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唐初貞觀政策有什麼
初唐唐太宗統治的貞觀年間的政策有很多，政治上，中央朝廷方面延續了三省六部制，特設政事堂，以利合議問政，並收三省互相牽制之效；地方上沿襲了隋代的郡縣兩級制，分全國為十個監區（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農；均田制、租庸調制、科舉制等皆有所發展。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擴大統治基礎。合並州縣，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於減輕人民負擔。重視法治，讓臣下按寬簡原則修訂法律，減輕刑罰，制定出《貞觀律》。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賢，不問出身，因此能夠從各階層搜羅許多傑出人才。唐太宗重用人才，鼓勵臣下進諫，並虛懷納諫，得人善任，從諫如流，如重用魏徵，營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圍，保證了較為開明正確的政治、經濟、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實施。
太宗十分重視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齡省並冗員，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國，考察吏治；又親自選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並將其功過寫在宮內屏風上，作為升降獎懲的依據。另又規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輪流值宿中書省，以便隨時延見，垂詢民間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勵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一時政治清明。
經濟上，唐太宗特別關注農業生產，實行均田制與租庸調制，獎勵墾荒，愛惜民力，從不輕易征發徭役，使農民有可能安定生產，耕作有時，衣食有餘，安居樂業，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唐初賦稅徭役比隋朝有所減輕，尤其力役征發，比較有節制，注意不奪農時。對災區免除租賦，開倉賑恤。另外還緊縮政府機構，以節省政府開支，減輕人民的負擔。並通過"互市"換取大批牲畜，用以農耕。太宗招撫流亡回鄉，授田給予耕作，以安定民生。唐初關中連年災荒，太宗即開倉賑濟災民，又准百姓到其他州郡度過荒年。貞觀王朝是不歧視商業的君主專制王朝，不但不歧視，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地體現了唐太宗的高瞻遠矚之處。在他的倡導下，貞觀王朝的商業經濟有了迅速和長足地進展，新興的商業城市，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國。除了沿海的交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揚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肅敦煌）、涼州（甘肅武威）。唐朝的強盛給統治者在對外關繫上帶來了無比的自信，因而唐朝開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絲綢之路貿易興盛，舉世文明的「絲綢之路」 是聯系東西方物質文明的紐帶，這條商業通道在唐帝國時達到她的最高使用價值。唐帝國的疆域空前遼闊，在西域設立了四個軍事重鎮（安西四鎮），西部邊界直達中亞的石國（今屬哈薩克），為東西方來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結果絲綢之路上的商旅不絕於途，品種繁多的大宗貨物在東西方世界往來傳遞。
軍事外交上，唐太宗在位期間武功全盛，將唐帝國發展為當時東亞地區最強、文化最盛的國家。唐太宗大力推行府兵制，屢次對外用兵，經略四方，先後平定東突厥、薜延陀、回紇、高昌、焉耆、龜茲、吐谷渾，征高句麗，聯姻吐蕃、高昌，由是唐朝聲威遠播。加上太宗能維護外族風俗，並設置都護府制度，終貞觀之世，四方服悅，太宗則被周邊諸族尊為「天可汗」，並築「朝天可汗道」，向唐室進貢。唐太宗成為東方世界的國際盟主，國家得以步入安康之世。唐太宗時期加強了對西域等地區的管轄，布德懷柔，民族關系密切。對於依附的各族，一般不改變其生活方式，社會制度尊重其習俗，還加強了與亞洲各國的友好往來。
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則大力獎勵學術，組織文士大修諸經正義和史籍；在長安設國子監，鼓勵四方君長遣子弟到來留學。命孔穎達等人修定《五經正義》，統一南北經學；又置國史館，由宰相監修前朝國史，開官修歷史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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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古代重要朝代對外貿易的政策
自漢朝至明朝，我國一直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到了明末清初我國統治階級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我國古代對外關系的發展趨勢是由開放到閉關。
具體史實
開放：
⑴秦漢：對外交往的初始階段。張騫通西域之後，中國同西亞和歐洲的通商關系開始發展起來，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相繼開通。東漢時，班超經營西域曾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訪問洛陽，這是歐洲國家同我國的首次直接交往。
⑵隋唐：對外交往活躍。日本13次派「遣唐使」來華學習唐朝文化，唐朝鑒真東渡傳播文化；新羅派使節和大批留學生到唐朝學習中國文化，仿照唐朝建立了政治制度，採用科舉制。雙方貿易往來頻繁，新羅物產居唐朝進口首位。唐朝時中國同天竺交往頻繁，貞觀初年，玄奘西遊天竺，著成《大唐西域記》
⑶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達。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大都市。義大利人馬可鈥二嘗緗楁潵鍗庡眳浣忓嶮澶氬勾錛岃憲鏈夈?椹?彲鈥二嘗緗楁父璁般?銆?
⑷明朝：對外交往由開放走向閉關。前期國力強盛，明成祖開始派遣鄭和先後七次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地區。明朝後期至清朝前期，由於我國封建制度日趨沒落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統治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嚴格限制對外貿易，只開廣州一處作為對外通商口岸。
中國古代對外關系史給我們的啟示：
⑴開放國興，閉關國衰。
⑵加強聯系，互相學習，互相促進是世界歷史發展的趨勢。凡是善於向外國學習，同時又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族，就可以取得本民族經濟、文化的飛速發展。
⑶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是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條件。
⑷和平友好交往是我國人民同外國交往地主流。
一、中國古代對外交往的三個時期
在古代，我國同世界各國的交往是逐漸發展的。
先是從周圍的鄰國開始，如朝鮮、日本、東南亞，以後逐漸擴展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後到歐洲、東非和北非。
我國封建社會對外經濟文化往來，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秦漢時期。這一時期的主要往來僅限於近鄰的朝鮮、日本、越南、泰國、柬埔寨、緬甸等一些國家。直到東漢晚期才和西亞、歐洲有了正式直接往來。由張騫開通的「絲綢之路」，是這一時期我國外交關系最光輝的表現，教材里對此有重點敘述。東漢時期，班超出使西域時，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到達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況行至波斯灣而還。到166年，大秦國王安敦派使者正式來中國，這是中國和歐洲正式交往的開始。上述情況在教材里都有介紹。
