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

Ⅰ 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在哪里可以找到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4-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前景预测与基地建设研究报告 前瞻》分析认为，“十二五”期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的预期目标为2.4万亿元左右，约占同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为达到此目标，“十二五”期间文化产业的年均增长速度要达到19%，高于GDP年均增长率(10%)9个百分点，因此各省市均在大力上马文化产业项目。

第1章：中国文化产业定义及发展环境分析 17
1.1 文化产业定义 17
1.1.1 文化产业的定义及统计范围 17
（1）文化产业的定义 17
（2）文化产业的统计范围 17
1.1.2 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17
1.2 文化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19
1.2.1 文化产业管理体制 19
（1）主管部门 19
（2）监管体制 20
1.2.2 文化产业主要政策及规划 20
1.2.3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分析 26
1.3 文化产业经济环境分析 27
1.3.1 宏观经济发展分析 27
（1）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27
（2）宏观经济走势预测 28
1.3.2 宏观经济与文化产业相关性 29
1.4 文化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30
1.4.1 居民收入分析 30
1.4.2 居民文化娱乐支出分析 32
1.4.3 居民文化消费理念分析 33
1.5 文化产业发展机遇与威胁分析 33

Ⅱ 北京资源知多少

北京资源知多少
“计划经济时代的早期格局没有打破，国家高度垄断的情况下，导致北京的资源高度聚集，成为一个‘城市黑洞’。北京资源和其他城市相比，某些领域不是多和少的问题，而是有与无的问题。”

●张恒 王晓 方澍晨 / 文

每一天都有人从外地来到北京。

在过去的十年里，北京增加了472.9万外来常住人口，平均每天增加1296人。这在北京增加人口中占了四分之三，使北京的常住人口总数达到2114.8万?人。

这让北京的政府官员感到头疼。上世纪80年代初的目标是“把北京市到2000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1000万人左右”，但几年后，1988年北京市总人口已达1000万。北京目前执行的2004版人口规划要求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但这一数字在2010年就被突破。

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说，按照目前这个速度发展，意味着10年后的北京，需增加近500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建住房1.3亿平方米；要增加交通出行550万人次；每年要增加6亿立方米水；天然气需要增加50亿立方米；每天增加垃圾6000吨；要增加中学167所，增加小学208所。

到目前为止，没有有效的办法阻止这些外地人的脚步。靠户籍？没有用，最近四年，进京落户指标都没有超过1万。

为什么要去北京？

这倒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北京有其他地方没有的东西。

爱电影去北京

这个春节，有约900万人离开北京又回到了北京，这里面大部分是外地人。

为什么不呆在自己故乡，却要去大城市打拼？这在春节期间成了热点话题。缘起知乎（一个网络问答社区）上的一个问答，一位署名“王远成”的网友用很长的文字，回溯了自己2008年只身到上海打拼，直到2013年因为母亲患病返回家乡的过程。文中关于大城市与家乡三线城市的对比，激起无数人的共鸣，一时传遍网络。

“如果不来北京，我和电影之间的距离永远无法缩短到现在的距离。我也永远不知道我可以在梦想的道路上走这么远。”2月6日（大年初七）下午，张小北刚刚结束四五个小时的编剧写作，看到这组问答，在知乎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除了编剧，张小北还是一家预告片工作室的创始人之一。短短两年时间，这家工作室从两三个人发展到二十多人，2013年一共给40多部国产片做过预告片和制作特辑，其中包括郭敬明的《小时代》。“中国电影这两年随着整体市场的发展，工业化程度的进步，越来越多全新的岗位正在被创造出来，而且这些全新的岗位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张小北说，预告片这个行业2011年之前是没有的，对于公司员工来说，如果不是在北京便没有机会争取到这个岗位。

1997年，张小北由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安徽合肥，做了一名电视台记者，2002年再次北上。因为在合肥，当时只有两个电影院三块银幕，“想看电影的话除了买盗版碟几乎没别的办法”。

