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为什么反对不惜代价发展芯片产业

⑴ 为什么中国的发动机老是不行那个环节不行

材料学上，差一点，热处理上差一点，机加工上差很多，装配上装很多，再一个中国就根本没有研发投入和深入研究，就造成中国的发动机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落差

⑵ 城市与农村，发达与贫穷怎么才可以均等，只有产业平衡化，怎么才能平衡化

中国社会贫富状况分析
摘要： 和谐社会的话题成为当今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尽管人们对贫富差距所引发的关于效率与公平、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乃至贫富分化的合理性等问题仍有异议，但在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以及不同收入群体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在缩减贫富差距、均衡利益差别等问题上，已民心所向、势在必行。因此，应该从造成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和原因着手，不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引导社会走向稳定，走向和谐。 关键词： 贫富差距 利益不均 差距 公平 和谐 引子 1、矛盾激化下的打砸抢 2004年12月20日，湖南省邵阳市中意房地产公司负责人傅中意与邵阳县建设局长邓节生在邵阳湘桂黔建材城因砸车发生争执，邓节生忽然倒地身亡。随之发生了罕见的大规模“扛尸”事件，4天中死者尸体摆放在傅家中，上万人进入现场，傅的住宅被砸毁，傅中意的妻子杨丽芳多次请求警方制止死者家属的打砸行为，却没有人搭理。傅中意在“扛尸”高潮中出逃。那些参与“扛尸”事件的人用墨汁和红色喷漆在傅家墙壁上写道：“有钱算什么！”“为富不仁者杀！”“血仇必报”…… 2、仇富还是仇腐 前年，吴敬琏先生在接受国际管理学会颁发的杰出成就奖时，对不少民营企业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指出应当分清仇富和仇腐两种心理，针对民营企业的原罪论提法并不适合。应当把凭勤劳、凭努力经营的人和靠权力暴发的人分开。 3、在农民出生到死亡过程的一个个“天价”。 首先是“天价出生费”，有人表示现在“孩子不是生出来的，而是买来的”。根据调查数据表明：与20年前相比，现在生孩子的费用至少上涨了100倍。其次是“天价教育费”，知识最有力量，对于农民，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最好方法就是接受教育。为了孩子能上学，有些农民砸锅卖铁，有些农民惆怅自杀，……再次是“天价交易费用”，农民在城市间、企业间流动，承担着高额的“交易费用”进城打工，遭遇种种门槛，可谓“城市不是农民的城市，农村才是农民的归宿地”；农民进入企业后，沦为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很多不良老板拖欠或者赖掉他们的工钱。因为贫穷，农民工请不起律师、上不起法庭、无法举起法律之剑。还有就是“天价医疗、养老费用”，农民有病没钱医，为了能够让自己过上比较安宁和舒适的晚年，往往有“养儿为防老”的观念，不料子女越多负担越重，因此陷入了一个“贫困——多生——更贫困”的恶性循环。农民不仅“生不起”，而且也“死不得”，在死亡来临之后，还有“天价的丧葬费”等着他们 二、三个方面的质疑 1、公平与效率之争 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是使农村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这实际上缩小了整个中国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但是当时许多人片面地赞扬农民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以为只有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才会带来经济的繁荣。由此就使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观念在中国肆虐了20年。而他们所说的“效率”，其实不过是少数人的货币收入多而已。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许多人只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闭口不谈“共同富裕”。 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而言，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抉择。从一个方面来说，目前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经济建设的时代，如果社会公平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也是不可取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的。因此，简单地说用社会发展为中心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恰当的。政府过多承担经济职能的现象则应当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将促进社会公平作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 2、机会平等与结果公平 哈耶克在他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提出了他的个人主义伦理观：应平等待人而不是试图使人平等。哈耶克所提出的“平等待人”，有两层含义：一是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对于人的权利的尊重和平等相待以及市场经济中平等的市场地位等等。另外的一层意思是：每一个人实际是不同的，因此，要有差别的对待，才是真正的平等。哈耶克个人主义伦理观的另一句话是“不试图使人平等”，强调不要国家或集体的干预，主张放任自由，从而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不试图使人平等”如果从“不试图使人的行为结果平等”的角度来考虑,那么是积极的。这也是哈耶克所看到的。人与人的平等是机会平等，但人与人是有差别的，因而人与人在能否把握机会，对机会的把握程度，主观的努力程度上是不同的，有时差异是很大的，所以结果是不会也不应该平等的。社会给个人提供平等的前提条件，均等的机会，然后，任由个人在此基础上自由发挥，这样是有利于人的不断发展的，在竞争体制下，可以优胜劣汰。这种不平等是合理的，是人类自身进步的需要，在竞争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因此，即使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未来社会，也是不可能要求“完全平等”的，因为人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尤其是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上，只要有不同点存在，那么在人所作用的对象物上就会体现出来。所以在此意义上，的确要反对使人平等。 但是，如果从“不使人社会行为的前提，机会平等”角度来考虑的话，就不恰当了。反对使人平等，不应当反对旨在促使机会平等的行为。在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不公平竞争等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问题呢？因为，国家所提供的法律，经济，政治体制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完善的，并不能为每个人保证社会行为前提的平等，机会的平等。而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由于种种制度的不完善，所以种种在完善制度下可以避免的不平等就体现出来了，如中国的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等不平等的现象，给各方在经济中的平等发展造成障碍。需要国家的干预，使之平等，协调发展。平等的过程，也是各方面体制完善的过程。 3、对贫富差距合理性的质疑 据媒体报道，一位统计学家认为，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总体上是合理的。其理由是，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不能以基尼系数一般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对于一个不是二元经济的国家，基尼系数可能管用，但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基尼系数要放大一些才管用。 这种判断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中国现阶段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强化所造成的，其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从纵向的角度来看，农民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贡献度同社会应有的回报度不成比例，因而二元经济结构被强化。为了全力以赴地推进工业化，从1952—1986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共从农业抽走了6868.12亿元的资金，而在60年代整个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百亿元。很难想象没有农村的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会有今天的局面，而农民所直接承受的却是日益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严重地违背了代际之间所应当具有的公正准则。从横向的角度来看，现行的许多社会经济政策是在维护甚至是在强化二元经济结构。比如，户籍制度是在维护和强化一种社会身份等级制，而诸如有所区别对待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等政策则是在维护和强化城乡居民之间的隔离。这些，无疑人为助长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一种十分典型的不公正现象。 回首20年，一句“翻两番”就可概括这个伟大的成就。而今后20年的经济发展就没这么简单，经济总量要翻两番，但环境污染不能翻两番，东西部差距不能翻两番，能源消耗不能翻两番，贫富差距不能翻两番，城乡差别不能翻两番，如此等等 中国农村受苦受难的老白姓至今对毛主席感恩戴德，但对改革开放的带来的经济的发展无动于衷，因为这种好处于他们无关，至少他们会一直这样认为，并且抱怨声到处都是。 三、我国目前贫富分化现状 1、 比基尼系数 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究竟是否合理？对此，应当用多个标准综合来衡量，其中基尼系数属于综合性的指标。 自90年代深化改革阶段以来，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有研究表明，表征这一分化程度之一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0．3～0．4），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0．4577。到1995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45。这一数值比1983年的基尼系数的估计值高出16个百分点，比1988年的估计之高出7个百分点。全国的基尼系数平均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不断上升。 根据大多数相关专家的研究成果，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在0.458以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0.49以上。即便是按0.458来算，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2、城乡分化 我国工业布局及社区建设，自1949年以来，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再分配格局中，以牺牲农业及农村发展为积累，使得持续发展的社区资源集中于城市，并形成了较大的城乡发展差距及较尖锐的城乡发展矛盾。另一方面，即使在城市社区，于资源配置上，也处于功能单一及权力分配的分割状态，从而使得城市发展亦出现了不平等格局：一是资源优势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且为边界封闭、简单消费的城市社区功能形态；二是其他中、小城市仅是服务于这几个大城市的单一功能单位--被中央计划指令性地要求向这几个大城市低价、甚至无偿地或提供某些稀缺资源，或供应某些特色商品，或输送大城市发展急需的掌握一技之长者，而他们自身的城市化发展则被置于准计划甚至计划外（所谓"自己找米下锅"）的分配及发展状态下，且受制于中央计划中所谓一个个“五年计划"的政策规定。从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来看，如果扣除农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再把城市居民各种福利也计算进来，那么中国的城乡差距实际已经达到了5：1或者是6：1。这个数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至今，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我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 3、行业差距 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中国现在行业之间的差距也是很大的。北京市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1年全市86个大类行业中，最高工资行业与最低工资行业相差6.6倍，二者间的差距比2000年加大了1.9倍。 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收入，占有全部收入的51%以上，而20%低收入户只占4%左右。从主观感受方面来看，多数社会成员已认为贫富差距是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造成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 1、政策上的财富分配不平等 首先让我们看看，中国如何陷入了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中。为当前的贫富两极分化辩护的人总是说，这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其实单纯的向市场经济转轨并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贫富分化，我们今日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最近20年来经济政策的偏向。 在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思想指导下，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作法首先表现在，中国经济中的优惠政策几乎从来都是只给予市场经济中的强势集团。20年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恶习，这就是只给富者以优惠政策，只给富裕地区和富裕的个人以优惠政策。 a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 这种制造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偏向主要表现在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上。当今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高薪阶层。许多人以为这种特高的薪金来源于外资企业的高效率，其实外资企业的这种巨额薪金支出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税收政策优惠造成的。这种畸形的税收政策优惠不仅表现在法定的税率上，表现在外资企业一直享有低于中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一定年限的所得税税收减免上，而且表现在操作层次上的税收征收方式上。对中国企业，超过一定数额的员工工资不能计入成本，而应当视为利润的一部分，从而不仅员工应当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企业还要为此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但是这种作法却没有适用于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工资，外资企业的员工工资就都可以不视为企业利润，从而不必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 在这种不平等的税收待遇下，中国企业由于税负过重而难以提高职工工资，外资企业却由于税负较轻而乐于给其员工高薪。