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产业化

1. 西方文化产业对我国有哪些借鉴

1、美国：大型跨国企业为主；自由市场竞争，无为而治。
欧洲：中小文化企业为主；政府政策引导和支持。

2、每个国家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即经济学常用的“比较优势”。如美国的版权产业、法国的出版和文化旅游、英国的创意产业、德国的出版业和会展业等等。

3、文化走出去，要发挥本民族优秀文化，利用本民族优秀民族元素发展文化产业。既可以保证文化安全，又能发挥文化软实力，还可以获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收！

等等！还是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东西！

2. 文化产业化的作用

1、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人民增加收入
2、促进各地区。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增强文化的影响力
3、有利于文化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4、增强文化的传播，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

3. 有人说中国的文化产业不敌外国,对此你如何看待

第一，我们要正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起步晚，因此发展的水平内确实有限，相对国外文化容产业来说，既不成熟也没有竞争力。所以，我国的的文化产业发展确实比外国的差，这是现实，也是我们要努力的原因。
第二，我们也要看到自己的潜力和优势。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处在起步阶段，但是取得成绩也是越来越多的。中国虽然文化产业发展落后，但是中国的文化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创造了丰富的文化瑰宝，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一定会得到迅速发展，进而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面对现实，我们既要正视自己的缺点，更要看到自己的潜力。这就是中国文化产业目前的状况。

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起到一些作用。

4. 中外城市文化产业的差距

中外城市文化产业的几点比较

上述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与一些发达国家城市相比较，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第一，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相比较，作为联系城市文化产业和城市居民文化消费桥梁与纽带的中国城市文化市场，发育还不够完善。历史表明，西方城市市场(包括文化市场)的发展，乃是一个哈耶克所说的“扩展的自然秩序”的过程。按照哈耶克的观点，没有人能从某种基本原则出发精心设计出一种理性的秩序。扩展的市场自然秩序是在长期的竞争和交换过程中形成的，而且只有在市场秩序的出现过程中才能说明市场秩序。扩展的市场秩序之所以能够产生高效率，其重要原因即在于它包含着一套让人们去自由选择的制度，它既是人们自主创新的产物，同时又为人们的自主创新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有了这种扩展的自然秩序，不仅大大小小的比尔·盖茨们能够爱财且取之有道，而且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都可以寻找到自己的谋利之径。另一方面，扩展的市场自然秩序的形成，必然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市场(包括文化市场)的发展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经过几百年的自然演化过程(扩展的秩序)，一个包括文化市场在内的城市市场已经在西方发育成熟。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中，不仅文化产品市场、文化服务市场十分发达，而且文化要素市场如文化资金市场、文化艺术设施市场、文化艺术人才和劳务市场、文化中介市场、文化产权市场、版权市场等也已十分发达。与此相比较，中国城市文化市场的孕育和发展还只有20余年的历史。正因如此，虽然如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文化市场发展十分迅猛，但中国目前的城市文化市场必然是不成熟、不完善的，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相比必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文化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要素市场（如文化中介市场、文化资金市场、文化产权市场）虽然已在中国部分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等)开始逐渐地孕育和生长，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显得十分滞后。这种状况无疑阻碍了文化市场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流通，限制了中国城市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虽然，一般来说，市场的发育具有阶段性，商品市场的发育和成熟要优先于要素市场，只有在商品市场初步形成之后，要素市场才能发展起来。但实际上，一个完整的、成熟的城市文化市场应当包括文化要素市场。比如，如果没有允许资金横向流动的资金市场，城市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和文化资源优化配置就难以实现；如果没有文化产权市场，那么城市文化企业之间真正的产权交易、兼并和联合就无从进行。因此，从现状看，对中国城市文化市场的开发和培育，尤其是对文化资金市场、文化艺术设施市场、文化艺术人才和劳务市场、文化中介市场、文化产权市场、版权市场等要素市场的开发和培育，已变得刻不容缓。