爱电影的人只能来北京。“浙江横店是个很大的拍摄基地，很多群众演员聚集在那里，但如果你想真正成为演员，或者想成为一个明星，还是要来北京。尤其是电影行业，最上游资源的最关键环节都在北京，你在这里的时间成本是最低的，机会相对来说是最大的。”张小北历数道，“从剧作、制作、投资，到电影的营销、宣传、发行，不管你想从电影行业哪个环节进入电影行业，在北京都是机会最多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2012年北京生产了故事片243部，占全国27.2%；电视剧98部，占全国19.4%。而在上海交大发布的2013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中，北京以指数值82.75占据榜首，远远高于第二名广东省的48.52。2009年，上海曾与北京同居第一梯队，但从2010年起至今，上海排名下滑，与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组成了第二梯队。绝大多数西部地区得分均低于20分，排到了12名之后。

北京病人

北京还是一座病人的城市。2012年整整一年，9974家卫生机构接待了1.85亿人次的门诊，比内蒙古、吉林两省门诊人数的总和还要多。

这座城市聚集了全国最顶级的医院，协和、301、儿童医院、积水潭……等等，同时也吸引了全国最多的病人。一个患儿由父母带着来到北京大学妇幼门诊，周四下午去挂周五仅有五个的专家号，放号前，仅仅因为一个人插队，就前功尽弃。一个14元的专家号，在号贩子手里被炒到了上百甚至上千元。

王航的妻子怀孕了，为了检查，他要凌晨五点去排号。好容易等到上班放号，却被告知该医生当天停诊。这位专业学医并在互联网企业工作过的年轻人，由此想到能否借由互联网做一些事情。“上学时我们就知道，大量的专家集中在北京。”王航说，“北京是首都，长久以来学术水平高，北京的院校和项目更容易得到支持。而医学上的人才也更愿意留在北京，这样积累下来，北京的医疗资源就越积累越多。”

最终，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好大夫在线”，患者可查询到全国3000多家医院的诊疗信息并在线预约门诊，专家可以在线解答释疑，并进行医疗知识科普。网站收录的医院中，北京地区的占总数的5%，在30万的医生库里，北京占了10%，但是从患者咨询的问题中，有30%是北京的专家回复的。王航说，“从网站上回答问题的情况看，能够处理重大疾病，尤其是疑难杂症的医生中，北京的医生更多，也更有发言权。”

但是“好大夫在线”解决不了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张妍放弃那些技术精湛的三甲医院了，她更偏好高端私立医院。大多数时候，钱总是能解决问题的。

金钱永不眠

张妍是天津人，英国某名校毕业后，为了离父母近些，放弃了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的机会，进入北京一家外资投资公司工作，地点在北京CBD。

这里是北京外企最为集中的区域，在三万多家企业中，世界500强就有两百多家。70家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设在张妍周边的区域，这占到北京的七成。2012年，北京的外商投资企业有两万六千多家，同为直辖市的天津的数量不到北京的一半。

北京平均每天的企业生产总值接近50亿元，其中有6.95亿元是包括张妍在内的30万金融行业从业者制造出来的。不过北京金融业的重镇不在CBD，而在金融街——被长安街、阜成门内大街、太平桥大街、南礼士路四条街道围起来的近150万平方米的区域，是北京乃至全国金融资源最集中的地方。

2012年4月13日，中国北京金融街，一个店员装扮成财神爷在派发优惠券（IC / 图）

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这里办公，三分之一的全国商业性银行和60%的保险集团把总部设在此处，每天有10万人到1400多家金融机构里上班——这些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已经超过了65万亿元，占全国比例接近一半。

这里是寸土寸金之地。美国的房地产及资本管理公司仲量联行发布报告称，全球最贵的办公地点中，金融街排名第三，仅次于伦敦圣詹姆斯与香港中环。但就这样，大量的企业还在想办法进驻这里，千合资本的老总王亚伟就正在作此打算。

现在这家公司的办公地点位于北京海淀区北京国际大厦，距离金融街8公里，若交通顺畅，半小时即达。但对王亚伟来说，这仍太远了。这位被业界称为“中国股神”的大佬，感觉现在与行业交流太少，也难以忍受距离监管层较远——在他看来，这会一定程度影响自己信息的获取。

在这块弹丸之地，一天有上百亿的资金流进流出，一年政府能从这里收走2482.8亿元的税收。靠着这个金融大户，西城区也一跃成为北京税收最多的区域。2012年，西城区的税收总额为3074.2亿元，而内蒙古自治区一年的税收才2746.8亿元，安徽省一年税收3065.1亿元也不过和西城区相当。

