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产业发展提出了

A. 我国引进油棕已有80多年的历史,请你为我国油棕业发展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

(一)将发展棕榈油生产纳入国家食用植物油发展规划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与粮食消费一样将长 期处于刚性增长状态，消费缺口将日益扩大，粮油争地 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要确保食用植物油的有效供给，不断提高食用植物油自给率，必须注重开发不与粮争地的 新的油料作物。从我国各类油料作物特点看，油棕是最 具开发潜力的油料作物之一，开发油棕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因此，建议将发展棕榈油生产纳入国家食用植物油发展规划予以重点扶持。
(二)在适宜种植区建立油棕生产基地
海南省和云南省热区是我国油棕适宜栽培区域，广 东，广西部分地区也可作试行栽培。建议国家在上述地区实施油棕良种补贴和种植补贴政策，引导当地农民积 极发展油棕生产。首先在海南省三亚市，乐东县，东方 市，昌江县，白沙县，儋州市和云南西双版纳等油棕最 适宜种植区进行试种，建设5O 万亩生产基地;继而在海 南，云南，广东，广西等地扩大油棕种植规模，逐步建立起总面积为300 万亩的油棕生产基地。
(三)强化油棕产业基础研究和技术推广
针对我国油棕产业基础研究和技术相对落后的情 况，建议加大对油棕产业基础研究和技术推广的投入力度。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建立专门研究机构，设立专 项资金，开展油棕产业研究。一是建立油棕种质资源基 地，加强油棕优良新品种培育，开展油棕大规模北移关 键技术攻关;二是加大同国外交流合作力度，借鉴国外 先进科研，生产经验，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大力开展栽 培关键技术和棕榈油提取工艺研究;三是在热带亚热带 不同生态区域进行油棕适应性栽培试验与示范，通过建 立优良油棕种植示范基地，引进，种植，推广新品种， 熟化，形成一整套成熟的油棕栽培技术，对周边市县农民进行示范，为种植户提供优良苗株。
(四)扶持龙头企业，促进油棕产业发展
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国内棕榈油加工企业在油 棕产区就近建立棕榈油加工厂，逐步实现油棕种植，加工，储运一体化，通过"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发 展模式，有效提升油棕产业的经济效益，充分调动农民 种植油棕的积极性，引导农民扩大油棕种植面积。
(五)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发利用国外资源
尽管我国热区面积较为广阔，但由于承担多种功 能，从长远看，能够用来发展油棕种植的面积毕竟有限。东南亚以及非洲大部分国家热区面积广阔，气候适 宜油棕生长，土地开发成本低，特别是上述地区的印度 尼西亚，马来西亚，尼日利亚三国油棕产业发达，油棕 栽培技术先进，是理想的海外油棕开发种植地区。当前，少数企业已进入上述地区的个别国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建议国家尽快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国内企业"走 出去"，在东南亚和非洲选择合适国家建立海外油棕生产基地。

B. 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在持续增长 技术应用广泛

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在持续增长。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达到152.1亿元，增长率达到51.2%。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渐成熟，科技、制造业等业界巨头布局的深入，应用场景不断扩展，初步测算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突破200亿元大关，达到238.2亿元左右，增长率达到56.6%。

2014-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及增长情况预测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在企业间协同发展方面，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目前仍以单打独斗为主，各企业在相关领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缺乏技术间的协同，产品间的互联互通和上下游的互动缺乏有效协调。

从顶层设计与实践落实两个方面发力人工智能发展

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报告提出，到2020年，人工智能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到2030年，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当前，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正从顶层设计与实践落实两个方面发力。

扎实推进机器人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继续推进产业努力迈向中高端。坚持创新驱动，重点解决卡脖子问题，突破人机交互、功能仿生等关键技术，推动机器人智能化、高端化发展。

防止行业无序竞争，规范行业发展。政府将继续加强重点企业培育，促进行业治理。同时加快制定行业急需的技术标准，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增强用户企业使用中国机器人的信心。