第二，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相比较，中国城市的文化经济体制还存在着与城市文化产业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在西方，经过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有利于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体制。如英国广播公司(BBC)本身既是业务部门，又是管理机构，它的理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由12位社会上有名望的、有代表性的人士组成。理事会有权决定广播电视的方针，任命管理日常事务的总经理。1996年BBC实施了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机构调整，以期解决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问题。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ission，FCC)由7名成员组成，其任务是“以适当收费向国民提供恰当的设施，使其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利用国内外有线和无线通信及广播业务”。它不仅具有监督权，还有规则制定权和裁决权，如频带确定、频道分配、许可证授予以及广播时间、电力、呼号分配等等。不仅如此，西方发达国家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比较完善的文化经济政策。如前所述，法国规定，所有的企业都要交18．6％的增值税，而文化企业仅交7％的增值税。在意大利，经济企业(除食品部门之外)增值税率均为19％，而文化企业的增值税率仅有9％。英国对书报刊实行零增值税，将其作为与食品和儿童用品并列的不多的免征增值税的商品之一。在法国，征缴电视台营业总额5％和电影录像出版版权转让费2％的税收，用于专项补贴电影生产。在意大利，虽然对于电视采取免税政策，但规定收费电视台要拨出10％的收入用于电影拍摄，同时规定收费电视台投拍电影的金额不能低于影片费用的20％。

西方发达国家正是依靠不断的文化体制改革以及一整套税收政策、法律法规、优惠政策等，有力地促进了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文化体制和文化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仍然存在着一些较大的问题。如，目前社会上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城市文化产业支持和配合政策；还没有建立与产业政策配套的保障体系；有关经营主体的市场准入、市场竞争、市场退出的规则尚未形成；文化税收政策也不够完善；文化市场管理往往由于受执法职权的限制，而不能及时有效地查处、制止已经发现的违法经营活动等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从计划体制沿袭下来的诸如政企不分、政出多头、各自为政等中国城市文化体制上的深层次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毋庸置疑，这些都将成为中国城市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

第三，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相比较，中国城市文化产业的规模显得十分弱小。正如前面所述，在西方的一些城市，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城市的支柱产业，并且出现了一些全球性的文化企业集团。如当今世界全球性商业传媒企业由9大传媒巨头把持，俗称“第一板块”(first tier)，其中最大的传媒集团时代华纳1年的销售额为排名第50位传媒公司的50倍。更重要的是，9大传媒巨头拥有全球性的分销网络，比如，9大传媒巨头所控制的5家音乐公司占有世界音乐市场80％的份额，主导好莱坞票房收入的所有制片商都与这些传媒巨头有关。与之相比，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市全市1998年文化产业的销售额仅为100多亿元人民币，不仅与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贝塔斯曼等巨型文化产业集团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还不如好莱坞一部大片的票房收入(如《泰坦尼克号》的全球票房收入是20亿美元)。再如，中西城市广告业、图书印刷业等规模上的差距也非常明显。1998年美国广告投入高达793亿美元，而1998年中国广告的营业额是537．84亿元人民币；德国的贝塔斯曼出版集团的资本总额为500多亿美元，而中国当今最大的出版集团——世纪出版集团的注册资金则仅为1亿人民币；早在80年代美国的城市印刷业营业额已经超过500亿美元，而1995年中国城市印刷业的总销售额仅为43．66亿人民币。中国和欧美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第四，与一些发达国家城市相比较，中国城市文化产业提供的文化产品还不能完全地满足城市居民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比如，在韩国，20世纪80年代每个城市居民看演出1．5场，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25％的人口集中在汉城，加上大力发展旅游业，吸引海外游客，1995年到1998年稳定在每年人均看演出2．6场。其主要的对策之一就是根据不同观众对流行音乐、西洋古典音乐、传统戏剧、马戏魔术、韩国民间音乐、韩国宫廷音乐舞蹈等的不同爱好，调整档期、院线、票价和宣传手法。比如韩国人喜爱的传统舞蹈《四物游戏》，就是根据20世纪90年代观众的兴趣，演化出不同的种类，有专门招待外国游客观看的古典型舞蹈，有适应青年人的现代型舞蹈，也有适应中老年人观看的且歌且舞型节目，至今久演不衰。在欧美城市，广播电视业、报刊业、图书业等的一个重大发展趋势，就是根据不同受众的特点、兴趣和需要，确定一种特定的对象，瞄准更加细分的受众。正如Eric Zom所说，“由于目标缩小，广告资本的投入会有效地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正在靠近所有广播节目人不言自明的目标：创立一个电台。目标如此明确，以至于听众再也不需要被迫等待他希望听到的歌曲。”在中国城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民在阶层、职业和收入上的差距逐渐拉开，文化趣味上的差异也日渐明显，但是城市文化产业的市场细分还不能与之同步。据调查，北京市观众有31．8％表示基本同意、9．2％表示同意在北京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中存在严重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彼此重复和雷同的问题；30．1％和8．5％分别基本同意和同意北京电视台在节目编排上重点不够突出；31．8％和14．8％分别基本同意和同意北京电视台的几个频道之间缺乏必要的分工，频道特色不鲜明。另据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越是收入在中等以上的家庭，越是对目前休闲娱乐生活的质量表示强烈的不满意，认为家庭休闲活动的质量大大落后于物质消费、情感生活和性生活的质量，观看演出和参加文化娱乐的机会也非常少，特别是消费比较前卫的都市白领群体，更觉得适合它们的演出太少。因此，如何适应都市不同市民的文化趣味，推出新的文化消费样式，以吸引不同的文化消费群体，无疑是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