中关村帝国

2013年12月，金融街上的决策者们对比特币支付下达了管制令，这令创业者李林大为紧张。

一年前，他刚刚在上地创办了一家比特币交易网站火币网，准备在这个行业大展身手，现在央行的政策很可能掐断自己的活路。焦虑之中，他听说央行支付与清算司司长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兼职教授，便很快通过清华大学联系到了这位司长。在向司长打听政策导向后，李林得出结论“未必那么悲观”。考虑到银监会还没作出类似限制，他们找到了几家银行，建立了用银行汇款充值的渠道。正是在那以后，火币网一跃成为国内交易量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人们愿意留在北京，一个原因是在这里常常能找到你需要的人。

李林是湖南衡阳人，曾在甲骨文公司工作两年，辞职出来后就一头扎进中关村的创业圈。这里原本也是一条范围有限的街道，以卖电子产品为主。现在，这里光上市公司就有了224家，包括人们熟悉的腾讯、网络、谷歌、微软、联想等巨头。

早先的区域，早已经容纳不下政府和企业扩张的胃口，中关村开始在北京各个区县开疆拓土，在西城、朝阳、昌平、通州、密云、延庆……几乎所有北京区县，都有了“中关村”的名头。2012年，国务院批复中关村的区域范围达到了十六个园区。

在这个庞大如联邦帝国一般的园区里，聚集了中国最为密集的科教、智力人才。超过1.5万名像李林一样的创业者，在民居里挥汗如雨、在写字楼里通宵熬夜。还有几个年轻人曾在中关村街头漫无目的逢人便问对方是否愿意在网上把钱借给别人，他们打算做一个互联网理财产品，但收集了200份调查，只有三四个人愿意，不过没关系，做起来再说。而另一个80后，则半开玩笑地说，自己的愿望是五年内满足员工的所有愿望——女员工想结婚，男员工希望管理一个全是女孩的团队……各式各样的创业者，在3W咖啡、车库咖啡等创业者最喜欢的聚集地相遇、交流、碰撞。最终，在中关村里创造了6000家企业。

全国各个城市都在用同样的方式、甚至给出更大的力度扶持创业者，但许多怀抱梦想的年轻人、希望最后再搏一搏的中年人，似乎除了中关村谁都不认。中关村官方不无炫耀地对外宣称，每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投资案例，有三分之一出自中关村。

当李林需要为公司招人时，相对容易就找到合适的。“北京叫得上名的互联网大公司有几十个，人才流动大。” 这位年轻的老板设想过，如果在杭州或者深圳，他就只能高薪从阿里巴巴、腾讯去挖人了。“保持行业交流也非常有必要”，最浓的氛围就在这里，李林说，“上海那些同行每月都要固定来北京几次。”

学术与政治

中关村的势力范围内，有41所高校坐落其间，不乏北大、清华这类名校。李林就常去这些学校参加关于比特币的学术讨论。

教育，是这座城市最为优质的资源。北京有89所普通高校，这个的数字在全国范围内并无优势，但这些学校中有23所211院校——而在李林的老家湖南，只有4所。全国仅有的39所985高校中，8所在北京，而湖南只有3所。

虽然在同时位列211和985名单的中山大学已经做到了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的职位，但任剑涛仍然决定离职北上。2009年起，他进入人民大学担任政治学系的教授。

“当时也有上海的院校找我，”任剑涛说，自己之所以选择北京，一是看重其专业内部的竞争和优势，“北京聚集着更多优秀的人才，学术交流的平台更高。二是社会反响。北京集中着优秀的报刊和新媒体，我们的研究成果可以更快得到关注和传播。三是权力反应。我们的研究更易引起中央和部委关注，我们也更容易成为中央领导的‘座上宾’。”这位以政治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以前在广州的感觉是，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是在学术圈子里引起关注，“在中央看来，你就是一个地方机构。现在就不一样了。北京的优势是摆在桌面上的‘权力优势’” 。

北京资源知多少(2)