我國對外交往的第二個時期為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更主要的是隋唐時期。這一時期，我國封建經濟處於繁榮上升階段，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也大大發展。這一時期的對外關系有三個特點：第一，我國已經逐步形成為東方的經濟文化中心。對一些近鄰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已經不僅限於一般的來往，而是作為培養人才的中心和經濟交流的中心。第二，此時期我國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空間范圍大大擴大，除東亞和東南亞外，中亞、西亞、歐洲甚至非洲都已經有比較頻繁的商業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往來。最顯著的如波斯、阿拉伯的使節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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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來中國。唐朝時還有一批留居中國不回的波斯人。第三，此時期海運和陸運都很發達。
我國對外交往的第三個時期是宋元明清（鴉片戰爭前）時期，這一時期的對外關系也有三個特點：第一，由於自北宋開始，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發展，內外貿易繁榮，對外航運也突飛猛進，尤其是海上運輸，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時代，在南中國海和印度洋上中國船隊是最活躍的船隊。第二，宋元明時期，我國在對外經濟文化方面出現了一批富有遠航經驗的國際大游歷家。他們包括元朝的汪大淵、明朝的鄭和等人。同時從阿拉伯、波斯和歐洲來的大批商人中，也涌現一批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如元朝時來華的義大利人馬可波羅、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等等。當然，汪大淵和伊本白圖泰在教材上沒有提到。第三，清初以後，由於封建統治階段採取閉關政策，這些聯系便逐漸中斷了。
二、古代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四條渠道
在古代歷史上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主要是通過四條渠道進行的：
第一條渠道是貿易，這又包括官方貿易和民間貿易兩種形式。著名的絲綢之路以民間貿易為主。第二條渠道是官方派遣使節、留學生等。第三條渠道是通過佛教徒和傳教士來實現的。第四條渠道是戰爭，戰爭在客觀上也曾為中外交流創造了條件。當然，第四條渠道不是我們所提倡的。
在古代，中國與鄰國之間也曾經發生過政治糾紛和軍事沖突。例如，我國古代曾與日本發生過幾次戰爭。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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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軍與新羅軍隊聯合打敗支援百濟的日本軍隊。元世祖曾兩次派軍隊進攻日本，但遭到了失敗。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日本倭寇騷擾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最後被戚繼光、俞大猷等率軍擊敗。明神宗時，中國派軍隊支援朝鮮共同打敗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等等。在歷史上，相鄰國家之間絕對沒有出現爭斗的局面，似乎是迄今尚未見到的歷史現象，這也是我們面對的實際情況。但應該認識到，各國統治階級挑起的戰爭，在歷史的長河之中，只是短暫的一瞬，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交往，則是國際關系中的主流。
三、古代中國和外國間的影響是互相的。
在世界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創造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經濟和文化。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在發展過程中，都或多或少要受到外來影響，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又對外界發生影響。
中國古代在整個奴隸社會以及封建社會的形成和上升時期，經濟文化發展一直走在世界各國的前列，中國的四大發明對全世界經濟文化的發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藝術對亞洲各國，尤其是對朝鮮、日本等國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值得我們引以為自豪。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世界各國對中國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例如，中國種植的玉米、馬鈴薯、西紅柿、煙葉、向日葵，最早是由美洲印第安人培育出來的。另外，像中國的佛教文化和佛教藝術受印度影響的痕跡非常明顯，著名的雲岡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等就有所反映。所以說，世界文明史，是在各國人民共同學習、互相促進中不斷演化、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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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啟示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越是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時期，對外交流就越頻繁，而頻繁的對外交流，也促進了中國經濟文化的發達，這給我們以啟示：凡是善於向外國學習，同時又富於創新精神的民族，就可以取得本民族經濟和文化的飛速發展。
古代日本通過向中國學習，促進了日本的進步是一個十分鮮明的例子。在大化改新中，日本參照了中國唐朝時的政治、經濟、軍事制度，結合本國國情，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經濟、軍事制度。在醫學上，日本也吸收中國中醫學的醫療技術，逐漸發展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漢方醫學」。在文字上，日本利用中國漢字的簡化筆畫或是漢字的偏旁、冠蓋作為音符，創制了日本文字假名。日本人民這種善於學習又富於創新的精神，是值得贊揚的。這個事例給我們以有益的啟示：一個國寶如果落後，只要虛心地有選擇地向他人的長處學習，不斷地改革和創新，就能夠迅速地取得進步。
3. 唐朝的對外開放是怎樣的
「盛唐氣象」的出現，與當時實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是分不開的。所謂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就是既有經濟貿易的往來，也有文化思想的交流，還有政治領域的接觸。隋唐的封建文明中，包含有當時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的貢獻，隋唐的封建文明，又對當時與之交往的許多國家和民族的文明進步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人類文明的相互吸納與共同進步史上，隋唐的對外開放，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在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保存有大量的陵墓石刻。除了石碑、華表、飛馬、朱雀（駝鳥）、石馬、石獅等外，還有61個（現存60個）「蕃酋石像」。從文獻記載中可以得知，他們都是當時我國西、南一帶各國的首領，因與唐朝關系密切，前來參加唐高宗葬禮。武則天為了紀念這件大事，予以刻石記功。由於年代久遠，石質風化，這些石像頭部已毀，背後的文字也磨滅不清，但從服飾上可看出少數民族特點，大都身穿緊袖衣，腰束寬頻，足蹬皮靴，體形雄偉，生動有力。明朝的劉伯溫曾作詩道：「蕃王儼侍立層層，天馬排行勢欲騰。」對盛唐的雕刻藝術大加贊譽。而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出，盛唐時期的對外開放，氣魄是何等宏大，影響是多麼深遠。
