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前景
文化创意产业被认为是世纪全球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有着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世界各国政府都对这一产业的发展给予了特别关注和高度重视。
近年来,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效益日渐明显。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4-2018年中国创意产业园区建设行业发展模式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预测,到2015年,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将达18000亿元,占GDP的比重将超过5%,文化创意产业将成为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尤其是在一些基础较好的城市,如深圳、北京和上海,文化产业更是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
作为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和载体,近年来,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势头强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文化产业园区超过2500家,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已多达500家之上,其中国家已命名的文化创意产业各类相关基地、园区就已超过350个,分布于全国各地。
但是在各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快速发展的背后,一些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如园区太多、资源分散;建设模式雷同,房地产色彩浓厚;园区定位不明确,产业结构雷同;园区之间相互分离而自成体系,缺少必要的分工与合作;园区耗费巨资建成后,租金高,企业入驻率低,难以吸引创意阶层,文化气息淡薄等。
前瞻产业研究院创意产业园建设行业研究小组表示,尽管目前创意产业暴露出了各种问题,但从整个国际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创意产业仍有广阔前景。因此政府目前暂停审批创意产业园,可以看作是一个调整改善过程,未来即将继续加大创意园区的开发和建设,但与此同时政府管理将从严,向着适合社会产业需求的方向引导。
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称,要在政府引导下发挥市场机制积极作用,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和战略投资者,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进入。
此外,一些地方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中把发展创意产业园区提到了重要位置,如深圳市的“十二五”规划中要求大力实施产业集聚,加强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统筹规划,加快推进国家级创意产业园区的规划建设,培育和推广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龙头企业和文化产品。在积极的产业政策推动下,创意产业园区也将迎来美好的发展前景。
『贰』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我国文化产业低水平供求关系与非对称结构性矛盾
我国的文化市场已有"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条件迅速改善,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正在被迅速释放;另一方面,各种新型文化产业门类不断产生,文化产业结构性变化频繁。但是现有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文化产业还处在一种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对称结构性矛盾的状况之中。
从绝对值来看,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需要与文化产业部门的供给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出入。
从需求方面说,2000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49美元,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准的恩格尔系数也降至50%以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80元,人均消费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统计的,与文化相关的旅游、娱乐和耐用消费品、教育、文化服务、通讯等项消费总计949元,占到可支配收入约19%。按照我国目前大约有4亿城镇人口计算,我国目前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大约有379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2253元,人均消费支出中通讯和文教娱乐类支出280元,总计达到2520亿元。这样算下来,我国与文化相关的消费需求应该在6000至6500亿之间(6314亿元)。
从供给方面看,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汇总,我们的文化产业各行业近年来(1998或1999年)进入统计的产值大约是6000多亿(1998年6240亿),其中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1812.9亿元(1998年),国内旅游收入2831.92亿,图书报刊355亿元,邮电通讯是1235.1亿元(1998年),音像制品12.7亿。(广告业等尚未计入。
以上两个大致相符的数字不过是分别从供需两个方面描绘了我国文化市场的规模,却还无法得出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可以令人满意的结论。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场的现状只是一种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况,由于还存在着各种体制性问题,所以它还只是一个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非对称性的平衡。
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时,消费支出中吃穿用类比重大大下降,住房类基本不变,而文化精神消费类支出开始大大上升;第三产业应该占到GDP总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类产品的产值所占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国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产业的比例(33.2%)低于这个标准达6个百分点,其总量大约是5000亿人民币。尽管我们可以去除由于消费习惯和体制因素而出现的误差,并去除可能用于非文化类消费的支出(如医疗等),余量也应该有3000至4000亿人民币。
对于这3000至4000亿人民币的市场空缺应该做如何理解?