实际上，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着中国政府的企业所得税送人情。外资企业薪金普遍高于中国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 b国有企业职工的不公平待遇 最近几年中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这主要因为国家在政策方面对国有企业的职工待遇不公，切断了国企长期发展的后路。 首先国有企业剥离了几千万员工。对国有企业员工的这种“剥离”，不仅意味着原国有企业的员工因同时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岗，更主要的是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任何社会保障，落入了被国家和社会完全抛弃的地位——他们往往被迫以几万元甚至仅仅几千元就买断了工龄，从此政府就摆脱了向他们提供养老金的义务，这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将来有可能得不到任何养老金。另外，从国企的长远发展而言，自从转向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政府就基本上不再向企业实行大量的财政性投资。国有企业能够得到的主要“优惠”和“资源”，其实是银行的贷款。从来就没有见到过给全体国有企业的一个税收优惠，而只知道每当政府财政紧张时，就以一切可能的名目、甚至以违反法律和政策规定的方式来增加对国有企业的税收。在实际收税过程中，由于片面使用行政手段维护“税收纪律”，造成对非国有部门没有足够的税收纪律约束，以致非国有部门逃税严重。这两方面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使国有部门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负担，国有企业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例极大地高于它在整个经济总产出中的比例。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们至今为止一直没有形成有效的国有财产保值增值机制，最初的所谓“放权让利”，就偏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它将企业的一切大权都让给厂长或经理一个人，不对其资金运作进行任何监督。结果是方便了国有企业的少数经理人员大肆进行在职消费，任意挥霍企业资金，甚至侵吞公有财产，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有企业办“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产权交易”的浪潮，实际上就变成了少数特权人物转移资金以侵吞国有资本的手段。在这以后掀起了两场运动：“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等于不准国有企业继续经营，“改制”则更是明目张胆地实行私有化，而且基本上是以向少数特权人物白送国有财产的方式实行权贵私有化，让少数人放手掠夺全国人民的财产。就是10年来这两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将许多国有企业送上了绝路，而且在一极喂养出了一个有惊人财富的暴富阶层，在另一极断送了大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生路，使他们坠入了贫困的深渊。 c、地区政策不平衡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有先天因素，但政府政策不平衡的人为因素也需要予以重视。本来东南沿海地区在市场经济中天生就有地理上的优势，可以长期保持比内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它们却在最近20年中一直在政策待遇上享有比内地多得多的优惠。90年代初，东南沿海的富裕和老工业基地的贫穷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某些部门给东南沿海特殊政策优惠的恶习仍然没有终结。这就造成了经济政策上的一大奇观：发达国家政府的特殊优惠政策都给予贫穷困难地区，而中国的特殊优惠政策却集中地给予最富裕繁荣的地区。结果是老工业基地由于不堪财政重负而衰落，形成了今日大批人绝对贫困化的局面，而东南沿海的个别省份却富冠全国。这样造成的地区性贫富分化绝不能算是公平的。 2、盲目追求外向型经济的后果 20年来的指导思想一直是片面地追求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为此而形成的一系列政策都在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两极分化。 首先，近年来的贫富两极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有关，也与大量侵吞公有财产有关。而经济的“外向化”程度越高，从事这种违规致富行为的人就越大胆越方便，因为频繁的对外交易和国际资金流动极大地便利了违法致富的资金出逃，而且这种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机会。最典型的例子是为了推行所谓的走出去战略而让私人以私营公司名义用国家资金在国外注册企业，这极大地方便了许多见利忘义之徒侵吞国有财产——在国外注册私营企业的老板可以翻脸不认帐，不承认国家在自己注册企业中所拥有的财产，而中国政府甚至连向外国政府控告这种人的法律依据都没有。 其次，为刺激出口所实行的不惜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是造成两极分化的又一大源泉。出口退税给予的暴富机会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单据以骗取出口退税本身成了某些“模范外向型地区”的一大赚钱机会。 再次，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也是当今贫富分化如此严重的一个原因。按照这种政策，为加工后出口的产品生产所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都免征关税和增值税，甚至还可以享受其它的政策优惠。这样一种政策鼓励了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切断与其国内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者的联系，它虽然有利于广东等少数沿海地区发展加工出口经济，却使广东的出口产业发展不再能带动内地的相关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由此而加剧了直接生产出口产品的行业和地区与其它行业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使广东的富裕与全国的经济发展失去了关联。 最后，“鲶鱼效应”的观念加剧了贫富分化。这种观念认为，进口的压力会使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活得更好，就象在长途贩运的活鱼中放入吃鱼的鲶鱼会激活贩运的鱼那样。而近几年的许多政策都是按照这种思路设计的。实际上即便是那些在开放进口的压力下生存下来的企业和个人，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福利也往往会大幅度下降，这会使贫者进一步贫穷，从而加大社会中的贫富分化。 五、缩小贫富差距，势在必行 1、贫富分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现象，社会、企业效率得到了明显提高。但是，随之而来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利益分配不能很好地进行调整，使分配严重不公，直接导致贫富悬殊直线拉大。一部分人收入越来越低，而另一部分人，也就是所说的“金字塔塔尖上的人”收入越来越高。更为可怕的是，个别在“金字塔塔尖上的人”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富裕起来的，而是通过一些不正当、不公平的手段实现了富裕的目的。这就让大多数人对一些“金字塔塔尖上的人”不那么信服。另外， 社会财富增加到了少部分人手中，改革的成果不能使大多数享受到，而且使大多数人相对贫困，这就违背了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这种贫富悬殊继续下去，如果相对贫困人口继续增加，必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最终会引起社会动荡。 贫富差距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造成了十分有害的负面影响。党和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郑重承诺是“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明确宣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惠及十几亿人口”。鉴于此，我们不应回避贫富差距问题，更不能有意掩饰贫富差距问题的严重性。只有正视这一问题，才谈得上全力以赴地解决这一问题。 2、贫富分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冲突 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今年两会的主题。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利益均衡。去年，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引发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宣布了利益时代的到来。人们可以看到，这场争论与其说是不同观点和主张的交锋，不如说是不同利益诉求的对立，特别是如何解决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 应当说，在过去20多年中，虽然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基本得以确立，但为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2004年中国改革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为建立和谐社会所进行的努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可以说，这意味着社会发展取向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即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使经济建设与社会协调同步发展。这种转变的一个基本背景是，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去年人均GDP突破1000 美元，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因此现实的危险不是有些人担心的向旧体制的倒退，而是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一种坏的市场经济，并由此断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前景，甚至从根本上败坏掉市场经济的名声。这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在人均1000美元这个阶段，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社会矛盾处理得好，国家就可能较顺利地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反之，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甚至使社会陷入倒退。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和谐社会的含义无疑是相当广泛的。建立和谐社会，这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将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缺少了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六、如何缩减贫富差距 在社会贫富分化亟待解决的情况下，在构建和谐社会理念已近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太大的问题就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从问题的发因着手。 第一，国家对企业的征税。就目前的情况说，我国企业的税负特别是名义税率是不轻的。但问题是，税收效率不高，企业偷税逃税现象严重；另外，在个人收入所得税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高收入群体税收的征缴存在很多漏洞，个税还未形成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效机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政府必须加大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同时考虑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和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还有就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正当手段富裕起来的，但是，也确实有个别人富裕的并不那么阳光。特别是一些人在淘“第一桶金”时，出现的问题较多。有人提出了不追究这批人的“原罪”的观点。其实，关键是看有没有罪，如果有罪，为何不追究，不追究就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公，对全体人民的犯罪。 第二，是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因此，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 第三、完善利益表达机制 可以说，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的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年底，全国总工会的几个动作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第一，坚定支持工人在三资企业建立工会。第二，支持来自农村的工人加入工会第三，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全国总工会向政府提出建议：出台多种解决办法。应当说，强化工会的作用，使工会能够真正成为工人表达和争取利益的组织，是形成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四，国企改革过程中的资产转移的规范化 在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出售国有资产过程中，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则可以保证国有资产不发生量变，不发生国有资产流失，堵住国有企业改制和战略重组中可能发生的私有化漏洞。公正评估国有资产，公开转让国有资产，收回的国有资产用于再投资，建立复式财政预算制度。国企改革问题，必须迅速建立国有资产转移的法律，使它有法可依。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措施必须体现竞争、透明、公开的要求，必须让公众有参与的机会。可能有些人会说，一旦有公众参与，各个利益集团讨价还价，可能使问题复杂化，决策的成本会大大地提高。但是，它带来的是相对公平，后患比较少，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来看，应该是值得的。 第五、法治约束下的机会平等 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有助于抑制这种活动和实现机会平等，因此既有利于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收入平等的实现。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要激励那些勤于劳动、善于经营的人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在市场活动中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不是这样，不是去推进我国的法治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而是让少数人凭借行政权力进行寻租活动，甚至靠鲸吞国有资产和掠夺大众而暴富，效率和平等的状况都会恶化。所以，以分配状况恶化为由来反对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大方向，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应当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进一步铲除寻租的土壤，既推进平等，又促进效率的提高。 最后，加强公款消费的查处力度。一些暴富者是公款催生的，是公款消费推动的，中国的政府官员到外国去吃不饱肚子决不是一句笑话，剖析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在国内吃得太饱，以至于撑大了肚皮。必须对公款消费以及借公款消费之名为自己谋私利的行为进行打击和制约。