5. 通信文化产业，西方有对应的概念吗如果没有，国内的学者又是怎样提出这样的概念呢

当代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导致行业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并直接导致了"传媒汇流"现象的出现。"传媒汇流"的意思是，数字通信技术已经成为一切信息传媒形态的技术基础，它为与信息有关的一切产业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大众传媒（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音像等）、通信（电话与无线通信）以及信息业（计算机与网络）因此而汇合为一，通过统一的宽带系统，为"用户"提供服务。

随着"传媒汇流"的出现，"传媒业"、"通信业"与"信息业"3个称呼实际上成为可以互换的名称。我们可以按照1998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宣布的说法，将"因特网"这一信息产业主体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新兴的"第四媒体"。我们也可以按照1997年颁布的"北美行业分类系统"，将4种媒体统统归入"信息业"。

向数字媒体转移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经济资源的必要步骤，实质上是为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条件，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经过这次开发，在"高新技术产业"内部，人文知识含量高的部门正受到更多的重视。许多以往不被认为具有经济意义的文化资源将进入经济学家和投资人的视野，以往被认为处于经济生活"边缘"的文化事业机构，特别是一向依赖于公共资助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将可能进入经济开发的中心地带。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态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日本和光经济研究所所长吉田春树将此视为"信息文化产业"，他在《东洋经济》周刊上发表题为《5年后日本经济状况--信息革命开创的新时代》一文中指出："5年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由研究开发型工业和新型信息文化产业所共同支撑的经济。"

由于传媒、电信、信息业的汇合产生了一个空前巨大的通信文化产业部门，并在这个产业领域里，诞生了一批空前绝后的"巨无霸"式的企业。有资料显示，当今世界上95%的文化市场，被号称为世界9大媒体巨头领导下的全球50家媒体娱乐公司占据。这些媒体产业的巨头们擅长于充分利用这些已经掌握了制造、传播、消费文化产品的渠道，对某一文化资源进行全方位的开发。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为世人提供了全新的娱乐概念，指出全球娱乐业在21世纪的发展方向。他说，未来微软要涵盖的不仅仅是消费者的电脑，还包括他们的家庭。微软娱乐战略的中心概念是：创建一个安全的网络，直接使用网络向消费者发送娱乐节目，如电影、电视和数以千计的音乐录像等。按照这个发展计划，以后微软研制的视窗软件将会使电脑彻底地从桌面上解放出来，变成类似于手机、CD机的迷你装置。在盖茨眼中，21世纪的娱乐业是由可编辑录像、互动电视、数字化音乐和"精明汽车电台"等组成的。"娱乐业网络化"--这样巨大的变革在盖茨看来不过是小事一桩："提供工具给每一个人，我们要做的这桩生意并不是太糟。"

传媒大亨默多克早就认为，世界上有5种最有前途的工业：电脑、通信、娱乐电子产品、娱乐用品和新闻传播，它们正在合成"一个有活力的整体"，而他的目标就是要建立起融5种工业为一体的媒体帝国。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张晓明与章建刚共同认为，"传媒汇流"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使许多以前各自为政的企业产生了"跨产业"、"跨平台"甚至"跨部门"的合作动机。这对传统媒体起到了一种"解放"作用：破除了不同传媒间的传统壁垒，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这引发了传媒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整合和竞争。