一种解释是,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能力被大大压抑了,因此制约了文化产业的成长。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说,根据我国文化产业部门各种散见的数字,我国的电影业、电视业存在大量的经营不善和亏损,许多作品出版后无人问津,库存积压严重;而一些作品却不明原因地骤然获利。有统计表明,电影的生产近年来在走下坡路。1992年我国共生产了170部故事片,为近10年来之最,此后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我们本应不断增加的观众都上哪里去了呢?近年来,火爆一时的传统文化娱乐业如歌厅舞厅等经济效益迅速下滑,成为亏损行业。这些现象说明,我国文化产业部门所提供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着的文化消费需要。
还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即我国居民事实上已经实现的文化消费有相当一个部分没有被列入统计。目前音像界有一个被公认的市场容量计算方法,即根据居民的消费类视听技术设备的拥有量估算音像制品的市场容量。根据这种方法,我国居民目前大概拥有:电视3.5亿台、CD机1000多万台、VCD机3000多万台、LD影碟机500多万台、多媒体电脑1500多万台,等等。如果按照每个硬件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制品统计,据信每年音像产品的总销售额应有超过1000亿元的规模,但根据有关部门1996年的统计,我国的音像制品只有不足20亿元的正版收入,占总量的2-3%;根据1999年的统计,正版收入约有50亿元 ,即使由于政府加大"扫黄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据信实际市场规模也应该在1500亿至2000亿左右。这方面的事实说明,有相当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正在流失。我们的文化市场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结构性缺口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文化市场巨大的供求差别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和经济安全问题的隐忧。目前我国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已经达到9万亿元左右,银行存款约7万亿元,随着我国在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们对文化、教育和娱乐的消费需求将得到进一步释放。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无法填补的真空。加入WTO后,国外文化产业集团将可能以技术与内容的多重优势大举进入,迅速占领我国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有限开放"的政策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可能会在不长的时间里遭遇严峻挑战。
近年来,人们频繁地看到这样的数字: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根据媒体的报道,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允许一些国际知名传媒集团进入我国媒体市场。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说明文化产业国际化的进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国文化市场已经暴露在国际文化资本的强大压力之下,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积累的经济和文化之果已经成为国际文化资本垂涎的目标。
(二)我国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产业组织集约化程度不高
面对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国际传媒文化集团大兵压境,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总体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满足人们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一点足令我们忧虑。我国的传统文化产业诞生于计划体制之下,长期以来既被行政体制分割又被各种政策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总体格局,表现出经营单位众多,产业集约化程度不高,资源极度分散和不讲经济效益的突出特点。在文化市场迅速成型的今天,这些特点全部转化为弱点。
从人员规模看,仅以文化部所属文化产业机构为例。截至1999年,我国文化部下属的企事业机构共33.07万个,这里包括了艺术演出团体、影剧院、图书馆、群艺馆和文物保护单位,从业人员共166.15万人;当年国内演出场次是42.3万场;国内观众达4.69亿人次。文化娱乐业有机构17.47万个,90.3万人;文化市场其他经营机构9.7万个,23万人 。这些单位的特点是大多机构较小,如文化部下属每单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从经营规模看,音像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音像制品的生产、复制单位近600家,每年生产正版音像制品(盒带、VCD、CD和DVD)两万种约2亿件(盘),平均每家企业年生产34万件,月生产不足3万;而销售单位约有7万个,每年全部正版音像制品销售2亿件,平均每个销售点一年不过卖3000来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图书批发零售业是另一个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属图书批发零售机构有13056个,2.3万人,营业收入只有5.45亿元,人均2万3千元左右,每天营业额为60来元。
资源分散和集约化程度低的问题在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中表现得极充分。我国新闻出版体制与传统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有共同特点:新闻出版单位必须是以一定级别的行政机构为"上级单位",并且建立在其财政拨款的基础上。这些新闻出版单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组;新的需求一般产生于新的行政机构,通过新的拨款来建立,同样先天不足。长此以往,新闻出版机构就随着行政机构的膨胀而膨胀起来。这些新闻出版机构大都规模狭小、重复建设、效益低下,既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各有关方面一直在尝试对文化管理体制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实验,但是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据1999年的统计,我国报纸有2038种、期刊8178种、出版社500余家,电台电视台3000余座。这是一笔经数十年积累形成的巨大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不迅速对其加以整合、优化,转变其经营模式,增强其竞争实力,必然成为国际性传媒巨头的猎取对象。
(三)我国文化产业的传统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化要求之间正在形成尖锐矛盾。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快车道"。 1998年,我国政府职能部门不再直接办刊办报,退出出版经营领域,切断了新闻出版单位与各个政府机构的传统依附关系;2000余家报纸和8000余家刊物被"逼"上产业化运行的轨道。1999年,开始了传媒集团和多传媒文化产业集团的组建;2000年,"传媒概念"走红股市,开始尝试传媒集团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后浪推前浪,从分行业的、局部的改革,逐步进入整体性改革的阶段。