促进大中小企业融合发展，把企业做大做强。壮大一批专注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企业，形成因地制宜、特色突出、错位竞争的机器人行业发展新格局，顺应互联网时代变革趋势，支持机器人企业开放式双创平台，促进形成大中小微企业分工协作的产业生态体系，实现相互借力、共同生存。

加强国际产业合作。在新技术、新材料引领下，机器人产业链也在持续拓展延伸，各国间存在价值链的比较优势，我国要加强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化、检测认证、人才培养、资格互认等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协同合作，充分释放互补优势和协同效应，共同促进产业发展。

人工智能将长期处于繁荣发展阶段，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新一轮改革发展关键时期，人工智能技术成为我国弯道超车的机会，从2013年起，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年均增长率接近30%，为全球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C. 生态退耕 为当地政府提出产业发展思路

退耕还林工程着眼修复区域生态经济系统，是我国涉及面最广、规模最大、投入最多、政策性最强、与农民关系最密切的生态建设工程。我国退耕还林工程建设是以县域为单位实施的，所投入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依靠自然生产力必然增殖相应的生物资源，形成区域资源生态经济比较优势，促成农林主导产业的形成与发展。退耕区县域经济的主体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退耕还林成效在于对资源生态经济内涵的开发，资源生态经济学认为，资源生态经济系统有着自身的生态经济阈值—规模阈(如生物再生能力限制阈、环境容量限制阈、资源开发利用规模阈等)和配比阈(如植物资源间生态经济功能配比阈、区域内外市场容量间配比阈等)，资源开发利用要同资源生态经济系统的阈值相协调［1］。
1分析背景
1．1四川第一轮退耕还林四川省第一轮退耕还林工程经历了试点示范、全面启动、调整适应和巩固成果等四个阶段［2］，涉及21个市(州)178个县(市、区)600余万农户，完成退耕地造林89.09万hm2、荒山造林93.33万hm2、产业专项造林8.73万hm2。至2012年，退耕地实现经济收益面积64.02万hm2。2001年，杨西岳［3］、李贤伟［4］进行了退耕还林与产业结构调整中相互关联的问题思考，均提出了发展特色产业思路。2006年，帅克等［5］从退耕还林后续产业角度，系统地分析了四川省退耕还林主要发展模式和机制，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2009年，张洪明等［6］对四川退耕还林种植类型(30余种)、经营模式(9种)和经营机制(6种)进行了综述，认为初步形成了既有数量又有质量、既有规模又有效益覆盖第一、二、三产业的退耕还林后续产业体系。2011年，杜万全［7］提出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培育了大量林产品资源，随着时间推移和经营管理的加强，各种林产品资源还会不断增多，必将增强产业发展后劲。
1．2后续产业与县域经济“国家要生态、地方要发展、农民要增收”，“退得下、稳得住、不反弹”形象地表达了退耕还林建设中农户、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关系［8］。王小龙［9］指出，由于退耕还林的私人承包很难保证工程的实施具有稳定的激励相容性，农户的自利行为至少在3种场合会偏离社会生态利益目标，即多种经济林、间种或复耕、少投入，从而使退耕还林政策偏离社会最优。刘东生等在比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后认为，由经济增长催生的生态改善需求(退耕还林)，最终还要靠经济增长来满足。何家理等［11］通过对秦巴山区实证调查研究认为，应发挥“自然区域为单元”的资源优势，克服退耕还林工程中生态效益外显与经济效益内隐现象。崔绍芳［12］开展商品型生态农业与退耕还林工程系统相互耦合研究认为，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及效果的巩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商品型生态农业发展的长期影响。刘耀森［13］认为退耕还林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4个核心关系:一是退耕还林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二是退耕还林与后续产业发展的关系;三是退耕还林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四是退耕还林与小城镇建设的关系。杨明等认为，必须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农民积极发展后续产业，积累产业发展基金，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产业带，构建合理的产业链等问题的研究，促进后续产业的健康发展。