隋唐時期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經濟的繁榮，邊境的相對安寧和陸海路線的開通，國內基礎設施的建設，使對外開放具備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
一個民族和國家、地區的對外開放，是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的。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既要吸引人，又要使人進得來，住得下。而隋唐時期的封建社會，在這些方面，條件是具備的。
與秦漢時期一樣，隋唐都是統一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在絕大多數時候，國內社會是穩定的，沒有出覡過很大的動亂和公開分裂的現象。在統一、穩定的前提下，國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制度文明），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些我們在前面的諸章中，曾從不同的角度作過介紹，是從歷史發展的縱向來看的。從橫向看，當隋文帝楊堅建立隋王朝時，中國的封建社會已有上千年的歷史，而當時西歐的封建制度才有一個多世紀的歷史。其他各國進入封建社會的時期，更晚於西歐，如拜占庭帝國是從7世紀，也就是中國的隋末唐初開始走向封建社會的；阿拉伯帝國是在7世紀後期，即中國唐高宗以後才過渡到封建社會的；印度是在5～7世紀即中國南北朝到唐前期形成封建制度的；朝鮮、日本也是在7世紀中期，即中國唐高宗時進入封建社會的。這就是說，當時世界上比較先進的國家剛剛進入或者正在進入封建社會的時候，中國的隋唐王朝已是成熟的封建社會了，處於世界歷史的先導地位。這不能不對世界各國尤其是鄰近國家和地區，產生強烈的吸引力。
與國內的統一、強大、繁榮相應的，是這一時期的對外關系也較和睦。隋唐時期，雖然也時有對外用兵，與周邊民族和國家發生沖突的情況，但在大多數時期，邊境是安寧的，國際間的交通路線，也是暢通的，甚至可以說是四通八達的。
當時在西北方面，是陸路往來。陸路方面，通往中亞、西亞和歐洲的路線，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又有三條大道，即北道、中道、南道。北道是循天山北路，從敦煌出發經伊吾（今哈蜜）、蒲類海（今巴里坤）、西突厥可汗庭（今巴爾喀什湖南部），轉東羅馬，出地中海。中道是走天山南路的北道，由敦煌起程往高昌（今吐魯番一帶）、焉耆（今焉耆）、龜茲（今庫車）、疏勒，越蔥嶺而達波斯。南道是走天山南路的南道，從敦煌經鄯善、於闐（今和闐），過蔥嶺及吐火羅至北婆羅國（今北印度）。
在東南方面，主要是海路。與大食、波斯及南海（印度洋）諸國的商路，都從廣州出發，主要經過真臘占不勞山（今越南東200裏海島）、海峽（今馬六甲海峽）、羅越國（今泰國）、佛逝國（今蘇門答臘南部）、訶陵（今爪哇）、哥谷羅國（今蘇門答臘東北部）、獅子國（今斯里蘭卡）、莫來國（今印度西南海岸）、拔風日國（今孟買），再西行到弗利刺河（今幼發拉底河）而達末羅國（今巴拉斯）。通往日本的航線，有南北兩路。北路從登州出海，過渤海海口，沿遼東半島及朝鮮半島到達新羅再轉日本；南路從揚州或明州（今浙江寧波）出發，橫渡東海經值嘉島（今五島列島）而達博多灣。
這一時期國內的基礎設施也成就斐然，有利於商業貿易活動的開展和對外交往的進行。
作為內外商貿、文化等交流活動的主要載體的城市，建設成就舉世矚目。首都長安和東都洛陽，都是當時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城市，不僅規模宏大，建築雄偉壯麗，而且結構、布局合理，便於工商業的經營和對外交流活動的開展。揚州、廣州、泉州、明州等城市的發展也很迅速，既是有名的商業城市。又是當時的國際港口。其中廣州是當時全國第一大港，也是世界大港之一，每天平均有11隻船舶到達，一年約4000餘只，唐政府在廣州還設有「蕃坊」，專門居住外國商人；設置蕃長、都蕃長等官員，專門管理蕃商事務。都蕃長由蕃商自己推舉，經唐政府任命，都蕃長除了管理蕃商事務外，還協助唐政府招徠外商。
國內的水陸交通也很暢通。水路方面，當時的各主要河流都可以通航。隋朝修建的大運河，更是把南北水路聯接一起，十分便利航運。當時從長安經渭河入黃河到東都洛陽，經永濟渠可北達幽州（今北京一帶），洛陽東南由通濟渠可南達揚州及東南各州。另一路由長安經藍田到商州（今陝西商州市）200里山路過後，可從商州利用丹江、漢水到達長江，由長江順湘江南下，經靈渠（今廣西壯族自治區興安）、桂江、珠江到廣州。陸路方面，更是四通八達。
當時國內的主要通訊設施——郵驛，也是空前發達。官郵交通線以京城長安為中心，向四方輻射，直達邊疆地區，大致是每30里設一個驛站。全國有驛站1600多處，服役人員約5萬人左右。郵驛分為陸驛、水驛和水陸兼辦3種。各驛站設有驛舍，配有驛馬、驛驢、驛船、驛田。傳遞速度很快。緊急事情，驛馬一天傳遞300里以上，公元755年安祿山在范陽（今北京）起兵反唐，當時唐明皇正在陝西臨潼的華清宮和楊貴妃玩樂，兩地相隔3000里，6天之內唐明皇就接到了這個緊急情況，傳遞速度達到每天500里，這在當時是驚人的！唐朝詩人岑參有一首描寫驛騎的詩說，「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把驛騎比作流星，恰到好處。後代小說戲曲中常說「流星飛馬來報、」「流星探馬報到」，就是由此而來。
古人射龍恢弘大度，不懼往來，是這一時期對外開放的基本特徵。它的具體表現是，既有經濟貿易往來，又有文化意識的交往，還有政治方面的接觸，充分體現出當時統治者的自信與開明。
隋唐時期的對外開放，是全方位的。所謂全方位，就是既有經濟貿易往來。又有文化意識的交流，還有政治方面的吸納。這在封建時代，的確是空前的，充分體現出統治者的自信與開明。
經濟的往來以官方的貿易為主。隋朝在京城建國門外設有「四方館」，管理對外貿易，主管東方的稱「東夷使者」，北方稱「北狄使者」。唐朝則除了設有管理陸上貿易的機構外，還在廣州設置市舶使，檢查出港商船，同時也管理唐朝開往國外的商船，檢查貨物，徵收關稅等，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海關機構。為了促進對外貿易，隋唐政府對外國商人採取優待，如隋煬帝時對來到京城的四方外商，從吃、住、行、玩等各個方面予以優待，雖含有誇耀自己的意思，但在客觀上也有利於對外商貿活動的開展。唐朝也曾多次頒發詔令，讓各地妥善處理外商來華事宜，如適當降低關稅，給予交通往來的方便，並在廣州、揚州、明州、登州、泉州、楚州、長安等地設置「蕃坊」，聽任外商居留，在法律上予以優待。這一時期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各種絲織品、陶瓷、茶葉、紙張等，進口商品主要是珍珠、寶石、香料、葯品、犀角、象牙等。在官方貿易中，進口商品多以「朝貢」的形式，出口商品多以「回賜」形式進行，均帶有一定的優惠性質。對外貿易的國家和地區，則擴大到亞洲、歐洲以及非洲的一部分地區。
在官方貿易的同時，民間貿易也很頻繁。如黑衣大食（今阿拉伯部分地區）除了多次向唐朝派遣使節外，民間商業往來也不可勝數，當時長安的西市，是黑衣大食商人的聚集地帶。廣州及東南沿海地區，還有許多從海路來的大食商人，有暫住的，也有久居的，有的還在中國成家立業。波斯（今伊朗）、新羅（今朝鮮）、日本、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地區）、林邑（今越南）、真臘（今柬埔寨）等鄰近國家的民間商業貿易，更是常不間斷。
文化交流方面更為廣泛。以宗教特別是佛教為紐帶的相互交往，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佛教產生於印度，西漢末傳入中國。東漢以後，統治階級逐漸意識到它有利於維護其統治地位的一面，從而加以提倡，使其日益發展，到南北朝時，已非常盛行。隋唐時期佛教更加興盛，一方面，中國的一些學者到印度等地去學習佛教，取回並翻譯佛教經典；另一方面，朝鮮、日本等國的僧人又到中國來學習佛經。一方面，印度等國僧人來中國傳經佈道；另一方面，中國僧人也到朝鮮、日本、印度等地講經傳法，互相往來，切磋交流。
作為文化交流的載體，這一時期來中國的各種留學生人數很多。其名目有「遣隋使」、「遣唐使」、「學問僧」等等。如新羅，僅開成五年（840年）留學生和其他人員一次由中國返回的就有105人。日本，在唐朝前後派遣了19次遣唐使，最多的一次達600多人，都挑選博通經史、嫻熟文藝和熟悉唐朝情況的人擔任，遣唐使的隨行人員中，還有一些醫師、陰陽師、樂師等，是為了進一步深造和求解疑難而被派來中國的。
