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介产业发展历史

Ⅰ 西方主要媒介集团形成过程及原因急急!详细点!

1、兼并、联合、重组，走集团化道路，是西方媒介集团发展壮大的主要途径。

2、跨媒体、跨行业、跨区域、跨国界是西方媒介集团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征。

西方媒介集团不仅在推行多元化的产业运作方面硕果累累，而且在推进产业的纵向一体化，形成上中下游紧密联系的产业价值链条上，其成功的运作模式也令人折服。信息资源的一次、两次乃至多次的开发利用在其产业运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它们都加紧了跨国经营的步伐，以实现其规模经营的目的。诚如学界所言，“当今西方各国，新闻媒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纯粹是本国的，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只在本国经营，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3、传统媒体与网络的结盟，向数字化、网络化的方向发展，是当前西方媒介集团发展的主要潮流。

在多媒体时代，无论是何种形态的信息，一经数字技术的处理，都可以整合为同一的数字化信息，过去不同形态的媒体信息的壁垒已被打破，各种信息在同一个平台上得到了整合，传媒一体化的趋势日趋明显，媒体之间的融合得到了可靠的技术保证。

4、政府主导、政策扶持、法制完善是西方媒介集团发展壮大的制度保障。

西方媒介集团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规模，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集中化变革，与政府随着社会、产业的发展不断修正、补充法律，扶持本国传媒企业扩张，提高市场竞争力有关。欧美发达地区的媒介集团化趋势是媒介业发展成熟之后的产物。在媒介业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对公众负责之后，政府方开始对其撤销管制，使其过渡到市场化，造就了如今风起云涌的巨型媒介集团扩张格局。

Ⅱ 西方媒介产业化历史研究的章节目录

1．1 信息技术与新闻传播历史的波浪性
1．2 印刷革命与信息产业
1．3 工业革命与传播产业
1．4 新信息技术革命与传播渠道的爆炸性出现
1．5 交通史、媒介史与人类前进的方向 2．1 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
2．2 西方近代媒介市场：“下行”的特征与轨迹
2．3 资产阶级革命与媒介政治经济地位的确立
2．4 意见市场：为出版自由的理性主义辩护 3．1 政党政治、民主化与报刊
3．2 大众化、商业化与报刊
3．3西方社会的多元化与报刊
3．4 高级报纸：对公众利益的据守
3．5 宪法权利、公共领域与媒介商业化 4．1 报业：登上世纪之巅
4．2 广播业：在竞争中生存
4．3 “大萧条”与杂志业
4．4 电视业：一个时代的诞生
4．5 美国无线/有线电视：产业政策的范本
4．6 西欧道路：政府管制政策对公共广播电视的替代 5．1 西方历史上的兼并浪潮与垄断立法
5．2 20世纪前期的报业垄断化
5．3 20世纪中期美国广播电视网的连锁商业运作
5．4 20世纪后期西方媒介产业的放松管制与整合
5．5 巨型跨国传媒集团的并购 6．1 西方媒介行业的特性——以美国为例
6．2 美国的媒介产业
6．3 其他西方五国的媒介产业
6．4 欧洲媒介和文化产业的弱势及其原因 7．1 信息的全球流动与通讯社事业的成长
7．2 西方媒介业对俄罗斯的冲击与渗透
7．3 西方媒介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与影响
7．4 世界经济、信息的一体化与全球化

Ⅲ 西方媒介史

西方媒介史
悬赏分：5 - 离问题结束还有 10 小时
请以美国19世纪30年代——20世纪中叶报刊为例，分回析现代报刊大答众化进程中新闻理念、媒介构成、新闻作业者及其操作运营等方面的突出表征，尝试做出专业性的阐释
？？？
才5分啊，要求很高啊，回复下了！！

