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文化产业对经济的影响
1、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又包括科学技术、语言文字等非意识形态部分.
2、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人产生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经济、文化是社会生活的是哪个基本领域.其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应.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4、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掌握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促进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提高国际地位,共建和谐社会. 对文化这个慨念,在不同环境、不同对象,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就经济方面而言,在联合国世界文化与发展世界委员会的报告里,既把文化看成是一系列的活动,如文化产业,又把文化看做是一系列的态度、实践和信念等.
2.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中国经济发展的猜想
近年来，中国四万亿促进内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蓬勃发展、薪资水平上升等等。在这些乱象中有人痛斥政府乱花钱，如果把花在高铁、高速上的钱发给普通老百姓多好，这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然而本人从国家及未来的角度做出一些猜想，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是个正确的决定。首先从中国从放开商品房开始说起，房地产从此一枝独秀，一飞冲天，飞涨的房价和稳如泰山的工资形成鲜明对比，老百姓却怨声载道，政府只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提高百姓收入，可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用人成本的提升很快体现在物价上，物价也一路看涨。房价和物价的上涨又进一步刺激政府提高人民工资（这个提高当然是缓慢的），不断反复，可是这仅仅是国内的情势，从全球考虑，商品价格的提高使“中国制造”优势削弱，出口疲软。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出口大国，GDP没有了出口的拉动就会增长放缓，为了保GDP（其实是保制造业）政府开始大力促进内需，四万亿投资（稍后再说）、家电下乡等等，家电下乡确实让老百姓掏出了更多的钱来购买商品，从而促进了内需、延缓了制造业的衰退，但是美国不会让你这么安生，从中国房地产起飞以来就一直伴随着美元的升值，在中国制造业开始衰退后更甚。内忧外患的中国制造业“飘摇欲坠”，政府采取的家电下乡等努力与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汇率上涨相比显得不够“给力”，面对利润不断减少的企业家们唯有另谋出路——到劳动力更加低廉的其他国家开厂，中国企业的出走必然使国内失业率大大增加，同时也会使国外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环境更加不看好，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发展就会很困难。四万亿投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政府为了留住国内企业、吸引外资所做出的努力，不是乱花钱。下面说个情况，有的企业家也到国外考察过办厂的可能性，虽然当地劳动力成本很低廉，但是物流、交通、配套设施、产业链都相对缺乏，工作效率也不高，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还是在国内办厂更加合适。从而可以看出，在劳动力成本没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状况、提高办厂环境也是留住企业、吸引外资的有效方式。看看现在的中国，高铁、高速快速建设，可以说四通八达，交通的改善也迅速的提高了物流的速度与质量，再加上中国产业链比较齐全，不用到处寻找原材料，这些才是中国留住企业的优势。返回开始的话题，中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建设虽然耗资巨大，但这是为了能够留住制造业企业，而对于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留住了制造业企业就相当于挽救了中国经济。（补充：中国各项政策中的贪污腐败现象不考虑在内）
希望采纳
3. 谈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文化是属于精神、观念范畴。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消费品不仅仅再局限于物专质层面属，而开始追求更高层面的，让人在精神、观念上感到满足的文化产品。由于生活逐渐富足，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文化产业应运而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早在20世纪，当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产业也随之成熟。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其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相当庞大。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逐渐成熟，
中国的文化产业正势不可挡地发展起来。
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较晚，但发展迅速，为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越来越大，而在发展过程中，往往还存在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我们该如何审时度势，紧抓历史机遇，做强文化产业，使文化成为引领我国新一轮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已是我国当前的紧迫任务和重要课题。
4. 中国的发展现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多方面的状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我国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专的计划属。
第二阶段：当下，在“两个文明”的基础上又提出应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可见，我国经济腾飞的同时精神、政治文明也在发展，并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提出，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虽然在高速发展，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并不发达。
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时“投资拉动式”，十分不健康。
社会主义民主有待进一步发展。
“先经济后环境”，的思想也在作祟。
正如温总理所说：十三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多么小的问题乘以十三亿，都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十三亿，都会变得很小。
但你也看到了，2008奥运、2010世博，中国日益兴盛。
资本主义三百年，社会主义六十年，需要我们走的路还很长，医疗、社保等许许多多的问题亟待解决，但要相信中国崛起就在这个世纪，让我们为建设祖国而奋斗！！！
5. 怎样看待文化产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可以说是比较滞后的。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化事业有较大发展，但由于文化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意识形态性，因此，在我国，文化事业方面的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导致我国文化产业严重滞后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国际上更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与我国国家实力和经济实力严重不相称。这种差距有多大，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想象:中国电视观众数量世界第一，中国电视台数量世界第一，中国电视频道数量世界第一，但是全中国3000多家电视台的年广告总产出还不到美国时代华纳公司一家媒介公司的电视领域年收入的60%。年产出百亿人民币的中国中央电视台被誉为中国传媒产业的超强“航母”，暂且不与大国和强国的电视公司来比，就是与欧洲小国卢森堡的卢森堡电视台比较也相形见绌。卢森堡电视台年产出早已近3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近两百亿。而卢森堡面积为2586.3平方公里，人口49万多。湖南省面积21.18万平方公里，6465万人，湘潭市总面积5016平方公里，人口270多万，卢森堡无论是从人口还是面积只相当中国的一个中等县。在国际市场上，我们至今还是电视产业小国，这与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三的地位极不相称。美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7%，日本为18%，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但据统计，2004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已达4140亿元，仅占GDP的3%。