以宗教傳播為主要紐帶，以留學生為載體的隋唐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內容極為豐富。既有佛教、伊斯蘭教等宗教方面的傳播，又有語言、文學、文史、典籍、音樂、舞蹈、書法、繪畫、體育、雜技、天文、歷法、算學、醫學、律令、官制，乃至服飾、飲食、居室、禮儀等各個方面的相互學習、交流與影響。科學發明在這一時期也得到相互交流與及時傳播。如醫學方面，這一時期天竺的外科手術、整骨科、眼科等，已傳入中國，並產生了較大影響；中國的中醫又傳播於日本和朝鮮，切脈術和一些重要醫書還傳到了中亞和西亞，影響了阿拉伯醫學。中國在這一時期發明的雕版印刷術，先傳到朝鮮，唐末五代又傳到了日本，以後又傳到越南和歐洲，促進了這些國家的文化傳播事業。公元751年，唐將高仙芝在怛邏斯戰役中為大食所敗，中國的戰俘把造紙術傳人撒馬爾罕，此後，又由中亞傳入阿拉伯國家，紡織技術，制陶技術，煉丹術和火葯，也在唐代傳到國外。
除了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往來外，隋唐時期中外政治吸納也在進行之中，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在來中國的留學生中，有許多人學習中國的律令和典章制度，有的還參加中國的科舉考試，他們學成後回國，多任高官顯職，並根據唐朝法制改革本國的禮儀和法律，摹仿中國的行政體制立制設官，試用中國的科舉制考選官員。這在當時的新羅（朝鮮）表現得最為明顯。
當時在中國做官的外國人也很多。如隋煬帝時曾為江都通守的王世充是西域胡人。日本的阿倍仲麻呂留居中國50年，因「慕中國之風」，改名為晁衡，先後在中國任右補闕、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鎮南節度使、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等職。波斯被阿拉伯消滅後，其王子卑路斯來到唐朝，唐高宗拜他為右武衛將軍，中宗時又拜為左威衛將軍，後來死在唐朝。阿拉伯人李彥升，曾在唐時考中進士，為唐朝立過大功。歷任開府儀同三司、武威太守、河西節度使的高仙芝，是高麗人。另一高麗人王毛仲，也曾在唐朝當過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並晉封霍國公。安息（在今烏茲別克境內）人李元諒，曾當過唐朝的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鎮國軍節度使等。這些外國人在中國政府中任職，這在當時世界上是少有的。例如。日本的阿倍仲麻呂在唐朝當官，在唐朝看來是很尋常的事，而在當時日本，卻被作為罕有事跡大肆宣傳。
在這一時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涌現出大量值得稱道的人物事跡。其中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在後世已是家喻戶曉；而鑒真和阿倍仲麻呂，也是人們稱贊的中日友好使者。
從《西遊記》問世以來，「西天取經」的故事已是家喻戶曉。《西遊記》的內容是虛構的，只有其中的唐僧，確有其人，他就是玄奘。
玄奘原名陳禕，於隋文帝開皇十六年（596年）生於河南緱氏縣（今河南偃師）。13歲那年受剃度當了和尚，法名玄奘。他自幼聰明好學，出家以後，又在全國許多地方遍訪高僧，鑽研佛經。學得越深，疑問越多，為了了解經典的真義，尋求佛教的究竟，他決心到佛教「聖地」求法。於是，他注意向外國人學習天竺語文，籌集旅費，准備到「西天」取經。
貞觀元年（627年，一說貞觀三年），玄奘從長安出發西行。抱著「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的決心，戰勝了沿途流沙雪山、嚴寒酷暑等種種障礙，經過現在我國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前蘇聯的中亞地區和阿富汗等國，終於到達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他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尼泊爾和印度北部，游學了3年，隨後來到當時印度的佛教學術中心那爛陀寺（今伽維城西北），學習《瑜伽師地論》。在那爛陀寺刻苦學習了5年以後，玄奘繼續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各地求學。經過5年左右，又回到那爛陀寺，在那裡主講《攝大乘論》，發表了重要的論文《會宗論》，並在辯論中駁倒了他的論敵。公元642年，戒日王為玄奘在曲女城（今印度卡諾吉城）舉行了一次佛教經學辯論大會，有五印度十八國國王和各派僧人數千人參加，在這次大會上，玄奘獲得了很高的榮譽。
玄奘在印度留學15年中，無時無刻不想念祖國。貞觀十七年（643年），他用大象和馬匹，馱著657部佛經及其他物品起程回國。貞觀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四日，平安回到唐朝首都長安。唐太宗聽說玄奘回來，派宰相房玄齡、大將軍侯英、長安令李乾佑等迎接，長安市民還在朱雀大街開了歡迎大會。
回到長安後，玄奘即組織專門機構翻譯佛經。20年中，共譯出佛經75部，1335卷。他還根據自己在旅途中的豐富見聞，寫成了《大唐西域記》一書，記載了我國新疆及原蘇聯中亞地區、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和錫蘭境內的138個古國的山川、物產、風俗、宗教和政治經濟情況，是研究這些國家和地區7世紀中葉歷史的重要文獻。他的另一個貢獻，就是把老子的《道德經》譯成梵文，介紹給印度。又把唐朝的《秦王破陣樂》介紹給印度，印度的戒日王了解到《秦王破陣樂》的來源後，決定派使臣到長安，與唐朝建立正式外交關系。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玄奘死於玉華寺。四月十四日，安葬在終南山下。在舉行葬禮時，長安周圍500里內。有數萬人來送葬，3萬餘人廬於墓旁，可見當時人們對玄奘是多麼愛戴。
在玄奘「西天取經」後不久，公元688年，鑒真出生在江蘇揚州江陰縣。鑒真俗姓淳於，14歲出家，曾在長安、洛陽兩京游學。他的活動以他所住持的揚州大明寺為中心，遍及淮南地區，威望很高。鑒真除了戒律以外，還學習鑽研建築和醫葯知識。他特別熱心社會活動，主持建寺80餘所，鑄像無數，還開慈悲院救濟貧民，給貧病的人親自煎葯。
天寶元年（742年），日本高僧榮睿和普照從長安來到揚州大明寺，拜謁鑒真大師。除了聽他宣講戒律以外，還希望取得他的支持，派幾位弟子東渡日本。鑒真答應了這一請求，但他的弟子們認為日本遠涉大海，不願東渡。鑒真庄嚴宣誓：「這是法事，不應顧惜生命。大家不願去，我去！」弟子深受感動，有20多人決心跟他一起東渡，但因為種種原因，5次東渡計劃均受到阻礙，未能成功。
天寶十一年（752年），日本遣唐使從長安回國途中，到揚州延光寺，拜會鑒真，敦請他繼續東渡日本。這時鑒真已66歲，且已雙目失明，揚州僧俗都挽留他，但他決心東渡傳戒。這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鑒真率弟子們乘日本副使大伴古麻呂的船隻東渡，於天寶十四年（755年）二月四日，到達平城京（今日本的奈良市），受到天皇以下朝野人士的歡迎。
隨鑒真到達日本的25人中，有建築師、畫師、雕刻家，以及醫葯、刺綉、鑄寫等方面的人才，他們實際上是一個文化使節團。他們到達日本後，除宣傳戒教外，在建築、藝術、醫學等方面也對日本做出了很大貢獻。鑒真在日本領導創建的唐招提寺，其中的金堂、講堂和一些重要的經象法物，代表了我國盛唐時期建築雕刻的最高水平，是日本的藝術明珠，至今保存完好，視為國寶。鑒真又是醫學、葯物學專家，他給日本皇太後治癒了疑難病症，當時曾有《鑒真上人秘方》一書問世，據說就是他的處方記錄。當時日本葯物學初興，葯物真偽混雜，日本天皇下令「辨證」，鑒真雖然雙目失明，但他憑著自己的嗅覺，識別葯物品種，鑒定葯物性能，給日本古代葯物學奠定了基礎。據說現在日本東大寺傳的「奇效丸」，就是鑒真傳到日本去的。正因為如此，一直到江戶時代（1603～1867年），日本的葯袋上，仍然畫著鑒真的圖像。
唐廣德元年（763）三月，鑒真開始患病，弟子們為他造了肖像，至今仍保存在日本的唐招提寺開山堂，這就是日本的國寶「鑒真和尚坐像」。這年的五月六日，鑒真在招提寺逝世，終年76歲。
在這一時期的中日友好關系史上，還有一位傑出的人物，就是日本的著名學者阿倍仲麻呂。
阿倍仲麻呂公元689年生於日本本州大和。他自幼聰明好學，少年時代在本國度過。唐開元五年（717年）十月，他被選人唐朝留學，隨日本遣唐使來到中國長安。到達長安後，唐政府分配他到太學學習。這里的學生都是五品以上官員子弟，太學的教師都是全國的知名學者，課程有《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等必修課，還有《孝經》、《說文》和時務策等，阿倍仲麻呂在太學經過9年的勤奮學習，不僅精通經典，而且善作詩賦，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強烈的愛慕之心，改名叫晁衡（一說叫「朝衡」）。