Ⅳ 西方媒介产业化历史研究的书评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评支庭荣著《西方媒介产业化历史研究》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播电视新闻系主任谭天 黑格尔说过，任何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这部26万字的《西方媒介产业化历史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史论结合，史为今用。当今中国传媒，可谓进入媒介产业化的“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竞起，烽火连天。报业集团、广电集团一次次整合，又一轮轮竞争，都想把媒体做大做强。但是，如何脱离计划经济的惯性，突破旧有体制的重围？如何在坚持意识形态控制的同时，提高新闻传媒的产业化程度？是摆在学界和业界面前最紧迫最重要的课题，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子。可否以史为鉴？可否洋为中用？支庭荣适时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并拿出了很有现实意义的成果，这对于促进我国新闻改革和媒体产业经营是极具参考价值的。
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无疑是驱动西方媒介产业化的两个轮子。在本书一开始，支庭荣就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作为主线串起西方媒介产业演化过程。他巧妙地把“宇宙年历”转换成“岁月时钟”，把笔锋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迅速地伸向人类传播史上的四次信息革命。
第一次信息革命：文字的发明；
第二次信息革命：手抄图书的发明；
第三次信息革命：印刷机和印刷术；
第四次信息革命：目前正在进行的以数据为中心，着重于数据的收集、存储、传播、分析和提供的技术革新。
印刷革命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工业革命推动传播产业的建立，而战后50多年的信息革命发展又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系统为中心，IBM占据计算机主机市场的70%以上；
第二阶段以个人电脑为中心；
第三阶段以网络为中心，始于20世纪90年代，预计2010－2015年进入高峰；
第四阶段：以内容服务为中心，目前正在起步，预计2020－2030年进入高峰。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信息技术支持下西方媒介产业成长的轨迹。
在第二章“市场：媒介产业的试金石”里，支庭荣描述了西方媒介产业是如何伴随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而成长的。自由市场－－讯息市场－－意见市场，构成了一段当代西方报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支庭荣写道：“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新闻出版自由口号的提出，吹响了西方报刊媒介向政治和经济领域进军的号角。” 当今中国的新闻改革已到了艰苦的攻坚阶段，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呼声此起彼伏，难题就在于怎么改？比如说体制，支庭荣在第三章“体制：商业利益的扩张与公众利益的坚守”，我国与西方虽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截然不同，但都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用我们的话就是说：宣传与经营，喉舌功能与产业功能的矛盾与统一。其实在西方也有两种价值取向，支庭荣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媒介的法律保护讲到德国法西斯到新闻传播的控制，分析了西方媒介的法制建设、公共领域与媒介商业化，阐述了他们的对财产权、人身权和知情权的认识和捍卫。他写道：“即使在美国，也不可能使市场完全透明，但有了自由的新闻媒体，总可使信息更透明些，因而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这对于我国新闻媒体的政治改革和法制建设是颇有启发的。
在第四章“西方媒介产业的门类、聚集与竞争”中，支庭荣分门别类回顾了西方各国报业、杂志业、广播业与电视业的发展历史，接着介绍了美国与西欧对媒介采取的政策。他最后总结道；“透过美国20世纪电视产业管制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FCC的操作是一种政治、经济利益高于‘公众利益’的操作。FCC假定，如果电视业是一种商业，当商业表现良好时它才能够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因而经济因素，同时也就意味着政治因素历史性地成了FCC管制政策的一部分。”这引起了我们的思索：在我们的媒体体制改革和媒介产业政策中，该如何正确处理大众利益与媒介利益的关系。
面对我国媒体改革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开放和如何开放，如何把媒体逐步地推向市场？民营传媒机构能否进入？支庭荣在“西欧道路：政府管制政策对公共广播电视的替代”一节中写道：“公共机构并不是实现重要社会目标的唯一方式。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管制措施也可能达到由非公共机构来实现的社会目标，而且，实施效果可能更好，可以避免过多公共机构的存在而产生的副作用。从理论上说，只要（并且只有）公共政策和管制措施有效，公共机构数量的减少有可能实现更高的市场绩效。”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把理论变为现实。接着，支庭荣把美国与西欧进行了对比；“同样在20世纪20、30年代，美国广播电视业能顺利地走上商业化道路，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一批大企业的全面介入，而相比之下，西欧的广播电视业当时只能依赖政府的投入。”这就为我国民营企业进入传媒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他最后写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欧各国在确保社会目标的前提下，在广播电视业中有条件有能力允许非公共机构或非国有资本的进入。其公共机构本身也在逐步企业化，直至成为真正的企业。相应地，政府对传播产业的管制明显区分出产业政策和内容政策，在产业政策上逐步走向了开放竞争之路。”这正是我们的改革所希望看到的。 在当前我国以行政整合为主导的媒体集团化浪潮中，让我们看看“西方媒介产业的整合与集团化”一节，一定不无裨益。支庭荣首先介绍了美国历史上五次并购浪潮，接着介绍西方各国的报业垄断化，以及20世纪后期西方媒介产业放松管制与整合，下面我们看看支庭荣对几个巨型跨国传媒集团并购史的精彩描述：
美国在线/时代华纳
1990年，时代公司以140亿美元收购华纳公司，合并为时代华纳公司，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娱乐及媒介公司。
1996年，时代华纳以76亿美元收购特纳传播公司，从迪斯尼公司手中夺回了世界传播及娱乐业的头把交椅。
2001年1月，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商美国在线公司（AOL）与时代华纳公司合并，并购交易总值高达1062亿美元，涉资3500亿美元。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一举成为传媒巨无霸。它拥有六大业务：美国在线、电视和广播业务、有线电视业务、出版业务、影视娱乐业务和音乐业务。
迪斯尼
1923年，沃尔特.迪斯尼以3200美元成立了迪斯尼兄弟动画制作公司。1927年，他的头脑中萌发了一个卡通主角的灵感－－一只活泼可爱的小老鼠，他的夫人莉莉莲恩给它取了个响亮的名字Mickey Mouse（米老鼠）。
1955年，迪斯尼乐园在洛杉矶开放，使沃尔特.迪斯尼的娱乐帝国在梦幻与现实中找到结合点，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
1995年迪斯尼花费196亿美元收购ABC。合并使迪斯尼公司的动画片以及电视节目制作与ABC广播电视网络的传播能力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但它没有收购有线或卫星公司，以确保其传播渠道，为新世纪初迪斯尼的困境埋下了隐患。尔后迪斯尼进军互联网业也遭失败。迪斯尼公司目前拥有四大业务：媒体网络、主题公园和度假村、音像娱乐部分、消费产品部门。
维亚康姆
1967年，萨默．雷石东出任一个家族电影院企业－－国家娱乐公司CEO．其后，他不断地收购维亚康姆公司的股份，后者当时是美国第10大有线网络运营商。
1986年，维亚康姆收购了MTV全球电视网，1987年3月，雷石东以34亿美元收购了维亚康姆公司。
1994年，维亚康姆以84亿美元收购了全美最大的录像带出租店布洛克巴斯特，以100亿美元收购了派拉蒙电影公司，成为世界顶级娱乐公司。
1999年，维亚康姆收购了CBS，并购金额高达23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娱乐公司之一。目前维亚康姆主营电视、有线电视、电影、出版等业务。
新闻集团
1964年，鲁伯特．默多克出版了澳大利亚第一份全国性日报《澳大利亚人》，使这个历史不长、地域辽阔的国家真正从意识上统一起来。
1969年，默多克控制了他的第一家英国报纸－－《世界新闻》。尔后他收购了《每日先驱报》，并把它改造成为英国发行量最大的《太阳报》。接着他又进入美国。
1981年，默多克花了2800万美元收购了享有盛誉的《泰晤士报》和它的姐妹报《星期日泰晤士报》。1985年，默多克买下了20世纪福克斯影业公司。
1983年起，默多克涉足卫星领域。近年来，默多克把媒体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卫星电视市场上。他把集团在西欧、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卫星平台和相关资产重组，整合为天空环球网络集团，进一步勾勒出全球卫星电视王国的轮廓。新闻集团目前主营业务有：电视、广播和卫星电视业务，报刊出版业务，电影娱乐业务，IT业务和其他业务。
其他传媒大鳄维旺迪环球（法）和贝塔斯曼（德）相比美国那几家就逊色得多了。

Ⅳ 中国传播媒介的发展史

中国近代报业在竞争发展的历史嬗变过程中，无不与国际传播的大背景密切相关。“所谓国际传播，表现更多的是利用大众传播的交流，即特 定的社会集团通过印刷传播（报纸、书刊）或者电子传播（广播、电影、电视）面向受众的社会范围最广的传播。”[1] 而信息的国际传播交流地位，往往与一国的国力兴衰有关。近代的中国，被动接受的是殖民化的媒介话语，西方传教士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面纱，携媒介经营理念以虚伪面孔出现，但内质却是赤裸裸的文化渗透；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媒介资本规模及其强势话语霸权的冲击，我国近代报业幡然醒悟，改良派与革命资产阶级报业纷纷出笼，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运作模式与近代国际接轨。而国际传播并非现代媒介外部生存环境的专有词，它和近代的“西学东渐”一脉相承，在中国报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它一直为媒介提供了丰富的时代背景，也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报业汇入世界传媒潮流的进程。

中国近代报业时间范畴界定

中国近代报刊的时间范畴，一般认为是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1]我国国人独立创办报刊，最先是艾小梅于1873年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但此报存在时间很短。随后，1874年1月，由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香港主持创办《循环日报》，同一时期，报人容闳在上海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份由中国人主办的中文报纸《汇报》。对此，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时间颇有争议。倪延年、吴强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中提到：“虽然，从19世纪初就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创办了中文报刊，但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称之为中国近代报刊似乎稍失严密。而以艾小梅、容闳、王韬等人为首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则不是势单力薄就是远离大陆，故难以从中国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角度来认识。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应是康有为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创办的中国大陆最早的政论性杂志《中外纪闻》。当然，这一标志的出现不是突发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们（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创办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3]

倪、吴两位学者的观点表面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其观点却存在三个方面值得商榷：一是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的表述前后矛盾和含糊，既认为19世纪90年代是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又认为19世纪50年代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开端，同时在该书的第9页提到“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历史基本上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历程相一致，即当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前期阶段时，中国近代报刊也处于上升时期”；二是在理解“中国近代报刊”时，把“中国（人）”作为创办者主体，而从客观历史来看应把“中国（人）”做作为地域性主体，这样就不会割断报业发展流程中的历史联系，毕竟“中国近代报刊”与“近代中国报刊”的内涵不同，如果是后者，则倪、吴观点姑且可以自圆其说，但这样会有悖报业历史发展事实；三是在外国传教士创办报刊过程中，其报纸形式和内容逐渐趋向中国化，且有的报纸吸收中国报人参与合作，如王韬在英国人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从事十三年，为他后来办报提供了借鉴。有的报刊后来被中国人接手主持，如史量才接办《申报》。因此，按照方汉奇先生的观点，把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界定为1815年传教士创办第一批中文报刊开始，既符合报业发展的历史，也便于问题的讨论。