但是,资源配置机制混乱,条块分割和行业壁垒与市场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仍然困扰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的基础是市场,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竞争,反对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垄断;我国传统的文化事业单位是按"条块"(地方和行业一纵一横)分割的方式设立的,目前尽管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实行"专业归口管理",但是,离真正的市场竞争还有相当的距离。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利用与行政机构的传统联系,利用企业特殊的社会公益性质和意识形态功能,垄断资源,操纵市场,谋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业在做大以后,要做跨行业跨地区的资产重组甚至兼并,却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势下,在国际性"传媒汇流"趋势的影响下,一些广电、报刊、出版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成立了集团公司,实现了"强强联合"和"资产重组"甚至在当地从事了一些跨行业、跨媒体经营。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我们也注意到,"媒体汇流"在西方是一种市场趋势,在中国则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将结构调整与体制转型结合起来,仍然是个问题。
这样,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与深层次改革问题相遇了: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既具有一般的行业属性,又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其中的核心产业门类如传媒产业,既具有大众传媒的特点,又是党和国家的宣传渠道。如何基于这些特点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康发展,又保证先进文化的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以创新的精神大胆开拓。
但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党和国家确保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领导权的基础。应该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在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冲击下,传统传媒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的实现方式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从以国家行政机制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中介的自主选择方式。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发挥传统政治优势的新办法。因此,我们应特别注意研究调控文化市场发展的新体制、引导精神产品流通的新机制,以及活跃文化生产的新组织形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文化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出现了全球性的"传媒汇流"和"放松管制"之后,由于文化内容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在重新考虑如何以新的产业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对待文化内容产业的问题。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确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对全球化的共同战略主题,将会出现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我们的政策制订人员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性要求与文化原创能力不足之间形成战略矛盾,资源潜力不能转化为产业实力
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是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是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世界上使用华语的人口为世界之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除在中国境内,还在东南亚、北美及欧洲的华人区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应该说是中国的文化企业进行市场开拓的最有利条件,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中的最大消极因素。在经济学的垄断竞争理论中,保持产品差异被认为是维持产品在市场上的垄断力量的关键。文化产品的差异首先是来自价值观及表达手段的独特性的;文化差异也是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和在赶超发达国家时可以依赖的比较优势。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举世公认。几千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文明发展,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还留存着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还有各种类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观;图书馆、博物馆里保藏着数以百万计的艺术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国人的言谈举止、风情习俗、节日庆典中保留着大量有形无形的文化符号;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和播传。凡此种种,都为中国文化产品乃至其他可以负载文化符号的耐用消费品的设计、生产、创新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
但是仅仅满足于此显然落后于时代。当今世界,文化已经具有原生形态、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新兴文化产业得益于资本市场和信息技术两驾马车拉动,才有了前所未见的高速度,才将大批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和财富。我国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显得被动和迟钝。
比如,文化旅游是将民族文化资源潜力化为产业实力的重要方式,旅游业在我国文化产业各门类中还是产业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但是,在该领域将文化遗产转化为产业的成功案例至今还极为鲜见。从多年前全国各地灾难性的"人造景观热",到近年来有关部门关于文化遗产所有权和管理权能否分离,市场机制如何引入问题上的多次争论,许多问题还没有进行彻底讨论,并转化为合理的政策法规。事实已经证明,凭空建造的主题公园永远不会有信誉,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则无异于破坏,正确的道路显然应该在这二者之间。但是,在如何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做到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推动了文化旅游,我们还未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方针,因此而贻误了诸多发展的机遇。