从总体上讲，文化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驱动轮。著名学者米切尔・J・沃尔夫曾在《娱乐经济》(<The Entertainment Economy>)一书中指出:“文化、娱乐——而不是那些看上去更实在的汽车制造、钢铁、金融服务业——正在迅速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轮”。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以制造业为中心；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世界经济以服务业和知识为基础；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今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是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内容产业经济。文化产业在经济上非常重要，文化产业是投入少、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文化产业范围内的各产业相互联结，其“波及效果”会带动其他类别的产业。文化上的强国将成为经济强国。目前美国的文化产业的收入已经占据美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25%-28%，高达每年4000-4800亿美元。按照美国某些专家的估计，到2010年，在全球范围内，文化产业会出现巨大的变化和发展。有的学者估计，到2010年，全世界文化产业的总产值将是2005年的三到四倍，将达到12000-15000多亿美元，其中美国预计占有60%左右。 在我国，文化产业也是一个经济新的增长点。我国近几年的文化产业增长很快，文化产业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比如我们湖南，2008年，湖南文化产业增加值530亿元，近5年年均增幅超过18%，高于GDP增幅6个多百分点。但是我国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和影响低于发达国家，且不和美国比，就是在亚洲，我国的文化产业总值远远落后于印度和日本。因此，我国的文化产业必须大力发展。况且我国每年对文化的消费需求远远大于其生产能力，中国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的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等文化产品及其衍生产品。中国的文化产业存在严重的贸易逆差，粗略估算进口和出口的比例是10:1，甚至更大。
文化产业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和文化安全。如果说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是国家的硬实力的话，文化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当今时代，不但需要硬实力，而且需要软实力。如果说硬实力让人敬畏的话，软实力则让人信服；硬实力让人敬而远之，软实力则让人“信而来之”。在这种意义上，软实力更重要。因为软实力可以转化为硬实力，软实力也可以成为制约硬实力或推动硬实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或民族是否强大，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同时更取决于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文化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强力推动作用已越来越突出。从国际形势看，美、日、韩等发达国家都把文化产业作为提高软实力、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支柱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但近年来，在世界上，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越来越艰难，甚至一些产品在一些国家受到围堵，一些企业在世界上受到一些国家抵制。而文化的影响则可以转化和改善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因为文化产品并不等同于物质产品，它带有意识形态性，说白了，它带有宣传性，它可以传播特定的价值观、世界观，可以宣传一个国家，大大改善其它国家民众对一个国家的看法、态度，有利于树立一个国家的良好形象，改善一个国家的外部发展环境。 而且，’一个国家的媒介产业的发展水平、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一个国家的媒介在世界上没有影响，它在世界上就没有多少话语权，在牵涉自己利益的新闻报道上就没有多少主导权，就可能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当今世界，由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新闻媒体实力强大，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几大通讯社基本上垄断了世界新闻报道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因此，在涉藏、涉疆、涉台等问题的报道上，我国政府受到西方媒体的无端攻击，恶意诋毁，但常常无能为力，导致我国在世界上的舆论环境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应该说与我国新闻媒介在世界上没有竞争力和影响力有很大关系。正因为如此，痛定思痛，2008年，当金融危机影响的范围和深度还在扩大，当世界上许多媒体都在裁减员工，节约开支时，我国政府却宣布将花450亿元支持传媒业发展，扩大媒体的全球影响力，目的是改善我国的外部环境，改善我国在世界上的舆论环境。
文化产业的发展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当今世界，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世界的巨无霸。美国的电影生产总量只占世界电影产量的6%-7%，却占据了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全球正在放映的电影有85%来自美国好莱坞。好莱坞大片，特别是那些投资巨大的娱乐影片，抢占了全球大部分的票房。好莱坞影视业在海外市场的年收入达30多亿美元。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每年向别国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0万个小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中，美国的节目高达60%-80%，成了美国电视节目的转播站。而美国自己的电视节目中，外国节目仅占1%-2%。目前，美国的影视产品已经占据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偏僻的市场。甚至在非洲贫民区里，人们每晚都在争相观看美国电视剧《豪门恩怨》，以穷人的视角去感受其中的美国富人的气息。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5%，但目前世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与制作由美国控制，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80%-90%的新闻，都是由美国和西方的通讯社垄断。美国的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ABC(美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所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各国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是不结盟国家集团发布信息量的1000倍。 自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将逐步放宽外国文化产品及企业进入我国的限制。试想，当美国的文化产品可以在我国畅通无阻时，将对我国的文化产业造成怎样的后果?如果我们的文化产业仍然是现在这个样子，将无力与美国的文化产业抗衡，我们的媒介将可能破产倒闭或者被吞并。如果我们的电视台播放的是美国的电视剧，我们的电影院放映的是美国好莱坞电影，我们的书店出售的是美国出版的图书，我们的报纸是在美国老板领导下报道新闻，那我们的民族文化如何保持和发扬，我们还有什么文化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可言?要知道，帝国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最主要表现形式是文化帝国主义，当今世界的侵略，很少是赤裸裸的武力侵略，而是一种温柔的文化侵略，而要抵御和防范文化侵略，只有做大做强自己的文化产业。