渗透与移植——近代西方报业的东渐

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和发展的背景，通过考察其历史，归纳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是内因。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为报业提供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渴求对动荡社会信息的需求，这促进各种报刊不断涌现；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报业产业的发展和文化扩张，促使西学东渐，本文主要从后者即以国际传播为背景进行历史性考察与分析。中国近代的报刊业源于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传教士在南洋和东南沿海一带共办有6家中文报刊11家外文报刊。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传教士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正是这些报刊在内容编辑、印刷、发行等方面都带动了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诞生。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国传教士及其所创办的报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带出版，然后寻找机会传入大陆。由于这些报刊的创办者们很多来自工业生产比较发达?兽祱栮浴?????????
、科学技术比较先进、报业体系日益完善和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在采编印发等业务和技能上比中国京报和官报具有明显的现代性。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进，中国近代报刊应运而生。外报传入中国后，一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报界，引进“西学”，自办报刊。从传教士在1815年8月办第一张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起，“无论是外国人办的，还是中国人办的报纸，均多少不等地承担起了推动中国卷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过这些报纸因办报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罢了，但最终殊途同归，缓慢地汇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 但中国近代报纸的发展，不管是它的宣传效应，还是它的产业模式，无不深深打上西方传播观念或媒介资本运营理念的烙印。

一是理论层面：西方传媒文化与意识的渗透。鸦片战争前，传教士报刊重点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以中国话语阐述西方基督教义和文化观念。鸦片战争后，他们的办报活动向内地深入，上海成为近代报业的中心。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名义创办的中外文报刊多达170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几乎垄断了我国的新闻事业。这时期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主要有：《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中国教会新报》《中西闻见录》《益闻录》等，这类刊物一方面传播了在当时还不失为进步的新学问，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这些刊物中，尤其以《万国公报》影响最大，它于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长期担任主笔的是林乐知和李提摩太。该刊采取了将基督教教义、西方文化和中外时政融于一体的宣传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动荡的局势中合法干预中国的内政，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正如近代新闻学者戈公振在论述外报对中国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时说：“初外报对于中国，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评论。及经几度战事，窘象毕露，言论乃肆无忌惮。挑衅饰非，淆乱听闻，无恶不作矣。”[5] 在外报的刺激和影响下，一些接触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开始在航运发达的香港创办近代中文报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韬于1874年1月5日创办的《循环日报》，而这也得益于王韬在欧洲濡染了西方政治、科学、文化以及先进的传播观念，同时形成了他的独特的办报思想和经营理念。如王韬在他的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对此，激进的梁启超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见《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不过，综观两人观点，他们过分夸大了《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西方人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国人却趋之若骛。

尽管如此，但中西传播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促进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发展，这同时也归功于新闻学的创立者们，他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的学习与传播尽了很大努力。如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徐宝璜，曾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的任白涛、邵飘萍，以及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的戈公振。他们当中的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在新闻从业过程中，实现了西方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构建了有特色的近代中国新闻学，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其中，戈公振所著的《中国报学史》表现尤为典型，这本书的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一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献达二十二种。而整个绪论的思维结构和论证方式，基本上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可以看出，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比较前沿的地位。正如熟悉英文新闻学著作的徐宝璜在《新闻学》自序里所说：“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后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作了准确的评价，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6] 所有这些传播意识和理论，对中国近代报刊实践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是实业层面：西方媒介资本和经营理念的移植。中国近代报刊主要包括宗教性报刊、政论性报刊、商业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娱乐性报刊等几类，但真正代表中国报纸产业的要数外国人创办的以赢利为目的的综合性商业大报，当时全国商业中心——上海也成为大报竞争的中心。

1872年4月30日，由英国人美查等人集资创办《申报》，打破了于1861年11月创刊的《上海新报》独家经营的格局。美查以商人的眼光来看待他所从事的报业，从报纸的内容、发行和价?兽祱栮浴?????????
格三方面与《上海新报》展开竞争。美查认为，“这报是给华人看的，文字应从华人方面着想。”因此在内容上尽量适合中国读者口味，并且从创刊起就确立了“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的办报模式。大幅度降低报价，积极拓宽发行渠道。所以，对手《上海新报》不得不于1872年12月30日自动停刊。《申报》成为上海独家经营的中文报纸。此前创办于1861年的《上海新报》，被誉为“上海中文报纸的第一颗新星”，但是该报的主编都是传教士，报纸的宗教气息很浓，不能适应商业发展需要。《申报》一创刊就呈现出近代报纸比较完备的形态，有消息、广告、京报全录、副刊、经济新闻、社会新闻、言论等体裁。在报道方式上值得借鉴，如在报道重大社会新闻时，经常采用连续报道或集中报道的方法。最为典型的是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报道。此案发生于1873年浙江余杭县，当时《申报》在杭州有一个分销处，杨案发生5个月后，《申报》在1874年1月16日首先刊登了题目为《记禹航生因奸谋命事细情》的报道，把杨乃武名字写成“禹航生”并报道他如何风流放荡而导致犯罪。4月18日又登载了《记禹航生略》一文，报道了该案县审时已判二人死罪，杨姐不服判决，上京控告，因病半途而折回，以及该案在省中复审的全过程。此后一段时期，陆续发表了关于杨案的报道，直到1877年4月《刑部审余杭案》为止，连续报道达四年之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提高了《申报》的知名度和发行量。在1899年11月4日，美国人福开森买下了由英国人丹福士于1893年创办的《新闻报》，由汪汉溪担任总经理，从此，上海报业又是两军对峙——《申报》与《新闻报》。《新闻报》的竞争手段有三：（1）迅速介绍商情，以经济新闻为重点；（2）运用东借西还的资金周转方式，不断添置新式印刷设备；（3）不惜巨资，建立无线电收报台，直接收听外国电讯，赢得新闻出版时间。到1929年，两大报业并驾齐驱。

“外报的畸形繁荣，是外国资本输入的一种表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旨在攫取巨大利润，并往往与西方文化渗透并进而互为表里。”[7] 民族资产阶级报刊是中国近代报刊的主流，主要有两类：一是商业报刊，它晚于传教士创办的宗教文化报刊，大多是脱胎于外国人创办的报刊，但比较注重经营管理；另一类是资产阶级政党报刊。从文化底蕴上看，西方宗教文化无法与具有深厚传统的中国文化匹敌，所以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些外国人办的商业报纸逐渐转移到中国民族资本手中。在中国创办中文报纸的外国资本，为了沟通语言、迎合习俗、拓展业务，他们纷纷雇佣中国人参与报业采编出版等业务。后来华人资本的壮大以及其从业经验的丰富，逐步控股外国报业资本，《申报》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申报》和《新闻报》作为英、美报纸，主要是为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活动提供讲坛，为推销他们的商品做广告宣传。但是，他们以赢利竞争为动力在新闻业务和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他们的报业资本以及先进经营理念的渗入，对后来中国本土报业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如1874年创办的《循环日报》，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国中文报纸，广告占报纸版面3/4左右。同时，它以印刷业为依托，进行各种文化事业经营，例如在1880年11月24日《循环日报》上所刊的“中华印务局告白”称：“启者：本局设在港中环百步梯，除发行《循环日报》外，兼印售月份牌、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王韬《蘅华馆诗集》，代售《米利坚志》、《法兰西志》等书籍。”又如《时务报》本是一家政论性很强的报刊，但又兼顾新闻性和娱乐性，以此吸引读者。尤其是时务报馆除定期出报外，还推行许多新式文化事业和实业活动，凸现报纸的综合社会功能。如出版中外时务书籍，代售书报，协办学堂，兼办实业等等。它作为一份绅士办的报纸，完全自筹资金，经营上自负盈亏。尽管没有像《申报》《新闻报》那样走企业化大报的道路，但其运作尤其是它的销售发行具有明显的产业特色，《时务报》的发行主要是通过报馆在各地建立的代售点，18个省内达138处，就连日本和新加坡也设有海外销售点。当然，在这一阶段，商业报纸的运作开始采用企业化模式，但还没有形成报业集团。而到了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报人成舍我考察西方报业集团，回国后在中国搞报业托拉斯，成立新闻公司，目标是办成包括十家大报以及通讯社、新闻研究中心、定期新闻研究刊物、新闻画报等的报业集团。这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有意识、有组织地组建报业集团的萌芽，也是西方报业经营理念东渐的结果。

