者所分享。 固定匯率在60年代早期占據著主流地位。少數研究人員討論過浮動匯率的優點和缺點，但都認為一國(有自己)的通貨是必須的。蒙代爾1961年在其論文中提出最優貨幣區域問題看起來似乎有些激進：幾個國家或地區放棄各自的貨幣主權而認同共同的貨幣，在什麼時候會更有利？ 蒙代爾的論文簡要地提到了共同貨幣的好處，比如貿易中更低的交易費用和相關價格更少的不確定性等。這些好處後來得到了更多的描述。而最大的缺點是，當需求變動或其他非對稱沖擊要求某特定地區削減實際工資的時候，維持就業就很困難。蒙代爾強調，為抵消這些干擾，勞動力需要具有較高的流動性，這一點非常重要。蒙代爾刻畫了這樣一個最優貨幣區域，該區域的國家和地區之間移民傾向足夠高，高到可以保證某一個地區面臨非對稱沖擊時仍可以通過勞動力流動來實現充分就業。其他研究者擴展了這一理論並確定了附加標准，比如資本流動、地區專業化、共同的稅收和貿易體制等。
蒙代爾幾十年前的思考，似乎與今天密切相關。由於世界經濟中資本流動性不斷變得更高，曾經固定但現在可以調整的匯率體制下，匯率越來越變得脆弱；一些地區正捲入這個問題。許多觀察家認為一個國家在貨幣聯合或浮動匯率(蒙代爾的論文討論的兩種情況)之間必須二者擇一。不必我們多說，蒙代爾的研究也影響到歐元的結合。經過對利弊的權衡，EMU研究人員把最優貨幣區域經濟思想當作新的葯方予以了採納。甚至，此間的關鍵問題正是勞動力流動以應付非對稱沖擊。 蒙代爾對宏觀經濟理論還做出了其他貢獻。比如，他指出，較高的通貨膨脹將使投資者降低他們的現金余額以增加真實資本。結果，預期的通貨膨脹也可以產生真實的經濟效應--即已眾所周知的蒙代爾-托賓效應。蒙代爾也對國際貿易理論做出了持久的貢獻。他闡明了國際間資本和勞動力流動怎樣促使國家之間的商品價格相等，即使在對外貿易被貿易壁壘所限制的情況下。這可以看作是眾所周知的赫克希爾-俄林-薩默爾森結論的鏡像，該結論認為，商品自由貿易往往導致國家之間的資本和勞動的報酬趨於相等，即使國際資本流動和移民受到限制。這些研究結果清楚地表明：貿易壁壘將刺激國際間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動，反過來移民和資本流動壁壘又將刺激商品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