文化遗产数字化是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新兴产业基础的一个关键环节。目前,"文化内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世界各国为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大规模地将文化遗产转换成数字化形态。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众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兰倡议下,欧盟国家开始启动一项多国框架性合作项目,名为"内容创作启动计划",文化遗产数字化被确定为基础性内容。我国的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因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启动(1996年)可以说动手并不晚,但直至目前,还没有形成国家发展战略,还没有将其上升为国家文化产业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深层危机。
向数字媒体转移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经济资源的必要步骤,实质上是为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条件,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国际性信息技术集团和文化传媒集团早已开始着手整合世界各国的数字文化资源,为开发新的世界市场做好准备;中国文化资源关系到对中国文化产品市场的占有,这块市场也为他们觑觎已久。1999年,美国大片《木兰》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的文化资源已经经国际传媒资本之手转化为文化产品,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界的强大竞争对手;2000年五一节,我国经历了第一个"假日经济"高峰,敦煌洞窟壁画在大量游人参观的压力下"不堪重负",美国的基金会开始与我商谈"数字化虚拟洞窟"计划;同年,日本信息技术企业加速了与我国故宫博物院关于建立数字化多媒体网上故宫博物院的谈判进程。这两件事说明,发达国家已经借助经济与技术双重优势,开始谋求对我国文化资源的新一轮开发,这一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五)WTO规制与现行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之间的矛盾
WTO是一种法律体系和政策系统。WTO所形成的诸多协定、协议广泛涉及到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有关文化产业的规章条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规则,即《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则也就自然地成为各成员政府制定和执行国内文化贸易政策的文本基础,这就必然地要给这个国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带来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响。
我国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90年代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至今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构筑起来的文化产业政策系统,以及由这个系统建立起来的文化管理机制,包括:《文化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演出市场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基本上涵盖了现行文化产业领域。
然而问题是,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文本系统,基本上都是在两种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定和形成的,并不是为加入WTO、或根据WTO原则而制定的游戏规则,因此,很大程度上带有计划体制的痕迹,这就出现了现存政策的目的性与WTO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我国不同领域里的现行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的,因此,行业和部门的利益保护色彩比较浓重。这样一来,在整个政策的价值规定、功能及政府对社会文化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中,应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较差。而所有这些都是与WTO贸易自由化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原则等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和内在的规则冲突。
我国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修订颁布已经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规制对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体制和制度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行政垄断、市场准入、投资主体多元化、文化企业产权关系改革等,因此,旧有的矛盾不仅没有消除,还进一步激起了新的冲突。同时,由于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统并未因机构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合并而失去政策效能,还出现了新机构执行旧政策,"新瓶装陈酒"的现象。在有的地方和领域,文化行政权力在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的名义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不仅没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础,反而获得了新的支持。
我国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已经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于缺乏政策系统的创新支持,预期的改革效果并未出现,于是政府也就难以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战略转变。对中国来说,顺利进入WTO的关键是实现制度创新和政策系统创新的有机联动,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上不能实现整体性创新,我国文化产业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也就可能并不是那么乐观的。
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而且目前还处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还是体制性的。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基点都是两个,即以市场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更何况我国的文化产业是生存和成长于一个更为特殊的环境中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今天对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认识,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将影响着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还会进一步影响我国整个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共识,但是一个真正合理的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才开始,目前我