三是技术层面：西方报业印刷技术的引进。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印刷术的传入。首先以铅活字印刷术为首的近代印刷术在西方国家出现，并且逐渐传入中国。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奉到达中国，随即展开了广泛的翻译、出版活动。从1815年起，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陆续出版了马礼逊编写的中、英文大型工具书《中国语文词典》，这部书是含有中英文两种文字的工具书，如用中国传统的雕刻版，则大量细小的英文字无法雕刻，从当时的技术工艺来看，雕版既无法与铅活字拼接?兽祱栮浴?????????
，也不能采用机械印刷。因此，要出版这部书只有采用中文铅活字排印。为此，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文铅活字。当时还没有发明中文字模，无法大批量生产中文铅字，于是采用古老的办法，用刀在一枚枚的铅合金上刻制。这样一项浩繁的工作，决非一人或几人能完成，于是雇佣大量中国人参与其事，包括刻制、排字、审稿、校对、印刷等，才得以顺利完成。1815年，传教士米怜奉马礼逊之命带领中国刻工梁发在马六甲建立了印刷所，这个印刷所早期使用雕版刷印，他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采用雕版刷印。19世纪初，西方近代印刷术与印刷油墨同时传入中国。到1913年，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业油墨制造厂上海中国油墨厂成为我国制造现代印刷油墨的开端，产品分为印书油墨和印报油墨，印刷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北京《国民公报》、《大国民报》等。另外，通过西方传教士，石印术也传入中国，1833年广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继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国消息》的出版。1874年，石印技术传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是1876年点石斋石印书局成立。

第二，印刷设备的引进。由于动力的采用、卷筒纸轮转铅印机以及自动铸排机等的发明使用，近代印刷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百余年时间里进入了成熟阶段。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及美国已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动力、冶金、机械、化学、造纸等工业的发展，为印刷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一进程中，印刷生产摆脱了传统的手工业模式，实现了工业化生产，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地的出版社（商）的印刷设备一直来自外国。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申报馆购置欧式手摇轮转机，每小时可印几百份报纸。1906年，由英国人发明的电气马达作动力的单滚筒机进入中国，开始新闻纸两面印刷。1912年申报馆购置双轮转机，每小时可印2000张。1916年，申报馆购置法式滚筒纸印刷机，每小时可印8000张。1925年上海时报馆购置德国的彩色滚筒印刷机，是当时先进的凸版印刷机械。在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印刷机械开始作为民族工业出现，如1895年上海李涌昌机器厂创建，至1912年先后又有6家规模大体相似的印刷机械厂建立，这些印刷机械厂以维修为主，兼生产一些小型印刷设备。印刷术及设备的引进，积极推动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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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倪延年、吴强《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④ 蒋晓丽《全球化语境下的华文传媒言述方式的嬗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J]2000（10）第104页

⑤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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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胡太春《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Ⅵ 传媒产业的西方传媒产业

传媒业是文化产业的高端产业。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后进入政党报纸时期，内传媒业作为一种容产业发展的标志是后来廉价报纸的出现。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19世纪末出现了报业集团。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先后出现了广播和电视，西方大部分国家一开始建立的是广播公营体质，而美国一开始就实行民营体制，广播电视业作为产业在美国迅速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起，广播电视民营化的呼声越来越高，1953年和1961年英国分开开放电视和广播，允许民营，西方其他国家也陆续开放民营广播电视。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起，传媒产业化的进程中出现了混合传媒集团，报业集团大多拥有了一定的广播电视产业，广电集团也拥有不少纸质传媒，综合性的传媒集团成为传媒产业的主要存在形式。1996年，美国修订电信法，新闻传媒产业掀起了与其他相关产业大合并的浪潮。迪斯尼娱乐公司兼并美国广播公司（ABC），将娱乐业、电影制作业余广播电视业融为一个新的集团，该集团称为美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媒介集团，年收入接近200亿美元。欧洲同样出现了其他产业与新闻传播业的并购浪潮。