大約開元十六年（728年），阿倍仲麻呂擔任了唐朝左右春坊司經局的校書郎（從九品），專門校理圖書。次年，轉任「補闕」（從七品），這是皇帝身邊的諫官，職位雖然不高，但接觸中央高級官員的機會較多，是中央政府中的清貴官職。4年以後，他又擔任了儀王李燧的「友」（從五品下），職責是陪伴親王，並以封建道德教育親王。就在這個時期，大詩人李白應唐玄宗的邀請來到長安。擔任翰林供奉，是皇帝的文學詞章顧問侍從。李白在長安居住的兩年多時間里，除結識了賀知章等人外，還結識了阿倍仲麻呂。兩人經常在一起痛飲酣歌，高談闊論，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天寶年間，傳說阿倍仲麻呂在歸國途中的海上遇難，李白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寫詩悼念他的摯友：「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日本史籍中至今仍記載著這首詩。
阿倍仲麻呂在海上遇救後，又回到長安。任秘書監（國家圖書館館長，從三品）。這一時期，他又與王維等人結成密友。阿倍仲麻呂回國時，王維送他到海邊，寫下《送秘書晁監還日本》的五言詩：「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村扶桑外，主人孤舟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在詩句里，王維心隨神往地寫出阿倍仲麻呂東渡的艱險。充滿對摯友安危的深切關注和惜別之情。
阿倍仲麻呂在擔任唐政府官職，以及與中國文人交往的過程中，逐漸成為兩國友誼交往的橋梁。他既是唐朝官員，又執行日本大使任務。每當日本遣唐使來到長安。他都主動協助使團。與唐政府接洽有關事務。比如，天寶十二年（753年），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到達長安後，阿倍仲麻呂即引領日本使團會見唐玄宗。會見後，唐玄宗令阿倍仲麻呂帶領使團參觀唐中央政府的府庫和三教殿等。由於阿倍仲麻呂的疏通，唐玄宗授予日本大使藤原清河「特進」（正二品散官），授予副使大伴古麻呂銀青光祿大夫、衛尉卿（從三品）。
大歷五年（770年），阿倍仲麻呂在中國辭世，終年72歲。
隋唐時期的對外開放，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隋唐的封建文明中，包含有當時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的貢獻。隋唐的封建文明又對當時與之交往的許多國家和民族的文明進步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人類文明的相互吸納與共同進步史上，隋唐的對外開放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隋唐時期的國門四開、不懼往來的全方位對外開放，對當時中國和世界的文明進步，都產生了積極的深遠的影響。
從中國方面而言，以佛教廣泛傳播為代表的思想文化領域，以及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從對外開放中吸納了許多新的有益的成分。
佛教既是宗教，也是哲學。佛教在這一時期的廣泛傳播，對中國哲學思想領域的影響，是相當深刻的。這一時期的天台、法相、華嚴、禪宗等四大佛教宗派，程度不同地滲透到各個階層的思想意識之中，與中國傳統的統治思想之間，發生著錯綜復雜而又有些微妙的相互影響，總的來說，是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的成熟與完善的，這從當時絕大多數統治者對佛教的大力提倡中，就可以得到證明。當然，在某些時候，也會產生一些不利於社會穩定的副作用，並因之而受到統治者的排斥，甚至出現武力滅佛的事件，如唐武宗時期就是如此。但這只是短暫的插曲，沖突過後，是更廣泛的發展。到了宋代以後，有人感嘆，傳統的儒家思想只剩一副假面具，骨子裡完全是佛家思想了。
佛教的影響，主要是在思想意識領域，但又不止在思想意識領域，而是十分廣泛的。如文字方面，唐朝沙門守溫仿擬梵文字母體系，擇定了漢語的30個字母（後經宋人修訂為36個字母）。此外在大量經典翻譯中所新創的詞彙和成語，有數萬之多，雖然未必一一流行，但確有不少成為中國的新詞彙和新成語。在文章方面，當時佛教界所用的，通常是帶有白話性質的新文體，文章的組織結構，也隨佛經本身的組織結構而有新的類型，有人甚至認為，唐代的義疏之學，就是從佛典的疏鈔中學來的。文學體裁方面，起於隋唐、盛行於宋元明以後的傳奇小說等，顯然與佛教傳播中的「俗講」與「變文」有淵源關系。建築方面，隨著佛教的傳人，中國建築領域也出現了浮屠（梵文的音譯，意為「塔」）、石窟、佛寺等新的成分。舉世聞名的唐代大雁塔，就是唐高宗時期，為安存玄奘取回來的佛經而建造的。此外，在雕琢、印刷、繪畫等方面，也都因佛教的傳入而增添了一些新的成分或因素。
在學術藝術領域，這一時期天竺的數學、天文學傳入唐朝，唐代《開元占經》中就保留有天竺數學的數碼、圓弧的畫法、弧的正弦等知識；僧一行編制《大衍歷》時，就曾參考過天竺的《九執歷》。音樂、舞蹈方面。外國的音樂、舞蹈占相當比重，如隋煬帝制「九部樂」、唐太宗制「十部樂」，其中都有外國樂，安國（今烏茲別克的布哈拉）樂，康國（今烏茲別克的撒麻爾罕）樂，就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醫葯學方面，天竺的外科手術、骨科、眼科等，阿拉伯傳人的大量新葯材品種，都對當時的中國醫葯學領域產生一定的影響。在其他學術、藝術領域中，都能或多或少地找到外來因素的成分，堪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相輝映，共同繁榮。
在經濟生活領域，一些新的動、植物品種引入中國。如印度的白茄、刀豆，尼泊爾的菠菜，地中海沿岸的萵苣，都於這一時期在中國種植成功。漢武帝時由西域傳來的葡萄，這一時期經過培育繁殖，已十分興盛。長安一帶的葡萄是「園種戶植，接蔭連架」。在原有的製糖技術基礎上，這一時期還從印度吸收了新的製糖技術，加工制出了白糖和冰糖。從西域引人大批優良馬種，進行繁殖雜交，使內地的馬種得到改良，體質健壯，外形優美。還利用雜交方法製造出新畜種——騾，更是畜種科學中的一大成就。除了新的動、植物品種的引進和加工方法的革新外，經濟生活中的居室、服飾、飲食等方面，也受到域外習俗的影響。如唐玄宗曾築「涼殿」，引水入室，以轉風扇，據傳說就是從佛菻（東羅馬）傳來的。唐朝宮人騎馬都戴「胡帽」，並影響到民間，還學習外國的化妝技術，白居易以詩形容「元和（唐憲宗年號）妝梳君記取，髻堆面赭非華風」。波斯的三勒漿、龍膏酒以及西域的「胡餅」等，也傳入長安，當時曲江池一帶，開設不少波斯酒店，酒店裡還有外國女招待，著名詩人李白曾在這里醉酒吟詩。
與隋唐的封建文明中有當時世界上眾多國家、民族的貢獻相應的，是中國的封建文明，也對世界眾多國家和民族的文明進步，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古代人物中國的一些重要的科學發明成果，在這一時期廣泛傳播到世界許多國家，對這些國家的技術進步與社會繁榮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唐天寶十年（751年）十月，唐將高仙芝率軍與阿拉伯軍在怛邏斯（今哈薩克江布爾）打仗，唐軍大敗，很多士兵被俘，其中有的是造紙工匠，阿拉伯就利
4. 唐朝對外交往盛況空前的例子
唐朝對外交往的特點、原因、作用和啟示
主要特點
1、交往范圍廣泛，且有連續性。隋唐時期對外交往的國家分布於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歐洲、非洲也都有往來。范圍之廣，歷史少見。而且這些交往並不因中國發生內亂而中斷，有明顯的連續性。如日本連續十三次派出遣唐使。
2、交往領域全面。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
3、交往渠道眾多。有官方外交往來，公派及民間留學，國家間及民間貿易，佛教的傳播等。主要以貿易和佛教為紐帶。
4、交往內容明顯不同。中國傳出去的主要是制度、文化、生產技術等，推動了各國歷史發展、社會進步。外國傳入的主要是土特產、物種、藝術，豐富了唐朝的社會生活。
5、在交往過程中，中華文化圈形成。唐朝成為周邊國家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並對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原因：①唐朝的經濟和文化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具備發展對外交往的基本條件，也吸引了各國人前來學習和貿易；
