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十年发展

1.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2. 文化产业发展什么时候提出的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上提出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里我国第一次在文件上明确把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区分开来，提出发展文化产业。 但是早在2000年就已经提出过要发展文化产业了，有很多当时的期刊杂志上就出现过发展文化产业的相关表述，如 加速发展文化产业/李源朝//今日浙江2000-21 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曹智//辽宁日报2000-09-22 国家文化安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策论/胡惠林//学术月刊2000-02 等等

3. 简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中国的文化产业伴随改革开放产生，发展壮大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第三产业发展的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中期，一些文化单位在以文补文工作中开展经营活动，部分单位试行企业化经营管理，使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商品属性显露出来。进入九十年代，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发表，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颁布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方针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提出挑战也带来了机遇。文化产业开始进入加速发展时期。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1990年至1998年全国文化系统文化产业的增加值由12.1亿元，增加到83.7亿元，增长了6倍；文化产业机构由6.8万个，增加到9.2万个，增长了35%；从业人员由49.5万人，增加到72.1万人，增长了46%。与此同时，社会所办的文化产业发展更为迅猛。1990年，社会所办的文化产业在总量上还远远小于文化系统，但到1998年，社会所办文化产业，的机构总数已经是文化系统的2.7倍，从业人员为1.5倍，所创增加值为1.5倍。初步形成了由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图书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旅游市场、艺术培训市场、广告传媒市场等门类构成的文化市场框架体系。

在看到文化产业加速发展的同时，必须看到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还不充分，总量规模偏小、社会化、产业化程度低、结构不合理，尚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1998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26%，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0.8%。而一些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部分项目合计）仅占其经常性消费支出的2.35%，这种状况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国民收入水平将逐步提高，闲暇时间增多，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会有大幅度提高文化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有效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把它塑造成下一世纪的经济增长点。

4. 如何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参照十年前，国家对房地产产业的频繁政策引导，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历史的相似性。文化产业已版经没有权悬念的成为了地产之后“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继任者。文化经济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取得较快发展。“十三五”期间，是中国文化产业进入大数据时代，新兴产业门类和新业态对文化产业进行大解构、大变革、大融合、大转型、大升级的历史机遇期。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测，未来五年，中国的文化产业要实现成为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文化产业的增长比例至少每年要达到15%以上。由此可以见，未来文化产业的增长空间及发展潜力巨大。实现文化领域的新旧动能转换，既需要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模式创新，也需要大的发展战略的创新。基于以上判断，我们应该及时地校正目标、更新思维，首先要重视县域文化发展，进而要进行县域文化发展的创新战略研究。

5. 重庆直辖十年文化发展变化情况

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直辖十年来综合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成为重庆历史上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的时期。
重庆是长江上游最 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处于东部经济发达区和西部资源富集区的结合部，具有对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的双重辐射、带动功能，在东西部间起着承东启西、左右传递的作用。
目前，重庆建设长江经济中心的基础基本夯实，承东启西、接转南北的西部地区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基本形成，通讯枢纽和信息中心地位基本确立，商贸中心、科教文化中心集散能力覆盖长江上游，基本形成以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资源加工、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为支柱的新型产业体系。
十年来，重庆百万三峡移民任务基本完成，城镇移民“零就业”家庭基本消除；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形成了一批特色产业集群，产业竞争力跃居全国第六位；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366万下降到53万，农民人均纯收入居西部地区第三位；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65％和70％。
重庆始终把“富民”作为执政之要。直辖十年来，重庆的社会发展水平指数跃居全国第九、中西部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各翻了一番多；全市安排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170万人以上，累计新增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355万人。
直辖市的设立，使重庆的区位优势得到充分发挥，重庆抓住西部大开发、三峡工程移民等战略机遇，累计争取国债资金380多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是直辖前10年的8．2倍。重庆始终在加快发展中促进增长方式转变，解决好社会和谐、生态环境等问题。