⑶ 农村—城市，到底有多少差距~~

中国社会贫富状况分析
摘要： 和谐社会的话题成为当今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尽管人们对贫富差距所引发的关于效率与公平、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乃至贫富分化的合理性等问题仍有异议，但在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以及不同收入群体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在缩减贫富差距、均衡利益差别等问题上，已民心所向、势在必行。因此，应该从造成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和原因着手，不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引导社会走向稳定，走向和谐。 关键词： 贫富差距 利益不均 差距 公平 和谐 引子 1、矛盾激化下的打砸抢 2004年12月20日，湖南省邵阳市中意房地产公司负责人傅中意与邵阳县建设局长邓节生在邵阳湘桂黔建材城因砸车发生争执，邓节生忽然倒地身亡。随之发生了罕见的大规模“扛尸”事件，4天中死者尸体摆放在傅家中，上万人进入现场，傅的住宅被砸毁，傅中意的妻子杨丽芳多次请求警方制止死者家属的打砸行为，却没有人搭理。傅中意在“扛尸”高潮中出逃。那些参与“扛尸”事件的人用墨汁和红色喷漆在傅家墙壁上写道：“有钱算什么！”“为富不仁者杀！”“血仇必报”……【1】 2、仇富还是仇腐 前年，吴敬琏先生在接受国际管理学会颁发的杰出成就奖时，对不少民营企业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指出应当分清仇富和仇腐两种心理，针对民营企业的原罪论提法并不适合。应当把凭勤劳、凭努力经营的人和靠权力暴发的人分开。 3、在农民出生到死亡过程的一个个“天价”。 首先是“天价出生费”，有人表示现在“孩子不是生出来的，而是买来的”。根据调查数据表明：与20年前相比，现在生孩子的费用至少上涨了100倍。其次是“天价教育费”，知识最有力量，对于农民，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最好方法就是接受教育。为了孩子能上学，有些农民砸锅卖铁，有些农民惆怅自杀，……再次是“天价交易费用”，农民在城市间、企业间流动，承担着高额的“交易费用”进城打工，遭遇种种门槛，可谓“城市不是农民的城市，农村才是农民的归宿地”；农民进入企业后，沦为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很多不良老板拖欠或者赖掉他们的工钱。因为贫穷，农民工请不起律师、上不起法庭、无法举起法律之剑。还有就是“天价医疗、养老费用”，农民有病没钱医，为了能够让自己过上比较安宁和舒适的晚年，往往有“养儿为防老”的观念，不料子女越多负担越重，因此陷入了一个“贫困——多生——更贫困”的恶性循环。农民不仅“生不起”，而且也“死不得”，在死亡来临之后，还有“天价的丧葬费”等着他们【2】 二、三个方面的质疑 1、公平与效率之争 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是使农村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这实际上缩小了整个中国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但是当时许多人片面地赞扬农民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以为只有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才会带来经济的繁荣。由此就使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观念在中国肆虐了20年。而他们所说的“效率”，其实不过是少数人的货币收入多而已。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许多人只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闭口不谈“共同富裕”。 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而言，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抉择。从一个方面来说，目前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经济建设的时代，如果社会公平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也是不可取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的。因此，简单地说用社会发展为中心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恰当的。政府过多承担经济职能的现象则应当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将促进社会公平作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 2、机会平等与结果公平 哈耶克在他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提出了他的个人主义伦理观：应平等待人而不是试图使人平等。【4】哈耶克所提出的“平等待人”，有两层含义：一是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对于人的权利的尊重和平等相待以及市场经济中平等的市场地位等等。另外的一层意思是：每一个人实际是不同的，因此，要有差别的对待，才是真正的平等。哈耶克个人主义伦理观的另一句话是“不试图使人平等”，强调不要国家或集体的干预，主张放任自由，从而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不试图使人平等”如果从“不试图使人的行为结果平等”的角度来考虑,那么是积极的。这也是哈耶克所看到的。人与人的平等是机会平等，但人与人是有差别的，因而人与人在能否把握机会，对机会的把握程度，主观的努力程度上是不同的，有时差异是很大的，所以结果是不会也不应该平等的。社会给个人提供平等的前提条件，均等的机会，然后，任由个人在此基础上自由发挥，这样是有利于人的不断发展的，在竞争体制下，可以优胜劣汰。这种不平等是合理的，是人类自身进步的需要，在竞争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因此，即使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未来社会，也是不可能要求“完全平等”的，因为人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尤其是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上，只要有不同点存在，那么在人所作用的对象物上就会体现出来。所以在此意义上，的确要反对使人平等。 但是，如果从“不使人社会行为的前提，机会平等”角度来考虑的话，就不恰当了。反对使人平等，不应当反对旨在促使机会平等的行为。在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不公平竞争等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问题呢？因为，国家所提供的法律，经济，政治体制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完善的，并不能为每个人保证社会行为前提的平等，机会的平等。而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由于种种制度的不完善，所以种种在完善制度下可以避免的不平等就体现出来了，如中国的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等不平等的现象，给各方在经济中的平等发展造成障碍。需要国家的干预，使之平等，协调发展。平等的过程，也是各方面体制完善的过程。 3、对贫富差距合理性的质疑 据媒体报道，一位统计学家认为，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总体上是合理的。其理由是，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不能以基尼系数一般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对于一个不是二元经济的国家，基尼系数可能管用，但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基尼系数要放大一些才管用。 这种判断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中国现阶段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强化所造成的，其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从纵向的角度来看，农民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贡献度同社会应有的回报度不成比例，因而二元经济结构被强化。为了全力以赴地推进工业化，从1952—1986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共从农业抽走了6868.12亿元的资金，而在60年代整个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百亿元。【5】很难想象没有农村的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会有今天的局面，而农民所直接承受的却是日益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严重地违背了代际之间所应当具有的公正准则。从横向的角度来看，现行的许多社会经济政策是在维护甚至是在强化二元经济结构。比如，户籍制度是在维护和强化一种社会身份等级制，而诸如有所区别对待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等政策则是在维护和强化城乡居民之间的隔离。这些，无疑人为助长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一种十分典型的不公正现象。 回首20年，一句“翻两番”就可概括这个伟大的成就。而今后20年的经济发展就没这么简单，经济总量要翻两番，但环境污染不能翻两番，东西部差距不能翻两番，能源消耗不能翻两番，贫富差距不能翻两番，城乡差别不能翻两番，如此等等【6】 中国农村受苦受难的老白姓至今对毛主席感恩戴德，但对改革开放的带来的经济的发展无动于衷，因为这种好处于他们无关，至少他们会一直这样认为，并且抱怨声到处都是。 三、我国目前贫富分化现状 1、 比基尼系数 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究竟是否合理？对此，应当用多个标准综合来衡量，其中基尼系数属于综合性的指标。 自90年代深化改革阶段以来，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有研究表明，表征这一分化程度之一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0．3～0．4），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0．4577。到1995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45。这一数值比1983年的基尼系数的估计值高出16个百分点，比1988年的估计之高出7个百分点。全国的基尼系数平均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不断上升。【7】 根据大多数相关专家的研究成果，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在0.458以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0.49以上。即便是按0.458来算，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8】 2、城乡分化 我国工业布局及社区建设，自1949年以来，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再分配格局中，以牺牲农业及农村发展为积累，使得持续发展的社区资源集中于城市，并形成了较大的城乡发展差距及较尖锐的城乡发展矛盾。另一方面，即使在城市社区，于资源配置上，也处于功能单一及权力分配的分割状态，从而使得城市发展亦出现了不平等格局：一是资源优势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且为边界封闭、简单消费的城市社区功能形态；二是其他中、小城市仅是服务于这几个大城市的单一功能单位--被中央计划指令性地要求向这几个大城市低价、甚至无偿地或提供某些稀缺资源，或供应某些特色商品，或输送大城市发展急需的掌握一技之长者，而他们自身的城市化发展则被置于准计划甚至计划外（所谓"自己找米下锅"）的分配及发展状态下，且受制于中央计划中所谓一个个“五年计划"的政策规定。【9】从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来看，如果扣除农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再把城市居民各种福利也计算进来，那么中国的城乡差距实际已经达到了5：1或者是6：1。这个数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10】至今，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我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 3、行业差距 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中国现在行业之间的差距也是很大的。北京市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1年全市86个大类行业中，最高工资行业与最低工资行业相差6.6倍，二者间的差距比2000年加大了1.9倍。 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收入，占有全部收入的51%以上，而20%低收入户只占4%左右。从主观感受方面来看，多数社会成员已认为贫富差距是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11】 四、造成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 1、政策上的财富分配不平等 首先让我们看看，中国如何陷入了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中。为当前的贫富两极分化辩护的人总是说，这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其实单纯的向市场经济转轨并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贫富分化，我们今日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最近20年来经济政策的偏向。 在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思想指导下，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作法首先表现在，中国经济中的优惠政策几乎从来都是只给予市场经济中的强势集团。20年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恶习，这就是只给富者以优惠政策，只给富裕地区和富裕的个人以优惠政策。 a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 这种制造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偏向主要表现在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上。当今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高薪阶层。许多人以为这种特高的薪金来源于外资企业的高效率，其实外资企业的这种巨额薪金支出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税收政策优惠造成的。这种畸形的税收政策优惠不仅表现在法定的税率上，表现在外资企业一直享有低于中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一定年限的所得税税收减免上，而且表现在操作层次上的税收征收方式上。对中国企业，超过一定数额的员工工资不能计入成本，而应当视为利润的一部分，从而不仅员工应当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企业还要为此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但是这种作法却没有适用于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工资，外资企业的员工工资就都可以不视为企业利润，从而不必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 在这种不平等的税收待遇下，中国企业由于税负过重而难以提高职工工资，外资企业却由于税负较轻而乐于给其员工高薪。实际上，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着中国政府的企业所得税送人情。