我们通常称计算机和通信设备行业为IT业即信息产业。然而，在发达国家，计算机和通信设备制造业早被"逐出"信息产业领域，归入传统制造业范畴。1997年，美国沿用多年的"标准产业分类SIC"被新的"北美产业分类标准NAICS"所代替。新分类系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设立了一个新的二级产业--信息业。这个信息业没有设立我们通常会想到的计算机制造业等，而是包含了出版业（包括软件出版）、电影和录音业、广播和传播业、信息服务和数据处理业等。这个代码为"51"的产业群，就是内容产业（Content Instry）。这个新的名词，预示着一场新的产业组合的浪潮正在到来。在欧盟的计划中，对内容产业的定义是：那些制造、开发、包装和销售信息产品及其服务的企业，其中包括在各种媒介上的印刷品（报纸、杂志、书籍等）、电子出版物（联机数据库、音像制品服务以及传真和光盘为基础的服务和电子游戏等）、音像传播（电视、录像、广播和电影院等），还有一些定义把课程软件也包括进去了。现在虽然还不能给内容产业一个非常明晰的界定，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正在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内容产业，正是在数字化和因特网的时代文化产业的新的组合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之一。

6. 西方媒介产业化历史研究的介绍

支庭荣这部专著源自他硕士论文中的一章，内容是对西方意见市场理论的探索。他敏感内地感觉到我国新闻媒介容在大力推进产业化的进程，需要借鉴和学习西方的经验，需要了解西方媒介产业化历史。于是他及时地扩大这一研究范围，把研究方向定为学界尚未涉足的西方媒介产业发展这一领域。支庭荣是用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文化、意识形态等多个视角来审视这部专门史的。他认为：“西方媒介产业化的历史，并不是一部单纯的产业经济史，而技术史、事业史、实践史、制度史、学术史和国际交流史的综合。”故此，这也是一部综合史。