Ⅶ 世界新闻传播发展历程分析

信息的传播，是流经人类全部历史的水流，不断延伸着人类的感觉。简单回顾现代新闻传播之前的传播史，对于现代新闻传播业史来说，在历史与观念的衔接上都是必要的。
一， 远古时代的信息传播
从猿到人，经历了数百万年。语言仅出现于约10万年前。此前人类的祖先能够用于传播信息的符号，不过以下几种：
1，触觉和嗅觉。2，视觉符号。3，听觉符号。
二，基本的传播媒介----语言
要了解人类信息传播的历史，就要了解语言的发生和发展，语言中所蕴含的声形实体以外的丰富信息。这里有个线索，便是世界语言的谱系。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都可以被编排到十大语系中，“语系”之下是“语族”，语族之下是“语支”，语支下才是具体的语言。从具体的语言往上推，语言→语支→语族→语系，可以看到现在各种具体语言之间在远古时代关系的远近，当然这也相当程度涉及到讲各种语言的民族（种族）之间血缘关系的远近，以及交往的疏密程度。
当今世界上分布的十大语系，实际上表达着人类社会流动和语言传播的轨迹。其中分布较广大的六大语系，反映了公元以来人们传播的信息流动和分布。特别是印欧语系从欧洲向世界的传播，则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
1，分布最广的印欧语系2，拥有最多讲话人口的汉藏语系。3，阿尔泰语系。4，闪含语系。5，班图语系。6，南岛（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
三，传播的文字媒介
文字与语言的不同在于，它基本是一种改变了的语言形式，使听觉符号转变为视觉符号，使语言有形和得以保存。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文字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它的功能体现在历时性上，即使时过境迁，以文字表现的世界可以较长久地明确记录或报道历史上的信息。传播的文字作为一种媒介，由于带有更为明确的传播目的，因而相对语言的使用，要认真和严肃得多。历史上的文字种类很多，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交融、创新和衰退，现在世界上跨国使用的文字体系，只有七种，除汉文外，均是字母文字。
1，遍及全球的拉丁文字体系。2，使用人口最多的汉文字体系。3，阿拉伯文字体系。4，斯拉夫文字体系。5，梵文字体系。6，希腊文字体系。7，回鹘文字体系。
四，走近现代新闻传播的先导----印刷术的发明
能够规模化地复制文字的技术，最早出现于中国，即6世纪的雕版印刷术，这种对工艺要求过于专业化的发明，可以适应宗教教义的传播，但难于在时效上适应真正的新闻传播。11世纪中国人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适当改进，应当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对于规模化的信息传播，其重要意义大于雕版印刷术。但是，由于缺乏社会需要，中国在几百年内没有将其用于新闻传播。当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Johann Gutenberg）重新发明出金属活字印刷术，欧洲印刷新闻纸流行之后，直到17世纪中叶，中国才将活字印刷用于邸报。古登堡发明欧式印刷术不久，恰好遇上世界地理大发现，于是伴随着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商人向全球的扩张，印刷术和最初简单的新闻公报式的新闻纸传到了全世界。
五，现代报刊得以在欧洲起源的五个相互依存的条件
现代报刊是现代新闻传播的第一种载体，最早出现于欧洲，然后缓慢地推向全世界。
恩格斯在分析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攻陷后欧洲形势时的一些要点，对于我们综合分析现代报刊的起源很是有借鉴意义。根据恩格斯的分析，考察15世纪末欧洲与世界的状况，现代报刊在欧洲得以产生的原因，在于以下五个相互依存的条件：
1，世界地理大发现使得欧洲的商业和工业从地中海贸易转向全球贸易，因此造成对新闻传播的规模化需求。市场经济向全球的拓展，要求规模化的新闻传播。1566年意大利的威尼斯城出现定期手抄新闻，这是衰退中的地中海贸易对新闻需求的最高反应。意大利的贸易很快衰落，发生了城市人口向乡村倒流的现象，使得意大利这个文艺复兴的摇篮，此后300年才出现象样的现代报刊。严格地说，威尼斯不是现代新闻传播的开端，而是欧洲中世纪新闻信传播发展的顶点，到了顶点，接下去就是急遽的衰落。
2，此时，欧洲地理上正在形成连成一片的文明地区，地理上进行贸易的关卡减少，传递信息的障碍也随之减少。15-16世纪，正是欧洲大陆王权削减诸侯势力的高涨时期（特别在法国），平民为了自身贸易的利益，大多站在王权一边。相对统一的国家，提供了商品（包括信息）相对自由流通的空间条件。尽管这一过程是渐进发生的，但割据减少的趋势，对于现代报刊来说，无论如何是一个必要的生存条件。
3，六个主要的欧洲民族（意、西、葡、德、法、英）经过文艺复兴运动，自然形成了各自的标准语言和文字，奠定了规模化新闻传播的语言文字基础。报刊的规模化传播，至少需要在一国或一种民族语言的使用区域内，采用通行的标准语言和文字，而这种文字又要以存在通行的标准语作为前提。当这些条件具备时，规模化的报刊生产和传播才成为可能。
4，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规模新闻传播的新技术条件。这个发明恰好遇上德国宗教改革，随后遇上了世界地理大发现，于是它先是成为大量传播德译圣经的技术条件，接着成为全球性新闻传播的必要技术条件。
5，文艺复兴后，文化从僧侣阶层的垄断下逐步解放出来，转向世俗社会，为规模化新闻传播提供了一定的读者群。
这五个条件，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没有第一个大背景条件，单独的其他条件都不可能造成新闻传播的规模化；而其他四个条件，缺少任何一项，都可能使新闻传播的规模化难以为继。
六，现代报刊遍及全球的三个环节
现代报刊的起源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点”，不如说是一个在全球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因为现代报刊从欧洲传播到全球，历经数百年，只有当全世界主要国家都出现现代报刊，这个起源的过程方可说结束。考证起源的“点”，重要的是从宏观上把握和理解“过程”。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报刊的起源表现为三个发展的环节：
1，15世纪中叶德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出现印刷新闻纸。就传播内容和简陋的程度而言，印刷新闻纸应看作是中世纪的新闻传播类型。但是，由于恰好赶上了不久后世界新航路的发现和开通，于是原本属于中世纪的新闻传播与未来的现代报刊直接联系了起来，成为现代报刊起源的第一个环节。
2，整个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商业民族在全球的经商中，无意中传播了欧式印刷术和简单的公报式的报纸，构成了现代报刊起源的第二个环节。
3，从17世纪开始，英国作为工业民族逐步替代了西、葡、荷等国，有目的地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发展工商业，传播西方文化，将报刊移植到世界各地。只是在这个时候，新闻传播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正如哈贝马斯（J.Habermas）所说，直到17世纪末社会才具备让大众知晓信息的条件，“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18-19世纪，现代报刊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完成了起源的全过程。
在这里，德国中世纪的印刷新闻纸是最初的源头，16世纪三个欧洲商业民族在全球的贸易是一个不可超越的历史过渡，最后才发生以英国为主的将现代新闻传播业移植到世界各个角落的文化传播过程。
七，西方报刊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西方国家的新闻传播史虽然各有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发展特点，但是多数国家报刊发展的历史，都经历了较为明显的依次发展的三个阶段。特别是对后两个阶段转换的考察，尤为重要。
1，封建集权制下的“官报时期”。现代报刊出现于欧洲中世纪末期，因而在报刊诞生的时候，便受到王权的直接控制，或直接由政府部门创办报刊（例如1665年时的英国、1702年时的俄国），或者特许少数王权信任的出版商出版报刊（例如1631年时的法国），对报刊内容实行书报检查；同时严格查禁其他非官方的出版物。在殖民地，则由殖民当局代表王权行使书报检查。这个时期封建王朝对报刊内容的检查，主要是禁止报道和讨论与本国政治相关的问题，禁止对官员的批评（任何批评，即使的是真实的，均被视为诽谤），禁止一些当时宗教道德不允许报道的内容，而对于外国政治新闻，只要不涉及本国政治，一般允许报道。
2，新闻自由条件下的“党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包括临近革命前夕的短暂时间）和革命成功以后的一段或长或短的时期，由于国家的基本政治体制、许多具体政策尚未确定，各阶级和各利益群体都要为自身赢得更多的革命果实而进行宣传活动。在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条件下，人们的热情集中在政治问题上，政党活动极为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报刊成为报刊的主体，即使是商业性的报刊，也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投入到各自选择的政治宣传和讨论中。这种情况的典型国家是美国（独立战争至19世纪中叶，大约60年），其他西方国家的党报时期与商业报刊时期，有时存在一个较为长久的并存期。
3，“商业报刊时期”（又称自由报刊时期）。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大规模地出现廉价的大众化的报刊，是商业报刊时期到来的标志。此前的报刊属于党报时期，此后或者很快进入商业报刊时期（例如美国），或者从党报时期的发展顶点走下来，逐渐转向商业报刊时期。此前，报刊主要被看作一种事业；此后，报刊主要被看作一种产业。现在，西方国家的大众媒介（包括后来出现的广播和电视）业已经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高回报产业，新闻传播业的跨国性经营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八，电子媒介以几何级数的发展
1844年5月24日，华盛顿－巴尔的摩之间的电报线路开通，创造了令人自身感到惊异的东西，在较长的距离之间，信息可以瞬间传递。1847年底，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将电报的发明列入资产阶级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之内。19世纪中叶，欧洲与美洲（包括南美）间铺设了海底电缆。通讯社开始利用电报传递重要新闻。1862年，电报首次用于战时随身的新闻传递。
1876年，电话首先在美国出现。仅仅由于英国邮政部门的总工程师认为他们有的是邮差，不需要电话，认识的差距使得英国十年后才开始发展电话。
也是在19世纪，真实图象的记录和传播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822年，法国拍出了第一张静物照片，1839年照相术公之于世，得到不断的改进，推广速度较快，于1853年用于战地新闻采访。1895年法国首次出现真实再现活动影像的技术电影，并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
以上19世纪的发明，为20世纪电子媒介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提供了观念准备。
1920年11月，美国匹茨堡的KDKA电台的播音，标志着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新的面向社会的大众媒介----无线广播电台。几年内，广播技术遍及世界各主要国家。既然声音可以跨越空间传播，图象可不可以？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世界主要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苏联，都在研究无线电视。1936年德国的实验电视部分转播了柏林奥运会。现在一般把英国BBC电视台1936年11月播出节目，视为世界电视广播的开端。具体哪个算第一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20世纪30年代，在广播电台出现十几年内，电视技术就被推向社会了。只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电视的发展，使之在50年代初从新开始。然而，又是仅过了十几年，苏联和美国于1962年将通讯卫星送上天空，并成功地进行了卫星信号的洲际传播。
计算机技术从60年代起，很快被运用于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先是报刊和通讯社业务（编务和印务）的自动化控制，接着是数字化技术武装卫星广播和电视。如果将现代新闻传播的历史做一简单的年代分析，不难看出，20世纪之前的发展处于相当缓慢的算术级数，而20世纪内的电子大众传播媒介，其发展则是几何级数。
1457年第一张印刷新闻纸（纽伦堡）
1615年第一张“真正的报纸”（法兰克福）
1650年第一张日报（莱比锡）
1835年第一家通讯社（巴黎）
1920年第一家广播电台（匹茨堡）
1936年第一家电视台（伦敦）
1962年第一次卫星传播（欧美之间）
显然，早期报刊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其实，19世纪以前报刊对社会的影响力，除了政治动荡时期起些煽动作用外，远不及文学、哲学、自然科学那样巨大而深远，报刊在社会中处于文途末路地位。但是在20世纪，广播电视的出现和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力，由于无处不在、深入到家庭所有成员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今，全世界每天有近4亿份报纸在传播，全社会拥有20亿多架收音机和8亿多台电视机。21世纪世界新闻传播面临的情形是：无止境的传播技术创新、高度的商业化操作、全面的全球化趋势。
九，发展迅速但不成熟的网络新闻传播
互联网被视为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这种媒体有一个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地方，即它并不是一种提供某种信息的媒体，而只是一种信息平台。个人、团体、传统大众媒介、权力组织，只要拥有一定的设备和技术，就可以上这个平台，看到别人的信息和发出自己的信息。它没有提供不同于其他媒体的内容，但是具备了将各种信息形态（图文、声音和活动图象）相互转换的能力（尽管目前这种能力是有限的），具有强大的同步交互传播的能力，以及全球性高时效的传播能力。然而，一种不能具备产业特征的交往手段，即使科技含量很高，在没有市场的支持下是难以发挥作用的。至少在当前，网络传播处于两难的境地：最先进的传播科技，但是不拥有规模化的市场。
网络新闻传播具有相当的市场发展的可能性，世界上数千家传统媒介都上了“网”，但是除了个别上网媒介的体育部分外，多数只有投入，很少产出，无法形成商业规模。因特网是为了商业目而开发的，它的火爆也是由于指望得到巨额回报，现在形成用户群后却难以建立起消费市场。迫于竞争压力，上网媒介又不得不投入巨大的资金和人力，维护系统，升级换代。投资网络是否有出路，利润何在？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然而日益庞大的网络用户群（它的特点又是游移的，难以全面控制）却永远是一个诱惑，不断驱动着人们要解决这方面的困难，对此炒作得很热闹，尚没有看到成功的地平线。一个以免费吸引用户的传播平台，能够成为21世纪新闻传播业的新的形式吗？这需要持续的诱人动力，以保证新闻源长久地与网络结缘。
基于历史经验，在法律确立信息自由流通的前提下，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实行某种形式的新闻政策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需要综合考察其政治历史传统、经济形态、公众和领袖人物的民主政治素养等等。历史上一些发展中国家新闻传播业的情形，有的似乎超前了些；现实中似乎滞后的多一些。从最近数百年新闻政策发展变化的历史看，实现自由的信息流通的政策是不可逆转的。也许会有不同看法，那么我们共同研究世界新闻传播史，更多地领会这个世界已经须臾不可缺少的行业走过的历程，讨论中一定会有更好的理解。