『叁』 简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中国的文化产业伴随改革开放产生,发展壮大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第三产业发展的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中期,一些文化单位在以文补文工作中开展经营活动,部分单位试行企业化经营管理,使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商品属性显露出来。进入九十年代,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发表,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颁布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方针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提出挑战也带来了机遇。文化产业开始进入加速发展时期。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1990年至1998年全国文化系统文化产业的增加值由12.1亿元,增加到83.7亿元,增长了6倍;文化产业机构由6.8万个,增加到9.2万个,增长了35%;从业人员由49.5万人,增加到72.1万人,增长了46%。与此同时,社会所办的文化产业发展更为迅猛。1990年,社会所办的文化产业在总量上还远远小于文化系统,但到1998年,社会所办文化产业,的机构总数已经是文化系统的2.7倍,从业人员为1.5倍,所创增加值为1.5倍。初步形成了由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图书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旅游市场、艺术培训市场、广告传媒市场等门类构成的文化市场框架体系。
在看到文化产业加速发展的同时,必须看到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还不充分,总量规模偏小、社会化、产业化程度低、结构不合理,尚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1998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26%,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0.8%。而一些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部分项目合计)仅占其经常性消费支出的2.35%,这种状况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国民收入水平将逐步提高,闲暇时间增多,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会有大幅度提高文化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有效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把它塑造成下一世纪的经济增长点。
『肆』 文化产业在中国崛起的原因是什么
文化产业在我国兴起的原因
文化产业在我国的兴起既有经济发展的原因,又是体制变革的结果;既受到科学技术革命的内在推动,又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所裹胁。文化产业是一个集中代表了现代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全球性趋势的新兴产业,在我国的兴起有其必然性。
(一)收入需求结构的变化刺激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的兴起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和产业结构开始出现重大调整的突出特征。它同时也是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所推动的。
根据权威部门研究,改革开放20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由此导致居民消费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1978年,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是184元,到1998年上升到2972元,增长了近4 倍,每年的平均增幅达到7% 。而且,进入90年代以后,反映居民消费结构的恩格尔系数降到了50%以下,说明我国居民从总体上告别了温饱,进入了小康。其中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到90年代末降至40%以下,开始走进了富裕时代。 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甚至超过了4000美元,开始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居民消费结构中用于文化教育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大,增长速度越来越快。据专家研究,自1981年至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演变经过了以生存资料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消费"阶段,到生活消费需求稳定、家庭新兴耐用消费品普及率迅速提高的"集约型消费"阶段,最后进入发展、享受资料快速增长,更加注重消费质量的"舒展型消费"阶段。第一阶段以吃穿类消费为主,占到总消费的3/4,第二阶段中吃穿类支出开始下降,第三阶段生活必需品支出继续稳步下降,而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全面上升和递增,娱乐文教支出首次超过用品类支出,将我国居民消费次序从"吃、穿、用"改变为"吃、穿、娱乐文教"。相当一部分居民群体的消费重心开始向教育、科技、旅游及精神产品消费等领域移动。
因此,国民经济九五计划的完成,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开始越过专家们所说的人均收入的门槛,开始显示出消费的"脱物"倾向。发达国家的某些消费趋势在我国也已出现,文化类消费需求在整个居民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的决定性上升,以及文化消费品市场需求总量规模的急剧扩大,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兴起的重要内在动因。
(二)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技术创新通常被认为对产业结构变化具有重大影响,这一点也充分表现在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中。
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我国的数字化信息技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最为耀眼的增长点。我国信息产业和电信业迅速从传统的基础设施领域脱颖而出,进入一个有线通讯和无线通讯、传统电讯和计算机网络、电信产业和新闻媒体、金融服务的大规模"产业弥合"时期,成长为我国国民经济最大的综合性支柱产业。以信息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提升运动为大批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新兴产业群的生长提供了新的技术基础,并反过来对一些传统文化产业领域产生了延伸影响。近年来,信息技术产业和电信业在我国的超前发展,在我国的文化产业中造成了最为引人注目的产业关联效应。如果对近年来我国产业界热点问题进行一番检视,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对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产业发展和投资热点的关注,无不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这个大主题相关。1999年是"网络热";2000年,信息化突入传媒领域,引发"传媒热",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传统大众传媒部门迅速"触网",出现了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大汇流"的壮观景象。
可以说,新技术革命与文化需求形成了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两轮。新兴产业向需求强劲且技术进步的领域,尤其是负载着高密度文化内容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已经直接导致了新兴文化产业群的急剧膨胀,并迅速改变着我国传统第三产业的格局。中国经济结构的持续、健康发展的现代图景已经显现。