7. 外国文化产业事例

美国百老汇2008年的票房收入几乎未受影响、伦敦西区音乐剧的预售票房比2007年高了13.5%，以戏剧和剧院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对一个城市，尤其是国际化的大都市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究竟有多大？
吴丹
金融危机一周年之际，当人们在惊涛骇浪之后开始盘点时，惊讶地发现，美国百老汇在整个2008年的票房收入几乎未受影响。跟过去一样，百老汇的剧院产业依旧为纽约市带来51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而在伦敦西区，戏票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卖，当地音乐剧的预售票房甚至比2007年还高13.5%。
在这场风暴面前，文化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并独立坚挺地呈现出一种反周期态势。这也使人们再次思考：以戏剧和剧院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对一个城市，尤其是国际化的大都市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究竟有多大？
今年，由上海静安区政府主导的“静安现代戏剧谷”正式启动，这一野心勃勃的项目正是追着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辉煌而去。近日，国内外学术界、文化界和商界人士齐聚上海“2009福布斯•静安南京路论坛”，试图探讨文化的商业价值，以及中国上海能否以“静安现代戏剧谷”为坐标缔造出下一个世界戏剧商业街区。
文化如何推动城市经济
在现代戏剧史上，美国百老汇和英国的伦敦西区堪称无可挑剔的独特样本。戏剧文化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在这两座大都市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早在1870年代，纽约市的剧院就纷纷聚集到时代广场附近，这些剧院每晚灯火通明熠熠生辉，所谓“伟大的荧光带”，就是指百老汇从那个年代开始的繁荣景象。这一景象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在黄金(228,-1.64,-0.72%)时期，百老汇的42街道布满剧院，夜夜歌舞升平。不幸的是，随着经济的萧条，百老汇在20世纪60年代陷入低谷，许多剧院倒闭，色情场所和犯罪活动长驱直入，到了80年代，游客和纽约市民都不敢再踏足时代广场。
在百老汇，历经百年沧桑的家族企业有不少，美国倪德伦环球娱乐公司是其中之一。倪德伦家族的年轻传人小罗伯特•倪德伦曾多次来过上海，当他看到政府对“静安现代戏剧谷”所投注的人力物力，立即联想起纽约政府当年对百老汇的力挽狂澜。
“纽约新政府上台后，意识到‘一个充满生机的时代广场和百老汇产业将促进城市的发展’。于是，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干预，打击犯罪、清理色情场所，让人们恢复安全感。此外，政府收购了7家剧院，建立‘时代广场联盟’的非营利机构，每年在时代广场庆祝新年拉拢人气。百老汇的戏剧慢慢回归，时代广场又成为纽约市的文化娱乐中心。”小罗伯特•倪德伦提供了一组数据，从1991年至1992年，百老汇有7159场演出，获得740万美元票房，时隔15年，2006年至2007年的演出达到11923场，票房收入达1230万美元，增幅近60%。令人意外的是，83.5%的百老汇门票都是由非纽约的游客购买的，这些专门冲着戏剧演出而来的游客，仅在2006年就为纽约市带来4.15亿美元的消费额。
小罗伯特•倪德伦认为，百老汇对纽约经济的影响不仅在于票房创造的价值，还包括解决无数就业机会，“百老汇为纽约人提供了4400个全职工作机会，14000人的工作和演出与百老汇直接相关。而其他辅助产业的工作岗位，有3万多个。最重要的是，艺术提升了纽约市民的生活质量和文化水准，让他们以生活在纽约而自豪。”
同样，居住在伦敦的英国人也会以这座城市而倍感骄傲。大卫•莱特博帝是英国麦金托什公司全球商业负责人，在他看来，戏剧是伦敦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没有西区，伦敦的经济和文化都是面目全非的。没有西区就没有伦敦。如果伦敦只有银行家，只有女王，就不会有游客，伦敦就不是现在的伦敦。”
伦敦西区对城市的经济影响，同样是一组惊人的数据——2007年，这里的5家剧院一共上演了153部剧目，创造了4.69亿英镑的票房收入，对伦敦经济的影响超过15亿英镑。
“伦敦西[FS:PAGE]区的戏院并没有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很多英国人确实取消了欧洲旅行的计划，但他们纷纷来到伦敦看戏。对他们来说，伦敦西区提供了很强的文化资源，一种巨大的吸引力。这也就是城市的性格，使得我们能在经济衰退中得到一个抗衰退的保护。”大卫•莱特博帝说。
上海能否成功？
什么是城市的文化性格？在余秋雨看来：“文化性格就是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的一个长久阅历，时间比较长的阅历就变成了性格。”
在美国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启示下，上海能否形成自己的文化性格，创造自己的商业奇迹？
回顾中国历史，余秋雨能看到许多文化与商业珠联璧合的辉煌例子——公元8世纪，长安的西市是贸易集中地区，商业极其繁荣，甚至通用波斯金币。东市里一家最热闹的酒家叫胡姬，常聚集大量诗人吟诗作赋；公元13世纪至14世纪，开封的商业活动与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发达，宋朝的首都从开封搬到杭州以后，杭州的文化活动也大量存在；公元16世纪到17世纪，苏州和南京因为昆曲的繁荣完全被文化的热潮所包围，甚至有几万人在山上唱歌的盛况。他认为，“静安现代戏剧谷”一定是一个创新的产业：“我们一定在这会出现让今天的80后、90后，而且是今天各种各样阶层的人能够全身心投入的戏剧活动。”
“静安现代戏剧谷”在台湾戏剧导演赖声川看来，“是一张充满潜力的图像”。通过伦敦与纽约的经验，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戏剧本身：“只要你有好戏，就有人来看戏。看戏的人多了，才可以养剧场。我们能不能享受到静安区有10个剧场每天晚上爆满的1万多个观众？我当然说是有可能，但是关键是演什么戏。”
大卫•莱特博帝提出疑问：为什么那么多年来，世界上只有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没有第三个城市照抄成功的案例？“任何战略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被模仿，但舞台艺术是一个例外，它的质量不是那么好模仿的。伦敦戏剧区的繁荣，主要是由卓越的专业艺术家们所驱动的。”
当高档商场、写字楼、奢侈品牌旗舰店、五星级酒店不断入驻上海市静安区之后，如何在这块繁华区域探寻更深层次的文化诉求，成为“静安现代戏剧谷”的重任。上海能否成为下一个戏剧产业基地，这是尚难以回答的问题。
赖声川解答得简单而朴实：“必须要创造一个环境让更多的艺术家有机会把他们最想写的东西发挥出来，那么市场自然就会产生。究竟是拿文化赚钱，还是把文化做出来？我觉得，把文化做好了，钱就来了。”