国家政府应该大力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其次，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必须走市场化的改革之路。理论和实践证明，只有走市场化道路，文化产业才能真正贴近市场，贴近受众，才能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才能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才能真正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才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创造力。文化产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投入大，产出也大。我国并不缺资金，但缺乏吸引资金的政策，文化产业也是人才密集型产业，但我国并不缺人才，但缺乏吸纳人才，调动人才积极性的政策。这次，国务院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但将文化产业振兴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而且在政策上有一些重大突破，如规划提出“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联合或重组、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对于长期受到行政区划限制，使之不能做大做强的媒介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全国文化产业单位，特别是我们湖南，我们湘潭的媒介企业、文化企业，一定要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加快发展，走出去，做大做强。
6.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我国文化产业低水平供求关系与非对称结构性矛盾
我国的文化市场已有"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条件迅速改善，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正在被迅速释放；另一方面，各种新型文化产业门类不断产生，文化产业结构性变化频繁。但是现有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文化产业还处在一种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对称结构性矛盾的状况之中。
从绝对值来看，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需要与文化产业部门的供给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出入。
从需求方面说，2000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49美元，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准的恩格尔系数也降至50%以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80元，人均消费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统计的，与文化相关的旅游、娱乐和耐用消费品、教育、文化服务、通讯等项消费总计949元，占到可支配收入约19%。按照我国目前大约有4亿城镇人口计算，我国目前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大约有379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2253元，人均消费支出中通讯和文教娱乐类支出280元，总计达到2520亿元。这样算下来，我国与文化相关的消费需求应该在6000至6500亿之间（6314亿元）。
从供给方面看，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汇总，我们的文化产业各行业近年来（1998或1999年）进入统计的产值大约是6000多亿（1998年6240亿），其中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1812.9亿元（1998年），国内旅游收入2831.92亿，图书报刊355亿元，邮电通讯是1235.1亿元（1998年），音像制品12.7亿。（广告业等尚未计入。
以上两个大致相符的数字不过是分别从供需两个方面描绘了我国文化市场的规模，却还无法得出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可以令人满意的结论。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场的现状只是一种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况，由于还存在着各种体制性问题，所以它还只是一个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非对称性的平衡。
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时，消费支出中吃穿用类比重大大下降，住房类基本不变，而文化精神消费类支出开始大大上升；第三产业应该占到GDP总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类产品的产值所占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国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产业的比例（33.2%）低于这个标准达6个百分点，其总量大约是5000亿人民币。尽管我们可以去除由于消费习惯和体制因素而出现的误差，并去除可能用于非文化类消费的支出（如医疗等），余量也应该有3000至4000亿人民币。
对于这3000至4000亿人民币的市场空缺应该做如何理解？
一种解释是，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能力被大大压抑了，因此制约了文化产业的成长。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说，根据我国文化产业部门各种散见的数字，我国的电影业、电视业存在大量的经营不善和亏损，许多作品出版后无人问津，库存积压严重；而一些作品却不明原因地骤然获利。有统计表明，电影的生产近年来在走下坡路。1992年我国共生产了170部故事片，为近10年来之最，此后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我们本应不断增加的观众都上哪里去了呢？近年来，火爆一时的传统文化娱乐业如歌厅舞厅等经济效益迅速下滑，成为亏损行业。这些现象说明，我国文化产业部门所提供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着的文化消费需要。
还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即我国居民事实上已经实现的文化消费有相当一个部分没有被列入统计。目前音像界有一个被公认的市场容量计算方法，即根据居民的消费类视听技术设备的拥有量估算音像制品的市场容量。根据这种方法，我国居民目前大概拥有：电视3.5亿台、CD机1000多万台、VCD机3000多万台、LD影碟机500多万台、多媒体电脑1500多万台，等等。如果按照每个硬件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制品统计，据信每年音像产品的总销售额应有超过1000亿元的规模，但根据有关部门1996年的统计，我国的音像制品只有不足20亿元的正版收入，占总量的2-3%；根据1999年的统计，正版收入约有50亿元 ，即使由于政府加大"扫黄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据信实际市场规模也应该在1500亿至2000亿左右。这方面的事实说明，有相当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正在流失。我们的文化市场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结构性缺口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文化市场巨大的供求差别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和经济安全问题的隐忧。目前我国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已经达到9万亿元左右，银行存款约7万亿元，随着我国在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们对文化、教育和娱乐的消费需求将得到进一步释放。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无法填补的真空。加入WTO后，国外文化产业集团将可能以技术与内容的多重优势大举进入，迅速占领我国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有限开放"的政策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可能会在不长的时间里遭遇严峻挑战。
近年来，人们频繁地看到这样的数字：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根据媒体的报道，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允许一些国际知名传媒集团进入我国媒体市场。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说明文化产业国际化的进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国文化市场已经暴露在国际文化资本的强大压力之下，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积累的经济和文化之果已经成为国际文化资本垂涎的目标。
（二）我国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产业组织集约化程度不高