Ⅷ 西方媒介产业化历史研究的介绍

支庭荣这部专著源自他硕士论文中的一章，内容是对西方意见市场理论的探索。他敏感内地感觉到我国新闻媒介容在大力推进产业化的进程，需要借鉴和学习西方的经验，需要了解西方媒介产业化历史。于是他及时地扩大这一研究范围，把研究方向定为学界尚未涉足的西方媒介产业发展这一领域。支庭荣是用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文化、意识形态等多个视角来审视这部专门史的。他认为：“西方媒介产业化的历史，并不是一部单纯的产业经济史，而技术史、事业史、实践史、制度史、学术史和国际交流史的综合。”故此，这也是一部综合史。

Ⅸ 西方近代报业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近代报业在竞争发展的历史嬗变过程中，无不与国际传播的大背景密切相关。“所谓国际传播，表现更多的是利用大众传播的交流，即特 定的社会集团通过印刷传播（报纸、书刊）或者电子传播（广播、电影、电视）面向受众的社会范围最广的传播。”[1] 而信息的国际传播交流地位，往往与一国的国力兴衰有关。近代的中国，被动接受的是殖民化的媒介话语，西方传教士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面纱，携媒介经营理念以虚伪面孔出现，但内质却是赤裸裸的文化渗透；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媒介资本规模及其强势话语霸权的冲击，我国近代报业幡然醒悟，改良派与革命资产阶级报业纷纷出笼，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运作模式与近代国际接轨。而国际传播并非现代媒介外部生存环境的专有词，它和近代的“西学东渐”一脉相承，在中国报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它一直为媒介提供了丰富的时代背景，也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报业汇入世界传媒潮流的进程。

中国近代报业时间范畴界定

中国近代报刊的时间范畴，一般认为是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1]我国国人独立创办报刊，最先是艾小梅于1873年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但此报存在时间很短。随后，1874年1月，由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香港主持创办《循环日报》，同一时期，报人容闳在上海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份由中国人主办的中文报纸《汇报》。对此，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时间颇有争议。倪延年、吴强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中提到：“虽然，从19世纪初就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创办了中文报刊，但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称之为中国近代报刊似乎稍失严密。而以艾小梅、容闳、王韬等人为首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则不是势单力薄就是远离大陆，故难以从中国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角度来认识。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应是康有为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创办的中国大陆最早的政论性杂志《中外纪闻》。当然，这一标志的出现不是突发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们（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创办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3]

倪、吴两位学者的观点表面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其观点却存在三个方面值得商榷：一是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的表述前后矛盾和含糊，既认为19世纪90年代是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又认为19世纪50年代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开端，同时在该书的第9页提到“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历史基本上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历程相一致，即当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前期阶段时，中国近代报刊也处于上升时期”；二是在理解“中国近代报刊”时，把“中国（人）”作为创办者主体，而从客观历史来看应把“中国（人）”做作为地域性主体，这样就不会割断报业发展流程中的历史联系，毕竟“中国近代报刊”与“近代中国报刊”的内涵不同，如果是后者，则倪、吴观点姑且可以自圆其说，但这样会有悖报业历史发展事实；三是在外国传教士创办报刊过程中，其报纸形式和内容逐渐趋向中国化，且有的报纸吸收中国报人参与合作，如王韬在英国人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从事十三年，为他后来办报提供了借鉴。有的报刊后来被中国人接手主持，如史量才接办《申报》。因此，按照方汉奇先生的观点，把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界定为1815年传教士创办第一批中文报刊开始，既符合报业发展的历史，也便于问题的讨论。