外资企业薪金普遍高于中国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 b国有企业职工的不公平待遇 最近几年中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这主要因为国家在政策方面对国有企业的职工待遇不公，切断了国企长期发展的后路。 首先国有企业剥离了几千万员工。对国有企业员工的这种“剥离”，不仅意味着原国有企业的员工因同时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岗，更主要的是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任何社会保障，落入了被国家和社会完全抛弃的地位——他们往往被迫以几万元甚至仅仅几千元就买断了工龄，从此政府就摆脱了向他们提供养老金的义务，这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将来有可能得不到任何养老金。另外，从国企的长远发展而言，自从转向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政府就基本上不再向企业实行大量的财政性投资。国有企业能够得到的主要“优惠”和“资源”，其实是银行的贷款。从来就没有见到过给全体国有企业的一个税收优惠，而只知道每当政府财政紧张时，就以一切可能的名目、甚至以违反法律和政策规定的方式来增加对国有企业的税收。在实际收税过程中，由于片面使用行政手段维护“税收纪律”，造成对非国有部门没有足够的税收纪律约束，以致非国有部门逃税严重。【12】这两方面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使国有部门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负担，国有企业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例极大地高于它在整个经济总产出中的比例。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们至今为止一直没有形成有效的国有财产保值增值机制，最初的所谓“放权让利”，就偏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它将企业的一切大权都让给厂长或经理一个人，不对其资金运作进行任何监督。结果是方便了国有企业的少数经理人员大肆进行在职消费，任意挥霍企业资金，甚至侵吞公有财产，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有企业办“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产权交易”的浪潮，实际上就变成了少数特权人物转移资金以侵吞国有资本的手段。在这以后掀起了两场运动：“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等于不准国有企业继续经营，“改制”则更是明目张胆地实行私有化，而且基本上是以向少数特权人物白送国有财产的方式实行权贵私有化，让少数人放手掠夺全国人民的财产。就是10年来这两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将许多国有企业送上了绝路，而且在一极喂养出了一个有惊人财富的暴富阶层，在另一极断送了大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生路，使他们坠入了贫困的深渊。【13】 c、地区政策不平衡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有先天因素，但政府政策不平衡的人为因素也需要予以重视。本来东南沿海地区在市场经济中天生就有地理上的优势，可以长期保持比内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它们却在最近20年中一直在政策待遇上享有比内地多得多的优惠。90年代初，东南沿海的富裕和老工业基地的贫穷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某些部门给东南沿海特殊政策优惠的恶习仍然没有终结。这就造成了经济政策上的一大奇观：发达国家政府的特殊优惠政策都给予贫穷困难地区，而中国的特殊优惠政策却集中地给予最富裕繁荣的地区。结果是老工业基地由于不堪财政重负而衰落，形成了今日大批人绝对贫困化的局面，而东南沿海的个别省份却富冠全国。这样造成的地区性贫富分化绝不能算是公平的。 2、盲目追求外向型经济的后果 20年来的指导思想一直是片面地追求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为此而形成的一系列政策都在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两极分化。 首先，近年来的贫富两极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有关，也与大量侵吞公有财产有关。而经济的“外向化”程度越高，从事这种违规致富行为的人就越大胆越方便，因为频繁的对外交易和国际资金流动极大地便利了违法致富的资金出逃，而且这种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机会。最典型的例子是为了推行所谓的走出去战略而让私人以私营公司名义用国家资金在国外注册企业，这极大地方便了许多见利忘义之徒侵吞国有财产——在国外注册私营企业的老板可以翻脸不认帐，不承认国家在自己注册企业中所拥有的财产，而中国政府甚至连向外国政府控告这种人的法律依据都没有。 其次，为刺激出口所实行的不惜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是造成两极分化的又一大源泉。出口退税给予的暴富机会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单据以骗取出口退税本身成了某些“模范外向型地区”的一大赚钱机会。 再次，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也是当今贫富分化如此严重的一个原因。按照这种政策，为加工后出口的产品生产所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都免征关税和增值税，甚至还可以享受其它的政策优惠。这样一种政策鼓励了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切断与其国内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者的联系，它虽然有利于广东等少数沿海地区发展加工出口经济，却使广东的出口产业发展不再能带动内地的相关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由此而加剧了直接生产出口产品的行业和地区与其它行业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使广东的富裕与全国的经济发展失去了关联。 最后，“鲶鱼效应”的观念加剧了贫富分化。这种观念认为，进口的压力会使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活得更好，就象在长途贩运的活鱼中放入吃鱼的鲶鱼会激活贩运的鱼那样。而近几年的许多政策都是按照这种思路设计的。实际上即便是那些在开放进口的压力下生存下来的企业和个人，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福利也往往会大幅度下降，这会使贫者进一步贫穷，从而加大社会中的贫富分化。 五、缩小贫富差距，势在必行 1、贫富分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现象，社会、企业效率得到了明显提高。但是，随之而来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利益分配不能很好地进行调整，使分配严重不公，直接导致贫富悬殊直线拉大。一部分人收入越来越低，而另一部分人，也就是所说的“金字塔塔尖上的人”收入越来越高。更为可怕的是，个别在“金字塔塔尖上的人”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富裕起来的，而是通过一些不正当、不公平的手段实现了富裕的目的。这就让大多数人对一些“金字塔塔尖上的人”不那么信服。【14】另外， 社会财富增加到了少部分人手中，改革的成果不能使大多数享受到，而且使大多数人相对贫困，这就违背了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这种贫富悬殊继续下去，如果相对贫困人口继续增加，必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最终会引起社会动荡。 贫富差距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造成了十分有害的负面影响。党和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郑重承诺是“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明确宣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惠及十几亿人口”。鉴于此，我们不应回避贫富差距问题，更不能有意掩饰贫富差距问题的严重性。只有正视这一问题，才谈得上全力以赴地解决这一问题。 2、贫富分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冲突 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今年两会的主题。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利益均衡。去年，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引发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宣布了利益时代的到来。人们可以看到，这场争论与其说是不同观点和主张的交锋，不如说是不同利益诉求的对立，特别是如何解决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 应当说，在过去20多年中，虽然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基本得以确立，但为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2004年中国改革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为建立和谐社会所进行的努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可以说，这意味着社会发展取向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即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使经济建设与社会协调同步发展。这种转变的一个基本背景是，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去年人均GDP突破1000 美元，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因此现实的危险不是有些人担心的向旧体制的倒退，而是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一种坏的市场经济，并由此断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前景，甚至从根本上败坏掉市场经济的名声。这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在人均1000美元这个阶段，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社会矛盾处理得好，国家就可能较顺利地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反之，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甚至使社会陷入倒退。【15】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和谐社会的含义无疑是相当广泛的。建立和谐社会，这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将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缺少了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六、如何缩减贫富差距 在社会贫富分化亟待解决的情况下，在构建和谐社会理念已近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太大的问题就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从问题的发因着手。 第一，国家对企业的征税。就目前的情况说，我国企业的税负特别是名义税率是不轻的。但问题是，税收效率不高，企业偷税逃税现象严重；另外，在个人收入所得税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高收入群体税收的征缴存在很多漏洞，个税还未形成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效机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政府必须加大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同时考虑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和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还有就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正当手段富裕起来的，但是，也确实有个别人富裕的并不那么阳光。特别是一些人在淘“第一桶金”时，出现的问题较多。有人提出了不追究这批人的“原罪”的观点。其实，关键是看有没有罪，如果有罪，为何不追究，不追究就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公，对全体人民的犯罪。 第二，是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因此，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 第三、完善利益表达机制 可以说，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的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年底，全国总工会的几个动作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第一，坚定支持工人在三资企业建立工会。第二，支持来自农村的工人加入工会第三，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全国总工会向政府提出建议：出台多种解决办法。应当说，强化工会的作用，使工会能够真正成为工人表达和争取利益的组织，是形成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四，国企改革过程中的资产转移的规范化 在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出售国有资产过程中，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则可以保证国有资产不发生量变，不发生国有资产流失，堵住国有企业改制和战略重组中可能发生的私有化漏洞。公正评估国有资产，公开转让国有资产，收回的国有资产用于再投资，建立复式财政预算制度。国企改革问题，必须迅速建立国有资产转移的法律，使它有法可依。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措施必须体现竞争、透明、公开的要求，必须让公众有参与的机会。可能有些人会说，一旦有公众参与，各个利益集团讨价还价，可能使问题复杂化，决策的成本会大大地提高。但是，它带来的是相对公平，后患比较少，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来看，应该是值得的。 第五、法治约束下的机会平等 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有助于抑制这种活动和实现机会平等，因此既有利于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收入平等的实现。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要激励那些勤于劳动、善于经营的人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在市场活动中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不是这样，不是去推进我国的法治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而是让少数人凭借行政权力进行寻租活动，甚至靠鲸吞国有资产和掠夺大众而暴富，效率和平等的状况都会恶化。所以，以分配状况恶化为由来反对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大方向，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应当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进一步铲除寻租的土壤，既推进平等，又促进效率的提高。 最后，加强公款消费的查处力度。一些暴富者是公款催生的，是公款消费推动的，中国的政府官员到外国去吃不饱肚子决不是一句笑话，剖析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在国内吃得太饱，以至于撑大了肚皮。必须对公款消费以及借公款消费之名为自己谋私利的行为进行打击和制约。