面对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国际传媒文化集团大兵压境，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总体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满足人们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一点足令我们忧虑。我国的传统文化产业诞生于计划体制之下，长期以来既被行政体制分割又被各种政策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总体格局，表现出经营单位众多，产业集约化程度不高，资源极度分散和不讲经济效益的突出特点。在文化市场迅速成型的今天，这些特点全部转化为弱点。
从人员规模看，仅以文化部所属文化产业机构为例。截至1999年，我国文化部下属的企事业机构共33.07万个，这里包括了艺术演出团体、影剧院、图书馆、群艺馆和文物保护单位，从业人员共166.15万人；当年国内演出场次是42.3万场；国内观众达4.69亿人次。文化娱乐业有机构17.47万个，90.3万人；文化市场其他经营机构9.7万个，23万人 。这些单位的特点是大多机构较小，如文化部下属每单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从经营规模看，音像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音像制品的生产、复制单位近600家，每年生产正版音像制品（盒带、VCD、CD和DVD）两万种约2亿件（盘），平均每家企业年生产34万件，月生产不足3万；而销售单位约有7万个，每年全部正版音像制品销售2亿件，平均每个销售点一年不过卖3000来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图书批发零售业是另一个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属图书批发零售机构有13056个，2.3万人，营业收入只有5.45亿元，人均2万3千元左右，每天营业额为60来元。
资源分散和集约化程度低的问题在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中表现得极充分。我国新闻出版体制与传统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有共同特点：新闻出版单位必须是以一定级别的行政机构为"上级单位"，并且建立在其财政拨款的基础上。这些新闻出版单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组；新的需求一般产生于新的行政机构，通过新的拨款来建立，同样先天不足。长此以往，新闻出版机构就随着行政机构的膨胀而膨胀起来。这些新闻出版机构大都规模狭小、重复建设、效益低下，既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各有关方面一直在尝试对文化管理体制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实验，但是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据1999年的统计，我国报纸有2038种、期刊8178种、出版社500余家，电台电视台3000余座。这是一笔经数十年积累形成的巨大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不迅速对其加以整合、优化，转变其经营模式，增强其竞争实力，必然成为国际性传媒巨头的猎取对象。
（三）我国文化产业的传统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化要求之间正在形成尖锐矛盾。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快车道"。 1998年，我国政府职能部门不再直接办刊办报，退出出版经营领域，切断了新闻出版单位与各个政府机构的传统依附关系；2000余家报纸和8000余家刊物被"逼"上产业化运行的轨道。1999年，开始了传媒集团和多传媒文化产业集团的组建；2000年，"传媒概念"走红股市，开始尝试传媒集团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后浪推前浪，从分行业的、局部的改革，逐步进入整体性改革的阶段。
但是，资源配置机制混乱，条块分割和行业壁垒与市场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仍然困扰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的基础是市场，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竞争，反对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垄断；我国传统的文化事业单位是按"条块"（地方和行业一纵一横）分割的方式设立的，目前尽管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实行"专业归口管理"，但是，离真正的市场竞争还有相当的距离。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利用与行政机构的传统联系，利用企业特殊的社会公益性质和意识形态功能，垄断资源，操纵市场，谋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业在做大以后，要做跨行业跨地区的资产重组甚至兼并，却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势下，在国际性"传媒汇流"趋势的影响下，一些广电、报刊、出版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成立了集团公司，实现了"强强联合"和"资产重组"甚至在当地从事了一些跨行业、跨媒体经营。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我们也注意到，"媒体汇流"在西方是一种市场趋势，在中国则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将结构调整与体制转型结合起来，仍然是个问题。
这样，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与深层次改革问题相遇了：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既具有一般的行业属性，又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其中的核心产业门类如传媒产业，既具有大众传媒的特点，又是党和国家的宣传渠道。如何基于这些特点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康发展，又保证先进文化的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以创新的精神大胆开拓。
但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党和国家确保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领导权的基础。应该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在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冲击下，传统传媒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的实现方式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从以国家行政机制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中介的自主选择方式。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发挥传统政治优势的新办法。因此，我们应特别注意研究调控文化市场发展的新体制、引导精神产品流通的新机制，以及活跃文化生产的新组织形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文化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出现了全球性的"传媒汇流"和"放松管制"之后，由于文化内容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在重新考虑如何以新的产业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对待文化内容产业的问题。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确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对全球化的共同战略主题，将会出现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我们的政策制订人员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性要求与文化原创能力不足之间形成战略矛盾，资源潜力不能转化为产业实力
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是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是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世界上使用华语的人口为世界之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除在中国境内，还在东南亚、北美及欧洲的华人区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应该说是中国的文化企业进行市场开拓的最有利条件，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中的最大消极因素。在经济学的垄断竞争理论中，保持产品差异被认为是维持产品在市场上的垄断力量的关键。文化产品的差异首先是来自价值观及表达手段的独特性的；文化差异也是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和在赶超发达国家时可以依赖的比较优势。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举世公认。几千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文明发展，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还留存着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还有各种类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观；图书馆、博物馆里保藏着数以百万计的艺术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国人的言谈举止、风情习俗、节日庆典中保留着大量有形无形的文化符号；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和播传。凡此种种，都为中国文化产品乃至其他可以负载文化符号的耐用消费品的设计、生产、创新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