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然支持任剑涛的判断。2012年国家项目的课题数共有79343项，而北京的研究机构就承担了48100个国家项目的课题——这些课题经费支出达到455亿元，几乎是全国课题经费总支出1078亿元的一半。即便不考虑钱的问题，查资料在北京也要方便很多。单计算北京市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北京人均拥有图书数量为1.01本，很多沿海发达省份与此差距并不大，但加上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后，北京的人均数量则达到了2.69本。

唯一的长安街

北京的道路总里程5万多公里，其中有38公里极为特殊。2010年，它决定再向西延长6.46公里，就迅速吸引来了1350亿元的投资项目。它是长安街，它被定位为“中央主要领导机关所在地”，大部分中央机关都在这条街?上。

冯楚军是北京公意智库咨询中心的研究员， 1987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之后，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现在开始做起了长安街的生意。“我之前在一些中央部委有不少关系，以前的同事和同学有在体制内的，有先天的管道能够服务于中央部委。”冯楚军说，他们后来承接了发改委、住建部等中央部委的许多课题。

而这些经历转而又成为冯楚军他们拓展业务的资本，“我们现在做的大量课题是地方政府的……因为中国社会是自上而下的，地方上会认为‘北京的和尚好念经’。由于我们给中央部委做过咨询的经历， 也比较容易引起地方政府的信任。”在中国，与长安街发生联系，意味着一种不言而喻的认证。

而对北京来说，长安街则是上述一切的源头。“计划经济时代的早期格局没有打破，国家高度垄断的情况下，导致北京的资源高度聚集，成为一个‘城市黑洞’。北京资源和其他城市相比，某些领域不是多和少的问题，而是有与无的问题，于是很多人只能在有与无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任剑涛说，北京之于自己，不是认同关系，而是交易关系，这几年，每到放假，自己就会马上回到广州。

但只要有资源，离开的人就会回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即便有的人既不知道北京是否需要他，也不知道北京能给他什么，你也不能说这是盲目的选择。

现在去知乎上打开前面提到的那条问答，不知道什么原因，“王远成”删掉了那条感动过很多人的回复，目前点赞最多是“柏邦妮”的回复，她也讲述了一个很长很长的自己的北京故事，结尾说：

“为什么我们忍受北京，无论如何，不忍离去？我想，因为这座城市，给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可能性。当然，很多时候，可能仅仅是可能，这正是残酷之处。我永远记得，每年都有那么几个瞬间，我走出地铁站，觉得这是一座希望之城。”

本文刊发于《Vista看天下》269期特稿

Ⅲ 中国文化产业十年

《中国文化产业十年》

——了解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最佳读本

十年风雨兼程，中国文化产业逐步从萌芽走向成熟，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标志着发展文化产业已经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中国文化产业十年》一书【1】的作者【2】盘点了从1999年到2009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政府、企业、学界三个不同的角度记录了十年间的点点滴滴，全方位诠释和分析了中国文化产业的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使读者不仅能够把握中国文化产业的成长历程，更能对当前中国文化产业的现状有深刻认识。

鉴于文化产业的独特性，使得多数人对它都缺乏统一的认识。因此，本书在前言中首先对文化产业的某些学理基础做了一些深入的考察，特别是对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概念和提法做出了解释，使读者能很好地把握文化及文化产业的本质特性。

全书主要内容分为十个章节，全方位、多角度介绍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脉络，例如，在“十年征程”一章，作者主要从四个阶段介绍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

在“政策导向”和“体制改革”两章，作者主要以政府为主体的国家层面来分析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内的政策及体制改革相关情况；

人力资源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起到决定作用，因此“学科建设”一章着重介绍了以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为首的教育学术机构十年来的努力及其成果；

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是改革实践领域最重要的阵地和平台，作者对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总结了四种发展模式，鉴于篇幅，在“区域发展”一章中，只针对每一发展模式选取一个典型城市或省，着重加以说明；

“产业集群”一章中的产业园区和基地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作者根据园区的特点和功能，进行了若干分类，其发展程度也代表了当今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

企业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落脚点，在“企业风云”一章中，作者着重分析了文化企业的商业模式，并开创性的、第一次对中国文化企业的商业模式进行分类和梳理，总结出了25个文化企业商业模式，以飨读者；