②唐朝開辟了四通八達的海陸對外交通線，便於發展對外關系；
③唐朝有遼闊的疆域和和睦的民族關系，有利於促進對外交往；
④唐朝統治者對外來文化採取開明的態度，兼收並蓄，虛心學習，又尊重外國人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
作用：①唐朝的對外關系發展使唐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在世界上產生了重要影響，促進了亞洲乃至世界文明的進步；②同時通過對外交往，唐朝學習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科學技術，進一步促使唐朝經濟文化的繁榮，也豐富了人民的經濟文化生活。
啟示：①唐朝的對外關系前所未有，主要取決於經濟文化的繁榮發達。因此，我們應該大力發展經濟，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②唐朝和睦的民族關系也為對外交往頻繁提供了必要條件，因此我們應堅持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共同發展繁榮的原則，發展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③唐朝統治者對待外國和外來文化採取開明的態度，重視對外交往。因此，我們應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擴大對外貿易，加強與外國的經濟技術合作。
5. 貞觀之治唐朝敗給吐蕃人嘛
沒有，盛唐時期唐來朝是十分強大的貞自觀之治就是盛唐時期的開端當時吐蕃及唐朝周圍的一些國家都把唐太宗稱為天可汗，意為共同的君主。而唐朝的文成公主和其他公主去和吐蕃和親也只是增加了唐波兩國的友好，並沒有敗給吐蕃，而且當時的吐蕃根本沒有能力去對抗唐朝。
6. 在唐朝對外文化交流中,唐朝對外實行什麼政治這一政治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對唐朝
一、唐代對外的開放性
唐代的對外開放，集中到一點就是採取種種措施，以引誘外籍人來唐有效統治區域內從事各種經營活動。在這一方面，唐代各級政府主要是通過對包括工商業者在內的外籍人提供優惠政策來達到這一目的的。唐代對包括工商業者在內的外籍人的優惠政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內附的外籍人所負擔的賦稅徭役較當地居民為輕
從唐代的有關文獻記載中可知，當時內附的外籍人所負擔的賦稅徭役要比當地居民的負擔輕，體現了唐政府在這一方面對外籍人的優惠政策。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規定，「蕃胡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來唐境內的外籍人每人每年只需出5文、10文不等的丁稅，甚至還可以免除一切，這較當時本地其他農民和手工業者所承擔的丁稅要輕得多。同年的「賦役之法」還規定，當地土著居民「每丁歲入租粟二石」[2]。我們從唐代有關文獻中得知，所謂來唐定居的外籍人，主要指商人和手工業者，這些「居貲殖產甚厚」[3]、信手可出「千金」、積蓄資產億萬計者[4]，在唐代不足為奇，由他們每年向唐政府繳納5－10文丁稅，可謂微乎其微；不僅如此，他們中有的人還能享受免交丁稅的待遇。唐政府對外籍工商業者在經濟上給予的這種優惠待遇，實際上是對外籍工商業者來唐從事各種經營活動的一種獎勵。
（二）外籍工商業者往往以「使節」名義或隨同使節一同來唐，以獲得更多的優惠
唐代的中外交流，如同我國封建社會其他時期的中外交流一樣，往往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這就是封建統治者出於維護帝國面子的需要，往往將貿易中雙方買與賣的關系，說成是「進貢」與「賞賜」的關系。這是因為唐政府首先是基於政治的、外交的、軍事的考慮而注重同外國的關系，而不是主要側重於經濟利益（這一方面看重的也只是供統治階層需求的高級奢侈品）。正由於此，當「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因言市舶之利」時，唐玄宗令監察御史楊范臣與「胡人」一起到海南求索珠翠奇珍。楊范臣則認為市舶使「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這終被唐玄宗所接受，「上邃自引咎，慰諭而罷之」[5]。眾所周知，唐代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之一，這時我國的手工業品暢銷中亞、西亞、歐洲乃至非洲地區。因仰慕中國先進文化和精湛的手工業品，同時也是為了滿足他們對於物質財富的追求，外國工商業者前來華者接踵而至。為了迎合唐代封建統治者的心理，外商或打著進貢者的旗號，或隨同本國使節一同前來，在「進貢」的名義下進行貿易，既滿足了唐朝統治者以天朝上國自居的心理，又成為外商掠取財富的一種捷徑，各得其滿足。歷史上對於外籍工商業者「啖之以利，勸令入朝」[6]的傳統，在唐代得到了繼承和進一步發揚。不管是哪一國的「使節」來唐，他們都要按慣例享受交通、住宿和安全方面的免費優待；當他們返回時，唐政府一般由鴻臚寺、典客署主持歡送儀式，並贈與數量相當可觀的禮物。
唐太宗貞觀（727－649年）年間，西域諸國爭先恐後遣使向唐朝進貢。大臣魏徵卻向太宗進言道：「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則獲其利；若為賓客，中國即受其弊矣」[7]。魏徵首先將其與外籍商人的前來直接聯想起來，真可謂一語破的。因為允許外籍商人在邊境地區進行民間自由貿易，這對於經濟的發展和商品的流通是非常有意義的，當地居民會因此而獲得實惠。相反，如果包括商人在內的外籍使節前來「進貢」時，唐政府首先考慮的是如何支撐帝國的門面，送往迎來，安全保障，賞賜豐厚，唐政府算的是政治帳而非經濟帳，這必是勞民傷財之舉。即使是以千古明君著稱的唐太宗也不能例外。在唐太宗執政期間，「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8]，這除反映了唐代的國勢強盛以及進一步擴大了對外影響外，還似乎成為當時勞動人民的一種繁重負擔。唐玄宗時，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受到唐玄宗的接見，玄宗詩興大發，吟道：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
念余懷義遠，矜爾畏途遙。
漲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飆。
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照。[9]
字里行間，流露出唐玄宗以天朝上國自居的心理。「王化遠昭照」，正是唐朝對外開放所追求的。因安史之亂所致，客居在長安一地的外籍人就多達4000戶，雖然他們中間有人定居已長達40餘年之久，其中大部分人在定居地「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從事商業等活動，但他們仍然被冠以「外國朝貢使者」，鴻臚寺每年僅以「朝貢使者」名義為其發放的錢幣就高達50萬緡。這無疑成為唐代國都長安工商業者的沉重負擔之一：這些「外國朝貢使者」「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於度支受值。度支不時付值，長安市肆不勝其弊」[10]。唐代不算給以使節名義的外商的優厚賞賜，僅僅只是招待他們的糧食一項費用，政府每年就得支出13 000斛之多[11]。可見，外商在唐版圖內得到的待遇是何等優（三）唐政府為外籍工商業者的活動提供一定的便利條件，外商活動所受限制較本地工商者要少
唐高宗曾經下詔說，諸國船舶到達時，應委託當地長吏「依數交付價值」，即用合理的價錢換取官府所需的商品，其中「官市物，送少府監簡擇進內」，剩餘部分才允許在民間自由買賣[12]。「依數交付價值」收購，是一種人為制訂的「官價」，它一般受市場供需行情的影響比較小，這對於外商來說，避免了因市場競爭劇烈而帶來的風險，是唐政府保護外商的有效措施之一。及時足額給外商付資以進行合理貿易，是有唐一代對外貿易所遵循的一個原則。這一方面的情況，還表現在唐政府對於地方政府官吏任意征斂外籍商人的關稅進行了限制。大和八年（834年），唐文宗曾經有詔曰：
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除船腳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為率稅。[13]