“雾霭沉沉”曾经是许多人对重庆的印象，这个城市也因此被称为“雾都”。直辖十年来，重庆市主城区的空气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曾经的“雾都”正在成为一座天蓝、水碧、城绿、居佳的迷人之都。
重庆过去每年平均有雾天110天。而最近四年，这个市平均每年的雾天只有51天，减少了一半多。他透露，直辖十年来，重庆市用于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投资达500多亿元，先后实施了清洁能源工程，蓝天工程、碧水工程、宁静工程和绿色家园工程。
地处长江三峡腹地的重庆受周围高山阻挡，江水水气不易扩散，加上工业企业每天排放的大量煤烟粉尘，每年上百天的时间里，这里雾霭沉沉，严重时整座城区昏黑如傍晚。
重庆市于2000年初启动了清洁能源工程，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城区10蒸吨／小时及其以下的燃煤锅炉、茶水炉全部改用天然气、油、电等清洁能源，掀起了一场“锅炉革命”。仅此一项，重庆市主城区每年减少7．6万吨二氧化硫和3．5万吨烟尘排放。
2001年至今，重庆市又启动了蓝天工程，进一步控制扬尘污染、燃煤及粉烟尘污染。同时，重庆市还对主城区部分公交车和出租车进行了改造。
重庆是一个传统的重工业基地，大量重工业企业集聚于主城区，导致大气严重污染。重庆市政府于2004年启动了工业企业搬迁计划，规定2007年之前将冶金、化工、医药等行业的一些重污染企业搬出主城区。截至去年年底，重庆主城区已有49家企业实施了搬迁。
重庆市环保局的资料显示，重庆主城区空气质量满足Ⅱ级天数的比例已从2000年的51．1％上升到2006年的78．6％，达到287天。森林覆盖率已由直辖之初的20％上升到32％。

6.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我国文化产业低水平供求关系与非对称结构性矛盾

我国的文化市场已有"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条件迅速改善，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正在被迅速释放；另一方面，各种新型文化产业门类不断产生，文化产业结构性变化频繁。但是现有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文化产业还处在一种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对称结构性矛盾的状况之中。

从绝对值来看，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需要与文化产业部门的供给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出入。

从需求方面说，2000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49美元，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准的恩格尔系数也降至50%以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80元，人均消费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统计的，与文化相关的旅游、娱乐和耐用消费品、教育、文化服务、通讯等项消费总计949元，占到可支配收入约19%。按照我国目前大约有4亿城镇人口计算，我国目前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大约有379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2253元，人均消费支出中通讯和文教娱乐类支出280元，总计达到2520亿元。这样算下来，我国与文化相关的消费需求应该在6000至6500亿之间（6314亿元）。

从供给方面看，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汇总，我们的文化产业各行业近年来（1998或1999年）进入统计的产值大约是6000多亿（1998年6240亿），其中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1812.9亿元（1998年），国内旅游收入2831.92亿，图书报刊355亿元，邮电通讯是1235.1亿元（1998年），音像制品12.7亿。（广告业等尚未计入。

以上两个大致相符的数字不过是分别从供需两个方面描绘了我国文化市场的规模，却还无法得出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可以令人满意的结论。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场的现状只是一种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况，由于还存在着各种体制性问题，所以它还只是一个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非对称性的平衡。

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时，消费支出中吃穿用类比重大大下降，住房类基本不变，而文化精神消费类支出开始大大上升；第三产业应该占到GDP总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类产品的产值所占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国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产业的比例（33.2%）低于这个标准达6个百分点，其总量大约是5000亿人民币。尽管我们可以去除由于消费习惯和体制因素而出现的误差，并去除可能用于非文化类消费的支出（如医疗等），余量也应该有3000至4000亿人民币。