⑷ 为什么吴敬琏反对中国研制芯片

因为他来不懂。他是经济源思维。这个不是什么产业不产业的，人类科技发展绝对离不开芯片，也是强国的标志之一。在未来这个世界不会制造先进的芯片的国家永远是二流。永远被会制造的芯片的国家卡脖子，任何国家项目都要去找对方卖芯片，不卖，国家一些项目运作不了。

⑸ 为什么近代中国重工业得不到发展

中国的重工业发展的较晚，我可以说点你参考一下：
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分析与判断
2004年始，有关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的言论不绝于耳，2004年1月20日，中新社报道，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断言——“中国工业进入重化工业时期，中国工业经济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平台。”此后陆续有相关分析出现，一些省市也纷纷发表本地区已经“挺进重化工时代”的宣言。对此，我们该如何判断和应对？
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
2004年第4期《中国科技财富》刊载封面文章“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1984年，是我国经济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中得到恢复，农村改革全面展开的时期。第二阶段从1985年-1992年，是我国非农产业较快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从1993年-1999年，是我国重化工时代前导时期。第四阶段从2000年至今，我国进入重化工时代。
文章认为，肇始于2000年，而爆发于2003年的这轮经济增长明显地具有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特征。电力、钢铁、机械设备、汽车、造船、化工、电子、建材等工业成为国民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究其内在原因，在我国，长期存在着能源、交通、通信等产业“瓶颈”对国民经济产生制约的这一最突出的矛盾，而经过十几年的迅速发展，我国具备了解决上述矛盾的实力。随着能源、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电力、运输车辆、建筑材料、钢铁、有色、石油化工和机械电子等产品和建筑业的需求被带动了起来，并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
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大幅度升级是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的主要动力；中国正在迈向世界制造业中心，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新技术革命为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提供了技术支撑。而这个阶段目前还远未结束，从其它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来看，这一发展过程预计还将持续15-20年。
2004年8月18日的《上海证券报》登载李佐军的一篇文章，他指出，我们说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不是一种“应该怎样”的倡导（即规范分析），而是一种“是什么”的判断（即实证分析）。重化工业阶段的到来既给我们带来一些机遇，也给我们带来许多挑战。不管喜欢不喜欢，重化工业大发展是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的一般规律，既阻挡不了它，也躲避不了它。正确的态度是面对它，因势利导，及时抓住其中的机遇，积极应对带来的挑战。
作者认为，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有以下理由：第一，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即进入重化工业（或资本品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阶段。第二，我国的消费结构正在升级，部分居民已进入“大额消费阶段”，对重化工业产品产生了巨大需求。第三，在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制造业关注的目标，开始向世界制造业中心迈进，这就为重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第四，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民营资本开始进入重化工业，为重化工业的大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第五，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为重化工业发展提供了空间聚集条件。第六，基础设施建设和新技术革命对重化工业发展形成了支撑。第七，农业生产的进步和粮食问题的基本解决，也为重化工业重新大发展提供了支持。
最近几年，大量外资和民营企业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以前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重化工业投资领域，将大量资金注入中国的钢铁、电解铝、石油、化学等产业当中，使原本就在加速的中国重工业化步伐变得更加急促。能源紧张等问题突然显现，煤、电、油、运供应全面紧张，资源约束“瓶颈”日益凸显，在2004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资料，随着汽车、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升温，2004年前11个月在39个工业大类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实现利润166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7%；钢铁行业911亿元，增长66.3%；建材行业345亿元，增长48.7%；有色金属行业利润246亿元，增长71%。新增利润前五大行业分别是石油开采、钢铁、化工、电子通信、煤炭，占整个工业新增利润的56.7%。
2004年中央进行的宏观调控一方面使人们认识到了“局部过热”和“盲目投资”的严重性，也从另一个角度使人们更深程度地认识到了“能源危机”背后所隐藏的深层经济原因——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型化”特征，从而促使人们认真考虑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
吴敬琏：警惕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
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2004年11月16日在《国研网》发表题为《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的文章，他警告说：中国经济片面重型化有危险，将导致中国能源危机。该文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他认为，自“十五”计划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是在向重型方面转化，但这种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创造就业的能力有限，相反，会引起全国性的能源短缺。他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应依靠高投入，而应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东亚经济危机就是过于依靠高投入发展的后果。小企业的发展、第三产业、IT产业的发展，对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有极大的作用，并且能吸引大量劳动力。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根据德国的霍夫曼（W.G.Hoffmann）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主张工业化的中后期应该发展重化工业，并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符合客观规律，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长期的刺激作用。这一理论是根据西方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总结的。但吴敬琏认为，霍夫曼的理论“还未被证实”，而“我们一些地方依据霍夫曼等人的理论进行结构升级的结果是很快出现资源短缺。”另外，在2004年7月的政协十届六次常委会上，吴敬琏也指出，“我们这样资源紧缺的国家，不能沿着别人走过的道路再走一遍。”
吴敬琏还指出，出现“重化工热”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各地政府调节的结果。一是因为政府作为调整主体，财政收入、政绩考核决定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二是因为政府也有能力发展重型工业，它拥有土地和贷款权这两个最大的资源。
在2004年12月16日举行的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吴敬琏又重申了这个观点，他说，目前经济发展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在政绩考核办法、财政体制和扭曲的要素价格上，与旧发展模式相适应的体制和政策仍在起作用。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不少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城市建设的“形象工程”和重化工业的“政绩工程”，由此走上了靠投资、拼资源、损环境的粗放增长方式。
然而，这种“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无法支撑高资源浪费的重化工业发展。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然而，这一GDP的实现所消耗的石油占世界的7.4%，原煤则为31%。其次，十分紧缺的资本资源无法支持高资本投入的粗放增长。此外，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并且加重了解决就业问题的困难，并加剧了贫富分化。
吴敬琏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就应该走出一条提高效率的新型发展模式，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话来说，就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结构升级是要实现资源配置最优，而不是多数人所认为的发展重化工业。”