文化软实力的提出对中国文化对外竞争提出了新的课题，“对外竞争”一章，分析了十年来中国文化出口及文化软实力的成长过程及值得借鉴的方法；

十年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不断加速度，以陈少峰教授为代表的众多学者的思想结晶，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宝贵财富，但这些思想多散见于著述、报告、文章、调研、会议中，作者把它们总结出来，呈现给读者，是“思想指引”一章的初衷。

本书印刷出版之时，正逢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出台，较之目前文化产业发展速度、产业格局、发展趋势，可以预见未来十年将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把握未来趋势与商机便显得尤为重要，“走向未来”一章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最后，作者总结了十年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大事记，不仅方便读者检索、查阅，更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记录着历史。

纵观本书，其资料丰富，内容详实，实为了解中国文化产业第一书。本书不是文化产业的历史教科书，而更是一种总结和特点分析的专论，或者说，它是作者眼中呈现的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热点、经验和智慧的梳理。因此，不论是在校学生，还是在正在实践着的文化产业人士，阅读本书，都会对中国文化产业有全方位认识，有助于本职工作，希望此书能作为从事文化产业研究和实际工作者参考或可资借鉴的读本。

【1】金城出版社2010年1月

【2】陈少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国文化产业30人论坛召集人。1964年出生于福建省漳浦县。1980年起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大学学习。1991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1至1993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1993年起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2000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伦理学、管理哲学和文化产业。著述包括《中国伦理学史》、《伦理学的意蕴》、《宋明理学与道家哲学》、《文化产业战略与商业模式》、《企业家的管理哲学》、《学而优则商》、《企业文化与企业伦理》、《文化产业读本》、《正义的公平》等专著。

朱嘉，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助理。

Ⅳ 简述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

1、1978—1999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预热期。

这一阶段，我国政界、学界和企业界对文化产业展开了热烈讨论，讨论的焦点是文化可不可以产业化、文化能不能够产业化、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文化是否构成生产力等问题。

2、2000—2005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初创期。

在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为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概念提了出来，强调：“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3、2006—2011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改革攻坚期。

这一阶段，我国基本完成了出版、影视制作、发行、广电传输、一般国有文艺院团、首批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等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政企、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逐步推进。

(4)2013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扩展阅读：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的未来趋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对于我国文化产业来说，新时代意味着我国文化产业将从粗放的铺摊子式的发展模式向高质量、高层次、精细化发展模式转变。

这就要求文化产业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规划好未来发展蓝图；突出创新、创意、创造性发明和原创知识产权掌控，坚持内容为王；推动互联网、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与文化、审美、艺术的高度融合，大力培育文化创意产业新业态；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进一步跨界运行，创造出一批适应市场化运行的新形式；注重以文化产业新业态、新形式催生文化消费新模式。

Ⅳ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我国文化产业低水平供求关系与非对称结构性矛盾

我国的文化市场已有"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条件迅速改善，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正在被迅速释放；另一方面，各种新型文化产业门类不断产生，文化产业结构性变化频繁。但是现有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文化产业还处在一种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对称结构性矛盾的状况之中。

从绝对值来看，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需要与文化产业部门的供给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出入。

从需求方面说，2000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49美元，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准的恩格尔系数也降至50%以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80元，人均消费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统计的，与文化相关的旅游、娱乐和耐用消费品、教育、文化服务、通讯等项消费总计949元，占到可支配收入约19%。按照我国目前大约有4亿城镇人口计算，我国目前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大约有379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2253元，人均消费支出中通讯和文教娱乐类支出280元，总计达到2520亿元。这样算下来，我国与文化相关的消费需求应该在6000至6500亿之间（6314亿元）。

从供给方面看，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汇总，我们的文化产业各行业近年来（1998或1999年）进入统计的产值大约是6000多亿（1998年6240亿），其中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1812.9亿元（1998年），国内旅游收入2831.92亿，图书报刊355亿元，邮电通讯是1235.1亿元（1998年），音像制品12.7亿。（广告业等尚未计入。

以上两个大致相符的数字不过是分别从供需两个方面描绘了我国文化市场的规模，却还无法得出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可以令人满意的结论。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场的现状只是一种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况，由于还存在着各种体制性问题，所以它还只是一个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非对称性的平衡。