对于这3000至4000亿人民币的市场空缺应该做如何理解？

一种解释是，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能力被大大压抑了，因此制约了文化产业的成长。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说，根据我国文化产业部门各种散见的数字，我国的电影业、电视业存在大量的经营不善和亏损，许多作品出版后无人问津，库存积压严重；而一些作品却不明原因地骤然获利。有统计表明，电影的生产近年来在走下坡路。1992年我国共生产了170部故事片，为近10年来之最，此后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我们本应不断增加的观众都上哪里去了呢？近年来，火爆一时的传统文化娱乐业如歌厅舞厅等经济效益迅速下滑，成为亏损行业。这些现象说明，我国文化产业部门所提供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着的文化消费需要。

还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即我国居民事实上已经实现的文化消费有相当一个部分没有被列入统计。目前音像界有一个被公认的市场容量计算方法，即根据居民的消费类视听技术设备的拥有量估算音像制品的市场容量。根据这种方法，我国居民目前大概拥有：电视3.5亿台、CD机1000多万台、VCD机3000多万台、LD影碟机500多万台、多媒体电脑1500多万台，等等。如果按照每个硬件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制品统计，据信每年音像产品的总销售额应有超过1000亿元的规模，但根据有关部门1996年的统计，我国的音像制品只有不足20亿元的正版收入，占总量的2-3%；根据1999年的统计，正版收入约有50亿元 ，即使由于政府加大"扫黄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据信实际市场规模也应该在1500亿至2000亿左右。这方面的事实说明，有相当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正在流失。我们的文化市场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结构性缺口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文化市场巨大的供求差别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和经济安全问题的隐忧。目前我国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已经达到9万亿元左右，银行存款约7万亿元，随着我国在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们对文化、教育和娱乐的消费需求将得到进一步释放。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无法填补的真空。加入WTO后，国外文化产业集团将可能以技术与内容的多重优势大举进入，迅速占领我国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有限开放"的政策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可能会在不长的时间里遭遇严峻挑战。

近年来，人们频繁地看到这样的数字：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根据媒体的报道，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允许一些国际知名传媒集团进入我国媒体市场。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说明文化产业国际化的进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国文化市场已经暴露在国际文化资本的强大压力之下，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积累的经济和文化之果已经成为国际文化资本垂涎的目标。

（二）我国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产业组织集约化程度不高

面对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国际传媒文化集团大兵压境，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总体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满足人们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一点足令我们忧虑。我国的传统文化产业诞生于计划体制之下，长期以来既被行政体制分割又被各种政策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总体格局，表现出经营单位众多，产业集约化程度不高，资源极度分散和不讲经济效益的突出特点。在文化市场迅速成型的今天，这些特点全部转化为弱点。

从人员规模看，仅以文化部所属文化产业机构为例。截至1999年，我国文化部下属的企事业机构共33.07万个，这里包括了艺术演出团体、影剧院、图书馆、群艺馆和文物保护单位，从业人员共166.15万人；当年国内演出场次是42.3万场；国内观众达4.69亿人次。文化娱乐业有机构17.47万个，90.3万人；文化市场其他经营机构9.7万个，23万人 。这些单位的特点是大多机构较小，如文化部下属每单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从经营规模看，音像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音像制品的生产、复制单位近600家，每年生产正版音像制品（盒带、VCD、CD和DVD）两万种约2亿件（盘），平均每家企业年生产34万件，月生产不足3万；而销售单位约有7万个，每年全部正版音像制品销售2亿件，平均每个销售点一年不过卖3000来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图书批发零售业是另一个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属图书批发零售机构有13056个，2.3万人，营业收入只有5.45亿元，人均2万3千元左右，每天营业额为60来元。

资源分散和集约化程度低的问题在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中表现得极充分。我国新闻出版体制与传统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有共同特点：新闻出版单位必须是以一定级别的行政机构为"上级单位"，并且建立在其财政拨款的基础上。这些新闻出版单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组；新的需求一般产生于新的行政机构，通过新的拨款来建立，同样先天不足。长此以往，新闻出版机构就随着行政机构的膨胀而膨胀起来。这些新闻出版机构大都规模狭小、重复建设、效益低下，既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各有关方面一直在尝试对文化管理体制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实验，但是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据1999年的统计，我国报纸有2038种、期刊8178种、出版社500余家，电台电视台3000余座。这是一笔经数十年积累形成的巨大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不迅速对其加以整合、优化，转变其经营模式，增强其竞争实力，必然成为国际性传媒巨头的猎取对象。