但是仅仅满足于此显然落后于时代。当今世界，文化已经具有原生形态、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新兴文化产业得益于资本市场和信息技术两驾马车拉动，才有了前所未见的高速度，才将大批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和财富。我国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显得被动和迟钝。
比如，文化旅游是将民族文化资源潜力化为产业实力的重要方式，旅游业在我国文化产业各门类中还是产业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但是，在该领域将文化遗产转化为产业的成功案例至今还极为鲜见。从多年前全国各地灾难性的"人造景观热"，到近年来有关部门关于文化遗产所有权和管理权能否分离，市场机制如何引入问题上的多次争论，许多问题还没有进行彻底讨论，并转化为合理的政策法规。事实已经证明，凭空建造的主题公园永远不会有信誉，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则无异于破坏，正确的道路显然应该在这二者之间。但是，在如何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做到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推动了文化旅游，我们还未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方针，因此而贻误了诸多发展的机遇。
文化遗产数字化是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新兴产业基础的一个关键环节。目前，"文化内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世界各国为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大规模地将文化遗产转换成数字化形态。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众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兰倡议下，欧盟国家开始启动一项多国框架性合作项目，名为"内容创作启动计划"，文化遗产数字化被确定为基础性内容。我国的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因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启动（1996年）可以说动手并不晚，但直至目前，还没有形成国家发展战略，还没有将其上升为国家文化产业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深层危机。
向数字媒体转移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经济资源的必要步骤，实质上是为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条件，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国际性信息技术集团和文化传媒集团早已开始着手整合世界各国的数字文化资源，为开发新的世界市场做好准备；中国文化资源关系到对中国文化产品市场的占有，这块市场也为他们觑觎已久。1999年，美国大片《木兰》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的文化资源已经经国际传媒资本之手转化为文化产品，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界的强大竞争对手；2000年五一节，我国经历了第一个"假日经济"高峰，敦煌洞窟壁画在大量游人参观的压力下"不堪重负"，美国的基金会开始与我商谈"数字化虚拟洞窟"计划；同年，日本信息技术企业加速了与我国故宫博物院关于建立数字化多媒体网上故宫博物院的谈判进程。这两件事说明，发达国家已经借助经济与技术双重优势，开始谋求对我国文化资源的新一轮开发，这一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五）WTO规制与现行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之间的矛盾
WTO是一种法律体系和政策系统。WTO所形成的诸多协定、协议广泛涉及到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有关文化产业的规章条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规则，即《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则也就自然地成为各成员政府制定和执行国内文化贸易政策的文本基础，这就必然地要给这个国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带来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响。
我国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90年代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至今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构筑起来的文化产业政策系统，以及由这个系统建立起来的文化管理机制，包括：《文化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演出市场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基本上涵盖了现行文化产业领域。
然而问题是，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文本系统，基本上都是在两种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定和形成的，并不是为加入WTO、或根据WTO原则而制定的游戏规则，因此，很大程度上带有计划体制的痕迹，这就出现了现存政策的目的性与WTO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我国不同领域里的现行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的，因此，行业和部门的利益保护色彩比较浓重。这样一来，在整个政策的价值规定、功能及政府对社会文化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中，应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较差。而所有这些都是与WTO贸易自由化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原则等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和内在的规则冲突。
我国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修订颁布已经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规制对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体制和制度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行政垄断、市场准入、投资主体多元化、文化企业产权关系改革等，因此，旧有的矛盾不仅没有消除，还进一步激起了新的冲突。同时，由于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统并未因机构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合并而失去政策效能，还出现了新机构执行旧政策，"新瓶装陈酒"的现象。在有的地方和领域，文化行政权力在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的名义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不仅没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础，反而获得了新的支持。
我国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已经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于缺乏政策系统的创新支持，预期的改革效果并未出现，于是政府也就难以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战略转变。对中国来说，顺利进入WTO的关键是实现制度创新和政策系统创新的有机联动，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上不能实现整体性创新，我国文化产业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也就可能并不是那么乐观的。