渗透与移植——近代西方报业的东渐

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和发展的背景，通过考察其历史，归纳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是内因。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为报业提供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渴求对动荡社会信息的需求，这促进各种报刊不断涌现；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报业产业的发展和文化扩张，促使西学东渐，本文主要从后者即以国际传播为背景进行历史性考察与分析。中国近代的报刊业源于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传教士在南洋和东南沿海一带共办有6家中文报刊11家外文报刊。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传教士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正是这些报刊在内容编辑、印刷、发行等方面都带动了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诞生。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国传教士及其所创办的报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带出版，然后寻找机会传入大陆。由于这些报刊的创办者们很多来自工业生产比较发达、科学技术比较先进、报业体系日益完善和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在采编印发等业务和技能上比中国京报和官报具有明显的现代性。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进，中国近代报刊应运而生。外报传入中国后，一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报界，引进“西学”，自办报刊。从传教士在1815年8月办第一张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起，“无论是外国人办的，还是中国人办的报纸，均多少不等地承担起了推动中国卷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过这些报纸因办报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罢了，但最终殊途同归，缓慢地汇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 但中国近代报纸的发展，不管是它的宣传效应，还是它的产业模式，无不深深打上西方传播观念或媒介资本运营理念的烙印。

一是理论层面：西方传媒文化与意识的渗透。鸦片战争前，传教士报刊重点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以中国话语阐述西方基督教义和文化观念。鸦片战争后，他们的办报活动向内地深入，上海成为近代报业的中心。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名义创办的中外文报刊多达170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几乎垄断了我国的新闻事业。这时期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主要有：《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中国教会新报》《中西闻见录》《益闻录》等，这类刊物一方面传播了在当时还不失为进步的新学问，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这些刊物中，尤其以《万国公报》影响最大，它于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长期担任主笔的是林乐知和李提摩太。该刊采取了将基督教教义、西方文化和中外时政融于一体的宣传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动荡的局势中合法干预中国的内政，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正如近代新闻学者戈公振在论述外报对中国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时说：“初外报对于中国，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评论。及经几度战事，窘象毕露，言论乃肆无忌惮。挑衅饰非，淆乱听闻，无恶不作矣。”[5] 在外报的刺激和影响下，一些接触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开始在航运发达的香港创办近代中文报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韬于1874年1月5日创办的《循环日报》，而这也得益于王韬在欧洲濡染了西方政治、科学、文化以及先进的传播观念，同时形成了他的独特的办报思想和经营理念。如王韬在他的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对此，激进的梁启超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见《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不过，综观两人观点，他们过分夸大了《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西方人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国人却趋之若骛。

尽管如此，但中西传播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促进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发展，这同时也归功于新闻学的创立者们，他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的学习与传播尽了很大努力。如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徐宝璜，曾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的任白涛、邵飘萍，以及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的戈公振。他们当中的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在新闻从业过程中，实现了西方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构建了有特色的近代中国新闻学，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其中，戈公振所著的《中国报学史》表现尤为典型，这本书的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一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献达二十二种。而整个绪论的思维结构和论证方式，基本上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可以看出，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比较前沿的地位。正如熟悉英文新闻学著作的徐宝璜在《新闻学》自序里所说：“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后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作了准确的评价，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6] 所有这些传播意识和理论，对中国近代报刊实践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是实业层面：西方媒介资本和经营理念的移植。中国近代报刊主要包括宗教性报刊、政论性报刊、商业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娱乐性报刊等几类，但真正代表中国报纸产业的要数外国人创办的以赢利为目的的综合性商业大报，当时全国商业中心——上海也成为大报竞争的中心。

1872年4月30日，由英国人美查等人集资创办《申报》，打破了于1861年11月创刊的《上海新报》独家经营的格局。美查以商人的眼光来看待他所从事的报业，从报纸的内容、发行和价格三方面与《上海新报》展开竞争。美查认为，“这报是给华人看的，文字应从华人方面着想。”因此在内容上尽量适合中国读者口味，并且从创刊起就确立了“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的办报模式。大幅度降低报价，积极拓宽发行渠道。所以，对手《上海新报》不得不于1872年12月30日自动停刊。《申报》成为上海独家经营的中文报纸。此前创办于1861年的《上海新报》，被誉为“上海中文报纸的第一颗新星”，但是该报的主编都是传教士，报纸的宗教气息很浓，不能适应商业发展需要。《申报》一创刊就呈现出近代报纸比较完备的形态，有消息、广告、京报全录、副刊、经济新闻、社会新闻、言论等体裁。在报道方式上值得借鉴，如在报道重大社会新闻时，经常采用连续报道或集中报道的方法。最为典型的是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报道。此案发生于1873年浙江余杭县，当时《申报》在杭州有一个分销处，杨案发生5个月后，《申报》在1874年1月16日首先刊登了题目为《记禹航生因奸谋命事细情》的报道，把杨乃武名字写成“禹航生”并报道他如何风流放荡而导致犯罪。4月18日又登载了《记禹航生略》一文，报道了该案县审时已判二人死罪，杨姐不服判决，上京控告，因病半途而折回，以及该案在省中复审的全过程。此后一段时期，陆续发表了关于杨案的报道，直到1877年4月《刑部审余杭案》为止，连续报道达四年之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提高了《申报》的知名度和发行量。在1899年11月4日，美国人福开森买下了由英国人丹福士于1893年创办的《新闻报》，由汪汉溪担任总经理，从此，上海报业又是两军对峙——《申报》与《新闻报》。《新闻报》的竞争手段有三：（1）迅速介绍商情，以经济新闻为重点；（2）运用东借西还的资金周转方式，不断添置新式印刷设备；（3）不惜巨资，建立无线电收报台，直接收听外国电讯，赢得新闻出版时间。到1929年，两大报业并驾齐驱。

“外报的畸形繁荣，是外国资本输入的一种表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旨在攫取巨大利润，并往往与西方文化渗透并进而互为表里。”[7] 民族资产阶级报刊是中国近代报刊的主流，主要有两类：一是商业报刊，它晚于传教士创办的宗教文化报刊，大多是脱胎于外国人创办的报刊，但比较注重经营管理；另一类是资产阶级政党报刊。从文化底蕴上看，西方宗教文化无法与具有深厚传统的中国文化匹敌，所以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些外国人办的商业报纸逐渐转移到中国民族资本手中。在中国创办中文报纸的外国资本，为了沟通语言、迎合习俗、拓展业务，他们纷纷雇佣中国人参与报业采编出版等业务。后来华人资本的壮大以及其从业经验的丰富，逐步控股外国报业资本，《申报》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申报》和《新闻报》作为英、美报纸，主要是为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活动提供讲坛，为推销他们的商品做广告宣传。但是，他们以赢利竞争为动力在新闻业务和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他们的报业资本以及先进经营理念的渗入，对后来中国本土报业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如1874年创办的《循环日报》，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国中文报纸，广告占报纸版面3/4左右。同时，它以印刷业为依托，进行各种文化事业经营，例如在1880年11月24日《循环日报》上所刊的“中华印务局告白”称：“启者：本局设在港中环百步梯，除发行《循环日报》外，兼印售月份牌、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王韬《蘅华馆诗集》，代售《米利坚志》、《法兰西志》等书籍。”又如《时务报》本是一家政论性很强的报刊，但又兼顾新闻性和娱乐性，以此吸引读者。尤其是时务报馆除定期出报外，还推行许多新式文化事业和实业活动，凸现报纸的综合社会功能。如出版中外时务书籍，代售书报，协办学堂，兼办实业等等。它作为一份绅士办的报纸，完全自筹资金，经营上自负盈亏。尽管没有像《申报》《新闻报》那样走企业化大报的道路，但其运作尤其是它的销售发行具有明显的产业特色，《时务报》的发行主要是通过报馆在各地建立的代售点，18个省内达138处，就连日本和新加坡也设有海外销售点。当然，在这一阶段，商业报纸的运作开始采用企业化模式，但还没有形成报业集团。而到了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报人成舍我考察西方报业集团，回国后在中国搞报业托拉斯，成立新闻公司，目标是办成包括十家大报以及通讯社、新闻研究中心、定期新闻研究刊物、新闻画报等的报业集团。这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有意识、有组织地组建报业集团的萌芽，也是西方报业经营理念东渐的结果。