（三）我国文化产业的传统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化要求之间正在形成尖锐矛盾。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快车道"。 1998年，我国政府职能部门不再直接办刊办报，退出出版经营领域，切断了新闻出版单位与各个政府机构的传统依附关系；2000余家报纸和8000余家刊物被"逼"上产业化运行的轨道。1999年，开始了传媒集团和多传媒文化产业集团的组建；2000年，"传媒概念"走红股市，开始尝试传媒集团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后浪推前浪，从分行业的、局部的改革，逐步进入整体性改革的阶段。

但是，资源配置机制混乱，条块分割和行业壁垒与市场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仍然困扰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的基础是市场，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竞争，反对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垄断；我国传统的文化事业单位是按"条块"（地方和行业一纵一横）分割的方式设立的，目前尽管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实行"专业归口管理"，但是，离真正的市场竞争还有相当的距离。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利用与行政机构的传统联系，利用企业特殊的社会公益性质和意识形态功能，垄断资源，操纵市场，谋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业在做大以后，要做跨行业跨地区的资产重组甚至兼并，却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势下，在国际性"传媒汇流"趋势的影响下，一些广电、报刊、出版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成立了集团公司，实现了"强强联合"和"资产重组"甚至在当地从事了一些跨行业、跨媒体经营。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我们也注意到，"媒体汇流"在西方是一种市场趋势，在中国则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将结构调整与体制转型结合起来，仍然是个问题。

这样，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与深层次改革问题相遇了：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既具有一般的行业属性，又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其中的核心产业门类如传媒产业，既具有大众传媒的特点，又是党和国家的宣传渠道。如何基于这些特点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康发展，又保证先进文化的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以创新的精神大胆开拓。

但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党和国家确保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领导权的基础。应该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在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冲击下，传统传媒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的实现方式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从以国家行政机制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中介的自主选择方式。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发挥传统政治优势的新办法。因此，我们应特别注意研究调控文化市场发展的新体制、引导精神产品流通的新机制，以及活跃文化生产的新组织形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文化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出现了全球性的"传媒汇流"和"放松管制"之后，由于文化内容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在重新考虑如何以新的产业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对待文化内容产业的问题。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确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对全球化的共同战略主题，将会出现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我们的政策制订人员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性要求与文化原创能力不足之间形成战略矛盾，资源潜力不能转化为产业实力

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是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是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世界上使用华语的人口为世界之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除在中国境内，还在东南亚、北美及欧洲的华人区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应该说是中国的文化企业进行市场开拓的最有利条件，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中的最大消极因素。在经济学的垄断竞争理论中，保持产品差异被认为是维持产品在市场上的垄断力量的关键。文化产品的差异首先是来自价值观及表达手段的独特性的；文化差异也是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和在赶超发达国家时可以依赖的比较优势。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举世公认。几千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文明发展，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还留存着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还有各种类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观；图书馆、博物馆里保藏着数以百万计的艺术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国人的言谈举止、风情习俗、节日庆典中保留着大量有形无形的文化符号；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和播传。凡此种种，都为中国文化产品乃至其他可以负载文化符号的耐用消费品的设计、生产、创新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

但是仅仅满足于此显然落后于时代。当今世界，文化已经具有原生形态、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新兴文化产业得益于资本市场和信息技术两驾马车拉动，才有了前所未见的高速度，才将大批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和财富。我国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显得被动和迟钝。