(三)新一轮全球化浪潮拉动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无论是需求结构变化还是产业结构变化,都已经被证明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国际性的普遍趋势,但是这种普遍趋势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却具有全然不同的意义。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进程,从整体上进入了"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日益一体化的当代,就在总的发展趋势上为后发国家"设定"了发展道路。在信息技术产业与文化产业相关的领域,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是新一轮全球化浪潮拉动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近十几年来,美国因率先完成了向"知识经济"的重大转型,一直引领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加速调整的进程。到了90年代末,这个发展进程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有两件事值得载入历史。第一件事是"北美行业分类系统"的发布。该系统将信息产业重新定义为"将信息转变为商品"的行业,不但包括软件、数据库、各种无线通信服务和在线信息服务,还包括了传统的报纸、书刊、电影和音像产品的出版,而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等的生产将不再包括在内,被划为制造业下的一个分支。这一重新定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将信息与文化产品从一般的货物生产和服务行业中区分出来。第二件事是美国的消费类视听技术文化产品出口达到600亿美元,取代航空航天工业的位置,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这两件事情标志着,美国已经完成了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再一次抢占了国际性产业升级运动的制高点,国际经济关系的不对称格局再一次形成。
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国际格局中,信息与文化产业是发达国家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而大量未开发的文化遗产与巨大而增长迅速的居民文化消费能力是不发达国家最具吸引力的资源。不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廉价出口物质资源,高价进口制造成品的不平等国际经济关系历史后,又可能经历廉价出口文化资源,高价进口文化产品的新的不平等国际经济关系。
我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趋势,并在加入WTO的谈判过程中,在制订我国当前传媒体制改革的政策时充分考虑了这个大背景。加速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加速发展与新兴的信息技术相关的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业,已经成为我国深化改革、应对入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战略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只有奋起迎接挑战,认清国际上文化产业迅速崛起的现实,迅速制定我国自己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迎头切入世界经济的前沿,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分工,才能在当代国际经贸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四)改革启动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特别表现出制度性启动的特点。20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结构的变化、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全球化浪潮的拉动,为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积蓄了大量"动能",形成了一定的"位势",这时制度创新和改革的深化,就会为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打开"闸门",令其汇入国民经济发展的洪流。
以制度创新适应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从而启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一个新的世界性发展趋势。根据对各国传媒体制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研究我们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美国到欧洲,发达国家已经基本上解除了通信业、传媒业、信息业之间传统的行业管理壁垒,完成了适应传媒手段汇流的制度创新,目前正在进入针对传媒内容的制度创新时期。随着世界各国纷纷拆除其自身的传媒行业壁垒,以及国家间的关税壁垒,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内容市场正在形成;信息产业的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文化产业的全球化趋势正在凸现。如何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各国发展战略制定人员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深刻而广泛。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转变势必要扩展、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国实施国民经济八五和九五计划,营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环境和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基本格局形成的同时,对原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已经启动,这些重要的改革措施逐步地放开了文化市场,减少了国家的财政补贴,改善了文化事业单位的条件,丰富和活跃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促进了精神文明的建设。
文化部所属文艺院团的体制改革早已在进行,极大地活跃了我国的演出市场;旅游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对于我国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临近加入WTO,新闻出版业、广播影视业的改革也提上了日程。报刊业"治散"、"治乱"和行业归口管理改革启动了文化产业的宏观产业结构调整,组建"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广播影视集团"则开始了文化产业的微观产业组织创新。中国的文化产业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波澜壮阔,蔚为壮观。
『伍』 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
国家统计局2014年1月20日上午发布的2013年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GDP为568845亿元,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49684亿元,增长7.8%;第三产业增加值262204亿元,增长8.3%。第三产业增加值比第二产业增加值多出12520亿元,增速快了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了46.1%。据中国经济网记者统计,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总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在增速方面,也是继2008年以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再次超过第二产业。