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而且目前还处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还是体制性的。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基点都是两个，即以市场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更何况我国的文化产业是生存和成长于一个更为特殊的环境中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今天对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认识，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将影响着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还会进一步影响我国整个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共识，但是一个真正合理的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才开始，目前我
7. 目前中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我们有哪些优势和不足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这次全会进一步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明确了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第一次将文化产业列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加以推动，为我们制定了发展文化产业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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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实需要
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要求做出了精辟的论述，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文化产业相对于一般产业所独有的特点和优势，使其成为最符合科学发展观内在要求的产业之一，发展文化产业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文化产业以创意为动力、以内容为核心，其发展主要依靠精神成果、智力和科技投入，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低，是典型的绿色产业、低碳产业，具有很好的可持续发展特性。同时，文化产业属于高附加值、高回报产业，一个故事、一个人物形象可以转化为出版物、影视作品、动漫游戏、舞台演出等系列衍生品，只要消费者认可，就能在经济收益上产生叠加效应，实现一次投入、多次转化、持续回报。
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和朝阳产业，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升级、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当前文化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非常明显，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日益加深，普通的物质产品融入特色的文化元素，其内在价值就会得到显著提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出现一个重大变化，即商品的文化价值、符号价值逐渐超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成为主导价值，人们购买一件商品不仅要得到它的使用价值，而且要得到艺术、文化价值，得到精神享受。文化产业中创意设计等领域与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结合尤为密切，对传统产业文化内涵和内在品质的提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产业涉及近百个行业，跨度很大，这些行业对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的要求各不相同，差异也很大，因而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适合各种类型的企业、人群和资本的进入，既可以发展拥有高新技术装备的现代化大型企业集团，也可以接纳个体式的工作室或家庭式的生产作坊，既可以吸纳掌握高新科技的高端人才，也能满足具有一技之长的普通劳动者的就业要求。在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对于吸纳劳动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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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提升综合国力的紧迫需要
按照世界银行的评估准则，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是指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当今世界向多极化格局发展，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迎接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划分的12类服务项目中，有4类与文化产业相关。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文化传播优势，将大量精神文化产品、社会政治理念、价值观念等输入我国，并力图占领我们的文化市场。以美国为例，从电影、运动服装、饮食等传统的文化载体，到电脑软件、网络、卫星传送等高科技的文化载体，他们的文化标志无处不在，人们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无不感到美国文化的存在，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文化渗透主要是通过文化产业这个渠道来实现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提高综合国力必不可少的发展因素，因此要保持中国文化主权的独立，抵御外来文化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消除腐朽文化的侵蚀，就必须大力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文化市场进一步开放，外国的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会越来越多地进入我国，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更加活跃，不同文化的相互渗透和碰撞更加激烈，我们的传统文化面临着严峻挑战。我们在看到中国文化巨大优势的同时，还需适应时代潮流，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搭建我们的文化“防火墙”，让社会主义价值观牢牢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因此文化产业的发展担负着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独立和安全的历史使命。
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来看，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与我国国际地位不相适应，与我国五千年文明积淀的丰厚文化资源不相适应。据有关资料介绍，美国生产全世界75%的电视节目、60%的广告节目，发展中国家75%以上的文化产品来自美国，而美国市场上的外来文化产品只占1%—2%，这种强大的文化实力是美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必须加快文化发展步伐，使我国尽快从文化资源大国转变为文化发展强国，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文化产业的发展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和渠道，我们要把中国丰富的、独特的、珍贵的文化资源加以开发利用，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具有中国文化内涵、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符合国际审美需求和欣赏习惯的优秀文化产品，推动中国文化产品顺利、持续地进入国际主流市场，让境外受众在消费过程中加深对中国文化内涵的理解，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的崛起，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8. 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相比,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其原因是什么
1、社会传统观复念限制制，对文化娱乐方面的歧视，如视看漫画为一种不学无术（日本动漫为三大产业之一）。