林毅夫：目前的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国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最近也呼应吴敬琏的观点，在2004年12月23日的《经济参考报》上，林毅夫指出，中国经济近两年来加速重工业化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某个阶段，产业升级自然带来的结果。产业结构当然会不断升级，但这一轮重工业化应该讲还是有点走进了岔路。他说，目前这一轮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在的情况却是，没有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得到政府银行支持，许多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却无法取得银行贷款。据统计，重工业每1亿人民币的投资可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轻工业同样的投入却能创造出三倍的就业岗位。而且重工业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产业工人，无法吸纳中国数以亿计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他指出，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便宜，资本昂贵，现阶段大力发展没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很可能是银行坏账大量增加。而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容易取得贷款也说明，目前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不利于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中国更多地需要中小型银行给这些中小企业服务。
厉以宁：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
厉以宁最近在呼应吴敬琏的观点时表示：“吴敬琏反对片面‘重型化'，我是同意的。但是重化工的发展阶段也确实存在。”他总结说，“在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时候，小国可以跳过重化工发展阶段直接以发展新兴技术为主，但是大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因此重化工阶段不可逾越。”
有分析认为，厉以宁的观点与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传出的经济发展思路暗合。首先，厉以宁说，作为大国的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这正是国家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潜台词”。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此前解读“稳健财政政策”时指出，中央财政和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将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支持力度。虽然重化工发展带来的能源消耗问题不容忽视，但厉以宁认为，“重化工的阶段虽然不可避免，但技术的跳跃性发展仍可实现。”他建言，在重化工的发展过程中加强技术创新，减少能源消耗。而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旨在节约能源的“循环经济”模式首次被提到了明年的中国经济战略上。
此外，厉以宁也对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工业现状提出警告：“目前我国工业发展的问题是，外资使用了国内廉价的劳动力，消耗了中国的能源，最后赚取利润离开。”他表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产品，完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
中国不应躲避经济重型化
汇丰银行中国研究部经理赵令彬在2005年1月3日的《大公报》上撰文指出，中国不应躲避经济重型化。他认为，实际情况显示重型化确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绕过的阶段。故当局应为其适度及深化发展创造更佳条件，并尽力纾缓其负面影响，如一面支持有效益、技术含量高的项目，另方面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这要求有更细致的结构调整措施，而绝非一刀切地否定重型化路向。
他认为，吴、林的思路值得商榷。首先，目前的重型化是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后的自然伸延，而且是由市场主导的，故完全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并构成了当前的国情。换言之反对的思路不符市场导向及国情。从发展角度看，回顾二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轨迹，可见最初是以劳力密集加工业起家，随后在90年代中后期开展高科技产品加工，到新世纪又开始了重工业化的新发展阶段。新阶段可说是上两阶段的顺势伸延，项目大都是为加工业提供原材料及设备的上游产业，由此亦有助扩大中国的产业基础及生产增值链。重工业本身虽未必能创造很多就业，但如能为下游加工提供更好发展基础，则可间接推动就业增长，并因而有助减低贫富差距。
经济重型化既符合供给方面的发展规律，也顺应了需求方面的转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令住房、汽车及电气化消费模式扩散，对重工产品特别是能源、小车及建材等的需求亦迅速增加，因而拉动了重工发展。经济若不走向重型化便难以满足人们改善生活的要求。从长远看中国不可能不造车、不炼钢而能令13亿人民出有车、住有屋，因绝不可能单靠进口满足所需。
赵令彬认为，经济重型化是由市场主导的。许多大型化工及汽车制造等项目都是由跨国企业投资，规模每以十亿美元计。当然也有大型国企提升竞争力后作出的业务扩张：不少大项目正是国企与外商实行强强联合的结晶。这批有水平、有市场的投资很难说是“粗放型”增长。至于中小企业转向重型化发展也是受市场驱动：为追求高需求带来的高利润而转向，正反映灵活进取的企业家精神，绝不应横加指责。目前大量沿海尤其浙江的民企正到西部找寻商机，投入不少包括电、煤、冶炼等重工项目，对开发西部及支持东部加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一些中小民企转搞摩托、汽车亦已卓然有成，为发展民族产业另树新帜。显然，绝无中小企业不可搞重工之理。无疑一切要依法规办事，投资亦须注意风险。民企转向将有成有败，但汰弱留强是市场机制运作结果，而不能由学者扮演中央计划者来妄下定论。另一方面，相对各类企业的灵敏，政府显然反应迟缓，根本未能预计经济重型化的到来，两年前还基于经济过剩的设想忙于控制钢铁、煤炭及电力等行业的生产及投资。所以这一轮重型化发展是市场纠正规划偏差的好例子。
此外，林毅夫的“不符优势论”有很大片面性，因为：（一）如中国真的没有发展重工优势，那么到来投资重工的众多跨国大企业都错了？市场也都错了？（二）优势是可变的，不能只用静态模式看待，更要采用动态分析。中国经多年迅速发展已累积一定的资金及技术能力；足可推动一些资本及技术密集项目上马。事实上目前中国已有本、外币资金同时过剩而劳力局部不足的情况；民工荒对劳力密集加工业打击颇大。几年前当外商台商开始在中国内地投资高科技的晶圆加工项目时，林便声称这不符中国优势。但中芯等大型项目进展良佳，更多投资亦接踵而来。看来市场正与林的理论背驰，日后其中一方须作调整。
赵令彬提出，重化工业中的问题可由调控措施缓解。供求短期失衡乃市场经济常见现象：发展每非循直线而是波浪或梯级型轨迹前进。问题可由调控措施缓解，主要是防止大起大落。在2004年中国便采取了必要的调节政策而避免了因重型化而导致经济过热。无论如何，不应因暂时的失衡而否定重型化的长远发展方向，要分清短期及远景的不同目标。对于目前的资源瓶颈，短期只能靠挤下部分重工项目以作缓解，但从长远看这种发展中的问题只能由持续发展，特别是重型化发展来作根治：重型化带来的问题同时也是这种发展不足的体现。
赵令彬指出，总之，实际情况显示重型化确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绕过的阶段。故当局应为其适度及深化发展创造更佳条件，并尽力纾缓其负面影响，如一面支持有效益、技术含量高的项目，另方面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这要求有更细致的结构调整措施，而绝非一刀切地否定重型化路向。在进行经济分析时，亦要更紧贴和尊重市场趋向，否则难以把握新发展形势。
部分学者对“重化工时代”的判断
2004年12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该报对部分经济学者的采访，对于“我国已经进入重化工时代”的说法如何判断，又如何解决由此带来的问题呢？学者们表达了如下的看法：
卢中原：现在是以重化工业加速成长、比重迅速提高为特征的一种经济上升期。
中国目前新一轮的重化工业加速拉动经济高速成长非常明显。重工业占经济比例1999年是58%，2003年是64.3%，今年（2004年）预计超过65%，应该说，现在是以重化工业加速成长、比重迅速提高为特征的一种经济上升期。但是不要简单的概括为“重化工业时代”，包括吴敬琏老师在内，很多人都觉得不妥，反对意见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的，一种说法是容易导致地方的盲目扩张，经济增长进一步的粗放。
张曙光：重化工业的趋势是明显的。
政府现在要做的不是直接去推动，而是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去做文章，使这个趋势能够走得稳妥一些。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源、原材料消耗必然很大，政府能不能把文章做在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方面。政府提出一些要求，发布一些有关的信息，这对于整个过程更有利。
彭志龙：基础设施搞得太多带动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
重化工业发展这么快，从需求方面看是投资带来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投资之所以会这么快，除了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特殊原因，这就是地方政府把城市建设规模搞得太大了。现在很多省会城市、地级市、县区都在大搞城市建设，超常规发展。由于这类基础设施搞得太多，对重化工业产品需求量很大，所以带动了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
魏加宁：不是每个省市都要搞重化工。
假定重化工战略是对的，也并不是每个省市都要搞重化工。对于国外经验也有误读的一面。日本、韩国战后的确搞了重化工，但是在搞重化工的同时，还搞了一个“一村一品”运动。日本搞重化工也只是几个大的钢铁厂，并不是全国各地都搞重化工。这是我们与国外的一个重要区别。今年（2004年）我们到地方调研的时候发现，到处都在上重化工项目。四川、内蒙不用说，就连浙江、海南也都在上重化工项目。这除了所谓“政绩工程”以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与目前的财税体制有关。地方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又没跟上，因此想方设法培养与地税相关的税基。搞房地产、上汽车项目都与此有关。
王大用：通过调节市场行为防止产业结构过分重型化和过分消耗资源。
我国正进入国民财富的快速积累时期，这是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必然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一是城市化，二是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消费更容易波动，而且波动幅度通常也比较大。长期的高投资形成对重化工业产品的旺盛需求，在市场调节下，带动重化工业高速增长，对能源、矿产资源的消耗过大，也带来对环境的污染