退耕还林带来土地生产格局的改变，承接着以生物为基础的自然再生产和社会经济再生产过程。退耕区县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农业经济，拥有的基本生产资源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初级劳动力等。县域经济的发展既需要促进内部资源、生产要素和市场优化配置，又要突破县级行政区划的约束充分利用县域外部的各种资源、生产要素和市场。郑循刚对四川退耕还林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进行了SWOT分析，总结了四川退耕还林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组织运行模式、区域模式和产业模式。赵志远将简阳市作为协调型县域发展模式代表，即具有以乡镇为单位，农工商、产供销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特点。该模型形成过程一般是以发展商品性农业为基础，兴办农产品加工业起家，然后再拓展农产品的加工链。包括纵向产业链(农产品由粗加工发展到深加工、精细加工)和横向产业链(为农产品加工业配套的包装工业、销售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业)。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四川第一轮退耕还林形成的产业资源存量，已成为当地重要的农林产业资源，应在县域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价值。资源地理分布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差异性，物种的多样性与同构性，影响着存量资源产业价值的发挥，需要开展存量资源(物种规模)县域间的产业基础优势对比分析与研究。
1．3分析方法按国家退耕还林后续产业调查口径，确定产业基地物种。收集四川省2012年退耕还林后续产业调查统计数据和2013年四川省林业产业年报统计数据。假定市州范围内同物种预期收益(较)大值作为区域该物种基地产业化条件下第一产单位面积年“公允价值”，规避物种价值实现的时序性、地理分布和社会经济的差异性，并基于2013年年报的林业产业基地(含退耕还林)规模计算相关物种基地第一产的潜在价值。用2013年林业产业年报中第一产产值与同年四川统计年鉴中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计算各县农林协调系数。借用区域经济学中区位商分析法开展产业物种、原料基地的农村经济发展区位优势分析。若LQij＞1，则认为i物种(原料林)在j县(市州)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比较优势，且值越大，表示比较优势越大，或产业专业化、或特色化水平越高;若LQij≤1，则只为县域内自给性商品生产。
2结果与分析
2．1原料基地区位分析
2．1．1基地林存量分析四川省至2013年底林业产业基地规模达831.0万hm2，基地类型的基本结构受退耕还林工程影响较小，仅有两类变幅超过1%，说明退耕还林物种选用存在产业禀赋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使退耕还林形成的资源自然地融入该区域既有的产业基地。退耕还林除未参加2007年起的珍稀用材林基地建设而外，均对各类基地规模做出较大贡献。其中特色经济林、笋用竹产业的贡献率表明退耕还林对林业产业有着丰富与完善的作用(参见表1)。
2．1．2基地林县域区位优势原料基地生产经营属林业第一产业，具有资源密集、劳动密集的特点，是县域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地产值区位商衡量着相关产业发展的基础优势，这种优势是相对当地农村经济发展而言。根据前述假定条件，我们测算四川省(不含非退耕还林的一般用材林)林业产业基地潜力年产值1716.02亿元，具有经营发展优势的县域拥有相关潜力年产值1367.53亿元。优势县域相关原料基地的潜在产值占全省相应产值的69.9%～98.5%，以此占比作为产业基地地域聚集度指标，则生物质能源林＞食用油林＞森林蔬菜＞笋用竹＞药材林＞特色经济林＞饮料林＞调香林＞珍稀用材林＞材用竹＞工业原料林＞干果林＞桑树及其他＞一般用材林＞水果林，可见聚集度越高则基地地域特色内涵越大。将潜在年产值与县域区位优势力乘积作为产业发展优势，表2列出各原料林类型产业发展优势前10名相关县。