2、经济发展方向与文化发展方向投资不协调。文化产业实际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国家现在重视的是制造业，比如钢铁、汽车、机械等工业，而文化产业属于第三产业，国家侧重点不在文化上。
3、教育体制的限制，人才缺乏。在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集科学界、艺术家、画家等为一体，国外如迪斯尼动画后期制作都是些由物理专家、力学专家、影视分析师各种科学团体做，中国是由技校毕业的学动画的做，思想和技术都达不到，造成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差。
4、文化氛围缺乏。现在中国处于一种严重拜金主义时期（当然国外这一阶段已经过去），对文化的尊重度严重不足，学者、教授往往不如一个小老板，到国外购物（特别是奢侈品）像买白菜似的，很没文化品位，造成国际性歧视华人等等。
5、制度的不完善。很多企业借口发展文化产业，如华侨集团借发展主题公园圈地，严重影响业界信誉，造成文化行业内外的信任危机。
6、文化挖掘力不足，内涵太浅。这个差距太大了，建议对比下大耳朵图图和火影，就知道了……很无语^
9. 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华文化有什么关系
以下内容供你参考：
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
演讲人：林毅夫时间：11月4日地点：北京大学·北京论坛
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来取得创新。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地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力巨大。中国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以西方为例，Maddison的研究认为，在18世纪以前的一两千年里面，平均每年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仅为0.05%，要一千四百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纪以后，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第一个一百年平均每年是1%，每七十年人均收入翻一番；以后这一百多年，平均每年是2%，每三十五年人均收入翻一番。
18世纪前后巨变的关键是在18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创新的速度加快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加快。中国在19世纪之前领先于西方，以后迅速滑落，其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以经验为主，中国人多，工人农民的数量多，生产经验多，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快；但因未能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转型为以科学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所以，在西方科技的发明创新速度加快以后，中国的经济地位就日益落后。
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技术的不断创新。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其创新只能靠自己发明创造。而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根据定义，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比原来效率高的技术就是创新，不见得需要是最新、最前沿的发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投入大、风险高、成功的概率小；相对而言引进技术则成本小、风险低、成功的概率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亚洲四条小龙的奇迹，这些奇迹背后的实质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了，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随之缩小。中国在1978年改革前后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78年之前，中国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以后的30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9.9%的成绩，成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些经验的对比印证：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最好的途径。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一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对于这一点关键在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的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说明中国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还很大，在这个差距缩小前，中国还可以继续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根据麦迪逊的估计，中国在2008年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相当于日本1951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197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9.2%，台湾地区在1975-199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8.3%，韩国在1977-1997年间年均增长速度则为7.6%。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相同，据此中国应当还有维持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在1971、1975和1977年时，人均收入分别提升为美国的65.6%，54.2%和50.2%，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50%，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国相当。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增长率，要靠改革开放来克服当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要靠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并逐渐加强自主研发。只有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
第二个问题，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经济组织方面，现在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多数学者也认为和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来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的文化体系能否和市场经济兼容？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因为当西方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就土地而言，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欧洲在整个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属于贵族，不存在土地市场。就劳动力而言，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例如，春秋时期就有许多像孔子、孟子、苏秦、张仪之类的士人周游列国，相当于今天的高级白领人员出国寻找就业机会。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在其《管子牧民篇》写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其意为“一个国家如果富裕，就会吸引远方的外国百姓来定居；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土地生产力，老百姓就会留下来耕作、生活。”这表明当时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流动的原则与现在劳动力的流动完全一致。而在欧洲中世纪，农民是半农奴依附于土地，只有极少数取得自由农身份的劳动力才能自由流动。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要素市场极为活跃，商品市场就更是如此，并且已经有了投机行为，而且投机的原则与今天毫无二致，最著名的就是范蠡的例子。在吴越之争时，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了解到“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殚，猎犬烹”的道理，功成身退，弃官从商，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千金之财三散之于贫穷的亲戚朋友。短时间内赚取巨大财富的捷径是投机。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范蠡投机之道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当时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说明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来决定生产，价格高时多生产，导致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价格低时少生产，导致求大于供，价格上涨。最后一句“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投机的原则，当商品价格昂贵时要像清理粪土一样赶快抛卖，当商品价格便宜时要像珠宝一样买进积存越多越好。可见二十一世纪的投机原理在2300年前的范蠡时代就已经总结出来了。