比如，文化旅游是将民族文化资源潜力化为产业实力的重要方式，旅游业在我国文化产业各门类中还是产业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但是，在该领域将文化遗产转化为产业的成功案例至今还极为鲜见。从多年前全国各地灾难性的"人造景观热"，到近年来有关部门关于文化遗产所有权和管理权能否分离，市场机制如何引入问题上的多次争论，许多问题还没有进行彻底讨论，并转化为合理的政策法规。事实已经证明，凭空建造的主题公园永远不会有信誉，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则无异于破坏，正确的道路显然应该在这二者之间。但是，在如何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做到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推动了文化旅游，我们还未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方针，因此而贻误了诸多发展的机遇。

文化遗产数字化是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新兴产业基础的一个关键环节。目前，"文化内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世界各国为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大规模地将文化遗产转换成数字化形态。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众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兰倡议下，欧盟国家开始启动一项多国框架性合作项目，名为"内容创作启动计划"，文化遗产数字化被确定为基础性内容。我国的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因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启动（1996年）可以说动手并不晚，但直至目前，还没有形成国家发展战略，还没有将其上升为国家文化产业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深层危机。

向数字媒体转移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经济资源的必要步骤，实质上是为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条件，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国际性信息技术集团和文化传媒集团早已开始着手整合世界各国的数字文化资源，为开发新的世界市场做好准备；中国文化资源关系到对中国文化产品市场的占有，这块市场也为他们觑觎已久。1999年，美国大片《木兰》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的文化资源已经经国际传媒资本之手转化为文化产品，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界的强大竞争对手；2000年五一节，我国经历了第一个"假日经济"高峰，敦煌洞窟壁画在大量游人参观的压力下"不堪重负"，美国的基金会开始与我商谈"数字化虚拟洞窟"计划；同年，日本信息技术企业加速了与我国故宫博物院关于建立数字化多媒体网上故宫博物院的谈判进程。这两件事说明，发达国家已经借助经济与技术双重优势，开始谋求对我国文化资源的新一轮开发，这一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五）WTO规制与现行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之间的矛盾

WTO是一种法律体系和政策系统。WTO所形成的诸多协定、协议广泛涉及到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有关文化产业的规章条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规则，即《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则也就自然地成为各成员政府制定和执行国内文化贸易政策的文本基础，这就必然地要给这个国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带来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响。

我国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90年代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至今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构筑起来的文化产业政策系统，以及由这个系统建立起来的文化管理机制，包括：《文化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演出市场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基本上涵盖了现行文化产业领域。

然而问题是，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文本系统，基本上都是在两种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定和形成的，并不是为加入WTO、或根据WTO原则而制定的游戏规则，因此，很大程度上带有计划体制的痕迹，这就出现了现存政策的目的性与WTO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我国不同领域里的现行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的，因此，行业和部门的利益保护色彩比较浓重。这样一来，在整个政策的价值规定、功能及政府对社会文化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中，应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较差。而所有这些都是与WTO贸易自由化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原则等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和内在的规则冲突。

我国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修订颁布已经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规制对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体制和制度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行政垄断、市场准入、投资主体多元化、文化企业产权关系改革等，因此，旧有的矛盾不仅没有消除，还进一步激起了新的冲突。同时，由于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统并未因机构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合并而失去政策效能，还出现了新机构执行旧政策，"新瓶装陈酒"的现象。在有的地方和领域，文化行政权力在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的名义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不仅没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础，反而获得了新的支持。

我国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已经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于缺乏政策系统的创新支持，预期的改革效果并未出现，于是政府也就难以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战略转变。对中国来说，顺利进入WTO的关键是实现制度创新和政策系统创新的有机联动，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上不能实现整体性创新，我国文化产业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也就可能并不是那么乐观的。

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而且目前还处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还是体制性的。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基点都是两个，即以市场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更何况我国的文化产业是生存和成长于一个更为特殊的环境中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今天对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认识，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将影响着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还会进一步影响我国整个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共识，但是一个真正合理的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才开始，目前我