⑹ 李慧：吴敬琏凭什么发怒 改革真的没有失误吗

李慧 在人们眼里一向是德高望重、一副温文尔雅学者形象的吴敬琏先生，终于在人们面前也有怒容满面的时候了，起因是国内某杂志披露了包括吴敬琏在内的几位知名经济学家，担任中石油、中国联通等公司的独立董事，文章由此怀疑并得出结论，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种关系也考验了经济学家的公信力。吴敬琏先生愤愤不平地说：“我请你 指出，这四个公司都是国有股公司，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其实，吴敬琏先生愤怒的不是地方，因为“利益集团”一词恰恰是出自于吴敬琏先生之口，这实在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做法。
吴敬琏先生可能忘记了自己最近的高论：“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确切地讲，多数人过去对吴老先生一直很尊重，从来没有怀疑过，吴老先生每次的大作出来，或是有新的观点必定是最先了解。但是，每每对照吴老先生的理论，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却总是有不少疑惑。大家都知道，吴敬琏先生可谓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始作俑者，其影响力之大甚至被冠以“吴市场”的称号。但是，特别奇怪的是，一直主张市场化改革的吴敬琏先生最近却一直在主张要反思改革。 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既然是正确的，怎么又忽然会跑出个既得利益集团和贫困群体来，贫困群体是哪些，这个大家都知道；而既得利益集团是哪些，这个大家都不知道的问题，却感兴趣的问题，吴先生却不再继续说下去。吴敬琏先生不告诉大家既得利益集团究竟是哪些，却要让人告诉他“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这实在是令人不解的做法。而此前吴先生却一再地提醒我们，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市场化改革是吴老先生最先从理论上提出来的，但是，市场化改革走到了今天，却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那这样看来，吴老先生“有人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的观点就有问题了，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叫做自相矛盾；从逻辑思维的角度，就叫做把人来回“忽悠”。 哲学的“终结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成名作《逻辑哲学论》中有一段名言：“凡能够说的，都应当说清楚；凡不能够说的，就应当保持沉默。” 能说清楚的您就明说，说不清楚的就不要误导别人，但吴敬琏先生却危言耸听地制造出一个惊人的噱头，并故作高深地摆弄玄机，这怎么能是严肃的“一流经济学者”的做法呢？既然吴先生一再地提醒我们，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而吴先生又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所以，大家猜一猜哪些是既得利益者就很正常。那么，我们怀疑别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人怀疑您与利益集团有瓜葛，您就受伤害了，可是，您如果明确地说出来——国有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不是既得利益者不就完了么？但您为什么就不明说出来，非要让大家互相猜疑呢？ 要说吴敬琏先生确实是中国少有敢说真话的学者，也确实是为改革作过贡献的专家，吴敬琏先生每一次关于改革的大论，的确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我非常系统地研究了吴敬琏先生的改革理论，可就像著名学者何新呼吁的那样“经济学家搞垮中国！——惊醒！”因为我得出了一个令我非常吃惊的观点，最后，及至像何新先生一样，惊出了一身冷汗！当我把吴敬琏先生的观点前后梳理到一起的时候，却看到了自相矛盾、语言混乱、没有逻辑的一面，特别是吴敬琏先生信誓旦旦地驳斥主流经济学家误导改革的时候，没有看到一点实事求是的理论分析和有明确逻辑思维的观点。 比如吴敬琏先生一会儿说改革是成功的，一会儿有说改革是失败的；一会儿说改革是对的，一会儿却呼吁要对改革进行反思。改革既然是对的、没有问题的还要反思什么呢？那一反思还不就是说改革有问题的了呗！所以，吴敬琏先生马上就抛出来第二个观点，警惕有人反对改革。不过，吴先生有时说话是很恳切的：“2004年到2005年期间爆发了关于我国改革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应当向何处去的大争论。这种情况向我们表明，认真反思我国改革的成就和不足，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明确今后的方向，就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但是，他一转眼又对《第一财经日报》说：“对于改革中出现的反思，我们首先要弄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而不是去问持有这些态度的人的动机，如果凡事都问动机，就复杂了。” 改革真的就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吗？错了，因为改革是社会利益的大调整，。每一次社会的变革就意味着一次社会结构的调整，也就标志着社会平衡新的调整，而打破平衡就意味着得到和失去。所以，改革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来说，认识是不同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现象早就不新鲜了。特别是那种盲目提倡市场化，却忽视了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忽视了市场风险的防范，忽视了市场化进程中，国家体制市场化的同步改革，出现的那种严重的“伪市场化倾向”，或者打着发展市场经济的旗号，却做着与市场经济不相干或者是相反的勾当，这样的“改革”能是正确的吗？吴敬琏先生自己不是也谈到：“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 实际问题根本不是“改革是对的，但要对改革反思”的问题，而是要正确地把握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旗帜鲜明地反对假改革，坚定不移地用改革的精神来捍卫真正的改革，而这种假改革就是发展市场经济最大的危险。此外，市场化体系并不是把发达国家的模式照抄照搬过来就行了，市场化的推进还与文化传统有着莫大的渊源，否则为什么现代市场经济首先在西方形成，而不是在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东方出现？ 这些问题都是很值得我们探讨，并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的。吴敬琏先生信誓旦旦地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的，但是，哪些是计划经济，哪些是市场经济却没有明确的指出来，相反，大家倒是感觉随着科技的进步，市场中的计划手段不是减少了，而是越来越强了，而有些该开放的市场反而更加集中化了。 针对市场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吴老先生也说了，市场经济么，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敢情这样的话您早说呀！我们特别想让您明确地说出来，究竟应该怎样认识改革，那些是好的市场经济，那些是坏的市场经济，这事情不就简单了么？可是，吴敬琏先生至今也没有说出来。应当说，翻开吴敬琏先生的煌煌巨著《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着实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在中国经过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后，不管是人们对改革的争论也好，不管是理论家们对改革的探讨也好，迄今为止，尚没有专家、学者对改革给出一个清晰和比较系统的回答。尽管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著作表面上热闹，但是，每每当我们想要从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却发现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大多要么是做出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要么是对过程做一个简单回顾，很难从根本上说明问题。 吴敬琏先生这本题目很大的著作，与以前那些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著作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虽然结构上看起来非常完美，理论上也似乎无可挑剔，但关于改革的定义、改革的前提、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方法、改革的宗旨、改革的理论、改革的路径依赖竟无一涉及。既然是谈改革，为什么这些关键的问题不谈呢？为什么不能给改革一个清晰明确的答案呢？特别是对改革为什么会“攻而尤坚”？改革为什么会出成绩？改革为什么会出问题？真改革和假改革的区别在哪里？为什么会有人对改革喝“倒彩”？为什么改革这么一个大课题，迄今却没有人能深入地研究下去？等等这些过去我们大家都经常谈论的问题，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清晰的回答。虽然吴敬琏先生可谓是改革巨擘，此书的题目也很大，但是，主要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说，这样的研究方法能告诉人们什么呢？充其量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为政策做“注脚”，或是套上一个冠冕堂皇的经济学“帽子”，这是否也说明“主流经济学家”那套虚伪、虚无、虚夸的研究方法过时了呢？ 我不知道吴敬琏先生是怎样研究改革的，但是，我必须提醒吴敬琏先生和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对改革的研究不是在书斋里能够得出的产物，那些凭着东拼西凑得来的、一知半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现抄照卖，而不去根据中国的现实进行深入的实践，却提出一堆似是而非、空洞乏味的“改革方案”是不灵的。那些到处挂名、见好处就要，只知道为了职称而研究却不能专心做学问，只知道紧跟政策而没有自己理论的学者也是难以做到的；那些借着考察为名到处观光游览、到处让人簇拥着宣讲指点改革的领导们更是不可能做到的。对改革的探讨必须能有细致入微的敏锐观察，并能就每一个问题都抓住紧紧不放，坚持不懈地深入下去，才能最终找到事物的本源。也只有长期地深入到实践中去，亲自参与并广博地涉猎，而不是置身事外的说教者，只有那些真正是以天下为己任，不惧付出者，才能挑起对改革认识的这个重任。 改革不仅是一门高深的理论，更是一门丰富的社会实践学，你必须亲自去遍尝改革的酸甜苦辣，比如让下岗的经济学家研究失业问题，让住过医院的病人讨论医疗改革的问题，让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参与教育改革的设计，让开过煤矿的老板解决煤矿的安全问题，让民营企业的老板讨论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让政府的官员体验一下打工的感觉，让教育部门的官员当一段时间小学生，这样才能对改革有更深的体会和认识，就能提出更多的问题。吴敬琏先生呼吁不要把经济学家个人的学术品德、个人品德联系在一起。但是，这里我要明确地告诉吴敬琏先生，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是不能研究好社会改革问题的。因为我至今没有听说过“主流经济学家”中，有谁这样做过研究的。所以，我真的怀疑，你们那些个经济学家的研究课题，究竟要研究的是些什么东西？
为什么市场经济已经走了一半，但是，本应当是有经济学家指出市场经济和改革的理论问题，却竟没有人能说清楚？因为大多理论解释仅仅是从原始交易行为的角度来分析，可分析到最后还是又把问题归为到了开始的结论，结果是使之成为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却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症结。为什么改革早已进入“深水区”了，但是，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仍是一片模糊。再搞不好，市场化改革就快成了“邯郸学步”里那个燕国寿陵人了，“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所以，“坚持改革不动摇，市场化的方向不能变”，给人们的感觉就好像是经济学家跟在政策后面“喊口号”，而没有反映出您老的真实水平。所以，我们就想让您老说清楚，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市场化的模式都不清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都没有，我们究竟如何继续地改革走下去。 我还特别想问一问您老：哪些是计划经济的手段？哪些是市场经济的手段？哪些是好的市场经济？哪些是坏的市场经济？因为在中国的改革进入到了攻坚阶段的时候，对改革的本质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深入的挖掘是十分必要的，不了解这一点，改革就无法深入地进行下去，特别是您老指出了改革出现的四个重大缺陷问题究竟该咋解决。您呼吁对改革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反思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没有看到对中国的改革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理论是要有预见性和对现实的指导作用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正确的理论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不是早就证明了这一点了吗？ 我们过去总是认为经济学家是对的，但现在我们不应当这样想了。没有拿到实践中检验的理论是不能称之为理论的。 有人也讲了，改革的理论是对的，但是对改革的执行是有错误的，学者是左右不了现实的，所以，有人说经济学家对改革的影响不大。比如吴老先生就谈到：“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 这我们可就更搞不明白了，请问，你说一个死掉的孔夫子有多大的作用？但那个在世时周游列国却处处碰壁的孔夫子，他的理论不是堵住了老百姓的嘴，维护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吗？如果没有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思想禁锢，中国文化又何至于后来衰落了呢？虽然，经济学家并没有直接参与到改革之中，但是，如果经济学家的理论有问题，却足以用来堵住群众的嘴，让人们的思想不能自由的呼吸。更何况哪有不考虑现实环境的理论呢？如果没有经济学家为市场化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市场化改革怎么能搞起来呢？而市场化改革出现问题，却与经济学家的理论毫无瓜葛，这样的说法是难以服众的，而经济学家也是难辞其咎的。所以，不是经济学家的理论有问题，就是经济学家本身出了问题。 为什么人们都在谈论改革，但却往往浮于表面，而未能对改革有比较系统而深刻的研究呢？一个现象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在中国经济学家争相攀比学历，却忽视社会实践的方面，他们甚至不如大思想家孔子，因为孔子不仅终生恪守并倡导“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他甚至更早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了“自知自己无知”的命题。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自己：“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不仅承认自己的无知，还举例说对农夫的提问都不知所以然。这种思想开放的态度是中国经济学家所不能及的。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竟然得到比较一致的同意？因为，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而不承认自己的无知的人才是真的无知。
郎咸平先生曾提出这样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整个社会竟然没有制衡措施，为什么任由错误思维主导经济发展呢？我的结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决策，再加上少数专家学者垄断了舆论，在没有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集思广益之下，形成了少数人垄断改革路径的选择——而且是一个破坏社会环境的错误路径。”所以，人们早就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惊天语录，以及他们关于改革的“高论”中看到了他们自相矛盾、不学无术、投机钻营、利欲熏心的面目了。这些“经济学家”究竟有没有什么真实的水平？是只能跟着政策制造所谓的空洞理论，还是只能生吞活剥地搞一些西方已经淘汰的乏味“先进”理论呢？今天人们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诘问，与当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人们试图将腐朽的儒家文化逐出主流文化舞台的道理是一样的。 事实上，在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郎咸平现象”问题上，就郎咸平先生的个人力量来讲，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郎咸平先生所阐述的事实却极具冲击力量的。所以，我们看到网友对郎咸平先生理论的热烈追捧，而不是对郎咸平先生本人的盲目崇拜，这正是一种理性精神的回归，也是中国从改革开放走向开放变革的新标志。有一位自称自己是“主流经济学家”阵营里的李肃先生，曾公开挑战郎咸平先生，他要与郎先生叫阵辩论的五大问题是“郎咸平教授是不是中国改革历史和产业大势的无知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国企改革大局和效率追求的破坏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金融工具创新大事的阻扰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经理人股权激励机制的扼杀者和郎咸平教授是不是企业家群体的恶意攻击者？”在此，我只是想把这五个问题前面的名字换一下，就是把“郎咸平”的名字换成“吴敬琏”，不知吴敬琏先生将做何回答？

⑺ 1：当今世界存在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社会发展必然伴随财富分化，但贫富差距扩大之快确实到了惊人的地步。除了公益内性托容底、国防军工、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行业之外，一般绝大多数民用、民生行业都必须对财富优势群体设定一个最大获利上限。因为对于某些超级富豪来说，限制一下他的最大获利金额也不会影响到他的正常生活。也就是说一个老板或优势能人或企业赚多少钱必须和其承担的社会责任成比例，不能说老板或优势能人只知道自己赚大钱而不带动其它能力一般的人共同致富，那绝对不行。因为人性的欲望是无穷的，但衡量社会财富的货币量是一个有限的数值。所以就必须用制度的方式来平衡某些重大风险。现在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对（非公益性托底、国防军工、非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行业）获利设定一个上限，有些富人拥有十多亿以上的财富，按正常生活标准他的下一代都能养活一辈子了。这些富豪还想积累更多的财富而不承担社会责任也不带动其它人一起致富，这就太不合理了。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采用小步快跑的方式渐进推进。否则一遇到经济增长瓶颈，国家就只有靠发行货币、增加基建投入来刺激，这样永远治不了本。