2014年7月16日国家统计局消息显示,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6%,比上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0.6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内需结构进一步改善。
当前,国内外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有多种不同观点。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重点产业科技竞争力与发展潜力研究课题组通过对全国60个行业、7个战略性新兴产业、31个省区市,以及美国等6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初步研究。
研究表明,2013年我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40年前的水平,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相当于美国70年前的水平。第三产业拥有20万亿元左右的潜力,即使在第二产业增长减速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能够保持近中期经济持续增长,且经济总量有望超过美国,而要长期保持世界最大经济体地位,必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成为世界新的创新中心。
『陆』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哪些问题
产业能力比较 (一)市场化能力 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点和支柱产业,有高科技支持,以视听出版、影视传媒、演艺娱乐和旅游、网络、体育、会展服务为基础产品的文化产业,已占其GDP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中国有5000年悠久灿烂的文化,但这一厚重的文化积淀大多仍停留在博物馆、研究室里,成为沉默的摆设,缺乏商业运作能力。近20年来,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领域中创造了一系列“奇迹”:一部《泰坦尼克号》,收入近20亿美元,近为同期我国文化产业全年收入的1/4(中国1998年文化产业收入仅81亿元人民币);日本娱乐业经营收入超过其本国汽车工业产值;影视业在美国的出口值仅次于其航空航天业;英国的文化产业平均发展速度是整个经济增长率的近两倍;加拿大的文化产业规模已经超过农业、交通、通讯及信息技术及建筑业……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1000美元时,第三产业占GDP总量40%左右,其中文化类产品产值所占比重也随之大大增加。而目前我国在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低于这一标准6个百分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与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基本相当,即两者的比重维持在1:1左右,而我国两者的比重为1.7:1左右。我国文化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1.5%)比发达国家平均低50%左右。文化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2.5%)低于多数发达国家,约低30%至60%。 如下图(图五)所示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远低于发达国家,同时乐观看来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社会公众开始在思想上冲破束缚,渴望了解新观念,体验新生活。于是,我国的文化产业市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居民实际文化消费支出逐年增长,约占家庭消费支出的13%。然而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仅仅是起步阶段。其中在美国文化消费占家庭消费的30%左右,也就是说人家每花10块钱里头就有3块钱是用于文化的。这些成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力保证。 图六:中外居民实际文化消费比重 另有关专家分析,中国目前文化消费性虽呈逐年上升之势,但近年来教育费用支出所占比重堪称重中之重,这一方面反映出教育将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居民用于文化消费支出的结构过于单一,暴露出市场化能力不强的弱点。 从古老的音乐唱片、电影胶片到录音带、录像带,再到今日风靡全球的DVD盘片、MP3、MD等声像激光电子播放器,乃至最时髦的多功能彩屏短信手机等视听产品制造业,都可看作是当代正宗意义的文化产品的主体产业,也是近30年来全球最具稳定性和增长潜力的新兴文化工业。发达国家仍然在这方面捷足先登,2000年,全球音乐唱片市场总值是385亿美元,美、日、英、德、法五国音像业实际地垄断了全球音像制品市场,唱片市场总值分别为143亿美元、64亿美元、29亿美元、28亿美元和21亿美元,通过资源集团化和经营规模化获取高额利润,占据了市场的很大份额。而此时中国的音像业还在为打击盗版头痛。 文化产业的经营过程中,市场化能力至关重要。增强市场竞争意识,充分挖掘文化产品内涵,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才能真正搞活文化产业市场,提高我国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与公众形成文化价值观的共鸣,是文化产品顺畅流通,扩大消费,强占更大市场份额的良好方式,也是突显文化产业地位、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我国的文化产业根植于中国这块肥沃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尽管目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将追求感官享乐作为文化主流、文化产品和服务完全商业化的文化产业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随着市场体制的转型,人们文化需求的高涨,人们越发意识到文化不仅是政治宣传,还是能赚大钱的经济门类。我国文化产业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一文化的格局,呈多样化趋势全面实现文化产业价值。 产业政策比较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部分经济学家开展了跨学科的研究,对经济与文化间的关系作了较系统的探讨,阐释了“文化”成为“产业”的可能空间和发展特点。为了促进文化产业规范、有序的发展,许多发达国家还颁布了一些法规,如《反垄断法》……1990年,以时代华纳合并为标志,美国开始实施对各类传媒的“非管制化”政策,使得像时代华纳这样的特大型文化产业组织出现了大规模的合并趋势,进而开始全面进军国际文化市场,这就使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在文化上感受到了威胁,从而提出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来应对挑战的国家发展战略。在法国,对在公众场合举行的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可以免税;英国政府给予一些大学出版社以“慈善机构”地位;近二十年来,历届日本政府都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1995年,日本文化政策推进会议发表重要报告《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提出了21世纪“文化立国”的战略方针。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学术和研究机构负责提供市场预测、前景分析等信息支持,企业则通过与政府及研究机构的合作来谋求发展。在世纪之交,为知识经济所推动的全球化发展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已经把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主干之一。可以说发展文化产业,有意识地采取相应政策,使得文化发展与国家经济建设同步,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大势。 