2．1．3二产结构分析根据产业结构理论，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二产是产业升级的推动力。2013年，四川省有林产加工企业6658家，但规模企业仅391家，亿元产值以上的龙头企业124家，表现出:一般性加工比重大，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低，技术更新改造和技术进步没有取得大的进展，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林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的构成比为37.9∶34.9∶27.2［17］，产业尚以提供原材料物资产品为主，属于较为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基于林业产业资源密集性和四川产业资源的底蕴，我们认为较长时间内，一、二产间联动变化不明显。利用2013年各县林业一、二产比值关系，估算各产业基地类型二产潜在产值，加工能力假定是现有规模企业实现设计产能，据此分析二产结构状态。规模企业代表着行业现代化水平的高低，其贡献是二产升级的根本。分析表3可以看出，四川林业产业资源具有1499．72亿元的潜在二产年产值，其中现有规模企业贡献率为47%。实木类加工产能较好地满足了上下游市场的需求;以纤维板为代表的工业化加工产能过剩，受制于上游原料市场;以竹材制浆为代表的材用竹工业化加工产能不足，制约着原料存量的生产利用;以高附加值产品为方向的经济林加工规模尚处较低的起步区间。四川林业二产结构的升级在于竹材加工产能大幅度提升(资金密集)和经济林高附加值产品的创新研发(技术密集)的突破。
2．2产业物种区位分析
2．2．1物种区位优势分析退耕还林工程栽植的树种涉及100余种［6］，纳入产业资源统计的物种(类)41种。经济林一直是退耕还林关注重点，物(品)种选择也最为活跃。四川25种具有产业禀赋的经济林物种中分布最广的是核桃，最窄的是橄榄。相关区位分析表明，具有区位优势县域最多的物种是梨。优势县域数表达了物种自然地理的属性，发展区位优势不足30个县的物种具有较明显区域特色，如橄榄、芒果。利用物种优势县数与分布县数比值做出的发展策略，比值≥75%的发展区域特色经济林，比值在50%－75%的进行专业化发展，比值＜50%的进行一般性发展。以进入县域内发展优势的物种(类)排序前3名为收敛条件，可分析单物种发展产业基地的优势县域规模，花椒、梨、核桃、柑橘位居前三。将物种潜在产值与县域区位优势力乘积作为产业发展优势，发展优势排位与实际情况相吻合程度较高。
2．2．2物种产业市场分析四川林业产业资源涉及177个县、41个物种(类)，县域物种组合达2684种。借用二产企业规模产值标准，分别县域、物种进行归类。通过表5可以看出，不论是否具备区位商优势，各产值规模均有县域(物种)分布。不具备区位商优势，且有较大产值规模，似乎相悖。事实上，区位商更多地表达县域内所有发展物种间的对农村经济贡献的比较优势，产值规模与区位优势力的结合才较好地表达物种在全省的产业发展优势。物种县域产值不同，资源价值实现的市场着眼点不同。A级拥有参与省际、国际交流的资源规模，已成为或具备成为县域支柱产业，可按照全国产业地区专业化分工的基本格局，培植或加入区域产业集群，以专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参与大区域与国家乃至国际经济的大循环，如柠檬、核桃、柑橘。B级具有形成县域主导产业或优势产业的资源规模，培植龙头企业是实现(市)区域资源聚集，以大区域产业链的中间产品，或特色产品参与省内市场流通，如用材树种、笋用竹、油橄榄。C级存有输出域外的资源量，加大扶持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根植性企业，以原生产品、或农副初加工产品供给市域市场，适宜各类水果。D级基本上保持满足当地需求的资源量，属于传统农业生产，应以原生产品参与域内农贸市场交易。
3问题与讨论
(1)退耕区县域经济是农业经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民增收致富”需要从发展县域经济的视角重视和评估以退耕还林为代表的林业资源产业禀赋。县域经济是“五个统筹”的最直接操作平台，是影响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县域经济发展在于充分利用区位和资源优势选择和培育主导产业，发挥主导产业的关联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县域经济协调发展。(2)“分散小家庭、并网大基地”形象地描述了以退耕还林为代表的林业产业资源经营格局。天生弱质的农户生产以小农经营形式为主，自我集累、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农林产业要跨越传统经济地位，须“并网”资源实现产业化利用。“并网”是县域经济发展工作重点，建立包含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经营大户在内的产业化经营体系，以适应退耕区社会经济发展。当前，应重视专业合作社对提高农户自组织程度，开展产品初加工，带给农户规模经济效益和农产品加工增值效益的作用发挥。(3)2014年我国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建设工程，在满足生态治理需求的基础上，农户拥有高度的物种选择权。本文分析表明，不少物种具有传统经营价值，但从产业化利用高度来看，则不具备发展优势，其原因有二:一、区域内加工产能滞后，带来资源市场有限;二、同等区域发展其他物种的农村经济价值优势更大。二者均需要在新一轮退耕还林中加以规避，防止资源过剩，或采用短视物种。(4)区域经济学的区位商分析方法，属于地理经济范畴。作为对植物资源的分析评价，应该加以植物地理相关的分析。本文尽管较好地分析了四川省现有林业产业资源区位优势，但因数据的局限使用了“潜在产值”这一概念，是值得商榷的。