⑻ 为什么要定位创新，如何才能实现创新

吴敬琏在论坛中作了主题演讲。 首先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定位创新，我们企业为什么要一心一意的创新，它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持续连续60年，原来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我们面临的各种微观的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问题，它的症结、它的根源都在于我们这60年来所用的增长模式，它带给我们一大堆的问题已经积累起来，使我们要往前走一步都很困难。经济增长模式，最早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那时候叫“增长方式”，后来又叫做“经济发展方式”，在学术上把它叫做“增长模式”。这个增长方式也好，增长模式也好，经济发展方式也好，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依靠投资来驱动增长，来支持增长。我们在建国初期从苏联引进了这么一种增长模式，它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化，可是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我们大致上在60年代开始就想实现这种模式的转变，但是一直没有能成功。改革开放以后，在1981年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讲到了我们今后的经济发展方针，它的核心就是要转变依靠投资来实现的增长，要转到一个依靠效率提高的轨道上去。但是因为体制上的原因，这个转变非常的缓慢。 那么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用了另外一个办法来弥补它的缺陷，这个办法就是用出口的需求来弥补由于这种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内需不足、消费需求不足。这样一种办法在一段时间里面取得了效果，特别是在1994年的外汇改革以后，用出口导向政策弥补由投资来拉动增长和造成的需求不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到了本世纪的初期，这个起弥补作用的出口导向政策所造成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其实它正面的作用在消退，而负面的作用在积累，于是在近年来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不管从微观经济方面，还是在宏观经济方面，所积累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强大的阻力，比如资源的耗尽，生态环境的破坏，一直到投资率不断的上升，不仅是我们国家空前，而且世界上没有这么高投资率的，反过来说是投资率不断下降，内需不足。 而我们用来矫正这种问题或者弥补这种缺陷的出口导向政策，一方面它的效益在衰退，另一方面它的负面影响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它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因为我们出口导向用出口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外汇存底就越来越多。外汇存底越来越多了，它在宏观经济上造成的影响就是货币超发。现在我们有3.2万亿的国家外汇储备，这是用了25万亿的中央银行货币买来的。而中央银行货币是一种高能货币，在中国中央银行货币的货币乘数大概是4左右，这就意味着为了3.5万亿的外汇储备创造的货币购买力大概是100万亿左右。这个100万亿开始的时期表现在我们资金充裕，可是它经过一段时间的滞后期以后，它就表现为资产价格、房地产价格飞涨，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就表现为通货膨胀显现。所以所有这些问题都使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增长模式的转变是我们在“六五”提出来的，以后不断的重复，到“九五”计划就正式提出两个根本转变，其中一个是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五”计划，“十一五”计划，现在是“十二五”计划，“十二五”计划仍然是我们的一个主线。看起来它的效果不是那么明显，对它的解释越来越复杂了，可是它到底从哪里变到哪里，往往变得模糊起来。现在从报刊来说，从课堂上，在我们的干部会议上，大家都在说转变，那么转变到底是从哪里转到哪里呢？要转什么呢？现在说法太五花八门了。 我想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个事情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就是用一个生产函数，特别是索洛改写过的一个生产函数，很容易解释清楚。这是一个生产函数总产出，实现比较明显的是劳动、资本。在过去的解释，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的解释是产出是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增加，但是在我们现代经济学来看是索洛改写过的生产函数，索洛研究发现，在美国20世纪的经济增长中有一个因素是劳动和资本不能解释的。这个因素就叫做“索洛余量A”，Solow Resial。索洛给它的定义是技术进步，而我们在实际的经济计算工作中，这个“索洛余量A”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指TFB。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的来源不是来自投资，而是来自效率的提高，这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 所以我们要转变，从旧的增长模式，这个旧的增长模式是依靠投资，要转到什么地方呢？转到依靠效率提高。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在改革以前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所以就会出现大跃进以后的局面，改革开放以后确实有了新的变化，一个新的变化是还靠投资，靠劳动力，它是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的资源投入，我们有一个增长因素是原来的城乡隔绝的方式实现工业化，所以大量的土地资源、大量的劳动资源是闲置的或者是低效率利用的。政府手中这些年有大量的资源可以投入，比如土地资源，在城市化过程中可以投入。 另外，因为我们在市场化过程中货币的需求量就会大量的增加，发行大量的货币不会引起通胀。政府就可以发行大量的货币，过去30年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政府手里拥有的资源是大大的增加了。政府手里有大量的钱，大量的土地，就像我们这样的建筑，应该说我们是中等收入国家，怎么到处都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都像这样的概念，这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资源可以用。但是现在几乎是到了尽头，像我们这个地方土地就紧张得不得了，去年国际创新特等奖的获得者师昌绪院士说在深圳有一个很好的企业，需要20几亩地都拿不出来，可见这个浮财已经挖尽了。 钱、资金也是这样，2009年政府手里的钱好像是无限的，4万亿投资、10万亿的贷款，一个高铁建设就砸进去了3万多亿，现在行不行呢？不行了，不能再“浮财”了。所以必须耐得住寂寞，一心一意的要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不能靠浮财了，到政府去拿一块地，到政府去拿几千万、上亿的补贴。不是说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完全是靠资源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跟改革开放以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增长里效率提高的贡献有了很大的增长。 但是我们去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效率提高是怎么来的呢？不是靠原创性的创新，是靠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对于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还有从我们开放中间使得我们的技术水平迅速靠引进设备、引进别人现成的技术，很快的把我们很落后的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到一个发达国家的平均或基本的水平上，这个技术水平差距是几百年积累起来的，但是我们在30年的改革里面的靠开放政策很快就接近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刚才说效率的提高一个是因为结构，一个是因为引进，结构的提高一个是农村低效的劳动力变成了城市工商业、非农产业效率比较高的劳动，另外是土地，土地由原来的闲置的或者低效利用的变成了城市的土地利用。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因为资源利用的结构性的变化，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引进。这种因素造成的效率提高也走到了尽头。比如技术引进，当我们的技术水平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普通的技术水平的时候，这时候靠引进就不太行了，要靠创新。 所以今后要靠原创性的创新，原创性的创新并不是说所有的都要我们从基点、零点开始进行创新。但你总是要有所发明，否则你很难在技术上能够得到由于技术进步所造成的效率提高。所以从上面的就是我们要强调创新，今后我们不能说是领跑世界的技术进步，但是我们已经变成第一梯队的一员了，我们如果不能够有原创性的改进，那么很难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因为人家的技术是在不断进步的。 前年以来从中央领导到各级党政领导都强调了创新，但是也发现出现了一些误解或误导，就是不要一提到创新就想到革命性的高技术发明，或者说用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去取代我们所有原来的制造业。在制定“十一五”的时候曾经考虑过，提高效率、转变增长模式有几个方面的路径，其中有一些东西被大众所接受，但是有一些东西被忽略了，比如当时提出来的和后来一直强调的，要依靠服务业的发展，要提高服务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比例。 另外是要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但是这时候常常忘记了本质的东西在于提高效率，在于依靠“索洛余量A”，就是依靠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不一定表现为革命性的技术发明。所以当时在“十一五”的时候和制定“十二五”的时候其实都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产业结构中最大的一块，就是制造业。我们的加工制造业是要被取代还是应该提升？这个创新是不是也要体现在我们原有的制造业里面呢？应该体现，因为只要是能够提高效率，不管是哪一个行业都是实现我们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内容。 所以现代制造业跟传统的制造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现代制造业的附加值很高，它的附加值来自于哪里呢？是来自台湾的施正荣先生讲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前端就是研发RND、设计等一些活动，后端就是在渠道管理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包括消费性的售后服务，也包括金融的售后服务等等，这两端都是服务活动，只不过在统计上所统计的仅仅是独立的服务业企业，在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性活动的附加值是高的，但是统计不进去，所以如果你以政绩为目标，它就会忽视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活动造成的效率提高。 像我们这个地区加工制造业是产业份额中最大的一部分，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现在的加工制造业能够提升它的附加值？也就是提升它的效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关键是按照另外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说法，他把“索洛余量A”叫做人力资本，也就是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曾经前一段时间在广东调研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怎么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术水平，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 我看到汪洋书记在今年的广东干部会议上，他给广东的干部也强调了陈清泰同志讲的意见对于我们这个地区非常重要。而且不但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也是重要的创新。只要能够提高效率，不在多少，不在高低，只要能够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就是实现我们的增长模式的转变。所以我们的企业应该把握住这一点，不管你在什么领域的企业，这两天的座谈会里我一再引用了里根总统时候，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波什教授的一句话，不管是硅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 我们无疑政府在改革和发展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手中还是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但是从最近这一年多来，政府加强了自己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定要按照科技大会所定下来的指导思想，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不是主体。我们许多干部也说企业是主体，但是政府是企业的主导，这样就会有问题。 我认为政府主要的职责是为企业搭建一个好的舞台，创造好的经营条件，这个经营条件有三个基本的内容，第一就是为创新提供压力，第二就是为创新提供动力，第三是为创新提供能力。过去政府总是把它认定的最好的企业扶着，叫做“慈父主义”。其实这是害了企业，第一是害了这个企业，第二是它对一个企业给予倾斜，其实就打击了其他的企业，也许你扶起来一个企业，但是你扼杀了成千上百个企业。第二是动力，动力来自何处呢？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诺斯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精辟，他说对于激励的要点在哪里？要点就是要让一个个体或者一个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它取得的回报相一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企业或者个人就会去“傍政府”，因为政府手里有资源，这样就会破坏了激励机制。第三是要让他有能力，他自己负责能够取得资源。所有这些基本上要由市场来提供，所有的措施要以这个来衡量政府就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最后我想用周其仁教授的一段话贡献给政府官员，广东省委为了准备这次党代会，他提出中心的口号叫做“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实现转型升级”。省委为了准备这个党代会开了很多座谈会，包括北京的一些教授，我参加过两次。有一次我就听了北大的周其仁教授给汪洋书记提了一点意见，我觉得这个话说得非常精辟，而且非常通俗。他说：为什么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原因是我们在探索未知，政府没有这个能力知道未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绝对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政府要去指定一个产业发展方向，指定一个技术路线，失败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手让千家万户的企业，让千百万人去探索。

⑼ 有人说“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为什么会危险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清华大学CIDEG主办的2018学术年会上表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最后，他呼吁，“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冷静、科学、客观的观察，去找到问题的根本，提出确实有利于我们这个国家、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正确的对应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