与西方文化产业迅速发展成熟相比,我国的文化产业是在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变的大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人们在产业意识上、政府在产业政策上都存在一个转变和适应的过程。在过去,文化单位的人们“吃皇粮”的思想根深蒂固,压制了创造文化产品的积极性,大大阻碍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政府实行的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和推行的传统产业政策已经无法适应变化的需求,政府逐渐对文化产业进行了由“办”到“管”的过度。制定科学的文化产业政策,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政策引导。2001年11月,我国顺利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大家庭中的一员,由此,中国文化产业面临走出去、引进来的机遇和挑战,允许“有限准入”。我国政府在2001年文化产品与服务市场准入上所作的承诺主要涉及音像制品、电影和书报刊和旅游领域,主要包括:在中方拥有管理主控权的情况下,允许外资参与音像制品的分销,外方可以拥有49%的股份并参与经营管理;在中方拥有管理控制权的情况下,允许外资参与影剧院的改造,外方可以持有49%的股份并参与经营管理;在准入后进口40部电影,并在3年内逐步增至50部,提高以分账形式销售的影片进口数量,其中以分账形式销售的进口影片数量从10部提高到20部;中国加入 WTO一年之后,国内报刊零售市场将对外开放,3年后,国内发行批发企业外资可以进入;旅游业方面,将在3年内允许有能力建造100%外资拥有的酒店的经营者进入中国市场,准入后允许占大多数股权的拥有权;承诺在所有重要服务行业,在经过合理过渡期后,取消大部分外国股权限制,以及不限制所有服务行业的现有市场准入和活动。 在入世后一年党的十六大上,从最高决策层面对文化产业这个战略产业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支持。 十六大报告首次把 “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并列提出,并将这一任务纳入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这对于处于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中的我国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报告不但对发展国家文化公益事业提出了“一个支持”“四个扶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而且从理论上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这一科学论断,并明确提出了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总体要求和长远目标。2003年8月,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学习讨论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状况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胡锦涛总书记在学习会上明确要求,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根据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按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不断推进文化体制和机制创新,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政府可设立各种文化产业发展基金,如文化艺术基金、电影基金、图书出版基金等,对具有民族民间特色的音乐、戏剧等艺术门类的创作排演给予奖励与扶持。政府可通过注资或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扶持文化信息网络的建立、文化产业集团的建立、以及各集团设备设施的更新和技术进步,提高其服务质量和竞争力。政府还可通过差别税率政策,促进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调控文化产业总量规模和水平…… 就此,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拉开了新的篇章。 产业实力比较 (一)人力资源比较 在文化产业上,我们虽有“文明古国”之称,却不抵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文化的张力。是我们的文化没有吸引力?没有市场?当然不是。当今世界是知识信息的时代,国家之间、产业之间、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社会上任何一个产业都有它对人才的要求,而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已经成为一种市场行为,具有前沿性、创新性特点,对人才的要求则更高。不仅需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还需要能够掌握国家产业政策,把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联系起来,成为懂得市场运作的综合性文化产业的经营人才。 文化产业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产物,真正的文化产业人才也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在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从所谓的恩赐制到分肥制再到公务员制(竞争制)的过程,也就是说文化产业人最终选择了市场竞争。经过不断的尝试,他们已经形成了较完善的经营体系和公正先进的用人理念。越是市场化程度高的社会,它对人才的开放性就越大,只要是能为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企业都是求贤若渴的。如果我们离开了竞争,会发现大批文化产业人才将希望寄予少数贤明的领导身上,等待“伯乐识马”是不可取的,也是没有出路的。 由于我国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文化单位是作为事业单位来看待的,缺乏文化生产和经营的内在动力,人们市场竞争意识薄弱,观念陈旧,使得文化产业人才匮乏。虽然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开放,产生了一批文化经营人才,有效地推进了中国文化产业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然而从人力资源大环境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仍有相当的差距。 图一:1995年,每10万人中,世界上各地区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有着明显的差异。 图二:2004年的一次国民高等教育调查中,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生人数和适龄青年入学率已经较往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但仍与美国有着相当的差距。 我国有13亿人口,8亿人力资源,但在文化产业领域却存在人员总量偏少、精英不多、结构失衡、分布不均等问题。建国50多年来,在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学科中,直到1993上海交通大学才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文化艺术事业管理”本科专业,每年也仅招收30名学生,这对于全国庞大的文化产业体系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而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相关专业是大学里的传统专业。以美国为例,全美有30多所大学开办了文化管理学、艺术管理学等专业。丰富的人才是美国拥有文化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刚刚起步,在建立独立的文化产业市场主体的同时,加紧建立文化产业的人才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拥有过硬文化产业知识和市场经营理念的人员,是文化产业在市场激烈竞争中永保活力、提高竞争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