如前所述，明朝时我国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既已萌芽为何未能茁壮成资本主义？同样这并不是因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所致，而是因为技术变迁的方式未能从以经验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实验为基础，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慢，资本难于深化，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深入发展。上述种种说明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容的。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会越来越强。与西方文化比较起来，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与西方君权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标，群众的意见是政治决策过程的依据，有这种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国儒家文化内，作为组织层次的文化应该有能力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提升，进行必要的调整。
第三个问题是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能否保持其精神实质，并根据经济基础和组织层次的需要以相应的形式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自洽的文化体系？很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后的，是妨碍中国发展的？因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孔子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环境下，他的行为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处。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20多处，但是，说法各有不同，就是因为对象、情况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现的形式也就不一样。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了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他的内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在不断变动，不断与时代相适应。
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是“视人如己”的道德关怀。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但是，义的判断的标准还在于自己的内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说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积极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
孟子之后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的同时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在佛学的冲击中出现了理学，强调心性。理学家坚持的行为标准同样是儒家的“仁”。中国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学的同时，也把佛学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佛学在印度、泰国，重视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脱，到中国以后发展的是大乘佛教，讲的是普度众生，和儒家的“仁”有异曲同工之妙。“仁者爱人”，希望每个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价值移植到佛学里面去了，变成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时至明朝，社会分工进一步完善，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王阳明的“心学”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应运而生。“心学”和“理学”的差异，可以从王阳明和朱熹对《大学》一书中对“亲民”和“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亲民”当作为“新民”（教化百姓使其自新），“格物致知”则是“即物穷理”，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认识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则认为“亲民”是“亲亲仁民”（即仁的意思），“格物致知”则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每个人与生具有的良知。
从上述脉络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不是顽固、保守、一成不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亚洲四条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会不会消失？如果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消失了，我们就会像今天的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即使有一个经济实体在相同的土地，但是已经是不同的文化了。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不容易出现，但是并非不可能。一个人的伦理价值取向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很小的时候学会，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中国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三岁时，其行为、价值取向就已经固定，到七岁时，基本上已内化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就是靠从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动中，以他所接触到的人的行为为学习的榜样，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然而，不容易变并不代表不能变，否则也就不会有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消失。在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为名为利昧着良心而干伤风败俗的事时有发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透过传播、接触，人们也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外来文化伦理取向的影响。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多了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也可能会逐渐消失。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各界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的人士，尤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责任与义务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献身于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同时也必须要有“死而后已”的任重道远之责任心，以“仁”为己任，用适合于时代特质的形式，身体力行地实践给社会做出楷模。政府和舆论界也应该通过教育与媒体的报道有意识地倡导适合时代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水平提高、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