三是技术层面：西方报业印刷技术的引进。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印刷术的传入。首先以铅活字印刷术为首的近代印刷术在西方国家出现，并且逐渐传入中国。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奉到达中国，随即展开了广泛的翻译、出版活动。从1815年起，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陆续出版了马礼逊编写的中、英文大型工具书《中国语文词典》，这部书是含有中英文两种文字的工具书，如用中国传统的雕刻版，则大量细小的英文字无法雕刻，从当时的技术工艺来看，雕版既无法与铅活字拼接，也不能采用机械印刷。因此，要出版这部书只有采用中文铅活字排印。为此，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文铅活字。当时还没有发明中文字模，无法大批量生产中文铅字，于是采用古老的办法，用刀在一枚枚的铅合金上刻制。这样一项浩繁的工作，决非一人或几人能完成，于是雇佣大量中国人参与其事，包括刻制、排字、审稿、校对、印刷等，才得以顺利完成。1815年，传教士米怜奉马礼逊之命带领中国刻工梁发在马六甲建立了印刷所，这个印刷所早期使用雕版刷印，他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采用雕版刷印。19世纪初，西方近代印刷术与印刷油墨同时传入中国。到1913年，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业油墨制造厂上海中国油墨厂成为我国制造现代印刷油墨的开端，产品分为印书油墨和印报油墨，印刷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北京《国民公报》、《大国民报》等。另外，通过西方传教士，石印术也传入中国，1833年广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继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国消息》的出版。1874年，石印技术传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是1876年点石斋石印书局成立。

第二，印刷设备的引进。由于动力的采用、卷筒纸轮转铅印机以及自动铸排机等的发明使用，近代印刷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百余年时间里进入了成熟阶段。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及美国已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动力、冶金、机械、化学、造纸等工业的发展，为印刷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一进程中，印刷生产摆脱了传统的手工业模式，实现了工业化生产，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地的出版社（商）的印刷设备一直来自外国。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申报馆购置欧式手摇轮转机，每小时可印几百份报纸。1906年，由英国人发明的电气马达作动力的单滚筒机进入中国，开始新闻纸两面印刷。1912年申报馆购置双轮转机，每小时可印2000张。1916年，申报馆购置法式滚筒纸印刷机，每小时可印8000张。1925年上海时报馆购置德国的彩色滚筒印刷机，是当时先进的凸版印刷机械。在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印刷机械开始作为民族工业出现，如1895年上海李涌昌机器厂创建，至1912年先后又有6家规模大体相似的印刷机械厂建立，这些印刷机械厂以维修为主，兼生产一些小型印刷设备。印刷术及设备的引进，积极推动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

Ⅹ 人类新闻发展的媒介的历史进程 外国 新闻史

媒介演变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其中，人类社会的进步（突出表现为生产力的进步）是主导原因，媒介的进步受人类社会的程度决定，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作用于人类的进步。打个比方来说，二者的关系就像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人类使用传播媒介的历史，也是媒介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历史。人类通过使用、控制传播媒介，使文化得以延存下去；而传播媒介又以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对传播的信息加以缩减或扩大。”1
首先，人类出现。语言（或其他早期媒介）的出现时间是否与人类出现时间大体相当，则是众说风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人类发展的早期，语言对人类的进化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从各种壁画、图腾或是其他的一些早期“美术品”到口语的产生，这些媒介无一例外地被人类用来“将声音和所指对象分离开来，可以更加方便的记忆、传递、接受和理解信息；能在观察环境时，把各类事物更准确地区分开来，把社会有效地组织起来，人类的经验、习俗文化等也能够籍此传递给后代。 ”2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语言，人类的社会将根本无法发展，或发展地非常缓慢。同时，人类不断的进化也给了这些媒介不断的发展的源泉。人类生产力的进步，是人类可以做出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细的艺术品，或是我们所认定的文化媒介。例如，人类最先运用壁画，后来可以在兽骨上进行雕刻，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文字的出现和人类的发展也是密切相关的。语言媒介非常重要，但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由于口语直接依靠人体自身的发声功能，由此人类的传播活动便在空间距离上受到限制；由于说话在时间上呈线性流逝，除了依靠人们的记忆再无迹可寻，由此人们的传播活动又在时间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此外，口口之间的多次传播，非常容易造成信息的走样失真和丢失。”3这些，在原始社会，在小国寡民的时代，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信息系统的日趋复杂，仅仅依靠以个体传播为特征的语言媒介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能够满足对群体进行传播的媒介——文字出现了。同时，一种包含文字的语言的确定，使“文化获得高度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使人可以记录更多信息”，“使共享这些思想的范围大大扩大”4，从而“大大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 ”5，同时也为国家与民族的产生打下了基础。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出，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的古代帝国，之所以能够建立自己的统治，原因就在于拥有以文字为核心的、轻便易携的所谓“空间媒介”。6
最初的文字刻在竹简、兽骨、青铜器、或布、帛上。文字载体的笨重、昂贵等缺陷，使得文字的传播受到了很大局限性。后来，当文字载体成本高昂、笨重的问题解决后，通过手抄复制文字的缓慢与社会群体对对知识的巨大需求又形成了矛盾。7以上诸多的不便，给以印刷为主要手段的新型媒介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作用。由于媒介的水平长期停滞不前，使得印刷媒介成为当时社会统治阶级用于统治的工具。“王公贵族、宗教统领、文人学者垄断着社会主要的话语权。”8但是，自从造纸术和活字印刷的大力推广，出版物渐渐增多，人类（准确地说，是欧洲和北美）进入了一个“启蒙时代”。 9人类的思想空前解放，生产力飞速发展，近代世界逐渐形成。在此之后，以“自由”为主要标志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一场“媒介爆炸”。仿佛一夜之间，大量的书籍、报纸、杂志等被印刷出来。通过书籍、刊物、公报等对群体传播的媒介物，知识与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普通民众中传播开来，人类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信息与知识最大限度的保存，对人类文明的积奠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信息和知识在群体范围的传播，又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工农业生产和贸易的需要，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加速度前进。10我们可以这么说，是近代媒介带领人类进入近代文明，而近代文明有促进了近代媒介的伟大繁荣。
媒介在纵向发展的同时，其种类也在不断变多。通过科技发展带来的推动力，媒介也在向高科技、专一性等方面转变。（注：专一性指的是各种媒介的功能逐渐单一，例如《人民日报》是党报，而《金陵晚报》注重娱乐和花边新闻。这里的单一不是指整个媒介范围内的单一。）同时，时代赋予了媒介新的模式和新的任务。信息（计算机）技术成为这个时代媒介的主流。同时，“大众传播媒介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它的活跃，使得我们几乎能够同步地获知发生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大事，哪怕那件事发生在天涯海角。”11网络因为其信息发布的自由性和平等性而备受青睐，它的出现满足了人们寻找一种载体发布自己观点的愿望；手机短信业务自诞生之日起就呈现出“爆炸”式发展的趋势。我相信，网络和手机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志，而现代社会很多的新兴行业和相关领域的革命都将围绕这两个主题。所以，现代社会，媒介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