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时，消费支出中吃穿用类比重大大下降，住房类基本不变，而文化精神消费类支出开始大大上升；第三产业应该占到GDP总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类产品的产值所占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国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产业的比例（33.2%）低于这个标准达6个百分点，其总量大约是5000亿人民币。尽管我们可以去除由于消费习惯和体制因素而出现的误差，并去除可能用于非文化类消费的支出（如医疗等），余量也应该有3000至4000亿人民币。

对于这3000至4000亿人民币的市场空缺应该做如何理解？

一种解释是，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能力被大大压抑了，因此制约了文化产业的成长。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说，根据我国文化产业部门各种散见的数字，我国的电影业、电视业存在大量的经营不善和亏损，许多作品出版后无人问津，库存积压严重；而一些作品却不明原因地骤然获利。有统计表明，电影的生产近年来在走下坡路。1992年我国共生产了170部故事片，为近10年来之最，此后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我们本应不断增加的观众都上哪里去了呢？近年来，火爆一时的传统文化娱乐业如歌厅舞厅等经济效益迅速下滑，成为亏损行业。这些现象说明，我国文化产业部门所提供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着的文化消费需要。

还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即我国居民事实上已经实现的文化消费有相当一个部分没有被列入统计。目前音像界有一个被公认的市场容量计算方法，即根据居民的消费类视听技术设备的拥有量估算音像制品的市场容量。根据这种方法，我国居民目前大概拥有：电视3.5亿台、CD机1000多万台、VCD机3000多万台、LD影碟机500多万台、多媒体电脑1500多万台，等等。如果按照每个硬件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制品统计，据信每年音像产品的总销售额应有超过1000亿元的规模，但根据有关部门1996年的统计，我国的音像制品只有不足20亿元的正版收入，占总量的2-3%；根据1999年的统计，正版收入约有50亿元 ，即使由于政府加大"扫黄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据信实际市场规模也应该在1500亿至2000亿左右。这方面的事实说明，有相当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正在流失。我们的文化市场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结构性缺口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文化市场巨大的供求差别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和经济安全问题的隐忧。目前我国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已经达到9万亿元左右，银行存款约7万亿元，随着我国在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们对文化、教育和娱乐的消费需求将得到进一步释放。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无法填补的真空。加入WTO后，国外文化产业集团将可能以技术与内容的多重优势大举进入，迅速占领我国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有限开放"的政策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可能会在不长的时间里遭遇严峻挑战。

近年来，人们频繁地看到这样的数字：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根据媒体的报道，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允许一些国际知名传媒集团进入我国媒体市场。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说明文化产业国际化的进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国文化市场已经暴露在国际文化资本的强大压力之下，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积累的经济和文化之果已经成为国际文化资本垂涎的目标。

（二）我国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产业组织集约化程度不高

面对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国际传媒文化集团大兵压境，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总体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满足人们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一点足令我们忧虑。我国的传统文化产业诞生于计划体制之下，长期以来既被行政体制分割又被各种政策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总体格局，表现出经营单位众多，产业集约化程度不高，资源极度分散和不讲经济效益的突出特点。在文化市场迅速成型的今天，这些特点全部转化为弱点。

从人员规模看，仅以文化部所属文化产业机构为例。截至1999年，我国文化部下属的企事业机构共33.07万个，这里包括了艺术演出团体、影剧院、图书馆、群艺馆和文物保护单位，从业人员共166.15万人；当年国内演出场次是42.3万场；国内观众达4.69亿人次。文化娱乐业有机构17.47万个，90.3万人；文化市场其他经营机构9.7万个，23万人 。这些单位的特点是大多机构较小，如文化部下属每单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从经营规模看，音像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音像制品的生产、复制单位近600家，每年生产正版音像制品（盒带、VCD、CD和DVD）两万种约2亿件（盘），平均每家企业年生产34万件，月生产不足3万；而销售单位约有7万个，每年全部正版音像制品销售2亿件，平均每个销售点一年不过卖3000来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图书批发零售业是另一个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属图书批发零售机构有13056个，2.3万人，营业收入只有5.45亿元，人均2万3千元左右，每天营业额为60来元。