7. 中国文化产业十年

《中国文化产业十年》

——了解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最佳读本

十年风雨兼程，中国文化产业逐步从萌芽走向成熟，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标志着发展文化产业已经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中国文化产业十年》一书【1】的作者【2】盘点了从1999年到2009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政府、企业、学界三个不同的角度记录了十年间的点点滴滴，全方位诠释和分析了中国文化产业的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使读者不仅能够把握中国文化产业的成长历程，更能对当前中国文化产业的现状有深刻认识。

鉴于文化产业的独特性，使得多数人对它都缺乏统一的认识。因此，本书在前言中首先对文化产业的某些学理基础做了一些深入的考察，特别是对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概念和提法做出了解释，使读者能很好地把握文化及文化产业的本质特性。

全书主要内容分为十个章节，全方位、多角度介绍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脉络，例如，在“十年征程”一章，作者主要从四个阶段介绍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

在“政策导向”和“体制改革”两章，作者主要以政府为主体的国家层面来分析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内的政策及体制改革相关情况；

人力资源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起到决定作用，因此“学科建设”一章着重介绍了以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为首的教育学术机构十年来的努力及其成果；

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是改革实践领域最重要的阵地和平台，作者对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总结了四种发展模式，鉴于篇幅，在“区域发展”一章中，只针对每一发展模式选取一个典型城市或省，着重加以说明；

“产业集群”一章中的产业园区和基地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作者根据园区的特点和功能，进行了若干分类，其发展程度也代表了当今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

企业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落脚点，在“企业风云”一章中，作者着重分析了文化企业的商业模式，并开创性的、第一次对中国文化企业的商业模式进行分类和梳理，总结出了25个文化企业商业模式，以飨读者；

文化软实力的提出对中国文化对外竞争提出了新的课题，“对外竞争”一章，分析了十年来中国文化出口及文化软实力的成长过程及值得借鉴的方法；

十年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不断加速度，以陈少峰教授为代表的众多学者的思想结晶，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宝贵财富，但这些思想多散见于著述、报告、文章、调研、会议中，作者把它们总结出来，呈现给读者，是“思想指引”一章的初衷。

本书印刷出版之时，正逢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出台，较之目前文化产业发展速度、产业格局、发展趋势，可以预见未来十年将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把握未来趋势与商机便显得尤为重要，“走向未来”一章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最后，作者总结了十年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大事记，不仅方便读者检索、查阅，更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记录着历史。

纵观本书，其资料丰富，内容详实，实为了解中国文化产业第一书。本书不是文化产业的历史教科书，而更是一种总结和特点分析的专论，或者说，它是作者眼中呈现的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热点、经验和智慧的梳理。因此，不论是在校学生，还是在正在实践着的文化产业人士，阅读本书，都会对中国文化产业有全方位认识，有助于本职工作，希望此书能作为从事文化产业研究和实际工作者参考或可资借鉴的读本。

【1】金城出版社2010年1月

【2】陈少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国文化产业30人论坛召集人。1964年出生于福建省漳浦县。1980年起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大学学习。1991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1至1993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1993年起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2000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伦理学、管理哲学和文化产业。著述包括《中国伦理学史》、《伦理学的意蕴》、《宋明理学与道家哲学》、《文化产业战略与商业模式》、《企业家的管理哲学》、《学而优则商》、《企业文化与企业伦理》、《文化产业读本》、《正义的公平》等专著。

朱嘉，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助理。

8. 谈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文化是属于精神、观念范畴。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消费品不仅仅再局限于物专质层面属，而开始追求更高层面的，让人在精神、观念上感到满足的文化产品。由于生活逐渐富足，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文化产业应运而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早在20世纪，当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产业也随之成熟。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其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相当庞大。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逐渐成熟， 中国的文化产业正势不可挡地发展起来。
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较晚，但发展迅速，为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越来越大，而在发展过程中，往往还存在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我们该如何审时度势，紧抓历史机遇，做强文化产业，使文化成为引领我国新一轮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已是我国当前的紧迫任务和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