嶺南、福建以及揚州的外籍商人被唐代最高決策者特別關注，意味著海上交通成為外籍商人前來唐境內從事經營活動主要途徑之一，同時也意味著陸路絲綢之路的輝煌已經過去。按唐文宗詔令的規定，外商在唐版圖內可以自由從事商貿活動，這種貿易得到了唐政府的有力保護，當地官吏不能對其肆意盤剝。唐最高統治者認為，「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來[14]」，這正是其對於地方官吏嚴格限制的最基本的原因。唐中央政府採取的這些措施的客觀效果是，在實際上加強了官府同市場尤其同國際市場的聯系。這樣一來，政府只有設置專門機構，才能適應這種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
唐代通過手工業管理機構——少府監下設的諸互市，來專門負責這一事務。按當時規定，諸互市的具體職掌是「監掌諸蕃交易」[15]。即由諸互市專門負責同外籍商人的貿易。正因為少府監具有如此的特殊職能，所以當外國船舶到達時，唐政府規定先由當地政府將貨物包買下來，「其官市物，送少府監簡擇進內」[16]。諸互市的出現，一方面說明了封建社會限制商品經濟的社會職能的加強，而這種職能的加強在當時是以限制民間貿易的發展（或保護官商的存在）為前提的。另外一方面，這也適應了唐代對外開放的客觀要求。唐代正是如此對外籍工商者的活動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條件，使得外籍工商者在唐境內從事的經營活動，是一種較為安全且有厚利可圖的生意。（四）外籍工商者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治外法權
唐代的對外貿易有了長足的發展，當時主要有陸路貿易和海上貿易兩種貿易途徑。陸路貿易歷史悠久，一般指唐代在歷史的基礎上與邊境地區以及同中亞、西亞、歐洲乃至非洲的國際性貿易，這種貿易以唐代的國都長安為中心、以絲綢之路為紐帶而輻射進行的。限於篇幅，對於陸路絲綢之路的盛況在這里不再贅述。至於海上國際貿易，則是在唐代才得到了比較大的發展，以至於唐政府在唐玄宗開元（713－741年）時設置了市舶使，專門執掌對外籍商人抽稅等事宜[1]。隨著海上國際貿易的日益興隆，市舶之利便成為唐政府財政收入中的一項比較可觀的內容。廣州因是海外工商業者比較集中的地區之一，於是政府便在這里設置了「蕃坊」，由政府官員「蕃頭」專門管理「列肆而市」的外籍工商業者[2]。有如此多的外籍工商業者來唐從事各種經營活動，外籍工商業者與當地居民之間以及外籍人之間發生矛盾沖突在所難免，穩妥解決這些矛盾並化解沖突，是唐政府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最後，唐政府創造性地實施了行之有效的措施——類似今日的治外法權。
唐代法律明文規定：「諸外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3]。按此條例，凡外籍人之間發生糾紛時，不能以唐代的法律作為判斷曲直的法律依據，而是以當事人所屬的國家（或政權）的法律及風俗來處理。如果同一事件中涉及到當事人分屬不同國家（或政權）時，按上述規定又難以統一，在這種情況下則以唐代法律為判斷的依據，即「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4]。這樣既可以照顧到外籍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使他們比較容易接受，同時也緩解了民族矛盾，化解民族沖突，維持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這樣，也使外籍工商業者在唐代境內的經營活動，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法律保護。正由於此，當外籍人觸犯唐代法律時，唐政府一般還是採取了比較克制、慎重的態度。下面的故事頗具典型性：
貞觀（627－649年）中，金城坊有人家為胡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為雍州長吏，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偽非一，亦有胡著漢帽，漢著胡帽；亦須漢裹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余請不問。」……俄果獲賊[5]。
外籍商人如此之多，大有如學者研究的「胡人漢化」或「漢人胡化」的趨勢[6]，以至於就連當時的人也難能從服裝上區別族別、國別，捉拿坊市肇事者成為十分棘手的難題，過問京師所有坊市內外籍人實屬不可能，且容易引起外籍人的不滿與騷動，甚至還會影響到他們來唐從事正常的商業貿易活動。最後，唐政府採取了比較謹慎的辦法，只是將搜捕范圍嚴格局限在西市外籍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事實證明這才是行之有效的明智之舉。唐政府的如此選擇，可謂用心良苦！在對待這些為數眾多的外籍工商業者時，唐政府一反視工商業者身份卑賤的傳統觀念，其所享受的待遇明顯高於本地工商業者。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外籍工商業者「入官買官、納銀求職」[7]者有之；一蹴即為舉國羨慕的進士者亦不乏其人[8]；甚至勾結權貴，而被封公加爵者也多見於史乘[9]。外籍工商業者所受如此優惠的政治待遇，以及他們在唐版圖內的活躍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五）唐代在一定程度上將政權及官學對外開放
隨著大量外籍人的來唐從事各種經營活動，其中一部分人便在唐代長安等大中型城市定居。在這些外籍人中，有的對功名利祿十分感興趣，而更多的人（包括一些國家或政權的首領），則將他們的子弟送到唐代官學學習。對此，唐政府採取種種措施給予最大程度的滿足。如唐太宗貞觀（627－649年）年間，高麗、百濟、新羅等國（或政權）國王（或酋長），都先後派遣子弟留學於唐代當時的最高學府——國子監[10]。我們知道，國子監在唐代並非一般官員及百姓子弟所能問津的，只有文武三品以上貴族子弟，才有資格在國子監就讀[11]。可見，像國子監這樣的高等學府，是對外國人子弟敞開大門的。另外，一些外籍人還在科舉考試中金榜題名，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呂（晁衡）、大食人李彥升、新羅人崔致遠等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唐代的最高學府和科舉考試，對於外籍人來說在一定程度上是開放的。
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史實是，外籍人來唐參與政權甚至躋身於高級官吏行列，在當時的人數也不少。如印度天文學家瞿曇羅曾經擔任唐朝太史；日本留學生阿倍仲麻呂（晁衡），先於國子監就讀，後考取進士，在旅居唐朝的40餘年,曾經先後擔任過司經局校書、左補闕、左散常侍、安南都護等職；唐代名將駱元光，以勇健多謀著稱，他曾任宮廷侍衛，後領兵駐守潼關，因軍功擢升為鎮國軍節度使，而這位戰功顯赫的戰將是波斯人；大食人李彥升在長安考中進士後，曾經任淮南節度使高駢的幕僚；新羅人崔致遠18歲時便考中進士，並擔任過唐僖宗時的翰林學士等顯赫職務。這些是外籍人來唐者中的代表人物，他們的顯赫地位，對外籍人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
唐代政府對外籍工商業者的種種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優惠政策，在實際中確實達到了鼓勵外籍工商業者來唐統治范圍內從事各種經營活動的社會效果，在客觀上對促進了唐代經濟的繁榮具有重要作用，同時也在政治上擴大了唐代的對外影響。這正是唐代的對外政策的成功之處。網路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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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列舉唐朝對外交往的國家名稱、交往時間、及貢獻（或影響） 急急急急急用。快。就靠你了。
「絲綢之路」
唐朝的對外交通很發達，當時，陸路交通以長安為中心，北路經今蒙古地區到葉尼塞、鄂畢兩河上游，往西達額爾齊斯河流域以西地區。西路經河西走廊，出敦煌的玉門關西行，經今新疆境內有三條路可通中亞、西亞、巴基斯坦和印度，這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
西南路經西川到吐蕃，可達尼泊爾和印度；或經南詔、緬甸到印度。往東經河北、遼東可到朝鮮半島。
海路交通
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三條路：一是由登州（山東蓬萊）出發，渡渤海沿遼東半島東岸和朝鮮半島西岸到日本，二是由楚州（江蘇淮安）出淮河口沿山東半島北上，東渡黃海經朝鮮半島到日本；三是由揚州或明州出海，橫渡東海直駛日本。
到南亞諸國的海路，從廣州經越南海岸，在馬來半島南端過馬六甲海峽到蘇門答臘，由此分別到印度尼西亞的爪哇、斯里蘭卡和印度。到西亞的海路，主要是從廣州出發，經東南亞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灣沿岸。