资源分散和集约化程度低的问题在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中表现得极充分。我国新闻出版体制与传统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有共同特点：新闻出版单位必须是以一定级别的行政机构为"上级单位"，并且建立在其财政拨款的基础上。这些新闻出版单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组；新的需求一般产生于新的行政机构，通过新的拨款来建立，同样先天不足。长此以往，新闻出版机构就随着行政机构的膨胀而膨胀起来。这些新闻出版机构大都规模狭小、重复建设、效益低下，既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各有关方面一直在尝试对文化管理体制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实验，但是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据1999年的统计，我国报纸有2038种、期刊8178种、出版社500余家，电台电视台3000余座。这是一笔经数十年积累形成的巨大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不迅速对其加以整合、优化，转变其经营模式，增强其竞争实力，必然成为国际性传媒巨头的猎取对象。

（三）我国文化产业的传统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化要求之间正在形成尖锐矛盾。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快车道"。 1998年，我国政府职能部门不再直接办刊办报，退出出版经营领域，切断了新闻出版单位与各个政府机构的传统依附关系；2000余家报纸和8000余家刊物被"逼"上产业化运行的轨道。1999年，开始了传媒集团和多传媒文化产业集团的组建；2000年，"传媒概念"走红股市，开始尝试传媒集团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后浪推前浪，从分行业的、局部的改革，逐步进入整体性改革的阶段。

但是，资源配置机制混乱，条块分割和行业壁垒与市场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仍然困扰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的基础是市场，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竞争，反对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垄断；我国传统的文化事业单位是按"条块"（地方和行业一纵一横）分割的方式设立的，目前尽管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实行"专业归口管理"，但是，离真正的市场竞争还有相当的距离。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利用与行政机构的传统联系，利用企业特殊的社会公益性质和意识形态功能，垄断资源，操纵市场，谋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业在做大以后，要做跨行业跨地区的资产重组甚至兼并，却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势下，在国际性"传媒汇流"趋势的影响下，一些广电、报刊、出版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成立了集团公司，实现了"强强联合"和"资产重组"甚至在当地从事了一些跨行业、跨媒体经营。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我们也注意到，"媒体汇流"在西方是一种市场趋势，在中国则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将结构调整与体制转型结合起来，仍然是个问题。

这样，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与深层次改革问题相遇了：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既具有一般的行业属性，又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其中的核心产业门类如传媒产业，既具有大众传媒的特点，又是党和国家的宣传渠道。如何基于这些特点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康发展，又保证先进文化的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以创新的精神大胆开拓。

但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党和国家确保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领导权的基础。应该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在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冲击下，传统传媒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的实现方式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从以国家行政机制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中介的自主选择方式。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发挥传统政治优势的新办法。因此，我们应特别注意研究调控文化市场发展的新体制、引导精神产品流通的新机制，以及活跃文化生产的新组织形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文化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出现了全球性的"传媒汇流"和"放松管制"之后，由于文化内容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在重新考虑如何以新的产业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对待文化内容产业的问题。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确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对全球化的共同战略主题，将会出现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我们的政策制订人员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性要求与文化原创能力不足之间形成战略矛盾，资源潜力不能转化为产业实力

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是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是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世界上使用华语的人口为世界之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除在中国境内，还在东南亚、北美及欧洲的华人区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应该说是中国的文化企业进行市场开拓的最有利条件，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中的最大消极因素。在经济学的垄断竞争理论中，保持产品差异被认为是维持产品在市场上的垄断力量的关键。文化产品的差异首先是来自价值观及表达手段的独特性的；文化差异也是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和在赶超发达国家时可以依赖的比较优势。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举世公认。几千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文明发展，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还留存着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还有各种类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观；图书馆、博物馆里保藏着数以百万计的艺术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国人的言谈举止、风情习俗、节日庆典中保留着大量有形无形的文化符号；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和播传。凡此种种，都为中国文化产品乃至其他可以负载文化符号的耐用消费品的设计、生产、创新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

但是仅仅满足于此显然落后于时代。当今世界，文化已经具有原生形态、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新兴文化产业得益于资本市场和信息技术两驾马车拉动，才有了前所未见的高速度，才将大批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和财富。我国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显得被动和迟钝。