D. 对丝绸之路沿路产业发展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丝绸之路包括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内涵的空间概念和文化的概念。丝绸之路文化是沿线国家共同的一种文化记忆和文化符号。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与欧亚非各国之间商业贸易的通道，更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通过这个桥梁，世界开始了解中国，中国也开始了解世界，并影响着世界。丝绸之路在推动东西经贸交流、文化融合、文明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文明的交流史上，应该说是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篇章。
刘玉珠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文化的影响力超越着时空，跨越国界，它促进了东西方的思想交流和文化的交融，是古丝绸之路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因此，文化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过程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地位。我们要积极发挥文化的桥梁作用和引领作用，加强各国、各领域、各阶层、各宗教信仰的交流交往，以此来推动和促进实现沿线各国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
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友好交往的历史表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我们沿途所有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今天的宝贵启示。
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夯实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作的民意基础。国与国关系发展需要经贸合作这个硬件的支撑，也离不开文化交流与合作软的助力。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历史、文化、宗教相宜，只有通过文化交流与合作，才能让各国人民拥有心与心交流的共同语言。增强互信，加深感情。
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提升沿线国家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古丝绸之路是它的沿线国家共同创建的，是这些国家的共同财富，多姿多彩的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民族文化促进了人类不同文化的交相辉映、交流互鉴，今天沿线国家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将有助于壮大沿线国家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力量，同时也有助于增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声音和发言权。
刘玉珠说，当前，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与科技结合日益紧密，文化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产业作为新的产业业态，已被各国广泛认可。文化产品和服务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步将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国文化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不断上升。为了配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整体战略，文化部正在联合相关部门规划建设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其目的就是要依托丝绸之路沿线丰富的文化资源，加强统筹协调和整体规划，建立和完善文化产业国际合作机制，促进各国、各地区文化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来加强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文化交流和贸易的往来，发挥文化产业拉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也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创造更加丰富、更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并以此为载体，将各国优秀的文化及和谐发展、和平共处的理念传播出去，使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增进理解、沟通、尊重，增强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文化认同。

刘玉珠表示，今后，结合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契机，文化部将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统筹文化交流合作和文化产业发展，发挥文化先行的优势，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是要制定政府文化交流的中长期计划，并落实好与沿线国家、政府和文化合作协定的年度执行计划。二是要编制出台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建设规划。三是依托现有的文化交流成果和品牌，统筹现有的项目资源，打造新的文化交流品牌，深化每年举办的中阿丝绸之路文化之旅，文化部将继续支持举办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博览会，深化每年举办的文化内容和沿线国家交流，与沿线阿拉伯国家联合举办丝绸之路艺术节，共同评选丝绸之路文化之都，同沿线国家开展联合译介、出版、拍摄、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合作，积极推动沿线国家开展人文交流合作，向深度和光度发展。
“丝绸之路沿线各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文化资源丰富，文化艺术水平高，文化交流合作空间广阔，文化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刘玉珠最后表示，文化部将继续扩大与各媒体的合作和交流，采取多种形式，支持和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也欢迎各个媒体宣传、推介文化和交流活动，为媒体在文化交流合作方面提供更多的机会。

E. 材料一 在当前应对国际的新形势下，党的十八大关于文化产业发展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文化产业成为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