在唐代，還初步開辟了到埃及和東非的海上交通。這些交通線，由於沿線的出土文物和沉船打撈而不斷得到證實。以上事實說明，唐朝時期的中國是亞非各國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一個中心。
日本「遣唐使」
唐朝時期，中國和日本的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達到空前繁榮的時期。這時日本社會正處在奴隸制瓦解、封建制確立和鞏固的階段，對唐朝的昌盛極為贊賞，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學生和學問僧數量很多。
631年（貞觀五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學生和學問僧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838年（開成三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十三次，另有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三次。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團一般不超過二百人，從8世紀初起，人數大增，如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三次遣唐使，人數均在550人以上。
1970年在西安發現的日本銀幣，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帶來的。日本奈良東大寺內正倉院所存放的唐代樂器、屏風、銅鏡、大刀等珍貴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帶回去的。為了吸收中國的文化成果，日本選派了不少留學生來唐學習，他們被分配到長安國子監學習各種專門知識。如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長期留居中國，擅長詩文。在唐歷任光祿大夫、秘書監等職。他與著名詩人李白、王維等人有著深厚的友情，常作詩相酬贈。日本留學生回國以後，對中國文化的傳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空海與鑒真和尚
日本來中國學習的學問僧共約九十餘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空海。他於804年（貞元二十年）來中國，在長安青龍寺向惠果學密宗，回國時帶回一百八十多部佛經，在日本建立了密宗。他還對中國的文學和文字有深刻的研究，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中國僧人也不斷東渡日本，溝通中日兩國的文化，其中貢獻最大的是鑒真和尚。
鑒真，姓淳於，揚州人。他對於律宗有很深的研究，在揚州大明寺講律傳戒。他應日本聖武天皇的約請東渡日本，經過六次努力，歷盡艱險，雙目失明，終於在754年（天寶十三年）攜弟子到達日本，時已年近七旬。鑒真把律宗傳到日本，同時還把佛寺建築、雕塑、繪畫等藝術傳授給日本。日本現存的唐招提寺，就是鑒真及其弟子所建，它對日本建築有重要的影響。鑒真精通醫學，尤精本草，他雖雙目失明，但能以鼻嗅分辨各種葯物，對日本醫葯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日本政治與教育
在政治方面，645年（貞觀十九年），日本參考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調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調制；仿照隋唐的官制，改革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參照隋唐律令，制訂了《大寶律令》。
在教育方面，天智天皇時期在京都設立大學，以後學制逐漸完備，各科學習的內容基本上和唐朝相仿。
語言文字
在語言文字方面，8世紀以前，日本使用漢字作為表達記述的工具。留學生吉備真備和學問僧空海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國漢字的標音記意基礎上，創造了日文假名字母，吉備真備用漢字楷體偏旁造成「片假名」，空海採用漢字草體造成「平假名」。這些新體文字的發明，大大推動了日本文化的發展。同時，日文的詞彙和文法也受到漢語的影響。
8. 上海貞觀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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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朱功海
成立時間：2012-03-16
注冊資本：200萬人民幣
工商注冊號：310112001156580
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自然人投資或控股）
公司地址：上海市閔行區文井路189號（南）101室
9. 中國封建社會的對外貿易有什麼特點
中國封建社會主要朝代對外貿易發展有幾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謀求向外發展，第二個階段是絲綢之路的逐漸開辟和成熟，第三個階段是閉關鎖國。主要內容如下：
⑴秦漢：對外交往的初始階段.張騫通西域之後,中國同西亞和歐洲的通商關系開始發展起來,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相繼開通.東漢時,班超經營西域曾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訪問洛陽,這是歐洲國家同我國的首次直接交往.
⑵隋唐：對外交往活躍.日本13次派「遣唐使」來華學習唐朝文化,唐朝鑒真東渡傳播文化；新羅派使節和大批留學生到唐朝學習中國文化,仿照唐朝建立了政治制度,採用科舉制.雙方貿易往來頻繁,新羅物產居唐朝進口首位.唐朝時中國同天竺交往頻繁,貞觀初年,玄奘西遊天竺,著成《大唐西域記》
⑶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達.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大都市.義大利人馬可鈥二嘗緗楁潵鍗庡眳浣忓嶮澶氬勾錛岃憲鏈夈?椹?彲鈥二嘗緗楁父璁般?銆?
⑷明朝：對外交往由開放走向閉關.前期國力強盛,明成祖開始派遣鄭和先後七次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地區.明朝後期至清朝前期,由於我國封建制度日趨沒落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統治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嚴格限制對外貿易,只開廣州一處作為對外通商口岸.
中國古代對外關系史給我們的啟示：
⑴開放國興,閉關國衰.
⑵加強聯系,互相學習,互相促進是世界歷史發展的趨勢.凡是善於向外國學習,同時又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族,就可以取得本民族經濟、文化的飛速發展.
⑶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是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條件.
⑷和平友好交往是我國人民同外國交往地主流.
10. 唐朝時設立管理對外貿易的機構是什麼
市舶司
中國市舶司制度始於唐代，終止於明代。市舶司是中國古代對海運進出境的專職管理機構。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是從漢代開始的，但這時的貿易是以陸地為主。雖然漢武帝時期開始有了官營的海外貿易，但漢代的海路貿易還很不發達。隋代中國的海外貿易雖有進一步的發展，也仍沒有佔主要地位。到唐宋時期，特別是宋朝，情況就有了很大的變化，海外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海路貿易的興起和蓬勃發展，使朝廷獲得的收入愈來愈多。於是，唐朝專門設立了管理對外貿易事務的機構——「市舶司」。
市舶司是中國古代管理對外貿易的機關。唐玄宗開元間(713～741)，廣州即設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擔任，是為市舶司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