比如，文化旅游是将民族文化资源潜力化为产业实力的重要方式，旅游业在我国文化产业各门类中还是产业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但是，在该领域将文化遗产转化为产业的成功案例至今还极为鲜见。从多年前全国各地灾难性的"人造景观热"，到近年来有关部门关于文化遗产所有权和管理权能否分离，市场机制如何引入问题上的多次争论，许多问题还没有进行彻底讨论，并转化为合理的政策法规。事实已经证明，凭空建造的主题公园永远不会有信誉，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则无异于破坏，正确的道路显然应该在这二者之间。但是，在如何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做到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推动了文化旅游，我们还未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方针，因此而贻误了诸多发展的机遇。

文化遗产数字化是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新兴产业基础的一个关键环节。目前，"文化内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世界各国为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大规模地将文化遗产转换成数字化形态。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众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兰倡议下，欧盟国家开始启动一项多国框架性合作项目，名为"内容创作启动计划"，文化遗产数字化被确定为基础性内容。我国的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因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启动（1996年）可以说动手并不晚，但直至目前，还没有形成国家发展战略，还没有将其上升为国家文化产业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深层危机。

向数字媒体转移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经济资源的必要步骤，实质上是为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条件，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国际性信息技术集团和文化传媒集团早已开始着手整合世界各国的数字文化资源，为开发新的世界市场做好准备；中国文化资源关系到对中国文化产品市场的占有，这块市场也为他们觑觎已久。1999年，美国大片《木兰》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的文化资源已经经国际传媒资本之手转化为文化产品，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界的强大竞争对手；2000年五一节，我国经历了第一个"假日经济"高峰，敦煌洞窟壁画在大量游人参观的压力下"不堪重负"，美国的基金会开始与我商谈"数字化虚拟洞窟"计划；同年，日本信息技术企业加速了与我国故宫博物院关于建立数字化多媒体网上故宫博物院的谈判进程。这两件事说明，发达国家已经借助经济与技术双重优势，开始谋求对我国文化资源的新一轮开发，这一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五）WTO规制与现行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之间的矛盾

WTO是一种法律体系和政策系统。WTO所形成的诸多协定、协议广泛涉及到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有关文化产业的规章条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规则，即《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则也就自然地成为各成员政府制定和执行国内文化贸易政策的文本基础，这就必然地要给这个国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带来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响。

我国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90年代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至今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构筑起来的文化产业政策系统，以及由这个系统建立起来的文化管理机制，包括：《文化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演出市场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基本上涵盖了现行文化产业领域。

然而问题是，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文本系统，基本上都是在两种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定和形成的，并不是为加入WTO、或根据WTO原则而制定的游戏规则，因此，很大程度上带有计划体制的痕迹，这就出现了现存政策的目的性与WTO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我国不同领域里的现行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的，因此，行业和部门的利益保护色彩比较浓重。这样一来，在整个政策的价值规定、功能及政府对社会文化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中，应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较差。而所有这些都是与WTO贸易自由化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原则等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和内在的规则冲突。

我国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修订颁布已经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规制对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体制和制度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行政垄断、市场准入、投资主体多元化、文化企业产权关系改革等，因此，旧有的矛盾不仅没有消除，还进一步激起了新的冲突。同时，由于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统并未因机构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合并而失去政策效能，还出现了新机构执行旧政策，"新瓶装陈酒"的现象。在有的地方和领域，文化行政权力在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的名义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不仅没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础，反而获得了新的支持。

我国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已经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于缺乏政策系统的创新支持，预期的改革效果并未出现，于是政府也就难以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战略转变。对中国来说，顺利进入WTO的关键是实现制度创新和政策系统创新的有机联动，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上不能实现整体性创新，我国文化产业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也就可能并不是那么乐观的。

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而且目前还处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还是体制性的。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基点都是两个，即以市场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更何况我国的文化产业是生存和成长于一个更为特殊的环境中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今天对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认识，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将影响着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还会进一步影响我国整个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共识，但是一个真正合理的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才开始，目前我

Ⅵ 文化产业统计主要关注哪些经济指标

既然你做“文化产业统计”，我想一定是统计系统下发有这方面的文件，那其中一定有统计口径和统计范围的说明，“关注哪些经济指标”就在这里面找。我想一般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从业人员数，相关单位个数，营业收入，创造产值，拥有资产等等。

Ⅶ 《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2012）》显示，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总产值超3.9万亿元，占GDP比重首次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